晚清帝国风云——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中国明清两朝均定都于北京不是没有缘由，此地向南可居高临下，俯瞰中原，向北可依据燕山山脉，防御漠北的游牧民族。后者是古代中原王朝的大患，所以在城防设计上，北京历来都更偏重于向北的防御，相比之下，东南方向一马平川，易攻难守，是其防御链中最薄弱的软腹部。

这是冷兵器时代大陆战略思维的必然结果。历朝历代的皇帝，包括康熙、雍正、乾隆这样的雄主，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中华帝国最强大、最凶恶的敌人，竟然不是来自北方大漠，而是来自东南海上！

其实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国防中的这一重大缺陷已经暴露无遗，道咸年间的君臣们也不是不知道，但知道是一回事，有能力纠正又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它和清帝国在兵力部署、军事体制、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根本性积弊一样，要在短期内予以改善，其困难程度都超出想象。就比如，你们觉得定都北京不适于防卫，难道迁都？可是北京仅仅作为清帝国的都城就已有两百多年历史，零零碎碎尽在于兹，哪里是说迁就可以迁的！

既然一时改变不了，大家便唯有面对现实。现实情况是谁若取得了大沽和天津，谁就可以随时兵临北京城下——从天津至北京，沿途几乎没有任何地理屏护。

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你才会懂得英法联军将向通州进军的消息，在心理上将可能对咸丰君臣造成多大的冲击。

巡幸木兰

在紧急奏报中，桂良认为事到如今，只有答应英法两国的条件，才能阻止英法联军开往京城，为此恳求给予他谈判中的便宜行事之权。

咸丰对于决战的信心本就不足，桂良的奏报让他更加心慌意乱。他忙指示桂良继续和英法谈判，尽力使和谈不致骤然决裂，但对于桂良的请求，他却没有给予允准。

不允准，是还寄望于奇迹发生，但其实就连咸丰自己都知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他又另外任命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授权二人到通州重开谈判。载、穆临走前，咸丰面授机宜，他将英法提出的条件分成三类：第一类可以答应；第二类用于讨价还价，让载、穆可许则许，不必请旨；第三类属“万难允许之条”，载、穆如果正好碰上，须一面发报，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督兵作战。

9月9日是英法联军声称要向通州进军的日子。咸丰宣布自己将御驾亲征，直抵通州，他在上谕说：“朕看完奏报（即桂良的紧急奏报）真是愤怒极了！朕为了使京城附近的百姓免受荼毒，不得已才勉强同意抚局，不料该夷（英法联军）屡次肆意要挟，如今逼得我们不决战都不行了。”

看样子，似乎咸丰已经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决心。可是紧接着他又下发了一件僧格林沁送来的密折，令王公大臣们阅看后迅速定议，而就是皇帝对这份密折的态度，暴露出了他真实的内心。

僧格林沁的密折是请咸丰“巡幸木兰”，也就是到远离京城的热河去打猎！

明眼人都能看出，打猎是假，让皇帝早点找个安全的地方猫着才是真。这时通州于京城的关系，犹如大沽炮台于天津，而僧王虽表示将在通州“奋力截击”英法联军，但显然也已不像战争刚开始那样信心十足，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应该是怕身后的皇帝成为自己的心理负担，与其这样，倒不如让皇帝暂避锋芒，以免所部与敌人交战时瞻前顾后、束手束脚。

臣是臣的想法，君却应该有君所持有的立场。试想一下，如果咸丰真的已打算破釜沉舟，又何必画蛇添足似的把密折拿出来？他完全可以像过去对待僧格林沁的“泣血折”那样，“留中不发”，锁到自己的抽屉里去啊！

大家由此都窥破了皇帝的心思，即他既不甘于“抚”，但又不敢战，他不是在战与抚之间犹豫，就是在战与逃之间摇摆不定。所谓御驾亲征，不过是“巡幸木兰”的矫饰之辞，就算是前几天发出的那些慷慨激昂的朱谕，如今也只有用优柔寡断、色厉内荏来加以解释了。

看完密折，除端华、肃顺等少数几个皇帝近臣兼主和派极力赞同，请求明示百官和准备前往热河的御轿御车外，其余王公大臣大多表示反对，他们希望咸丰能即日由圆明园回宫，以安人心，当然他们也同时反对咸丰亲征通州。

就在群臣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之际，侍郎毕道远忽然说道：“从古国君守社稷，断无远出之理！”

众人心里都明白，却不敢当着皇帝的面直接揭开的一层薄纱就这样被捅破了。咸丰让王公大臣们讨论原本也不过是形式主义走过场，但毕道远此言一出，逼着他不得不敞开天窗说亮话：“尔等所言固然有理，然而假使夷匪（英法联军）入城，将置朕于何地？”

包括毕道远在内，全都哑巴了。他们多为文臣，引经据典是拿手好劝，可是又有几个人敢说出“有我在，绝不让一个夷匪入城”之类的豪言呢？

咸丰又问团防大臣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有什么准备，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再问：“京城兵力及布局足以坚守否？”群臣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

咸丰的提问无疑是给端华等人撑了腰，他们立即将了反对者一军：“（京城）既已毫无可守，如何请车驾还宫？”

见此情景，原来并不支持咸丰“巡幸木兰”的吏部尚书陈孚恩也附议道：“宜为皇上筹一条路才是。”言下之意，我们既守不住京师，又保不了皇上，难道真让皇上坐在京城里等死？

反对者确实想不出什么能够挽救大局的良策，众人除了一个劲地叹息，就是低着头默默地流眼泪。

咸丰以为已经镇住了大臣，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大臣们居然又卷土重来——大学士贾桢领衔启奏，把反对咸丰亲征和“巡幸木兰”的理由全都明明白白地总结了一遍。

撒手锏

北宋时，辽军兵临澶州（也称澶渊）城下，宰相寇准力排众议，请宋真宗御驾亲征，士气大振的宋军终于守住澶州，挡住了辽军的进攻，时称澶渊之战。贾桢将咸丰的亲征与澶渊之战做对比，认为通州无澶州之险固，此时亦无寇准可恃，所以亲征就算了，“断不可轻于一试”。

至于“巡幸木兰”，贾桢说热河乃是一片旷野之地，打起仗来连个遮蔽物都不易找到，哪里及得上京师警卫森严，拱卫周密？如果京师都不足守，热河不是更守不住吗？

贾桢不但继续举着毕道远的矛枪朝咸丰冲过来，说他是以移驾为名，行逃避之实，甚至话里还含有了讽刺意味：你以为逃到热河就行吗？“夷人”就不能杀到热河去，把你给捉住？

咸丰又羞又愤，干脆也不装模作样地要群臣讨论了，直接下发朱谕：“巡幸之举，朕志已决，此时尚可从缓。”巡幸的事，我想好了，不是可不可以去，是一定要去，不过我也不急，还可以缓一缓再说。

皇帝放话北巡的消息很快就传出了宫廷。有人听到后把大腿一拍，说难怪，自夷人（英法联军）登陆北塘前后起，我就看到荧惑星犯南斗了！

荧惑星即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后看到的“赤星”（火星），由于其荧荧似火，行踪捉摸不定，故又称“荧惑星”。据说，如果荧惑星冲犯了南斗星宿，不但会发生死亡和战乱，而且连皇帝也要倒霉，典型的说法是“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

宫廷传出的消息无疑令占验家的预测得到了某种验证。京城之中顿时乱成一团，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首先想到的是皇上都要跑，为什么我们还不跑，难道留在城中等死不成？

由于车马都被集中起来，准备用于咸丰跑路，大多数人只能步行逃命，其混乱状况比七年前听闻太平军即将打到北京时还要严重。眼见英法联军未到，城中已然乱成了一锅粥，群臣纷纷犯颜直谏，请咸丰收回成命，有的话说得颇为尖刻刺耳，完全可以视为唐突无礼、无视纲常的表现。

如果放在以前，如此不顾忌讳的大臣极有可能人头落地，流放边疆或送到宁古塔为奴都算是轻的。可现在不同了，自从“巡幸木兰”的面纱被无情揭开后，咸丰好像被扒光了衣服一样，里里外外都被别人看得透透的，他确实无话可以反驳，更不用说对直言的大臣追加处分了。

皇帝的威信一落千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装傻充愣，将奏疏全部“留中不报”，但这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大臣们的勇气。1860年9月11日，群臣再次会衔上疏，这次他们使上了撒手锏。

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大将石敬瑭向契丹求援，并在契丹援助下灭掉后唐，自己做了皇帝。到了宋代有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掳掠北上，金人又将张邦昌推到前面做了皇帝。

群臣在上疏中将这些例子举出来，分析说咸丰北巡后，英法需要找到政权满足他们的要求，必然会另立一人做皇帝，就犹如历史上契丹立石敬瑭、金人立张邦昌一样，到时不仅咸丰自己的皇位不保，就是大清帝国两百多年的基业亦将毁于一旦，“皇上何以对列圣在天之灵乎？”

大臣们的这些奏疏不但是讲历史，更是在影射现实。那年咸丰与恭亲王奕訢兄弟失和，奕訢被逐出军机处后遭到闲置，从此郁郁不得志。前往天津谈判的桂良是奕訢的岳父，这些大臣充分发挥想象力，把桂良、奕訢和额尔金联系起来，认为额尔金以咸丰违约失信为由，又乘机将咸丰赶下皇位，令奕訢继之的意图，而奕訢也很可能成为石敬瑭、张邦昌的翻版。

除了会衔上疏外，工部尚书彭蕴章、大理寺少卿潘祖荫分别单衔上奏，语调一个比一个激烈，不是“国君死社稷，上欲何往？”，就是“上何以面对祖宗？何以面对臣民？”，他们还要求咸丰当机立断，将“误国诸臣”予以罢斥。所谓“误国诸臣”，暗指的是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乃咸丰身边的当红辣子鸡，而且又都是主和派。

咸丰或许并不认为肃顺这些人是“误国诸臣”，但他无法回避自己和奕訢的那种敏感关系，大臣们的奏疏犹如掷出的标枪一样，直击其内心深处最脆弱的那块靶心。

这时京城已成立了由惠亲王绵愉主持的五城团防局，胜保自河南被召回京，负责指挥支援僧格林沁和保卫京师的预备部队。胜保也上疏力谏，劝咸丰不要被身边的“奸臣”所误，从而辜负天下臣民的期望。

就连宫中嫔妃都有人表示了异议，这个提出异议的嫔妃就是咸丰长子的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那拉氏聪明伶俐，且深得咸丰宠爱，有时咸丰感到精力不济，就口授谕旨并让其代笔批阅奏章，其间也允许她发表一些意见，以备自己参考。在北巡这件事上，那拉氏表现得比自己的丈夫更勇敢，她力主咸丰留在京城：“皇上在京，可以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蹈。”那拉氏也懂得一点历史，她引用东周时期周平王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蒙羞”的典故，说咸丰如果要弃京城而去，也会因此承受同样的羞辱。

见身边周围全是一片反对之声，咸丰实在招架不住，只好改口说为鼓励人心，他决定亲率劲旅在京北坐镇，并且还故作轻松地来了一句：“不满万之夷兵，何患不能歼灭耶？”

绝望的破产者

说是要亲率劲旅，可所谓“京北坐镇”，不还是要出京北行吗？至多不过添一个虚晃一招的蒙人环节而已。大臣们长年跟皇帝一起玩文字游戏，一个个眼睛都毒得很，哪里会看不出这是在耍小聪明，同时皇帝这种胆小怕事的想法也令他们很不满意。

1860年9月12日，吏部侍郎文祥等人上疏，说外间有很多议论，认为朱谕中有京北坐镇一语，表明皇上你仍有北巡之意，所以舆论依然汹汹。鉴于这一情况，请皇上赶快在谕旨中把不会出京北行这件事给定下来。

次日，文祥随醇郡王奕譞、惇亲王奕誴等人直接晋见咸丰。见到咸丰后，文祥恳切直谏，说到动情处痛哭流涕，不停地用头撞地，以至于脑袋都撞出了血。

奕譞、奕誴等几个咸丰的亲兄弟也都抱着咸丰的大腿哭了起来，奕譞一边哭一边请求身先士卒，亲率部队与英法联军决一死战。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咸丰不得不重新颁布上谕，煞有介事地言道：“最近因为军务需要，征调了很多车马。朕听到外间有一些没有根据的议论，竟然说朕将巡幸木兰，乘着秋天到北方去打猎，弄得人心惶惶。其实这都是谣言，朕为天下人主，当此时势艰难之际，哪里会有闲情逸致做这样的事情！”

即便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得把样子摆端正。咸丰说如果他真的要巡幸木兰，必定会明降谕旨，预先宣示，绝不会偷偷摸摸地溜走。作出这一表示之后，他让各位王大臣替他传谕各处，将所有征调的备用车马分别发还，接着又从内府拨银二十万两，赏给各处担任防堵和巡防任务的兵丁，以示激励。

经过如此一番澄清和安抚，一度动荡不已的人心才得以稍稍安定下来。

被咸丰任命为钦差大臣的载垣、穆荫在启程之前，额尔金、葛罗已经率军队沿白河直上北京。载、穆急忙照会英法公使，请其折回天津谈判。

可是他们的态度越温和，请求的语气越强烈，越反衬出朝廷的恐惧和不安，英法公使也就越加得意和有恃无恐。额尔金称不到通州绝不停步，葛罗则说在天津谈判不可能，到通州谈判是最后的底线，否则英法联军将直抵京师，至于究竟是在通州谈判还是直抵京师，“贵王大臣”自己看着办。

二选一，载垣、穆荫当然只能同意在通州举行谈判。

1860年9月14日，奉额尔金之命，翻译主任巴夏礼和翻译威妥玛到达通州，与载、穆进行谈判。双方反复辩论了八个小时，至深夜方散。载、穆来通州谈判本就是一种妥协，他们就像绝望的破产者一样，手里没有任何能与对方讨价还价的资本，谈判的结果就是把英法在天津所提的条件全部都应承下来，只等额尔金来通州盖印画押了。

巴夏礼、威妥玛满意地回到联军军营，向额尔金复命。9月17日，巴夏礼再回通州，准备与中方正式签约。这次他随身带了二十六名锡克骑兵作为保镖，除此之外，额尔金还让《泰晤士报》的记者作为巴夏礼的陪同，以便记录下条约的签订过程。

当天巴夏礼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说要由额尔金向咸丰皇帝面呈英国女王的书信，即面呈国书。载垣一听大吃一惊，立即提出四天前的谈判中并无这一条款，此为横生枝节，而且条约文本上会盖皇帝的玉玺，效果与面呈没有什么区别。

巴夏礼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载垣在其余条款上都表现得很柔弱，唯独在这一环节上却打死都不肯松口。

以巴夏礼的见识和身份，当然无法正确揣摩出中国人的心理，也根本认识不到中西方在利益标准上的差异究竟有多大。他不知道，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东方向来居于领导地位，其世界秩序观一直以不平等的封贡制度为基础，也就是所谓的“万国来朝”，可以这样说，别的国家在中国眼里都是朝贡国，西方各国亦不例外。

虽然到了道咸年间，清帝国的军事状况衰落至最低点，在西方国家面前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弱势地位，朝廷也已完全失去了自信，但没了自信尚有自尊，甚至在一种由担心、猜忌、蔑视所交织的复杂情绪中，皇帝和臣民们的自尊意识反而还得到了加强。

我们打仗的能力再差，毕竟也还是“天朝上国”，被迫和你签城下之盟已经丢了脸，如何还能再让你当面羞辱？由此，在西方人看来极为正常的面呈国书，载垣却视同洪水猛兽，他以“事关国体，万难允许”为辞，坚决予以拒绝。

巴夏礼弄不清载垣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这么倔强，眼看在这一问题上中方至少暂时不会退让，他也就改变主意，同意放到以后再进行讨论。

你们怎么如此贪得无厌

经过整整一天的争吵，巴夏礼关于面呈国书的要求虽然搁浅，但他的另一个要求却得到了满足，载垣同意让联军在通州以外的张家湾安营扎寨。

1860年9月18日，巴夏礼骑马前去与额尔金进行商议，在经过张家湾时，他看到几排玉米堆后面聚集着许多僧格林沁部的骑兵。

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人在举行谈判的同时，也在为可能发生的战事做着准备。实际上，僧格林沁的确已在通州一带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他将军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又在张家湾至八里桥的范围内层层布兵，其中仅张家湾就有一千驻兵。

巴夏礼大怒，他派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快马加鞭，赶去向额尔金报告中国军队的动向，随后自己返回通州，态度蛮横地要求中方必须立即撤退张家湾的驻军。

面对巴夏使的兴师问罪，载垣回答说，驻兵可以撤退，但作为交换条件，英方要同意不面呈国书，也就是说，面呈国书这件事即使以后也不再存在讨论的余地。

巴夏礼一听，气呼呼地撂下一句：“不面呈国书，就是中国不愿和好！”然后头也不回地骑着马走了。

咸丰之前曾交代载垣，说如果碰到英法提出“万难允许之条”，必须一面发报，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督兵作战。在载垣看来，面呈国书就属于“万难允许之条”，巴夏礼本已同意暂且不提，可是这次去而复返，却显示出了一定要强加于中方的姿态，这不是说明谈判已经破裂，只能一战了吗？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官民对英法内部的情况向来都是一笔糊涂账，不少人还误以为巴夏礼就是联军总头目。有人对载垣说，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此次来谈判，已被他看清楚了中方布兵的虚实，回去后，他肯定将率领全副武装的联军前来袭击通州。

载垣一想，自古擒贼先擒王，如果先把巴夏礼抓起来，英法联军必然军心慌乱，己方再乘此机会发动进攻，还能没有胜算吗？他赶快通知僧格林沁，请僧格林沁于途中截住巴夏礼。

巴夏礼很容易就被僧格林沁派出的部下截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被巴夏礼派去报信的洛奇。

洛奇在报信途中遇到了格兰特，格兰特已经探听到蒙古骑兵秘密调动的情报，而且已向军队下达了停止前进的命令，这使洛奇报告的价值大为降低。洛奇显然对此很不满足，他和巴夏礼一样，因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碾压着对方，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安全意识，报完信后竟然又单枪匹马地回了头，结果正好自投罗网。

巴夏礼、洛奇很快被押到僧格林沁面前。巴夏礼是第一次见到这位传说中的蒙古王公，用他本人的形容，僧王“刚毅的面容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才干和坚不可摧的意志”。

士兵要巴夏礼等人向僧格林沁磕头。自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节起，磕头与否一直是横亘在中国和西方人之间的一道难题，当时的中国人对磕头习以为常，但许多西方人都认为这是在牺牲他们的个人尊严，二者在观念上的冲突几乎不可调和。第三次大沽口战役期间，就曾发生过因被俘的英军士兵拒绝磕头，被愤怒的蒙古骑兵当场砍头的例子。

尽管早有先例，但在中国人面前骄横惯了的巴夏礼仍然拒绝磕头。士兵也不跟他客气，将他的脑袋按在大理石地面上嘭嘭地连磕了好几次。

在巴夏礼等人跪下后，僧格林沁逐一询问他们的姓名和军阶。当巴夏礼说出自己的名字时，僧格林沁立刻怒形于色，他气愤地对巴夏礼说：“你们赢了两次，而我们只赢了一次（指第三次大沽口之战）。你们两次进犯大沽炮台，你们怎么如此贪得无厌？现在到了教洋人学会尊重（别人）的时候了！”

巴夏礼对中国的蔑视和粗暴态度在华人中尽人皆知。僧格林沁认为巴夏礼不但行为恶劣，而且像他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货色，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应该对所有已发生的争端和不幸承担责任。他朝巴夏礼吼道：“我知道你的名字，是你们煽动手下胡作非为。既然你现在已经被抓到了，就要受尽折磨，以偿其罪！”

巴夏礼自恃有联军撑腰，到了这个时候仍不肯服软，他威胁说一旦联军方面知道自己被捕，必将向通州发动进攻，所以后果非常严重。僧格林沁听后哈哈大笑，随即朝一名随从点了点头，随从心领神会地把巴夏礼的头重新按到了地上。

“写信回国，让他们停止进攻。”僧格林沁说。

巴夏礼气急败坏地答道：“我没有任何办法控制军事行动，我绝不会欺骗亲王阁下。”

正说着，一名信使疾驰而至，很明显是发生了紧急军情。于是僧格林沁策马而去，后面一大批军官紧紧相随，巴夏礼、洛奇和其他被捕洋人则被押往京城，关进了刑部大牢。

难以穿越的鬼门关

原来巴夏礼等人被捕时，联军久候不归，便断定他们已成人质。法方提出立即对僧格林沁设于郭家坟的大营发动进攻，格兰特担心进攻会要了巴夏礼、洛奇的命，表现得犹豫不决。经过商量，联军方面决定在进攻前再做一次外交努力，他们让一群骑兵护卫着威妥玛，举着休战的白旗靠近僧营，威胁说如果僧格林沁不在第一时间释放人质，联军就将向北京进军。

这种威胁没有产生任何效果。1860年9月18日中午，在法方的催促下，格兰特终于下达了攻击令。

僧格林沁在张家湾和通州总共集结了两万人马，其策略是以骑兵构成屏障，阻挡联军对北京的进攻，同时相机对联军实施包围。如果是在冷兵器时代，这种“中世纪战术”无疑是有效的，但当面对拥有先进大炮和枪支的西方军队时，它却变得漏洞百出。特别是僧格林沁为屏障京城，将己方战线拉得过长，这使得联军很容易进行突破和渗透。

作战过程中，联军集中力量，用阿姆斯特朗炮对僧军防线中的薄弱部位进行轰击，僧军骑兵的战马受惊，回头狂奔，又冲击了绿营步兵。如此一来，步骑兵全都无法保持原有阵形，部队一片混乱。

此时一个团的锡克骑兵和阿拉伯骑兵，从左翼对僧军发起进攻。这些敌骑兵每个人都骑着高头大马，配有精良武器，而僧军步骑兵只能用抬枪和鸟枪反击，无论火力还是人员数量（在突破点范围内），都不是其对手。

短时间内，僧格林沁所组织的防线便一触即溃。这一战，中国军队损失高达一千五百人，而联军仅伤亡三十五人，张家湾和通州城也被英法联军占领。

张家湾落败后，僧格林沁率部退守八里桥，他和瑞麟紧急商定，全军分东、西、南三路截击敌军，其中近万名满蒙骑兵被配置在八里桥一带防守。

八里桥是一座横垮运河的石桥，为通州进入北京城的咽喉要地。僧格林沁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构筑了土垒和战壕，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在给咸丰的奏折中，他慨然表示：“倘该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唯有与之以死相拼。”

9月21日，凌晨4点，英法联军由张家湾和通州向八里桥推进。上午7点，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

僧格林沁闻讯，首先命令蒙古骑兵利用奔马的冲击力，对主攻西路的英军实施冲锋。因为这次英法两军是分开作战，英军又借了一批骑兵给法军，所以格兰特错把从远处飞驰而来的这群蒙古骑兵当成了借给法军的骑兵，竟然没有下令开火。直到对方靠近，英军才看清楚，急忙使用包括阿姆斯特朗炮在内的野战炮进行近距离轰击。

一部分蒙古骑兵不幸被猛烈的炮火“打得粉碎”，但另一部分骑兵经过勇猛和反复的冲击，“顶住了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冲至格兰特的临时指挥部附近，有的距敌仅有四五十米。

对蒙古骑兵来说，就是这四五十米的距离，也是一道难以穿越的鬼门关。一字排开的英军狙击手开始进行轮番射击，骑兵们先冲向右方，发现右方火力炽热，又迅速转向左方进行迂回，然而始终无法冲破敌人密集的弹雨。

看到骑兵冲锋未能生效，僧格林沁亲自出马，指挥骑兵冒着炮火在南路与西路之间进行穿插，试图分割敌人的阵势，但关键时刻，南路部队却率先溃败下来。

南路部队由胜保指挥的五千京旗兵组成。战前胜保派人给主攻南路的法军送信，说如果联军继续进攻，他就要将两名人质给杀掉。

这两个人质一为法国牧师，一为英军上尉，如果是额尔金或者格兰特，肯定要为此犹豫半天。法军统帅孟斗班急于建功，哪里顾及人质死活，他二话不说就下令部队展开了进攻。

胜保素来有点二愣子脾气，一看，你们还真打，当我说话放屁是不是？立即把两名人质拖过来，一刀一个，杀了之后把尸体扔进了运河。接着他骑马跑到阵前，朝着法军大叫：“我是胜保，尔等可曾听过我的名号？”

法军倒是知道僧格林沁，却哪里听过什么胜保，不过见他戴着红顶花翎，骑着马到处跑来跑去，便知道是一员高级指挥官，遂集中火炮朝他进行轰击。胜保当即中弹落马，所部大旗亦被炸断。值得庆幸的是，虽然他的乘马几乎被炸烂了，其左颊、左腿也俱被弹片打穿，然而人居然还没死，仅受重伤。

在北方将领中，胜保的名气仅次于僧格林沁，但他的军事才能其实只是一般，临时归其指挥的京旗兵又久不训练，战斗力很弱，最后法军用仅仅阵亡三人的代价就打通了南路。这一仗令孟斗班得了势，自觉在英国人面前有了资本，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获得消息后，居然也不伦不类地给他授予了一个名为“八里桥伯爵”的爵位。

没有一个后退

南路溃败使僧格林沁分割敌军阵势的计划彻底落空，他只得指挥所部通过八里桥向后撤退。联军为了阻断僧军的退路，立即集中炮火对八里桥实施了轰击。

中国军队主要通过挥动旗帜来传递命令，一名英军翻译注意到，桥头站着一位身材极为高大的蒙古旗手，他手执一面绣有黑字的大黄旗，不时将大旗指向各个方向，其间丝毫不顾子弹、炮弹在自己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

不久，八里桥上就堆满了尸体。这名勇敢的旗手也终于被一枚霰弹击倒在地，大旗向一旁倒去，英军翻译看到，紧随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战后，很多联军士兵都叹服于对手在战斗中表现出的无畏精神：“中国人和以勇气镇定著称的鞑靼人（此处应特指蒙古步骑兵）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

僧军主力撤至八里桥后方后，格兰特经过对战场的观察，决定分兵一部从胜保军退出的南路实施抄袭。幸亏左翼的蒙古骑兵及时发现了英军的企图，经过一番奋力冲击，这才阻滞了敌人的凶猛攻势。

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出于“严防京师”的考虑，僧格林沁率部退往北京城郊的皇木厂。与此同时，迎击东路敌军的瑞麟部队也退至皇木厂，与僧军合兵一处。至此，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关键也最悲壮的一次战役，八里桥之战以中方落败告终。张家湾、通州城、八里桥全部失守，京城门户大开，整个北京真正能够用来防御的，只剩下了一道古老城墙。

锡克骑兵奉命对北京城进行了侦察。根据他们的描述，北京城城高十余米，看上去非常坚实高大，而且城头布满密密麻麻的塔楼，不过城里似乎并没有军队守卫。

格兰特不相信北京没有军队驻守，他担心仅靠随军的火炮无法轰开城墙，使他像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的何伯那样蒙受丢脸的失败。这时联军的弹药储备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每门随军火炮仅剩下四十多发炮弹，再加上从张家湾之战起，出战的联军就只是其总兵力的一部分，大部队尚在天津，若现在攻城，兵力上也严重不足。

额尔金和葛罗生怕迟了巴夏礼等人质会性命不保，故而向格兰特施压，要求赶快攻城，但格兰特仍然拒绝动兵，非要等后续援兵从天津开来不可，最后两人也只得以格兰特的决定为准。

得知前方兵败，正在圆明园内的咸丰大为惊骇，他深知禁军不足恃，京城不可守，遂决意“巡幸木兰”。1860年9月22日，在事先未通知臣僚，甚至连銮驾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他便匆匆逃往热河。

七年前，咸丰对王公大臣们说：“国君死社稷，礼也。”当时的他面对大兵的进逼，虽然也曾有重蹈前朝覆辙的担忧，也曾恐惧害怕和战战兢兢，但终究还是硬着头皮站出来，以与社稷共存亡的决心接受了挑战。

在而后七年的时间里，内忧外患的不断折磨以及对犬马声色的沉沦，显然已经严重地磨蚀了咸丰的耐力、意志力以及勇气，让他逐渐变得极为胆小怯懦甚至猥琐。作为一国之君，他不仅在朝野最需要他担当的时候放弃责任，当了逃兵，而且还密谕留京的恭亲王奕訢，让弟弟在议和不成、战又不胜的情况下也偷偷逃往热河。

咸丰的这种做法足以让他声誉扫地。知晓内情后，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上意直弃宗社臣民如敝屣。”皇帝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已经可以像对待一双破鞋一样，把祖宗基业和他的臣民全都扔掉了！

由于逃得实在过于匆忙，咸丰出京时所带随从很少，嫔妃仅皇后、懿贵妃等十三人，随行大臣也只有几个王爷、军机大臣以及端华、肃顺等。逃亡的当天，咸丰能够得到的食物仅仅是两个鸡蛋，次日，他和嫔妃们才喝了几碗小米粥，后来有一天甚至连咸丰自己都没能填饱肚子。

正所谓“国家多难，天子蒙尘”，咸丰绝想不到自己有一天真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忍不住伤心地落下泪来。

欲脱虎口，又入狼群

当时外间谣传英国人欲拥戴奕訢为皇帝，咸丰临行前便将载垣、穆荫的钦差大臣职务予以撤免，另授奕訢为全权大臣，留京与英法议和，实际是想用他来缓和局势，挡一挡联军进攻的锋芒。

奕訢原本是主战派，未曾想时势弄人，不但被皇兄弃于险地，还不情不愿地充当了和谈棋子。在给奕訢的密谕中，咸丰于闪烁其词中也尽显对弟弟的猜忌之意：一方面让他议和，另一方面又说和局难成，以后还要他在军营后路督战；一方面要他给英法传递照会，另一方面又让他尽量不要与英法公使直接见面。

其实早在天津失守时，京城中有条件的高官、富户及其家属大多就已经逃走，其余官民也走了十分之三四。等到听闻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城内更是一片风声鹤唳，剩下的人全都雇车争相出逃，倒是便宜车夫乘机涨价，从中狠狠赚了一笔。这尚是雇得起车的，若是穷人之家就只能扶老携幼，牵男抱女，靠着两条腿踏上亡命之途了。

一遇战乱，照例盗匪蜂起。城外土匪极多，出逃官民往往遭到打劫，不少人家被弄得人财俱失，可谓欲脱虎口，又入狼群。那些天，京城内外号哭声不绝，路上行人蓬头垢面，跌跌撞撞，境况甚是凄惨。

1860年9月25日，咸丰出逃的第四天。形势更为紧张，传到城中的各种消息都有，就是缺乏真正确凿的信息。其间土匪故意散布谣言，混淆视听，弄得到处人心惶惶。北京城共有九座城门，白天它们都被关得紧紧的，但就这样也阻止不了出逃的人潮，有人为了能够逃出城外，甚至不惜用重金贿赂门卫。守城者最后只好将其中的两座城门半开，到了下午再把门关上。

至此，城内官民已逃去大半，走在街上都看不到什么人。商铺也关掉了一半，市面上一边是物价飞涨，一边是满目萧然。

北京分为内城、外城。嘉庆十八年发生林清之变时，以为要天下大乱，外城里有的官衙曾悄悄地将门前的招牌摘下来，内城官民见到后还引为笑谈。如今则不但是外城，连内城的衙门也慌不迭地在摘招牌，不但衙门摘招牌，有子弟做官的人家为了避祸，也赶紧取下了以往用以光宗耀祖的科第匾额。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都不用英法联军攻城，一个民变就可能令城池不保。咸丰临走前对此也有所预料，特命文祥署步军统领，负责内城守卫。在文祥的调度和部署下，内城才没有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外城则因有五城团防负责维持秩序，也还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咸丰出逃时瞒过了几乎所有臣僚，仅圆明园的值日官和奕訢、僧格林沁等少数接到他密谕的人知晓此事。大部分人都以为咸丰尚在京城内外的某处，只是不清楚他具体在哪里罢了。直至9月26日收到咸丰在奔逃途中发来的谕令，大家才知道他去了热河。

在新的谕令中，咸丰委任四人为留京办事王大臣，其中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负责外城城防，桂良负责协助奕訢办理“抚局”，也就是进行议和谈判。

奕訢、桂良奉命驻于圆明园内。未几，僧格林沁和瑞麟也将军营移往圆明园所在的海淀，僧格林沁除履行城防任务外，还奉命跟随奕訢办理抚局，凡联军送来的“事机紧要”和照会等文件，均由其军营转递给奕訢。

初次与洋人交涉，奕訢并没有什么经验，一开始他只是一厢情愿地让英法联军先退至天津，然后再举行议和。额尔金和葛罗不但不予理睬，而且提出必须在三天内交还巴夏礼，否则将于9月28日攻城。奕訢见状，又急忙提议联军退至通州，待双方换约后他即将巴夏礼送还。

留京官员中有一个叫恒祺的人，之前曾多次受命接管粤海关税务，后又负责办理海口通商事宜，参与对英法的交涉。恒祺在广州任粤海关监督时与巴夏礼打过交道，有些交情。在发现巴夏礼奇货可居之后，奕訢便决定派他出城向洋人转达自己的提议。

由于京城外城七门紧闭，恒祺只能坐在一只篮筐里，从城头吊下来。翻译威妥玛依约在城墙下等候，两人见面后，恒祺向他讲述了恭王的新提议，但却遭到一口拒绝。

恒祺回城后，向众人讲述了谈判失败的情形，并建议释放包括巴夏礼在内的全部人质。可是其他人都不同意，有的说绝不能放，还有的主张干脆来个痛快的，全部杀掉了事。让人发愁的地方也正在此处，皇帝不在城里，没人敢做决定，就连奕訢也不便在人质的问题上擅自做主。

软硬兼施

既然暂时还不能释放人质，奕訢和恒祺决定先在巴夏礼身上做一做文章。

巴夏礼被捕后，日子一直很不好过，据他说，其间他“不时受到许多粗暴的对待和各种各样的侮辱”。1860年9月26日这一天，恒祺突然来到刑部大牢，并以故人的身份出现在了巴夏礼所在的牢房里。之后巴夏礼便被解除了沉重的镣铐，同时受惠的还有洛奇，按照巴夏礼的要求，洛奇不仅得到了解除镣铐的同等待遇，还破例被和巴夏礼关到了一起。

在看望巴夏礼时，恒祺并没有说出谈判失败的事，甚至于他都没有和巴夏礼、洛奇谈论政事，他们之间所探讨的居然是这样的话题：地球和太阳，究竟哪一个是宇宙的中心？

眼看着联军就要攻城，恒祺怎么会有闲心突然对“宇宙的中心”产生兴趣？不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以消除巴、洛两人的紧张情绪以及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而已。

巴、洛在牢里已经受了不少罪，视恒祺如同救星，而且谈着谈着也确实没原先那么拘束和害怕了。见火候已到，恒祺便开始在谈话中夹杂“私货”，他首先故弄玄虚地说，中国皇帝在蒙古还有一支几十万人的秘密军队。言外之意，如果把我们逼急了，这几十万蒙古军队也够你们洋人喝一壶。

接着，他又对战火不断所带来的灾难表示了一番感慨，用以提醒巴夏礼：“如果（中国军队）全面溃败，皇帝必然要退位，所有（中英）贸易都将中断。”

到这个时候，恒祺才言归正题，说到恭亲王非常希望讲和，所以希望巴夏礼能够给额尔金写封信，让额尔金知道他受到了中方的良好对待，情况很好，很愉快。恒祺还说，如果巴夏礼能在信中写上“亲王是位易于打交道的大好人”“亲王是一位文明的政治家”之类的话，那就更好了，恭亲王本人知道后肯定会觉得满意，他的处境也有望得到进一步改善。

恒祺一露底，却把巴夏礼给点醒了，好哇，说一千道一万，是想骗我拆额尔金的台，当“卖国贼”，当“英奸”啊，没门！他当即拒绝了恒祺要他写信的要求：“鉴于我既不愉快也没有获得良好对待，所以我不能对此说谎。至于亲王，我无缘结识其本人，因此很不幸，我也不能说亲王是阁下所描述的那种人，尽管我毫不怀疑阁下所说的一切都千真万确。”

恒祺连忙告诉他，恭亲王刚刚才知道他受到了不好的对待，马上下令解除镣铐且不得有丝毫延误，也就是说，牢中破例如此，其实是奉了亲王之命。

巴夏礼听了之后虽有所触动，但仍不肯松口。这个洋鬼子早在广州做领事时就以脾气暴躁、性格好斗著称，他说亲王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是最聪明的办法，是立即释放他和洛奇，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错误监禁的。否则的话，恒祺将不会从他身上得到任何写给额尔金的信件。

是否要立即释放巴夏礼的事已经讨论过了，可不是行不通嘛。恒祺感到很难办，他想了想，便对巴夏礼说：如果你不能写信以确保双方停火，皇上就会在皇太后的催促下处死你！

虽然恒祺是为了软硬兼施，迫使巴夏礼就范才临时编了这句话，但巴夏礼听了也着实心惊。他是个“中国通”，知道“对中国人来说，残酷对待囚犯，甚至要他们的命，并不是什么出格的事”，别说皇帝，没准眼前这个恒祺就有能力处死他。

巴夏礼赶紧哀求恒祺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同时也不忘威胁对方：“你临时杀死几个囚犯并不会给联军带来任何损失……但是你这样做却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见巴夏礼已经感到害怕，恒祺一语双关地向他做出保证：“两三天之内，你们不会有任何危险。”

两三天之内不会有危险，两三天之后呢？起先还装得颇为大义凛然的巴夏礼终于不敢再玩倔强了，他转而对恒祺说，即便亲王不准释放他们，也应该让他们离开监狱并享受适当的膳宿条件。

恒祺答应把他的要求转告给恭亲王，但亲王能不能应允就不知道了：“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可想吧。”

要把巴夏礼移出监狱还真不容易。咸丰将巴夏礼等一干人质当作讨价还价的唯一筹码，奕訢自己也害怕惹上包庇洋人乃至与洋人勾结之类的嫌疑，因此迟迟无法做出决断。

不改善巴夏礼的待遇，他就死活不肯写信，他不写信，联军就逼得更紧更急。奕訢进退不得，只能继续以人质为筹码要求英法从北京退兵，重复声明，只要联军退兵，就可以将包括巴夏礼在内的人质全部予以释放，其间还暗示一旦联军开始进攻北京，人质就将被当众砍头。

犒师求和

9月28日是英法公使声称不交还巴夏礼就攻城的日子，但英法联军并没有在当天发动进攻。真正的原因当然是后续援军尚未抵达，但城中的王公大臣并不知道这一秘密，大家还都以为是恭亲王的恫吓策略生效了。

如此一来，奕訢周围的舆论环境变得宽松了许多，这使巴夏礼退而求其次的那个愿望得到了满足。1860年9月29日，巴夏礼和洛奇被从刑部大牢转移至北京北面的高庙。与以前相比，两人所受到的待遇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转。在附近的一家饭馆里，他们被予以好酒好菜招待，而且居然一顿饭就上了四十八道大菜。

巴、洛二人都生着病，身体虚弱，饭菜即使再丰盛也吃不下去，倒是能够洗澡更衣令他们感到很是高兴。这些特意施加的小恩小惠也让巴夏礼转变了态度，他同意给额尔金写信，建议联军停止前进，与中方进行谈判，不过他仍拒绝按照恒祺所授意的内容去说。在信中，巴夏礼写道：“现在中国官员对我和洛奇很好。他们告诉我们，亲王是一个果断智慧的人，可以暂时停止敌对，创造一个谈判的机会。”

收到巴夏礼的信件，确证巴、洛平安无事，额尔金感到十分高兴。巴夏礼的信是用中文写的，在将信件拿给中方前，洛奇特意在信末用印度语加了一句话，强调他们是在中国人的胁迫下才写的信。不过他们显然是多虑了，按照联军的计划，北京城必攻无疑，巴夏礼写不写这封信都与之不搭界，两人自然也不会成为“英奸”。

倒是洛奇的小心机启发了额尔金。中方允许英国人给巴、洛送衣服，他就在衣服里面多放了一块手绢，上面用印度语绣了一段密语，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联军在三天内就要发动进攻。

额尔金的本意应该是安慰巴、洛，让他们不要着急，联军很快就要来拯救他们了，可实际上这段密语却让两人如坠冰窖，陷入了极度的惶恐不安之中。原因是之前在刑部大牢时，负责审讯他们的中方官员曾经向他们发出警告，说联军向京城射击的第一发炮弹就是他们的死讯。

巴、洛欲哭无泪，但又不敢声张。另一方面，因为他们肯写信，中方给予的待遇却越来越好，恭亲王奕訢还特命给巴、洛送来了一种名贵的茶叶。这种茶叶连一般官员平时都喝不上，于是在他们喝茶的时候，有些官员也会走过来要上一点儿。

待遇再好，对于濒死之人来说都没太大意义，反而还可能加剧他们的痛苦。巴、洛就是如此，两人在一块木板上画了一幅双陆棋图，然后一边吃着牢头给的糖果，一边通过下棋来排解心中的恐惧和不安。

三天的期限很快就过了，但由于援兵依旧未露面，所以城外的联军也只能继续通过喊口号来吓人。这次被吓住的是北京城里的商人，包括同仁堂、恒利木厂等几个商家凑到一块，备了千头牛羊还有酒什么的，到联军军营“犒师求和”。

春秋时有个“弦高犒师”的故事，说的是秦国想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知道后便拿出自己的牛前去犒劳军队。秦军以为郑国已有准备，就放弃偷袭计划回去了。与之不同，商人们的这次“犒师求和”只落得了一个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下场。英军对送去的东西照单全收，却拒绝议和，他们对商人们说：“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商人能管的，你们一定要议和，就让恭王亲自来吧！”

咸丰早有谕令，让恭亲王不要与英法公使直接见面，而且奕訢自己去，会不会也是有去无回？可如果不去，又怎么应付英法联军攻城的叫嚣呢？

恒祺再次建议先释放巴夏礼，但奕訢对此踌躇不决：巴夏礼在手里至少是个筹码，若是放走，谁知道英法联军会不会退兵？要知道洋人可没有做过这样的保证。

就在奕訢不知究竟该何去何从的时候，1860年10月4日，联军终于接收到了从天津开来的援兵，援兵包括步骑炮兵共八千多人，其中还有一支攻城炮队，他们带来的加农炮可直瞄射击，乃攻城的一大利器。

联军刚刚进抵北京城时，额尔金一直催着军队赶快攻城，如今随着攻城的时机成熟，他却又犹豫起来。原因是他本来不知道巴夏礼是死是活，现在知道对方还活着，就不免担心联军的全面进攻会引发中方报复。在日记中，他坦言：“中国人发觉自己手里掌握了一根可以左右我们的杠杆，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利用这个优势。”

在联军内部，打仗的事最终还是得军事统帅说了算。格兰特和孟斗班一致决定非打不可，他们决定从两个方向包围北京，最后在圆明园外面的城墙边会合。

10月6日中午，联军袭击了僧格林沁、瑞麟军营。僧军在八里桥时尚能拼死血战，但自撤退至北京郊区后，战斗意志和士气都已跌至谷底。僧格林沁在战前承认：“现在人心涣散，难以收拾，设有疏失，势将全行溃散。”瑞麟本非军事统帅之才，对部下过宽，更是无法统辖部队。两军皆不战自溃，骑兵“望影而逃”，步兵“闻风而窜”，联军所过之处，如入无人之境。

在僧军溃逃后，英军检查了他们的防御工事，结果在防御工事的内部发现了一道十几米高的副堤。联军方面相信，如果这道副堤掌握在一支精锐部队的手中，将是一条非常坚固的防线，英军的大队人马就没这么容易往前推进了。由此也可见僧格林沁备战时并没有敷衍了事，怎奈所部人心涣散，已经无法再组织起任何像样的战斗了。

万园之园

法军比英军先到圆明园。圆明园原有守军两千余人，但他们的表现同样是一塌糊涂，一会儿工夫便逃散一空。奕訢和桂良等人不敢再留在圆明园，分别寻他处躲避。晚上，奕訢逃到了长辛店，当地条件简陋，连供住宿的房屋都找不到，奕訢一行整整一晚上都只能露宿在外。

大难临头之际，反倒是平时那些不起眼甚至受人歧视的太监更应该值得人们尊敬。住在圆明园的五百名太监一边高喊着“不要亵渎圣物！不要踏进圣殿”，一边竭力拦阻士兵进入圆明园。

在这些太监中，有二十多名是“技勇太监”。所谓“技勇太监”，都是会武功、拥有自卫能力而且容许携带武器的太监，他们在“八品首领”任亮的带领下，“遇难不恐，奋力直前”，用佩刀和鸟枪进行了微弱但又坚决的抵抗。

在搏斗过程中，联军两死两伤，虽然因寡不敌众，二十多名技勇太监最终全部殉难，但他们的行为已足以令那些未战先逃的懦夫为之汗颜。

其余太监多被法军驱散，他们一边走一边仍高声叫骂，诅咒法军将遭天谴，也有许多太监和宫女因不忍目睹朝夕相伴的名园被蹂躏而选择了自杀。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年间，它的名字就是康熙本人命名的，后来雍正将它作为行宫，一年四季都常住在园里。至乾隆继位，圆明园发展到了鼎盛期，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园之园”。

圆明园由圆明、畅春、绮春三园组成，共包括两百多座中西风格的建筑以及园林，其中的许多园林可以与法国凡尔赛宫等欧洲最上乘的园林相媲美，甚至更胜一筹。除此之外，园内还收藏着大量珍贵的书画、古董以及各式各样的宝物。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它的价值难以估量：“世界上前所未有，后世恐怕也难以再现。”

此前从未有欧洲人能够踏进圆明园的门槛。对于这样一个东西方知名的皇家大宝库，英法联军早就垂涎三尺。其实，他们自登陆北塘起就开始了大肆抢掠，额尔金曾在日记中用嘲弄的口吻指责抢劫的法军士兵：“他们在全副武装的敌人，甚至是中国人面前，倒是很谨慎，但是在手无寸铁的村民和食不果腹的妇女面前，则有着不容置疑的勇气。”

法军也反唇相讥，说：“至于英国人，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就抢劫而言）。他们经过之后，你甚至连一片指甲也找不到。”

实际上，在贪婪、残暴和虚伪方面，这两个殖民地国家的德行都差不多，区别只在于英国人倾向于破坏，而法国人更喜欢玩赏。

英法军在出兵后很快就失去了联系，格兰特因此指责法军故意切断与英军的联系，为的就是好独吞圆明园的“战利品”。不过格兰特似乎是有些冤枉孟斗班了，至少孟斗班本人称他还是想等一等英军的，只是他那些急不可耐的部下实在等不及了。

一名法军军官描述他眼中的圆明园：“这简直就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就是仙境，即便是拥有再丰富的想象，我们也无法想象这样的情景，它触手可及。”在无人进行强制性规定和约束的情况下，官兵们内心的贪欲之火瞬间被点燃，他们甚至放弃了平常因为要“玩赏”而舍不得破坏的做法，也搞起了英国人习惯的“打砸抢”。园中一片狼藉，珠宝撒得到处都是。有一名法军军官抢到一条珍珠项链，其中每个珠子都有玻璃弹珠那么大，事后这条项链在香港卖了三千英磅。

孟斗班为了维持一下秩序，限定每名士兵只带一件抢来的东西回家“留作纪念”，但命令也并未能够得到执行。法军的这种无秩序哄抢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当官兵们离开圆明园，回到城墙外的营地时，几乎每个人的口袋都鼓鼓囊囊，塞满了抢劫所得的财物。

宫殿对所有人敞开大门

1860年10月7日，当英军步兵到达预定的会合地点时，他们看到法军帐篷里堆满了各种奇珍异宝，法军士兵不但佩戴着一看便知道价值数百万法郎的珠宝，而且身上和头上还披着显然只有贵妇人才能使用的装饰带和薄头巾。整个法军营地已被丝绸堆满了，乃至连营帐、床铺、被单都换成了丝绸，一位英国随军牧师形容法军帐篷是“完美的丝绸和刺绣发出的光芒”。

见此情景，英军士兵的眼中都要冒出火来，他们不由分说，立刻向圆明园冲去。在此之前，下午2点，格兰特已随骑兵先头部队到达了圆明园，他亲眼见证了法国人的贪婪已到了何种程度：“看到各种东西遭受抢劫的情形，让人心寒。宫殿中没有一间房间没被动过。”

格兰特的“心寒”当然不是说圆明园不该被抢，而是气愤于法军的吃独食和无秩序的哄抢。英国人比法国人保守，一般而言，英军的守纪程度和团队精神也胜过法军，为了在孟斗班面前表现一下，格兰特随后向英军下达了不要擅动圆明园的命令。

令格兰特感到脸红的是，英军在冲进圆明园后，所作所为与法军并无分别，甚至更为疯狂。骑兵以及接着赶来的步兵全都只顾着抢东西，没人愿意执行他的命令。

英军军纪由此涣散到了极点，以致当第二天军营的起床号响起时，只有十分之一的士兵到场集合，其余人大多还在圆明园里抢东西。置身于这一氛围之中，格兰特也和孟斗班一样，不再一个劲地装模作样了，他的部下说：“将军现在完全不反对抢劫……无须通行证，宫殿对所有人敞开大门。”

等到纪律稍稍得以恢复，格兰特下令英军士兵交出赃物，用于公开拍卖。拍卖持续了三天，总共卖了将近十万英镑，在赃物变成赃款后，英军官兵进行了集体瓜分。

法军没有搞拍卖这一套，谁抢到的赃物就算谁的。英军士兵到中国来有额外津贴，法军士兵则没有，英国人比法国人有钱，于是很多法国士兵就向英国士兵出售赃物。一名英军军官回忆那个时候，“只要碰上任何一名法国士兵，问他有没有什么要卖，他很快就会拿出一些金表、几串珠宝、宝石饰品或者毛皮”。

两个殖民地国家的元首也实质性参与了分赃。格兰特对法国人捷足先登耿耿于怀，要求孟斗班和英国平分在圆明园发现的金条。孟斗班被逼不过，只好将法军抢到的一半金子及其宝石权杖送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作为礼物。

剩下的另一半金子，孟斗班送给了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法国皇后和一位皇亲国戚也各拿到了一条珍贵的项链。

圆明园被抢掠和毁坏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连额尔金都感到万分震惊。额尔金的父亲老额尔金当年因毁坏雅典的帕提侬神庙，在欧洲臭名昭著，被指责为是“万神殿的破坏分子”。似乎是害怕自己也被冠以相同的恶名，额尔金在日记中此地无银三百两似的写道：“我想要得到宫殿中的许多东西，但我不是个小偷。”

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后，奕訢等人急忙驰奏朝廷，因地理阻隔，等奏报到达热河时，已经是几天后的事了。看完奏报，咸丰“愤懑已极”，当天连发七道谕旨，调各路勤王之师前来保卫京城和热河。

僧格林沁、瑞麟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之战中的表现，已令咸丰深感失望，此次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大肆抢掠，僧、瑞两军如同泥塑木偶，没有起到一点防护作用，更是被咸丰认为难辞其咎。他随后传旨，对僧格林沁、瑞麟分别予以革去爵职和革职的处分，但由于前方急需用人，所以仍让两人继续留在军营效力。

1860年10月8日，恭亲王奕訢下令立即释放巴夏礼、洛奇。有一种传闻，认为奕訢这么做，是因为恒祺在热河朝廷里安插着探报，他从探报那里得到消息，说咸丰为报复英法联军掠夺圆明园，已下令处死巴、洛，而且相关处决令已在送来京城的途中。

且不说咸丰其实几天后才能够看到奏报，仅就探报传递消息的速度而言，难道会比朝廷的驿递更快？

真实的原因恐怕还是奕訢等人发现随着英法联军的进攻，继续扣留巴、洛的价值已经不大，同时他们也相信，如果让联军攻入京城，而巴夏礼、洛奇又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对方必然要进行疯狂报复：轻者会如同巴夏礼曾威胁恒祺的那样，要了包括恒祺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的命；重者会进行屠城，要了无数京城军民的命。

奕訢的决定让恒祺松了口气，在巴夏礼被释后，他托人带信，希望巴夏礼能陪他去一趟圆明园。由于被囚时得到恒祺的照顾，巴夏礼也很愿意卖他这个人情，就答应了恒祺的要求。

总管圆明园事务大臣文丰是恒祺的好友，恒祺去圆明园不但是要察看一下情况，也是因为担心文丰在无力保护圆明园的情况下会自寻短见。他们在园内找了很久，最后才在圆明园最大的一个湖“福海”中看到了文丰，后者脸朝下沉在湖里，已经死亡多时。

虽然有所预料，但眼前的情景显然还是令恒祺深受打击。他一个人坐在湖边泥泞的岸上，把头埋在双手里，已经再也顾不得身为官员的体面和矜持。巴夏礼看出，恒祺哭了——他虽然试图加以掩饰，可是他那像孩子般抽泣耸动的肩膀却说明了一切。

巴夏礼是个地道的殖民主义者，向来看不起中国人，此次却难得地被打动了。他后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一个死去的中国人感到婉惜。

可怜圆明园的苦难还才刚刚开始，更为惨烈的境遇仍在后面等待着它。

开门揖盗

1860年10月9日，英法联军挖好战壕，用十三门加农炮对准安定门，然后照会中方，限令三日内打开安定门，并将其交给联军把守，否则即行攻城。

此时京城除城内守军外，尚有僧格林沁、瑞麟、胜保统率的军队，以及由内地各省陆续催调的勤王之师（尚未到达），估计总兵力近二十万，而且城墙周围还设置了大小炮位千余座，理论上完全可以一战。只是理论不能代替现实，现实是在圆明园被劫前，僧、瑞军和圆明园守军的不战而溃，已令守城大臣们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

在商讨过程中，负责城防事宜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说：“既然已经准备和议，彼攻我守，就是失信于人了，不如开门纳之。”其他人也都主张“定期开城，休兵息民”。

10月13日上午，巴夏礼与恒祺进行谈判，要求中方立即开门投降。恒祺自然仍要尽可能找各种借口进行拖延，但巴夏礼根本不给予商量余地：今天中午12点以前开门，不得延迟一分钟！

中午，离指定时间还差一刻钟的时候，安定门先出现了一条缝隙，接着便轰然大开，恒祺从城内走出，表示已同意联军方面的要求，联军入城将不会遇到任何抵抗。

于是，额尔金率领着五百名联军官兵，未发一弹，不损一兵，便以征服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北京外城。联军入城时，沿途“观者如市”，市民竟然也像平时看热闹一样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从来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外夷”会以这样一种方式闯入大清帝国的首都，在实在无法解释的情况下，星象说就又被搬了出来。

两年前，西北天空出现了一个拖着长尾巴的星，开始人们还以为是扫帚星，经过确认才知道是长星。长星亦名“蚩尤旗”，尾巴拖得很长，与扫帚星极其相似。那次长星出没竟达五十天之久，发生这样的异动是件比较罕见的事，如今就被认为是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的预兆。更为吊诡的是，有人算了一下，北京城门从被迫关闭到联军入城，正好就是五十天！

“外夷”可不管这些神秘莫测的所谓“天命”，联军入城后就堂而皇之地在安定门城墙上安设大炮，将炮口对准紫禁城。与此同时，他们还将英国国旗悬挂在城门旁边的一根旗杆上，将法国国旗从城墙上的一个观察孔伸出，已显示对北京的占领。

1860年10月15日，各城门的中国守军完全撤退，巴夏礼甚至以出入方便为由，向中方要去了城门钥匙。

一时间，城中遍布洋兵，外间谣传连紫禁城也被攻破了，有人说京城留守官员们实际上是在“开门揖盗”。官员们心神不安，只得联名请尚在城外的恭亲王奕訢入城，以便速定抚局。

奕訢接到的皇帝密谕，却是说洋人诡计多端，让他择地居住，不要被对方抓住作为人质。皇帝的密谕弄得奕訢进退两难，不仅不敢轻易入城，还得不断地在城外换地方居住。

在英法联军入城前，包括巴夏礼和洛奇在内，共有三十多个英国人和锡克骑兵成为战俘。联军入城后，他们陆续得到释放，但其中的十九人已经死亡，其中包括额尔金的侍卫副官安德森少尉、一名炮兵少校以及一名《泰晤士报》的记者。

联军方面认为除在八里桥被杀死的传教士和上尉外，其余人都是被虐致死。死亡的具体原因包括：用浸了水的绳子进行捆绑，造成全身血液不通，肌肉坏死，例如安德森在临死前因为过紧的捆绑，手指和指甲已经爆裂，露出了白色的腕骨；集体被迫跪在圆明园外面的院子里三天三夜，白天晒晚上冻，而且不给任何吃喝，安德森第二天就陷入间歇性昏迷直至死亡；伤口感染，生出啃噬伤口的蛆虫，可是因为双手被捆，又无法弄走蛆虫，据说一名锡克骑兵在临死的时候，双手已经全部被蛆虫吃掉了……

额尔金暴跳如雷，他首先迁怒于格兰特和孟斗班，认为如果联军能够在第一时间迅速发动进攻，很可能战俘们的性命就保住了，而正是这两个军事首领拖延攻城，才导致了战俘的死亡。

接着，他又决定采取“不流血措施”对中方进行报复和警告。得知额尔金要报复中国，应中方请求，扮演调停角色的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提出建议，说不如捣毁中国的刑部，并且在原址上建一座纪念碑，让中国政府在纪念碑上用中文、英文、法文、蒙古文和满文记录自述失败，从而对中国进行公开的、象征性的羞辱。

这种报复方式在额尔金看来实在是太轻了，难以平息心中的怒火。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把曾经关押英军战俘的圆明园作为报复目标：火烧圆明园！

该服还得服

老额尔金因洗劫艺术品而坏了名声，小额尔金对此一直非常介怀，但他自侵入中国后，用以改变形象的方式却不是洗心革面，而竟然是变本加厉地毁灭艺术品！一位西方学者对此给出了绝妙的评价：额尔金家族的恶行属于隔代遗传，只不过儿子已成为父亲的一个奇特变种。

当然额尔金自有逃避谴责的一套方法和逻辑，他在给本国政府发去的请示报告中写道：“圆明园乃我军战俘被关押过的地方，焚掠该园，是要报复清政府，与其人民无关。”

按照额尔金大言不惭的说法，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玩乐的地方，他烧掉圆明园，既是为了以示惩罚，也是为了治一治清朝皇帝的傲慢心。显然，在他看来，圆明园只是咸丰这个“邪恶皇帝”的私人财产，他烧掉圆明园就是要向中国人表示，他不是把虐俘的责任算在中国人身上，而是算在了皇帝及其亲信身上。

在致英政府的请示报告中，额尔金还具体阐述了焚园的两条理由：其一，战俘在圆明园内被绳捆索绑，且三天不给饮食，此园为战俘们的受困之所；其二，若不焚毁圆明园，就不足以留下永久痕迹，也无法让英国人消除愤恨。

因为媒体的炒作和渲染，英国国内早就充斥着一片报复中国的声音，额尔金关于火烧圆明园的计划立即得到了众口一辞的赞同和支持，英国首相巴麦尊回复说：“我从心里感到高兴，这是绝对必要的。”

在联军内部，提出异议的是法国公使葛罗，但葛罗的目的不是要保护圆明园，而是为了提出一个更加丧心病狂和骇人听闻的方案，那就是烧毁“城里的皇宫”也就是紫禁城，其如意算盘是想借机对紫禁城实施大规模的抢掠。

额尔金没有马上否决葛罗的意见。1860年10月17日，英法公使向中方发出照会，提出于23日签字换约，他们同时以战俘被虐杀为由发出通牒，威胁说如果中方在三日内不答应其要求，就要火烧紫禁城。

这时咸丰已收到了联军入城的奏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一直被动地移走于战、和之间，态度忽上忽下，忽高忽低，但归结到一块则是色厉内荏，基本上是对方不出拳，他便犟一下，打上一两拳，他就软了，最后该服还得服。

得知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咸丰完全没了脾气，给奕訢发来上谕，让他赶快进城与洋人画押盖印，互换和约。正好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也从中担保，说恭亲王入城后，英法两国决不会给他吃眼前亏，奕訢这才入城。

奕訢既已入城，英法的照会自然要送到其手中。奕訢本身拥有皇兄授权，哪里还敢因为耽搁和约而导致皇城可能被毁，于是马上同意了英法关于签字换约的要求。对于照会中所提及的虐俘一事，他表示愿意把参与虐俘的肇事者交给联军处理。

紫禁城毕竟是皇城，英国政府担心劫掠和火烧皇城，会令清政府立马垮台，从而让他们觉得更难打交道的太平天国统治中国，这是他们所不愿面对的，同时奕訢的迅速答复和应承也确实让葛罗的疯狂计划没了借口。

奕訢所说移交肇事者的建议，则被额尔金一口拒绝。额尔金身边有巴夏礼这样的“中国通”作为参谋，知道中国官员极善套路。恭亲王嘴上说要交出所有肇事者，可是到头来很可能交出的只是一些低级卫兵或狱吏，真正在背后授意的上层官员一个都不会拿出来（按照英国人的想法，连恭亲王本人也可能涉嫌虐俘事件），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绕了一圈之后，额尔金依旧向联军下达了火烧圆明园的命令，由于法军拒绝合作，便只能由英军单独实施这一行动。

按照一本清人所写笔记所载，英法公使曾以虐杀战俘为借口，要求中方赔偿抚恤银五十万两，如不许才放火烧园。照会被送到奕訢手中，奕訢也在第一时间照会联军，表示愿意如数赔偿抚恤银。可是派去送照会的一名守备不仅未能送达，而且还私自将照会予以毁弃，过后又另外捏造了一张洋文收条回营交差。联军方面等了三天不见答复，方才纵火烧园。后来真相大白，肇事守备被立即予以正法，然而已于事无补。

奇怪的是，正史和清宫档案中都无相应记述。倒是西方的相关资料显示，额尔金曾在北京城内四处张贴告示：“任何人，无论贵贱，都要因他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的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的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指焚园行动）影响，唯清政府为其负责。”

可以看出，额尔金在烧园前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辩解，并指明了烧园的时间，其中没有交抚恤银就可进行交换的说法。清人笔记所言，可能更多地只是寄托了一种国人的痛切和惋惜之情而已。

火烧圆明园

1860年10月18日，英军第一师奉命闯入圆明园，“我们进去的时候，这些花园还像神话故事中描述的那样神奇美丽”。

可是很快，所有神奇美丽的事物都遭到了粗暴的毁灭和践踏。英军开始在园中点火，圆明园的建筑多为木质结构，被点着后，大火立呈蔓延之势，连附近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处的皇室建筑也被殃及，一时间，“烟焰迷天，红光半壁”。

英军士兵们一边在火焰中穿梭纵火，一边肆意盗取在前面的劫掠中被他们遗漏的宝物。一名军官看到，“太阳在浓烟中射下来，每一株花草、每一棵树木都带上了病容，火红的烈焰照在手忙脚乱的士兵脸上，使他们仿佛魔鬼一般”。

随着大火的蔓延，英军突然意识到他们要抢夺的很多东西也被笼罩在了火海之中，于是又拿起原本盗得的丝绸和其他织品去扑灭大火，但是晚了，至大火熄灭时，纵火区域大多已成一片平地。

10月19日，英军离开圆明园。在他们背后，浓浓黑烟遮天蔽日，西北风夹杂着呛人的烟雾飘出去，一直刮过京城的屋顶，像一层黑幕大帐一样覆盖了整个北京城。

一座辉煌的艺术宝库就此化为焦土残垣。圆明园曾经是咸丰逃避现实和朝廷规制的世外桃源，他派人从江南挑选的美女都被安排居住在园内，这些美女不仅拥有姿色，而且擅长歌舞，其中有四个美女最为咸丰所宠幸，她们所居寝院分别被称为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加上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所住的天地一家春，合称圆明园“五春”。

清代定例只有旗人的女儿才能入宫为宫女，但包括除那拉氏外的“四春”在内，圆明园美女多数并非出于旗人家庭，有的来历还很复杂。圆明园被毁后，便有人认为正是因为咸丰破了老祖宗的规矩，方有此浩劫。

咸丰本人直到去世，都再未有勇气看一眼圆明园。他死后，两宫皇太后回京，传旨命户部右侍郎宝鋆前去察看圆明园，重点是希望能把园内供奉的“列祖列宗圣容”（历代皇帝肖像）找回来。

宝鋆到圆明园一看，满地灰烬，寥无一人。内务府有一个专门管理园囿的机构，名为奉宸苑，奉宸苑原本就像部一样，设立卿、郎中、员外郎、苑丞等好多职位，战乱时级别高些的官员都跑光了，仅留苑丞崇礼一人独守，也只有他知道圆明园被毁的前后详细经过。宝鋆就先找到崇礼，向他询问联军如何闯入园中以及烧园的情形。

这种回忆犹如是在将痛苦的感受再重复一遍，崇礼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宝鋆也落下泪来，两人相对而泣，都十分难过。

宝鋆随即将来意告诉了崇礼。两人找来车马和差役，一同到各处寻觅“圣容”。走了十余里路，他们终于找到了散落在地上的“圣容”，只是早已经残破不堪，令人不忍目睹。

崇礼的文化水平较低，不认识几个字，而且身上有很重的旗人习气，平时喜欢讲排场和好逸恶劳，但这个人就像过去的“爵爷”琦善一样，非常聪颖机警。见宝鋆急得不知所措，他赶紧流着眼泪劝宝鋆：“圣容毁坏至此，就算是捡拾起来也不能复原了，拿回去复命只是增加国耻罢了，而且还会令圣上伤心。以苑丞愚见，不如火化掉，较为得体。”

宝鋆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就让崇礼找来稻草，两人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将残破的“圣容”予以火化。

作为火烧圆明园的始作俑者，额尔金一再为其罪行抵赖。事隔一年后，他在英国皇家学院发表演讲，仍坚持他所要惩罚的只是无能的中国皇帝及其腐朽的朝廷，“我非常不愿相信，在这种污秽之所（指圆明园）会隐藏着什么圣洁的火花”。

从咸丰的反应及宝鋆寻找“圣容”的过程来看，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因而蒙受了奇耻大辱是可以肯定的，但额尔金忘了或者说他根本意识不到的是，火烧圆明园其实给所有中国人的内心都造成了巨大的创痛，而且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这种民族之痛也从未能够完全愈合。

有清代文人把火烧圆明园比喻为“咸阳一炬”中的火烧阿房宫，但二者显然不能相提并论，清史学家萧一山的概括或许更为准确：“此吾国所受空前之屈辱与最大之损失也！”

十六抬金顶大轿

火烧圆明园后，额尔金并没有忘记索要“抚恤银”。留京王大臣们在户部库房里搜寻半天，发现尚有白银五十万两，计二百五十箱，便只好把它们作为“抚恤银”赔给了英法。

奕訢已经答应了英法签字换约的要求，剩下来需要他做而且必须去做的，就是代表咸丰和清政府参加签约仪式。在那些天里，咸丰曾给奕訢发来多条上谕，说“夷情叵测，万不可亲身往见”，并有“勿蹈虎口”之类的话。

或许咸丰确实顾虑到了奕訢的人身安全，但也不排除他仍有恭亲王可能会被夷人“黄袍加身”的担心。不管皇兄是抱着哪一种想法，事到临头，奕訢都不能不亲自见一见这些让他们既恨又怕的夷人。他在复奏中说：“奴才于皇上，虽是君臣身份，却仍是骨肉情深。捧读朱谕，已足见皇上爱臣之心。可是现在臣若不亲见该夷，该夷必不肯罢休，为一城生灵所系，臣虽死无憾。”

这边奕訢冒死赴约，那边“夷人”却也担心着了中国人的道。签约仪式地点被定为礼部，因为听说见面地点可能布有地雷，一名联军少尉特意将礼部彻底检查了一遍，直到确证没有任何问题。

1860年10月24日，奕訢与留京王大臣们先行来到礼部大堂，在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后，额尔金一行才姗姗来迟，让奕訢等人感到震惊的是，额尔金居然乘坐的是十六抬金顶大轿！

清代在坐轿上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十六抬大轿必须是皇亲国戚才能乘坐，而像奕訢这样的亲王，大轿也仅为银顶。额尔金只是大不列颠派出的一个使节，按照中国的宫廷礼仪，他绝对不能乘坐这样的大轿。可是众目睽睽之下，额尔金却偏偏坐了，这绝不是他不懂中国礼仪，而纯粹是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要对中国皇帝和政府进行羞辱。

六十多年前的1793年，作为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全权大臣，马戛尔尼前往热河谒见乾隆皇帝。乾隆坚持马戛尔尼必须磕头，马戛尔尼则予以坚决拒绝。接待马戛尔尼的大臣拿他没办法，可是又不好扫乾隆接受来使“朝贡”的雅兴，于是只好搪塞乾隆说，夷人膝盖不会弯曲，所以不能磕头（道咸年间，英国人直至所有洋人只能直着走路的说法正是来源于此处）。

磕头与否看似不过细枝末节，但它和后来的广州入城、入京换约、面呈国书一样，放到中国的政治层面都是了不得的大事。

大清帝国自顺治、康熙朝起，就基本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文化和观点，其中就包括以封贡制度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观。按照这一观念，中原王朝才是唯一核心，周边或远或近的所有国家都不过是低己一等的外夷，他们只有向中原王朝纳贡和俯首称臣的分，若是想要平起平坐，就是超越界限，属于大逆不道。

清帝国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曾经历了很长的强盛期，在立国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前两百多年几乎没遇到过任何一个真正的对手，到乾隆朝时仍是如此，如此“文治武功”无疑又进一步增强了其在文化上的优越感。

在马戛尔尼离开中国后，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写了一封信，信中没有表现出丝毫外交上的委婉和客套，一个“天朝上国”的自满与自足跃然纸上：“我们的方式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公使也无此能力掌握这些礼节（指磕头等），并将其带到你们的蛮夷之地。”

显然，在乾隆眼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洋各国与中国周边的四夷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蛮夷之邦，只配向中国朝拜进贡，而磕头就是朝拜进贡的一种具体表示。

问题在于，按照马戛尔尼的认识，他们大英帝国才是“地球上最骄傲最强大的国家”，凭什么要被你视为蛮夷乃至“朝贡国”，还要下跪？

用现代社会流行的文化冲突论来解释，这是两大文明的冲突，它们中一个是古老文明，一个是新兴文明，但二者都认为自己才是天下文明的精华。

就好像是恒祺去刑部大牢看望巴夏礼时，和巴夏礼探讨的那个似乎纯粹务虚的话题：地球和太阳，究竟哪一个是宇宙的中心？

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

事实上，在马戛尔尼谒见乾隆之际，中国正面临“康乾盛世”的结束，行将衰落。与此同时，英国却已俨然是西方工业革命的火车头，加之民族主义的勃兴，向东方扩张殖民地，寻找倾售商品的市场成为必然。

当然如果双方在乾隆朝就刀兵相见，中国的境遇可能会好很多。如同马戛尔尼所认为的，“（乾隆朝）由一个老迈、疯狂、至高无上的好战分子带领着，幸好有一群精明强干、机智灵敏的官员，想方设法地维持下去”。更重要的是，那时英国尚没有完全摸透中国的实际状况，于是便只得将就着在广州做买卖。

到嘉庆直至道咸年间就不一样了，水旱天灾，官吏贪黩，人口增多，生产减少，政治和社会结构上的种种弱点都完全暴露出来，大清帝国真正进入了衰落期，根本经受不起西方的任何一次冲击。马戛尔尼对此也有极其准确的预测，他认为如果不是乾隆朝的官员来管理中国政府，重新换一拨庸才，这艘政府之舟就将漂泊无依，“直到在岸边撞成碎片”。

如果说马戛尔尼和乾隆的见面是中西之间的第一场冲突或第一颗子弹，前后时间跨度达二十年之久的两次鸦片战争就是其延续。英法等西方国家通过战争，不仅是要打开中国的门户，借以倾销商品，还试图让中国认识到它们是一个平等的贸易国家，而不是什么蛮夷或“朝贡国”。

英法联军攻进北京以及火烧圆明园，在让这场举世瞩目的中西冲突达到顶点的同时，也为它创造了一个新的开始。额尔金如此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甚至不顾主权国家交往中所必须注意的礼节，也就是要把当年马戛尔尼和英王所遭遇到的一切加倍奉还给中国。

很显然，武力强弱是额尔金可以和敢于这么做的前提。额尔金平时在北京城里出行，都有五百名士兵随从，一路浩浩荡荡，耀武扬威，这次前往礼部带去的士兵更是多达两千人，而奕訢等人的随身护卫及善扑营士兵才二十人，二者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当年马戛尔尼代表英王给乾隆带去不少礼物，但却被乾隆仅仅看成是“贡品”，而且说它们毫无价值和用处。这都是一些什么礼物呢？联军闯入圆明园后，在园内发现了它们，其中包括两辆英国造的马车、天文仪器、一把英国造的手枪、两门榴弹炮。联军发现这些东西时，它们全都完好无损，从物品的状态也可以看出，乾隆收下后就束之高阁，根本没有用过。他那时也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些“毫无价值和用处的贡品”将最终打败他的子孙和帝国。

“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一位国外学者如此描述中英这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恩怨。

额尔金到达礼部大堂后，奕訢等人上前迎接。额尔金非常傲慢轻蔑地看了奕訢一眼，那态度让随同前往的格兰特都感到，“这肯定让可怜的恭亲王浑身发冷”。

额尔金这么做同样也是故意的，因为他知道咸丰皇帝打死也不可能亲自来谈判现场，亲王就是咸丰的代表，他要通过自己的一举一动，让中国皇帝的代表在他们英国的进逼面前“惊恐战栗”。

仪式开始了，中国官员相互议论了几句，不料额尔金立即朝他们大吼道：“保持绝对安静！”众人噤若寒蝉，无人敢与之交涉。

在场的意大利摄影师贝亚图打算拍下这一场景，但是由于灯光太差，没有能够拍摄成功。当时列强都想看中国人的笑话，英国报纸也已留下版面，准备刊登签约现场的照片，以记录所谓欧洲征服者彻底打败中国的历史，贝亚图的拍摄失败无疑让他们失望了。

奕訢需要签字的文件是中英《北京条约》，这是一份必须签署而不是有待商议的文件。其内容除承认《天津条约》外，还包括：向“伤害英国女王的行为”表示道歉；八百万两赔款；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割让九龙半岛；英公使是否驻京由英国自行决定；等等。

在马戛尔尼半个世纪前的那次谒见中，英国使团关于开放通商口岸、在北京建立公使馆等请求曾一概遭到乾隆的否决，现在全部都得到了满足。甚至于，像当年乾隆一样，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也得到了来自中国的“贡品”。

英军军官从圆明园的废墟中捡到了一只宠物犬，军官给它起名为“北京犬”并献给了女王。女王非常自然地给“北京犬”起了一个新名字“洛蒂”，意为战利品。除此之外，女王还收到了格兰特呈献的金玉手杖、三只镶嵌宝石的大碗，后者均为从圆明园掠夺的赃物。

1860年11月5日，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在此之前，奕訢被迫与法国、俄国也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近代以来中国的所谓条约体制至此初步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