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非重用汉人不可



湘军攻克安庆之后，曾国藩将大营迁至安庆，故友弟子纷纷来信祝贺，在这些贺信中，曾国藩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李鸿章。

当初为了李元度的事，这对师生闹到了脸红脖子粗，李鸿章一气之下离开了祁门大营。此时他的哥哥李瀚章出任江西吉南赣宁道道员，正负责襄办江西团练，李鸿章暂时无处可去，就决定先到兄长那里住上一段时间。

途经胡林翼的英山大营时，李鸿章特地去找胡林翼，并把事情的前因经过说了一遍。胡林翼和曾国藩一样，都有一颗求贤若渴的心，在如李鸿章般可造之才面前，他们能以诚相交，而并没有什么我是封疆大吏、湘军首脑，你不过一部下幕僚之类的计较。胡林翼对李鸿章印象不错，曾在写给李瀚章的信中夸赞李鸿章说话“直抒胸臆，声如洪钟”，李鸿章认为胡林翼可能会支持他，但胡林翼听后的第一反应却是劝他慎重：“你以后的前途必然不可限量，然而前提是不能离开涤生（曾国藩），要是离开涤生，何来进身之阶？”

胡林翼是实话实说，全为李鸿章着想，无奈李鸿章正兴奋着呢，哪里听得进去，反过来他还认为胡林翼俗气，不是做大事的人。《孟子》中有言：“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意思是说，凡人都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周文王一类明君出现，而后才能实现盛世，但真正的豪杰，却要靠自己去争取盛世。李鸿章以此相讥，对胡林翼说：“我开始还以为胡公（胡林翼）您是豪杰之士，不依靠别人而能自己开创一番事业，现在知道弄错了。”说完当即拂袖而去。

用好此人

李鸿章回到寓所后，正要收拾行李出发，胡林翼已派人赶到寓所，邀请他到英山大营再住几天。李鸿章起初还拿腔拿调地不肯，经胡林翼竭力挽留方才答应下来。

胡林翼本想劝李鸿章继续回祁门，但看对方正在兴奋当中，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和李鸿章把酒言欢，两人都不再提及前事，直至尽欢而别。不过等李鸿章一走，胡林翼就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李某（李鸿章）终究会自己明白过来的，到时还是要引导他前进，用好此人，可以增强我军的力量。”

李鸿章前往江西，在兄长任职的地方住了一年，也闲了一年。这闲置下来的一年可把他给愁坏了，说到底，李鸿章的人生理想还是“拼命做官”，哪里是个闲得住的人。

一天，李鸿章兄弟在友人处遇到了一个九华山的和尚。此僧擅长相术，他先见到李瀚章，称李瀚章是贵人，且“不出十年，将为封疆大吏”，继而又见李鸿章，更是预言其未来前程超过乃兄：“贵不可言。令兄能够显贵，也都是由于你啊！”李鸿章回去跟母亲一说，老太太大喜，次日就让李鸿章给和尚送钱，希望能问得更详细一些，但和尚已经走了。

李鸿章晚年任两广总督，被调入京居住于贤良寺。一名九华山寺僧入京迎请藏经，依靠一些九华山老香客的关系寻到李鸿章门下，想请李鸿章为他的庙宇题字。李鸿章尚记得当年那位擅相术的和尚，问此僧认不认识。九华山的庙宇及和尚不知有多少，这僧人哪里认得，但他很会看人脸色和奉承巴结，马上顺着李鸿章的意思说：“您见到的高僧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

九华山确为地藏菩萨的道场，所以僧人的胡诌也并非毫无依据。李鸿章听了十分高兴，不仅题了字，还命贤良寺住持代为陈说，让九华山寺僧得以早早就领到了藏经。

李鸿章对“地藏王菩萨”的念念不忘，验证了当年他那颗按捺不住的名利之心有多么急切。他终于如同胡林翼所说的那样明白过来，领悟到一旦离开湘军和曾国藩，确实没办法“进身”，所谓“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放到现实之中，不过都是自欺欺人的大话空话而已。

正在犹豫彷徨之中，李鸿章接到郭嵩焘的一封来信。郭嵩焘劝他说，你“崛起草茅”，现在的根基还很浅，必然须由贵人相助。试问今日之天下，舍曾公（曾国藩）之外，你还能依靠谁呢？就算原来与曾公之间有过不愉快，你仍要赖之以立功名，所以还是去投曾公为好。

郭嵩焘的信可谓来得恰逢其时，李鸿章读后怦然心动，于是便趁着湘军收复安庆的这样一个机会，写信向老师致贺。虽然他在贺信中并没有明言想回归湘军大营，但其心情和愿望已是跃然纸上。

说实在的，李鸿章当初离开祁门大营，确实让曾国藩很伤心很失望。那是他最艰难的时候，身边多一个得意门生和幕僚的支持，就意味着多一份力量。以后当听到有人说李鸿章才气无双时，他总是叹息着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

是胡林翼的及时来信提醒了曾国藩，曾国藩自己也认为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乃未来不可多得的将才。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延续，他的气也慢慢消了下去。毕竟李鸿章主要还是为了替李元度仗义执言，而不是因贪生怕死借故逃离，再者说，李鸿章当时只是一个既无官职在身又无兵权的幕僚，即便没有师生争吵的这件事，老母寄居于邻省，提出辞职回家奉养母亲，难道不行？

曾国藩一向非常珍视与朋友弟子的友情，他不是一个耿耿于怀的人，同时自胡林翼去世之后，他也深知肩上的担子又重了许多，所以更有一种视才如命的紧迫感。看到李鸿章的信后，他即亲自复书一封：“若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李鸿章等的就是曾国藩的这句话，当下便从江西来到安庆，曾国藩不仅重新邀其入幕，而且待他比从前还要好，凡军政要务，都要与他进行筹商。

有人爆料说，其实曾国藩当时是这么回复李鸿章的：“足下的行踪也太让人捉摸不定了，以前祁门危急的时候你走了，现在安庆这么安全，你为什么不来？”这种说法可能符合一般人的心理，即就算让你回来，但抓住机会该挖苦也要挖苦，只是它低估了曾国藩的胸怀，而且从李鸿章见信即行以及曾国藩嗣后对他的态度来看，也显得颇不可信。

没有曾国藩的胸怀雅量、胡林翼的远见卓识，以及李鸿章自己的磅礴才气，李某重新回归湘军这段故事就不可能发生，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湘军为什么能够在那么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屹立不倒，并呈现出越来越不可遏制的强盛势头。

段子

扎营安庆后，曾国藩将家属也接到了位于安庆的两江总督官署。湘乡风气俭仆，曾国藩本人又家风严谨，所以女眷们都有自己纺纱织布的习惯，欧阳氏和大儿媳刘氏每晚都要纺棉纱，两人还有工作标准，必须纺到四两棉纱才罢手。

一般情况下，二更就可以完工，但是这天到了二更还没有能够纺完，拖到了三更。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早已就寝，欧阳氏就对儿子说，干脆你也别睡了，我给你讲一个笑话，保管能够叫醒睡魔。

笑话中说有家人也是婆婆媳妇纺纱纺到深夜，儿子被纺车吱吱嘎嘎的声音弄得忍无可忍，不由得朝媳妇大声怒骂，扬言要将她的纺车给砸碎。父亲在房间里听到了，立刻呼应道：“儿子，如果你能将你母亲的纺车也一起砸掉，那是最妙的了。”原来老头子也正被纺车声搅得难以入眠呢！

第二天和幕僚们一起用早餐时，曾国藩将欧阳氏的笑话转述给众人听，众人无不喷饭。

曾国藩服膺理学，难免给人死板和不拘言笑的印象，其实他并无一般道学家的假正经，反而生性极爱开玩笑。和过去在宿松大营时一样，安庆时期的曾国藩仍和幕僚们一起就餐，吃完饭大家也照例围坐在一起聊天，这时曾国藩总会带头先奉上一个笑话段子。听完他的段子，幕僚们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偏偏他自己还不笑，段子结束便以手捋须，正襟危坐，其他人看了更觉可乐，但这时候想笑又不能笑，不笑又止不住，亲历其境的李鸿章说“这真被他（曾国藩）摆弄苦了”。

李鸿章曾经畏惧的早起习惯也仍然维持着，曾国藩打趣地将其称为“进饭场”，意思是让幕僚们早起吃饭，如同让他们科举入考场一样。曾国藩的老友欧阳兆熊想回趟老家，曾国藩为之饯行，席间欧阳兆熊忽然对他说：“大家不是不能早起，但起得那么早，也吃不下饭啊。我今天要回去了，替大家跟您恳求一下，能不能免去‘进饭场’？”曾国藩听后当场笑着点了点头。

欧阳兆熊回家后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开玩笑说：“（免去‘进饭场’后），从此你们睡也睡得香，吃也吃得饱，怎么报答我？古人在吃饭的时候必然要先供奉恩人，你们每顿饭前是不是也都要感谢我几句啊？”李鸿章在复信中也同样报以戏谑之言：“‘进饭场’确实已经豁免，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只是没了聚餐，尚斋、申甫（程尚斋、李申甫，均为曾府幕僚）都必须自起炉灶了，恐怕他们还得向先生你要饭钱呢！”

谈笑间，湘军大营那种相对轻松愉悦的氛围能够想见，这也可以看作是当时局势转变的一个具体写照。此时湘军已基本肃清上游，且“军威所至，骎骎直指金陵”，同时他们还得到了朝廷越来越多的倚重和支持。

咸丰病死于热河时，继位的载淳才六岁，没有亲政能力，为此他生前留下遗命，让八位辅政大臣赞襄政务，直至儿子成年亲政。八大臣都是咸丰亲近的大臣，其核心是载垣、端华、肃顺。载垣、端华均为亲王，虽位居肃顺之上，但二人才智平庸，性格也优柔寡断，遇事常由肃顺做主，所以实际肃顺才是八大臣的主心骨。

端华与肃顺是兄弟关系，端华是肃顺的哥哥，然而端华贵为郑亲王，肃顺却无王爵在身，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肃顺和端华乃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的父亲郑慎亲王乌尔恭阿娶了一位回族女子为妾，这位回女就是肃顺的母亲。按照清制，妾所生之子只是闲散宗室，所以肃顺才未得封爵，而且成年后即出府另居，家境很一般。

肃顺身材魁梧，还长着一双倒竖眉。在古代卦相中，眉相呈倒八字属于上相，预示此人今后将有机会获得成功。不过最初肃顺在周围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却是个经常骗吃骗喝的无赖，连亲戚朋友都看不起他，见到他都绕着走。只有一个叫墨裕的人觉得肃顺可怜，时常予以接济。

有一年冬天，肃顺头上盘着辫子，身上反披着一件羊皮褂，牵着狗从街头走过，正好遇到了墨裕。墨裕一看他那破罐子破摔的样子就皱起了眉头，问道：“你自己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肃顺倒也知道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答道：“无赖。”

“你觉得做无赖很光荣吗？”

肃顺显得垂头丧气：“因无所赖，故无赖耳。”墨裕对他说：“既然这样，那么我给你找一个事做，让你有所赖，如何？”

肃顺问要给他找什么事，得知是做官，他以为是墨裕在跟他开玩笑，于是扭头就走。不料过后墨裕动用各种关系，居然真的给他在刑部弄到了一个官职。

上任之日，肃顺特地备酒筵感谢墨裕。酒过三巡，他突然长跪在地，举杯向墨裕敬酒，并且说：“没有先生就没有我的今日，如果我再不痛改前非，猪狗不如！”

汉人是得罪不得的

肃顺得友帮助，一步迈入官场的这段故事，见之于野史。野史中总有不少虚构的成分，它的价值在于勾勒出了肃顺的成长轨迹，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肃顺的价值观和做事方式与其他八旗子弟有所不同——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迥异，肃顺没有天然地享受锦衣玉食的权利，他必须靠自己的奋斗去闯出一条新路。

在正史中，肃顺的仕途似乎没有野史中那么离奇，他先在侍卫处任职，以后逐级迁升，直至到达上层，成为一名朝士（即中央官员）。肃顺的记忆力非常强，只要看到别人一眼，就能记住对方的样貌，凡是亲自处理的公事公文，即便若干年后，也仍能列举出其中的字句，为一般同僚所不及，加上又敢作敢为，他能在已普遍庸碌的满臣群体中脱颖而出，并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

自金田起义之后，在京朝士即分为两派，一派喜谈科名，讲求学问，称为科名派；另一派有志于功名，以左右时政为能，称为功业派。科名派由于无补于实际，所以不为皇帝所看重，不过视之为文学侍从之臣而已。在皇帝的亲自示范和影响下，当时京师风气普遍推崇功业派中的贤达人物，比如文庆以及继之而起的肃顺。

肃顺在文庆掌权时便已渐渐崭露头角，不过文庆本身就是个能断大事、气势如虹的能臣，有他在，肃顺的发言权有限，及至文庆病逝，肃顺才有机会成为功业派的领袖、朝中炙手可热的第一权臣。咸丰在热河喝奶茶时，连碗盖都是由陪侍在旁的肃顺所揭，其与皇帝关系之亲密，手中权势之熏灼，不难想见。

祁寯藻、彭蕴章之辈明明自己是汉人，却偏偏排斥提防汉臣同僚。身为满人的肃顺与之相反，他与文庆一样，认定在天下大难的非常时期，非依靠和重用汉人不可，经常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在这方面他甚至有些矫枉过正，相传肃顺在执掌部院时，对所属旗籍司官多呼来喝去，待之有如奴隶一般，而对汉员则极为谦恭，他的解释是：“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咸丰年间，湘军是唯一能够替代绿营的最具战斗力的汉人军队。对于这一点，肃顺自然不会漠然视之。实际上，他的幕僚有不少都与湘军集团有着密切关系，有的甚至原来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比如在著名的“肃门五君子”中，高心夔就曾效力于曾国藩幕府，其他如王闿运等人也或多或少与湘军有着联系。

通过“肃门五君子”的汇报和对其他渠道信息的掌握，在祁寯藻、彭蕴章等人尚糊里糊涂的时候，肃顺就知道官军能战者皆出自于湖南，要战胜太平军，必须扶持湘军。他也打心眼里钦佩曾胡等有能力有战功的汉臣，平时与人谈论，对曾国藩的识见度量、胡林翼的才能谋略皆赞不绝口。

文庆曾极力维护胡林翼，相比之下，肃顺给湘军的帮助更大，其间，他或亲自出马，或通过“肃门五君子”穿针引线，给湘军帮了许多大忙，远者如左宗棠的“昭雪”，近者如曾国藩被授两江总督。甚至曾国藩克复安庆之役也有没离开过肃顺的支持。当时曾国藩在皖南屡战屡败，被困祁门，朝中不少人进行弹劾，眼看就要对曾国藩不利，肃顺大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临敌易帅为兵法大忌（就算觉得曾国藩打得不好），也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因为肃顺的这句话，曾国藩才得以免除外界干扰，一心一意地专注于指挥军事。

有些不明内情的人以为曾国藩在朝中靠的是他老师倭仁，其实倭仁学问固然很深，但他这类科名派并不受咸丰垂青，真正在朝中能够为湘军出力也愿意出力的还是肃顺。

咸丰生前，肃顺能够说服他授曾国藩以江督，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因为曾国藩曾是咸丰最不信任的汉臣，如果连曾国藩都能够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其他湘军将领继续出任督抚也就不难了。咸丰驾崩后，朝政由肃顺等八大臣执掌，肃顺大权在握，用全面依靠，代替了过去对于汉臣使用、限制的旧有方针。湘将的擢升也由此被推向了一个高潮，在短短两个月内，江忠义（江忠源的族弟）、彭玉麟、李续宜等人相继被破格提拔为巡抚，其中彭玉麟、李续宜原先只是按察使，江忠义更仅为道员，从区区道员到巡抚，中间已超越了数级。

据统计，咸丰朝的实缺除漕督、河督外，共设八个总督、十五个巡抚。在那段时间里，湘军集团竟占去总督缺两个、巡抚缺七个，分别占四分之一、近二分之一，比例之高相当惊人，另外湘军集团还有两名钦差大臣的实缺，尚未计算在内。

如果肃顺一直掌权，对曾国藩和湘军而言显然是有利的，但宫中云谲波诡的权力斗争很快又为其增加了新的变数。

都不是善茬

咸丰驾崩当天，宫中传下旨意，宣布从即日起，所有文件上的皇太子都写“皇上”，皇后写“皇太后”。这位皇太后钮祜禄氏出身于世宦之家，从小就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和民间传说中的庸懦形象不同，钮祜禄氏实际是个狠角色，连咸丰都惧她三分。

有一天晚上，咸丰和侍寝妃子在一起喝酒喝多了些，以致早朝误点。钮祜禄氏当即查问是谁侍寝，查到后便对侍寝妃子进行严厉训斥。咸丰上朝前没看到钮祜禄氏，情知不妙，朝议尚未结束就连忙赶到后宫。去了一看，但见气氛森然，宫女太监都规规矩矩在门口侍立着，问过后得知钮祜禄氏果然在责罚妃子，于是便嘱咐不要通报，自己悄悄地走了进去。

被责罚的妃子正跪在地上挨训，见咸丰进来，仍不敢站起，而钮祜禄氏也不予点破。咸丰找位子坐下，然后明知故问地指着妃子问钮祜禄氏：“这是谁啊？”钮祜禄氏这才跪下奏道：“祖宗在侍寝方面有定法。现在皇上喝醉了，以致过了辰时还不能上朝，外面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奴教导无方，因此我把她叫来，问她为什么要给皇上灌酒。”

咸丰听后叹了口气说：“这是我自己犯下的过失，她又有什么能力阻止我呢？你就饶了她吧。”皇帝的话就是圣旨，钮祜禄氏不能不遵旨，但她马上又将了咸丰一军，恶狠狠地对妃子说：“这是主子饶你的（不是我要饶你），以后无论主子在哪里喝醉，我都会唯你是问。”

此话一出，让咸丰尴尬莫名。钮祜禄氏拥有领导后宫之权，并且话也说得如此振振有词，即便他明知钮祜禄氏是出于妒忌，才故意借祖宗家法打压情敌，但也没有办法予以反驳。

为了给自己和妃子解围，咸丰只好从腰间解下所佩的一枚玉印，赐给钮祜禄氏作为信物，后者方才作罢，而她所得的这枚印章，就是后来的“同道堂”印。

咸丰逃奔热河后郁郁寡欢，曾写下“且乐道人”四个字，让宫人制成匾额悬挂于各殿。钮祜禄氏随行在侧，坚决不同意，说：“天子日理万机，哪有自己把安逸享乐放在嘴边的道理？如今逃亡在外，更加不应该放这样的匾额了。”她也不管咸丰高兴不高兴，亲自监督宫人把匾额全都拿了下来。

钮祜禄氏如此强势，后宫能与之争锋只有叶赫那拉氏。那拉氏系被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也有野史中说她初入宫时，其实未参与妃嫔选拔，身份不过一宫女，住的地方叫作“桐阴深处”，乃后宫打杂婢女的居所。如果那拉氏做过宫女这段只是误传，另一段记载则有一定的可信度，按照它的说法，那拉氏由于随游宦的父亲长期居住于南方，因而善唱南曲。一天咸丰在园林里散步，突然听到有曼妙之音传来，觉得奇怪，便循声而往，结果发现唱曲者正是那拉氏，那拉氏遂得宠幸。

那拉氏入宫那年，是金田起义爆发的第二年。在此后的几年里，战乱波及十六省，疆吏奏报和统兵将帅的加急奏牍如同雪片一般，每天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给，咸丰心烦意乱，疲于奔命，有时甚至被弄得茫茫然全无主意。也就从这时候开始，咸丰逐渐沉迷于昆曲。昆曲分为北曲和南曲，北曲多武打剧目，南曲则侧重文戏，当然那拉氏不会有“同光十三绝”唱得那么好，善唱的也可能只是昆曲小段，但在以北方旗女为主的深宫里，已足够令咸丰惊艳了。

那拉氏先以姿色和才艺吸引咸丰，跻身于圆明园“五春”之一，后又凭借母以子贵的优势，在宫中稳固住了自己的地位，之后就有了恃宠而骄的趋势。据说咸丰对此很不开心，那拉氏也看出来了。于是一天当咸丰想在园中泛舟游玩时，久居南方已学会撑船的那拉氏便自告奋勇，拿起竹篙为其撑船。孰料咸丰还没站稳，她的竹篙就用上了力，船只因此失去平衡，咸丰失足落水，把脚都弄伤了。

事后那拉氏自然会赔罪，但嬉戏游玩本来也是咸丰自己提出的，不好责罚，咸丰白白吃了哑巴亏，自此便知道身边的这个女人乃是个惹不起的狠角色。

总之，钮祜禄氏和叶赫那拉氏都不是善茬儿，丈夫一死，两人就展开了明争暗斗。给咸丰置办丧事的当日，钮祜禄氏抛开那拉氏，带着琳贵太妃等人至灵前奠酒。能不能参加灵前奠酒乃是妃子们地位的体现，那拉氏岂肯罢休，她立即展开了反击。

钮祜禄氏一度领导后宫，那拉氏是新皇帝的生母，心计方面两人也基本可平分秋色，结果双方很快达成妥协。次日，敬事房首领传旨：“储秀宫懿贵妃晋封皇太后。”这是援引了万历年间的例子，那时隆庆皇帝刚死，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即位，便把隆庆皇帝遗下的皇后陈氏和嫡母李氏双双尊为了皇太后。

两宫皇太后能够结盟，一方面是因为她们势均力敌，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另一方面也是缘于有共同的敌人需要对付，这就是以肃顺为灵魂的八大臣。

钩弋故事

两宫皇太后与八大臣尤其肃顺早有矛盾，这种矛盾最早发生于那拉氏与肃顺之间。那拉氏热衷参与政事，而且观点常与肃顺相左，两人曾不止一次当着咸丰的面争吵。典型事例就是英法联军入侵时，肃顺主张抚议及“巡幸木兰”，那拉氏却主战且力阻北逃。事后肃顺不满于后宫干政，而那拉氏也对肃顺辈很是厌恶。

这种政治上的龃龉还延伸到了日常。圆明园有新旧两个园门，新园门离北京城较近，为皇帝专用，臣工进园被要求走旧园门，一般情况下不得因贪捷径而走新园门。一天，咸丰和那拉氏登高望远，忽见一行车骑直趋新园门，一问原来是肃顺所为，咸丰当场发怒，命令侍卫持鞭上前，将肃顺赶出了圆明园。肃顺认为皇帝一向待他优厚，何至于如此不给面子？打听下来，原来当时那拉氏就在咸丰身边，便料定是那拉氏从中挑唆，对其愈加不满。

咸丰逃奔热河时非常仓促，饮食、用具、车马等途中必备之物都未能带全。妃嫔们所乘的车马是肃顺临时从集市上雇来的，骡马瘦弱，车子破旧，在平路上行驶已很困难，进入山路后更是颠簸得令人难以忍受。妃嫔们平时全是娇生惯养，哪里吃过这个苦头。那拉氏正好看到肃顺的骡车从旁边经过，便请求肃顺给她换辆好点的车马。肃顺随口答应，说到前站再说，然而当车队到达前站时，不知他是蓄意报复，还是无意为之，反正当那拉氏派人前去询问时，却被以“无暇顾及”为由推托掉了。

之后那拉氏遇到肃顺时再次提出了换车的要求，肃顺当即拉下脸来，厉声呵斥道：“连中宫（皇后）都乘坐敞车，你又有何不可，难道还要位列中宫之上不成？”那拉氏再不敢多言，但从此却对肃顺更加怀恨在心。

肃顺当然也能感觉得到那拉氏的敌意。咸丰逃到热河后，身体极度虚弱，经常咯血，他想到，一旦咸丰驾崩，必然会由皇长子载淳继位（咸丰有两个儿子，但次子出生当日就死了），那拉氏的地位将直线上升，于己大不利，为此时常在咸丰面前说那拉氏的坏话。咸丰一开始宠信那位氏，甚至允许她参与议论朝政，但在吃了那拉氏的苦头之后，也渐渐地对她厌恶起来。

一天，那拉氏又不按圣旨办事，独断专行，咸丰很生气，便向肃顺诉苦。肃顺趁机建议咸丰，“请用钩弋故事”。钩弋是汉武帝的妃子，被封为“钩弋夫人”。汉武帝晚年想立他与钩弋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弗陵正当年幼，与载淳差不多，而钩弋夫人却又与那拉氏相仿，正当青春年少。为了防止太后与外戚专权的局面发生，汉武帝果断选择了赐死钩弋夫人，这就是“钩弋故事”。

问题在于汉武帝就好像是康雍乾一般的雄主，他们所做的事往往只能让后来者抬头仰望，要仿效可就太难了。咸丰属于性格比较仁厚，甚至可以说有些懦弱的皇帝，对那拉氏不满意归不满意，但要他把自己的亲人杀掉，却无论如何干不出来。况且，咸丰早年丧母，对于失去母爱有着切肤之痛，他怎么忍心再让儿子面临同样的悲剧呢？

醇郡王奕譞是咸丰的七弟，其嫡福晋（即嫡妻）是那拉氏的胞妹。奕譞发现咸丰居然有杀那拉氏的念头，不由得大惊失色，连忙与嫡福晋一起以身家力保那拉氏。咸丰本就下不了决心对那拉氏怎样，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件事通过奕譞夫妇之口为那拉氏所知，那拉氏心惊肉跳之余，言行举止收敛了不少，但她同时也多了个心眼，开始暗暗打听谁是咸丰背后的谋主。咸丰见那拉氏害怕，反而失去防范之心，有一次喝醉了酒，借着酒劲朝那拉氏发飙，竟不慎将肃顺建议杀她的事吐露了出来。那拉氏听得咬牙切齿，也迅即滋生了与肃顺势不两立，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想法。

清代笔记中另有一种记载，说其实是咸丰自己产生了用“钩弋故事”处置那拉氏的主意，接着再告诉肃顺，称他将效法汉武帝，除掉那拉氏。当然即便是这种情况，那拉氏在知晓后，也不会减少对肃顺的半点恨意——肃顺起码是参与了密谋，而且没有表示反对！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其实跟君主的老婆们打交道也是一件极为凶险的事。在后宫，不光那拉氏对肃顺虎视眈眈，必欲除之而后快，其他妃嫔乃至皇后也对肃顺没有任何好感。

我等你很久了

逃亡热河途中，肃顺主掌一切饮食供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他当然要首先安排好咸丰的生活，其他人的供应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因此一路上仅咸丰能得到少许酒肉，嫔妃们只能以豆乳充饥。

刚到热河的那段时间，内务府严重拮据，连皇家卫队的口粮都经常短缺，肃顺不能不有所权衡，所以后妃们的“宫分”（平时穿吃用度的开销）都不能按照定例供给。地方官虽然进呈了猪羊鸡鸭各二十只，可肃顺只顾着咸丰，把这些猪羊鸡鸭全都送到了御膳房，而未分给后宫。据皇宫档案记载，妃嫔们在抵达热河的半个月内都未沾到一点荤腥，众人莫不迁怒于肃顺。

在热河行宫，素来喜欢以贤良皇后形象示人的钮祜禄氏劝咸丰，说既然咱们是逃难出来的，就不应该再保留看席。所谓看席，是边吃喝边看戏，在筵席中穿插戏曲表演。咸丰就乐意这个看席，但钮祜禄氏说话做事，如同她借故责罚妃子一样，都把“正义”的幌子拿在手里，让你无法反驳，咸丰只好说：“你的话很对，我这就吩咐肃六（肃顺在家排第六）办理。”

第二天，咸丰将钮祜禄氏的话告诉了肃顺。肃顺最了解皇帝的心思，知道他舍不得将看席撤掉，于是马上回复咸丰：“内务府确实拮据，可是若突然降低进膳的规格，反倒会令外人惊疑。”

肃顺为皇帝定制的理由正中咸丰之下怀，他回头就照搬给钮祜禄氏：“肃六说了，这样不行。”钮祜禄氏的习惯是要么不出击，出击必中，结果却被肃顺三言两语给打发了，她对肃顺岂能不嫉不恨？

两宫皇太后与肃顺之间原来就芥蒂极深，而咸丰死后的权力之争又加剧了这种矛盾。在给咸丰办完丧事后，两宫皇太后召肃顺等八大臣入议，商量今后该如何处理朝政。肃顺等人最初提出的建议是，由八大臣拟定谕旨，太后只负责盖章，但不准更改谕旨内容，同时各方奏疏也不呈送给太后。

两宫皇太后认为她们应该有阅看和处理奏疏的权力，经过一番争执，八大臣做出让步，同意奏疏仍送其阅览。钮祜禄氏掌握着两枚皇帝生前使用的印章，一枚是咸丰赐予的“御赏”印，乃咸丰鉴赏书画作品所用；另一枚即“同道堂”印，也就是她通过争风吃醋从咸丰手里索取的那枚信物。按照流程，两宫皇太后看过奏疏之后，就上盖“御赏”，下盖“同道堂”，用以代替原先皇帝的朱笔批阅。比如曾国藩上一个奏折，汇报近日军情，两宫太后会先在奏折上盖“御赏”“同道堂”，再由八大臣接着写上：“赞襄政务王大臣奉旨：知道了！”

这种权力运作体制在当时被称为“垂帘、辅政兼而有之”，显然它绝不是两宫太后真心想要的。那拉氏虽没有经过严格的皇家教育，文化基础和书法水平都不好，然而在咸丰的指导下也曾代笔批阅奏章，甚至公开评论政事，如何甘心充当别人的橡皮图章？她极力撺掇钮祜禄氏“垂帘听政”，钮祜禄氏起初因为担心与肃顺等人争斗未必能稳操胜券，所以对此不是很赞同。那拉氏见状，便又将肃顺平日如何“抑制”后宫的那些事翻出来，并且坚持认为，唯有实施“垂帘听政”，她们孤儿寡母才可免为他人之鱼肉。

钮祜禄氏和那拉氏一样，都不是一般的女人，这两个当年仅仅二十多岁年纪的年轻皇太后，均有着把持朝政的强烈欲望。她们能够达成妥协，其实就是要效仿明万历年间的陈氏和李氏，以各自所拥有的资源为砝码，共同瓜分丈夫所留下的政治权力。在与那拉氏反复计议后，钮祜禄氏终于下决心放手一搏。

钮祜禄氏自与那拉氏结盟后，很注意拉拢对方，醇郡王奕譞的嫡福晋既是那拉氏的胞妹，她也就把这位福晋当成自己的妹妹看待，私下关系很好。这天在福晋来宫中看望钮祜禄氏时，钮祜禄氏便当着她的面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我们（被八大臣）欺负到这种地步，难道爱新觉罗家族里就没人了吗？”

听出皇太后的弦外之音，福晋连忙答道：“七爷（奕譞）在此！”钮祜禄氏转忧为喜：“那你让他明天早上来见我。”

次日上午，奕譞来到军机处值班室，称应太后召命，要求入宫晋见。肃顺在军机处值班，他丝毫未打算给醇亲王留面子，斥令其退下，还讥笑道：“太后召你？哪里会有这种事！”奕譞虽是亲王，但职权有限，无奈之下只得退立外阶。

钮祜禄氏急于见到奕譞，命太监到军机处来探看动静，但军机处的人就是不告诉他，奕譞已在等待召见。太监见奕譞不在军机处内，以为还没来，就回宫中去了。第二天，钮祜禄氏打破先召军机处领班的惯例，首先召见醇郡王。可是太监连跑三趟军机处，仍然见不到奕譞的人影，他觉得纳闷，嘴里自言自语：“七爷为什么不来呢？”被阻于外阶的奕譞听到了，立即回应道：“我等你很久了！”太监如释重负，连忙也上前招呼：“我等你很久了！”

奕譞由太监引领入宫，这时肃顺就坐在军机处值班室内，但已不能阻止。奕譞入宫后，钮祜禄氏依旧哭诉一遍，奕譞则早就为两宫太后想好了对策：“此事非恭王来办不可。”

以退为进

奕訢是个能力较为突出的王爷，曾经主政军机处，算得上是肃顺这些人的前辈，他平时待人处事很宽厚，极孚众心，因此外界称为贤王。尤其是在英法联军撤退后，奕訢和文祥在京城主持一切，有安定和调护社稷之功，其声誉之高，更是不同以往，可以说，京城内外，除八大臣及其依附于他们的党羽外，满汉官员大多对恭王表示支持和认可。

可是因为受到皇帝的猜忌，奕訢的作为越大，声誉越高，反而自身的处境越差。咸丰在热河期间，奕訢曾多次奏请前往问安，肃顺等人出于争权等目的，在咸丰的耳边说什么奕訢联合洋人，挟持朝廷，况且权势过大，恐另有图谋，必须提防。其他嫉妒奕訢的王爷也乘机落井下石，咸丰的五弟惇亲王奕誴就无中生有地指责奕訢有反意。咸丰本就将奕訢视为怀疑和防备的对象，周围这些人的谗言无疑更增加了他的疑窦，于是下谕给奕訢，言称：“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

咸丰抱病时，京师人士都以为皇帝一旦驾崩，以恭王之贤，必能以摄政王的身份辅佐幼帝，不料咸丰在遗诏中竟没有一个字提到恭王。肃顺等人辅政，自然也秉承咸丰的意图，视奕訢为政敌，不让他染指权力和前来热河。

醇郡王奕譞深知奕訢的能量以及所处困境，因此建议两宫太后找他作为援手。钮祜禄氏认为奕譞说得很对，随即写下密旨交给侍卫，由侍卫秘密潜入京中，将密旨授予恭亲王奕訢并向其问计。

奕訢看完侍卫送来的密旨，马上意识到热河形势已一触即发，他很清楚，假如八大臣完全掌控朝政，他和两宫太后叔嫂都将在朝廷上失去立足之地，现在太后既在密旨中表明了铲除八大臣的决心，他就必须与之同舟共济，背水一战。

当下奕訢以拜祭咸丰灵柩（称为梓宫）为由，再次请旨前往热河。此时八大臣禁遏在京王公赴热河奔丧，为的其实就是阻止奕訢前来热河，但在两宫太后的力争下，奕訢最终还是得以成行。

奕訢到热河后先赴灵堂，一见灵柩，便伏地痛哭。自咸丰去世后，大家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拜祭者哭得有奕訢这么伤心，那哭得真是撕心裂肺、肝肠寸断，以致旁人也无不落泪。

奕訢的心情不难理解，他和咸丰原本手足情深，是兄弟中关系最亲密的，可就因为自己的亲生母亲晚年太过糊涂，而他自己当年又太不成熟，没有自避嫌疑，导致这段兄弟情从此画上了句号。以后他竭力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弥补这段缝隙，不说回到从前，起码希望重获皇兄的信任，所以咸丰自己躲在热河，把他一个人扔在极其危险的京城谈判，他认了，咸丰对京城不管不问，他也一力承当，可就这样，他居然连最后再见咸丰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得到。

如果说咸丰对当年的那段往事仍未完全释怀，这个倒还说得通，但总不至于连见一面都不愿意吧？肃顺等人在咸丰耳边捣鬼的事，不可能全都瞒过奕訢，他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正是这几个“奸臣”只顾结党揽权，不顾是非，肆意挑拨他们兄弟间的感情，弄得他与咸丰天人相隔，永无机会和好如初。先前他看了太后密旨，发现肃顺等人弄权堂上，欺负嫂子与侄儿，这种悲愤之情更是难以遏止。

心情有多么悲愤，身上就有多少力量。奕訢素来聪明有余，胆魄不足，但这次他是豁出去了，就等着和两宫太后密谋，如何将八大臣一举拿下。

然而八大臣也不是省油的灯，等到拜祭结束，太后要召见奕訢时，他们似乎提前闻到了危险的气息，杜翰（即咸丰恩师杜受田的长子，八大臣之一）当众发表意见，说咸丰新丧，叔嫂应避嫌疑，而且太后尚在服丧期间，尤其不宜召见亲王。肃顺、载垣等人便把杜翰的一套说辞作为论据，极力反对奕訢受召。

两宫太后对此早有准备，她们数次派太监出宫传旨，两边形成了僵持的局面。奕訢知道八大臣起了疑心，便以退为进，对肃顺说你们要是不放心我的话，那就让端华陪着我一道进宫吧。

端华是个没多少主见的人，听后只是看着肃顺不说话。如果奕訢始终坚持一个人入宫，肃顺是无论如何不肯放手的，现在奕訢肯让人陪着进去，他反倒放松了警惕，认为两宫太后可能真的只是要和亲王小叔聊两句家常，最多也不过是诉几句苦而已，应该翻不出什么花样。于是他解嘲似的笑道：“老六（奕訢）你是与两宫叔嫂谈话，何必要我们陪呢？”

他们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依靠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奕訢终于得以独自入宫。见面之后，两宫太后照旧还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先把八大臣如何欺负压制她们的事复述一遍，接着便问奕訢有何高招。奕訢认为辅政势力遍布热河行宫，非到京难有胜利把握，遂答道：“非还京不可。”

两太后受到咸丰和当时社会舆论的影响，怕还都后被洋人给盯住，而奕訢从迎请咸丰还都起，就已从英法等国使节处得到相应保证，他向两太后承诺：“外国无异议，如有危险，唯奴才是问。”

在得到两太后的同意后，奕訢便先回京做准备。奕訢刚到热河时，在载垣等人面前都刻意做出谦卑的样子，肃顺见了还颇轻视他，嘴里“老六”“老六”地喊个不停，以为奕訢言过其实，能力也就那样，毫不足畏。及至奕訢和太后会面结束，肃顺因为心里没有底，倒又害怕起来，对奕訢的态度也恭敬起来。肃顺越这样，奕訢越担心，他一路上兼程而行，途中都不敢歇宿于州县提供的公馆，就怕肃顺派人行刺。

奕訢抵达京师的前一天，御史董元醇上疏朝廷，以皇帝年幼为由，请求由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同时又建议“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代替辅政大臣来襄理一切朝中事务。这是辅政势力之外的大臣窥测到太后有垂帘听政的意图，专为投机而发的奏疏，其中对太后和恭王奕訢的利益基本全都兼顾到了。

两宫太后虽有意拿董疏做文章，但此时奕訢尚未有所布置，与八大臣摊牌还为时尚早，所以她们起先选择了留中不发。即便这样，八大臣知晓后也奓了毛，他们坚决请求把董疏发下，说要痛加驳斥。

见已惊动了八大臣，两宫太后干脆来了个投石问路，在发下董疏的同时，拟旨表示将就“垂帘听政”一事召集群臣会议，落实董疏的相关建议。

“垂帘听政”意味着“垂帘、辅政兼而有之”的体制结束，八大臣权力尽失，他们岂甘就范，八大臣之一的焦祐瀛立即拟出圣旨，对董疏进行批驳。

焦祐瀛所拟圣旨（焦旨）必须太后盖章才能生效，那拉氏看了焦佑瀛所拟圣旨后，坚决不同意照发。不过为了缓和气氛以及做进一步试探，两宫太后还是决定召见八大臣。

载垣等人上殿后都显得特别气愤，一见到太后就大声嚷嚷起来：“赞襄幼主，不能听命太后，请太后看折，其实也只是多余的事！”意思是他们本来就可以自己做主，赋予太后阅看奏疏的权利，已经是给足了太后面子。

杜翰说得更是露骨：“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其他人也个个语气激烈，声震殿宇。两宫太后气得双手打战，她们抱在怀里的小皇帝不仅被吓得大哭，而且还尿了裤子，把太后的衣服都给弄脏了。

彼此辩论了约半个小时之后，钮祜禄氏不愿再讨论下去，提议：“留着明天再说。”众人遂不欢而散。

次日，载垣等人便选择了“搁车”（意即消极怠工），将所要处理的文件全都搁置在了一边。八大臣均为军机处要臣，他们这么做，等于让朝政陷于瘫痪。两宫太后明知八大臣在向自己示威，气愤至极，说：“他们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已经站在两宫太后一边的醇郡王奕譞也怒不可遏，放出了“等以后进城说话”之类的狠话。惠亲王绵愉是咸丰的叔叔，被宫中称为“老五太爷”，此老久历政治风云，老谋深算，立即喝止奕譞，以免他走漏风声。

面对八大臣的“搁车”，那拉氏坚决不肯让步，钮祜禄氏到底长期领导后宫，在她那个年龄，却已拥有着足以与“老五太爷”媲美的老练沉稳，她虽然也气得不行，但很快就及时转圜，劝那拉氏“姑且将就”。两宫皇太后最终做出妥协，按照八大臣所愿，将焦旨盖章发了下来。八大臣这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

宫中的这场争斗可算是未来政变的一场预演，表面上八大臣获胜，其实大谬不然。当时就有人在密札中预言：“此事发生后，不久一定会发生大变，八人断然难以免祸，哪里还用等到返回京城呢？”

此人观察政治形势真可谓是洞若观火。奕譞、绵愉的暗中表态，就已说明辅政势力的过于嚣张和不知收敛，已引起其他派别的侧目，甚至不用两宫皇太后拉拢，他们都会自动地与垂帘势力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没有奕訢入京布置，八大臣也已经很危险了。

另一方面，两宫皇太后要发动政变也是迫不得已，将政变发动到一个什么地步，对八大臣如何处置，都会有事先考虑和权衡。如果八大臣不逼着她们将焦旨发下去，考虑到各种因素，她们对八大臣的事后处置可能会轻得多，但这件事发生之后就完全不同了。

可笑的是，政治形势已经如此紧张，载垣等人却仍然懵懵懂懂，不过是发下一个没什么实际用处的谕旨而已，竟又谈笑自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了，也真是够昏聩的，预言者因此在密札中点评道：“如二四者（指八大臣），可谓浑蛋矣！”

把刀磨到雪亮

“搁车”事件发生不久，两宫皇太后即以小皇帝的名义颁下谕旨，择日护送咸丰的灵柩回京。

当时的北京与热河已实际成为政治上的两大中心，以政治势力的强弱而论，北京占据优势，但就名分而言，由于咸丰的灵柩和小皇帝都在热河，热河尚居于正统之席。在这两大中心里面，两宫皇太后、辅政八大臣、恭亲王奕訢又成鼎足三分之势，假使继续维持现有局面，垂帘势力就算是输，也未必会输得很惨，可如果北京、热河合二为一，辅政势力的所有优势都将清零。

八大臣的三个核心人物，载垣、端华皆庸懦无能之辈，全靠肃顺一人拿主意。肃顺虽有魄力胆识，却又不学无术、心浮气躁，他自以为是咸丰临终前交托的顾命大臣，他人能奈我何，而垂帘听政乃祖制所无，缺乏必要的法理支持，两宫皇太后也不过是自说自话，痴人说梦而已。

其实用顾命大臣辅佐幼君并不是咸丰首创，康熙初年鳌拜不就是受命辅政的吗？鳌拜又是个什么下场？若就对皇权的威胁来说，肃顺和鳌拜一般无二，而且他还未必有鳌拜那么厉害。至于垂帘听政在祖制上有没有规定，这都不重要，须知祖制也是由人定的，最重要的是权柄掌握在谁手上，谁夺取了执政大权，谁就相应拥有了无限的解释权。

与优哉游哉的八大臣相比，已然胜券在握的两宫太后反倒显得有些战战兢兢。在车辆齐备后，她们令妃嫔们先行启程。当妃嫔们前去向她们辞行时，两宫太后甚至流着泪说：“你们这下可以幸运地脱险了，我们母子还不知道能否留得住性命，能不能回到京师，再与你们相见？”

两宫太后如此恐惧，主要还是怕万一政变的消息走漏出去，八大臣图穷匕首现，在路上对她们下手。要知道，八大臣完全可以借故除掉她俩，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点恭亲王奕訢考虑得非常周到，在他的笼络和邀约下，时任兵部侍郎、在京津一带掌握着兵权的胜保来到热河，明为叩谒皇帝灵柩，实质是为两宫太后壮胆。

按道理，八大臣这时总应该有所警惕了，谁知依然故我。原因是自两宫太后被迫发下焦旨，对董疏加以痛驳后，他们便以为其余大臣再不敢生有异议，从此可以一切太平无事，而根本没有料到他们的政敌早已把刀磨到雪亮。

要说八大臣也算是老官僚了，但在关键时候比拼政治权术，却还不及初出茅庐的两宫太后。原先端华除任步兵统领外，还主管火器营、健锐营、銮仪卫（帝、后的车驾仪仗队），那拉氏先授端华以工部尚书，然后说你手里的职务太多，势必忙不过来，为了减轻劳动量，工部尚书以外的职责就都不要再兼了。八大臣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剥夺他们的兵权，居然乐呵呵地就答应了。

接着，钮祜禄氏通过醇郡王奕譞的嫡福晋传话，令奕譞起草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的罪状诏，以用于到京发布。奕譞起草好后，仍由其福晋偷偷带进宫来，钮祜禄氏将罪状诏藏在了自己衣服里面，此事除两宫太后外没有一个人知晓。

1861年10月26日，热河车驾分两路出发，其中肃顺一路奉旨护送咸丰的灵柩前去皇陵，两宫太后与载垣、端华为一路，沿小道兼程返京。

两宫太后一到京城，便密召恭亲王奕訢面询相关事宜。确定京城这边已布置妥帖，钮祜禄氏随即发布了奕譞在热河草就的那份罪状诏，指责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即所谓的“咸丰三奸”），并宣布解除八大臣赞襄政务之任，即日令其退出军机处。

载垣、端华先到了军机处，二人虽然还不完全清楚罪状诏的事，但已有所耳闻。当见到前来宣诏的奕訢时，他们还像以往一样，摆着架子大咧咧地喝令道：“外廷臣子（当时军机处、南书房等重要机构均属内廷，除此以外的机构属外廷），怎敢擅入？”

奕訢立即答以有诏书在手，二人竟然质问奕訢从哪里得来的诏书：“太后不应召见外臣。”

在最初的罪状诏中，垂帘势力对载垣等人尚留有余地，诏书中仅强调解除赞襄政务之任，并未正式治罪。载垣等人的傲慢态度彻底激怒了他们，两宫太后传旨，令将载垣、端华、肃顺革职拿问，交宗人府严行议罪。

奕訢再赴军机处宣诏，载垣、端华仍不肯面对现实，厉声道：“我辈未入，诏从何来？”奕訢也不跟他们废话，命随行侍卫上前擒拿，两人在被捕前还在高喊：“谁敢（抓我）！”

多虑了

肃顺护送咸丰灵柩刚到密云，就被连夜抓捕，也一同押送至宗人府。三人面面相觑，肃顺瞪圆眼睛怒骂载垣、端华：“如果你们早点听我的，何至有今日！”肃顺此言事出有因，原来他早已定下除去那拉氏之计，可惜没有被载垣、端华采纳。

载垣、端华垂头丧气，他们先是异口同声：“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接着载垣也责怪起了端华：“要不是因为听信了你的话，我怎么会蒙受现在这样的罪名？”

其实在这场宫斗大戏中，哥儿仨谁也不见得比谁高明到哪里去。肃顺要除那拉氏，不过是二人积怨最深罢了，并没有高屋建瓴地谋划全局的意识。要知道他们八大臣得罪的可不光是那拉氏，还有钮祜禄氏呢！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太过于轻视对手，倘若他们能够看到恭亲王的作用和能量，提前与之结纳或交好，结局或许完全不同。

1861年11月8日，载垣、端华被赐令自尽，肃顺处斩，杜翰、焦祐瀛等五人发往军台效力。之后政变者又顺藤摸瓜，处理了一批与肃顺关系密切的所谓“肃党”。

因为这一年是辛酉年，所以史书将此次宫廷政变称为“辛酉政变”，政变成功扫清了垂帘听政道路上的一切障碍。11月11日，载淳在北京即位登基。之前他实际上已经称皇帝了，载垣等人还拟了年号，叫作“祺祥”，如今载垣等成了罪人，自然他们拟的年号也就不能用了，遂被改为“同治”。

不久，在同治皇帝的名义下，两宫太后正式实行垂帘听政。原先钮祜禄氏称母后皇太后，那拉氏称圣母皇太后，那拉氏不喜欢这种称号，就与钮祜禄氏商议，分别改为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自此诏书上便以慈安、慈禧并称。因为慈安的居所在东，慈禧的居所在西，俗称东太后、西太后。

两宫太后各有长处。西太后“优于才”，无论是批阅奏章、裁决政务，还是召见臣下谈话，都能抓住要点，切中肯綮。东太后见到大臣就好像不太会说话了，声音低沉而又含混，每次收到奏疏，也都需要西太后给她讲授诵读，看起来她直接理政的能力确实不是很强。不过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东太后“优于德”，善于抓大放小，她有时可能一个月都不会决断一件事，但一旦涉及大诛赏、大举措之类的军国大事以及重要的用人方案，一定会及时果断地予以拍板，而且处理结果往往令人心服口服。当时外界对其评价很高，乃至“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

恭亲王奕訢在辛酉政变中厥功至伟，两宫太后论功行赏，封其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奕訢、文祥与肃顺一样都是能干实事的人，不过他们作为洋务派，更侧重于师夷长技，相比之下，肃顺虽然主张重用曾国藩和湘军，但在洋务方面仍偏于保守，这是他不及奕訢、文祥的地方。

同治初年，两宫太后的相互牵制、优势互补，奕訢、文祥的与时俱进、励精图治，使得中央政府内部不仅迅速趋于稳定，而且还形成了一股积极有效的向上势头，这也是所谓“同治中兴”现象能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肃顺掌权时，对湘军格外看顾，他一倒台，会不会牵连到曾国藩及其湘军呢？得知京城发生政变，一批与肃顺交好的大吏已被划入“肃党”，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曾国藩在日记中用了“悚畏”两个字来概括自己的心情，说明他本人对此不无担忧和恐惧。

不过事实证明曾国藩是多虑了。肃顺被处决后，为了清查“肃党”，那拉氏下令查抄肃府，从中搜出一箱书信，不过里面并没有找到关于曾国藩的一个字。这表示曾国藩不但不是肃顺的党羽，并且还有意与之疏远。

不得不说，曾国藩与肃顺这类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学而且有术。他熟读史书，深知朝廷对臣下结党有多么忌讳，所以在朝为官多年，遇到这种事都是绕着走。以前穆彰阿曾是跟肃顺地位相仿的权臣，以穆彰阿为中心有一个“穆党”，曾国藩是穆彰阿的门生，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加入“穆党”，结果他没有，也因而避免了一场是非。后来曾国藩做了疆臣，而疆臣若与在朝权臣相互呼应，则更是皇家大忌，所以无论肃顺对曾国藩表示出多少好感，他都是敬而远之，尽量不与其发生私底下的直接联系。

联想到肃顺得势走红时，许多官员主动向其示好或靠拢，那拉氏感叹之余，将曾国藩褒奖为“第一正人”。

不是自己找骂吗

曾国藩虽不敢直接交结肃顺，但他和湘军集团通过肃顺门客的牵线，仍与肃顺有着不少间接或直接的交往，比如说左宗棠“昭雪案”、曾国藩推荐高心夔为肃顺幕僚等，这些在后来的一些私人记载中都可以获得蛛丝马迹。

不过在辛酉政变后，朝廷为稳定政局、争取人心起见，对与肃顺有关系的一般党羽都未予追究，高心夔、王闿运等肃府门客均得以全身而退，未受牵连或审问。与此同时，有关他们在肃顺和湘军之间牵线搭桥的详细资料也都遭到了销毁，以至于当年肃顺与湘军具体的交往细节，后人已无法完全弄清楚了。

换句话说，那拉氏、奕訢等人不是不能深究湘军集团与肃顺的关系，他们是不愿意深究。

以往朝中专与湘军作对的人也有不少，祁寯藻、彭蕴章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位。这两位京师大佬一向都是自己不做事，专跟在别人后面挑毛病，并以此来获取皇帝的欢心，他们在咸丰朝时曾不断攻击曾国藩和湘军。

政变后，祁寯藻做了同治的老师，彭蕴章则还担任着左都御史。彭蕴章故技重施，又想靠过去的老一套在新主子面前讨巧。他写了一个时事条陈，准备让军机处代奏，条陈的大意是说湘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建议撤除湘军和削去曾国藩的权力。不料军机大臣们不但不肯为他代奏，还讥笑老头子已经糊涂到看不清基本的政治形势，连投机都不知道该怎么投了。

御史就是靠上条陈吃饭的，至此彭蕴章不再能够获得重用，他自己也很无趣，未几即以生病为由辞官回家了。彭蕴章为三朝元老，有名的政治不倒翁，他这一失手，让百官都意识到，曾国藩和湘军在朝廷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不是谁都能扳得倒的了。

辛酉政变毕竟只是权力之争，对立两派在许多政见上其实并无根本不同，他们都必须根据实际需要来做出自己的政治判断。就在辛酉政变告一段落的时候，南方的太平军和北方的捻军仍方兴未艾，朝廷曾经亲信的武装力量却已所剩无几：八旗绿营基本被太平军摧毁，僧格林沁军虽尚有一定战斗力，但他们也在上一年的对外战争中遭到沉重打击，尚在恢复过程中。

在各军纷纷溃灭的情况下，湘军可谓一枝独秀，仅仅通过上传的捷报就可以看到，这支军队越战越强，兵力越来越多，控制地区越来越广，声望也越来越高。处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嫡系军事力量严重削弱的环境下，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那拉氏都不能不继续重用曾国藩和湘军。军机大臣们对此岂能不了解，如果他们真的代彭蕴章上那种不合时宜的条陈，不是自己找骂吗？

那拉氏执政后一个月，即命曾国藩在两江总督辖区外，再节制浙江。同治元年元旦，朝廷颁布了几道赏赐殊荣的诏旨，被赏赐的汉员仅曾国藩一人，且旨中有“你是朕的心腹，请辅佐朕来完成大治”等语。十二天后，再发诏旨，称：“每次该大臣（指曾国藩）的奏报送到，朕都会认真披阅，朕对他的一切规划都感到满意，总是言听计从。”

诏旨中的皇帝不过是个名义，背后当然是那拉氏在主事。她在诏旨中说的话也绝非虚饰之辞，事实上，在这段时期内，她不仅在用兵方略上唯曾言是听，就连任命大员，也会听从曾的意见。

朝廷的破格重用与信赖，令一度忧心忡忡的湘军集团欢欣鼓舞，但一贯冷静而又明智的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志得意满、骄横跋扈，相反表现得更为谦让和谨慎。那拉氏让他节制浙江，他再三辞谢不受，朝廷要他推荐巡抚人选，他更是力陈不可，说：“封疆将帅，乃朝廷举措之大权，岂敢干预。”

曾国藩的低调姿态，让经历政变之后的那拉氏对他极抱好感，专门传旨要他“不要存有避嫌的想法，如果知道有谁能当重任，不妨用密折呈进，以备朝廷选择和录用”。

有了朝廷的这种认可和鼓励，曾国藩才一面恳辞节制四省之任，一面推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

你这封信怎么写呢

早在湘军组织安庆战役时，朝廷就曾令湘军出兵江浙，胡林翼也有派李元度率部出杭州入浙的设想，只是当时上游尚未廓清，湘军的兵力有限，总的出兵条件尚不成熟。

此后曾国藩扎营祁门，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广西提督张玉良建立了联系。王有龄和其前任罗遵殿一样，官声不错，是个清官，但他和何桂清关系密切，且已俨然结成派系。

罗遵殿任浙江巡抚时，何桂清任两江总督，王有龄任江苏藩司，何桂清、王有龄计划撵罗遵殿下台，由王有龄接任其职。李秀成围攻杭州正好给他们造成了这一契机，张玉良军从苏州出发，赶到杭州最多不过三日行程，正常情况下，在李秀成攻克杭州城的前一天，张军就可以抵达杭州，但由于何、王的有意阻滞，张军救援迟缓，直接导致了罗遵殿城破自杀。

罗遵殿自杀后，王有龄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浙江巡抚一职。两人犹不罢休，又在罗遵殿的恤典问题上大做文章，唆使御史奏劾罗遵殿在守杭州时“一筹莫展，贻误生民”，朝廷不知真相，竟然依言撤销了罗遵殿的恤典。曾国藩、胡林翼耳目众多，对此了然于心，悲愤莫名的同时，也对何、王的为人极为不屑。

作为新任浙江巡抚，王有龄同样面临着遭到太平军进攻的威胁，李世贤一边在皖南与湘军作战，一边也没忘记经营浙江。王有龄是个文官，文不知兵，同时驻守浙江各州县的八旗与绿营在战斗力上又都较弱，于是他便派使节赴祁门请援，希望曾国藩能够出兵增援。

从大局着想，曾国藩不会完全无视王有龄的求援，前提是王有龄必须提供足够的军饷，这样曾国藩才能派员回湘招募更多的兵勇。浙江乃富庶之省，原为江南大营的饷源基地，拿出军饷本来是应该做也能够做到的，但王有龄可能是仍被派系斗争的思想所左右，既要湘军为他出力拼命，又不想因而壮大湘军实力，他派出的使节竟然自始至终都不肯提及饷银。

那个时候湘军在皖南处境极其艰难，连曾国藩都数次遇险，王有龄再持这种态度，就等于自己把求援的大门给关死了。曾国藩拒绝派援的理由虽然简单，却也令浙江方面无话可驳：湘军目前尚未能够全部集中，援浙心有余而力不足。

正面求援失败，王有龄没有在认真检讨自己的基础上，与曾国藩重新进行磋商，反而祭起派系斗争的一套，挖起了对方的墙脚。他之前就曾上奏朝廷，要求将李元度交由他差遣委用，并实保李元度为浙江温处道道员，虽然未能完全达到目的，但还是产生了一些效果。徽州城破后，李元度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到祁门大营报到，就是因为他选择了向浙江败窜，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已很明显。

接着，李元度和曾国藩闹翻，愤然离营回乡。王有龄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又进一步拉拢李元度，他与杭州将军瑞昌联名上奏，请求朝廷撤销对李元度的处分，并升任其为浙江布政使。李元度急于摆脱自身的不利处境，遂就势改换门庭，他回湘募集了八千湘勇，取名“安越军”，之后即应邀入浙。

然而事实证明，李元度确实不是合格将才，“带勇非其所长”。李秀成大军自湖北退入江西，李元度率安越军一路追踪其后，但只是虚报胜仗而已，安越军相继收复的全都是太平军弃守的城池。直到李秀成进逼杭州，该部还被阻遏于浙江龙游一带，而不能前进半步，曾国藩因此参劾李元度，在奏疏中指责他“前既负臣（指曾国藩自己），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

王有龄懊悔莫及，他转而奏请由左宗棠督办浙省军务，后又保荐左宗棠接任其巡抚一职。在保荐折子中，他甚至还赌咒发誓自己这么做完全是出于真心实意：“倘有虚言，有如此日。”可惜他醒悟得太晚了，杭州已被太平军紧紧包围。

得知杭州被围，张玉良自浙江上游来援，但上一轮的江南大败已令他的部队战斗力尽失，打仗的时候官兵都不肯用命，张玉良没办法，只好亲自冲到一线督战，结果中炮阵亡。

在援兵败退后，杭州城外的交通线被全部切断，所有粮道也尽为攻城部队所阻。杭州被困整整两个月，粮秣无继，陷入了绝境。

王有龄与师爷商量，能否写信给李秀成，放杭州军民一条生路。师爷说，你这封信怎么写呢，说人家不好，更令大家受害；说人家好，皇上会饶了你吗？

王有龄无言以对，捶胸而叹：“不必写信了，杭州城终究是保不住了。”他准备坐在大堂上，看看李秀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之后再一死了之。师爷则提醒他，说如果李秀成来了，能不能死，怎么死，就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了。

等太平军攻入杭州外城，李秀成亲自骑马冲入巡抚官署，发现王有龄已在后花园自缢而亡。外城既克，瑞昌率旗兵退入内城作殊死战，满人聚居区的男女老少也都投入战斗，只是上一次守城成功的运气未能再次降临，最后瑞昌自杀，内城亦告陷落。

杭城既下，李秀成将浙江留给李世贤主持和打理，自率大军返回苏州。至此，太平军在江浙复放异彩，他们所横扫过的区域，清军或不加抵抗便望风而逃，或毫无组织地作困兽之斗，根本抵挡不住对方的攻势。

正是这种严峻形势下，朝廷根据曾国藩的奏请和保荐，决定由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三个月后，又委任他为浙江巡抚，命其率部杀入浙江。

下象棋

朝廷最初给左宗棠下达的进兵方案是，先援救被困的衢州，再设法攻取杭州，但左宗棠经过分析，对这一方案予以了否定。

从整个形势上来看，浙江大部分地区已为太平军所占据，清军在浙西仅控制着衢州一城，且已成孤城之势。凭借多年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左宗棠总结出，太平军每次攻打诸如衢州这样较为坚固的城池时，都会采取远势包围的战术，待守军陷入困境再一鼓而下。如果楚军率先进入衢州，不但救不了衢州，自身也将陷入太平军的长围陷阱，成“粮尽援绝之局”。

经过反复斟酌，左宗棠决定暂时弃衢州不救，首先确保婺源一带的安全。因为这些地方位于皖浙边境，既为饷源之地，又是入浙的后路，只有它们得到保障，楚军在入浙时才能做到无后顾之忧。

李世贤也早就在婺源集结了部队，两军展开大战，楚军三战皆捷，在击退太平军后乘胜攻占了开化。开化在婺源和衢州之间，占领开化，不仅保障了婺源一带的安全，巩固了后防，而且对围攻衢州的太平军造成严重威胁，间接为衢州守军解了围。

下一步该怎么走变得很关键。为了阻止楚军由西向东继续进击，李世贤以金华为中心，以严州、处州为掎角，在浙西、浙中集结了二十余万兵力。左宗棠审时度势，认为在楚军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若贸然与李世贤决战于金华，恐怕取胜的希望不大。怎么办？他的考虑是“置子四旁，渐进中央”，即像下象棋一样，把对方的车马炮兵先放到一边，直接“将军”！

这就是“直捣严州，以规省会”，说白了就是走捷径，抛开金华及其他州县，直接从严州进取杭州。李世贤当然也不是好惹的，就在左宗棠准备进兵严州的时候，他突率大军出金华再攻衢州。楚军后路面临被切断的危险，左宗棠不得不把“将军”先搁到一边，集中力量回兵救援。

双方在衢州相持交战达两个多月，打得难分难解。李世贤久攻衢州不下，只得依旧撤回金华，并以龙游、寿昌、兰溪三县为掎角之势。

到衢州战役为止，经过半年多的作战，左宗棠已牢牢地控制住了衢州府绝大部分地区，从而在浙江站稳了脚跟。楚军自身的实力也大为增强，从湖南、江西调来的几支新募部队陆续到达，其中一支部队还在衢州造船添炮，积极筹建水师。原在浙江的李元度等部则归入楚军建制，虽然左宗棠进行了改编，裁汰了其中的大部分人，但留下的兵勇全为精壮，部队战斗力反而提高了。

左宗棠入浙后，只能在浙西同太平军交战，对于浙东沿海鞭长莫及。在此期间，英国海军以保护租界地为名，向占据宁波的太平军发动进攻，攻克了宁波城。接着，英国海军军官乐德克、法国海军军官勒伯勒东仿照华尔的洋枪队，在宁波招募华人兵勇，分别以本国人作为教练，组建了常安军、定胜军以及常捷军。

各洋枪队很快就在“助剿”太平军的过程中担当起了角色，勒伯勒东及其常捷军更是首当其冲。经法国公使同意，勒伯勒东被免去法国海军军职，由中国政府任命他为署理浙江总兵，“听浙江巡抚及宁波道节制”。勒伯勒东等人指挥洋枪队与楚军遥相呼应，先后协助当地清军攻克台州府等地，对太平军形成了东西夹击的有利态势。

面对中外之敌的猛烈进攻，李世贤在战略上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与此同时，其内部也发生了问题，本与太平军协同作战的花旗军不但公开抗拒他的调遣，还与太平军发生了武装冲突。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曾国荃已屯兵南京城下，天王洪秀全不断严令李秀成、李世贤回援，李世贤不得不着手进行准备。种种情况表明，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浙江地区的太平军都只能被动地组织防御，而无法再组织反攻。

哪里还敢自高

在湘军重臣中，左宗棠的自高自傲是出了名的。当初受“樊燮案”所困，他曾表示愿到曾胡手下做一名营官，杀敌以自效，其实那不过是一时的激愤无奈之语而已。在左宗棠的内心里，他连曾胡都瞧不上，尤其认为曾国藩打仗不行，太过“钝拙”。有人把左宗棠和曾国藩、胡林翼相提并论，认为是抬高他，不知道在左宗棠看来，恰恰是让他掉了价。

然而当被派到战场上指挥军事时，左宗棠却绝不敢存有一丝一毫的骄傲麻痹，他自己精心拟订的作战计划，只要发现已不符合实际需要，可以随时推翻。他这样向别人解释：“我过去以一举人的资格欲办天下事，心气不高能行吗？现在朝廷如此倚靠信任和重用我，自然应当放低姿态，认真地为国家谋划，哪里还敢自高呢！”

在成功地解衢州之围后，楚军实力大增，已经有了与太平军主力一拼高下的底气，而情报又显示李世贤在杭州部署的守军其实并不多，兵力仍然集中在金华，这样左宗棠便决心在金华与李世贤决战，“直捣严州，以规省会”的战略也随之被调整为“先金华而后严、处”。

1862年8月11日，左宗棠率部自衢州东向进攻龙游，金华战役的帷幕被徐徐拉开。一个月后，蒋益澧部八千兵勇到达前线，攻城范围又扩展至兰溪、汤溪。左宗棠对军事地理学研究极深，他在奏疏中指出：龙游、汤溪两城为金华要道，必须先攻下两城，廓清后路，而后才可取金华；兰溪通过水路直达严州，必须先攻下兰溪，而后才可取严州。

一开始的战事并不顺利。太平军依靠各城及其城外的防御工事拼命固守，一看到攻城部队扑上来就开炮，导致楚军攻得越猛伤亡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时常发出“攻坚之难如此”的感叹，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停止进攻，收队回营，但他同时又非常清楚攻下龙、兰、汤三城的重要性，所以依然坚持强攻。

恰在此时，曾国荃开始加紧围攻南京，奉洪秀全之命，侍王李世贤率七万余人离浙赴苏北援。金华一带的太平军的兵力大减，在与楚军的对垒中失去了数量优势，但他们仍按照侍王留下的“密嘱”，凭借“龙、兰、汤为犄角，严、处为爪牙”的防御体系，继续进行顽强抵抗。

楚军进展缓慢，伤亡却不断增加，其中龙游一战伤亡近千人，汤溪一战也伤亡了包括一名副将在内的三百余人。就在左宗棠焦灼不安，深恐攻城战旷日持久，会影响和拖累整个战役进行之际，外围突然传来的一份捷报终于改变了这一尴尬处境。

在外围，左宗棠的大将魏喻义负责驻守淳安。魏喻义原本隶属于曾国藩，新近才由湖南调到浙江前线，归左宗棠统辖。他曾率部参加过阻击石达开的宝庆战役，具备一定的作战经验。

按照左宗棠“直捣严州，以规省会”的原计划，楚军主力本来要自淳安出发，进攻严州。计划变动后，主力前去参加大会战，魏喻义部成了孤军，但幸好太平军也把重点放在金华战场，并没有主动前来进攻。

运气这么好，似乎应该躲在淳安城里偷乐才是，但魏喻义的打算竟是趁太平军不防，独自攻取严州。部下们听了都吓一大跳，魏部一共才两千人，守一座淳安城都觉得兵力单薄，去攻打主力也未必拿得下来的严州，会有多大把握？

魏喻义颇有左宗棠式的气魄，他大手一挥：“定全浙必拔要域。”随后拔营起寨，沿着小路一步步向严州移动，最后到达了距严州仅六十里的铜关。

浙东钱塘江上有一个独特的营生，叫作“江山船”，实际就是妓船。魏喻义在侦察严州动静的过程中，认识了“江山船”一名姓王的妓女，又通过王女与当地民团首领林三结识。太平军严州守将与林三有仇怨，准备夜袭林三所据的地盘。林三得到这一情报后，忙派王女向魏喻义报告。

魏喻义正苦于严州守敌势众，硬攻难以得手，获悉严州太平军要倾巢出犯，不由得眼前一亮。他当即挑选出千名兵勇，亲自带领奔袭严州。

与龙、兰、汤不同，严州城的太平军守备相当松懈，城头除了更夫断断续续地敲一下梆子外，篝火等照明设备都一无所有。敢死队员以夜幕为掩护，用梯子登上西门城楼，继而砍断了西门铁锁。魏喻义率部一涌而入，与城内的留守官兵展开巷战，猝不及防之下，太平军毫无斗志，不久就被击溃。

前去夜袭林三的太平军主力因对方已有准备，只得返回严州城，半路上他们望见火光，便知道大事不好，在确证楚军已经入城后，只得不战而逃。

多米诺骨牌效应

当克复严州的捷报传到左宗棠大营时，左宗棠和手下诸将均又惊又喜。惊的是魏喻义以两千兵勇，夺取了由万余太平军驻守的严州，而且伤亡数都没超过两百，堪称奇功。喜的是无意之中夺得严州，不仅提前实现了“直捣严州”的目标，而且扫除了金华北面的屏障，将有助于扭转金华正面战场的僵持局面。

在此之前，楚军的处境极其困难，一方面三城久攻不下，另一方面，各部长期缺饷，且军营内流行传染病，染病至死者高达四千余人。严州的克复宛如给官兵们打了一针强心剂，士气一下子高涨起来。

相比之下，太平军阵营起先的顽强势头却渐渐开始衰竭。三城的危急状况引起了浙江全省太平军的关注，驻扎在湖州、绍兴的太平军诸王率十余万人增援金华。可惜为时已晚，在楚军持久而强大的攻势下，驻守汤溪的太平军战将彭禹兰失去了坚守的信心，主动向楚军密约乞降，并里应外合，帮助楚军攻下了汤溪。

汤溪失陷之后，如同洪水决堤，龙游、兰溪乃至金华守军纷纷弃城东撤，太平军在金华战场上的防御体系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其速度之快，连左宗棠也始料不及。

眼前的情况和多米诺骨牌效应十分相似。左宗棠从投入兵力到完全占据金华府城，总共耗去了半年多时间，可是自太平军撤兵金华起，他在不到一个月内就占据了金华以东六县，而这六个县的守军无一例外都是不战即逃。

与此同时，浙东的太平军也在退却，1863年3月15日，常捷军、常安军协同清军攻占绍兴。时隔三天，楚军攻占杭州上游的桐庐，对杭州形成了半月形大包围圈。左宗棠在给朝廷的上奏中分析指出：“克复绍郡（绍兴），浙东郡县已一律肃清；克复桐庐，杭郡（杭州）上游全为我有。”

形势虽然极为有利，看上去攻克杭州的目标已是近在咫尺，但左宗棠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他不主张全军进攻杭州，同时也力戒各部不得贪功冒进。这是因为当时一部分浙江太平军正向皖南转移，江苏太平军在李鸿章、曾国荃军的压迫下，也可能乘虚往皖南、江西渗透。如果楚军投入全力进攻杭州，皖南、江西至浙江的后路必然兵力空虚，到时就将面临前有坚城强敌，后被严重干扰甚至阻断的危险局面。

4月11日，左宗棠下令楚军开始进攻与杭州相邻，又为其西面要地的富阳。太平军从各城陆续撤退的部队均屯集于富阳，杭州守将汪海洋亲临富阳组织防守，同时李秀成为力保杭州，也从江苏调派陈炳文部驰援富阳。

由于太平军在富阳加强了防守，楚军进攻富阳的行动计划接连受挫，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内毫无进展，战局又进入了类似于金华战役中前期那样的僵局。

左宗棠原先对李鸿章“借师助剿”的主张颇不以为然。朝廷命常捷军头目、“署理浙江总兵”勒伯勒东归其节制，同时让左宗棠以浙江巡抚的名义给勒伯勒东发放统一事权的“札凭片”（即文件凭证）。左宗棠不乐意，以宁波距上海更近为由，把皮球踢给了李鸿章。

战场最能教人认清现实。这边久围富阳不下，那边李鸿章却联合洋枪队搞得风生水起，这让左宗棠迅速改变了不愿洋人“助剿”的态度。此时勒伯勒东已在攻克绍兴一战中受伤毙命，左宗棠便调继任者德克碑率常捷军前来富阳助攻。

常捷军装备有新式洋炮和法国人所训练出的熟练炮手，富阳城外的堡垒很快就被其用大炮轰开。第二天，楚军水陆各部乘胜扩大战果，大举出击，终于攻下了富阳。

攻下富阳后，左宗棠即积极筹划进攻杭州。他认为太平军以杭州为中心，以余杭为犄角，二者均依赖于嘉兴、湖州的支援和接济，而嘉兴、湖州的来杭之路又在余杭，所以他决定兵分两路，分别攻打杭州、余杭，并以余杭为进攻重点。

如同富阳战役一样，五个月内，楚军在杭州、余杭两处都未取得决定性进展，只是攻破了城外的几个要垒而已。不过在五个月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恐慌与失败情绪的影响下，杭州北面各城的太平军守将纷纷归降。杭州外围仅剩西面的余杭一条通道，处境更加危殆，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决计把进攻重点转向杭州。

1864年3月，楚军主力会同德克碑的常捷军对杭州发起连续猛攻。长期围困和猛烈进攻所造成的巨大压力，终于迫使杭州守军发生动摇，其内部先后出现了两起暗中向楚军洽降的事件，杭州守将陈炳文感到无法坚守，遂趁半夜弃城而走，余杭守军也于同一天西撤。

太平军在浙江的最后两个战略要地分别是嘉兴和湖州，至1864年8月，嘉兴由进入浙北的淮军所克，湖州则由楚淮两军联手攻取。经过历时两年多的苦战，左宗棠如愿以偿地夺得了全浙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