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和绅死得最谈定

和绅得罪身死的前三天，回顾平生，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世，怀才误此身。

“怀才误此身”这五个字并非完全是开脱。他确实当得起“才华横溢”四个字。和绅年轻时代曾就读于咸安宫学。这个学校以招生条件严格和教育质量出众出名。能考进这里，从某个侧面证明他的天资出众。咸安宫学的课程包括经史、少数民族语言、书画、武功骑射和火器。从课程的全面正规来看，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帝国培养高级政治人才。和绅大部分功课都相当出色。他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经史典籍无不涉猎，文字功夫出众，并且武功骑射基础也相当不错。

除了学业出色外，和绅业余兴趣也十分广泛，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特别以诗名。清人钱泳产称和绅诗颇有“佳句可寻”，而当时的大诗人袁枚则这样夸赞和绅兄弟：“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

更让老皇帝感觉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于智商，与人相处总能使对方感觉愉快。史书载这位美男子“行止轻儇，不矜咸仪，言语便给，喜欢诙谐，然性机敏，过目辄能记诵”。他毫无士大夫的方巾气。据《啸亭杂录》载：“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干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能在乾隆面前这样说话的，满朝只有和绅一人而已。他善解人意，凡事从不用皇帝废话。他办事干练，嘉庆也不得不承认他“精明敏捷”，他特别长于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凡遇繁难政务，乾隆常常派和绅去处理，和绅以其机敏果断屡获褒奖。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钦差大臣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因办理得体，未及回京，升任户部尚书兼议政王大臣。回到北京，他“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表现了自己的全面政治才华。这是和绅从政生涯第一次重要亮相，表现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林爽文起义过程中，和绅作为机要秘书，为皇帝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起义平定后，皇帝特意赐诗和绅，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绅：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惟明且断。平萨拉尔，尔曾督战。赐爵励忠，竟成国翰！

“兼通清汉”是和绅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书，都是用满文写成的，这实际上就把许多汉大臣排斥在了最高决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参与最高机要的汉大臣张廷玉，也精通满文，因为他中进士后曾经专门学习满语。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文兼满汉且又有眼光有见解的，唯有和绅一人了。故乾隆五十六年（1792年）平定廓尔喀后，乾隆又说：“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满、汉文。此分颁给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

历代被处死的贪污犯中，和绅的死是最谈定的一个。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上午，皇帝派人送来一条白练。和绅见到白练之后，索笔题诗一首：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一个在临死前能写出这样充满禅意诗句的人，应该是个有一点深度，有一点悟性，有一点定力的人。目光锐利的乾隆本也不会让一个平庸之辈处于离自己最近的位置上。

事实上，对和绅的全面定位应该是——政治家、经济官僚、诗人、学者、艺术鉴赏家和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在乾隆后期，他在整顿国家财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务，特别是外交事务方面，都作出了相当杰出的贡献。他主编了《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三通》等大型丛书，《红楼梦》能流行于世，据说他的功劳尤大；因为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和绅实际上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长，曾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等国的使臣。英使马戛尔尼曾评论和绅说，在谈判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仅止这些才能，已经足以使乾隆离不开他。更何况和绅还有另一项为皇帝所亟需的天赋，那就是理财。

除了不死读书、兴趣广泛、注重人际关系沟通技巧外，和绅身上还有许多其它的“现代气质”，比如财富观念。

和绅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而和绅却深通现金流动起来后的巨大威力。在不动产与现金面前，他显然对现金更感兴趣。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绅帮助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和绅听后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他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工商业投资，其范围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行业。他在北京城内拥有当铺12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业巨头。此外他还经营印铺、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专门拴了80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当然远远高于地租。就是那些不动产，他也尽可能选择用来出租。据后来抄家官员统计，和绅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处，“一千零一间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可以说，只要是赚钱效益快的行业，就有和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绅却敢于尝试。他看中了煤矿业是朝阳产业，曾投巨资在门头沟和香山两地开了煤矿。和绅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但是他自己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

和绅还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金钱面前，亲兄弟，明算账，虽然至亲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两千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卷归偿。”（《郎潜纪闻》）他岳祖父英廉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档案《内务府来文》）他亲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万两白银，他规定每月1分起息，连本带利滚到2.145万两。

他贴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银1000两，答应如到期不能还清，便从其“每月工食内坐扣”。不久，傅明身亡，和绅并不念其效劳一生而免除债务，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还债。并且每月规定按7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银200两，共计1200两。因为对金钱的热爱，和绅甚至亲自担任家里的会计和出纳：“和相……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啸亭杂录》）

成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后，他的经营天才迅速得到了体现，并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这个负责皇室财政的机构经常是入不敷出。“本府进项不敷用时，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而他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在他的经营下，这个税关收入一下子跃居全国30多个税关的前几位。这两炮打响，乾隆对和绅的理财本领愈加刮目，所谓“晚年依毗益笃”。所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渐渐都划归和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

在乾隆眼里，和绅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新的财源。“议罪银”的制度化，就是一大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