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胜天半子



自移师皖南以来，祁门大营不仅处于太平军大范围的四面包围之中，而且数次受到直接的严重威胁，这让曾国藩开始认真考虑此地是否适宜作为大本营驻扎地。曾国荃给他写信，认为祁门乃偏隅之地，格局太小，应“出大江规全局”。曾国藩觉得很有道理，遂决定移营东流。

同是移营，危急时移营与局势略定时移营，在意义和价值上是完全不同的。曾国藩称之前不肯移出祁门为“固执之挺经”，如今移营东流，则是“通融之挺经”。一句话，不看周围的人怎么说，就看当时当地，值不值得、需不需要那样去做。事实也是如此，东流位于江岸之上，曾国藩移营东流后，与水师联络，协调南北两岸的作战都变得更为方便了。

曾国藩在皖南如此艰苦撑持，毫无疑问是为了让胡林翼能够集中湘军主力，更好更快地取得安庆战役的胜利，但就在这段时期里，他的老搭档其实也正如坐针毡。

笨人下棋

曾胡在发起东征时，对整个战役计划做了精心部署，并分出了一二线，其中第一线是安庆、桐城及祁门一带，第二线是湘鄂交界的大别山各要隘。不过这一部署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湘军的主力部队几乎全都被集中到了第一线，湘军本身兵力不多，这样一来，第二线便只剩下了成大吉、余际昌等寥寥几支部队。

据估计，集结于皖北的水陆步骑各军在极盛时超过了六万。很多人事后批评胡林翼得安庆之心过于急切，把重兵都调到了皖北，致使后方空虚，犯了兵家大忌。实际上，胡林翼对这种情况是有心理准备的，可以说是有意为之。按照他的观点，“进兵求战，约不过五六分可靠便应放手放胆”“兵事怕不得许多，算到五六分便须放胆放手，本无万全之策”“若处处设备，即十万兵，无尺寸之效”“处处设备，必致处处无备”。也就说，胡林翼在做出进兵皖北的部署时，就预料到要冒一定风险，可是为了集中兵力，他又认为这个险完全值得一冒。

如果说胡林翼排兵布阵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已经提前预估了风险和收益，大营前移却实实在在是犯了一个冒进的错误。胡林翼的大营本来设在英山，此处距鄂东重镇黄州不足两百里，又为大别山要隘，犹如一面屏障，可以对第二线起到加强和巩固作用。可是在陈玉成西征后，为了支援和指挥第一线的作战，胡林翼临时将大营迁到了太湖，第二线由此变得更加薄弱。

1861年3月6日，陈玉成率部大举西进，守卫安徽霍山的余际昌部进行抵御，但太平军自黑石渡绕迂回至敌后，余部大败，七营人马被歼了四营。

霍山之后是英山，由于胡林翼大营已经前移，英山没有兵勇，太平军不费吹灰之力便予以占领。从英山到武汉，沿途各府县均无兵守卫，不过是在唱空城计而已，太平军如果要攻取它们同样是轻而易举，如同摧枯拉朽般容易。

消息传至胡林翼的太湖大营，胡林翼大惊失色，他万万没有想到陈玉成能够如此迅速果断地奔袭其后方。眼看着风险和收益将严重不成比例，他一边叫苦不迭，痛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一边向曾国藩表示，是自己谋划不周，愿负其罪。

奉胡林翼之命，原驻扎于青草塥的李续宜部急忙回援湖北。李续宜出发不到两天，陈玉成却又假冒湘军旗号袭取了黄州府。黄州是湖北重要的财赋之区，地丁糟粮征额几乎达到全省的二分之一，有“黄州钱漕半一省”之称，同时它东距大别山，西至武汉都不过百里，为武汉外围的军事要地。

黄州被攻破，使得整个湖北为之震动。恐慌情绪迅速蔓延于省城，老百姓争相逃避，胡林翼的夫人当时住在省城，也赶紧带上他们夫妇过继的儿子逃难。短时间内，各粮台、军火总局全都人去屋空，总管粮台的阎敬铭号令不灵，愤极之下欲上吊自杀，虽然最后没有死成，但也几乎断气。

城中秩序变得极其混乱，监狱里的囚犯纷纷闹着要出来。一些社会上的人也极力渲染太平军即将入城的消息，试图从中作乱，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公开抢劫。幸而湖南布政使唐义渠颇能沉得住气，他带队巡察全城，并亲杀数人，城内秩序这才稍稍稳定下来。

得知武汉已呈瓦解之势，正卧病在床的胡林翼既惊又悔，大口吐血不止，连连哀叹：“临死而得罪一省之官民，何颜复立于人世哉！”其间，他三次向水师救援，一天之内连发四次急信给李续宜，说：“贼（太平军）入黄州，恐日内又假冒官兵，分兵掳船渡江，扰入武汉矣！”

无论湘军水师还是李续宜部，抑或本来就留守湖北的舒保部，都还没能够赶到武昌。汉口没有城墙等防御工事，武汉守军仅有两千余步兵和数百骑兵，防卫力量极其薄弱。太平军只要继续西进，不仅汉口唾手可得，即如武昌、汉阳也不难迅速攻下。

事实上，太平军先头部队已进至距汉口不过四十里的滠口，但陈玉成并未抓住这一大好战机，指挥主力直捣武昌，而是在前锋部队小挫于滠口之后，即游移不前。

按照《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汉口、九江均为中方所增设的对外开放商埠。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沿江察看商埠，行至汉口，得知太平军已攻占黄州，并有进一步攻取武汉的迹象，他忙派参赞巴夏礼前去黄州会见陈玉成。

见到陈玉成后，巴夏礼强调英方在汉口有商业利益，要求太平军不要攻打武汉。陈玉成听后，居然一口答应放弃进攻武汉，接着便分兵攻向湖北腹地的其他府县。

要不要撤围

李秀成在上海战役中吃过英法联军的大亏，导致太平军对洋人普遍有所忌惮，这应该是巴夏礼哄骗和恐吓之术能够得逞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由于李秀成没有及时赶到，使得太平军无法对武汉实施钳形攻势，而陈玉成又缺乏单独进军武汉的足够信心，则是不容忽视的另一个原因。

李秀成是第二次西征计划的主要制订和发起人之一，本应与陈玉成达成高度默契，但他此次入赣，主要着眼于扩充自己的武装，即先接收原石达开旧部和江西当地的起义军，之后再借道江西入鄂，接收湖北的起义军，与陈玉成协同配合反而被放到了次要位置。

孤军深入和部队滚雪球一般地不断扩大，迫切需要李秀成通过一路攻城略地来获得补给。与此同时，为保障皖南湘军的粮道，左宗棠被牢牢牵制于景德镇一带，江西内地各府县力量薄弱，李秀成想打哪儿就打哪儿，肆行无忌，哪里还能够如约进军湖北？否则的话，李陈联手，武昌可能早就拿下了。

李秀成是太平军少有的具备大局观的将领，他违背天王意愿，打着接收赣鄂起义军的由头，执意主持南路军的西征，其实更多的出发点还是要解安庆之围。孰料打着打着，竟真的舍远略就小利，丢了西瓜捡芝麻，与初衷背道而驰，从中亦可见太平军在统一指挥、团结作战方面存在着多么严重的弊端。

既然本身对攻取武汉就没有把握，陈玉成也就乐得答应洋人，送对方一个顺水人情了。可是接下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一决定是个不折不扣的下策，太平军虽然分兵攻取了德安、孝感、随州等地，但只要武昌不丢，对湘军就无法造成足够的震撼，也根本无法再牵制和调动其在安庆的部队。对于这一点，李秀成看得很是真切，他叹息道：“英王错了，这样做只会使安庆之围更加坚固，他（指湘军）有水师可济饷，安肯救此不急之城？”

陈玉成的分兵为湘军回援武汉赢得了足够的时间。先是李续宜的步兵与舒保的骑兵绕道抵达武昌，使省城防务得到大大增强，随后湘军水师彭玉麟部、从援川军中截留来的湘军刘岳昭部四千余人也双双回援到位，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湘军在湖北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陈玉成再不可能像刚入湖北时那样如鱼得水了。

其实退一万步说，就算是陈玉成当时不惜一切代价，舍“不急之城”而攻武昌，甚至顺利地把武昌拿下来，湘军也不会撤去安庆之围。

围绕要不要撤围，曾胡此前已进行了紧急磋商。胡林翼确实有所动摇，但曾国藩的态度异常坚决，在他看来，武汉即算是丢掉，很快就能夺回，可是安庆一旦撤围，以后要想再进行围困就太难了。他还判断，陈玉成奔袭湖北，其意无非是援救安庆，只要湘军死死围住安庆，不管最后武汉守不守得住，陈玉成必定还是要回援安庆。

不出曾国藩所料，1861年4月22日，陈玉成在攻占湖北广济、黄梅后，便就势折回安徽。

归根结底，太平军第二次西征的主要目的是援救安庆，陈玉成突袭湖北，也是为了围魏救赵，牵制湘军和迫使其回援，以解安庆之围。胡林翼被搅得心神不宁，不得不派李续宜紧急回援湖北，说明这次长途奔袭至少已部分实现了既定目标。更重要的是，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正从天京出发，率大批人马西援安庆，陈玉成势必要前往会合，以集中兵力救援安庆。

陈玉成进入安徽境内后，首先受到威胁的就是太湖。太湖乃胡林翼大营所在地，城中只有五百人固守，但胡林翼仍坐镇城中一动不动。左右劝他赶紧转移，他答道：“帅府所在，即官员职责所系。潜山、太湖，百战得之，岂可轻弃？我就是在这里守上一两年都不怕敌军进攻，而且我相信敌军也不敢攻。”

事实上，胡林翼此时正在病中，连日吐血，真要出城行动也很困难，而且他和曾国藩不肯迁出祁门时的心境一样，都担心大营一动，会极大地动摇安庆、桐城两地的军心，所以只能咬着牙硬撑。

所幸陈玉成的心思完全不在攻克太湖之上，在他的率领下，所部一路风驰电掣，兼程并进，经过太湖、宿松时都没有停留，最后取道石牌，直接屯扎于距安庆仅十五里之遥的集贤关。

陈玉成此次回援，一者急于解安庆之围，二者如李秀成在江西一样，也怕粮草不济，所以急切地希望能够速战速决。这些都没有超出曾国藩的预计范围，他认为陈玉成的急躁求战正是己方取胜的一个有利条件，因为部队行军太快，气势太足，必然容易暴露出破绽。

在胡林翼病重的情况下，曾国藩更多地担负起了安庆战场的指挥责任。他致信曾国荃，让曾国荃务必沉住气，先稳住数日，在这数日之内，不主动出战，不随意呐喊，如果隔得较远，枪炮无法准确命中，也不准对太平军乱放一枪一炮。

以静制动，通过“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规律来制服对手，最早是罗泽南琢磨出来的独门功夫，经他和曾国藩等人共同总结推广，早已成为湘军的老战法。曾国藩断定，太平军在数日猛攻而无法得手的情况下，锐气必然会渐渐消退，到时再以多隆阿、鲍超两军实施夹击，此役将至少有六七成胜算。

功亏一篑

安庆地势依山傍水，南濒大江，北倚龙山，东经菱湖。菱湖是一个方圆仅十几里的小湖，有水道与枞阳相通，并可由枞阳进入长江，但枞阳在半年前就已被湘军攻克，所以安庆守军无法经由枞阳入江。

在曾国荃部和湘江水师的围困下，安庆城只有通过菱湖与外界交通，城内守军也经常用小船偷运米粮入城。1861年4月29日，陈玉成在菱湖北岸的中空地带筑垒十三座，安庆守将叶芸来隔湖呼应，在南岸筑垒五座，两边用小船进行联络。

从5月1日起，由陈玉成亲自督军，城外太平军分成十余路猛扑曾部外壕，叶芸来同时对内壕进行突击。曾国荃除依壕坚守外，另请水师将长江中的二十余艘炮船抬入内湖，用以阻遏太平军内外部的联系。

在水勇抬船入湖的过程中，曾国荃派战将萧孚泗出壕护卫。太平军发现后立即对萧部予以包围，幸亏曾国葆拼死援救，才把萧孚泗救出来。此后抬入内湖的炮船开始进行巡弋，太平军的小船不断遭到攻击。

陈玉成在水上没有反击能力，只能在陆上加强攻击，希望能够逐步控制菱湖四围，打破湘军水陆结合的封锁线。之后太平军所筑营垒日益增多，直逼湘军营垒，经与众将商议，曾国荃决定派曾国葆在东路湖边筑垒，以进一步遮护水师。

陈玉成非常清楚湖边筑垒对己方造成的威胁，他对部下说：“清妖（此处指湘军）若于东路筑垒，可制我死命，不可不争。”随即组织敢死队出击，竭力阻挠湘军筑垒。湘军则一边筑垒一边抵抗，最后曾国葆率部用一昼夜的工夫就筑成了湖边营垒。太平军功亏一篑，城内城外无法再顺利通过小船进行联系。

这时陈玉成所企盼的援军已纷纷赶到。就在安庆之战打响的第一天，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抵达桐城，二人会同庐江守将吴如孝，率两万人马自桐城南下。多隆阿闻报，急忙予以阻击。

在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统兵将领，洪仁玕、林绍璋最不受湘军重视。洪仁玕虽贵为天国军师，但缺乏实战经验。林绍璋本非大将之才，早期湘军曾靠着被称为“初兴第一奇捷”的湘潭战役翻身，林绍璋在那场战役中出尽了洋相。

吴如孝倒是一员勇将，然而官阶太低，没有发言权，结果是三个臭皮匠也顶不了一个诸葛亮，多隆阿拿捏起来简直是轻轻巧巧——先以疲劳困乏的兵勇示弱，将太平军诱至桐城南四十多里处的新安渡，然后予以一顿猛击。太平军大败，被迫退回桐城。

两天后，堵王黄文金率七千人自芜湖北渡，会合林绍璋等人及两万捻军，与多隆阿再战于新安渡。黄文金的军事才能跟李世贤、杨辅清是一拨的，在太平军将领中处于中上水平，但连他也不是多隆阿的对手，援兵再次落败。

安庆战役打得如火如荼，多隆阿也已经两度出手，曾国藩却始终没有令鲍超北渡。除了皖南尚未脱离危急状况，需鲍超一军稳定人心外，曾国藩更多的考虑是鲍超要么不北上，一旦北上就要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和效果。

鲍超虽然归曾国藩节制的时间不长，但曾国藩对他的特点已然了如指掌。根据他的观察，鲍超及其霆军固然优点很多，可称得上是皖南湘军的镇山法宝，然而也有沉不住气这一缺点，即所谓“少一静字”。

陈玉成此次急于速战速决，如果提前将鲍超派到安庆，反而更容易激发起陈玉成的斗志，一上来必然是拼命死战，由于太平军锐气尚在，胜负委实难料。可要是晚一点派出鲍超，安庆外围仅有多隆阿，曾国荃又是陈玉成以前没打过交道的，他就可能生出轻敌懈怠之心，便于而后鲍超、多隆阿进行夹击。

原先曾国藩预计曾国荃只需“稳守数日”，因为太平军援兵赶到等突发情况，变成了“坚守半月待援”，但不管安庆战场的局势如何惊心动魄，曾国藩始终没有轻易遣出鲍超。

1861年5月10日，曾国藩将大营自祁门移至东流。当天他认为时机已到，向鲍超发出了北渡赴援安庆的命令。与此同时，胡林翼也将湘军方面的另一援军成大吉部调往安庆。

陈玉成连续猛攻湘军壕堑未果，所部士气已受到很大影响。林绍璋、黄文金等被多隆阿所阻，无法前来会合，加上鲍超、成大吉即将到达安庆，陈玉成的处境变得更加尴尬，为免陷入被动，他只得率主力部队暂时退至集贤关外。

5月16日，陈玉成做了以一己之力，独立硬攻安庆外壕的最后一次尝试。这次尝试仍然归于失败，之后他便自率步骑兵五六千人，在突破多隆阿部的阻挠后，前往桐城接应会集于那里的援军。

第一悍党

集贤关外有一座赤冈岭（据考证实际应为雉冈岭，但因湘军奏报中都写为赤冈岭，故得以沿用）。陈玉成在赤冈岭筑成了四座坚垒，他前往桐城后，赤冈岭由所部主力刘玱琳等率四千人据守，与关内十三垒互为掎角。

陈玉成前脚刚走，鲍超、成大吉及水师杨岳斌部即对赤冈岭发起攻击。这三支人马加起来超过万人，为太平军的三倍，鲍超的霆军更是湘军第一劲旅，可是结果不但没能攻下赤冈岭，还承受了极大损失，伤亡者竟至三千余人之多，为湘军建军以来所未见。

被打得这么惨其实也不冤，除了攻守态势不同外，还因为他们遭遇到的是当时太平军中首屈一指的精锐武装，按曾国藩的说法是“最悍之党”“第一悍党”。

陈玉成把他的基干力量都留在了赤冈岭，四千士兵个个都是参军多年的老兵，贾仁富、李四福、朱孔堂等诸将也都是自金田从军的老将，可以说兵是强兵，将是强将。统领留守部队的刘玱琳既是参加金田起义的元老，也是陈玉成麾下最为骁勇善战的将领，此人顽强敢拼，能打硬仗，每每在大战中充任先锋。作为对手，曾国藩对刘玱琳极为赞赏，私下甚至避开将太平军官兵称为“贼”的习惯，称其为“玱林先生”或“玱翁”。

刘玱琳部坚守四垒，血战到底，杀得湘军尸横遍野，赤冈岭之战也由此成为安庆战役中太平军打得最顽强的一次小战役。这一战役令湘军内部大受震动，其中最为失望的人莫过于曾国藩，他原以为派鲍超北渡即可解决问题，可没想到鲍超上去了，攻击兵力在数量上也前所未有地占有极大优势，最后竟然打成这个样子。

失望沮丧之余，曾国藩连一直坚守的心理防线都守不住了。他敦劝曾国荃考虑“退兵驰围”（即撤安庆之围），说：“若不弛围，而全军又没有后顾之忧，此为上策……若不弛围，但全军又不能免除后顾之忧，则不如弛围，尚可偷安旦夕。”

曾国藩突然退缩，当然有为胞弟安全着想的因素，然而曾国荃对此却并不领情。他不但不撤围，还把“长围久困”扩大开来，再掘长壕，用以围困关内十三垒。

以胡林翼为首的其他将帅也反对撤围，胡林翼在给李续宜的信中透露：“涤帅（曾国藩）欲撤安庆之围……沅浦（曾国荃）不应，厚庵（杨岳斌）恐亦不应。……今湖北江西已吃大亏，忽又撤围，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曾胡在指挥作战时虽不时产生意见分歧，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团结无间，尤其是两人各有所长，常能发现对方所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这回胡林翼就显得比曾国藩要高明，他认为，赤冈岭挫败后应及时改变战术，“断不可太急，急则狗贼（此处泛指陈玉成所部）必遁矣”，应该如同曾国荃压制关内十三垒那样，也用以静制动的战法来对付关外四垒。

胡林翼向鲍超等前敌将领下达明确指示：“官军应四面包裹，不放此狗外窜，只凭垒固守，持重不战，贼必自来求战。待其精疲力竭后可方起而破之，狗可屠也。”

遵照胡林翼的指示，鲍超等人不再对赤冈岭实施强攻，而是予以四面围困，同时还围绕关外四垒修筑了数十座炮台，连日对炮台进行轰击。

杀人如麻

刘玱琳是和鲍超差不多类型的勇将，勇猛有余，智谋不足。其实他最恰当的做法，是在给予湘军以重大杀伤后就弃垒而遁，避敌凶锋，保全实力，以图再战，但他没能想到这一点，犯了和安庆守将叶芸来一样致命的错误。

一旦赤冈岭遭到合围，弥补错误的主动权就不在刘玱琳自己手上了，他只得坚守待援，寄望于援兵能够打开局面。问题在于陈玉成连安庆都接近不了，更遑论解救赤冈岭，至于关内十三垒，在被曾国荃包围后，也根本无法对赤冈岭施以援手。

刘玱琳部本身在人数上就处于劣势，经过长达半个多月的围攻，各垒所储粮食也已断绝，无法再继续支撑。1861年6月8日，在关外四垒的围墙已被湘军轰塌数丈之后，三垒率先投降，仅剩下由刘玱琳驻守的第一垒。次日，鲍超继续猛攻第一垒，鉴于势单力孤，刘玱琳率部半夜突围，但因溪流涨水被阻，最终突围失败，刘玱琳被擒。

随着赤岗四垒的陷落，投降及被擒的太平军除少数短发者被释外，刘玱琳及其属下官兵全部被杀，曾国藩在写给朝廷的奏折中称：“歼除长发老贼至四千名之多，实为从来所未有。”

在湘军将帅中，胡林翼自称是“三如行者”，即爱才如命、杀人如麻、挥金如土，但他常常笑言：“此三如，本行者何曾做到？聊以自娱而已。”另一个爱往“三如”上凑的是曾国荃，左宗棠与之闲谈，问他一生得力何处，曾国荃很坦白地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不过曾国荃其实也没他自己说的这么心狠手辣，当他看到赤岗或俘或降的太平军被杀了这么多，事后也觉得太过分了。

真正杀人不眨眼的是曾国藩，他怕曾国荃在杀俘这件事上动摇，特地在信中劝曾国荃：“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

事实上，湘军如此做法正是出自于曾国藩的授意，每次战争结束，湘军对太平军俘虏的政策一贯都是，遣散和释放短发及被迫胁从者，但对“老长毛”决不放过（如果是在太平军的阵地尚未动摇或被攻破前投降，则另当别论，此前陈玉成手下的另一悍将程学启出安庆城投降，就被予以接受）。

曾国藩当然并不是天生杀人狂或者患有嗜杀症。事实上，他统兵十余年，部下将领不管犯下什么过错，他也从未引用军法杀过其中任何一个。他的弟弟曾国潢在乡办团，常借势杀人，曾国藩知道后就用锥扎其大腿，曾国潢呼痛，曾国藩对他说：“你杀人就不痛吗？”

曾国藩之所以对太平军杀得这样狠，乃至不顾“杀降不祥”的古训，乃是出于他一贯的“乱世用重典”思维。当时的一些文人也认为，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社会动荡，人心思变，就连乞丐小偷都敢高揭太平天国的旗帜倡言作乱，若不厉行杀戮，就无法使“暴徒”生畏而重拾积年思乱的人心，所以“国藩以猛振玩，良非得已耳”。

湘军集团内部自然更不会对此有何非议，胡林翼就曾手书一联勉励曾国藩：“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就在赤岗四垒陷落之际，李秀成自江西进入湖北，早与李秀成建立联系的鄂南当地起义军纷纷加入太平军，使李军迅速扩充至数十万人，之后他们又占领了武昌县。这时北路西征军虽有一部分随陈玉成回援安庆，但赖文光等仍坚守于黄州等地，也就是说，太平军对武汉已形成南北夹击的有利态势。

武汉局势再度紧张。湖广总督官文向李续宜告急，说：“（武昌）内外空虚，战守皆不可足恃，惟日夜望眼欲穿，企盼贵军迅速渡江应援。”

李续宜正在黄州、德安与太平军相持，无力大举南援，只得抽出蒋凝学一支人马前往应急。胡林翼闻讯亲率成大吉军十营自太湖出发，沿江西上，往武昌进发，由于仍感兵力不足，他檄令鲍超也同时加入回援阵营。

各怀心思

李秀成自从在羊栈岭败于鲍超之后，就对鲍超心有余悸，见到总是绕着走。听闻鲍超回援，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避战，先前李世贤在乐平、刘官芳在祁门落败的消息，又让他产生了江浙归路可能被切断的担忧，于是不等与隔江相望但音信不通的赖文光取得联系，便下令全军原路东返。

日后李秀成被俘，审问者问道：“你的部队已打到鄂省南境，再进一步就可使武昌动摇，甚至解安庆之围，为什么一听到鲍帅（鲍超）来援，就不战而退呢？”

李秀成是这样回答的：“开始我的确想通过攻打武昌来解安庆之围，但后来知道安庆之围难解，又听说鄂兵（即指鲍超的霆军）太强，所以才不战而退，此乃天意。”

除了李秀成自己承认的闻鲍则退外，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李军占领武昌县后，李秀成的部下曾在武昌县附近截留了一批英国人的丝麻，希望以此与英方交换枪支弹药。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为此登门交涉，将这批货物要了回去。有人推测，金执尔交涉时，可能又重演了数月前巴夏礼哄骗威吓陈玉成的故技，导致李秀成最终放弃了进攻武昌的计划。

安庆战役期间，天王洪秀全曾发布诏旨称“替朕调拨交玉胞，业颁诏旗印四方”，似乎赋予了陈玉成以调拨军队的最高权力，但是这种授权被打了很大折扣，干王洪仁玕和洪秀全的那两个脓包哥哥全都位居陈玉成之上。

退一步说，就算是洪仁玕等人不干涉陈玉成指挥，凭陈玉成一己之力，要想再形成天国早期军事上统一指挥的局面也难如登天。当时天国已封了十多个王，与陈玉成、李秀成封王时起到积极作用不同，自此开始的大封诸王可谓弊端众生，胡林翼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军封王太滥，诸王各不相下，不受节制，故行军难有统帅；上游仅恃陈玉成，下游仅恃李秀成，非有节钺之尊也。”

缺乏“节钺之尊”，就得像李秀成一样，全凭同事之间的个人关系调度军队，但根据湘军掌握的情报，英王陈玉成除与干王洪仁玕的关系不错外，和其他王包括忠王李秀成在内，全都是貌合神离，各王对陈玉成也是“表面敬畏，内心嫉恨”。

天王的猜忌狭隘，诸王的各怀心思，令陈玉成的指挥权十分有限，每战他都必须与各军首脑协商，一些部队拒绝合作、不听指挥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陈玉成到桐城后，召章王林绍璋前去开会研究作战方略，林绍璋竟以“粮草罄尽，官兵惶恐”为由拒绝与会，还擅自移营鱼塘冈（据考证应为雨坛冈）。陈玉成致信林绍璋，批评他身居王位，却反复不定，导致将官不能用命，而且“殿下之兵，一战未开，即行自退……轻举妄动，自惑军心”。

这封批评口气极其严厉的书信后为湘军所得，曾国藩看了很是高兴，说通过它就知道太平军诸王不合，各自为战，不相上下，湘军胜利有望。

林绍璋是个草包王侯，他的作用与李秀成无法相比。从安庆战役期间湘军缴获的太平军“伪文”（作战命令、通报等文件）来看，陈玉成曾通过天京方面给李秀成下达命令，让他北渡援救安庆，但命令并没有能够得到执行。当然，问题不在于是否一定要李秀成直接过江救援安庆，如果他能在湖北坚持进攻武昌，或在皖南坚持进攻祁门，甚至在江西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牢牢盯住南昌打，也间接具备了为安庆解围的性质。祁门、武昌、南昌，这三个地方，只要痛击一地，或同时痛击其中的二地、三地，必将导致湘军更大规模的分兵，到时解安庆之围还会困难吗？

可惜的是，李秀成和李世贤相似，关键时候私心太重，苏浙是他们的根据地，无论参加西征还是沿途招兵，首要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苏浙根据地：战局顺利或实力增强，就要回去经略浙江，实现他们把苏浙根据地联成一片的计划；战局不顺或北路西征军需要直接支援，往往就畏畏缩缩，保存实力，乃至拒绝施以援手。

李秀成等人的自私和心不在焉，使得湘军在赣鄂两省重新占据了主动，鲍超跟着李秀成一直追到江西，李续宜、刘岳昭等部合力进攻仍坚守于黄州、德安的北路西征军，武汉已经安如磐石，湘军可以一心一意继续围攻安庆了。

自李秀成进攻上海受挫，英法联军即禁止洋商逆江而上向太平军提供武器补给，但粮食并不在此例。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中国向列强开放了内河通商，载运粮食的洋船更可以在长江上畅行无阻。在不少洋商看来，安庆缺粮乃是一个极好的商机，正好可以将他们船上的粮食卖个好价钱，因此不顾官军劝阻，一直与安庆城内互通贸易，向太平军出售粮食。湘军水师虽控制了近城江面，可是也不敢得罪洋人，只得听其交易。这就是为什么安庆被围一年多，城内却依然没有弹尽粮绝的原因。

倘若这种情况继续延续下去，城内接济不断，哪怕再围个一年也不会有什么成效，“安庆永无克复之期”。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曾国藩思考了整整两个月，之后突然开了窍。

四两拨千斤

从前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起义军占据上海县城，官军久攻不下，细究下来，也是洋船向城内接济了粮食。之后，地方官府偷偷送了四万两白银给洋商，洋商即为官军所用，起义军的粮草也随之断绝，官军这才得以攻克上海。

曾国藩虽没有直接和洋人打过交道，但他从这个例子里得出结论，认为洋人有两个特点，“最爱财利，最讲交情”，也就是洋人重商，而且很守信用，若能掌握好这两点，交涉不难。

在曾国藩的授意下，凡有洋船经过安庆附近，湘军水师各营就予以殷勤接待，陪着吃好喝好，完了还有礼相送。曾国藩预先拨付给水师五百两白银，专门用以接待洋船，而且交代不必过于节省，少了再补。

接待洋船时，水师方面的人并不主动谈到安庆战事，为的只是建立感情联系。只有在探明洋船载运粮食的情况下，为提防其将粮食出售给城内守军，才需要与之交涉，交涉的方式是先以好言相劝，如果对方不听，再投其所好，以利诱之：你不是要卖米给城内的太平军吗？那你卖给我们，绝不让你吃亏。

一石米，太平军出价五两银子，湘军也出五两，太平军出价十两，湘军也出十两。洋人为的不过是要做生意赚钱，同样的利润，他们不用冒着风险再钻到安庆城里去，而且又在水师这里吃着喝着，双方还有了一点交情，何乐而不为？

同为南北大帅，有人曾把曾国藩和僧格林沁放在一起比较。平心而论，曾国藩的军事才能未必及得上僧格林沁，但他的政治头脑和文化素养却是僧王所万万无法比拟的。即以对外交涉来说，僧王就是硬碰硬，打不过也要打，而曾国藩却知道中国人还有一种独特的智慧和技巧，叫作四两拨千斤。事实上，如果把时间往回倒，当年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家丁张喜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思维，只是当时的大吏都视张喜为小人物，利用完了就扔，更不会想到他这种思维也有着超前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曾国藩的办法大收其效，安庆城内的粮食军火接济逐渐断绝，贮存物资也行将告罄。在外围援军的调集越来越困难，且都无法接近安庆城的情况下，安庆太平军只能独立对湘军壕堑发动进攻，试图打通水路粮道。

这些尝试都一一失败了。一位偏向于太平军的洋人记述道，湘军“驻扎在城上大炮射程之外的地点，建筑起无数敌人爬不进，他们自己也爬不出的坚固土垒和栅栏”，“他们运用哲学的思维，精密地计算到，当城内粮尽的时候，他们的兵士就可以吃得饱饱的爬上城墙，而不会遇到任何严重的抵抗”。

湘军水师也给予了曾国荃部有力配合，杨岳斌在枞阳修筑大坝，用以加深加宽内湖水面。不久之后，安庆东门外便形成了“一片汪洋”，这样水师便可以从近城江面直接驶入内湖，与太平军作战。

1861年7月初，菱湖北岸太平军乘夜渡船回城，被湘军水师阻截。太平军军心大乱，曾国荃趁机在一天之内，将太平军在菱湖南北岸所建的十八座营垒全部攻陷。

除南北岸营垒外，安庆北门外还尚存有三座石垒，驻守石垒的是太平军的敢死队，极难攻取。曾国荃就让降将程学启上，程学启本为安庆守将，熟悉城内城外防务，又急于取得投名状，自然拼其全力，三座石垒很快就被攻破。至此，安庆屏障尽失，沦为了岌岌可危的孤城一座。

在这种情况下，解安庆之围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但陈玉成仍在调集援军，做挽救安庆的最后努力。之前他曾赴天京请援，欲调李秀成、杨辅清增援安庆，但结果令人失望，为此他不得不亲自南下宁国，用一个“求”字才令杨辅清答应北渡。

8月初，辅王杨辅清率所部十万人自皖南渡江北上，与陈玉成会合后赴援安庆，林绍璋、黄文金、吴如孝（干王洪仁玕已回天京）亦在挂车河等地进行呼应。

首先迎战他们的又是多隆阿，而且多隆阿施的还是伏兵之计。

多谋而善战者皆天授

还在东征开始时，胡林翼即执意要让多隆阿担当前敌总指挥的重任，就是因为知道他具备着鲍超身上所没有的长处，即不但勇猛，而且机智，能够做到“运筹决胜，料敌如神”。

其实多隆阿和鲍超一样不识字（多隆阿是不识汉字），所有公文书信，都得由幕客读给他听，但他听后所提出的意见却往往能够切中肯綮。有时多隆阿喜欢坐于帐中，听人给他读《三国演义》，听到某将领设计一节，还没等读书人再接着读下去，他就已经提前领悟，知道这名将领准备设的是什么计了。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天才，好像一生下来就比别人更懂打仗，所谓“多谋而善战者皆天授”。

为了使对手进入他的伏击圈，多隆阿这回上演的是诈病不出。陈玉成、杨辅清不明真情，还真以为他病了，进攻非常积极，结果一头扎进多军的伏击圈，被杀得大败。林绍璋等人都是配角，主角一败，他们也只得落荒而走。

此后，在桐城附近的一次对决中，陈玉成、杨辅清又再次为多隆阿所败。自陈玉成首率粤捻联军赴援安庆，在挂车河与多隆阿大战起，他已先后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救援行动，从这四次救援行动来看，势不可谓不猛，兵不可谓不多，但居然仍无法突破多隆阿所组织的防线，这使陈玉成几乎感到了绝望。在多隆阿所缴获的太平军物品中，发现有一封他写给天王洪秀全的蜡书，其中写道：“奉命征讨妖孽，所过破巢压卵，无敢撄锋。惟多某老谋善战，用兵如神，臣与对阵，屡为所败，今百万精锐悉遭顿挫，自料力不能敌。”

如果实在无法击败多隆阿，那就只有摆脱他了。计议已定，陈玉成等人重新兵分三路南下，其中陈玉成、杨辅清为一路，自太湖一线绕远路避开多隆阿，取道小池驿、黄泥港赴援安庆；林绍璋、吴如孝为一路，自桐城南下挂车河一线，牵制多隆阿；黄文金为一路，自东路绕援安庆。

多隆阿兵力有限，无法阻止这种多路渗透。1861年8月24日，陈玉成、杨辅清、林绍璋、黄文金会师于集贤关，并筑垒四十余座。这让城内太平军看到了新的希望，叶芸来、吴定彩等列队四门，准备予以接应。

次日，陈玉成、杨辅清等人亲自督军四万人，分十余路猛攻湘军外壕，城内守军亦同时配合出击。曾国荃则采取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老战法，坚守工事不出，待太平军逼近，才用枪炮进行射击。

太平军被拖入了残酷的攻坚战。为突破湘军防线，太平军每人拿一束稻草，冒着弹雨蜂拥而上，接近壕沟后掷草填壕，顷刻之间目标壕沟便被填满了。其间湘军开炮轰击，一炮过去就是一摊血，打着打着，壕墙上装备的火炮已经来不及装填炮弹了，只能轮流施射，为此曾国荃又增调八百杆鸟枪和抬枪，用以加强火力。一时之间，枪炮轰鸣之声“如连珠不绝”。

尽管伤亡惨重，但太平军将士仍然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前面的人被炸翻打死，后面的人马上踏着尸体继续冲锋。依靠不计代价的人海战术，太平军终于越过壕沟，逼近了曾军营垒。

曾国荃见状，立即率部上前搏杀。曾军以逸待劳，太平军在越壕后却不是伤痕累累，就是精疲力竭，一场近战肉搏下来，数名太平军前锋将领被杀，剩余官兵也被击退。当天，倒在壕沟内外的太平军不可胜数，一眼望去，“积尸如山”。

8月27日，战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陈玉成、杨辅清精选敢死队员，攻破了外壕壕垒，并将湘军往后逼退了一步。曾国荃见壕垒被破，也急忙组织敢死队进行反击。

双方派出的都是各自阵营中最能打和最不怕死的战士，敢死队员们互不相让，手持短兵刃奋力砍杀，直杀得血肉枕藉、日月无光。异常凶猛的白刃战把太平军也往后逼退了一步，趁此机会，曾国荃又亲自督军增修新的壕垒。

大家都明白，阻止湘军筑成新垒，乃是解安庆之围的最后机会，因此安庆城内守军倾巢而出，直扑新垒。陈玉成也在城外全力响应，他亲自击鼓助阵，见有后退者即立杀阵前，气势十分慑人。

曾国荃的性格与曾国藩相比，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是曾国荃也有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遇到艰难险阻，能够坚持到底。不同之处是曾国荃在指挥作战时比乃兄更坚决更大胆，颇有一股子悍不畏死的蛮劲。

晚年的曾国荃调任山西巡抚，晋中时值大旱，赤地千里。“曾老九”内着道装，外披袍褂，亲自在太原主持露天祈雨。令人格外震惊的是他还准备了一只香炉，香炉里填着火药，放着导火索，插着香。曾国荃脑袋上顶着这只香炉，长跪于地，嘴里还念念有词：“老天你如果再不施以雨露，干脆就让火药爆炸，炸死我吧！”

所幸雨来得很及时，曾国荃头上的香炉才没有真的爆炸。山西老百姓自然对他感恩戴德，知晓此事的文人官员也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说以曾国荃这样的蛮劲，怕是连老天都要退避三舍呢，何况当年的“发贼”（太平军）？

曾国荃参加安庆战役时，四十岁还不到，身上充满着“胜天半子”式的蛮劲，哪里甘心功败垂成。太平军发狠，他也发狠，率部拼命挡住其攻势，以掩护新垒的增修，太平军猛攻十余次未果，折损达三千人之多。

经过通宵达旦的抢修，新垒终于修成，此时双方尸骸已堆到了田垄之上。陈玉成见连这样的蛮攻都无效，只得收队回营，城内守军怕湘军乘虚入城，也赶快重新入城固守。

安庆城下一战，不但基本锁定了战局，而且也打出了曾国荃和吉字营的名声。从此以后，吉字营凭借“稳练不摇”的特点，得以与“应变善战”的多军、“冲锋猛战”的霆军并列，成为太平军最为忌惮的三支湘军劲旅。

五星连珠

城外太平军即使付出惨重损失，也仍然攻不破湘军防线。安庆城内得不到接济，粮食完全断绝，陈玉成又在菱湖北岸筑垒，试图用小船运粮食进城。曾国荃毫不相让，他派曾国葆在湖岸边筑垒，联手水师进行堵截，于是太平军用小船运粮的办法刚露了个脑袋，就被完全扼杀了。

这时湘军打攻坚战的基本套路是，以自创的“长围久困”为主，辅之以太平军的穴地攻城法。曾国荃在围城的同时，早已命令士卒开挖地道，穴地埋雷。1861年9月5日，安庆城垣北门被轰塌，湘军一拥而入。

因为断粮，安庆城内已出现了人吃人的骇人景象，据说人肉每斤可卖到八十文，守军形近饿殍，虽拼死抵抗，但已无济于事。叶芸来、吴定彩以下一万六千人被斩杀殆尽，其余凫水逃亡者亦多死于湖中。

城外集贤关的太平军各路援兵列队于山岗，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发生，可是却无能为力，陈玉成更是望城恸哭：“安庆已经失陷，我也不知道哪天要死于敌人之手了！”

陈玉成非常清楚，皖北是他的根据地，安庆是他资以保卫皖北乃至天京的屏障，安庆一失，则太平军在皖省的势力已经动摇，今后将很难有立足之地，覆亡只是早晚的事了。

这当然不仅仅是陈玉成个人的悲剧，安庆失陷意味着太平军的第二次西征完全失败，而以全国之力救援安庆，仍不能免于其失守，也说明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重大转折，太平天国大势已去。亲自参与后期救援的干王洪仁玕事后承认：“我军最重大的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

就在湘军攻陷安庆的前一天，曾国藩看到了两个月前钦天监的一份奏折。在奏折上，钦天监报告说八月初一（阳历9月5日）将有异常天象，届时日、月及金、木、水、火、土诸星会“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这是与“荧惑星犯南斗”“蚩尤旗”之类完全不同的祥瑞天象，次日，安庆果然克复，曾国藩大喜过望，认为祥瑞按时应验，是国家前途命运趋向好转的前兆，“国家中兴，可能有希望了”！

只是这个希望，作为皇帝的咸丰再也看不到了。

野史中对于咸丰“近醇酒妇人”，纵欲过度的描述并非空穴来风。英法联军在抢劫圆明园时，一位法军的随军传教士在皇帝龙榻之侧的漆盒里发现了一些春宫图，这令他大吃一惊。更为离奇和荒唐的是，内务府有一名叫锡元庭的满人官员，专门负责给皇家制备衣物。据他说，送进宫里的衣服，清一色都是开裆裤，为的是让宫人穿在身上，好方便皇帝随时随地地临幸。

虽然把咸丰的私生活描述得不堪入目，但野史中也同时指出，咸丰末年天下大乱，咸丰心力交瘁却又无术挽救，这是他“以醇酒妇人自戕”，乃至“早年优美英发之资，一变风流滑稽之态”的重要原因。

确实，自登基以来，晦气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位年轻的皇帝。执政不到一年，如何对付太平天国这个宿敌就占据了他每天的日常，比如某股太平军该责成哪位大臣“剿办”，某事该如何处分，又比如某疆吏有意推诿，必须痛责追究，某将领“剿匪”出力，必须破格奖励，所有大大小小，方方面面，零零碎碎，无一不需要咸丰当机立断，亲自处理酌办。

一边是劳心费神的事太多，另一边却是可资以辅佐的能臣太少。有一次咸丰召朝臣议事，议事的时间稍长，某大学士年老体衰，居然就趴在地上睡着了，而且鼾声大起。咸丰目瞪口呆，可又不好责备，只得让内侍将其搀扶出朝堂。

清代自康熙起有万寿恩科，即皇帝、太上皇、皇太后在庆祝大寿的时候，由皇帝于科举正科之外，颁发谕旨诏书，另行举行乡试、会试。惯例是皇帝五十岁、皇太后六十岁才开科，道光就是这样，但咸丰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就颁诏宣布要在三十岁生辰那年开万寿恩科（左宗棠因樊燮案被迫退出湘幕，准备进京参加的那一期会试，也就是此次恩科）。批评者认为此时天下大乱，兵连祸结，皇帝仍记挂着要过三十岁生日，还将恩科惯例整整提前二十年，他知道愁吗？

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咸丰有多么忧急愁闷。战乱频仍，国势衰败，他需要用好日子来冲一冲晦气，更需要通过广纳人才来帮助他改变国运！

就在这个时候，现实又给了他狠狠一击，咸丰非常看好的能臣叶名琛引来了“英法联军之祸”，造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犹如道光之与林则徐，咸丰也认为是自己误用了叶名琛，但他们都在有意无意中忘记了，其实林则徐、叶名琛执行的正是他们的对外理念及其旨意，也等于是帮他们背了锅）。

对内“剿办”太平天国，咸丰还能从历朝平定内乱的史籍中找到一些策略办法，对外应对西方列强，他就全无主意了，为此，他甚至只好自欺欺人地在宫中意淫。

在圆明园的人造湖上，曾经摆放着分别代表中英双方的微型船只，咸丰让它们进行模拟海战，当然最后总是中方获胜——尽管在虚拟世界之外，英国其实是第一海上强国，拥有着绝对的海上霸权。

一场大火，烧掉了所有用于假海战的假船，也彻底烧掉了皇帝和这个帝国的迷梦。大火过后，负责摆船的人、圆明园总管文丰自沉于湖中，咸丰尽管还苟活着，但他的精神和灵魂已经完全彻底地死掉了。

清歌于漏舟之中

咸丰出逃热河，“巡幸木兰”只是个欲盖弥彰的借口，当然木兰围场本身也是优质狩猎场，咸丰刚去的时候也时常外出打打猎。不久，北京和议结束，英法联军自北京撤退，咸丰又将京城宫廷里的戏曲演员召至热河侍奉。

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原有宫舍二百余所，当时完好的也尚有七十余处，里面收藏着乾嘉时期的服饰器用以及梨园行头，正好可供演员们取用。据宫廷档案记载，行宫内每隔两三天就要演一场戏，有时上午演完，下午还要接着演，每次演什么戏目，都由咸丰用朱笔亲定。

住在热河的咸丰自号“且乐道人”。这位“且乐道人”不仅喜欢看戏，自己对戏曲也有研究，甚至艺人给太监授艺，他也会在旁边观看。一天，艺人陈金崔教唱《闻铃》一戏，戏文里有一句“萧条恁生”，“恁”应作去声，陈金崔读作上声，咸丰听后立即予以纠正。

皇帝与艺人常在一起，大家已经混得很熟了，咸丰的性格又很随和，所以陈金崔没有你说什么就什么，他坚持自己是按旧曲谱唱的，没错。咸丰也急了，竟然不顾皇帝身份，跟陈金崔辩论起来：“旧谱上面本来就是错的啊！”

倘若国泰民安，会画画懂戏曲或许还能锦上添花，给皇帝增加些魅力和风采，可这个时候就只会引来非议了。臣民私下的评论是“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大船已经漏水了，你还在高声欢歌，房子已经着火了，你还在痛饮美酒，你不知道大船马上要沉，房子马上要完吗？

对于咸丰来说，知道不知道恐怕都已经是一回事了。和议一成，恭亲王奕訢及留京王大臣就上疏请他回京，以安人心，但咸丰却以外使亲递国书一节未明言取消，恐英法联军再杀回北京，对他进行要挟为由，拒绝返京。

和议之前，大臣们多数像咸丰一样，表面蔑视洋人，其实内心都很害怕洋人，更不敢与洋人打交道，及至英法联军进京，亲眼看到洋人的样子，这种疑惧才得以消除。他们发现，英法联军虽然兵强马壮，完全有像当年满洲人入关时那样长期占据北京的实力，但其真实用意只是要胁迫中方签约。众人因此得出了和曾国藩相似的结论，即洋人重商图利，“并无利我疆土之志”，只要“示以诚信”“尚易羁縻”。

观念的改变，令奕訢等人觉得咸丰拒绝返京的理由根本不成立：英法既然已经达成了与中国定约的目的，又何至于因为中国皇帝回銮而再来挟制？使臣亲递国书，不过为一种外交上的礼节，你作为皇帝也不过是接见一下，最多再说几句好听的话而已，有什么可担心的？

大臣们纷纷上疏请咸丰依旧返京，连胜保也奏称“仍请年内还京”，但咸丰的态度很坚决，他仅在胜保的奏疏上批了个“阅”字，其他人的奏疏看过之后就往旁边一放，置之不理了。

热河距离京城倒也说不上多远，可咸丰长居热河不归，就犹如是明朝嘉靖皇帝久不上朝一样，会对人心产生极为消极负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他不在京城坐镇，很多急如星火的事情也都无法主持处理，比如：太平天国和捻军久未平定，该如何“议剿”；英法联军几乎是畅通无阻地打进北京，证明京兵不可用，该如何训练；国库空虚，该如何弥补；南运糟粮不继，该如何采买……

所有军政要务和国家大事，咸丰都往京城一扔，听他的戏去。京城士大夫对此既焦急又无奈，他们不敢直接攻击皇帝，只好把气撒在咸丰所信任的载垣、肃顺等人身上：“主上虽然英明，但内臣只顾谋私，粉饰太平，以致大局决裂如此，深堪痛恨！”

在那些日子里，维持朝政的主要是恭亲王奕訢和文祥。奕訢三十岁不到，外国人见过他的印象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人”“一位优雅、绅士般的英俊男人”。这个年轻人最初当然也没有多少新知识，天津交涉时，他曾是长江通商的竭力反对者，甚至扣留巴夏礼和洛奇等人作为人质，他也是提议人之一。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仍不知外交为何物，只知“剿夷与抚夷”，政治家的派别划分不过有的是主剿，有的是主抚，从奕訢原先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来看，他应该属于剿夷派。对奕訢这样一个剿夷派政治家而言，留在京城议和是一个可怕和屈辱的过程。参加签约仪式的一名法军军官观察到，奕訢“非常疲惫，甚至是迟钝，总之，总体的外观表明亲王的身体非常糟糕、虚弱”。

当然洋人们也没有忽略亲王的另一个性格特点，他们从各种渠道了解到，“恭亲王通常被认为非常机智，或者更准确地说，非常精明和狡猾”。这一点在签约仪式上得到了验证，“我们（指参加仪式的英法军官）惊讶于他（奕訢）眼中不时透出的智慧光芒”。

正是这种骨子里的精明能干，让奕訢在和谈期间就有了不同于他人的表现。

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中英签约时，尽管英国公使额尔金很是傲慢无礼，但奕訢仍尽量克制，整个过程中“十分谦恭有礼，看上去温和又不失智慧”。其后中法签约，当仪式结束时，他主动起身走向法国公使葛罗、陆海军统帅孟斗班，并且和二人热情握手。法国人没有想到堂堂亲王、皇帝的弟弟，竟然会主动按照西洋习惯与之握手，都感到既惊讶又高兴。

签完条约，奕訢与两国公使进行互访，其间他不仅“越发和善，竭力向联军表明他的诚意”，还再一次主动邀请法国公使在他带领下参观紫禁城。后者实际上是奕訢所采取的一种分而制之的策略，因为法国代表没有英国代表那样咄咄逼人，而且他知道英法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所以便在不得罪英国的前提下，故意亲近法国。

英法虽然答应签完条约就将军队撤离北京，但他们可以借故拖延撤退或再横生枝节，奕訢的应对得当，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出现这种意外的可能。

通过这次对外交涉，奕訢得出了一个独特的见解：“驭夷之法，若能与决战，则制其强悍；不能战，则遂其贪婪。”

道咸年间，皇族子弟和士大夫能够洞察天下大势者甚少，同样是面对战败和被迫签约的结局，有的依然虚骄，继续做剿夷派；有的被吓得一蹶不振，成为抚夷派；其他还有非剿非抚或亦剿亦抚的骑墙派、先剿后抚的转化派；等等。奕訢作为和议的主持者，个人蒙受的屈辱比谁都大，但在看清时势后，他却能够迅速从“剿夷与抚夷”的狭隘圈子中跳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观察世界。

第二次鸦片战争横跨达四年之久，作为这四年战争和交涉的产物，《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条款虽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奕訢等人已经认识到，驻使和通商虽是列强单方面强加的要求，然而对中方而言，它们既可以为祸，也可以为福，全看中方自己是否能够振作。换句话说，如果国家能够实现中兴，则这些条款其实对中西双方都存在有利之处。

奕訢聪颖通达，明辨是非，被称为“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不过他也有着自道光以后爱新觉罗家族子弟几乎共通的毛病，即缺乏作为政治领袖应有的气魄和胆识，在这方面，文祥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

文祥进士出身，曾因京察考核优等，被“记名道府”，也就是有机会到地方任行政长官乃至成为督抚，但因为有老母在堂，不愿远行，所以请求留京任职。他虽然在六部的任职只是侍郎，但实际已为军机大臣兼内阁学士，不然咸丰也不会在出逃热河时特命他署步军统领，负责内城守卫。

自和议期间奉命留京起，文祥就成为了奕訢的得力助手。举行签约仪式时，他也是除奕訢之外洋人所关注的重点，洋人对他的描述是“一个一品老官，留着长胡须，眼神中闪烁出矍铄与睿智”。

文祥办事认真负责，不怕别人的批评，被认为是文庆之后最能干和最有魄力的满臣，有人甚至把他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相提并论。在文祥的支持和鼓动下，奕訢、文祥、桂良等人联名奏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并由奕訢亲自兼任领班总理大臣。

鸦片战争前，中国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只有理藩院和礼部对周边的藩属国、少数民族进行管理。鸦片战争后尽管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然而既非正式官衔，也无专署，而且所办外交事务仅限广州一口，其他各口均由当地官员直接处理。这种本身就蕴含着重大缺陷的体制非但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引起了更多的中西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南京条约》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第二次鸦片战争即由此而起。

总理衙门只能算是外交部的雏形，本身有着许多遭垢病之处，但它确实提高了外交部门的地位，在避免中外决裂方面更是起到了很大的缓冲作用。此后，中国有三十多年都处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之中，总理衙门功莫大焉。

与此同时，奕訢、文祥等人也在积极谋求中兴之道。如何实现中兴？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的好友魏源提出的杰出思想，令人遗憾的是，真正能够认同这一思想的人极少，更不用说实践了。直到二十年后，它才重新找到了知音，奕訢、文祥等人也因此成为所谓洋务派最早在中央的代表。

史家定评，在咸丰逃奔热河不归期间，若不是奕訢、文祥等人内外维持，“则大局糜烂，早已不可收拾矣”。

鹿血断饮

热河终究不像京城那样热闹繁华，春节时候，咸丰也感到了一丝犹如漂泊于异乡的凄凉。这时英法联军早已从天津乘船回国，最担心的那些事已经不可能发生，这使他终于生起了返京的念头，并且已写下“回銮”的上谕。办事人员知道后急忙置办行装，但咸丰突然又病了。

咸丰的体弱多病既与操劳有关，也与从前的纵情声色脱不开干系，到了后来，他不但整个人面黄肌瘦，而且下体异常怕冷，到了冬天更是如此。咸丰为此经常要吃药，俗话说久病成医，一次，某号称懂医的官员开了个药方，他居然也能指出药方中的药用得对不对。

咸丰年纪尚轻，自己也懂得一些医道，若善加保养，身体是可以好起来的，然而一个人既然一心想“纵欲自戕”，哪里还顾及养生？房事不济，他就乱吃壮阳药，还用貂皮黄绒特制了一个套子，“以温下体”，结果活生生地把自己整成了老病灶。

因为突然生病，咸丰只得推迟回京，以后他的身体一直时好时坏，京中甚至数次谣传他已经病危，回京的事自然也就难以摆上日程。

即便在被传病危的那些日子里，咸丰其实也没有好好静养，该看的戏照看，一点不耽误。他很怕冷，夏天看戏，轻歌曼舞，凉风习习，别人都觉得很惬意，他却受不了，因此还生了病。

这次咸丰病得相当沉重，但身体稍好一些，他又传谕看戏，然后再病再看，病情也更加恶化。等到实在看不动了，咸丰头一天传谕停止演出，次日即晕倒过去，苏醒之后已经奄奄一息。

对于咸丰之死，野史中另外记载了一则“鹿血断饮”的故事。咸丰在京时，太医给他诊断病情时，说可以用饮鹿血来弥补“阳亏”。《本草纲目》中也说鹿血具有“大补虚损，益精血”的药效，咸丰便同意按这个方子治疗，当时圆明园养鹿数十至百头，为的就是可以每天取鹿血供咸丰饮用。

出逃热河前，咸丰本想下令把鹿带走，左右劝他说，英法联军已经逼近京师，逃命还来不及，何必再带着这些累赘？等形势好转，再来把它们带走也不迟。

这样鹿就一头都没带走，结果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园里所养的鹿死的死，逃的逃。热河没有鹿苑，咸丰能够打猎时，尚通过狩鹿取血饮用，其后沉迷于看戏，就忘记了这个方子。及至临终晕厥，再想取鹿血救命，仓促之间已不可得。

不管是不是鹿血断饮的原因，总之咸丰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嘱托后事。他下令召见御前侍臣，传口谕立长子载淳为皇太子，要求载垣、肃顺等八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随侍诸臣为求慎重起见，希望咸丰能够用笔写下来，但咸丰已不能握笔，故他的遗诏有“承写”字样，表示系由侍臣代为书写。

当天半夜，御膳房接到了随时送冰糖燕窝供皇上食用的谕令，然而太阳才刚刚升起，咸丰就驾崩了，年仅三十一岁。在皇宫御医档案上，他的致命病因被注明为“虚痨”。

咸丰去世时距离《北京条约》签订一年还不到。西方历史学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指出“条约（指《北京条约》）让他万分耻辱……他一直在热河幽居……这位皇帝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没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没有英法联军的入侵，没有《北京条约》，咸丰虽不可能长寿，但也不会死得这么早。咸丰的撒手人寰，在给其家人带来创痛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夷”的愤恨和敌视。

当年给太子载淳授课的老师发现，载淳特别讨厌任何与洋人沾边的物品。一天他看到有人身上佩戴着计时器，就问老师那是什么，得知是洋人发明的计时器，他立即拿来砸碎，并且恨恨地说：“没有这东西，就不能看时间了吗？”

事实上，清朝皇帝从康熙乾隆起就喜欢收藏欧洲的各种工艺品，从计时器到大钟无一不有，载淳从小生活在宫中，不可能没有见过，他是故意问也是故意砸的。

儿童总喜欢玩游戏，太子也玩游戏，但他玩的游戏与众不同，可以说相当暴力和少儿不宜。他经常弄来一些欧洲人的小像，然后把这些小像排成队，用刀依次砍去小像的脑袋，一边砍还一边泄愤般地大喊：“杀尽洋鬼子！”

载淳继位时尚年幼，然而已经从别人的叙述中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从小就失去了父亲。作为载淳的母亲、咸丰的妻子，一个二十多岁就被迫守寡的寡妇，叶赫那拉氏当然更清楚丈夫的死因，她同样从骨子里仇恨“洋鬼子”，只是因为时势所限，不能发作而已。直到三十年后，手握大权的她才终于爆发出来，并且爆发得惊天动地（《对万国宣战诏书》）。

出师未捷身先死

在咸丰去世半个月后，曾国藩才收到这一消息，这让他悲痛万分。

咸丰是个短命皇帝，也是个苦命皇帝，自登基起就深陷于内忧外患，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即位至今，十有二年，无一日不在忧危之中”，甚至就连他的那点“艳史”也笼罩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如今湘军终于收复了安庆，平息内乱总算出现了一线曙光，可是这位可怜的皇帝却再也看不到了。

清代从开创到末世，都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昏君。咸丰同样不能算一个昏君，他虽然才仅中等，但为政勤勉，待人宽厚，虽然一度怕这怕那，对曾国藩也疑惧、防范、压制过，但就当时帝国所处的困难复杂环境来说，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更重要的，是他授权曾国藩在湖南创办湘军，最终又予以重用，倚之为干城。曾国藩深受儒家教育，他不能不对咸丰抱有传统士大夫都会有的那种感激、知遇之情。

似乎是嫌曾国藩痛得还不够深不够狠，半个月后，又一个惊人的噩耗传来，胡林翼病逝于武昌。

在湘军集团内部，胡林翼属于超人般的存在，他既有左宗棠的豪迈干练，又有曾国藩的谦恭谨慎。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在很多方面都不及胡林翼：“鄙人虽有联络之志，苦于才短性懒，书问太疏，遂不能合众志以勤王事，合群力以贯金石。至于察吏理财，拙才更逊百倍矣。”

胡林翼因积劳成疾，一年多前就得了痨症（肺结核），但仍通宵达旦地埋首于军务公务，其间时常咳血。有幕僚劝他注意休息，并以“食少事烦”的典故提醒他。

“食少事烦”出自于三国故事，说的是诸葛亮北伐时驻军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司马懿始终高悬免战牌，不肯出战，诸葛亮便遣使送了一套女人的衣服给司马懿，想借此激怒司马懿。

司马懿老奸巨猾，不但不发怒，还反过来问使者，诸葛亮每天吃多少米粮，事务烦不烦忙。得知诸葛亮吃得很少，可是需要处理的事务却非常繁重，即“食少事烦”，他不由得大喜，使者一走就对部下们说：“照这种样子下去，诸葛孔明还能活得久吗？”

显然，胡林翼如果不停止他的工作方式，就会像诸葛亮一样命丧五丈原。他对此也很清楚，只是安庆战役当时正进入关键阶段，稍一懈怠，就可能前功尽弃。

对于当年诸葛亮所处的困境，胡林翼有着感同身受般的体会，他对幕僚凄然说道：“武侯当日鞠躬尽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这名幕僚听了非常感动，以后每次说起这件事都不禁潸然泪下。

胡林翼在率援军回去武昌前，为协调军事，特地和曾国藩相约见了一次面，这也是两人一生之中最后一次相聚。此时两人的身体状况都很糟糕，曾国藩原来就患有的癣症复发，浑身奇痒难耐，弄得他生不如死，胡林翼的病情更是已至晚期，由于吐血不止，整个人已形神委顿，憔悴不堪。

一到武昌，胡林翼的病情就加重了，不但不能指挥赣鄂战事，也无法再顾及安庆战场。曾国藩只得一人独撑大局，可谓举步维艰，此时也更显示出胡林翼对于湘军而言有多么重要，曾国藩深有感触地说：“此公（胡林翼）一身关系全局安危。近日皖北事事呼应不灵，脉络不通，恐误大事。若润帅（胡林翼）不病，纵在湖北境内而皖江两岸犹能处处血脉贯通。”

胡林翼终于也到了鞠躬尽瘁的这一天，他最感遗憾的，恐怕还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因而叹息着对身边的人说：“闻道苦晚，我现在虽然也有了一些真知灼见，可是其中多数都已来不及付诸实践了。”

罗少村是胡林翼的好友、浙江前巡抚罗遵殿之子，罗遵殿殉职于杭州，罗少村因在异地求学，侥幸躲过一劫，此后便追随于胡林翼左右。胡林翼去世的时候，罗少村一直陪侍在身边，看到胡林翼病亡，不由得悲恸欲绝，痛哭失声。

眼看要入殓了，罗少村用手摸了一摸胡林翼的胸口，发现虽然冷却下来，但与已僵硬的四肢不同，过了一会儿，似乎还有心跳。他于是力主暂缓入殓，寄望于胡林翼还能复苏。到了第三天，送奏折到京城的邮差回来了，胡林翼的这份奏折乃生前拟就，系奏请皇帝开缺自己的职务，由李续宜接替。

新皇帝尚年幼，实际主持朝政的为两位太后，她们非常信任倚重胡林翼，接到奏折马上应其所请，朱批上写道：“湖北巡抚著李续宜暂行署理，接统各军。”罗少村知道这是胡林翼生前惦念的一件事，所以便附在胡林翼的耳边，将朱批大声读了一遍。

奇迹发生了，胡林翼忽然张开了眼睛，而且就和平时一样目光如电，仿佛在微微点头赞许，但是不久却又闭上了眼睛。罗少村再摸他的胸口，那里已经比冰铁还要寒冷！

英姿飒爽来酣战

尽管对胡林翼的死，曾国藩在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但事到临头，仍感觉难以承受，乃至“惘惘如有所失”。

能够聊以慰藉的是安庆终于拿了下来，而且鲍超又从江西传来了捷报。

与胡林翼不拘一格的选才观不同，曾国藩亲自挑选的将领多数都是书生，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对鲍超的器重和呵护，不然在朝廷拟调鲍超北援时，不会冒着危险请求替其出征。得知真情后，鲍超也知恩图报，在曾国藩面临危急形势和状况时屡屡挺身护主，化解战场险情，曾国藩特地写下一句“英姿飒爽来酣战”用以褒奖。

曾鲍还形成了一种在外人看来未免不可思议，他们之间却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鲍超基本算是个文盲，除了自己的姓名，认不得几个字。有一次霆军被敌围困，需要向大营求援，他让幕僚赶紧写求援公函，可是过了好一会儿公函也没能送上来。鲍超是个急脾气，便亲自前去催促，去了一看，好家伙，幕僚还在握着笔斟词酌句呢。他急得一跺脚：“这都什么时候啦？还搞文绉绉的一套？”当下就让亲兵送来一幅白麻布，自己拿起笔在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鲍”字，再在“鲍”字的四周围画上数十个小圈，然后就把布封好让人送去大营。

众人都弄不清他是什么意思，鲍超却很有把握地说：“你们放心，大帅是看得懂的。”鲍超的这封“公函”送到大营后，首先由曾国藩的幕僚们拆看，幕僚们也不明其意，只得送去给曾国藩过目。曾国藩果然一看就懂，他大笑着说：“老鲍又被围矣。”随即调兵往援，同时向鲍超复书一封：“援军由外杀进，弟可杀出，杀他个片甲不留，看弟显真本领，莫让关云长专美。”

此番鲍超先援武昌，李秀成闻鲍则退，重返江西。之后的李秀成继续施展出他初次入赣时的无敌模式，很快就进逼南昌，使得江西全省为之震动。曾国藩闻讯，忙檄令他的“关云长”自九江南渡，赴援南昌。鲍超挥兵疾进，太平军是真的对“鲍膏”有心理阴影，见到霆军都躲着走，霆军不费吹灰之力便迅速推进至南昌以南的丰城。

李秀成以为自己的堂弟李世贤尚在乐平，不知道李世贤因败给了左宗棠，早已由赣北进入浙西，同时他也没有料到霆军这么快就抵达丰城，所以仍想攻下南昌。具体方案是分三路北进，李秀成的宗弟李恺运、李恺顺为其中两路，李秀成命二人率部用木排渡过赣江，继而沿江前进，他自己率主力部队围攻丰城，最后三路人马在南昌会合。

太平军在到达丰城对岸时，才吃惊地发现黑膏旗已飘扬于城中，他们连交手都不敢，就连忙后撤。归途上有一条小河，本来太平军在河上已经搭了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桥被老百姓撤掉了，部队无桥可过，只得徒涉，因此延误了时间。

霆军追上来，太平军勉强应战，然而力不能支。之后霆军继续穷追猛打，跟着撵了五十余里，太平军损失多达七千人。如果不是连刮大风，逆风之下船只不得前进，导致霆军无法渡河，太平军余部甚至连脱身都很困难。

李秀成经过江西、湖北的招兵，兵力已是霆军的十多倍，却败得如此狼狈，一方面暴露了临时裹胁成军的部队在战斗力及意志方面有多么薄弱，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是太平军中的老兵也完全没有了早年的锐气，他们已不再是湘军的对手。

丰城之战后，李秀成退居铅山，与脱离石达开北上的太平军汪海洋诸部、原属广东天地会的花旗军会合，重新集结了二十余万人，在军威复振的情况下开始围攻广信府城。鲍超循着动静追踪而来，两军遂再战于铅山。

在铅山，太平军列阵二十余里，看似声势很大，但表壮不如里壮，鲍超一眼看穿其右路的花旗军较弱，于是首先进攻花旗军。花旗军猝不及防，反身急退，霆军趁势掩杀，连破营垒七十余座。

由于在江西无法立足，李秀成只得集合众将败退浙江，随着鲍超解围广信，江西全境得以“肃清”。

趁着在安庆和江西取得大胜之机，湘军继续扩大战果，短时间内，不仅太平军的皖北根据地基本瓦解，而且他们通过西征在湖北、皖南等地所占据的城池也被湘军相继夺回。在此基础上，曾国荃又率部东下，攻克了无为州以及无为东面的运漕镇，无为距南京不过二百余里，兵锋可直接威胁南京，而运漕则是南京的粮秣供给重镇。

与此同时，陈玉成、杨辅清、黄文金、林绍璋等军均遭到沉重打击，其力量的急剧削弱，在湘军发起的城池收复战役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有被收复的城池，太平军或是自行撤走，或只能守一两天，仅少数坚守的时间略长，需要湘军动用内应才能予以攻克。

参与西征的太平军各部，以陈玉成军所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几乎是毁灭性的，该军除大部被歼外，余部已失去斗志。陈玉成本想到湖北招兵，无奈军心已经涣散，部属都拒绝赴鄂，且连夜自行退往了庐州，陈玉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好暂在庐州栖身。

陈玉成童子兵出身，十九岁便担当大任，二十四岁封王，以勇敢善战、知兵有方闻名，所部战斗力素为太平军之冠。各路清军均视其为心腹大患，即便湘军也把他列为最需重视、最可敬畏的对手。湘军内部平时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如何“屠狗”（陈玉成绰号四眼狗）。

有一年曾国藩觉得围歼陈玉成有望，还开玩笑似的给胡林翼寄去一首诗，诗云：“江南江北阵云连，笑指洪崖一拍肩。我备芳椒君备酱，与君屠狗过新年。”意思是说说今年年景不错，我来准备永丰辣酱，你调好益阳酱油（曾是湘乡人，永丰属湘乡，胡是益阳人），好屠狗过年哩！

只是“屠狗”的目标并没这么容易达成，湘军的年也都一直过不好，但他们并没有放弃，仍步步紧逼，直到逼得陈玉成退守庐州。

困守庐州后的陈玉成继续广招人马，徐图恢复，湘军自然不会留给他休养生息的足够时间和机会。第二年，多隆阿围攻庐州，陈玉成被迫弃城北走，在寿州遭苗沛霖诱捕，随即被害，时年仅二十六岁。

陈玉成之死为曾国藩和湘军除去了一块心病，直接或间接参与“屠狗”行动的湘军将领都视之为自己在军旅生涯中立下的大功。有一年鲍超回乡，在家里挂上曾国藩、胡林翼等湘军将领写的屏条，以示炫耀。屏条还缺副横联，他找来一个姓赵的读书人书写横联，赵某有意讥讽他，遂书一联：“英雄老去惟屠狗，大将生来不读书。”有人看到后赶紧提醒鲍超，鲍超听后却哈哈大笑说：“你不知‘屠狗’二字，刚道着我！当年我随老帅（指曾国藩）围打四眼狗陈玉成……后来还真把四眼狗屠掉了，这副联能说到屠狗，硬是要得！”

以陈玉成之死为标志，西线太平军覆灭殆尽，徐图恢复的希望从此成为镜花水月。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李秀成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作唇亡齿寒，他长叹一声：“吾无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