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至为关键的几个月



以《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也就是近代中国所谓的条约体制初步成形为标志，西方社会的对华舆论开始转向，他们逐渐觉得，阻止和威胁他们在华利益的，其实不是清朝政府，而是太平天国。

对于中国内战，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曾一度秉持中立政策，但在本国舆论的影响下，这种中立政策自然也就缓慢而又不可避免地变得有利于清廷，成了事实上的“不完全中立”。1861年初，一名被关在英国军舰上的囚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政策变化，于是决定拼尽全力逃出牢笼，他就是美国冒险家、上海洋枪队的头目华尔。

当初的青浦一战，华尔所率的洋枪队被太平军打得大败，他自己也身负重伤，此后便由他的朋友、英国商人希尔负责照料。那时华尔的运气可算是背到了家，在各种压力下，上海地方政府宣布解散洋枪队，自然也不敢再雇佣他，而上海的外国人更是对他表示出了公开的蔑视。这还不算，因为他曾经怂恿英国水兵开小差加入洋枪队，又引起了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的盛怒。

身体尚未痊愈，华尔就被何伯以违反不介入中国内战的各国宣言为由，下令予以逮捕。在审判他的法庭上，华尔为自己辩护，称中国政府认为他是中立的，所以英军无权逮捕和审判他。何伯毫不理会，依旧将他作为囚犯关押在军舰“切萨斯比克”号上。

眼看在中国干一番事业的抱负就将寿终正寝，华尔如何甘心。发现西方的政策风向发生变化，他马上便设法逃跑。具体过程充满了神秘感，据说他是在半夜里从舷窗里爬出，跳进了一艘接应他的小船，然后大叫“有人落水了”，从而用这种方式逃出了军舰。

新型洋枪队

洋枪队的所谓解散其实不过是不再招收新队员罢了。逃脱后的华尔躲进了松江，洋枪队的残兵败卒都集中在那里，而且很快，他就不用再东躲西藏了，因为何伯主动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俗话说得好，县官不如现管，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向来动摇不定且含混不清，这使得英国驻华官员在处理对华事务时拥有着很大的权力，彼时的何伯就扮演着此类角色。在英法联军击退李秀成部对上海的进攻后，他曾与太平军达成了一项互不干涉协定，上面规定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吴淞的一百里范围之内，但这一协定的有效期只有一年。

1861年夏末，何伯亲自访问太平军营垒，企图在协定期满后继续获得对方不攻击上海的承诺，但遭到了太平军将领的严词拒绝，所给出的理由是：“倘上海吴淞不驻满妖军队，忠王、侍王（李秀成、李世贤）决不进兵攻取。”

上海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太平军就算是一时无能力打下来，也绝不会承诺永远不打。在认清这一现实后，何伯对待太平军的态度和策略发生了变化，他开始确信保证守住上海的最好办法，是“叛军（指太平军）一旦进入我们势力所及的范围，就出击并战胜（他们）……”。

限于本国的中立政策，何伯无法派英法联军实施这种先发制人的主动攻势，于是便想到了利用华尔及其洋枪队。何伯是个打过仗的军人，这是他与看热闹的普通洋人所不同的地方。大家都说华尔和洋枪队不济事，他却能够看出华尔本人确实是有两下子的，为此他不仅赦免了华尔，而且还邀请华尔及其同伴去“切萨斯比克”号军舰开会，鼓励他们放手大干。

组建洋枪队之初，华尔并没有把中国军队当回事，以为依靠所募集的洋兵，三下五除二，就能把太平军给干掉。正是战场上的惨败以及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让他见识了太平军的骁勇善战，也从中看到了中国军人的能力。

只要给予精良的装备，再加上训练有素和指挥有方，中国人就是最可怕的战士！基于这一认识，华尔在会上向何伯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不应该再从逃兵中招募战士，而应把注意力放在招募中国人上，同时用欧洲人当教官。”

若用当时驻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华尔的想法简直荒唐可笑，但何伯同意和支持华尔付诸实践，并承诺给予幕后支持。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既不必担心别人看出英军采取了主动行动，也用不着投入大量英军（或法军），就可以给予太平军以打击。

华尔回到松江，重新招募和训练了八十二名来自各个国家的欧洲军人，组成所谓的“上海洋人团”，专门负责培训中国士兵。这些中国士兵主要从江苏境内就近招募，据华尔手下的一名官员讲，在第一个月内，洋枪队一共招募了一百五十多个中国兵，经过培训，“每个人都能完成正规军生活中的全部日常任务，严格服从命令，军服、装备和训练都以欧洲士兵为模式，达到完美的和谐”。

1861年10月，洋枪队扩充至四百多人。虽然训练时间较短，但新兵们依旧进步神速：学开枪，很快就掌握了全部技术，不仅都成了神枪手，而且懂得怎样维护保养滑膛枪和来复枪；学开炮，开始还有些害怕，通过教官指点，很多人达到了神炮手的级别；军官下命令全部用英语，但士兵学起来亦无太大困难，且完全熟悉号音。

所有这些来自当事人的记述或许不无夸张之处，然而中国士兵对军事技术的领悟能力以及训练的效果，显然没有令华尔失望。

从外观上看，洋枪队装备精良、军容整齐，由于士兵所穿军装颇似英国锡克军人或法国轻步兵的制服，所以不知内情的人往往会以为这些士兵大部分还是菲律宾人，吴煦等中国的上海官员也仍称之为“夷勇”。实际上，洋枪队虽然确实还有一些菲律宾人，但华尔已经将这部分菲律宾人编入了自己的私人卫队，吴煦等人不可能真的不知道这一点，只是因当时朝廷对此的态度尚不明朗，故意装糊涂罢了。

到了当年的秋天，这支新型洋枪队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首次旗开得胜。何伯闻讯欣喜若狂，立即向华尔表示，他将源源不断地向洋枪队提供枪支、弹药和大炮。

华尔的个人境遇发生了转变，从前围绕在他身边的指责和谩骂渐渐烟消云散，他不仅做了包括何伯在内的许多在沪外国人的座上宾，成了一个“被人承认和备受尊敬的明星”，而且又“捧起了清廷的饭碗”，重新得到吴煦、杨坊等人的青睐和财政支持。

今非昔比

1861年年底，李秀成、李世贤在浙江掀起攻城略地的狂潮，作为条约港之一的宁波也被太平军攻克。数日之后，何伯紧急赶往南京，希望直接说服太平天国当局，将互不干涉协定延长一年，结果却未能够如愿。

1862年1月1日，太平天国发出照会，对英方所提的各项要求予以坚决拒绝，其中包括太平军不进入上海、吴淞一百里内，以及进入九江、汉口两处一百里内。照会同时声明，一年前与何伯所订的互不干涉协定行将期满，期满后即行进攻上海。

与此相呼应，李秀成在攻克杭州后的第七天，便宣布太平军将由水陆分五路进攻上海，他还警告上海的洋人最好与太平军两不相扰，倘若“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在李秀成传檄进兵的当天，有难民在杭州看到太平军已出发向上海、松江进军，其情形确如李秀成所言，“上中下三塘，水陆并进”，声势浩浩荡荡。

李秀成部借扫荡全浙和攻克杭州之威，兵力雄厚，号称五十万大军（实际约为十二万人）。他们自浙江向北推进时，沿途清军纷纷崩溃，乃至入夜后火光不绝，人人都盘算着如何在太平军到来之前逃命。

奉贤、南汇、川沙等上海周边县城很快就被一一攻陷，最后太平军一直打到浦东，与上海城仅隔十余里。那些天，站在上海城头往四周瞭望，可以看到各处郊区乡村无不燃烧着黑烟，连地平线都被遮蔽了，而数不清的江浙难民则争相涌进城来，躲进外国租界。据统计，当年华人迁居租界者，竟多至四十万人，“很多人突然从优裕的生活一落千丈，坠入严冬的完全贫困与苦难的深渊”。

“大英帝国”号是一艘停泊于上海港内的英舰，水手高华斯顿被命令用四十八小时的时间去查探一下上海城。可是这家伙临时喝醉了酒，错过了出发时间。在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情况下，他心血来潮地带上一个会讲英语的中国人作为翻译，决定去察看一下“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太平军。

高华斯顿只是想远远地窥探，但当他们走到距城防工事仅五六公里处的地方时，突然被一小群太平军战士所包围。这可把他给吓得不轻，连尚存的一点酒意都荡然无存。好在太平军并没拿他怎样，关了几天之后就把他给放了。

据高华斯顿事后估计，光在他被监禁的地方附近，就约有太平军一万五千人，“附近村庄都是他们的人（太平军），每个房间都挤满了”。高华斯顿注意到，太平军的装备似乎已很精良，因为他亲眼看到，很多太平军都配有滑膛枪，有些枪上带有精确瞄准用的“测距仪”，其中有的甚至是当时已经出名的德国军工产品。

太平军里有几个外国人，其中一个会讲英文的阿拉伯人告诉高华斯顿，太平军不光有滑膛枪，也有欧洲最先进的来复枪。除此之外，高华斯顿还发现太平军“伙食充足”“气色很好”。

几天后，英国人兰伯特向英国官员提供了有关太平军军力的更详细情报。兰伯特在一支船队里当督办，这支船队由中国商人出资，拥有四十多条船，挂着法国国旗在内地采买丝绸。随船队航行期间，兰伯特和船队的另一位欧洲同事被太平军俘获，关了三天。三天后，雇主出资两千美元，将两人赎了回去。

兰伯特推测在他被俘的一带约有四千名太平军。按照他的观察，那批太平军装备不足，虽然也有滑膛枪，但可能十个人里面才有一把。不过兰伯特所说的另外一个情况，却令听者有悚然心惊之感：该处太平军已经建立了“一座正规的钢铁铸造厂”，正在浇铸大炮炮筒！

高华斯顿、兰伯特所带回的情报进一步表明，在第一次进攻上海遇挫后，李秀成之所以敢于卷图重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力量和装备都已今非昔比。

惊弓之鸟

西方的个体军火走私者以及从事大规模地下交易的军火商，仍然是太平军获得洋枪洋炮的主渠道。一家美国公司便“以卖军火给叛军（指太平军）而闻名”，这家公司由四个美国人、一个翻译和十一个苦力组成，他们经常开着两条船前往太平天国辖区销售军火，李秀成手下军官还专门为他们签订了水陆均有效的通行证。据统计，该公司在1862年共卖给太平军两千余杆枪支，八百多门大炮，以及大量火药、炮药、子弹、雷管。

上海的西方巡捕及驻军虽然在不断加强对军火走私的查缉，但根本防不胜防。英国巡捕曾在一艘船上发现一百多万枚雷管和近五十杆滑膛枪，它们都是准备装运给太平天国的，无独有偶，法国人截获的另一艘船上，同样装着专供太平军的五千件军火。

兰伯特所说的“钢铁铸造厂”也不是空穴来风，法国在缉私过程中就没收了“一些用于生产军火的工具”。当然这类军火小企业不一定是太平天国在搞，而更可能是一些欧洲人为了节约成本或提高效率，就近在上海附近开办的。上海的一家报纸因此指出，太平军得到的许多武器竟是“在我们眼皮底下，在黄浦江对岸”生产的。

士兵有了武器装备，还必须进行适当训练。如同华尔被地方官府所用一样，在太平天国后期，也有许多外国人效力于天国，并帮助训练太平军乃至直接参与作战，高华斯顿被监禁期间看到的那几个外国人就是其中的一分子。1862年初，英国驻上海副领事福礼赐去了一趟南京，他从南京给已复任为英国驻华公使的卜鲁斯发去一份报告，称太平军已雇佣外国人达一百零四人。

这些被太平军雇佣的外国人效力天国的原因各有不同，有一些也是英法驻华军队中的逃兵，有的则是被优厚的薪酬待遇所诱，但亦不乏为太平天国的宗旨所打动，甘愿为其无私奉献的理想主义者，呤俐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

呤俐原为英国海军的一名下级军官，来华后他辞去海军职务，到一艘小轮船上当了大副。这艘小轮船的性质跟兰伯特的船队相似，名为英国人的产业，实为中国商人所有，目的就是规避风险。兰伯特船队是到内地采买丝绸，他们则是到太平天国统治区去收买蚕丝。

呤俐素来厌恶清政府，同情和支持太平天国。在轮船停泊采购生丝期间，他特地到苏州晋谒了李秀成。李秀成那时候刚在进攻上海的战役中受挫，本人面部也被英国战舰的大炮击伤，但却立即接见了呤俐，并且招待他住在了自己的王府里。呤俐大受感动，从此便决定带着未婚妻和几位友人一起报效太平天国。

呤俐曾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上海及其他清政府统治区，为太平天国采购军火和粮食，还曾委托代理人与上海一部分同情太平天国的报馆建立通信联系。不过他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是帮助太平军进行军事训练，为此他组织了一支直属李秀成指挥的教练军，用于培训士兵和参加作战。

有人称呤俐是“叛军（指太平军）中颇富特色的军事家”，在这一点上，他确实不比处于敌对阵营的华尔逊色。有一段时间，他和其他洋教官在天京执教，每天教授士兵学习炮术和一种中西参半的阵法。在执教过程中，他也产生了和华尔等人相似的体会，即中国人有着十分惊人的学习本领，可以迅速学会英文和其他各种军事技能，“这种本领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呤俐刚刚参加太平军的时候，太平军连野战炮是什么都不知道，在他的请求下，李秀成为其精锐部队配备了法式野战炮，并由呤俐指挥炮队进行射击。在进攻杭州的战役中，防守内城的旗兵作战极为勇敢顽强，太平军屡被击退。李秀成下令集中八九门大炮轰击内城城垣，但由于这些大炮都架在同一地点，射击的方向和角度也一致，使得当士兵前进时，大炮都不能发挥作用。呤俐发现问题后，立即劝说李秀成调两三门炮到两翼，这样既可以纵射守军的木栅，又能对步兵进行掩护。李秀成采纳了他的办法，实战中果然奏效。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武器装备的改善，呤俐等人的训练和指导，使得李秀成所属的太平军主力部队继江西落败之后，再次跃入其力量的巅峰期。他们对西式打法不再感到陌生和惧怕，驻沪的英法联军要想像第一次上海战役时那样轻易击败和击退他们，也已经变得不太可能了。

高华斯顿在被关押时，太平军曾就上海有无英法军队，驻于何处，人数多少，是否装备重炮等情况，向其进行详细询问。释放的条件之一是他必须给洋人带信：太平军决心占领上海，英法军队必须尽速撤离，太平军可保证不破坏、不抢劫欧洲人的财产。

兰伯特同样被要求将四封信分送英法美荷四国领事，这四封信的措辞和口气更为强硬：“英法若是企图抵抗，（太平军）一旦占领上海，就会把洋人的脑袋全砍掉，且停止茶丝贸易。英法若是不干涉，白人皆可经商，且遍行无阻。”

上海的中国官绅本来就已如同惊弓之鸟，相关信息如同火上浇油，令他们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为防战火蔓延到上海，损害列强与外商的商贸利益，已任英国参赞的巴夏礼出面代表英方，与上海官绅会商共同防务，最终在薛焕的认可下，由中外绅商组成的“会防局”（全称为“中外会防公所”）正式成立。会防局负责筹措洋枪队的军饷，英法联军除粮饷自备外，军火和住房费等费用，主要也由会防局提供。

作为会防局在军事方面的核心成员，何伯等人经过多次筹谋，制订了分区防守上海的计划。他们沿租界区部署了四千兵力，加固了防御工事和炮兵阵地，同时还命令八艘英国军舰起锚联防上海。

就算是这样，仍然不能让中外官绅感到足够安全。英国领事馆举行集会时，有人甚至提议说不如“与太平军首领好言相谈”，把上海拱手让出。虽然这个提议最终没能获得通过，但众人那种胆战心惊的样子已经一览无余。

担忧是多余的

就在大家都相信一场空前血战无可避免的时候，天时无常，从1862年1月26日起，上海突然下起大雪，雪停之后又开始降温，气温从1℃下降至-20℃，《北华捷报》称：“未尝见诸上海的气象记录也。”

整个原野天寒地冻，而且整整持续了二十多天之久。对上海的洋商洋兵来说，这种不期而至的气候简直是“上天佑助”：暴雪和酷寒重创了太平军，由于对此缺乏心理准备，他们没有足够冬衣用以御寒，多数时间无法外出行动，按照李秀成的说法是“我们动弹不得”；河道被冰块阻塞，在河中巡逻的军舰和船只全都行动受阻，但太平军水师也因而行动困难，不能负起配合其陆军行动的职能。

依靠天气帮忙，何伯总算把危机应付了过去，当然他知道这只是暂时应付，天气一旦转暖，太平军仍会继续进攻上海。他于是决定彻底放弃英国政府的中立政策，为了表明这么做有理有据，他宣称：“太平军不单是反对皇帝的暴乱分子，而且还践踏人间与神灵的全部法律，将他们从通商口岸驱逐出去完全正确。”

上海地区的清军包括绿营和勇军，绿营不用说了，早已堕落为乌合之众。上海地方政府自己招募的勇军也并不比绿营更强，英国情报机构汇报说，用来“保卫”上海地区的三万名勇军每个月都要耗费几十万元，可他们不是没有战斗力，就是对政府不忠诚——勇军名义上虽属江苏地方长官指挥，但地方长官其实根本不能予以控制，有人干脆称之为“市井无赖”。

在何伯眼里，清军都是废物点心，根本没有什么用处，自家的英法联军又数量有限，无论防御还是进攻都很吃力，于是洋枪队就成了他唯一能够发掘和利用的军事资源。

至1862年1月，洋枪队达到了一千多人，部队装备齐全，随时处于备战状态，同时在经过几次较小规模的战斗考验后，华尔也信心十足地认为他的部下已能适应进攻性作战。倒是中国的地方官僚受先前老洋枪队惨败的影响，认为新洋枪队再怎么训练，毕竟和受过实战锻炼和检验的英法联军不同，难以承担起主动进攻的责任。苏松太道吴煦就担心华尔过于轻视太平军，贸然出击会削弱上海的防守力量，甚至导致上海被攻陷。他在一封信中质问上海道台，说到那时即使“食华尔肉”，又有什么用呢？

事实证明，吴煦的担忧是多余的。洋枪队首先在吴淞告捷，其所属的一个支队击退了一大批太平军，接着在清军的援助下，洋枪队又于广富林击败太平军数千人。2月上旬，太平军开始重兵集结于松江周围。松江不但是洋枪队的基地和老巢，也是上海的门户，华尔急忙派约五百人出击，在清军的及时援助下，将太平军赶出了其所在营地。

洋枪队的动向终于引起了太平军高层的注意和重视。太平军直接对松江发动了进攻，但这次进攻也遭到挫败。洋枪队最新配备的大炮在此番攻守战中显示出巨大威力，太平军死伤达两千多人。洋枪队在击退太平军后，又追至广富林，俘获七百多人，并夺得大量船只。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天气寒冷，给养不继，太平军只得撤除对松江的包围。

洋枪队在这一系列战事中取得的胜利，令其身价倍增。何伯忙不迭地邀请华尔会谈，希望洋枪队能够与英法联军合作，共同对太平军发动攻势。

昔为阶下囚，今作同盟者。华尔没有忘记当初正是何伯将他变成了囚犯，他在会谈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久郁于心中的一丝愤懑，同时要求何伯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过去抓捕他那样的事件。何伯立即答道：“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现在已步入坦途，并将得到我所能给予你的全部支持。”

华、何一拍即合。1862年2月16日，两人化装成猎人，对位于浦东半岛顶端的高桥进行了侦察。五天后，英法联军出动四百多人，洋枪队出动六百人，对高桥展开会攻。

在高桥战役中，洋枪队扮演了先锋的角色，不仅将据守外围工事的太平军予以击溃，而且攻陷了约有一万人守卫，虽无城墙但工事坚固的太平军前沿阵地。他们在实战中的表现确实非常出色，连对洋枪队一贯持批评态度的上海新闻界也一反常态地表示认可。

在新洋枪队成立后，以江苏巡抚薛焕为首的地方官员一直未敢向朝廷汇报相关情况。这时觉得时机已到，薛焕立即写成奏章，将高桥战役的经过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同时对华尔及其洋枪队给予了很高评价，夸口说只消少数洋枪队就能战胜众多太平军。

薛焕建议：“因洋枪兵勇甚为得力，（所以希望能）取名常胜军。”他的建议得到批准，从此洋枪队获得了中国官方所授予的合法地位，并正式开始使用常胜军这一称号。

向化

除了突出洋枪队在关键时刻的战斗力外，薛焕在奏折中也没有忘记提及华尔对大清帝国的“顺从和忠诚”。

对于借助洋兵“助剿”，那拉氏、奕訢虽已不像咸丰时那样保守固执，但仍非常忌讳。新洋枪队的士兵全部是中国人，且可以不依靠英法联军支持，独立在战斗中取得胜利，对于这一点他们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所顾虑的主要是华尔等洋人。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尽管自古就有雇佣外国军事人才（“番将”）的传统，然而历朝历代留下来的相关经验也同时表明，这些“番将”的忠诚度并不一定可靠。不可靠就容易出乱子，有时还是大乱子，比如唐代安禄山发动的安史之乱，有些史家就认为它不是单纯的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之间的内战，而是中国人和叛变了的“番将”及“外国”雇佣军之间的争斗。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向来都是以中国为中心，中国之外全都是“外夷”，即便开明如奕訢、文祥，思想意识上也从来没有能够脱离这一窠臼。衡量外夷是否忠实，由来已久的尺度只有一个，那就是文化归顺，中国的文化典籍称之为“向化”“来化”“慕义”。

早在1861年，华尔就向道台府和美国公使馆提出申请，要求“归化”为中国臣民，以及改变“服色”，改穿大清官服。华尔当时这么做，主要是迫于压力，避免因违背中立而再遭逮捕和起诉，同时也让美国政府不能利用其国籍插手洋枪队内部事务。薛焕是个老官僚，中国官员常见的机敏、圆滑、谨慎等特点在他身上一个不缺，他自然不会傻到将这些背景和盘托出，他在奏章中一再强调的，是华尔对朝廷如何“真心实意地忠诚”，以及“抑制他‘向化’的忠诚似不妥”。

朝廷对华尔的主动“向化”显然感到非常满意，在诏令中称赞道：“（华尔）已由钦慕转向华风并怀有忠心，能干而顺从，确实值得敬佩。”按照薛焕的意见，华尔被授予四品顶戴花翎，继续负责训练常胜军，这意味着他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得到皇帝特赐嘉奖的西方人。

高桥战役让何伯和华尔都尝到了甜头。何伯虽然预料这次军事行动最后终将得到上司的支持，但他心里非常清楚，英法联军哪怕是以主动防御为名义对太平军发动进攻，也已经明显破坏了英国政府所公开宣布的中立政策。为此，他在给海军部的报告中特意做了掩饰，竭力说明所派出的数百名联军“并不是认真安排的”。

何伯自己是早就把中立政策扔到爪哇国去了，他仍一心想着如何进一步攻打太平军，“三十英里外围战”由此破炉而出。所谓“三十英里外围战”，是由英法联军和常胜军实施联合作战，对上海城外围三十英里范围的区域实施“清剿”。

1862年2月22日，何伯给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写信，提出了“三十英里外围战”的计划。不过他把计划的发明权戴在了华尔头上，还说明洋枪队将在计划中承担主要作战任务，联军仅提供有限的军事援助。

卜鲁斯早就倾向于清廷，但根据本国外交部的中立政策，仍主张限制英国直接介入清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他一边有保留地对“三十英里外围战”计划表示同意，一边坚持联合作战期间，所攻克的城市都应由清军来守卫。

在“三十英里外围战”正式开始以前，英法联军、常胜军和当地清军对太平军展开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攻势，对太平军修有防御工事的的各个前哨阵地发动进攻，目的在于减轻太平军对上海和松江的压力。在这些战事中，联军多数情况下仅担负后备军的角色，以及向联合部队提供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炮火支援，在战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常胜军，他们作为散兵、攻击部队与追击部队，在战场上表现得异常活跃。

华尔毫无疑问是常胜军的灵魂人物，指挥作战时他不穿军装，不佩军阶标志，若用正规军人的标准来衡量，可以说举止极为随便，然而另外一方面，他的衣着打扮又十分讲究和引人注目。

华尔有一件紧身便装军大衣，乃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赐赠，一般情况下，华尔不是穿这件亲王赐赠的军大衣，就是穿一件热带居民所穿的紧身短上衣。除此之外的行头，还有一件厚厚的斗篷、头上所戴的宽边帽，以及嘴里叼着的方头雪茄烟。

华尔手中也从不握刀或武器，只拿一根马鞭聊作手杖，它的作用和其他行头一样，并不光是为了出风头，更有消除士兵的恐惧心理，塑造自己战无不胜形象的目的。

哭秦庭

对常胜军而言，上海周围的战役并不容易打。这一带地形特别复杂，如同迷宫一般，同时太平军也十分擅长情报战，他们四处安插内线人员，用以打探军情。有时常胜军距离太平军明明只有几百码，太平军却能在掌握情报的基础上，利用地形之便巧妙周旋，一旦发现情况不妙，立即沿着河沟壕壑从容撤退。

常胜军士兵的装备笨重，追击时往往会陷入泥淖，从而变得寸步难行。一位前去采访的英国记者哀叹道：“要捉住狡猾、凶残的胆小鬼（指太平军）实在不可能。”

另一名记者用文学语言描述正面战斗的场面：“曙光喜洋洋地洒泄在稻谷之上，法军军乐队吹奏军乐，鼓舞士兵攀爬城墙。”事实上，虽然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常胜军基本都占有绝对的火力和技术优势，但绝不像记者所写的那么轻松。参战双方都在战斗中表现出了空前的残酷性，华尔因为指挥位置靠前，也已多次负伤。

在实战中，华尔确实充分展示出了他的军事才干。针对上海周边的复杂地形和太平军能够利用地形迅速转移的特点，他费尽心机地为常胜军购置了汽船和浮舟，用以增加部队的机动性，并试图以此控制水道。另外，他通过对士兵加强训练，大规模利用能到手的火炮实施攻击等措施，也有效改善了正面作战和追击的效果。比如在一次战斗中，两名中尉指挥野战炮，用葡萄弹和霰弹向太平军进行轰击，当场就打乱了太平军的撤退步骤，使其由撤退变成了溃逃。

从1862年3月初至4月中，联合部队先后占领了萧塘、泗泾等五处城镇。这是至为关键的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恶劣的天气和常胜军的异军突起，令李秀成处境尴尬，他的部队不仅没能突破上海业已增强的防御工事，而且前哨阵地接连失守。幸好，西方人“所攻克的城市应由清军来守卫”这一条帮了他大忙，当地清军既没有什么战斗力，也缺乏长期驻守的准备，太平军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又轻而易举地夺回了大部分失守的据点。

尽管上海城得到了暂时的安全，但上海的中国官绅仍未能从恐怖气氛中摆脱出来。在他们看来，联合部队在1862年年初所取得的胜利，“仅仅是在完全阴暗的画面上投射了一束微光”罢了。吴煦身为苏松太道，居然害怕到要求外国卫队保卫其衙门，就怕哪天一早醒过来，满城到处都是太平军。

官绅们的恐惧不难解释。本地清军如此脓包，英法联军和常胜军又兵力有限，怎么可能让人觉得心里踏实呢？李秀成从浙江打到上海、松江，在突降大雪之前足以称得上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若是气温转暖，使得太平军可以全力以赴，到时上海还能保得住吗？

就在众人担惊受怕的时候，一支从上游开来的部队抵达上海，他们日思夜盼的援军终于来了。

数月之前，由曾在胡林翼手下为官，正在江苏老家丁忧的湖北盐道顾文彬等人倡议于前，薛焕、吴煦等人首肯于后，会防局决定以江浙乡绅的名义，向湘军集团求援。此后，便由吴煦筹银二十万两，雇佣外国轮船，派遣同在家乡丁忧的户部主事钱鼎铭专赴安庆，面见曾国藩。

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与曾国藩是同年，除了这层关系外，他随行还带去了官绅们共同署名的一封公函。公函的实际执笔者为苏州人、散文家冯桂芬，冯桂芬起草的文章用辞委婉恳切，大意是说江浙共有三个可以利用但已不能持久的有利条件，分别是民团、枪船、内应，同时，共有三个尚能保存但已不能持久的城池，分别是镇江、湖州、上海。

江浙两省人文鼎盛，世家众多，有的甚至历时数百年，然而战乱一起，皆“遗其器物，丧其身家”，很多中产家庭瞬间沦落为家破人亡的难民。钱鼎铭和冯桂芬皆为世家子弟，对此有切肤之痛，当曾国藩接见他时，他便以自己的亲身遭遇，向曾国藩诉说上海如何危如累卵，说着说着，竟至当场号啕大哭。

春秋时有哭秦庭的故事，说的是楚人申包胥向秦国求援，请秦王派兵援救自己的国家。因为秦王起先没有答应，他立在庭墙之下日夜哭泣，乃至七天都没有吃一口饭。曾国藩当时感到钱鼎铭几乎就是现实版的申包胥，“见而悲之”，颇为之动容。

此次上海方面的求援确实非常郑重，除了打感情牌外，他们还承诺每月可募集军饷十万两。湘军虽然已有了多个省份可为之提供军饷，但供饷省份大多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往往两三万都不能及时足额接济。更有朝廷已下了命令，要求该省务必拿出饷银，然而仍数年不见一文者。如果真的像上海方面所承诺的那样，每月都能固定提供十万两军饷，就可以帮助湘军解决大问题了。

曾国藩不能不心动，但这并不说明他能马上行动。需要湘军用兵的地方太多了，江西和安徽兵戈未息，鲍超、多隆阿等人都尚在那一带作战，浙江确定派左宗棠增援，计划派去浙江的部队，除左宗棠本部的楚军外，还需要从湘军中拨出相当大一批人马予以补充，剩下来已没有多少兵力可用了。

稳扎稳打是曾国藩的一个主要军事思想，所以他还必须考虑到，上海同安徽相距较远，一旦有紧急状况发生，没有办法像浙江那样迅速派去援兵。

舍我其谁

曾国藩不答应援助上海，钱鼎铭就住在安庆不走，而且每次见曾国藩，必然哭着哀求，那样子真的跟申包胥哭秦庭一样，反正只要曾国藩不松口，就决不打算还乡。

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既与曾国藩是同年，自然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是同年。得知李鸿章是曾国藩的亲信幕僚和学生，深得曾国藩的器重，钱鼎铭又亲自登门拜访李鸿章，请求帮助劝说曾国藩。李鸿章答应了他的请求，帮助积极劝说曾国藩立即派兵助守上海。

这一期间，大学士、江苏常熟人翁心存以朝中元老的身份，上疏称：“苏州、常州一带的绅民一边结团自保，一边急切盼望曾国藩来援，其心情就如同盼望自己慈祥的父母前去解救他们一样。”他请求朝廷敦促曾国藩，赶快派出一名擅于跟太平军作战的将领驰援。

朝廷接受了翁心存的意见，随即颁发谕旨，命曾国藩速遣大将东下江南，“以慰民望”和解除政府的南顾之忧。至此，上有朝廷的谕旨，下有官绅的恳请，加上李鸿章等人的劝说，曾国藩开始对东援方案进行重新审视。

自从曾国荃攻下安庆后，攻夺江浙及其南京便已成为湘军亟待解决的迫切任务。由左宗棠入浙起，从西向东一个个依次解决江浙沪，这当然是一种办法，另一种办法则是分兵援沪，在援沪的同时以上海为基地，加强东线的进攻力量，从而造成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的有利态势。

经过认真考虑，曾国藩终于痛下决心拨兵援沪，钱鼎铭一行这才高高兴兴地回沪报喜。

在大计已定的前提下，派谁领兵援沪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湘军集团当时被公认最能打仗的三员大将，分别是多隆阿、鲍超、曾国荃。多隆阿智勇双全，但唯一能调动他的湘军主帅只有胡林翼。胡林翼死后，多隆阿大有伯乐已去之感，不愿听从曾国藩的调遣，而且他正在皖北与陈玉成部的太平军作战，就算是硬调也调不过来。鲍超倒是肯听从曾国藩，不过江西、皖南战场也缺不了这位宿将坐镇。

三大将中只有曾国荃能用。因为攻克安庆，曾国荃声名大震，连朝廷也把他作为了援沪的最佳人选。此时曾国荃已奉命回湖南增募新营，朝廷因此在谕旨中问道：“贼匪（指太平军）攻陷杭城后，势必将窥伺淞、沪，曾国荃募勇是否已经回营？”

按照朝廷指示，曾国藩须催令曾国荃统带老勇八千人援沪，同时曾国荃的职责不仅是防守上海，也包括乘虚袭进青浦等上海周边县城，从而为进一步克复苏常两郡做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两次致书在湖南募勇的曾国荃，与他商量援沪一事，但曾国荃一心要攻夺南京，并且认为攻南京对援沪乃至克复苏常也非常必要：“金陵为贼（指太平军）根本，急攻金陵，贼必以全力援护，而后苏杭可图。”

见曾国荃志不在此，曾国藩只得另择良将。李鸿章发现机会来了，立即主动请缨。在曾幕之中，李鸿章是抱负最为远大的一个，每次谈及中外形势，均有收拾天下，舍我其谁之概。鉴于他在投入湘军前就有多年征战经历，不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好高骛远的书生，所以曾国藩对他也极有信心，认为李鸿章做事从容不迫，今后定能肩负重任。

在此之前，曾国藩已把李鸿章作为重要的储备将才，通过各种机会和场合予以打磨，如今也确实到了将他推上前台，一试锋芒的时候了。曾国藩笑着对身边的人说：“少荃（李鸿章号少荃）去，我可以高枕无忧了。只是安庆这里少了一个左膀右臂，怎么办？”他两次上疏奏保李鸿章“久历戎行，文武兼资”“才大心细，静气内敛”，请求以之替代曾国荃东援。

朝廷旋即回复照准。胡林翼生前曾建议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后，应大胆地派李元度、李鸿章统兵分别进军江浙，如今除了李元度易人外，这一建议基本都得到了实现。

民风

此次李鸿章受命出征，最大的困难还是没有兵，湘军的规矩是兵为将有，于是曾国藩便派他招募淮勇，用以组建援沪之师。

曾国藩最初创建湘军的思路，很多都取法于戚继光。戚继光练兵用兵有“澄定浑水，再汲新水”一说，浑水指的是旧军，新水指的是新军。按照一般经验，士兵从征的时间一久，都会渐渐染上暮气，秉性善良者思乡心切，凶暴狡诈者甚至会为敌方所诱而另有图谋。戚继光的对策是以新代旧，用重新招募的新军来替代暮气沉沉的旧军。

曾国藩对戚继光的这一策略非常服膺。湘军军制，凡一个军营染上暮气，就必须立即全部遣散，另行招募新军。曾国藩引用北京旧鞋铺里的一句谚语，称之为“抽帮换底，整旧如新”，意思是就好像鞋铺把旧鞋的底子换上新底子，便能够使之焕然一新。

由于需要不断地遣撤旧勇，另建新营，对兵员的需求量就相当之大，据曾国荃统计，仅湖南湘乡一县，前后从军的人便有二十余万之多。

除湖南外，从就近原则出发，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也都曾分别筹划在湖北、四川、江西招募勇丁，并按湘军成法，组建由该省勇丁组成的新营。可惜的是成效都不显著，有的刚刚成立不久就被裁汰了。比如胡林翼抚鄂时，就想招鄂人为兵，选鄂人为将，结果所建的部队根本就不能用，最后他的所谓鄂军其实仍是湘军，从兵到将大部分都是从湖南招募过去的。

为什么湖南人能当兵打仗，几个邻省的人就不行呢？细究起来，这与当地风气大有关联。湖南民风之强悍，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当初太平军进入湖南而湘军尚未建立时，境内民众便立刻自发分化为壁垒分明的两派，一派投入太平军，一派成为结堡自守的民团，这两派立场完全不同，但都毫不迟疑地与对方誓死争斗。这种民风，在当时的湖南各地少有例外。

反观同时期的湖北、江西，太平军一来，民众就赶紧蓄起头发，清军一来，又马上剃头，民风差异，显而易见。四川素为天府之国，有渔盐之富和商贾之利，老百姓生活安逸，民间肯冒兵戈之险从军的人自然更不会多。

安徽的情形则与湖南、湖北、四川、江西都不大相同。安徽除通常以长江划界，分成皖南皖北外，还可以按经济文化水准，大体分出三区，即最南面的皖南地区、最北面的两淮地区以及夹在两区之间的皖中地区。

皖南是三区中最富的，这主要是由于徽商的缘故。太平军攻入皖南时，绅商们曾集巨资献给太平军，试图换取对方不攻夺他们所在的城池。可是太平军作战本有其既定的战略目的，往往都是钱财收了，城池也照攻不误，于是有人就讽刺说：“徽人必有抱金而死者！”显然，皖南民风不过是湖北、江西、四川的翻版，在这里很难招募到敢战能战的武士。

三区中最穷的是两淮地区，包括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在内，都是“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所在。两淮在嘉庆时就出现动荡，至道光年间日趋严重，在凤阳、颖州两郡，抢劫和杀人放火的事件层出不穷，犯案者甚至敢和官府对抗，公然拒捕。

发现两淮风气刚劲，还在李鸿章初入湘军幕府时，曾国藩就决定由他主持招募淮南勇五百人，组成淮南骑兵，为创建湘军骑兵探路。李鸿章受命后，派人到两淮募勇，但当地士绅却借口团练仅保卫乡里，对前往招募的人员百般阻拦，结果这次试验没能成功。

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淮河两岸地区的士族力量薄弱，士绅集团受理学忠君的思想影响较浅，见清廷和太平天国对峙日久，相持不下，便对形势大多采取了观望和两面应付的态度。

等到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又再度提出了创建淮军的计划。他认为，两淮地区应该不愁招不到合适的勇丁，只是缺乏训练人才而已，倘若能用湘军的制度来训练两淮勇丁，同时严格纪律，并多训练一段时间，不但能练出好兵，还有望从中选拔出一两个日后的名将之才。他乐观地估计，这样一支淮军将成为声望不减于湘军的劲旅。

按照自己的设想，曾国藩上疏朝廷，请求由两淮兵勇组成淮扬水师，以作为创建淮军的前奏和铺垫。曾国藩安排李鸿章帮助湘军水师将领黄翼升经办此事，不料两淮当时已成为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李鸿章暂时无法前往。后来因为替李元度向曾国藩求情，李鸿章一怒之下离开了祁门大营，以淮勇办水师的事也就只能泡汤了。

经历两次失败后，再议创建淮军，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把目光从两淮移向了皖中。皖中在经济文化程度上居于皖南和两淮之间，同时因其北面与两淮接壤，东面的巢湖又是盐枭出没之区，因而民风也较强悍。

相比两淮，皖中的士族力量较大，理学思想影响深。再者，皖中地区有的为太平军巩固的根据地（安庆），有的为拉锯战区（庐州一带），战斗激烈频繁，持续时间长，各县团练头目或有父兄被太平军所杀，或财产被毁，房屋被占，客观上也使他们丧失了妥协观望的余地。

走捷径

最早回籍办团练的吕贤基、李鸿章父子都来自于皖中的士族家庭。李鸿章自随吕贤基回籍，一直到他后来投奔曾国藩，皖中民团与太平军的对抗始终没有终止。通过实战锻炼，团练头目们提高了军事才能，增长了胆识，其中，庐州人张树声筑数十寨自卫，连太平军都不敢接近，是皖中势力最大的民团之一。曾国藩通过李鸿章得知张树声的事迹后，大加赞许：“独立江北，今之祖生（祖生即东晋名将祖逖）！”

虽然如此，这些民团却都难成气候，原因是他们喜欢互争雄长，快意恩仇，通常情况下都是太平军来攻了还能互为声援，太平军一走，彼此之间便打成一团。比如，庐州有一个以解先亮为首的团练，解先亮的部下叶志超身材魁梧，膂力过人，每次打仗都勇冠全军，很受解先亮的重用。叶志超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姑娘，眼珠子顿时就不会转了。解先亮看在眼里，便对他说：“你下次作战要是能够再次取胜，我就把她送给你。”

叶志超依言打了胜仗，解先亮果然说到做到，把叶志超心仪的那位姑娘抢来送给了他。后来才知道，这位姑娘竟然是张树声的表妹。即便这样，解先亮、叶志超也没把张树声当回事，更没去向其赔礼道歉，只是相互之间从此不来往而已，反正一句话，大家都凭实力在江湖上生存，你能吃得了我就吃，吃不了就相互提防着。

由于团练头目们互不服气，无法自行团结成整体，因此就需要一个地位高、声望隆，各方非但对他没有私怨，还有好感的人来一体统摄。李氏为皖北望族，李家与团练头目们有着较深的渊源，有的论交情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一代，李鸿章本人既是高官，又被大名鼎鼎的湘军统帅曾国藩所倚重，他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团结众人的合适人选。事实上，在湘军攻下安庆后，头目们就不断与李鸿章联系，希冀着能够通过他与湘军挂上钩。

李鸿章从前曾随父亲在庐州办过团练，但追随他的那些人早已星散。眼看援沪事宜箭在弦上，重起炉灶已不可能，他便决定走捷径，对皖中的旧有团练进行罗致和改编。

想好办法之后，李鸿章没有返回故里，而是坐镇安庆，通过派人传达或通信的方式，与团练头目们进行联络。皖中一带早就已经形成了以李鸿章为群体中心的趋势，李鸿章奉命募勇的消息一出，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吴长庆四位头目马上闻风而动，率所部团勇前来安庆。当然也有例外，解先亮原先是个不识字的农民，不愿意离乡外出作战，正好吴长庆的手下兵勇不多，解先亮就把包括叶志超在内的部属交给了吴长庆。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淮勇陆续抵达安庆北门城外并在城外进行驻扎。这批淮勇共有三千五百人，根据淮勇实力单薄的实际情况和李鸿章本人的请求，曾国藩从湘军中陆续拨出三千人归其统一节制。这三千人里面，有一千人是曾国藩的亲兵，一千人是曾国荃的旧部，均为湘军中最精锐的部队。

1862年3月4日，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曾国藩对各营进行检阅，这标志着淮军的正式建成。

初建时的淮军，共计十三个营，其中只有张、潘、刘、吴四营是纯粹的淮勇，另外三个营虽然营官和弁勇也都是安徽人，但原先都是湘军旧部。除此之外，各营官兵皆为清一色的湖南人，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跟随曾国藩多年。在军制上，淮军的营制、营规、饷章也都沿袭于湘军，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淮军仍然只是湘军的一个分支，与过去胡林翼手下的鄂军相比，并无多大差异。

3月19日，上海会防局提供的八万军饷解至安庆。对于湘军而言，这是多年来少见的一笔巨款，既足证了上海的财力，又进一步显示出官绅们求援的诚意及其急迫心情。看到军饷，压在曾国藩心头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他在日记中直言：“少荃（李鸿章）启行的军费有着落了，真是快慰之至。”

此时江苏范围内能作为据点的，仅上海、镇江两个城市。镇江守将是江南大营时期的绿营将领冯子材，冯部一直处于孤城被困的境地。指挥江北清军的都兴阿曾派兵救援，但没有能够取得成功。朝廷认为镇江乃南北枢纽，务必确保，所以谕令曾国藩速催李鸿章率水陆军前往应援。

以前胡林翼也觉得镇江比上海更重要，他和曾国藩商量，准备一旦进兵江苏，即留驻镇江，并保举李鸿章、李瀚章兄弟中的一人为两淮盐运使，以便用征收的盐税为湘军提供军饷。

根据朝廷的谕令及与胡林翼商量的结果，曾国藩初步计划以黄翼升指挥的淮扬水师搭配淮军，组成水陆万余人的东援大军，其中淮军由陆路进兵，经巢湖、含山一带前往镇江。

陆路行军路线长达千里，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粮饷难以接济，李鸿章就叫苦说：“江北遍地疮痍，人烟寥落，办米、办夫、饷运维艰。”其次，从安庆到上海，沿途多半是太平天国控制区，淮军要穿越其防线，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很有可能部队还没到镇江，就遭到太平军的截击甚至被其消灭。

退一步说，即便淮军能够顺利到达镇江，由于上海正处于太平军的包围之中，由镇江开往上海也不容易。上海会防局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连忙筹措十八万两运费，雇佣英商的七艘轮船，用来将淮军分三批运往上海。

李鸿章与曾国藩经过商议，决定顺应上海绅民之请，“由水路东下，直赴上海”。

站墙子

1862年4月8日，李鸿章率首批两千淮军到达上海。上海人平常所见到的英法联军、洋枪队皆着华丽制服，就连绿营和勇军也都穿得像模像样，唯淮军头上包着布帕，身穿短褂衣，足蹬草鞋，显得土里土气，路人行人见了，都笑指他们为乞丐。

李鸿章对此倒并不是很介意，也不急于用战绩来证明自己。在加入湘军之前，他可不是这样，那时的李鸿章年轻气盛，无论是跟随吕贤基、福济作战，还是在庐州办团练，经常脑子一发热，就会跑出去和人作战，即所谓“专以浪战为能”。

在加入湘幕后，曾国藩特地把他调到曾国荃军的营务处待了一年，以学习军事。这一年让李鸿章取到了真经，他告诉别人：“湘军善战，我原先以为他们是有什么神奇的战略战术，现在才知道其战略战术也无特别之处，就是发现敌人来了，马上去‘站墙子’！”

按照湘军营规，部队是半天走路，半天筑营，官兵们一到宿营地后，就必须立即修建营垒，待营垒修成后方能休息。湘军的营垒为圆形，最外面一圈是鹿砦，中间有内外壕两条壕沟，最里面一圈是土墙，分为内侧的子墙和外侧的正墙。正墙高两米多，子墙的高度只是它的一半，士兵可以站在子墙上，依托正墙顶部挖出的枪炮眼，向外观察和射击，这就叫“站墙子”。

“站墙子”有一套固定的制度和办法。一般在凌晨四点，也就是敌军最容易偷营劫寨的时候，营垒中的官兵要全部起床，其中三分之一的士兵“站墙子”一次。晚上七点以前，再派三分之一的士兵“站墙子”一次。晚上的其余时间，也要派一成士兵“站墙子”唱更，彼此轮换。

在曾国荃营中，李鸿章亲身体验到了“站墙子”的必要性和好处，他认为“半日行路，半日筑营，扎稳脚跟，劳逸结合”，乃湘军很少打败仗的秘密法宝。

其实不光是“站墙子”，稳扎稳打和时时防备的军事思想也早已渗入湘军的血液之中。就在李鸿章临别安庆前夕，曾国藩特别告诫他不要急于求战，而应先练就精兵，站稳脚跟，他还针对李鸿章急躁任性的性格弱点，以“深沉”二字进行戒勉。其他好友如李续宜等人也纷纷以“从容”“勿急”等字相赠。对于师友们的这些劝诫，李鸿章都铭记在心，表示“当奉为枕中秘”。

淮军到上海后，洋人屡屡要求他们出兵“会剿”，与洋兵共同作战，李鸿章都不肯答应。李鸿章的这一态度得到了曾国藩的大力支持，后者在来函中指示：“阁下此次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阁下此时除选将、练兵、筹饷，别无政事；除点名、看操、查墙，别无功夫。”

这时，朝中恭亲王、文祥等人也主张淮军即刻参与“会剿”，借洋兵之力打击太平军。那拉氏难以决断，专门为此征询曾国藩的意见。

在回奏中，曾国藩以科举打了个比方。一个读书人如果具备一点功底，文章也能写出个大概模样来，那么在他报名应试时找别人将自己的文章适当润色一下，虽然是作弊，但还能勉强说得过去。如果他既不能写文章，又不赴试，只是一味找枪手顶替，则无论最后是否会被录取，都会令父兄蒙羞。

曾国藩说淮军就好像是那个报名应试者，而专借洋兵之力，则就相当于单纯地以枪手顶替。他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淮军尚未能够练成精兵的情况下，一味想靠“会剿”投机取巧，若不能取胜，必然贻笑外邦，有辱国格；若侥幸取胜，又后患莫测，洋人会以为中国无兵，从而更加轻视中华。

曾国藩同时致信恭亲王等人，进一步说明了现阶段淮军所面临的困难：李鸿章一军，惯战者不过两千人（指编入的湘军精锐），其余都是刚刚才集结起来的士兵，操练未精，胜败难料。

曾国藩认为应分三个阶段使用淮军：第一个阶段是专心训练，等第一个阶段完成，初步具备战而能胜的实力和把握了，才能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出战而不“会剿”，与洋人各“剿”一处，但尽量靠近一些，以进行战略战术的配合；在第二个阶段中，如果淮军表现优异，洋人也发现淮军确实可用，不再嘲笑了，才能自然而然地进入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与之“会剿”。

“先疏而后亲，先分而后合”，曾国藩所思考和归纳出来的这套办法最终得到了朝廷的理解和认同。

嫁出去的女儿

带兵将帅必须同时为地方大吏，否则在领兵筹饷时将步履维艰，这是曾国藩从自己的军事生涯中所总结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他在向朝廷推荐李鸿章领兵东援时，就请求朝廷“等该员（指李鸿章）到镇江后，请明降谕旨，令其署理江苏巡抚”。

朝廷当时就应允了，因此李鸿章到上海不久，便由道员破格超升为署理江苏巡抚（七个月后，实授江苏巡抚），取代了原先薛焕的位置。李鸿章虽已贵为一省之长，可是他的政令也只在上海这座孤岛才管用，出了上海，就全是太平天国的天下，这使他更深刻地领会到曾国藩要他沉住气，积极“练兵练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李鸿章最初的扩军方式是效法湘军，让湘籍营官们返湘募勇，但淮勇毕竟是淮军的基础部分，所以他很快就改变方式，令张树声、吴长庆等人前往两淮等地，收编两淮团练及其太平军降众，同时大力整编原驻于上海的勇军。

近代史家将恭亲王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称为洋务派五大领袖。作为地方洋务派的代表，曾、左、李在很多具体观点上其实并不一致，比如对待西式武器的态度就有很大差异。曾国藩主张“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且向来“不深信洋枪，（洋）火药为利器”，即便在皖南指挥所部进攻徽州，被太平军用洋枪击退后，亦不改初衷。左宗棠同样不是很相信洋枪的功效，他认为洋枪仅仅是重量轻一些而已，要论射程，还不如抬枪。

事实上，洋枪虽然没有抬枪射得远，可是射击速度却要高出后者数倍之多，再加上可以随装随射，不避风雨，火力方面绝非抬枪所能及。至于曾国藩对洋枪的观点，则只能说明当时的多数士大夫都还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片面说教。

李鸿章与曾李的想法都不一样，而这与他的上海之行又有着很大关联。他刚刚抵达上海时，就受何伯之邀，前往英国海军驻地进行参观。一进英军军营，英军大炮的精纯，弹药的细巧，枪支的鲜亮，队伍的整齐，顿时把他弄得眼花缭乱，目眩神迷。

英国海军本身并不以陆战见长，但也拥有用于攻城劫寨的各种武器。令李鸿章备感惊异的是，这些武器他在国内大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即如浮桥、云梯等，虽然中国军队中亦有装备，可其精良的制作和巧妙的设计，仍是中方设备所做不到的。

李鸿章虽奉曾国藩为师，但他是一个极重实效的人，做事往往随实际需要而定，不像曾国藩受传统束缚那么深。再者，他的淮军新建，人数既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又远离湘军母体，在孤军作战的情况下，若不另辟蹊径，势难自立自强。在发现洋枪确实比他的刀矛加旧式火器更为精利后，李鸿章马上决定予以采用。曾国藩将鸟枪称为小枪，湘军营制中原有刀矛队、小枪队、抬枪队、劈山炮队，李鸿章便在战斗力最强的程学启部率先添设了洋枪小队。

扩充军队和购置西式武器，都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而此时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曾国藩是两江总督，上海的财赋收入完全为李鸿章和湘军所掌握。上海的海关厘税数额巨大，但由于开支同样惊人，所以仍然入不敷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鸿章决定采取海关厘税分收分用的政策，即以关税支付会防局、常胜军和镇江绿营的费用，以厘金承担湘淮军的军费。

厘金是商业税，李鸿章认为，从商人手中多收点钱，胜过从农民身上收税，在他出任江苏巡抚期间，上海厘金被规定为值百抽一，收取标准是全国最高的。这些厘金除基本解决淮军所需外，还资助了湘军在西线的作战。

那个时期，因江西巡抚沈葆桢截留江西税收和厘金，湘军粮饷出现很大困难。就在曾国藩坐困愁城之际，李鸿章雪中送炭一般地从上海送来七万两银子，令其大喜过望。在给李鸿章的复信中，曾国藩戏言李鸿章如同嫁出去的女儿，自己日子好过了，还没有忘记要时时贴补娘家。

当然，曾国藩为“出嫁女儿”提供的嫁妆也同样极其丰厚，淮军的相当大一部分力量都来自于湘军不说，直接继承于湘军的军制，更令它在初建时就已站在了很高的起点之上。

必须讲信义

直到李元度用兵出问题，湘军军制仍存在将才太少，统领的责任又太大这一缺憾，胡林翼为此进行改革，设立了分统。分统介于统领和营官之间，它的主要作用包括：不打仗时，负责协助统领处理日常事务，统领如有事离营，即以大事归于营务处，小事归之分统；作战时，可按照统领的调度，指挥四到五营人马独立作战。

曾胡以往最头疼的就是统领不好选。有了分统制后，优秀的营官就有了磨炼上进的机会，把他们放在分统的位置上，如果确实能独当一面，便可以在进一步历练后，将其提拔为统领，而不用再赌博式地“选天才”了。反之，若证明难当其任，则分统之上尚有统领，也不会造成李元度兵败那样的事故。

胡林翼先在李续宜军中施行分统制，接着是多隆阿军，最后曾国藩命令曾国荃、鲍超等军也全部照此办理，曾国荃军中的曾国葆就是分统。

湘军军制至此基本臻于完备，从大帅、统领、分统、营官，再到哨官、队长、士兵，环环相扣，犹如现代军制中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士兵，尽管二者差距还比较大，但从当时来看已经是很先进了。

可以说，湘军和太平军之间的争斗，很大程度上就是军事理念及其制度的竞争，谁走在了前面，谁就可能比对手领先一步。在淮军中担任分统的李鹤章、李昭庆乃李鸿章胞弟，和曾国葆一样，他们虽不及乃兄那样出类拔萃，但也全都文武全才，有胆有识，在军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初至上海，让李鸿章最感头疼的不是练兵，而恰恰就是洋务，具体来说就是如何与洋人洋兵相处。在李鸿章看来，之前的本地官员在处理洋务方面都不能算成功。吴煦、杨坊过于谄媚，总是把“洋兵远过中华”放在嘴边，显得毫无民族气节，但因为他们有钱有势，洋人都乐意和二人打交道。薛焕是科举出身的疆吏，比较注重气节，可是在细节方面又总与洋人发生龃龉，洋人也不爱和他交往。

李鸿章赞同薛焕的气节，然而如果洋人看到你都敬而远之，那还如何涉足洋务？他一度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便常常写信向老师请教。

和李鸿章一样，曾国藩所受的只是传统的儒学教育，日常所读之书绝大多数为国学，也没有出过国，对外情的了解可以说极为有限，他的可贵之处，是能够从自己所受的儒学教育中积极汲取思想资源，从而制定对策。

曾国藩承认洋务确实很棘手，但他认为只要将孔子所说的“忠信笃敬”四字贯彻始终，就不难处置。他告诉李鸿章，和洋人打交道最重要的是必须讲信义，果决而不反复，“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在大沽口战役中，郭嵩焘曾力持对外交涉应“循理”，劝僧格林沁不要破坏外交规则，实际和曾国藩的思路是很相似的。两次大沽口战役的先胜后败也从反面证明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弱国与强国交涉，任何一个钻空子的冒失举动，当时看起来似乎占了便宜，但过后一定会遭遇对方更猛烈更疯狂的报复，最终将得不偿失。

1862年3月底，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率领由两千名英军士兵组成的部队抵沪。英法联军数量的急剧增加，使得联合部队作战规模的扩大成为可能，士迪佛立也从何伯手中接过指挥权，为即将开始的“三十英里外围战”着手进行准备。

从这时候起，洋人更是频频要求淮军参与“会剿”。4月22日，一名英军头目的翻译官又来催促李鸿章共同进攻嘉定，被李鸿章拒绝后，翻译官十分恼火，当即拂衣而去。得知李鸿章触怒了洋人，吴煦等会防局官绅赶紧从中转圜，先对英军头目“再三开导”，劝其息怒，然后再来劝李鸿章，说英军建议“会剿”是出于“至诚”，让他多少做出一些让步。

李鸿章被逼无奈，只得提议派薛焕所部勇军作为搪塞，他为此向老师请示，并大叹苦经：“洋情诡秘，究不知其底细也。”曾国藩不同意以勇军搪塞洋人，认为有悖诚信：“明知薛营为洋人所鄙弃，而以此愚弄之，可乎？”与此同时，他继续坚持：“兵勇训练未熟，人数未齐，目下断不宜出战。”

原则问题决不能让步，但跟洋人彻底闹掰也不对。曾国藩说，对待洋人态度一定要谦和，切不可把傲慢无礼当成风骨，要做到“以诚心待之，以婉言谢之”。他还让李鸿章今后再碰到类似问题，尽可以把责任都推给他，就说淮军须由他曾某节制，而他坚决不同意出兵和“会剿”，以此来分担李鸿章身上所承担的压力。

根据曾国藩的意见，李鸿章一方面坚持淮军在短时间内“会防不会剿”，即“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另一方面，为了不和洋人闹翻，他也没有完全听从老师的话，虽然未派勇军敷衍“会剿”，但还是答应了洋人要他拨兵交其训练的要求，从薛焕的勇军和上海本地练丁中拨出一批人马，分别交给英法进行训练。

真神技也

1862年4月27日，由士迪佛立亲自指挥的“三十英里外围战”正式打响。在战役中，英法联军主要凭借性能优良的火器尤其是火炮取胜，仅在进攻青浦一役中，联军就动用了四十多门大炮，如再加上常胜军和法国一艘浅水军舰的火炮，火炮数量更为可观。如此凶猛的火力，既能大量杀伤太平军，又能轰塌城墙，正如一个参战的英国军官所言：“我们用远程大炮打死了数以百计的太平军，而我们自己却在他们的小炮和简陋火器的射程之外。”

依仗着强大火力，联军形成了一种碾压式的攻势，沿途太平军很难抵抗。在最初的几周内，除英军炮队管带白来渣阵亡外，英法联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损失，“伴随着一种近乎狂欢的气氛”，他们先后攻占了嘉定、青浦。

李鸿章谨守“兵力只能防，不能剿”的宗旨，没有派兵参与联合行动，但他心里明白，淮军若久驻上海而迟迟不出战，时间长了，必定会为洋人所轻视。其实即便是防，淮军也无能力防守上海全城，城北外国租界得靠洋兵，他们仅足以防西南，就这还须借助于常胜军之力。

要想使淮军迅速强大起来，既能防守又能进攻，除了加紧操练和扩军外，就只有仿效洋兵，使用西式武器这一条捷径可走了。在“三十英里外围战”进行期间，李鸿章特意进行了观察，他发现火炮乃洋兵在进攻战中的最大利器，在青浦之战中，“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

洋炮结构复杂，买来之后若无洋人教援，也并不容易掌握。李鸿章原来打算把交给英法训练的勇军编入淮军作战序列，或者等勇军接受训练后，再抽调其中的人员帮助淮军进行训练。他没料到的是，勇军头目皆为吴煦所派，他们到了英法那边之后，完全听从洋人的指挥调度，李鸿章以堂堂江苏巡抚之尊，竟无法约束征调，更不用说从中抽调人员了。

勇军的例子带给李鸿章的教训之一，就是不能把部队交给洋人进行训练，否则很容易失去控制权。由于直接向洋人学习洋枪洋炮的路子行不通，李鸿章便想到能否在洋兵出战时，派淮军将弁随队，以便暗中学习洋兵“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可是跟营官们一说，除程学启羡慕洋炮的威力，表示愿意从命外，其余人的态度都不积极，于是偷师的办法也就只能暂时搁置。

“三十英里外围战”的战报传至京城，朝廷既满意又不满意。满意的是，此次战役改善了江苏东部的军事形势，不满意的是，清军在战役中几乎没有存在感。朝廷随即发布诏谕，要求当地清军务必独立收复太仓。按照这一旨意，被任命为太仓知府的绿营将领李庆琛率部扎营于板桥，伺机攻城。

“三十英里外围战”也惊动了太平天国高层。自进攻上海的计划受挫后，李秀成一直住在天京，对天京的防守进行未雨绸缪式的部署。嘉定、青浦的丢失，使他十分担心自己的苏州基地受到威胁，遂立即返回苏州坐镇。

此时已进入了春暖花开的季节，组织反攻恰逢其时。李秀成下令召回在外省作战的部队，同时抽调在天京外围担任防守任务以及驻扎于邻近城市的各部进行增援。几天之内，苏州便集结了五万精兵。

1862年5月14日，李秀成把全军分成多个纵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春季攻势。一开始，他没有直接进攻由英法联军驻守的嘉定、青浦，而是把目标锁定于李庆琛部。

绿营本是联合部队中最弱的环节，遇到数量和战斗力较占上风的太平军主力部队，战斗结果可想而知，板桥一战，知府李庆琛以下五千余人几乎全军覆灭。

首战告捷之后，李秀成这才率部围攻嘉定。就在板桥大捷的同一天，英法联军和常胜军攻占南桥镇，但联军遭遇到了自外围战发起以来的最大重创，除十余名英法士兵死伤外，法国驻华陆军司令卜罗德也中炮阵亡，联军士气受到很大打击。

得知嘉定被围攻，士迪佛立唯恐上海有失，急忙下令撤出南桥等城镇，向上海回缩。接着，他率兵赶到嘉定南翔，对嘉定进行增援。

在春季攻势中，李秀成不但亲自指挥作战，而且动用了其最核心的部队。这支部队主要由久经战阵的老兵组成，其中包括了金田从军时期的原有骨干，他们在战斗意志和作战经验方面堪比陈玉成属下的刘玱琳部。武器方面，该部亦堪称精良，三分之一的人都配备着洋枪。此外，呤俐还亲自率领一支经过训练的炮兵队，携数门轻型炮助战。

太平军精锐尽出，在对阵英法联军时并不处于绝对劣态，英法联军本身又受到南桥之战的负面影响，打起来缩手缩脚，连重炮都没了以往见谁灭谁的威风，很快便从南翔败走。由于害怕被围被歼，士迪佛立干脆下令连嘉定也予以放弃，一干人马狼狈地逃回了上海。

用一个字来概括就行

占领嘉定后，李秀成设总部于常熟，指挥部队继续往前推进。1862年5月30日，一支有一千多人组成的太平军先锋部队对松江城东北发起奇袭，城内守军尚未在城头上列好，云梯就已架在了城墙边。

由华尔亲自指挥的常胜军和部分英国海军负责防守松江。松江附近有一条小河，英军海军坐着快艇在小河内进行观察。看到常胜军来不及防御，太平军已经快爬上城墙，海军水兵急忙用枪炮进行射击。太平军敢死队员虽英勇过人，但终究不敌背后突如其来的弹雨，为首将领身负重伤，一名参加太平军的法国人阵亡，太平军被迫撤出战场。

次日，堵王黄文金、纳王郜永宽等部赶到松江，将松江城予以紧紧包围。当天士迪佛立致函他在英国陆军部的上司：“我认为，目前形势下我所指挥的部队仅能守住上海本身。”

实际上，士迪佛立自嘉定兵败后就决定将联军行动限定于“直接守卫上海、吴淞和暂取南桥”。这一政策等于是对“三十英里外围战”的否定，引起了何伯的强烈抗议，上海的洋人和中国绅商也都表示不满。

士迪佛立自己解释，他之所以制定限制作战的政策，乃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考虑，是随着夏季的到来，长达数月的酷暑和由此带来的疾病，将给继续作战的英法联军带来重大损失。不过李鸿章等人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士迪佛立改变政策的原因没那么复杂，其实用一个字来概括就行，那就是——?！

如果是因为冬季太冷，部队准备不足，必须等待后方送来冬装，那还情有可原，可有谁听说过因为夏天太热也要避战？再者，你怕热，人家太平军可不怕热，他们会照打不误。

李鸿章在“西兵退出嘉定折”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贼（指太平军）兵员浩大，气焰大长，西兵为其所慑，从此不肯出击。”他同时推断，士迪佛立此举将促使太平军加速扑向松江与青浦。

李鸿章的推断无疑是正确的。松江、青浦皆为战略要地，尤其松江还是被太平军称为“假洋鬼子”的常胜军的避难地及老巢，李秀成对此可谓是志在必夺。6月2日，他亲自率部到松江与黄、郜会合，攻城部队的力量得到极大增强。

发现松江城防坚固，守军人数也不少，李秀成决定变攻城为打援。当天，他偕黄、郜部对松江城西北的广富林实施突袭，不仅成功击破清军营寨，而且俘获英国皇家军舰“圣陀号”所属的一艘快艇，外加十二艘满载军火的中国炮艇。

华尔一看急了眼，指挥常胜军和所有英军从城内发动反突袭，将快艇和两三艇炮艇又抢了回去。即便这样，太平军仍缴获洋枪四百支，火药三十六箱，原快艇中的水手及其炮艇中的其余洋人全部被俘。

太平军不但加紧围攻松江、青浦，而且也没有放松夺取上海的计划，其前锋与上海城仅隔二十里，抬眼望去，上海近在咫尺。英法两国驻沪领事惊慌失措，立即要求李鸿章前往领事馆会晤。会晤过程中，洋人们除与之商议如何共同抵抗太平军外，还明确规定了清军在联合作战时所必须投入的兵力。

这时淮军已训练了一个阶段，同时上海日益危迫的局势也容不得他们再坐而观之，李鸿章决定将淮军的力量全部动员起来，以支撑住上海摇摇欲坠的防卫，他下令程学启部对太平军予以坚决阻击。

程学启原是太平军的一个低级将官，曾国荃围攻安庆时，因曾国荃幕客孙云锦的劝说力保，他始归降于曾国葆军营。湘军集团对太平军降将一向都非常提防，曾国荃用长壕围攻安庆，其余各部都以壕墙护卫，唯独把程学启营置于壕外，而且正当太平军进攻之要冲。甚至于，曾国荃还在壕内列炮，将炮口指向程营。

程学启既已投降湘军，公开与太平军为敌，便已无法回头，可是又得不到曾氏兄弟的信任，内心十分痛苦。他白天不敢流露出这种情绪，只有到了晚上睡觉时，才一个人偷偷落泪，甚至一度想要自杀。

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从此一有苦仗恶仗，程学启就主动请缨，如是者数月，曾国荃才对他有所信任。不料胡林翼、曾国藩又都双双给曾国荃写信，让其防止程营生变，与此同时，随着程学启不断建功，周围忌妒他的人也趁机在曾国荃面前说他的坏话，这让曾国荃对程学启重新起了疑心，决计找机会杀掉他。程学启的保人兼老师孙云锦知道后，急忙上书曾国荃，逐一辩明针对程学启的各种不实之词，曾国荃这才作罢。

等到湘军攻占安庆，因程学启立有大功，曾国荃仅给他增添了一营人马，连同原来一营，共两营，称为“开字营”，显然是既要借其死力，又不打算予以重用。在这种情况下，程学启自知在湘军中难以出人头地，不能不产生出另栖高枝的念头，只是未逢时机，不敢声张而已。

真情流露

程学启打仗凶悍，本人为安徽桐城籍，所部开字营亦属淮勇，李鸿章在组建淮军时，便一面极力向曾国藩索借，一面派人私下对程学启进行罗致。

一开始，程学启认为上海是偏隅死地，此去艰险重重，加上怕得罪曾国荃，所以表现得不情不愿。后来见曾国藩已经对曾国荃下达调令，李鸿章也亲自致函恳求，方决定弃曾投李。他对孙云锦说：“某念先生（指孙云锦）言，宁为鸡口，毋为牛后。上海固然是死地，但现在湘军门户太严，大丈夫与其仰人鼻息，不如拼死一战。”私下当着李鸿章派来招致他的人，他更是有感而发：“吾辈皖人入湘军，终难自立。大夫当别成一队，岂可俯仰因人！”

当程学启率部自安庆登船东下时，曾国藩亲自到码头送行，还拍着他的背勉励道：“江南人爱降将张国梁（指张国梁有受官府招安的历史），你去了，又是一个张国梁！”

曾国藩爱屋及乌，因为对李鸿章期许太深，连带让他对降将的成见也减去了不少。其实他和曾国荃如果当时真把程学启视为“张国梁第二”的话，又岂能这么容易就放人？后来曾国荃在南京城下屡陷危局，才想到昔日被他视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程学启，于是几次要将程学启调还，可是李鸿章既强留不放，程学启自己也不愿重回湘军，于是只得作罢。直到这个时候，曾氏兄弟才有后悔莫及之感，曾国藩为此专门向曾国荃致歉：“近年以来我觉得愧对老弟的事，就是拨去了程学启这员名将，有损于阿弟。”

程学启深感李鸿章知遇之恩，加入淮军后，追随李鸿章最紧，也最为卖力。他是淮军中最早响应李鸿章的号召，添设洋枪小队的营官。1862年6月3日，当太平军推进至漕河泾、虹桥时，程学启把开字营所有洋枪小队所装备的来复枪都集中起来，突然向太平军进行射击。太平军猝不及防，被迅速击退。第二天，七宝的太平军前往增援，程学启故技重演，不但再次击败太平军，还趁势攻破了太平军在七宝的营垒。

见漕河泾、虹桥一时难以拿下，李秀成旋即缓攻上海，转而集中兵力专图松江、青浦二城。在松江战区，太平军每天攻城不断，李秀成又督军占领松江城外的土山，在土山上修筑炮台，对城内进行连续轰击。

鉴于英法联军转攻为守和松江城日益危迫的局势，华尔急召正在宁波参与防守的三百常胜军回援。这三百常胜军乘轮船自宁波兼程赶到松江，从城外对太平军发起攻击，并将土山炮台予以摧毁。与此同时，为减轻松江所承受的压力，李鸿章亲督淮军主力进至上海西南的泗泾、新桥，与太平军进行激战。

在进攻松江受阻的情况下，李秀成再次改变计划，在松江一线暂取守势，集中谭绍光、陈炳文等部的精锐进攻青浦。青浦守军多已调往松江，余下的常胜军一部难以支撑，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思德急忙向松江告急。6月8日，华尔与英国军官斯宾塞率领英军、常胜军及汽船两艘，自松江赴援青浦，但在冲入城中后，他们却发觉难以取胜，于是第二天将城中房舍、船只、辎重、粮食全部焚毁，弃城重新退回松江。

青浦原有守军也跟着一道突围，由于太平军的包围并不严密，几乎所有人都突了出去，唯独法尔思德鬼使神差地沦为了太平军的俘虏。

原来在上一次常胜军攻进青浦时，法尔思德抢了不少金条银圆，逃走时因过于慌忙忘了带走。本来忘了就算了，这位财迷心窍的老兄不甘心，竟去而复返。当他浑身装满财物，准备再次逃跑时，被太平军给逮了个正着。

为了赎回法尔思德以及在松江广富林被俘的洋人，英法联军和常胜军方面被迫用大量军火进行交换。次日，在不知道青浦已破的情况下，联军向松江运送枪支弹药的十几艘船只驶近松江城垣，又被太平军全部截获。

至此，太平军已完全取得了上海战役的战场主动权。英法联军行动消极，几乎不愿出战，用李秀成的话来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即败”。左宗棠在写给曾国藩的信函里，也语带讥讽地写道：“青浦、嘉定二处，一旦发现发贼（指太平军）成群结队地杀来，夷兵就迅速逃遁。原来夷人也跟我们一样畏惧长毛，他们弃城而逃的样子绝不是假装的，那是真情流露！”

左宗棠信里的“我们”，当然不包括湘军自己，他是把英法联军和湘军素来看不起的绿营八旗放一块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