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愤怒而又绝望的嘶喊



用兵如弈棋，从江南战场这副棋局来看，太平军除苏常外，已无其他活动余地。李秀成所辖主力尚余一万五千人，他从中拨出八千人，也就是超过一半人马随其援苏。

随着李秀成军的到来，苏州守军增至四万人，其中三分之一都是精壮士卒，其余也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兵。对太平军而言，另一个利好消息是，前常胜军统领白齐文率领两百余人，带着一批军火以及从常胜军里偷来的汽船“高桥”号，前来苏州投奔了太平军。

1863年9月28日，程学启、戈登协同新近调来的湘军太湖水师、上海刚成立的中法混合军，攻占了宝带桥。宝带桥位于苏州城东南处，傍京杭大运河，有“水陆要枢，苏垣锁钥”之称。李秀成率部欲夺回宝带桥，在反击过程中，他命令白齐文部用西洋炮进行突轰，联合部队当场被击毙数百人。虽然太平军最终并未能够如愿夺回宝带桥，但太平军火力的增强已令联合部队感到很是不安。

面对敌人的步步进逼，李秀成决定向西路集结部队，通过守住无锡，来确保常州等地的太平军能够增援苏州。李鸿章也早就注意到无锡的重要性，遂敦促李鹤章等部分路向无锡疾进。侍王李世贤在无锡列队数十里，都挡不住湘淮军的攻势，直到李秀成亲自率部赶来，战局才出现了扭转的迹象。

外围战

如同宝带桥之战的情形一样，李秀成所带来的白齐文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的大炮汽船给湘淮军带来了不小压力，仅湘军淮扬水师就被炸毁了二十一只舢板船。不过湘淮军随即发起反击，用火箭焚烧和击沉了“高桥”号，加上淮军援兵大批赶到，李秀成军支撑不住，只得暂时退往苏州外围要地黄埭。

白齐文加盟太平军，曾让李鸿章担心从此会出现一个太平军版的洋枪队，由此大大加强太平军的力量并在心理上给其以激励，白齐文在几次作战中的表现，似乎就是对这种担心的一种验证。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闻讯更是惊恐万状，以至于向英国国内报告说，如果白齐文率领“众多军队”在冬季进军北京，就将获得攻占北京的良机并最终推翻清廷。

事实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白齐文如果还在常胜军，其枪炮和弹药都有充足和稳定的来源，但自投入太平军阵营后，随着联合部队对军火走私的查缉越来越严，这些都成了问题。白齐文为了补充弹药，曾亲自潜入上海，结果不仅没能买到军火，还差点被捕，之后他再不敢如此冒险。因为军火不足等原因，白部对淮军的几次攻袭都未成功，渐渐地，慕王谭绍光便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见失意于慕王，白齐文又向忠王李秀成献计，劝其“弃江浙，北据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使清水师无所用，外人亦不能相助”。可这种时候李秀成哪里需要如此迂阔和不切实际的“计谋”，自然没法采纳。白齐文深感受到冷遇，转而与戈登联络，劝他脱离清军，两个人联合起来独立作战，“组织两万人，进取北京”。戈登听后啼笑皆非，也没当一回事。

白齐文大失所望，于是向谭绍光提出辞行。谭绍光倒也豁达大度，抬抬手就放他和部下走了。白齐文被戈登用船送回上海后，因他正生着病，美国领事便将他遣送到日本横滨治病，并禁止其再来中国。

1863年10月24日，程学启、戈登会同太湖水师，一举攻克苏州外围要地五龙桥。李秀成合谭绍光之军前来救急，但被击退，苏州守军的处境日益窘迫。

为了实施防守反击，李秀成继续把战火引向无锡，他从无锡、溧阳、宜兴等地约集了八九万机动兵力，这些部队出运河口作战，以连营并进的方式对李鹤章等军进行挤压，李秀成自己则率数千精锐扎营于无锡后宅，居中调度。

李鸿章不为所动，一面让李鹤章等军坚守营垒，巩固后路，一面派程学启由苏州横出敌后，对太平军发动攻击。这时的程学启部已扩充至水陆十八个营，成为淮军中唯一也是最大的大枝营头，攻击能力很强。在常胜军的协助下，程学启连下苏州外围的蠡口、黄埭，从太平军身后对其造成了威胁。

李鹤章和曾国葆一样，是由分统提拔成的统领，军事指挥能力丝毫不亚于其他由团练头目出道的淮军将领。看到有机可乘，他立即约集原先固守的诸军主动出击，滚营前进，除李秀成所据营垒无法攻克外，太平军驻于前线的十余座营垒都被他们端了个干净。

在这一轮外围战中，常胜军不仅自己乘汽船作战，也用汽船为湘淮军运兵，从而成功地将苏州外围河流多的劣势转化为了自身的优势。鉴于白齐文带来的“高桥”号已经被毁，李秀成交给呤俐一项重要使命，让他寻机捕获常胜军的汽船，以为己用。

呤俐奉命潜入上海，他侦察到一艘名叫“飞而复来”的汽船从苏州开往上海，当天即开回苏州。于是便在一个星光黯淡的深夜展开行动，与同伴一起夺取了这艘汽船。

对于呤俐这次行动取得成功，李秀成很是高兴，亲自到船上对参与行动的人员进行慰问和奖励，“飞而复来”也被重新命名为“太平”号，悬挂忠王军旗，由呤俐统领。

“太平”号的船头架有一门旋转炮，船尾架有一门榴弹炮，船中装置精良，弹药充足，虽然它无法在湖中与数量众多的敌船抗衡，但在相对狭窄的小河中却占有机动灵活的优势，也因而部分打乱了联合部队进攻苏州的部署。

联合部队的对策是断绝运河，使太平军不得使用“太平”号，同时阻止外地的太平军进援苏州。他们一路由蠡口、黄埭进发，攻克浒墅关及虎邱，进逼苏州阊门街口，一路由五龙桥进发，在接连摧毁太平军营垒后，进逼苏州盘门。

炮战

在苏州外围要点尽失的情况下，谭绍光依托于护城河，在娄、齐、葑、盘四门外，筑成了由十余里长墙和二十余处堡垒组成的栅寨，并集中精兵进行防守。

淮军被阻住了，无法再向前推进。李鸿章见状，亲自来到前线督战。程学启等人向他反映，苏州“城大河宽，虽开花炮亦难攻取”。实际上是淮军各营炮队的炮位太小，尚不具备足够的攻坚能力，这样一来，李鸿章便授令常胜军由助攻上升为主力。

娄门栅寨是苏州东面所有栅寨的锁钥，戈登集合常胜军步兵主力及炮队，下令夜袭娄门。战前，所有士兵都头缠白布，以便于近战肉搏时可与太平军相区别。

1863年11月27日夜，万籁俱寂，当戈登率部下进抵栅寨附近时，栅寨未有任何动静，似乎守军完全没有发现敌人要进攻。众人认为此举定能成功，前卫开始爬入胸墙工事，在后面列队做准备的其余部队也陆续跟进。

就在常胜军参战部队几乎都进入前线后，太平军突然开火，向他们射出葡萄弹、霰弹和步枪子弹，常胜军的步兵立马就被打蒙了，纷纷后退。就在这次战斗中，戈登发现中国士兵“不宜夜战”，虽然他和其他外籍军官们一再督促士兵继续进攻，但始终无法组织起第二次攻势。在他们看来，中国士兵“似乎连见到自己影子都害怕”。

戈登认为唯一的办法只有用大炮把太平军轰出其所在阵地。常胜军的开花炮队奉命对栅寨进行猛烈轰击，炮弹阵雨一般落入太平军的工事之内，栅寨全线火光冲天。慕王谭绍光接到报告，从城内派数千援军支援栅寨，他自己也光着脚前往督战。受此激励，太平军官兵冒着猛烈炮火，继续寸步不退地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

常胜军的炮击一直持续到天亮破晓，但始终无法取得突破。鉴于守军奋力抵抗，城内又开来了援军，戈登只得将部队撤出。这是常胜军战史上所遇到的最激烈血战之一，士兵共伤亡约两百人，三名大尉、一名中尉阵亡，还有数名军官负伤。太平军之所以能够及时发现戈登的夜袭企图并予以重创，部分原因是谭绍光军中容纳了约二十多名欧洲志愿军，常胜军里的洋军官与他们暗中有联系。

就在常胜军夜袭娄门栅寨失败的次日早晨，纳王郜永宽暗遣密使至程学启军营，表示愿献城归降，并要求合作拿下慕王谭绍光。

苏州城内的太平军将领，除主将谭绍光外，尚有四王四天将，其中纳王郜永宽的品级仅次于谭绍光。谭、郜均为李秀成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左右手，谭绍光是广西人，乃参加过金田起义的元老，郜永宽等四王四天将则多为两湖之人（即后来加入太平军的湖南湖北籍将领）。

发现连李秀成都无法解苏州之困，四王四天将便起了投降的念头。他们通过密使与程学启约定，如果淮军和常胜军再去进攻娄门栅寨，他们就设法把谭绍光关在城外。

程学启把这一消息告诉戈登，戈登正为攻城战继续打下去，他的部队将蒙受更为重大的损失而担心和发愁，听后自然非常高兴。就在众人阴谋暗害谭绍光的时候，一直在无锡境内指挥作战李秀成突然率四百卫兵，由小路入城。

当初李秀成离京时，曾说好以四十天为期，如今早已超过了这一期限，后来因为孝陵卫失守，天王洪秀全又催促他还师回救天京。李秀成进退两难，上奏言明自己无法马上回京的苦衷，但并未被天王所接受。纵然如此，他仍不忍放弃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老基地，看到苏州城危势孤，便决定回来与谭绍光共同守城。

李秀成在军中的声望非谭绍光可比，他的出现，打乱了预谋投降者的计划，将谭绍光关闭于城外的意图自然也无法实现了。

此时苏州的外援路线已被完全切断，李鸿章于是敦促各部加紧攻城。1863年11月29日，他调集常胜军、程学启部、淮扬水师、中法混合军，对娄门栅寨进行会攻。会攻仍以常胜军为主，说得更准确一点，是以常胜军开花炮队为主。因为大家都知道，要想攻下坚固城寨，只有戈登的开花炮最有效，就连程学启都将自家炮队扔到一边，一心依赖于“戈炮”。

此次不同于偷袭，双方都做了充分准备。太平军一见到敌方的大炮和步兵接近自己的防线，就立即升起一面表示作战的红旗。戈登将常胜军的所有大炮都推上前线，加上向英军借来的，一共集中了四十六门大炮进行射击。

太平军弹药有限，炮的数量和炮位也和常胜军无法相比，面对面进行炮战，很快落入下风，栅寨内的房屋和船只等不断被炸毁。在戈登的指挥下，常胜军第五联队奉命向栅寨右翼尽头实施冲锋，此处邻近苏州河，是越过壕沟最有利的地方。眼看有些军官已经爬过或正准备爬过胸墙，却遭到了太平军的拼死抵抗，激战十分钟后，第五联队被迫退回。

谈判

常胜军攻城时，李鸿章本人就在后方一座淮军的栅寨内观战。戈登有心在中国上司面前展示自己的才能，第五联队冲锋失败后，他一边下令恢复炮击，一边派第三联队佯攻栅寨左翼尽头，以便把太平军的注意力吸引到左面。

正在娄门督战的慕王谭绍光果然中计，命其精锐部队前去防守左翼。他的精锐部队刚刚一转移，第二联队马上从栅寨右翼冲了上去，而且不等架设浮桥，就越下城壕，泅水而过。

见到这一情况，太平军心慌意乱，争相逃入娄门，城东栅寨全部弃守，被联合部队趁机予以控制。

战后，人们看到栅寨周围的土地就好像被炮弹犁翻过一样，常胜军炮火之猛烈，太平军损失之惨重，可以想见。对于太平军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冒着炮火坚守阵地，连观战的洋人都认为他们“实在令人赞赏”。

攻下栅寨后，淮军从水陆三面兵临苏州城下，城中粮道和援兵入援之路双双断绝。李鸿章急于拿下苏州，一个劲地催促程学启快打猛攻。程部官兵以肉搏战的方式企图登城，致使守城形势极其危急，李秀成、谭绍光冲上城头，亲自挥刀与敌兵格斗，这才稍稍打压了一下淮军的气焰。

看到形势如此危急，以郜永宽为首的四王四天将乞降之念更加强烈和迫切。郜永宽亲自出城，在城北阳澄湖与程学启、戈登进行谈判。

虽然联合部队已控制了城东栅寨，但这并不意味着继续攻城就会取得成功。常胜军在两次攻城战中已经损失巨大，下一步他们还需要冲过六十多米的距离才能到达苏州护城桥的桥头，而只要部队在桥头稍微受挫，就会被太平军击退。出于这一顾虑，戈登竭力主张提供优惠条件，以诱使郜永宽等人投降。

在谈判过程中，程学启代表李鸿章，答应给予四王四天将最高不低于二品的武将官职，代价是杀掉李秀成、谭绍光，然后献城归降。作为信誉保证，程学启与郜永宽换帖结为兄弟，他还当众折箭起誓，并让戈登做了证人。

作为太平军统帅级别的人物，李秀成具有极强的观察力，虽然他并不掌握郜永宽暗中出城谈判的详情，但通过一些细节仍不难察觉到对方态度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欲调郜永宽等人出战，却未能得到响应。

问题在于，即便李秀成明知彼辈有异心，要想予以阻止也很困难。因为按照太平天国后期的军制，郜永宽等人的部队均由各自进行掌握，而且他们还据守着包括苏州的四个城门。这是四王四天将能够有恃无恐地不断乞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谈判时郜永宽就告诉程学启、戈登，他的军队足以制住忠王和慕王，所以就算出城谈判的事泄露出去，他也不怕。

此外，在苏州和天京均处于内乏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李秀成自己对于前途也非常悲观，他实在拿不出一个足够理由，来说服众人继续为天国拼死拼活。

借着私下闲谈的机会，李秀成对郜永宽等人说：“现在主上（洪秀全）遭遇困境，看来势头不能长久。你们是两湖之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不会加害于你们……现在这样的形势，我也不能再留你们。”

接着，李秀成又说：“我是天国名将，若有他心，有谁能够为我做担保呢！”那意思很明白，如果他李秀成不是名声太大，投降无门，也极有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

众人弄不清李秀成是否在故意试探他们，只得都半真半假地表示：“忠王宽心，我等由忠王提携至今，万万不会忘恩负义，而有他心！若有他心，也不会与忠王共尝甘苦数年。”

李秀成听得出，郜永宽等人在他面前仍没有完全说实话。他想来想去，自己成名皆赖部下之力，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如给这些人留一条活路。可是谭绍光身为苏州主将，为人刚直，又是广西老兄弟，与郜永宽的意见不会一致，若要两全其美，还是让他别走为好。于是，他便当着诸将的面，提议放弃苏州和天京，将全部人马转移至广西。

谁知此议一出，谭绍光极力反对，仍主张坚守到底，其他诸王一心想要投降，也不同意李秀成的意见。

见事不可为，又别无良策，李秀成只得在半夜里从胥门城头上缘绳而下，离开苏州。临行前，他握着谭绍光的手流下了眼泪，说：“事败如此，只好靠老弟一人肩负重任了。”

受降如受敌

李秀成前脚刚走，四王四天将就放弃了对齐门外栅寨的防守。事情做得这么明显，谭绍光就算心再粗，也看出了其中端倪，但四王四天将所拥有的实力和职权，使他明白要想不动刀枪地就拿下对方是不可能的，而内部只要一动刀枪，城还如何能守？

谭绍光只能一厢情愿地认定，只要对郜永宽等人动之以情，晓之以义，仍然能够让他们放弃投降之念，从而团结众人共同守城御敌。1863年12月4日，谭绍光在慕王府召集众人聚会。大家用餐后进入会议厅议事，谭绍光首先发言，既不回避守城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但也表明了自己背水一战的决心。在座的郜永宽等人不再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对谭绍光反唇相讥。

随着争论越来越激烈，康王汪安钧站起身脱掉了朝服。谭绍光连忙问他要干什么，汪安钧突然抽出匕首，刺向谭绍光的颈项，谭绍光立即倒在了座位前面的台案上，天将汪有为紧接着赶上前去，将谭绍光的脑袋砍了下来。

在刺杀谭绍光后，郜永宽等人又杀掉了谭绍光的亲信部卒千余人，这才打开齐门迎降。

在当时的西方观察家眼里，清军收复苏州意义非凡，它不仅提高了清帝国的威望和清军的士气，而且大幅度剥夺了太平天国赖以获得收入和给养的能力，对其军事力量造成严重削弱。天国一方亦有很多人持相同观点，干王洪仁玕事后慨叹：“安庆失守危及天京，而当苏州陷落时，我们就几乎无希望脱离危险了。”

从苏州被太平军占领，到淮军克复苏州，在这两年半时间里，朝廷出于心理和实际需要，多次催促湘军予以收复，但都未能如愿。淮军到上海不过一年零八个月，即占领苏州，令朝野为之瞩目，就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战绩上已经超越了自己（“本非始愿所可及，亦愧谋略之不如”）。

李鸿章彼时正在湖中泛舟小酌，闻报立即下令撤去杯盏，准备在桌案书写奏折，向朝廷报喜兼给诸将请功。有个姓杨的幕僚小楷书法写得好，李鸿章拍拍他的肩膀：“伙计，咱们来啊！”杨某立刻走到案前，按照李鸿章的授意一挥而就。这封奏折从拟稿到拜发，不过弹指一挥之间，其速度之快，在李鸿章所上呈的奏疏中大概也算“之最”了。

李鸿章春风得意的心情自然可以想见，但程学启带来的一个新消息却让他皱起了眉头。原来郜永宽等人不肯迅速接受整编、遣散，其部众依旧集中屯扎于阊、胥、盘、齐四门，而且郜永宽本人也未剃发。四王四天将以此讨价还价，试图争取更多的好处，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割苏州西南半城来安置其部下，同时分东北半城给他们作为官府。按照谈判协议内容，李鸿章、程学启许诺给以最高不低于二品的武将官职，但这只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四王四天将此次除表明希望得到总兵、副将官职外，还直接指明了需到何省任何职。

古语道，受降如受敌，意思是接收来降之敌要像迎战来攻之敌一样，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备，以防其诈。明代刘基在他的传世兵书《百战奇略》中，专门列有“降战”一篇。实际上，明末官军就吃够了降敌的苦头，李自成、张献忠都曾屡次投降明军，但却是降了再反，反了再降，最终养虎遗患，提前颠覆了大明江山。

清军在招降过程中，类似的教训也同样层出不穷。胜保最喜欢招降太平军和捻军，苗沛霖、宋景诗、李昭寿均为其所招降，结果苗沛霖被太平天囯封为奏王，宋景诗成了捻军劲旅，相比之下，李昭寿算是最好的，但也一直骄横跋扈，拥兵自重，且长期盘踞于苏皖交界的滁州等城不肯退出，令政府十分头疼。

吸取这一教训，湘军对于接受太平军归降一事十分谨慎，确实做到了受降如受敌。太平军一旦投降湘军，所部首先就要被整编、遣散，其目的在于压缩投诚者的实力，使之难于反复。比如曾与胡林翼、罗泽南激烈对抗的韦俊，投降湘军后近两万人被整编为三千，他的老部下古隆贤步其后尘，七万人仅编留一千。又如原在李秀成军效力的童容海，在皖南归降鲍超后，六万人被整编为五千。

脱胎于湘军的淮军自然不会不遵循这一原则，先有南汇降将吴建瀛，后有常熟降将骆国忠，一个所部被削至千人，另有一个被削至两千人，而且均被要求退出所在城池。吴、骆不敢不从，以后各自凭战功才混到了副将。

根据淮军方面得到的信息，苏州降敌达二十万之众。二十万云云尽管只是虚饰之辞，但据估计城内实际能够作战的太平军仍有约三万人，数量上比淮军要多得多。郜永宽等人继续保留这样的实力，而且据于苏州省城不退，理所当然被李鸿章、程学启认为是居心叵测，别有所图，他们也不能不为此感到焦虑：重者，郜永宽等人可能反戈一击，对即将入城的程学启部进行反噬；轻者，这些人也会如同苗沛霖、宋景诗、李昭寿一样，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给清廷在苏南的统治造成无穷后患。

就在李鸿章苦思良策的时候，程学启断然建议：杀！

杀降

杀降者不祥，这句警言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受降如受敌。从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出发，人们一直认为杀降属于不仁不义，杀降者也定会受到天道的惩戒。

最广为人知的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名将白起因触怒秦王被逼令自尽。白起开始还叫屈，嚷道：“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老天竟会让我落得如此下场？”不过在匆匆回顾了一下过往的所作所为之后，他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原因，说：“我确实该死。长平之战，赵军降卒几十万人，我用欺骗的手段把他们全部活埋了，这就足够死罪了！”说完便自杀了。

李鸿章岂能不知杀降者不祥以及白起的故事，因此听了程学启的话后显得很犹豫。见上司持有顾虑，程学启坚决请求：“某极知杀降不祥，然如不杀此八人，苏城终不可得，我宁负贼，不负朝廷。”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比较现实的，自古至今，即便有杀降不祥一说，但在现实政治和战争的博弈传统中，更多讲求的还是所谓的“势”与“术”，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以利益和胜利为最终目的，在此前提下，坚持不杀降者反而会被说成是妇人之仁的宋襄公。

白起坑杀赵国降卒自然广遭非议，但它却将秦国当时的现实利益推向了最大化——赵国的军事力量遭到根本性削弱，这个关东六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迅速走向衰弱，与此同时，其余关东诸国也受到极大震慑。

正因为存在这样巨大的现实利益，所以即便白起被杀也不妨碍后来的仿效者纷起云涌，仅仅到了秦末，项羽就成了第二个白起，他直接把二十万秦军降卒给全部活埋了。

要的是眼下风情万种，谁在乎今后波涛汹涌？程学启本身亦为太平军降将，但为了拿到投名状以及染红自己头上的顶子，他在战场上对付太平军，向来比湘淮军的同僚们都狠。如果不杀四王四天将，他就不敢入城，如此则大功必将付之东流，如何能够甘心？至于结拜、起誓之类，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为了招降的需要逢场作戏而已，到了认为必须抛弃的时候，随时可以一抛了之。

程学启的话终于让李鸿章下定了杀降的决心。1863年12月6日，他和程学启故意设局，引诱四王四天将出城参谒。一番虚情假意的寒暄之后，李鸿章命左右取出八具红顶花翎，给八人分别戴上，说：“现在诸位都是我大清的官了，好好一起为大清立功吧。”

戴花翎是为了让八人卸下心理防备，八人被邀请在帐内赴宴，他们的随从则一律被支到了帐外。随后李鸿章借故巡营，离开了大帐。他一走，程学启立即下令关闭营门，同时发炮作为信号。

听到炮声，郜永宽还没醒过味来，吃惊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话音刚落，已经是伏兵四起。郜永宽腰间尚别着小洋枪，他连忙拿着枪找程学启，但程学启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八人中的一人见状顿足大叫：“到了这个时候，（找程学启）还有什么用？我就知道程某不可靠，一定会出卖我们的。”

四王四天将当天全部被杀。完成诱杀计划后，程学启率部入城，宣布八人诈降已经被杀，不再对其余人员问责。蛇无头不行，八人既死，降卒多数噤若寒蝉，只有两千余旧部起而抗争，但很快就被程学启的部队消灭了。

杀降事件迅速在联合部队内部掀起波澜。戈登是郜永宽等人归降的证人，李鸿章在决定杀降时就知道他不会同意，便将他先行调往昆山。从昆山回来后，戈登才知道郜永宽等人被砍了头，这让他愤怒至极，认为自己作为保人，已经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场是非之中，尤其不知情者很可能会以为他也是同谋，从而使他引以为豪的军人荣誉以及英国的脸面受损。

就算淮军里面也有人对此表示不满。作为郜永宽献城归降的牵线人之一，副将郑国魁曾参与阳澄湖谈判，现场见证了程学启折箭起誓的全过程。杀降事件发生后，他哭着连饭都不肯吃，连续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

程学启部的军纪原本很好，但在郜永宽被杀后，他的部队却趁机将纳王府劫掠一空，弄得满城大乱，加上当时又盛传谣言，说郜永宽的党羽并未除尽，仍暗藏于城中，随时准备袭击李鸿章。凡此种种，都令李鸿章烦恼不已，对杀降一事也颇感到有些后悔，便埋怨程学启道：“你也是降人，为什么要做得这么过分呢？”

程学启最怕也最恨别人揭自己的这层伤疤，盛怒之下当即回营，要打点行装离淮军而去。他的部下连忙跑去向李鸿章报告，李鸿章自知失言，忙假借商谈其他事务，前来探望程学启。程学启有了台阶可下，两人的关系才又重新融洽起来。

为了安抚郑国魁及其降卒，李鸿章下令为郜永宽做佛事，并亲自前往祭吊，其间还假惺惺地掉了几滴鳄鱼眼泪。倒是郑国魁动了真情，他叩棺大哭，一边哭一边诉说：“杀你的自有他人，我可没有欺诈你啊！”

茫然不解

别人都还好打发一些，缠着李鸿章不放的是洋人。

按照近代西方社会的观念，战场上主动投降者的生命应该得到保障。纵使投降者罪大恶极，也应先将对方送上战争法庭，对其履行相应的司法程序和进行公正的审判，包括人犯亦拥有为自己辩护和申诉的权利，只有经过这一系列法律程序，判定有罪后，方可施以惩罚。

四王四天将是协议投诚，而且身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已经口头承诺将予以赦免，如此情况下仍被杀害，自然最容易引起西方人的不解和反感。上海英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在华洋人，集体签署了一份决议，对此事表示强烈抗议，同时声称“这件事很可能使西方国家对清帝国事业失去同情，使迄今一直在帮助他们的豪侠军官撤回援助”。

戈登就是“豪侠军官”中的干将。他原本与程学启的合作非常密切，他对程学启也很欣赏和敬重，认为“程将军是改革中国军队的最佳人选”。至于李鸿章，更被戈登描述为“清帝国最先进的实权人物”“我遇到的最睿智的清廷官员”。李鸿章身上所展现出的充沛精力、才干、学识、决断力，以及善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精神，无一不令其赞不绝口。

杀降事件发生后，戈登二话不说，先宣布和程学启断交，接着又盯上了李鸿章。湘淮军中传闻，戈登天天拿着手枪到军营中去见李鸿章，想要杀死他，李鸿章避而不见，于是戈登便率常胜军绝尘而去。还有人说，李鸿章的部下幕僚预先得知戈登要杀他，向李鸿章进行报告并为之筹划，问是否要先发制人，把戈登抓起来。李鸿章长叹一声道：“我自己不修德行，乃至招来了外界的怨尤。洋人刚直豪爽，随他去吧，我不怕。”戈登听到李鸿章的这番话后，隐隐然对其心悦诚服。

传闻虽非事实，但戈登确实给李鸿章制造了不少麻烦。他的第一个举措是计划逮捕李鸿章，发现行不通，就径直携郜永宽的首级及其郜永宽的义子郜胜镳回昆山。走之前留书一封给李鸿章，要求李鸿章立即退出苏州，引咎辞职，否则的话，他将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夺回常胜军所得城镇，再把这几座城镇重新交还太平军，以作为对其背信弃义行为的补偿。

李鸿章倒不怕和常胜军干仗，常胜军除了西洋开花炮特别厉害外，野战能力其实不及淮军，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时候不能产生内讧，能想方设法把戈登安抚住，乃是解决事情的最佳方案。

令李鸿章感到茫然不解的是，戈登怎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应？这显然已不是一句“刚直豪爽”解释得通的。想来想去，他只能认为戈登是在借题发挥闹情绪。

戈登在对常胜军进行革新时，曾提出取消攻城后的赏金，但常胜军过去拿赏金拿惯了，攻克苏州后，不少官兵重又要求给予赏金。戈登为了稳定队伍，便向李鸿章提出补发两个月军饷。李鸿章开始不同意，后经磋商，改为补发一个月共计一万两白银的军饷。

这是杀降前发生的事。在当时中国官员的习惯性思维中，洋人都是唯利是图，一心钻在钱眼里的角色，李鸿章便猜测戈登是因“索重赏”未得到满足而泄愤。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原因，就是戈登可能希望获得入城之功，但在入城的关键阶段，他和常胜军却被调回了昆山。

在常胜军的历任统领中，戈登曾经最得李鸿章的欢心。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李鸿章如此评价道：“自戈登掌帅印以来，该洋将老成勤谨，讨逆之志尤坚，窃以为尚能秉承调度，哪怕花四五十万两白银何足惜哉。”

四五十万两都不在乎，多出个几万两又能如何？李鸿章固然很会算细账，但需要投入的时候他也决不会吝惜，在他看来，只要能把戈登劝住，增加赏金的事完全可以再商量。至于战功，他其实也并没忘记戈登，已经在奏疏上为其请功了。

李鸿章把这层意思告诉道员潘曾玮、总兵李恒嵩，让他们向戈登进行传达。与此同时，他又派在淮军中任炮队教习的英国人马格里专赴昆山，对戈登进行解劝。

痞子放赖手段

当马格里来到昆山，进入戈登的住所时，他看到戈登正在哭泣。两人还未讲上一句话，戈登就躬下身子，从床底下掏出一样东西，举在空中，大声叫道：“你看清没有？看清没有？”

窗棂中透进来的光线很暗，马格里起初根本没认出那是一个什么东西。戈登见状，又再次大声说道：“这是纳王的头！完全是卑劣的谋杀！”说完之后，便放声大哭。

经过马格里等人的一番好说歹说，戈登总算答应不再与李鸿章发生直接冲突，但他并没有真正感到解恨。在他的怂恿下，英国新任驻华陆军司令伯郎自上海来到昆山，宣布由他接管常胜军，常胜军今后不再受李鸿章的节制和调遣，也不再参与对太平军的进攻，其作用仅止于防守上海。

接着伯郎来到苏州，怒气冲冲地找李鸿章兴师问罪。当着伯郎的面，李鸿章辩称他不是一个天生爱杀降的人，假如不是郜永宽等人的要求太过分，使形势变得十分特殊和严峻，他是会接受郜永宽等人投降的。

李鸿章所提供的理由并没有能够得到伯郎的认同。伯郎说他代表英国女王与在华官商向李鸿章提出抗议，因为英国遵循不杀俘、不杀降的准则，“不喜杀人”，而李鸿章已经触犯了这一准则，如果他希望事情得到转圜，就必须备文认错。

李鸿章初来上海时，对洋务不熟悉，曾写信向老师请救。曾国藩依照宋儒义理之道，指示他应按“忠信笃敬”四字去和洋人打交道，后来李鸿章自己经过一番实践，认为对待洋人没必要这么实诚。他把老家的“痞子手段”（流氓、无赖手段）掺和进来，从而形成了他所谓的“亲近加痞子放赖手段”，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既要和洋人假装亲近，但又不能真的以心换心，必要时候还得像痞子一样耍耍无赖。

李鸿章连向洋人口头认错都不愿意，更不用说写下文字了。既然与伯郎“亲近”不得，他就把“痞子放赖手段”搬出来，笑着对伯郎说：“这里是中国，不是外国，而且此为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向你认错。”

伯郎的要求虽被毫不客气地堵了回去，但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他就是心里再窝火，看着李鸿章笑嘻嘻的样子也不好怎么发作了，只得悻悻然抛下一句“将转告本国公使与总理衙门交涉”之后，便起身离开了。

李鸿章本质上是个读书人出身的文官，不是真的痞子，厚着脸皮耍无赖也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戈登和伯郎如此折腾个不休，让他自觉烦恼不已，心情十分恶劣，对戈登和常胜军的印象也因此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忍不住道出了自己的愤懑：“常胜军终无结局，外间不知者以为好帮手，其知者以为磨难星也。”

对于伯郎说要闹到北京去，李鸿章不能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他向总理衙门发去密奏，详细报告了整件事情的前因经过，同时表示为大局着想，愿意任由朝廷对他进行惩罚。

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果然在北京对清廷施压，而且是直接给同治皇帝发去照会，要求对李鸿章进行调查，但那拉氏接到照会后，对此的评论却是：“洋人不明事理。”随后她就把皮球踢给了总理衙门。

“洋人不明事理”，其实就代表了中国官方的一致态度。以曾国藩为例，他在半个月后才知道此事，“阅本日文件，见李少荃（李鸿章）杀苏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对李鸿章的做法，他表示完全同意，且认为李鸿章出手果断，“殊为眼明手辣”。

总理衙门的恭亲王、文祥也都站在李鸿章一边，自然不可能责备乃至处罚李鸿章。为了让双方都有台阶可下，朝廷遂以克复苏州论功，特授戈登以头等功牌，并给予一万两赏银。可是戈登拒绝接受赏银，还在赏赐诏令的背面写道：“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洋人竟然不要皇帝的赏银，这件事着实令人吃惊，同时也可能会使朝廷很没有面子。李鸿章急忙为之打圆场，解释说戈登是英军指挥官，属于伯郎的下级，此时伯郎正在香港，没法向他请示，而在未征得伯郎同意之前，戈登自然不敢接受中国皇帝的赏赐。

戈登虽然对赏银没兴趣，他却未将头等功牌拒之门外。发现洋人喜欢奖牌一类荣誉，朝廷便又授予他荣誉提督衔以及四套黄马褂。对能够得到这些东西特别是黄马褂，戈登显得和华尔一样受用，他不无炫耀地对别人说：“中国人极力阻挠我获得它，但我说或者给我黄马褂，或者什么也别给。他们终于屈服了。”

常胜军方面更好打发，李鸿章宣布犒赏常胜军七万两白银，相当于一次性加发了七个月的军饷。在拨出这笔巨额赏金的同时，他又让人写了一张文告，声明戈登在归降谈判中确实说过要宽赦郜永宽等人的话，但杀降时他并不在场，事后也对杀降提出了质疑，但“本部堂（指李鸿章自己）与戈总兵（戈登）之用心实有不同而同之处”。

这张文告写得相当高明，既没有脱离事实，也让戈登下了台，戈登后来还特地把它带回了国（后来收藏于大英博物馆）。戈登的面子和里子都有了，从此不再对杀降案进行追究，一场风波终于得以烟消云散。

请一刀杀了我

在淮军进攻苏州的那段时间里，曾国荃采用逐点进攻战术，先后对天京城外的方山等十余处要隘发起猛攻，并悉数加以占领。1863年11月中旬，曾军分兵进扎孝陵卫，至此，除城北的神策、太平两门外，其余各门都已无法再对外联络。

12月15日，曾国荃开挖地道，将神策门城墙轰塌了十余丈，虽然太平军随即就进行紧急抢堵，封住了缺口，但天京处境之危险已毕现无遗。几天后，李秀成赶回天京，眼前的情景顿时令他有了朝不保夕之感。

李秀成曾数次解天京之围，未雨绸缪的思想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三年前，太平军组织最后一次西征，他在离京时就力劝诸王、大臣及军民百姓，让他们把家里的金银都尽量拿出来，用以购买粮食，以备不测。不料当权的信王（原为安王）洪仁发、勇王（原为福王）洪仁达却视之为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他们不准天京居民随意购买粮食，如果要买，必须花钱从他们手中领取买粮许可证和通行证，美其名曰“洪氏帖”。就算有人办齐了所有手续，领到了“洪氏帖”，也找到了出产粮食的地方，运回天京仍需额外征税。结果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天京城内愣是没能存下多余粮食，等到湘军一封锁，城内粮食便坐吃山空，越来越少。

此时浙江大部分区域被楚军攻陷，江苏境内，淮军相继攻占苏州、无锡，李秀成估计丹阳、常州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而在皖南方面，霆军等部更已占据压倒性优势。凡此种种，都意味着天京周围地区的太平军自顾不暇，既无能力也不情愿增援天京。

其间随着天京形势越来越紧急，干王洪仁玕曾奉命出京，亲自到太湖一带催要救兵和征集粮草，但不管他怎样“对各军力陈赶紧援助天京之重要”，还是无人响应。随着集结于天京周围的湘军不断增多，洪仁玕想回京都回不来了，只能在太湖南边距天京两百里远的湖州驻足观望。

一边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边是城中老弱妇孺多，不懂军事的文官多，费粮费饷者多，可是有战斗力能打仗的士兵却很少。这使李秀成在苏州时就萌生的念头如今变得更加强烈，回京次日，他便启奏天王洪秀全，提出趁敌军尚未对天京形成合围，放弃天京让城别走。如果天王执意不走，他也愿意护送幼天王先行突围，向江西转移，然后再会合在陕鄂一带活动的陈得才军，徐图振兴。

可是洪秀全对这两项建议都不肯接受，同时还大发雷霆，对李秀成横加指责。万不得已，李秀成只好硬着头皮，跪奏陈情：“如果再不听我的意见，全天京的人都将性命不保！”

一向自命不凡的洪秀全听了这话，愈加暴跳如雷：“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你不用再向朕启奏，政事也不用你来打理，以后你要走就走，要留就留，随你的便。”

随后从他嘴里又冒出了一连串犹如梦游般的呓语：“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你说没有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曾国藩）！你怕死，反而可能死得更快。”

所谓“天兵”，不是宗教或神话传说中的天兵天将，而是指太平天国的士兵。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以向他的天父上帝表示崇敬为名，下旨舍去“太平”二字，仅用“天国”称之。太平天国统治区域的军民也都以“天”冠之，比如老百姓称为天民，官员称为天官，将领称为天将，士兵称为天兵。李秀成等人对此很不习惯，但只要他们的话语中提到“我队我兵”，就立刻会遭到洪秀全的斥责：“你包藏奸心！天国境内都是天兵，哪有你的兵？”

洪秀全认为，所有的“天兵”都为他一人所有。可就算这样，环顾四周，哪还有多少“天兵”？更不用说什么“多过于水”了。

洪秀全还当众宣布说，今后李秀成无权再插手政事，朝中政事由勇王洪仁达执掌，幼西王萧有和颁发命令，谁如果不执行幼西王的命令，就立马处死。

幼西王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儿，洪仁达正是天京陷入断粮困境的罪魁祸首。事到如今，见天王仍然执迷不悟，李秀成深感绝望和痛心，他甚至希望第一个被天王处死的人就是自己，这样也免了日后耻辱地死于清军刀下。他悲愤地说：“我作为主（指洪秀全）的臣子，日夜操劳，未有半刻偷闲。我今天是为国事启奏，可是主却如此严责于我，也罢，请一刀杀了我，我愿意死在殿前，以尽我的一片忠心。”

洪秀全虽然放出狠话，但他也知道军事上舍李秀成外无人可以依赖，自然不会真的把对方给杀了，不过另一方面，他又死活不肯采纳李秀成的建议。李秀成一无所获，唯含泪退朝而出。

一切都晚了

由于天王不肯纳谏，李秀成致信驻于溧阳的李世贤，约他一起前往江西。察觉李秀成要走，天王急了，忙授意群臣苦苦挽留，李秀成本身也顾忌老母仍留于城中，只得答应继续在天京主持防守。

1864年1月，李秀成携手李世贤，在天京周边发动了一次大胆突击，试图冲破淮军对常州的包围，重续天京补给线。然而这次突击并没能取得成功，连“太平号”汽船也被焚毁。

一计未成，再生一计，李秀成部署沛王谭星等分路南进江西，以便从江西夺取粮食补给。可惜这些军队只是牵制了部分湘军，既定目标仍未能够达成。

2月27日，李秀成养子李容发自句容护粮入天京，但在到达天京城墙边时遭到截击，超过一万多公斤的粮食全部落入了湘军之手。

在截断陆路粮道的同时，曾国荃军继续向前步步推进，次日他们攻克了钟山上的要塞天堡城，天京四周的制高点尽为其所有。李秀成虽然实施了猛烈反击，但是再未能够收复这些山头。同一天，曾军在神策、太平两门外筑起营垒，从而完成了对天京的合围。

湘军在天京城外的营垒完全依照其固有的军制进行构筑。鹿砦、壕沟、土墙齐备，土墙为双层胸墙，两层胸墙间相隔三百米，胸墙上每隔四百米到八百米都有一座堡垒。这样的堡垒总共有一百二十座之多，而且每座堡垒里面都驻有全副武装的官兵，天京军民如今是插翅难飞了。

曾国荃在天京，左宗棠在浙江，李鸿章在江苏，三路分进合击，令太平军陷入了首脑被困，四肢被制，顾此失彼，坐等宰割的绝境之中。至1864年3月，左宗棠攻克杭州，李鸿章攻克嘉兴、溧阳，并在常熟取得大捷。与此同时，曾国荃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天京的封锁，外界与天京沟通的水陆两路全都被阻住，连城墙和河岸之间的洼地都有人巡逻守卫。

中国商人当然不敢，实际也无渠道与天京进行交易，洋商由于外国领事发布了禁令，一般也不敢火中取栗，只有少数胆子特别大的洋商为了牟取暴利，才敢冒着被官军巡逻队抓获的危险潜入天京。几年前，向天京偷运军火弹药才能大发横财，现在若哪个洋商从汉口或上海出发，往天京输入了大米、食油或煤炭，那他能够获取的利润就可与前者等同。在洋人圈子里，只要听说某艘洋船已自天京运粮返回，这艘船便会立刻成为其他西洋亡命徒的攻击目标，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冲上船，杀死船员，抢走银钱。

通过这样的方式进入天京的粮食少之又少。天京城中家家粮食罄尽，户户米缸见底，一些太平军士兵只好用绳子从城头上吊下来，在官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从城墙底下寻找野菜以及其他可以用来充饥的食物。

李秀成忧惧不已，决定开城放出妇女，用以节省粮食。对于他的用意，湘军方面看得很清楚。曾国藩堂堂一个理学大师，但在战争期间却心硬如铁，甚至可以说是极为残忍，他为了能够拖垮城内守军，争取早日攻下天京，不惜建议曾国荃把城内放出的难民全都堵回去。倒是曾国荃尚存恻隐之心，加上还有西方官员在一旁观察，所以不仅没有照做，还设局招抚难民。

截于三月中旬，天京城内已放出妇女一万多人，但仍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粮食奇缺的困境。李秀成启奏天王洪秀全，告之以实情：“城中食物匮乏，饿死的人很多，恳求降旨筹谋，以安众心。”

李秀成的意思还是劝天王突围前往江西。这个时候，天王洪秀全突然做出了极为异常的举动，他握着李秀成的手，抽泣着说道：“朕吃过东杨（指东王杨秀清）的苦头，又被四王（应指幼西王萧有和、信王洪仁发、勇王洪仁达、干王洪仁玕）所惑，所以才会任用你却又不信任你，也才会落到如今这个地步，现在一切都晚了！大厦将倾，就算突围出去又何济于事？朕已与天父约定，誓与此城共存亡！”

或许洪秀全常在深宫，实际早已失去了转战异地或重起炉灶的能力和勇气，也或许，他真的已对前途绝望。不过在这一刻，他总算没有再拿大话诳人或呓语欺人，也总算承认了自己的失误，认识到了谁才是真正的忠臣。这对于同样深陷于绝望之中的李秀成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迟来的安慰。

李秀成悲从中来，当即伏地痛哭，无法仰视。

甜露

《出埃及记》是《圣经·旧约》第二本书，书里面讲到以色列人的先知摩西带领众人穿越荒漠时，曾依赖一种名叫“吗哪”的食物为生。不过“吗哪”究竟是什么，没人能说得清，书中也只记载它“如白霜的小圆物”，而且必须于早晨收集。

洪秀全读过《出埃及记》，他理解的“吗哪”是所谓“甜露”。当李秀成请求他“降旨筹谋”时，他回答道：“全城人都吃甜露，可以养生。”还下令：“取来做好，朕先吃。”

大家都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甜露”，无法遵旨办理。洪秀全就自己在宫中开阔地里把各种野草挖出来，制成团块状，然后派人送出宫去，说这个就是“甜露”，并要所有人以此为食。

这不就是灾荒时吃的草粮树皮吗？李秀成只好自己想办法，除了继续放难民出城外，他又下令军民广种小麦。结果到了四月中旬，彭玉麟经过观察发现，天京城中二麦（大麦、小麦）即将成熟，“满地无余土”，而天京军民已开始再次播种，一眼看去，“遍城青秧”。

李秀成所实施的这两项措施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对城内粮食的供应和消耗不无小补，也大大增加了湘军克城的难度。

天京城大，周长近百里。尽管此时曾国荃经过增募和调拨，部队已陆续增至五万多人，可是五万人沿城墙布围，兵力仍显单薄。曾国藩对此也是忧心忡忡，他明言“以数万人围困数十万贼（太平军）”，就好像堵塞黄河一样，合龙固然可喜，但离大功告成还远得很。

为协助胞弟围城，曾国藩增调鲍超部一万六千余人入援。霆军先进驻有天京南大门之称的东坝镇，继而通过攻克句容，肃清了天京外围的太平军营垒，使天京彻底成为孤城一座。

自被合围以后，天京攻守战就进入了后期阶段。与前期重点围绕外围要隘进行争夺不同，后期主要是对于城墙的攻守。1864年3月14日，湘军第一次以云梯攻城，以试探城防的坚固与否。经过这次攻城，曾国荃发现天京城墙既高且厚，仰攻的话，成功的概率很低。经过研究，他决定沿用攻克安庆时的穴地攻城法，将城墙炸开缺口，在此基础上再实施强攻。

三个月前，湘军已经试炸过神策门城墙，此次置换地点，改在南门、朝阳门至钟阜门范围内，以逼城筑垒为掩护开挖地道，同时还专门从别处调来挖煤工进行作业。

即便较大的地道每天也可以往前延伸四米半，所以湘军很快就挖出了总计三十四条地道。其中的许多地道的规模都相当可观，里面的地下走廊用木头支撑加固，达到两米高、一米半宽，且每隔一段就有小孔用来通风，到离城墙二十米的地方还会分出支路。

5月中旬，李鸿章的淮军先后攻破常州、丹阳，守军主将、护王陈坤书在被俘后自陈：“欲保常州以为金陵掎角，奈事不成，只有尽忠！”

虽然湘军尚未大规模硬攻城墙，但地道的挖掘以及常州、丹阳等城池的失陷，都足以加剧天京城内的紧张空气。天王洪秀全为此焦急万分，以至于天天烦躁不安。他下达命令，要求所有城外来的信件，一律要报给他知晓，谁如果私自拆阅信件，将以通敌论罪，予以满门抄斩。举报者封以王位，知情不报者也要处以极刑。

如此严刑峻法，却仍挡不住有人顶风作案。松王陈德风、慰王朱兆英均偷偷地和曾国荃进行联系，企图献城投降，最终并没有成功，陈德风还率先东窗事发，被信王洪仁发抓了起来。幸亏陈德风和李秀成的关系很好，陈母又来央求李秀成，李秀成出银一千八百两，把陈德风担保下来，救了他一命。

此事刚过不久，李秀成的妻舅宋永祺也向李秀成声称，自己已经与曾国荃取得了联络，并劝说李秀成归降。李秀成既不知真假，暂时亦无投降打算，所以没有当场表态。

宋永祺好酒，第二天与朋友喝酒喝得太多了，酒后吐真言，竟然将劝李秀成归降的事泄露给了陈德风。李秀成对陈德风有救命之恩，陈德风不敢造次，同时也有些半信半疑，就写信来问李秀成是否真有此事。

信件送达时，李秀成正在自己的忠王府开会，补王莫仕暌、章王林绍璋等王公大臣都在会上。这时城内信件与城外信件一样，只要被别人看见了，都不得藏私。李秀成尚未反应过来，莫仕暌就顺手一把从信使手中夺过信件，撕开阅看，众人也围拢着一同进行检查。

信的内容令他们大吃一惊。莫仕暌其时执掌刑部，他当即对李秀成说：“你快把你的妻舅宋永祺叫来，我会当面询问，不然的话，我就要先行启奏天王，这恐怕对你多有不便。”

李秀成措手不及，只得听任莫仕暌布置。当天晚上，他把宋永祺叫到王府，莫仕暌乘机将其拿下。之后，宋永祺的同谋郭老四也被抓获。

放火烧朕城了矣

宋永祺案事关重大，直接牵连到李秀成，当然瞒不了天王洪秀全。如果真要依法办事，宋永祺免不了要满门抄斩，就算李秀成也脱不了干系，轻者囚禁审问，重者斩首示众。可是从洪秀全到满朝文武，都知道李秀成对天京防守意味着什么，哪里敢动他分毫。

李秀成牵连宋案的事没人提了，就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对宋永祺的处分也从满门抄斩降为对其个人予以正法。李秀成为了救出宋永祺，暗地拿银两对莫仕暌进行贿赂。莫仕暌遂利用自己的职权免除宋永祺死刑，予以从轻发落。

当年李秀成被天王猜忌，身为监军的莫仕暌曾主动站出来为他仗义执言，也算是天国政权中难得的直臣，如今却也随波逐流，做起了收受贿赂、徇私枉法的事，天国政治之腐败与不可救药于此可见一斑。

莫仕暌徇私的前提，是其实已得到了天王洪秀全的默许，所谓“奏旨轻办”。这个时候的洪秀全既不敢也无心处分李秀成及其亲属，自从传旨“食甜露”之后，他就一直卧病在床，其间病情曾有所好转，但很快又加重了。

洪秀全致病的原因不详，李秀成认为他是吃了有毒的“甜露”也就是野草，且不肯让医生开药方之故，这反映出洪秀全对待眼下困境的态度：好就好，不好就拉倒，反正都已无能为力。

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会后，天国高层有三个人掌握着“通灵”的能力，除洪秀全本人自许为上帝耶和华的儿子、耶稣的弟弟外，杨秀清、萧朝贵分别负责传达天父和天兄的信息。

在天国最初的那些时光里，每逢危难或重要时刻，天父、天兄都会下凡给他的信徒们带来鼓励，信徒们也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即便遇到重重困难甚至牺牲也百折不挠。

永安突围是太平天国战史上的关键性战役，当时太平军后勤不继，士气不高。为了鼓舞士气，萧朝贵假装神灵附身，手执宝剑，跳到桌子上与“妖魔”大战，没想到跳着跳着，一不小心从椅子上摔下，跌伤了颈椎，乃至接连几个月都无法起身。躺在病床上，他仍不忘激励众人，说：“越受苦，越威风。”

可惜的是，后来天父天兄的信息以及神灵附身却被越来越多地用在了争权夺利上。天京事变前，杨秀清之所以被诛，秦日纲、陈承镕起到了重要作用。秦、陈原先都是杨秀清的亲信，但因为抗议杨办事不公，杨秀清便借天父下凡进行报复，以天父的口吻指责他们企图叛变：“秦日纲帮妖，陈承镕帮妖，放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

如此严重的罪名，砍秦日纲、陈承镕的头都是轻的，秦、陈二人走投无路，只得依附于洪秀全和韦昌辉，从而酿成天京血案，杨秀清自己反倒人头落地。

“放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天父这一声愤怒而又绝望的嘶喊，仿佛又回荡在了天王府的上空，只不过即将毁于一旦的，不再是天父的城池，而恰恰就是人间的这座天国之城。

1864年5月30日，洪秀全下发诏令，称：“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事后，这一诏令被解读为他在借宗教安抚人心的同时，已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距诏令下达仅隔两天，洪秀全忽然很感慨地问了左右一个问题：“自古以来，有肯做敌人俘虏的帝王吗？”这个问题其实他并不需要别人回答，因为他自己已经准备好了答案——当天，洪秀全即一命呜呼。

关于洪秀全的死因，流传着两种说法，一为自杀说，依据来自于天王府一位参与掩埋洪秀全尸骸的黄姓宫女，另外李秀成在供状中也隐隐约约地透露了这一信息。一为病故说，干王洪仁玕说洪秀全之死是一次“拖了二十多天的病”，洪秀全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则说父亲是“被病拖垮了”。

洪仁玕、洪天贵福均非亲眼看到，所说得自于传闻。事实上，即便他们亲眼看到了洪秀全是自杀，也会讳言为病故（李秀成也是在后来的供状中才加以说明），因为在此危急关头，如果有天王因绝望而自杀的消息传出，无疑将对太平军坚守天京的意志造成毁灭性打击。

天王死后的葬事处理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李秀成等诸王秘不发丧，只派那名黄姓宫女用黄绸尸布将洪秀全的尸骸裹起，安葬于御林苑东边的一座山上。

6月6日，在城内一片喧嚷，传言官军即将入城的情况下，众人才扶幼天王洪天贵福登基。新天王年仅十六岁，毫无治国或从政经验，遂决定由干王洪仁玕掌管朝政，封李秀成为大元帅，执掌兵权。用洪天贵福的话来说：“朝事都是干王掌管，兵权都是忠王掌管，所下诏旨，都是他们做现成了叫我写的。”

由于洪仁玕尚在湖州，所以军政大权基本都掌握于李秀成一人之手，然而不管城内的军政事务究竟由谁主持，都已经无法动摇大局。

激将法

湘军在天京城下所挖的地道虽然均在四米半深的地下，但在开挖时，地道内必然要放置灯火用于照明，烟气上灼，使得上方的植物不是呈微黄色就是枯死，这样很容易就会被城头上的太平军所发现。

穴地攻城法本为太平军首创，太平军自然也精于此道，对如何反制亦不陌生。他们一边据城射击，一边在外城根修筑“月围”。所谓“月围”，就是附城筑垣，用以破坏地道。在“月围”范围内，太平军同样挖沟穿穴，一旦与湘军地道穿通，即灌沸汤毒烟，或近身肉搏，予湘军以杀伤。

获悉湘军的地道挖掘受阻，曾国藩又着急起来，认为“地道轰城，系蛮干之法，无必胜之道”。有“曾铁桶”之称的曾国荃没听哥哥的话，他再次发挥其悍不畏死的蛮劲，命令所部缩小包围圈，争取将拦路的“月围”尽数摧毁。

在曾国荃的指挥下，湘军进一步拉近了环形防御工事与城墙的距离，有些地方离城墙已不到三十米。他们把大炮集结于阵地之上，对“月围”进行猛烈轰炸，轰炸过后，再进行集团式冲锋。

最终，曾国荃用伤亡三千人的代价攻克了“月围”，但是地道仍大多为守军所破，有的虽尚未遭到破坏，但所引爆的火药因药量不足，作用也不大。

战至6月，湘军所挖的三十四条地道一条都没有奏效，伤亡却已增至四千余人，其间所策划的里应外合，献城归降的办法也全都流产。这时距离曾国荃顿兵天京城下已近两年之久，却仍然师老无功，进展缓慢。京城官员们对此议论纷纷，各种怪话纷至沓来，都怀疑曾国荃攻不下天京，只有文祥等少数人尚对其抱有信心。

为了能够早日看到克复天京的捷报，朝廷在加紧对曾国荃进行催责的同时，命曾国藩敦促李鸿章前来参加会攻。收到朝廷旨意，曾国荃急得生了肝病，几乎躺倒不能理事。曾国藩则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深知李鸿章的淮军在攻坚克城方面的能力已经超过湘军，而攻克天京乃“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曾国荃并不愿意与他人分享其功，一旦李鸿章参加会攻后，令曾国荃相形见绌，必然会加重曾国荃的病情。可是另一方面，如果李鸿章不来，曾国荃这边仍是毫无进展的话，也一样会把他这位弟弟弄得急火攻心，更何况，宣李鸿章参战乃朝廷旨意，并无适当理由进行推托。思虑再三，他还是决定请李鸿章带炮队前去天京助战。

李鸿章是个聪明人，哪能体会不到曾氏兄弟的窘迫和尴尬。他当即启奏朝廷，替曾国荃进行辩解，认为曾国荃围攻天京两年，虽然尚未能恪尽全力，但也仅一步之遥。他说他还听曾国荃讲过，围城部队最大的困难不是缺兵而是缺饷，所以暂时不需要添加援兵。

朝廷再催，李鸿章就抛出另一个理由，说所部兵将在久战之后未得休养，官兵均疲乏不堪，况且已经在全力进攻湖州的太平军，无法在近期内赴天京作战。

李鸿章此举可算是给够了曾氏兄弟面子，让曾国藩很是感动。问题是，倘若天京依然是久攻不下，不管李鸿章再怎么推托拖延，最终还是要来的。

曾国荃既愤且急，不惜对将领们用上了激将法：“别人就要来了，我们在这里辛苦了整整两年，难道就要这样把功劳拱手让人了吗？”这些将领自然没有一个甘心，纷纷表示：“愿尽死力！”

重新审视战局，曾国荃发现太平门外的龙膊子和地堡城值得重视。龙膊子乃钟山西麓余脉，地形弯弯曲曲，状似龙的一条脚脖子，因此得名。地堡城和钟山上的天堡城同为太平军所修筑的军事要塞，二者可上下呼应，天堡城早已为湘军所夺，但地堡城仍在太平军手中。

曾国荃一声令下，湘军日夜发炮进行轰击，终于拿下了龙膊子和地堡城。至此，他们控制了城外最后一处制高点，可以俯视城内，居高攻击。

破城

自1864年7月4日起，湘军各营逼近天京城墙根，使用云梯，昼夜不息地轮流发动猛攻。该轮攻势启动后，湘军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总兵陈万胜以下许多将领相继战死。

在实施车轮战法攻城的同时，曾国荃实施了两项措施，一是令兵勇将割下的数万捆柴草往城墙根下码堆，准备等堆到与城墙一样高时就强行登城，二是利用地堡城既紧靠城墙，又居高临下的优势，筑炮台于其上，不停地向城中进行俯射，使得守军在城头上不能立足。

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掩护一个重大的企图：重开地道！

经过十五个日夜的隐蔽作业，7月18日，大功告成。曾国荃亲率李臣典等人到地道口进行指挥，共填充火药六千袋计三万斤。李秀成觉察到情况有异，当天晚上率两队各数百人的敢死队，穿着清军号衣，分别从太平门和朝阳门潜出，对湘军发起突袭。

湘军久战疲惫，太平军抓住机会烧毁了全部的柴草堆，遗憾的是在湘军的拼死反击下，终究未能攻破保护地道口的大垒，从而与守住天京的最后一次机会失之交臂。

次日，五更时分，小天王洪天贵福做了一个令他惊恐不安的梦，他梦见官军把城墙轰塌，冲进了城内。这其实是一个即将成为现实的噩梦，当天，曾国荃站在龙膊子制高点处进行观察，看到城内太平军正四散觅食，城防空虚，于是决定实施总攻。总攻前，他申明军纪，麾下的九名高级将领则一一立下了军令状。

中午时分，随着霹雳一声巨响，湘军引爆了地堡城附近地道的火药，太平门的城墙被炸塌二十余丈，烟尘蔽空，砖石纷飞。湘军官兵从缺口处蜂拥而入，李秀成闻讯急忙赶到太平门，指挥太平军进行堵击。在太平军的猛烈射击下，四百余人的湘军先锋部队即刻毙命，然而随着湘军后续部队不断压上，太平军终于抵御不住，接连向后败退。

亲自到前线坐镇指挥的曾国荃见状，趁机命令其他各门的湘军搭起云梯，强攻而入。除中关门外，各门均被攻破，守军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再无能力将湘军逐出城外。

眼看大局已定，李秀成被迫退回了朝门。此时洪天贵福和他的两个弟弟光王、明王来到朝门，请求李秀成救他们出去，李秀成没法把他们都带走，只能携洪天贵福一人出逃。出逃时，李秀成传令在天王府和各王府同时放火，对宫殿进行焚烧。在太平军“城中不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的呐喊声中，城中燃起熊熊大火。

赵烈文原为曾国藩的机要幕僚，奉命在曾国荃大营中协调各项事务。他这时尚未入城，从兵营远眺天京，可以看到城内火光烛天，而且天王府也燃起大火，且火光冲入云霄，他估计可能是府中储藏火药的地方被引燃了。

意识到已铁定破城，赵烈文等大营留守人员欢声雷动。下午5点，曾国荃回营，赵烈文忙率众人上前祝贺。曾国荃穿着短布衣，光着脚，早已是汗泪交加，他示意众人先不要急着祝贺，随即便让赵烈文赶快替他写奏折向朝廷报捷。

赵烈文很快就交了稿。晚上六七点钟的时候，他听说各营入城后，官兵贪图抢掠财物，多单独行动，已使部队呈游兵散勇状，接着又见留营兵勇甚至杂役也都争先恐后地进城搜刮，路上肩挑背负的人络绎不绝，顿感不安。

赵烈文无功名在身，他经人引荐刚入曾幕时，曾国藩对他的印象还只是一般，所交授的第一项任务是视察湘军水陆各营。赵烈文视察后向曾国藩报告，说樟树营陆军营制很是松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平素最不喜欢夸夸其谈的书生，连大名鼎鼎、给肃顺做过幕僚的王闿运都被他归入此列，听了赵烈文的话后，立刻流露出了不快的神情。

赵烈文善于察颜观色，见状只好以母病为由辞行，曾国藩也顺水推舟地立刻予以批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十天不到，湘军周凤山部果然在樟树大败。这件事让曾国藩认识到，赵烈文的见识和观察力都高出普通幕僚，于是后来又再次延聘赵烈文入幕，并对他越来越信任和器重。

曾国荃因久攻天京不下，感到帐下缺乏谋略之士，他早知赵烈文之才，多次写信请他前来相助，可是赵烈文并不愿往，曾国荃便又让哥哥出面做工作，赵烈文这才勉强答应。

赵烈文反对纵兵抢掠，认为有损湘军声誉，同时他也担心太平军会乘此机会扭转局势或突围逃逸，因此连忙入帐劝曾国荃亲往弹压。曾国荃此时已疲惫至极，一动都不想动，他瞪着眼问赵烈文：“你想要我去哪里？”赵烈文答道：“听闻缺口（指湘军的包围缺口及缝隙）很大，恐怕需要你亲自去堵御。”曾国荃摇摇头，不再理会赵烈文，赵烈文只得走出帐外。

丧尽天良

晚上8点，赵烈文听到龙膊子至钟山孝陵卫一带传来炮声，知道太平军正在组织突围。鉴于城池虽破，但“逆首”李秀成等人仍不知下落，他于是再度入帐去找曾国荃。

曾国荃已经睡着了，赵烈文把他从床上摇醒，告知详情并请求派骑兵进行堵截。曾国荃却不以为然，在床上躺了好长时间后，才爬起来，掌上灯，但并不是要派兵堵截，而是与赵烈文商量如何修改那份奏折。商量完了，他让人重新缮写新稿，然后又重新睡下了。

曾国荃及其部下的大意懈怠，给突围者带来了机会。赵烈文所听的炮声正是城中的突围信号，趁湘军正热衷于抢掠，太平军一部分缒城外逃，另一部分一千多名步骑兵，在李秀成的率领下，换穿官军服饰，保护小天王洪天贵福伺机冲出。

因为人数较多，李秀成这一部分人马突围起来要困难得多，几次要冲出去都没能找到机会，众人手足无措，唯知惊恐流泪。这样一直拖到凌晨1点过后，李秀成一马当先，率部向太平门城墙被炸塌的缺口处猛冲。湘军有四个营负责守卫缺口，但这四个营的精锐大半在城中未返，留在缺口处的皆为疲惫士卒，根本挡不住对方，太平军仅损失了数十人便得以出城。

冲出城之后，突围部队还要越过层层叠叠的湘军营寨及其所挖的深壕高垒。好在这一方向的萧孚泗等营与缺口守军的情况类似，看到了也不敢上前阻击，只能咋咋唬唬地胡乱放炮。

眼看太平军已经绝尘而去，各营忙派人向大帐进行报告。因为曾国荃还在睡梦之中，报信的人不敢随意惊动，便先行向赵烈文汇报。赵烈文稍加分析，马上断定李秀成等“逆首”就在这支突围部队之中。

赵烈文深知，曾国荃花两年时间才攻破天京，如果再让“逆首”逃脱，不但不能得到大功，反而还将招致朝廷的严厉谴责。他再回头一看，按照曾国荃要求重新缮写奏折的人还没有完工哩，此情此景令他长叹一声，颇有“竖子不足与谋”之感。

赵烈文一溜小跑，赶到大帐，在将曾国荃叫醒后，将太平军突围成功一事以及自己的估计告诉了他。曾国荃这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顿时也是又急又怕。赵烈文赶紧对他说，可以在奏折内增加几句话，以便留下退身步。曾国荃连连称好，并急调骑兵进行追击。

李秀成将部队一分为二，前队保护洪天贵福先逃，后队由他率领，阻挡湘军的追击。洪天贵福随前队逃出，年底在南昌被俘。因为突围时，洪天贵福没有马骑，李秀成便将自己的好马让给他，改骑了一匹普通的马。在方山一带，李秀成与其他人失散，坐骑也失去了行走和奔跑的能力，他被迫步行避入附近的方山。

几天后，方山山民王小二上山砍柴，在庵内发现了饥肠辘辘的李秀成。他一下山就将这一情况向村董陶大兰进行报告。两人合谋将李秀成哄骗下山，捆绑送入萧孚泗军营。

萧孚泗看到李秀成眼睛发亮，立即贪天之功为己有，向曾国荃诳称是自己抓获了李秀成。他还怀疑李秀成尚有财物藏在陶大兰家（实际李秀成随身所带财物吊在一棵树下，且已被另一群山民拾去），于是便派人将陶大兰全家连同邻居都抓到营中进行拷问，逼他们供出财物藏匿之所。陶大兰所在村庄的村民知道后，都吓得跑掉了，以致整座村庄变得空空荡荡。

赵烈文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愤慨，责骂萧孚泗丧尽天良，说他“以后死都不知道要死在哪里”。

萧孚泗干的缺德事远不止这一件。本来李秀成虽下令焚烧天王府和各王府，但可能大家都急于突围和出逃，天王府并没有被烧毁，即便赵烈文看到天王府燃起大火，亦未伤及根本。可是萧孚泗在抢劫天王府后，为了掩盖罪证，却纵火烧掉了天王府。

其他湘军各营在抢劫的时候，也四处放火。江宁城（城破后，自然无人再以天京相称）的大火烧了八天八夜，数十道紫绛色的烟尘如同大山一样，长久地屯结于空中，经久不散。赵烈文估计，城内所烧掉的王府及房屋，只有十分之三是太平军所为，其余都是湘军干的。

至攻破城池，曾国荃军的欠饷已达十七个月之久，官兵甚至一度不得不靠食粥度日，一旦大功告成，曾国荃既无心也无力对其部属进行约束。赵烈文指出萧孚泗在抓获李秀成一事上系欺诳冒功，但曾国荃不肯深究，赵烈文请求他对入城后的湘军下达“止杀令”，他也不同意。

曾国荃的放纵态度直接导致许多无辜居民被害。赵烈文在江宁的大街上行走，看到沿街死尸九成都为老者，即便侥幸未死的人也无不负伤，有的甚至中了十几刀、数十刀，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倒是精壮者因为被兵勇抓去抬运抢劫物品，反而死的不多。

左宗棠说过，他虽然戎马一生，但始终谨守“不重伤，不禽二毛”的古训，决不伤害年长的人。曾国荃军如此滥杀无辜，令赵烈文都看不下去，直斥：“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谶语

1864年7月31日，一名信使骑快马冲进北京城门。他一边策马飞奔，一边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红旗。

红旗是报捷的信号，表示已战胜了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这名信使随身还携带着一份特快公文，上面标有“六百里加急红旗报捷”的字样。“六百里加急”是清帝国官邮最高等级的特急件，凡是这样的特急件，信使都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一刻不停地送达京城。

特急件为两江总督曾国藩、两广总督官文所写，他们在文件中详细描述了金陵城的收复经过以及对太平天国所造成的毁灭性打击。虽然曾国荃亦有单独的奏疏，但只有曾国藩、官文所寄来的这份文件，才能为克复天京，或者说太平天国的灭亡盖上大大的戳印。

收到特急件后，朝廷立即在公报上予以发布，同时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其中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赏加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两人均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运动是除两次鸦片战争之外，对清帝国影响最为深刻的一次事件。同治皇帝在以他名义发布的诏书中，进行了简要概括：“这次叛乱从开始到现在，历时十五年，叛乱者占领江宁达十二年之久，其间他们践踏了十多个省，造成数以百计的城市沦陷。”

年幼的同治皇帝宣布他将亲自到天坛进行祭祀。十二年前，当江宁落入太平军手中时，清帝国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咸丰诚惶诚恐，在禁食斋戒后赶到天坛，忏悔自己可能招致上天愤怒的种种过失，请求上天予以宽恕和帮助。一晃十二年个春秋过去了，作为清帝国的继承者，同治又将前往同一个地点，只不过这次他的心情是轻松和愉悦的，因为他只需替父亲向上天还愿，感谢“苍天的怜悯”，而不用再自贱式地将自己狠批一通了。

清帝国似乎危机已除，但有些明智之士并不这样想。李秀成被俘后，赵烈文特地前去看望，并征询他对今后局势的看法。李秀成直言虽然他已身陷囹圄，但天下不会从此太平。赵烈文问为什么，李秀成说他看过星象，“天上有数星，主夷务不靖，十余年必见”。

赵烈文是懂《易经》和星象的，他问李秀成所观察的那几颗星的星名度数。李秀成不是士大夫一类的文化人，他的星象学只是土法星象学，哪里知道什么正经的星名度数之类，他随后的回答仅被赵烈文认为是“鄙俚俗说”。

李秀成关于夷务之患，十余年必见的预言，成为了同治年间第一个能够得到事实验证的谶语。李秀成死后十年，即1874年，发生琉球事件，日本侵犯台湾。琉球事件虽然只是个引子，却是随后夷务之患的导火索。正是通过琉球事件，日本看到了清帝国的外强中干，于是整军备战二十年，直至发动甲午战争，从而给清帝国造成了重大变故，清帝国走向末落乃至垮台，可以说都离不开甲午战争的影子。

外患终究只是一种挑战。如同太平天国的灭亡一样，所有败亡的种子都深埋于其内部。1867年，即赵烈文、李秀成对话后的第三年，赵烈文与曾国藩又进行了一次极为深入的秘密谈话。

其时不仅太平天国，就连捻军也已遭到彻底镇压，但曾国藩对当时社会的时风日下、民穷财尽感到忧心忡忡，他问赵烈文是否会因此出现重大的社会变动。赵烈文分析说，暂时还不会，但随着时间的推延，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其过程是先“分剖”，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到一定时候再“抽心一烂”，到那时，如果连中央政权都维持不住，土崩瓦解的局面就自然而然形成了。

赵烈文道出了同治年间第二个被事实所验证的谶语，他预测：清帝国将在五十年内灭亡！

曾国藩当时虽然不完全相信赵烈文的预测，但他也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他颇为无奈地对赵烈文说：“我每天都希望自己能快点死掉，免得看到朝廷走向末路。”

有一点却是曾国藩永远设想不到的，那就是清帝国败亡的种子其实就撒在了湘军中间。

攻占江宁后不久，因深感湘军暮气已深且恐遭时谤，曾国藩对湘军进行了遣散。对于很多军人来说，遣散等于失业。他们在花光从军营带回来的金钱后，穷困无聊，便纷纷加入哥老会起兵作乱。从前曾国藩处置会党，实行的是屠杀政策，如今不同了，哥老会的这些人都是共过患难，一起出生入死的袍泽，曾国藩只能代之以从宽办理、孤立首领以安众心的办法，再不敢咬着牙斩草除根了。

曾国藩在世的时候，哥老会虽然在湖南年年起事，但未见大的干戈。曾国藩死后，哥老会的势力从湖南迅速扩展到湖北，两湖成为会党的重要潜伏地。到了光绪末年，哥老会加入革命党，一同掀起反清浪潮，最后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清帝国完全垮台。

辛亥革命爆发于1911年，掐指一算，离赵烈文留下谶语的那一年，相距四十四年，真的没能逃过五十年的宿命。

血，到底不能洗血。曾国藩和湘军用无情杀戮太平军及无辜者，用噍类无遗，用尸山血海，为清帝国延续了四十多年的寿命，不料四十多年后，这个帝国却被他们亲手埋下的种子给推翻了。

谁能说这不是一个奇迹，然而谁又能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