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除了拼命就是更拼命



罗泽南在世时曾建议曾国藩，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安天下”为重。什么是“安天下”？就是攻克金陵。因为金陵是太平天国的都城，只有克复金陵，才能最终消灭太平天国。

罗泽南同时指出，虽然古人称金陵为虎踞龙盘的天险，但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金陵的软肋突出，尤其它地居长江下游，“势不足以控西北”，一旦荆州、岳州、武昌、九江等大江要害之处非其所有，便将岌岌可危。

至1861年底，湘军尽取长江上游各要点，对金陵形成高屋建瓴之势，罗泽南当初的构想成为现实。1862年3月15日，曾国荃率新募的六千湘勇自湖南回到安庆，旋即东行，与上年即已进驻无为的部队会合。湘军直接针对天京的新一轮攻势开始了。

按照曾国藩的部署，曾国荃、曾国葆分别沿长江南北岸夹江东下。安徽的太平军此时已成强弩之末，其沿途部队无力抵抗湘军的攻势，节节败退。曾氏兄弟自东下后，十天之内连克名城要隘数十座，渐渐逼近了位于天京外围的金柱关、东西梁山。

置之死地而后生

金柱关、东西梁山均为通往长江下游的要隘，其中东西梁山隔江对峙，形成门户，古时称为天门山，诗仙李白有诗赞叹：“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1862年5月中旬，曾国荃率部自北岸的西梁山渡江，会同彭玉麟的水师、曾国葆的陆师，先后攻克了金柱关、东梁山和芜湖。至此，天京屏障尽失。

曾国藩向来主张不图速效，稳扎稳打，其时曾国荃等水陆军加在一起尚不满两万人，又是孤军深入，所以他感到担心，让曾国荃缓进，以便等候多隆阿进兵九洑洲，两军会攻天京。曾国荃不同意，认为所部士气正旺，如果一下子停顿下来，官兵的斗志也会随之松懈，而且“金陵为贼（太平军）根本，拔其根本则枝叶不披而萎”，如此大的战机绝不能轻易错失。曾国藩拗不过胞弟，只得同意他继续进兵。

5月底，湘军三部合力，对天京形成了围攻之势：曾国荃连夺天京城外秣陵关、大胜关两处重镇，进逼天京城下扎营，距天京城仅隔四里之遥；彭玉麟攻占江心洲，进泊于天京的护城河口；曾国葆在秦淮河入江口的三汊河一带傍水驻垒，以确保湘军的西路粮道。

湘军突然兵临城下，使得自击破江南大营后，已度过两年平静期的天京人心大震，天王洪秀全更是惊惧交加，忙命李秀成、李世贤回援天京。

李秀成于一天之内，连续三次接到天王派人送来的诏书，但此时上海战事正处于关键阶段，所以他并没有马上应命赴援天京。

在淮军出战后，李秀成已经意识到，这支尚隶属湘军的新建之师实力不容小觑，必须全力以赴，首先予以击破。6月17日，他暂时放松对松江的围困，亲率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等部，将程学启部重重围困于新桥。

程学启除了依然组织洋枪小队进行阻击外，还用上了火炮。彼时淮军没有洋炮，他们的火炮是由湘军创制并且也是湘军独有的劈山炮。双方在激战中均死伤枕藉，仅仅一天之内，开字营就伤亡了两百余人，太平军的尸体则已经把淮军所挖的壕沟都填平了，但依旧攻势不减，他们踏着同伴尸体继续越壕猛冲。

此时，“洋人拥兵数千，坐守洋泾滨……作壁上观”，常胜军自顾不暇。只能独立作战的淮军遇到了自组建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考验，胜负与否，决定了他们能否在上海滩立住脚。程学启使出浑身解数，不仅亲自操作劈山炮进行射击，而且率队实施了多达八九次反冲锋，最后自己也在战斗中负了伤。

关键时刻，李鸿章也拿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决意全力出击，率淮军主力分路进援。1862年6月18日，正在苦战的程学启通过望远镜看到援军赶来，连忙跃出阵地，对太平军进行夹攻。淮军和太平军在虹桥、徐家汇、新桥一带展开搏杀，史称虹桥之战。

淮军到沪两个月，未曾痛快地打过一仗，可谓是养精蓄锐，待势而发。相比之下，太平军连战疲乏且扎营未定，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显得非常被动。更重要的是李秀成所部数量虽多，但除核心主力外，其余各部多以江苏、浙江、江西人为主，打仗并不特别勇悍，在阵亡千余人后，即大败溃退。次日，程学启乘胜进克泗泾，李秀成被迫解除对松江的围困，退兵苏州。

虹桥之战是淮军在没有洋兵协助下所取得的第一场大胜仗。战前李鸿章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取胜，只是因为军情危急才不得不“跃马独出”，他本人也“不作生还之想”，准备随时战死沙场。最终的结果令李鸿章喜出望外，在写给曾国藩的报捷信中，他显得踌躇满志：“有此胜仗，我军可以自立，洋人可以慑威，吾师可稍放心，鸿章亦敢于学战。”

李鸿章在信中并没有过分夸大其词。当初淮军刚到上海时，因衣帽粗陋，外表土里土气而曾遭到洋人的讥笑。李鸿章激励部属道：“兵贵能战，岂在华美？等他们亲眼看到我们打胜仗，看法自然会改变。”虹桥之战后，洋人的态度果然大变，洋兵见到淮军士兵时无不礼敬有加，何伯更是亲自到淮军营中拜访李鸿章，并且再无任何居高临下的言辞和神色。

接到李鸿章的报捷信，曾国藩的欣喜之情可想而知。他在回信中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对李鸿章说：“以前我看你写字，就认为你命中必贵。胡文忠（胡林翼）擅长相人之术，他也说你‘君必贵’。现在一看，果不其然！”

一般认为，李秀成在松江的不战而退，乃是因为天王洪秀全催逼之故，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真正退兵其实是在虹桥一战之后，换句话说，如果太平军在这场战役中取胜，他很可能不顾天王的命令，继续坚持进攻松江和上海。

李秀成虽然暂时放弃了对上海的进攻，但在虹桥之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战略方针和主要兵力依旧集中于东部，上海战区的太平军实力也没有被完全削弱。

李秀成对东部的重视可以理解。他的基地是苏福省（苏南），如果苏福省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他将失去立身之本，一如皖北丧失，陈玉成亦无立足之地一样。

不能说在李秀成的心目中，苏福省的重要性胜过天京，但起码对他来说生死攸关，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肯予以放弃。李世贤同样如此，当他接到天王洪秀全要求回援的命令时，也没有第一时间赶回南京，而是强调必须把左宗棠击退或击垮才能动身启程。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海的英法联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曾经表现活跃，但在李秀成率主力进兵后，却逐渐选择按兵不动，消极应付。朝廷一度很是惊疑，甚至猜测洋人是不是已经暗地里与太平军达成了某种协议。李鸿章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洋人既非与太平军私通，也不是要故意坐观成败，而是慑于太平军之兵威，不敢出战。

1862年7月7日，英国公使卜鲁斯收到了外相罗塞尔的训令。这份训令实际上早就从伦敦发出了，只是经过三个月的时间才寄到卜鲁斯手中。当时罗塞尔获悉了太平军攻克宁波并将进攻上海的消息，于是代表英国女王，批准了何伯关于对太平军采取攻势行动，用以武装防守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的计划。

何伯虽然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支持，但英法联军的指挥权已掌握在士迪佛立手中，而士迪佛立又不敢出战。两人在是否要再次出兵进攻太平军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最终谁也拿不出一个令双方信服的方案，结果便造成在1862年的整个夏天，英法联军几乎毫无动静。

在英法联军暂停作战的这段间隙，他们所留下的空缺被淮军和常胜军完全填补。

先前李秀成所发动的春季攻势，其战事主要集中于浦西，但在浦东方面太平军仍占有优势，不过一个叫刘铭传的淮军营官却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率先改变了这一局势。

与湘军将领多为投笔从戎的书生不同，淮军营官中仅李鸿章的门生潘鼎新一人为举人，其余营官，张树声是团练，吴长庆是守备，程学启是降将，刘铭传是盐枭，没有一个是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由于李鸿章所长者为事功而非学术，所以他的择才观也与曾国藩不同，他偏爱的淮军将领，第一当然是程学启，其次便轮到了刘铭传。

其实刘铭传和李鸿章并无旧缘。当年李鸿章在庐州办团练时，刘铭传还在做着私盐生意，直到李鸿章逃离安徽后，他才举办团练，就是后来投身淮军，也是靠了张树声的大力推荐。

最初李鸿章下令潘鼎新和刘铭传共同驻防浦东，从这一安排来看，实为潘主刘辅，即以潘鼎新为主，刘铭传为次，但刘铭传的光芒很快就超过了潘鼎新。

太平军在浦东的重镇包括南汇、川沙、奉贤、金山等，其中南汇城高池深，积粮颇多，就算潘刘要强攻，也很难拿得下来。令人奇怪的是，南汇守军却屡次托人向他们请降。潘鼎新担心对方使诈，搞假投降，不敢答应。刘铭传多了个心眼，他派人到南汇城探听虚实，终于弄清了实情：南汇守将吴建瀛曾遭李秀成养子李容发的凌辱，其他将领的部属又有半数是兵败后投降太平军的勇军和绿营，皆为身在曹营心在汉之辈。

确定吴建瀛等是真心投降，刘铭传毫不迟疑地率军抵达南汇城下。在他的要求下，城内一万多太平军全部剃发，呈缴印鉴及兵器，整个过程没出一点差错。

南汇是淮军在浦东夺取的第一个城池。虹桥之战后，李鸿章乘太平军新败，挥师向浦东发起进攻。在新的战事中，刘铭传同样令李鸿章眼前为之一亮：此人打仗虽然有些天马行空，但“有血性，有狠劲”。

综合刘铭传收降吴建瀛的表现，李鸿章认为他“颇有应变之才”“潘（潘鼎新）之得众尚不如刘，打仗奋勇亦较逊”。刘铭传由此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重用，在原籍皖中的诸营中，李鸿章待之最厚的便是刘铭传的“铭字营”。

在战争中考查将官的同时，李鸿章自己也遇到过危险。有一天，前线的弹药都快要打光了，阵地上的太平军仍支撑不退，部队陷入了进既不得，退亦不甘的尴尬境地。李鸿章见状，便立马桥头，用望远镜进一步观察敌情。不料此情此景正好被太平军某将看在眼里，于是举枪瞄准，准备将李鸿章射于马下。

李鸿章的坐骑这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了惊，突然向敌阵奔驰而去，用缰绳拉都拉不住。李鸿章身后有一支三百人的卫队，他们为了保护李鸿章，急忙朝敌人猛冲过去。卫队队长手持盾牌率先冲入敌阵，发现某将正朝李鸿章举枪瞄准，立即一跃而起，一刀将其砍翻在地。其他卫队成员也全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搏战高手，一大半人皆能飞檐走壁，一个打对方好几个都不在话下。队伍势如潮涌，竟然一下子就把太平军给击溃了。

事后李鸿章才知道，若不是卫队队长力斩敌将，不但难以将敌人击溃，连自己也差点死在太平军枪下，不禁悚然，连忙对这位队长表示感谢并给他记了一大功。

至1862年7月中旬，淮军先后收复川沙、奉贤、金山，浦东半岛上的太平军势力被全部清除。

中国女婿

在浦东战役中，淮军采取了与常胜军联合作战的方式。常胜军装备精良和战斗力强的特点，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加上又是不同于英法联军的中国军队，李鸿章逐渐视之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相应地，他与华尔的接触也越来越多。

自重建常胜军以来，依靠战场胜利，曾经被上海洋人扫地出门的华尔声誉日隆。当然，他也知道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拜中国雇主所赐，而他在上海的洋人社区里依然势单力薄，要想继续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进一步证明自己对中国雇主的忠诚，且尽最大力量将自己融入中国的体制之中。

在薛焕、吴煦、杨坊等人的保举下，华尔先是和白齐文一起加入中国籍，仅仅一个月后，他又决定娶杨坊的女儿为妻。婚礼按照中国的习惯操作，华尔身穿大清官袍，骑着马，完全是个中国女婿的打扮。

在那个年代，像华尔这样的涉外婚姻足以惊世骇俗。实际上，华尔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一两句中国话，中国字是一个不识，新娘则对英文一窍不通。换言之，新郎新娘根本无法交流，他们的婚姻当然也不可能是爱情的产物，而不过是华尔希望更紧密地靠拢中国人的一个实际步骤。

华尔的努力没有白费。他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很多他想要的东西，比如官赐四品，恩准佩戴花翎，比如军队被赐号“常胜军”，比如官级随之升到三品。他在上海洋人当中的地位也直线上升，以一个不入流的雇佣兵、前大副身份，不仅得以与外国商人、传教士结伴搭帮，还受到了各国驻华公使、领事等高级官员的青睐，在流亡中国的洋人当中，他毫无疑问是一个成功者的典范。

问题在于，华尔毕竟是个外国人，在对中国国情的熟悉和掌握运用方面远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么到位。他以为自己加入中国籍和成为中国女婿，就能够得到中国雇主的完全信任，殊不知中国政府还有另外一套检验其忠诚与否的尺度，那就是文化归顺。华尔因为害怕被其他外国人嘲笑，一直拒绝剃发，平时也不肯穿华服。按照文化归顺的标准，中国政府就有理由对他的忠诚度表示怀疑。

除此以外，华尔傲慢不羁和喜欢夸夸其谈的个性也令中方感到不安。已离任的江苏原巡抚薛焕在提到华尔无可争辩的战功时，总是不忘批评他的不礼貌和不驯顺。实际主持朝廷政务的恭亲王奕訢有一次收到华尔的一份申请，华尔在申请中不但自夸其功，而且竟然要求朝廷授予他随意调遣军队的权力。恭亲王吃惊之余，不得不在批复中对他进行训斥，事后在一份文件中说：“华尔虽为中国出力，究系外国之人，性本不羁，心尤难测。”

常胜军是雇佣军性质，既有军饷也有赏金，二者加起来有时数目很惊人。按照恭亲王的说法：“华尔每收复一地，就要求赏金两万两，而收复青浦后他又额外要求一万两。”

杨坊时任常胜军管带，支出方面主要由他负责管理。如同一位熟悉华尔经历的西方观察家所言，“在华尔领导常胜军时，杨不想扣留军饷，就像他不想跳进黄浦（江）一样。”尽管如此，面对沉重的经济负但，拖欠军饷和赏金的情况也不可避免地会时常发生。每到这个时候，华尔就会朝自己的老丈人大光其火，而杨坊是个不讲究节操的市侩人物，他往往会“在华尔的一声怒吼中扑通跪倒……用头撞他的脚，同时答应一切要求”。

可以想见，类似传闻将令朝廷多么难堪，倘若换成其他人，恭亲王很可能早就向两宫皇太后提出建议，将华尔解职了。就是因为知道华尔能替朝廷打仗，所以恭亲王便只能一边装聋作哑，一边叮嘱李鸿章、左宗棠，要求加强对华尔的控制，并特别指出这是“爱惜将才之道”。

华尔应该感到庆幸的是，他的新上司李鸿章既与其前任薛焕不一样，也没有完全按照恭亲王所说，对他实行严格控制。李鸿章在对华尔的军事才能深表赞赏的同时，对其小节之处毫不介意。他曾告诉曾国藩，华尔既未剃发，自他出任江苏巡抚后，也从未主动前来拜谒，不过“哪里有空与外国人争此小过节耶”？

华尔给李鸿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充沛的精力、过人的军事才华以及战场上的勇敢精神——因为负伤次数太多，即便洋人圈子里都觉得华尔“是一个打不死的家伙”。

李鸿章向朝廷报告：“华尔拱卫松、青（松江、青浦），战功卓著，实为洋人之佼佼者。此夷酋至今留长发，亦不来臣府（指李鸿章的官邸）请安，然臣对夷人之不拘小节并不耿耿于怀。”

试枪

华尔的名望主要局限在中国人包括在华外国人中间，就是对于在华外国人而言，他也不能说是一个权威人物。对于这一点，当时中方并不了解，以李鸿章为代表，人人都以为他对海内外的外国人能产生巨大影响力，李鸿章在奏章中说：“上海夷人均以华尔马首是瞻……近来，臣鸿章竭力与敦和好，以洽众列强之友情。”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也同样表达了这一意图，即希望以华尔为桥梁，得到来自外国的友谊。

当然，从那时候李鸿章所担当的角色来说，所谓中外交好离他还比较远，比这更实在的应该是华尔在军事上所能提供的帮助。

在虹桥之战中，李鸿章亲眼看到太平军的洋枪配备已具相当规模，每次进攻时都必定有数千支洋枪用以射击，“猛不可当”，加上程学启的洋枪小队又立了大功，这使他对洋枪的作用更加深信不疑，于是命令除“开字营”外的其他各营都必须添练洋枪小队。

要大量购买洋枪，就必须有一个合适的供货渠道，李鸿章找来华尔，华尔表现得很爽快，一口答应帮他代购洋枪。与此同时，华尔也不是没有让李鸿章感到头疼的地方。例如，他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每次卖了力，朝廷都会立即授勋和向他发布表彰诏令，一旦落空，便推断是作为上司的李鸿章蓄意隐瞒或抢了他的功劳。他曾为此给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写信发牢骚，说：“这里的官员卑鄙地……剥夺了一个人最珍重的东西，即当他出生入死时对他的信任——但我认为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他甚至还请求蒲安臣在见到恭亲王时，为他的人“说句话”。

官府经常性拖欠常胜军的军饷和赏金一事，也仍然是华尔要炮轰的重点对象。以前他只对老岳丈杨坊叫板，如今则捎带上了李鸿章及其同僚，他指责后者扣留了本应属于常胜军的三万五千两白银，并且说：“如果我的脚不是在这泥塘里陷得这么深，我就会把它们全都抛弃。”

不过抱怨归抱怨，华尔很清楚他要想功成名就，就不能脱离这位他口中“可恶的巡抚”。至于军费方面，他其实另有办法。他和杨坊翁婿合作做投机生意，每次攻下太平军所据守的城池又都大肆劫掠，这为他积累了颇为可观的财富，因此之故，即便李鸿章、杨坊等人没有补足欠款，对常胜军的后方勤务也没有造成严重影响，华尔依然是李鸿章指到哪儿，他打到哪儿。

对于刚刚在上海滩立住脚的李鸿章来说，听从指挥和敢战、能战是他考查部将优劣的最主要标准。这一标准适用于程学启，也同样适用于华尔，他对华尔的信赖和赞赏，超过了对其他任何洋人。

与华尔自己的想象相反，给朝廷的奏章里，李鸿章多次特别提到华尔的战功，正是由于他的极力保举，华尔被授予了绿营副将。发现有人向总理衙门报告华尔的越轨行为和傲慢态度，李鸿章也连忙上疏替其辩护，以保证他不被来自背后的暗箭所射中。可以说，在当时的清廷高官里，李鸿章几乎称得上是华尔唯一的朋友，同时也是他最坚强的支持者之一。

到1862年夏天，常胜军已扩充至三千人，而且装备了数门重炮，随着事业进入峰巅，华尔开始构思更宏大的作战计划，他通过吴煦向李鸿章传话，表示愿意前去协助攻打天京。

李鸿章虽然考虑到常胜军开去天京后，双方可能会在通信和指挥方面产生问题，然而还是对其表示支持，并向曾国藩进行了报告。曾国藩没有拒绝，不过他建议应先让常胜军攻打青浦、嘉定，“以试试枪”。李鸿章看出曾国藩明显缺乏热情，只得直接致函曾国荃，说明若断然拒绝华尔的“好意”是不太合适的。

这时淮军的后续各营陆师、淮扬水师、马队陆续来沪会合，看到兵力逐渐变得充裕，华尔又跃跃欲试地嚷嚷着要“试枪”，李鸿章便决定在浦西展开夏季攻势。

1862年8月9日，淮军和常胜军联合攻占青浦。常胜军在此战中阵亡了五六十人，受伤者不下百人，但华尔自认为已经“试枪”合格，他再次向李鸿章请求攻打天京，说他可以三天赶到前线，三天修筑堡垒，三天攻下天京，还说攻克天京后，可以与湘军平分财物。

实际上由于常胜军是洋人指挥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曾氏兄弟并不真的想让华尔参与攻打天京，“试枪”只是一个借口，所以华尔越这么夸口，曾氏兄弟反而心里越不乐意，李鸿章也就只好将这件事暂时搁置了起来。

我中弹了

李鸿章发起夏季攻势时，李秀成正在组织增援天京，青浦失陷打乱了这一部署，他赶快派慕王谭绍光进行反攻，欲夺回青浦。

守卫青浦的是程学启，因虹桥大捷中的出色表现，他受到李鸿章的特别青睐，李鸿章特别给“开字营”增添了一个营，使其由两营变成三营，从而打破了当时各个营头都只有一到两营的状况。程学启投桃报李，在淮军攻占青浦后，主动要求与水师一营共同防守这个前敌县城。

青浦易守难攻，太平军又没有重炮，加上水师和常胜军的协助，程学启很快就将谭绍光予以击退。李鸿章非常高兴，特地致函曾国藩：“程将（程学启）智勇皆备，战守可靠。青浦非他不能守，别人也不肯守……安庆分遣此将，实感师门（曾国藩）与沅丈（曾国荃）厚赐。”

谭绍光夺青浦不成，转而把矛头指向北新泾，淮军常字营被围。之后太平军进占法华镇，距上海城仅十余里。李鸿章闻报急忙调兵分三路赴援，其中密令程学启一路前往七宝，用以抄袭敌后。

程学启受命后，率部从小路到达七宝，结果一到七宝就被谭绍光以三万之众围了个水泄不通。

程学启的“开字营”一共只有一千五百人，还担负着守卫青浦之责，为什么李鸿章仍要把他抽出来？这是因为“援击之师亦非程不可，其才实可统四五千人”。程学启也果然不负所托，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硬是经过苦战得以脱险。

虽然北新泾的局面依然没能打开，但程学启已经成功吸引住了对方的注意力，李鸿章决定复制虹桥之战的成功打法。当时太平军沿吴淞江筑垒，监视着淮军的一举一动，要与程部会合，就必须从太平军的眼皮子底下通过。不能不说，打仗确实很能锻炼人，浦东战役时，李鸿章遇到危险尚有心惊肉跳之感，这次他竟然骑着马从太平军的营垒附近疾驰而过，似乎丝毫没有担心太平军会实施截击，将其击落马下。

与程部会合是北新泾战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后李鸿章和程学启分道对太平军实施了夹击。在交锋时，淮军将劈山炮和洋枪结合起来使用，“以劈山炮护洋枪队而行”，等太平军一靠近，便用劈山炮、洋枪、抬枪、鸟枪齐射，使太平军蒙受很大伤亡，并成功地将其逼退至吴淞江北岸。

此时另外两路赴援部队也陆续加入战团，黄翼升率淮扬水师首先自上游杀来，连破北岸的七个太平军营垒，接着刘铭传又在野鸡墩告捷。谭绍光再也无力抵御，被迫经南翔退回嘉定，上海外围至此得以肃清，淮军声威大振。

从浦东战役到夏季攻势中的克复青浦，直至北新泾战役，英法联军均未参与，连英国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淮军的努力已使得英法的军事行动“不必再扩大”。

对淮军真正起到帮助作用的还是常胜军。淮军在战斗中不仅得益于他们的优势火力，还通过与常胜军士兵的接触，学到了很多西方的实战技能，这使淮军在武器、训练和技战术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至1862年9月，即淮军抵达上海的五个月后，他们已拥有洋枪千杆，所添练的洋枪小队数量虽不多，但已能与湘军营制所规定的火器相配合。

李鸿章与华尔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因为双方都意识到了紧密合作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不过他们之间的合作很快就在一次意外中画上了句号。

1862年9月21日，在浙江指挥攻打慈溪的一场战斗中，站在前沿阵地上的华尔突然用手捂住肚腹，大叫一声：“我中弹了！”他被太平军用滑膛枪击中要害部位，当晚便死在了营中。

华尔死后，吴煦在其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天京地图，图上详细列明了一百多处交通要道、重要人物居所的方位，以及它们各自与城垣的距离。谁也不知道这张地图究竟是何人以及在何时绘制，大家只能感叹华尔确实是个“不易动摇的人”。

华尔被打死时刚过而立之年。这位年轻的美国冒险家刚来中国时不过是船上一名无籍籍名的大副，死时却名利双收，不但成为显贵们的座上宾，还成了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华尔的个人遗产总计价值六万英镑），只不过他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些所谓的成功及其财富，就一命呜呼了。

“可怜的华尔！”一位英国青年军官在访问松江后，写信告诉他远在大洋彼岸的母亲。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曾氏兄弟将华尔和常胜军拒之门外，并不说明湘军在天京外围的境遇乐观。

曾国藩原计划让多隆阿参与攻打天京。多隆阿在攻克庐州，促使陈玉成被杀后，失去了作战目标，完全可以在天京外围承担打援任务，但令曾国藩感到无奈的是，多隆阿依旧不愿听从调遣，他先是选择了按兵不动，而后又自请援陕，在湖广总督官文的举荐下，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径自率部赴陕西督办军务去了。

多隆阿有着极高的军事天赋，但也有其偏狭和俗气的一面。在他看来，自己在安庆战役中之所以出力颇多，可论功行赏时却落在曾国荃之后，乃是曾氏兄弟和湘军故意排挤所致。

你们兄弟令他人出力，自己坐收其功，我在安庆时已经吃了你们一次亏，还会再上当吗？面对曾国藩的一再请求，多隆阿干脆把话挑明：要我来打金陵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不能再屈居于曾国荃等人之下，必须以我为主帅！

虽然明知胞弟亦不肯相让，然而出于大局考虑，曾国藩还是答应一旦多隆阿兵临天京，即以其为统帅，到时“各路无不听命者”。到此双方算是已经谈妥了，不料天意弄人，多隆阿北上后，陕西突然爆发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多隆阿一时难以脱身，就算自己想来天京都不可能了。

在湘军的顶尖名将中，除多隆阿外，能够担纲重任的还有鲍超、李续宜。可是鲍超正在皖南对付杨辅清等军，李续宜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用以进攻皖北捻军以及割据一方的苗沛霖，二人暂时也都无法抽身。

由于缺少友军的配合，曾国荃必须同时进行围城和打援，日子比安庆战役时要艰难得多。曾国藩一面竭尽全力为其筹集军火粮饷，一面叮嘱曾国荃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旨，要他在“自固”的前提下，能不出战尽量不要出战。曾国荃言听计从，自扎营天京城下起，便采取“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法，日日“以挖壕筑垒为能事”。

在曾国荃军营垒初成之际，天京太平军即出动三万之众予以攻击，力图趁曾军立足未稳，将其歼灭或驱逐。曾军虽然兵力数量不及敌方，但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传统战法使他们占据着有利位置，加之安庆战役以来，因屡获大捷，部队士气十分旺盛，官兵作战时均能以一当十。太平军出师不利，铩羽而归。

首次解围失利后，天王洪秀全急催李秀成赴援，同时令李世贤速还天京。李秀成正与淮军、常胜军相持于淞沪，后顾之忧不除，自然心结难消，而且他不光是为了确保苏福省，更是因为看到曾军营垒坚固，若强攻的话，牺牲巨大却又难以得手。

天京城阔墙坚，当初江南、江北大营以七八万之众，合围天京数年，天京依旧岿然不动，相比之下，曾国荃军人少兵单，要想攻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李秀成之前曾数次成功解除天京之围，以他的经验来看，天京城内只要储备充足的粮草弹药，坚守几年都不成问题。

基于这一考虑，李秀成决定对曾军采取“避其锋锐，击其惰归”的战法。为了争取洪秀全的支持，他上书分析道：“清军之锐，湘军为最。现湘军乘胜下安庆，破芜湖，而围天京，其势正盛，不可与战，须坚守以待其疲，方可一鼓破之。”

洪秀全早就诏令李秀成、李世贤亲自率兵回援，可是始终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内心已经很是不快，李秀成的上书犹如火上浇油，令他勃然大怒，当即下诏加以斥责：“三次下诏要你回救天京，为什么还不启程？你到底想干什么？如果你再不按诏行事，就是公然违抗命令。天国之法俱在，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作为天国领袖，洪秀全不但治国无方，而且驭将无能。关键时候，他那种对于李秀成既要戒备防范，又急于利用的心态都分分秒秒地写在脸上，可以这样说，他连怎么拿好话哄住部下都不会。

李秀成非常郁闷，不由得摇头叹息：“京中五王十将，有众二十万，不能自卫，非要调疲于奔命之师解围，这是自杀！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1862年7月12日，李秀成派对王洪春元引兵数万，自苏州回援天京。洪春元将其部分出二十余队，每队以一个曾军的营垒为目标，对各垒进行牵制，然后用主力猛扑曾军长壕。

曾国荃凭壕据守，等到太平军靠近，便令部将刘连捷实施反击。刘连捷在吉安时期即曾国荃追随左右，是曾军的一员虎将，洪春元作战不利，只得退入天京城中。

其后，洪春元部与来自浙江的援军、天京城内的守军合兵一处，以四万人的规模突击长壕。曾军长壕既宽又深，太平军无法越过长壕，只得隔壕用枪射击。曾国荃瞅准时机，出壕猛击，太平军铩羽而归。

7月中旬，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被鲍超赶出宁国，避至天京附近。二王集结所部两万人，与天京城内各军一起夜袭曾军军营，但这次攻击又再度宣告失利。

一片愁云惨雾

在多次解围未果的情况下，天王洪秀全以不容置辩的态度，急切要求李秀成自领大军来援，甚至派大员至苏州坐催。

李秀成分析形势，认为曾军营垒很坚固，短期内要想予以攻陷非常困难，同时湘军又主要通过长江运粮饷，太平军无战船之利，要从下游截粮道也不容易。他为此提出不如先取宁国、太平，从上游截断湘军的粮道。可是洪秀全却以这一方案需时过长，而天京缺粮，刻不容缓为由，仍促其直接来援。

李秀成思前想后，决定统筹兼顾，把几个方案和天王的要求放在一起进行处理。1862年8月6日，他召集杨辅清、黄文金等人在苏州开会，会上确定将全军分成三路，其中两路在皖南，一攻宁国，一攻金柱关，其目的在于牵制曾国荃的援军，并相机夺取长江要隘金柱关，从而威胁乃至切断湘军粮道，同时割断曾国荃军与大本营安庆之间的联系。李秀成自领主力部队为第三路，负责围攻曾军，直接为天京解围。

会议结束后，太平军各部便为即将开始的大战做准备。在此期间，江南突然暴发特大疫情，令他们的对手遭受到了比单纯作战更为沉重的打击。

这次疫情并非没有预兆。所谓“大兵之后，必有大疫”，长期而残酷的战争令江南各地已经遍布死尸，江湖溪流甚至井水都受到严重污染，疫病于是便毫不留情地对人类发动了袭击。

在疫病的大面积攻袭之下，湘军各部无一能够幸免。在皖南，霆军染病者达万人，每天都要死数十人，张运兰等军的百分之六七十官兵都病倒了。在浙江，楚军病者过半。在天京，曾军染病者亦逾万人。

曾军军营内一片愁云惨雾。湘军部卒之间大部分是亲戚关系，常见的情形是：哥哥刚刚病倒，弟弟就又染疾；有人早上还笑着和人打招呼，晚上就咽了气；一人暴毙，数人送葬，结果在回来的路上，送葬者竟也有一半人倒毙；因为不断有人病倒病死，十个营帐里面每天都有至少五个不能正常开饭。

湘军在整个江南的军事都陷入了停滞。与此同时，曾国藩希望派去天京助阵的大将仍然没有一个能够成行，鲍超、张运兰、杨岳斌等皆卧病不起，多隆阿继续滞留于陕西，李续宜因母亲去世已丁忧回籍，原部暂归曾国藩节制。唯一能够让人稍感宽慰的，倒是曾国荃本人尚未病倒。

许多天过去了，疫情仍未有消散迹象，湘军官兵互相传染，“死者山积”，而药物已尽，水师不得不将船开到皖鄂诸省去买药。曾国藩忧惧不已，偏偏朝廷还在不断催其进兵，内外压力之大，几乎将其击垮。无奈之下，他逐渐萌生退意，遂上奏告以实情，坦承自己才能不济，无力挽救厄运，请求朝廷另派得力大臣驰赴江南，会办军务。

朝臣中惯于指指点点，评你议他的人不少，但懂军事，能打仗者却是凤毛麟角，更何况湘军岂是局外人能指挥得动的？一见曾国藩有卸责之意，朝廷的态度马上软了下来。那拉氏、奕訢等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下谕曾国藩，表示对他和湘军完全信任，以后战守均由其自主，不会再进行催促。

清廷的用人手段和技巧远在太平天国领袖之上，这封入情入理的谕旨与天王洪秀全的那些气急败坏的诏书一比，可谓高下立判。曾国藩收到后大感宽慰，“读之感激涕零”。

朝廷与曾国藩虽达成了谅解，但并不能使湘军马上摆脱尴尬被动的局面。得知湘军营中疫病大作，有机可乘，李秀成加快了部队集结速度。一俟集结完毕，他便立即下令按苏州会议的决议案展开行动。

在苏州会议上，李秀成曾呼吁诸王团结对敌：“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众心而作一心。”几名具备作战能力的王侯也都以实际行动做出了回应，辅王杨辅清一路进逼宁国，鲍超只得抱病迎战，结果一路连败。与此同时，护王陈坤书一路水陆并进，对金柱关、芜湖一带展开反攻。

这两路都是为了策应天京城下对曾国荃军的攻击。1862年10月13日，李秀成自领的第三路从苏州出发，他亲率十三王计十万人马，号称六十万大军，经溧水、秣陵关，直达天京城下。太平军与湘军的最后一次大会战由此揭开帷幕，加上在外围的杨辅清等部，太平军投入会战的实际兵力达到了三十万人以上。

把肠子都悔青了

一到目的地，李秀成大军便东起方山，西至板桥镇，联营数百，将曾国荃军的营垒严严实实地围了数层。站在曾军营垒之上，往四周围看去，但见旗帜如林，层层排列，景象十分骇人。

当天，李秀成大军与天京守军合力，对曾军军营实施了第一次围攻。在攻击中，太平军使用了洋炮（也称西洋炮），炮弹挟着风声自空而下，声音震天动地。为了挡住对方的猛烈攻势，此次曾军付出的代价超过以往任何一次，阵亡将官中首次出现了一名副将的名字。

经过百般堵截，太平军的围攻未能奏效，但曾军已然身陷重围，而且水陆外援皆被阻断，局面变得极其严峻。

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真是把肠子都悔青了，他后悔自己没能坚持住稳扎稳打的策略，同意曾国荃孤军突进天京。想想当初李续宾也是执意要突入三河，最终导致全军覆灭，差点让湘军给打回起点。这几年好不容易才一步一步地爬上来，难道再次前功尽弃？

曾国藩急得茶饭不思，寝食难安。部将幕僚们也都个个惶恐不安，认为曾国荃可能将步江南大营的执掌者向荣、和春的后尘，大家建议让曾军尽快突围，在水师的掩护下退入芜湖。

曾国藩采纳众人的建议，飞檄传令曾国荃撤围。使者想方设法进入包围圈，把相关命令送到了曾国荃手中。

曾国荃多年与太平军征战，深知太平军运动作战的能力很强。在他看来，向荣、和春之所以一败涂地，就是因为意志不坚，撤得太快。如果他也这么做，太平军一定会在后面穷追猛打，并长驱西上，到时大局尚且倾覆，靠一个芜湖遮护，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太平天国初期，太平军军纪相当严格，对民间的宣传和思想动员也做得较好，反而官军经常骚扰百姓，所以“百姓不甚怨贼（太平军），不甚惧贼（太平军），且有忠心从逆者（即参加或支持太平军）”。可是自天京事变后，太平军的军纪越来越坏，扰民情况十分严重，民众便逐渐倾向于军纪相对更好的湘军，以往官军过境，无物可买，无人愿为之做向导的情况为之大变。

一方面是失去了民众支持，另一方面是其本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迅速降低，出现了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状况。曾国荃一到江南就觉察到了这种变化，他认为太平军人多势众不假，然而多为没有纪律的乌合之众，又久据江浙，没有吃过大亏，与之对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他将兄长的撤围命令弃之一边，对手下将领们说：“我正苦于敌人零零散散，难以逐个打击，如今他们集结一处，正好聚而歼之。这样以后我们就可以集中全力捣其老巢（指天京），击破它将没有任何问题。愿与诸君共努力！”

曾军虽然兵微将寡，更受疫情困扰，但仍然保持着很高的士气，在曾国荃进行激励和动员之后，诸将均表示愿随其死战。

自第一次围攻开始，太平军依仗兵多将广，实行轮流交替，倒班作战，其攻击也因此不分昼夜，不分间隙。面对太平军的日夜围攻，曾国荃将军队一分为三，其中两部用于防止天京城内的太平军趁机偷袭，他亲率一部抵御李秀成大军的进攻。

曾国荃、曾国葆兄弟进逼天京后，认为自身兵力过于单薄，曾向安庆方面提出增募新营以扩充力量，可是因为粮饷筹措困难，都被曾国藩以“兵不在多而在精”为由拒绝了。到李秀成赴援天京时，曾氏兄弟的兵力合起来也才两万多人，其中八千人还是新兵，加上军营内疫病流行，勉强能战斗的人员不足万人。曾国荃把老弱和生病的兵卒留下来守住大营，只挑选精壮一些的用于前线作战，这样一来，兵力便更加有限，根本无法像太平军那样轮替，不但几乎每个人都要以一当十乃至当百，还经常不眠不休地抵御抗击。

1862年10月15日，李秀成督军分东西两路，在猛攻曾军军营的同时，又倾力攻击江边的三汊河。曾国葆部驻垒三汊河，为的是护卫粮道，粮道一绝，则被围的曾军必溃。曾国葆深知三汊河绝对不容失守，他率部一个晚上筑成无数小垒，再将填满泥土的木箱堆在垒上，用于遮挡子弹。太平军亦有攻垒的办法，他们推上洋炮，一颗开花炮弹打过去，工事和木箱便都被炸毁了。

获知天京会战打得如此激烈艰苦，曾国藩忧心如焚，焦灼之情不可言状。为了安慰自己，他特地占了一卦，结果先得否卦，后得涣卦。

在《易经》中，否卦是说隔绝不通，但暗含否极泰来的意思。涣卦代表着风行水上，必须面对狂风骇浪之险，不过也隐喻着可以转危为安，逢凶化吉。

正如卦象所示，那几天天京会战打得惊心动魄，太平军一拨拨冲锋，无论如何不肯退却，曾军损失不小，又战死了一员副将，但曾军军营和三汊河均未失守。

方寸大乱

1862年10月18日，会战开始后的第六个昼夜，曾军发动反击，突破了太平军设于西路板桥的四座营垒。这次对西路的反击成功，是因为李秀成已将兵力相对集中于东路方山。

实际上，从第二天起，李秀成即亲督各军力攻东路。在东路战场，太平军首先用洋枪洋炮进行猛烈射击，其中的洋炮对曾军阵地造成相当大的威胁，开花炮弹四处爆炸，火光冲天。接着，太平军一边齐声呐喊，一边抬着用于填壕的木板、草束和泥土，向曾军阵地发起冲锋。

曾国荃见状，急忙亲自带队策应，指挥各营拼死抵御。几番激战下来，曾军的一名副官中炮阵亡，曾国荃自己也被子弹击中脸颊，血流满面，但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包扎好伤口之后，他就立即出来巡视各营。

在经历十几个昼夜的血战之后，太平军这才稍稍退却，然而紧接着又开始挖掘通往曾军营垒的地道。曾国荃发现后，屡次率部堵击，并通过掘内壕、修外墙等方式，对太平军的地道进行破坏，终未让对方得到可乘之机。

10月23日，侍王李世贤率三四万浙江太平军赶到天京，该军与李秀成军合兵一处，号称有八十万人马。李世贤的到来，再次带动了太平军的气势，曾国荃连忙集结所有能战之士，整暇以待。

太平军掀起的又一个进攻高潮如期而至，官兵们前仆后继地向前猛进，同时他们还利用地形，用洋枪洋炮对曾军进行射击。曾国荃的现场感受是，这次太平军的进攻规模比安庆战役时要大三倍，洋枪洋炮更是那时的百倍。

曾军不断出现伤亡，加之疫情未退，活着的人已不到七成，生病不能出力的则还有四成之多，如此计算下来，只有三成的人可以继续作战。这一部分人苦守着曾军军营的大部分区域，又经历了长达半个月的昼夜劳苦，个个精疲力竭。所幸曾国葆在确保粮路的前提下，自带七到八哨人马前来增援，才使曾军方面的危机有所缓减。

李世贤回援天京的消息对安庆方面也造成了极大冲击。曾国藩焦灼莫名，接二连三地给李鸿章、左宗棠分别去信，要李鸿章派程学启直接赴援，要左宗棠派兵赴宁国助战，以便可以腾出鲍超的霆军去天京。

李鸿章、左宗棠各有自己的战区和任务，面临的敌情和各自的担负也都不轻，短时间内抽不出力量增援天京或宁国。曾国藩明明知道这些情况，仍不顾一切地向二人求援，说明由于过于着急，这位平时一贯给人稳重印象的湘军大帅已经方寸大乱。

设身处地地说，处于那种境况下，没有谁还能沉得住气，曾国荃素以打仗刚猛坚韧著称，也一样吃不住劲。他连着两天给曾国藩写信告急，称所部“每新营（即新兵营）中此时真能出力者不满八十人，老营不过百六七十人”。

事到如今，曾国荃不得不承认兄长坚持稳扎稳打的策略是对的，让他尽快突围，退入芜湖的命令也没有错，不然如今怎么会深陷危机呢？他请求曾国藩尽快派来援兵，说如果一个月之内没有援兵，则后果不堪设想，“务求老兄大人原谅弟弟从前的错误，而拯救弟弟今日所遇到的困境”。

在太平天国诸将中，以作战能力而论，曾国藩、胡林翼对陈玉成的评价最高，对李秀成的评价略低。曾国荃亲自在前线和李秀成对垒，其看法就与曾胡不同，他认为李秀成智勇兼备，绝不亚于陈玉成。当然他也同时发现李秀成确有其缺点，那就是有时候，智有余而勇不足（“狡有余而悍尚不足”），这也是曾军虽已接近山穷水尽，但仍可继续支撑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独有偶，与李秀成多次交手的李鸿章对李秀成有着几乎相同的评价：“李秀成用兵比狗逆（指陈玉成）更稳一些，然而胆气不足。”李秀成的弱项，正是曾国荃的强项，更何况，已经被逼至墙脚的他也没有别的法宝，除了拼命就是更拼命。1862年10月27日，即发出第二封告急信的次日，曾国荃孤注一掷，率李臣典等分三路跃出壁垒，对西路太平军展开了声势凌厉的反击。

李臣典是曾国荃手下的第一勇将，在搏杀中身负重伤。其他曾军官兵也争先恐后，喊杀声惊天动地，差不多把身上的所有潜能都激发了出来。这次反击共击毁太平军营垒十二座，歼灭其近三千人，经此一战，一度危到极至的局面初步得以扭转。

次日，李秀成、李世贤以牙还牙，围逼东路曾军。就在东路曾军岌岌可危的时候，正好江北及上游援军两千余人赶到，从而大大缓解了曾军兵力不足的窘境，并使东路曾军也具备了组织反击的条件。

曾国荃发出的两封告急信在四天后才到达安庆，曾国藩自然是又急到跳脚，他打算万不得已，从九江雇外国轮船，送原鲍超部将覃联升的升字营赴援天京。此时恰好湘军大胜的消息传来，得知天京形势已逐渐趋于稳定，曾国藩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如芒在背

在李秀成、李世贤联合发起攻势之初，太平军就使用了许多填满泥土的木箱，他们把木箱抬到长壕边，然后堆砌排列开来，明为遮挡枪弹，实际是以此为掩护偷偷地挖掘地道。1862年11月3日，地道已经通到了曾军营墙之下，李秀成、李世贤将所有部队全部集中到东路进行潜伏。

当天，太平军工兵点燃了地道火药，随着霹雳般的数声巨响，烟焰上冲，土石如雨点一样飞入半空之中，曾军有三个营的营墙被轰塌多处。太平军乘势分两路猛扑，从缺口处涌入者每路都各有数千人之多。

对于曾国荃而言，危机不仅并没有就此远去，甚至还出现了更为凶险的迹象，他急忙指挥所部站到墙外，一边投掷火球，一边用洋枪进行射击。

不同于曾国藩主要在后方运筹，曾国荃大部分时间在前线指挥作战，早在围攻安庆时，他就已从对手那里领教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因此他几乎和李鸿章一样渴望拥有西式武器。在进军天京途中和到达天京后，他一边要曾国藩给他购买洋枪，一边托李鸿章在上海为之代购。至天京大会战开始前，曾军营中已有不少洋枪，换句话说，在整个会战过程中，除了火炮方面不及太平军外（曾军只有劈山炮和短劈山炮，没有洋炮），洋枪火力并不落于下风。

在依靠洋枪齐射挡住敌人的同时，后方人员加紧修补缺口。三个时辰过后，缺口全都得以修复，已经从缺口处冲入的太平军反而陷入包围。

太平军一旦遭到围困，双方战斗力和意志的差距便表现得极为明显。经过一番鏖战，曾军方面虽也战死百余人，受伤三百余人，但包围圈中的太平军死伤了数千人，等于起初从缺口冲进去的人没跑出来多少。

太平军士气大受挫伤，官兵也出现了打不动的情形，李秀成只好取消不分昼夜连续攻击的办法，代以白天休息，晚上轮番实施进攻。进攻之术仍是偷挖地道，准备乘雨夜轰塌曾军营墙。曾国荃已经摸透了李秀成的路数，他一面下令各军赶筑内墙内壕进行防御，一面分兵破坏地道。太平军所挖地道被连破七处，再次通过地道攻击的计划宣告失败，至此，李秀成已经基本无计可施。

参加天京会战的太平军虽然号称数十万，但诸王之间并无明确的统属关系，李秀成只是通过声望和个人关系进行号召，这种指挥关系本身就极其脆弱。事实上，除李秀成、李世贤等少数人外，大多数将领不把心思放在与湘军作战上，他们认为既然以前能够两破江南大营，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大家都表现得漫不经心，说是来天京参加会战，给人的感觉却仿佛是逛趟庙会一般。

更为恶劣的是，向来与李秀成关系不睦的干王洪仁玕等人又上疏天王洪秀全，要求防范李秀成。本来就对李秀成很是猜忌的洪秀全听后，便以防止疫病传染为名，下令紧闭城门，不与城外援军相通，在天京会战打得如火如荼之时，也不出一兵一卒相助。参加会战的下级官兵为此义愤填膺，斗志就慢慢地丧失掉了，虽然李秀成、李世贤仍不断组织对曾军发动进攻，但声势和规模都越来越小。

在为天京解围的同时，李秀成并没有忘记身后的苏福省，淮军的进攻令他时有如芒在背之感。

青浦失守后，太平军在上海只剩下了嘉定一座据点。受到淮军、常胜军所取得战绩的激励，英法联军也胆壮起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即将离任，他认为嘉定是在他任期内丢掉的，所以便约李鸿章联合进攻嘉定。

嘉定之战尚未打响，何伯就任满离沪，其职务由固伯接替，但既定目标不变。1862年10月24日，士迪佛立、固伯率两千多英法联军与淮军、常胜军一起开始攻打嘉定。是役，联军动用了十六门大炮，在仅仅几个小时内，就将嘉定的南门城墙轰塌了十余丈，淮军、常胜军趁机冒着浓烟冲入城中，嘉定遂被攻克。

嘉定陷落，使得苏福省失去了最后一块屏障。留守苏州的慕王谭绍光为防止敌军进犯苏州之地，乃调集重兵进行先发制人式的反攻，重点是围攻驻扎在四江口的淮军四营。

极古今之恶战

四江口告急，李鸿章忙令程学启督各营前去解围。先前程学启能战之名早已传遍湘淮各军，适逢曾国荃在天京城下被围，情况危急，曾氏兄弟便拟调程学启带全军雇轮船回援。李鸿章早已视程学启为麾下首席勇将，哪里舍得放人，太平军的反攻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加以拒绝的绝好理由。他对曾国荃说：“程镇（程学启）日夜奋战，对我支持极大。我这里临敌调兵，根本找不到人替代他。他如果被调走，不但青、嘉（青浦、嘉定）必然得而复失，淞沪也将大受震动。”给老师曾国藩的回复则更简单：“此间若无程镇，再有危难，鸿章还能站得住脚吗？”

北新泾战役后，为了留住程学启的心，李鸿章已将他的人马扩充到三四千人，可独当一路。在四江口，经过两天激战，程学启部的营官大多受伤，将弁阵亡十三人，兵勇死伤六七百人，但依旧未能给被围淮军解围。

李鸿章闻报，深恐被围淮军覆灭，遂在常胜军的协同下，亲率程学启、刘铭传等部进行大举反攻。太平军方面除谭绍光外，听王陈炳文、潮王黄子隆也赶来参战，这就是四江口会战。

在北新泾战役中，李鸿章进一步发现李秀成所部不仅洋枪最多，而且作战时专用洋枪，射击距离很远。这使他感到要与李秀成部对抗，也唯有尽可能地多用洋枪。

洋枪引进越多，原有营制势必难以容纳。李鸿章虽然早就在原有营制外添练洋枪小队，但只能是临时措施，而非根本之计，于是他决定对营制进行改革，将原有的小枪队全部改为洋枪队。由于程学启部战斗力最强，其所属的一个营还被专门改成了洋枪队营。

在四江口会战中，这种营制改革被证明颇为有效，洋枪武装下的淮军表现出了丝毫不逊于湘军的战斗力，在他们面前，太平军竭尽全力仍讨不到半点便宜，在折损一万多人后，不得不朝昆山败退。

得知所部大败于四江口，苏昆（苏州、昆山）空虚，李秀成当即抽调兵力回援，显示其继续进攻曾国荃军的决心已大为动摇。在此期间，另外两路的进攻势头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遏制：辅王杨辅清一路虽然多次击败鲍超，还攻下了宁国县城，但却奈何不了核心的宁国府城；在彭玉麟、杨岳斌的指挥下，湘军水陆军肃清了太平军设于金柱关和芜湖之间的营垒，护王陈坤书一路在陆战方面遭遇失败。

退一步来说，就算杨辅清、陈坤书两路能够取得一隅之胜利，在李秀成这一路经营惨淡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再对大局产生多大影响。1862年10月25日，李秀成终于认识到再围攻下去仍然无济于事，只是徒损精锐和元气而已，遂下令撤围，停止进攻。

太平军撤围后，曾国荃派部分兵勇出壕，尝试性地发动了一次攻击，结果发现对方已经军心涣散，斗志全无。于是他下令各营倾巢而出，对东西路太平军发动大反击。这下太平军不光是撤围，连在天京城下都待不住了，李世贤率西路军、李秀成率东路军分别败退，后者绕城而走，退入了天京城内。

天京会战是一场关系双方军事消长的决定性战役。曾国荃军在此役中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孤军奋战达四十六天之久，其间有一段时间连火药都用完了，只得向湖北、江西紧急求援。湘军自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打过如此漫长而艰苦的战役，郭嵩焘称之为“极古今之恶战”。战役结束时，幸存官兵几乎个个伤痕累累，满面枯槁。

曾国葆在战前本已染疾，并获准回家休养，这一战之后病情加重，很快便死于军营之中。曾国藩也被折腾得够呛，直言：“心已用烂，胆已惊碎，实在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在太平军撤围前，他致信曾国荃，说如果太平军撤围，你当以追为退，不可再长驻天京城下。

曾国荃一度在告急信中表现得可怜兮兮、哀哀戚戚，闯过生死线之后却又重新恢复了他那狠巴巴的性格，他拒绝听从兄长的意见，依旧扎营天京城下，呈虎视姿态。

曾国荃继续待着不走，令李秀成大感头疼。李世贤见状，建议不如暂时舍曾国荃不攻，转而北上进攻扬州、六合。

李世贤分析，江北清军兵力空虚，也不会料到太平军敢于突然渡江，正是北上的好时机。在占领扬州、六合后，除可以得到粮食补给外，还能夹江打击曾国荃，之后再分兵前往安庆进攻曾国藩，从而吸引曾国荃分兵救援，到时“乘虚击之，则必胜矣”。

李秀成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同时考虑到自己与捻军首领张乐行曾有合作，北上后可以与其联合，于是决定采纳这一计策。

在北上构想的基础上，众人又经过一番斟酌，最终形成了“进北攻南”方案。所谓进北，是由洪春元、李秀成先后率部北渡长江，所谓攻南，是李世贤等人在长江南岸进攻金柱关等地，以与北上行动相呼应。

当年安庆失陷时，陈玉成面对湘军的紧逼围攻，派扶王陈得才等人西征，“往河南、陕西等处去打江山”。进北攻南的目的，一方面是接应陈得才西征军和联合张乐行捻军，另一方面是深入湘军后方，威胁安庆直至武汉，以牵制乃至解除湘军对天京的严重威胁。

东巡

1862年12月8日，对王洪春元等人率北路先遣军自天京出发，昼夜北渡，冒着风雪挺进皖北。在多隆阿、李续宜离开后，皖北一带的湘军兵力单薄，对太平军的北上也毫无准备，含山、和州、巢县等湘军新得之城很快就被太平军占领。

曾国藩旋即发现了太平军的意图，他一边命令新募的淮军九营分守无为、庐江等其余皖北城池，一边调湘军驰援。曾国荃闻讯果然也分兵来援，竭力阻止太平军西进。李世贤原建议中促使曾国荃分兵救援的意图初步实现，但太平军却无法做到“乘虚击之”，因为李秀成还是放不下他在苏福省的坛坛罐罐，他没有随先遣军行动，而是径自回到苏州，处理那方面的军政要务去了。

没有李秀成亲自坐镇和参与，北路先遣军的力量有限，至第二年初，湘淮军各支援部队在无为一带成功地堵截了太平军的攻势，双方出现了暂时的相持状态。

来自其他方面的消息对太平军也不利，杨辅清一路在宁国被鲍超打得大败，陈坤书一路准备用于出江作战的两百艘战船则被湘军水师付之一炬。在李秀成天京会战的三路出击方案中，这两路均为外围配合措施，如今双双落败，令天京形势雪上加霜。

尽管如此，湘军中仍有不少人认为，让曾国荃孤军而蹈危地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曾国藩自己也有此顾虑，可是又没法说服弟弟。思量再三，他决计东巡，亲自视察江南前线情况，以搞清楚当下围攻天京的时机究竟是否成熟，还要不要催促乃至强令曾国荃撤围退兵。

自安庆启程后，曾国藩逐一察看了沿江各军营，特别是天京外围的军情形势。到达天京城下后，他直入曾国荃军营，次日又和曾国荃一起检阅四周营垒。

这一番巡视下来，曾国藩收获巨大。他发现，在江南的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到处都是一幅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天国及其军队已鲜能得到民众的支持。

实际上，随着形势的日益恶化，天国内部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天王洪秀全整日沉溺于他的那套宗教迷梦，战略上只知天京安危，不顾大局，而且赏罚不明，任人唯亲，遇事固执，处事粗暴，从而造成内部矛盾加剧，人心涣散。

当年陈玉成失守安庆，洪秀全除了对其大加斥责外，还予以革职，此举已足以令将士寒心。陈玉成死后，旧部悉归李秀成掌管，这又引起了洪秀全的猜忌。李秀成部将陈坤书因为扰民，畏罪逃到常州，洪秀全为了制衡李秀成，竟将其封为护王，其后更对太平军大小将领滥封王爵，以便让他们互相牵制。根据曾国藩得到的情报，太平军已有九十多人被封王，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各争雄长，苦乐不均，败不相救”，其行径已与流寇无异，同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并不服从李秀成直至洪秀全的调度。

曾国藩与太平军打了很多年的仗，对太平军的作战特点相当熟悉。从前太平军长于防守，所到之处，必然“筑垒如城，掘壕如川”，曾国藩对此印象深刻，所以他才会在湘军军制中加入“站墙子”等规定。这次东巡，曾国藩再没有在太平军方面看到如此“坚深无比”的工事，所筑营垒皆极为草率，可见太平军战斗作风的下滑有多么厉害。相比之下，湘军原先就重视修垒挖壕，如今所筑垒的标准和水平又远胜于昔。

曾国藩还了解到，现在太平军投降变节的情况很普遍。即便在天京城下的四十六天大战中，也出现过招之即降的事。曾国葆生前告诉曾国荃，他的人出去放哨探路，一下子就招来了四十个自愿投降的太平军。由于粮饷及管理等问题，他甚至还不愿收降，就怕“此门一开，来者必接踵而至”。

东巡之后，抑制不住兴奋之情的曾国藩立即向朝廷上疏，报告自己此行的观感。他一贯谨慎，自创建湘军以来，从未敢在奏疏中说太平军的势头转衰，此次则断言，太平天国日暮途穷，只要紧扼长江，断其粮道，洪秀全便只有困守待毙一途。

敌有必灭之理，我有必胜之势，抱着这样的信心，曾国藩不仅打消了撤兵撤围的念头，还决定继续增兵围攻天京。

炸死了一排排的人

曾国藩的观察和判断都没错，湘军胜利在望。不过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天国仍拥有一定的实力，而湘军要想扳倒它，也还需要经过一个时期。

据湘军方面统计，曾国荃军在天京会战中伤亡了五千人，如果算上病死者，折损情况就更为严重。在添加援兵后，虽然总兵力增至三万余人，但由于要不断分兵北援，力量就又不够用了，不得不在天京城下停止进攻。

笼罩于重重危机之下，太平天国把所有的解围希望都放在了“进北攻南”之上。1863年2月底至3月中旬，李秀成陆续抽调精兵，由其亲自率领渡江北上。如此一来，太平军同样无法在天京城下进行反攻，这种双方都无力进行大战的状态由此保持了约半年之久。

李秀成军在经过含山、和州、巢县后，先攻下江浦，进而又对有“无为北大门”之称的石涧埠展开围攻。石涧守军以逸待劳，坚守不出，太平军连续攻击数日都无法得手。那几天大雨瓢泼，曾经困扰湘军的疫情也在太平军军营中传播开来，很多官兵一病不起，与此同时，曾国藩调鲍超等部北上增援。眼看形势不妙，李秀成只得从江浦撤军，并将攻击目标转向无为、庐江，但这些城池的防守也很严密，太平军一无所获。

1863年5月10日，李秀成率部围攻六安。他原计划在六安与张乐行和陈得才会合，到了六安才知道，张乐行已经被捕，陈得才则西入陕南，无法与之取得联系。此时鲍超等赶来增援的湘军各部已抵达庐江、无为一带，六安一带又粮食紧缺，在自身所携军粮告急，且前进无望，久留不能的情况下，李秀成只得停止西进，全军东返。

北上时浩浩荡荡，东返时却两手空空，李秀成实在不甘心。“进北攻南”方案的最初灵感来自李世贤之计，他便打算按照此计，在东返过程中，“倒击扬州、六合，然后袭通、泰（南通、泰州）以连苏、杭（苏州、杭州）”。

从扬州到南通、泰州，乃俗称的里下河地区，该地区盛产海盐，漕运发达。李秀成预计，在占领里下河之后，一者有条件征集粮饷，二者慑于太平军的声势，镇江清军将不击自退。镇江既下，就可以通过天京郊外的燕子矶，将外界粮饷源源不断地运入天京城内，而只要粮饷有保障，曾国荃便不足为虑。

5月19日，李秀成下令撤六安之围，准备先往寿州、天长补充军粮，然后再进围六合、扬州。孰料寿州原为皖北割据势力苗沛霖的地盘，苗沛霖多年在此强征谷粮，胡作非为，导致这一带人烟稀疏，一片荒凉。当李秀成军到达寿州时，军粮已经所剩无几，官兵们只能以草根充饥，因此饿死了许多人。之后他们花费了将近半个月时间，才得以通过寿州，到达天长。

太平军进兵皖北，一度分散了曾国荃的兵力。发现李秀成即将挥师东下，进军里下河，曾国荃也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在天京城下发起新的进攻，以迫使李秀成放弃东向，回救天京。

自古守城必守山，攻城必攻山。天京城外的雨花台地势高，且紧邻城墙，太平军在其上修筑石垒，作为对天京城进行协防的一大要塞。江南大营曾围攻雨花台要塞多年，但都没能打下来。这次曾国荃授命李臣典，对要塞采取了乘夜偷袭的方式。

自天京会战结束后，攻守双方已休战数月，要塞守军明显懈怠下来。直到李臣典率部在三更天时架梯登垒，惊醒过来的守军才急忙对外开炮轰击，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李臣典一马当先地攀上城头，拔下太平军军旗，紧随其后的兵勇将火箭射入石垒，彻底打乱了守军的阵脚。

天亮时，雨花台要塞被湘军完全攻克。曾国藩在奏报中为了给弟弟请功，极力渲染战况之激烈，不过据他的幕僚赵烈文透露，实际上整个战斗过程并没有那么惊心动魄，湘军仅死伤了几个人，这一方面归功于偷袭战术的实施，另一方面也得说，太平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意志确实早已今不如昔。

除雨花台外，湘军还攻克了聚宝门（即今中华门）外的九座石垒。消息传到江北，李秀成自然无心再进攻里下河，匆匆率军南下以回救天京，成了他的唯一选择。

李军南下时正逢长江水涨，道路被洪水冲毁，无法行走，滞缓了其前进速度。等全军到达江岸，鲍超等部已攻下江浦，他们在长江北岸的后路被截断了。太平军人心慌乱，都希望自己能早一点登船，由于船少兵多，过于拥挤，许多前面的人都被后面的人挤落江中，让江水给卷走了……

造成李军损失惨重的另一个因素，是杨岳斌部湘军水师的攻击。这时天京附近的江面几乎完全掌握在湘军水师之手，太平军只能通过九洑洲要塞炮台等几座江边炮台，对江面进行有限的控制。在李军渡江的过程中，湘军炮船不断朝岸边等待登船及其正在抢渡的太平军施以轰击。英国人呤俐其时正在九洑洲炮台协助李军渡江，他目睹“炮弹不断在这些骨瘦如柴的人们中间隆隆爆炸”“炸死了一排排的人”，感到痛苦莫名，可是又爱莫能助，无能为力。

李军花了整整二十天才完成南渡，就这样，老弱病残人员及其不肯上船的马匹也都被抛于北岸，等于大部分损失掉了。南渡前，李军尚有可作战士兵五万人，最终回到天京城的只有一万五千人。“进北攻南”战略彻底失败，天京不但没能解围，还因雨花台要塞的陷落以及前后数万精兵的损失，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面对此情此景，连李秀成本人都意识到，天国确实已经岌岌可危。

收获远远抵消了损失

1863年6月13日，因抢渡大渡河失败，石达开全军覆灭。其实如果没有江边炮台进行掩护，南渡的李秀成军也极可能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太平军在江边的炮台尤其是九洑洲炮台，既是保卫长江两岸交通的关键，也是天京得到外界接济的咽喉。九洑洲炮台由南岸诸垒作为屏障，曾国荃与杨岳斌、彭玉麟经过实地侦察，派兵首先攻占了下关、草鞋峡、燕子矶等处，继而才对北岸的九洑洲等炮台发起猛攻。

6月29日晨，数不清的湘军炮船蔽江而下。这些炮船大小不一，有的仅在船头架一门轻炮，有的则架有四五门重炮，所有炮船一齐朝九洑洲炮台开炮轰击，隆隆之声顿时不绝于耳，炮台完全被笼罩在弥漫的浓烟之中。

以九洑洲炮台为主，各炮台守军立即组织抵抗，总计达到千门之多的大炮一齐轰响，并且片刻不息地向敌船进行射击。白天湘军炮船几乎总是隐蔽在浓烟中，还不太好瞄准，到了晚上，湘军火炮所吐出的火光反而让炮台的射击更为准确，给予湘军的打击也更大。

夜晚的大江上到处都是红光，大炮的雷鸣，子弹的呼啸，火箭的光线，伴随着炮船的偶然爆炸声，响成一片。由于湘军炮船几乎全都拥挤在两岸炮台之间的狭窄江面之上，因此损失格外惨重（“损我精锐，几不可以数计”），到了晚上10点钟时，全部炮船都纷纷停止攻击，向上游和下游撤退。

守卫炮台的太平军欢呼雀跃，认为已经取得了胜利，众人嘲笑“衙门鬼”（指清军）无能，认为后者不可能占领江边的任何要塞。呤俐却嗅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味，他发现，这次湘军水师的攻击相当顽强，那种坚持不懈的劲头是他先前从未见到过的。

呤俐劝告负责炮台防御的贡王梁凤超，千万不能在夜间疏于防范，可是梁凤超却不以为然地答道：“我防守这些炮台已有十二年了，要是天父不离弃我，我可再防守十二年以上，抵抗这些满妖的攻打。”

太平军很快便为他们的自负和轻敌付出了代价。在水师攻击受挫的情况下，杨岳斌通过情报得知，北岸有一条草木丛生、不太为人所知的堤埂，可直达九洑洲壕外，便与陆师商量，请其沿堤埂突进，与水师会攻九洑洲。

当天深夜至次日凌晨，湘军水师卷土重来，对九洑洲发动突袭。彭玉麟传令后勤部队将饭菜送到前线，声言不破洲不还师。其时西南风大作，湘军乘风向停靠在九洑洲岸边的太平军舟船施放火箭，风烈火猛，连洲上的营房都被烧着了。

太平军猝不及防，炮弹都来不及装填上膛，加之炮身笨重，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进行阻击。沿着堤埂突入的湘军陆师抓住这一战机，大叫着跃过壕沟，然后不顾一切地登上了炮台。此时太平军才刚刚压低炮身，勉强装上几发炮弹，面对已经冲到面前的敌人，火力完全失效。

包括九洑洲炮台在内，太平军在江边的炮台全部失陷，守军约两万人被全部歼灭。协助太平军的欧洲志愿军也遭到攻击，呤俐受伤昏迷，他的妻子玛丽和志愿兵埃尔等人均中弹阵亡。

湘军总计伤亡了两千余人，但他们的收获远远抵消了损失。经此一役，天京在大江两岸的要隘无一幸存，湘军拔除了大江中最后也是最大的障碍，从此在大江中畅通无阻，而太平军则再也不能渡江北进或突围了。

攻占雨花台和九洑洲后，曾国荃军直逼聚宝门、方山，曾国藩也调鲍超、萧庆衍两军南渡，扎营于神策门沿江一带，以便合围天京。不料鲍超的霆军军内突然疫疾大作，加上皖南江西再次吃紧，曾国藩不得不再调其西援，合围遂成泡影。

太平军方面，李秀成虽已回到天京，但所部在天京会战和进北攻南战役中折损了十多万，且苏州、杭州同时告急，自然也无力反攻。他只能从苏常等地搬运粮食物资入城，以图长期坚守，天京攻守战因此继续陷入僵持状态。

革新政策

华尔被太平军击毙后，华尔的副手白齐文接管了常胜军的指挥权。白齐文在许多方面与华尔相似，两人都是来自美国的冒险家，刚到中国时同为大副。白齐文作战也很勇猛，曾经几次负伤，后来他又和华尔一同加入中国籍，甚至都娶了一名中国妻子，当了“洋姑爷”。

两人不同的是，华尔深知自己的飞黄腾达全都仰仗于中国人，因此很自觉地接近中国人，白齐文却无此自知之明。除此之外，他缺乏华尔的管理和军事指挥才能，性情也很专横，常常因酗酒、伤口疼痛等原因乱发脾气，弄得与其意见相左者都不免提心吊胆。

这时拖欠常胜军的军费和赏金的情况依旧存在，白齐文和几名部下便跑到上海，当面向杨坊索要饷银。几句话不对付，杨坊就遭到一顿暴打，之后白齐文一行闯进上海官方专为军队所设的“大吉行”，从中抢走了四万余两库银，史称“大吉事件”。

大吉事件一出，各方均为之震惊。士迪佛立急忙派兵前往松江，对白齐文和常胜军进行弹压，同时另派英国军官奥伦接管常胜军。

这一期间，在天京、浙江战线日趋紧张，太平军也无力再进攻上海的前提下，淮军发动了对苏福省太平军根据地的大举反攻。皖籍的常熟守将骆国忠见势不妙，连忙献城投降。

常熟北临长江，南邻苏州，东接太仓，骆国忠的叛降，不仅使太仓处于被东西夹击的地位，而且对苏福省首府苏州的安全也构成了严重威胁。太平军急忙调集大军围攻常熟，李鸿章闻报双管齐下，一面增援常熟，一面会攻太仓，双方在两地展开大战。

常熟方面，太平军夺回了常熟的福山镇，但这还比较好交代，因为太平军在那一面略占优势，何况常熟也没有被攻破。太仓方面却是令人大跌眼镜，李鸿章派去的是程学启部及其常胜军主力，结果仍被人打得丢盔卸甲。

常胜军大失水淮，被认为是太仓惨败的主因，这也是常胜军自重新组建以来打的最糟糕的一仗，情报失误、侦察不准、战术不当、撤退无当等各种毛病都一股脑儿堆到了一起。

鉴于奥伦难以胜任他的新职务，另一名英国军官戈登得以走马上任。当戈登到达松江时，士兵正陷入低迷士气之中，军官们则要求被赶走的白齐文重返部队，整个常胜军已处于哗变边缘。戈登当即向官兵们表示，他不会再因大吉事件和太仓惨败而解雇任何人，只要他们表现良好，他就将“精心维护他们的权益”。在戈登做出这一保证后，官兵们才勉强接纳了他。

戈登是个和华尔一样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但军人世家、英国皇家军官学校毕业生、正规军官的履历，又使他在很多观点上有别于华尔。比如在军队管理上，华尔较注重权术，戈登却更坚持原则，华尔追求名望和财富，戈登更在意他所谓的荣誉和建树。

接手常胜军之初，戈登即按照西方做法，对原先混乱的财政管理制度加以整顿，其中包括：削减军饷，并用成色统一的墨西哥元作为军饷，以阻止军官们盘剥士兵以及滥用资金；取消每半个月发饷一次的惯例，改为每个月发饷一次；取消夺城后的特别赏金。

相应地，戈登也要求中方必须按时发放军饷，不得拖欠。常胜军的士兵和中方对这些措施都能接受，李鸿章向戈登保证，只要是正当要求，他就一定会予以满足。

华尔治军，靠的完全是经验、直觉甚至随心所欲，这是华尔一死，部队便立刻涣散失去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戈登将英国陆军的纪律及其规章制度引入常胜军，下令开除吸鸦片者和其他不良分子，禁止抢劫、酗酒，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宣布吃住自理，除统领的固定薪金外，不再从军队里获取额外奖金。

在贯彻其革新政策后，戈登赢得了各方认可。常胜军士兵对他的态度由勉强接纳转为表示尊重和支持，戈登在家信中写道：“我的军队……士气高涨，可以胜任一切任务。”李鸿章也对戈登大加赞扬，认为他不仅恢复了常胜军的秩序，而且使得军队开销井井有条，有效缓解了政府在这方面的财政压力。

华尔在世时，虽然与李鸿章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却从未主动前去拜谒这位上司，轮到白齐文上台，那就更是专横高傲得没谱了。戈登不一样，在李鸿章面前，他能够按照英国军队里下级对上级的礼仪行事，身上完全没有华尔、白齐文那种令中方官员不能容忍的高傲姿态，这让李鸿章感到特别舒服和受用。

令李鸿章满意的还不止于此。戈登拥有英国军方背景，他的到任，使得常胜军可以源源不断地从英军手中直接购买武器，相比于华尔时期来说，渠道更稳定，价格更便宜。这样一来，淮军在西式武器的采购方面也因而变得更加便利。

淮军对于洋枪的使用，最初只是停留在闭门效仿的层面上，雇聘的洋人教习极少。经由戈登介绍，淮军各营陆续从常胜军中增雇洋教习，淮军洋教习前后达到了二十余人之多，其中除两名来自法军，一名雇聘较早外，其余全部出自于戈登的介绍。

李鸿章一直发愁的教练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在洋教习们的指导和带领下，淮军士兵不仅学会了如何使用洋枪洋炮，而且全部改用洋式操练法，比如开步走、向右转等，都按照外国军号以及音译的外国军令行动。

原先由于不易买到真正的西洋开花炮，又无人教授，淮军所拥有的火炮既小且少，形不成战斗力（劈山炮的威力只堪与火力较强的洋枪相当，而不能与洋炮相比较）。从1863年春季起，在洋教习的牵引和鉴定下，淮军所购买的洋枪洋炮陡然大增。戈登又将常胜军停用、闲置乃至从太平军手里夺过来的洋炮，转赠给淮军使用，于是淮军各主力大营便都先后建立起了自己的炮队。

胜利魔杖

1863年4月，淮军和常胜军组成联合部队，开始重新对苏福省发起攻击。他们一口气夺回了一度失守的福山，又击破太平军对常熟的包围，显示出与日俱增的战斗力和攻坚能力。

淮军虽然通过引进西洋炮加强了自身火力，但炮位都还很小，所以攻城仍需依赖于常胜军，更确切一点说，是依赖于常胜军的开花炮队。经华尔、戈登等人的先后经营，常胜军建有六百人的整营炮队，拥有三十余门以上的大炮，这些大炮都是当时中国所没有的，其中“开花巨炮”（实际为加农炮和榴弹炮）等重炮就有一二十门。

5月，联合部队再攻太仓，在攻城战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常胜军的开花炮队。戈登采取的战术是首先向城墙猛轰四个多小时，然后才组织步兵向被炸塌的城墙缺口冲锋，如此反复三次，终于攻破了太仓。自此以后，每当淮军遇到坚城难克的情况，都要调常胜军开花炮队强轰硬炸。

华尔也很重视火力组织，从这个角度来说，戈登并没有完全脱离前任的路数，但确实已更上一层楼，所以有人称戈登是个出色的战术家，在用兵上比华尔更精。

当然，戈登本人也许更愿意别人把他看成是第二个华尔，他甚至还模仿华尔的风格，作战时手里不握枪（在衬衣里藏一把左轮，但从来没用过），只拿一根小手杖，士兵们戏称为“胜利魔杖”。

1863年6月1日，联合部队围攻昆山。在北面的常熟、太仓均已失陷的情况下，昆山守军仅有一条退路和粮道可通往苏州。戈登经过侦察发现，可在昆山城西的正仪镇对此退路予以切断。

昆山周围河道纵横，湖泊甚多，和华尔一样，戈登认为汽船在江南三角洲地带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的汽船具有绝对优势”。他率领常胜军和部分淮军，乘着汽船，在太平军占领区内迂回行进三十多公里，对正仪镇发动了突袭。

多数太平军对汽船都很陌生，也异常害怕，听到汽船尖厉的鸣叫声，士兵们甚至都惊呆了。联合部队以突袭的方式成功占领了正仪，戈登事后颇为得意地总结道：“熟悉地形起了决定性作用，我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地形……”

后路被切断令昆山城内的太平军不攻自乱，继太仓之后，通往昆山的第二座城市也落入淮军手中。

到这个时候为止，淮军和常胜军的配合已经相当默契：淮军有野战优势，主要负责占领阵地，保护常胜军的开花炮队以及掩护其侧翼；常胜军有技术优势，重点通过对大炮和汽船的有效运用，来击破敌方的坚固防线。

过去国内战争的经验表明，湘军长于野战，而拙于攻城，太平军相反，长于守城，拙于野战。长江上游重镇，武汉、九江、安庆，没有哪一个不是湘军经年累月，付出巨大代价才攻下来的。淮军改变了人们的这一习惯看法，由于其本身装备了大量的洋枪洋炮，又有常胜军协助，从而弥补了不善攻坚的缺点，迅速成长为一支野战攻坚兼长的军队。

如果说太仓是苏州的北大门，昆山就是东大门，太仓、昆山既下，苏州的北、东两面完全暴露在联合部队面前。程学启、戈登继续加强进攻，他们在攻占苏州南面的吴江，隔断苏州与浙江太平军的联络之后，开始着手进攻苏州。苏州主将、慕王谭绍光屡屡出师反击，但均未能得胜，不得不派人前往天京，向李秀成频频告急。

自南渡回到天京后，由于天京、苏州的局势同时恶化，李秀成一直在两地的前线奔忙，往往是早上在苏州，晚上就得回天京，两边都需要兼顾，两边又都难以集中精力，其有限的突击部队也无法集结于一处使用。为此，李秀成再三奏请天王洪秀全，要求准许他先出京解苏杭之困，但洪秀全只顾天京一头的安危，始终不肯放行。

1863年9月中旬，刘铭传攻克江阴。此后李鹤章等部向无锡推进，致使无锡、常州的太平军都不敢也无法进援苏州。眼看苏州危在旦夕，李秀成又一次向天王恳切奏请，说：“苏州、杭州一旦失去，天国的粮库就将毁于一旦，天国将永远得不到安宁。我恳求天王让我出京，解救苏州、杭州，这样我死也瞑目。”

见硬留李秀成不住，洪秀全及群臣向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要资助天京饷银十万，二是只给四十天期限，四十天后必须立刻回京，如果银两不够或逾期不归，将依法予以处理。

李秀成急于解苏杭之困，只好把全家的金银首饰等值钱物品都拿出来，凑够十万两交给洪秀全，并将母亲和儿子留下作为人质，这才得以出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