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撑起两根穷骨头



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初，朝野把抵御英法联军的希望几乎都寄托在了僧格林沁一人之上，但正所谓站得越高，跌得越重，战争的失败令僧格林沁备受指责，有人说他不是僧王，是“松王”。

与此同时，胜保却突然受到了莫名的追捧。一些人从各种不同的需要和目的出发，一边竭力贬低僧王，一边力捧胜保。某君在叙述八里桥之战时更是绘声绘色：胜公（指胜保）大喝一声“我是胜保”，兵勇们听后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贼，然后如同一座山一样向敌人压去。

胜保受伤后就被抢运回营，直接导致了南路的溃败。可是在某君笔下，受伤的胜保居然还在带伤血战，全然不顾鲜血已经把胸口都染红了。直到他所乘的战马被炸死，马倒人翻，左臂也被压伤，整个人陷入昏迷，这段勇不可当的画面才算结束。

按照这个套路，胜保自然而然地上升为八里桥之战的英雄，说他和他的部队杀得敌人一片狼藉，联军用整整九艘船才得以把尸首运回天津海口，要不是僧格林沁、瑞麟不肯接应，“定能破敌成功”，云云。甚至还有人搬出阴谋论，说胜保受伤是因为僧格林沁妒忌他的才能和战功，假手于人，进行暗害的结果……

每战必败

说一千道一万，大多数臣民潜意识中仍不愿承认军事失败，为此他们必须找出一个人来作为不败的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什么会输？因为林则徐没上场！第二次鸦片战争又为什么会输？因为胜保已提前下场！

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胜保取代僧格林沁原有的地位，对京城守备负起了责任，尽管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追捧者所希望他起到的作用。

咸丰逃出京城后的第四天，胜保上奏折称已经找到了对“逆夷”战而胜之的办法。据他说，他在打仗的时候，亲眼看到英军联军以火器见长，但除此之外，尚不及太平军和捻军勇猛，最主要的还是洋人腿脚不灵便，就是骑马也骑不利索，自然不擅长肉搏。“用兵之道，贵在以长击短”，如果能够抓住英法联军的这些缺点，找机会贴近了进行白刃格斗，则对联军“非斩即擒，必成大捷”。

为何在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时没想到这招呢？胜保说他早就想到了，但是蒙古骑兵和京旗兵勇都不敢接近敌人，所以一直难以取胜。

蒙古骑兵和京旗做不到的事，身手矫健的川、楚勇可以做到，僧格林沁、瑞麟完成不了的任务，他胜保能够完成。在奏疏中，胜保请求咸丰召调川、楚勇数千人北援，由他统一指挥，还夸口说只要他手下有了这批援兵，就能将与敌近战格斗的设想完全付诸实施，到时“刀砍矛刺，直进横冲，既不能杀尽逆夷，亦必大加惩创”。

胜保本属见识短浅之辈，哗啦啦地说了一大段话，就没几句是靠谱的。所谓洋人腿脚不灵便，起自于乾隆年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也曾有此错误认识，然而在时间过去二十年后，一些亲身与洋人打过交道或与其作战的文臣武将都已没这么愚昧了，未料胜保居然仍是如此糊里糊涂，不明事理。

事实是，洋兵的腿能直能弯，能骑马能步行，体格比当时的中国兵还要强壮得多，他们不单是火器好，近战格斗也不输对手。从北塘到八里桥，近战格斗的场面不是没有，但往往少数洋兵端着刺刀就能顶住乃至击垮一大群中国兵。再者，蒙古骑兵的马那么快都接近不了洋兵，川、楚勇都是纯靠两条腿行动的步兵，有多少机会和可能创造出奇迹呢？

咸丰平素对胜保并不是很欣赏，但僧格林沁这棵大树既倒，他抱着病急乱投医的心态，便觉得不妨试一试胜保提出的这个法子，或许真的能治住洋人也说不定呢。

看到胜保奏折的当天，朝廷便颁下勤王诏，命曾国藩、袁甲三各挑选精锐兵勇两三千人，由胜保点名的鲍超、张得胜（袁甲三的部下）带队即日启程赴京，交胜保调遣。

十四天后，曾国藩收到了皇帝专门发给他的廷寄。此时正值太平军发起西征，且连战连捷，直抵祁门之际，鲍超乃皖南湘军的首席大将，若他被抽调北上勤王，则皖南军事将立陷困境。不仅如此，根据方方面面的情况判断，鲍超北上非但难以建功，而且还面临着凶多吉少、徒然送死的后果。

鲍超北上，是胜保点的名。湘军首脑与胜保不是第一天打交道。胜保早年在朝中为官的时候，经常递些让皇帝感到难堪的折子，见皇帝发怒，曾国藩曾上书请求朝廷广开言路，对他从宽处理。那时曾胡还视之为一个敢于直谏的言官，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糟糕的印象其实是从胜保离开京城，带兵打仗开始的。

身为统兵将领，胜保起初还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尤其在阻击北伐军一役中，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很快他就露出了原形，战场之上，要么不打仗，打起仗来每战必败。山东是捻军活动的重点区域，山东人也最知胜保的底细，因此干脆把他名字中的“胜”替换成了“败”，称他是“败保”。

“胜保”之所以变成“败保”，不是光军事才能的问题，更在于他的智商和情商实在太低：治军不严，所部纪律松弛，非常散漫；弄虚作假，捏造事实，明明打了败仗，却一律报称凯旋；平时作战“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八里桥一役，他把功劳苦劳全揽到自己身上，责任全推给作为友军的僧格林沁、瑞麟；极度贪财好利，在圆明园被焚和敌军兵临城下的严峻时刻，别人都急得哭了，他居然还做“家贼”偷盗圆明园财物。

对自己的同事和部下，胜保也都表现得非常骄横跋扈，为此胡林翼还和他发生过激烈冲突。

救急不如救缓

两年前，胜保在河南负责与捻军作战，曾向湖北发去公文，抽调骑兵副都统舒保前往助战。在公文中，他以命令的口气要舒保火速赶赴河南，而且说如果晚到一点，就要以故意贻误军机的罪名治罪。

胡林翼不看公文犹可，一看非常生气。舒保和多隆阿经历相似，曾跟着僧格林沁在北方打过恶仗，其人老实忠厚，作战勇猛，威名仅次于多隆阿，是当时的旗籍名将，同时论官职也是二品大员——且不说这样的人才，我未必舍得借给你，就是借给你，哪容得如此糟践！

胡林翼、曾国藩对待部将，素来如同兄弟手足，自然看不惯胜保的这一套。胡林翼当即给咸丰上书，指出胜保对舒保如此不尊重，就算是他把舒保派过去，也是个将帅不和的结局，到时只会贻误兵机。与其这样，还不如责成胜保老老实实地把心思放在研究打仗上，而不是硬从邻省调兵。

胜保在河南作战也是老打败仗，咸丰对他很不爽，于是便同意了胡林翼的意见。胜保调兵失败，由此与胡林翼、曾国藩乃至整个湘军集团都产生了矛盾，后者对他很是鄙视，胡林翼提到胜保直接称他是“败保”。

对胜保借朝廷之手调鲍超北援的真实用意，曾胡看得清清楚楚。胜保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纯粹靠一部分投降清廷的捻军来唬人，他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就想打湘军的主意，即所谓“挟君命以谋夺楚兵”。

胜保不仅刚愎贪诈，而且“专门折磨好人，收拾良将”，再好的将领到他手里也得饱受摧残折磨。曾胡经过商议，决定不让鲍超北上，当然拒绝的理由不能说得过于直白，只能这么强调：“鲍超虽然号称骁雄之将，但还不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马，派他北上的话，兵勇未必乐于跟随，凭他的能力也很难从京城周围筹到军饷。”

不派鲍超是一回事，要不要北援又是另外一回事。国难当头，为臣者必须承担起扶危定倾的责任，更何况咸丰又刚刚授以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的重任，这种时候岂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可是皖南的实际状况又让曾国藩很难弃之不顾，他向正在祁门大营的原皖南军务督办张芾征求意见，张芾的态度都很明确：你如果只是统兵大员，自应立刻遵旨北上勤王，但你现在还兼任两江总督，有守土之责，眼下皖南军情如此紧急，你决不能贸然把部队调出去。

正在左右为难之际，恭亲王奕訢的咨文也到达了祁门。曾国藩这才知道咸丰已经不在京城，去了热河。

皇帝在热河虽暂无大碍，但热河为偏辟之地，缺乏粮饷，京城有个风吹草动，热河的皇家卫队很可能因此哗变或溃散。不过这终究也为北上勤王争取到了一点时间，曾国藩由此想到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救急不如救缓！

从皖南到北京，少说点也有五千余里行程，湘军以步兵为主，没有三个月走不到京城，而据廷寄和咨文来看，英法联军距北京仅数十里。显然，湘军就算现在赶过去也是缓不救急，但如果假设京城守军能与敌相持数月之久，则湘军北援就具有了现实意义和价值。

计议已定，曾国藩即上疏朝廷，在婉拒调派鲍超的同时，请求咸丰在他和胡林翼中间任择一人督师北上，这样他们还可以多带兵卒赴援。

曾国藩在疏中不便说出的另一层意思是，他和胡林翼都是大帅，无论身份地位还是实权均在胜保之上，督师北上后胜保找不到机会染指湘军——包括霆军在内，任何一支湘军都是曾胡用心血培养出来的结晶，岂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人侵吞？

曾国藩收到咸丰的廷寄用了十四天，他的上疏寄到热河，热河方面再回复，差不多又得一个月。有人便认为曾国藩名为急君父之难，其实是敷衍朝廷，根本就不想北上勤王。这种猜测未免有些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味道，曾国藩当然知道来回需要一个月，但他本来就只能救缓而不能救急，多出来的这一个月，一方面可以进行善后布置，与江北鄂皖诸军联络互动，以防被太平军乘虚攻击，另一方面也可以腾出手来，尽可能带万人而不是仅两三千人北上赴援。

在湘军内部，对于曾胡亲自挂帅北援则有着不同声音，曾国荃就反对曾国藩北上，认为此行于事无补，只是徒然送死而已，他劝兄长不要因听信“书生议论”而走出险棋。曾国藩在书信中告诉曾国荃，自己这么做，决不是因为听了别人的什么“书生议论”，而是出于自己的“书生迂腐之见”。因为他认为一旦国家陷入土崩瓦解的无序状态，湘军在南方数省亦无法坚持，再加上臣子应尽的本分和责任，所以他和胡林翼都只能抱着即便不成功也要姑且一试的心态分兵北援。

南方之事

曾国藩自请北上勤王的奏疏寄出后，没想到鲍超却不高兴了。鲍超原为胡林翼一手提拔的部属，自曾国藩移师皖南，才归曾国藩节制。他是个性格粗犷、不拘小节的武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误以为是曾国藩搅黄了他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失望之余免不了口出怨言。

得知鲍超闹起了情绪，胡林翼特地给他写信，明白地揭示了曾国藩为什么要代其北行的原因，并且说，涤帅（曾国藩）待你就和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宁肯自己冒险也不愿让你被人折磨，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啊，你应该思图报效才是，怎么还乱发牢骚呢？

鲍超恍然大悟，这才明白曾国藩的一片苦心，也才知道曾国藩不是要阻挠他立功，而真的是救了他一命。

咸丰收到曾国藩的奏疏时，中国与英法俄的和约已签订多日，英法联军也即将撤出北京，自然用不着勤王了。又过了半个月，一封无须北上的廷寄送至祁门大营。此前曾国藩还在为既要带兵北上，又要在苏皖与太平军相持，有限的兵力该如何分配而伤脑筋，廷寄让他如释重负：“今接奉此旨，可专心办南方之事了。”

“南方之事”确实已令曾国藩陷入了自顾尚且不暇的境地，他发愁要不要分兵北援也绝不是无病呻吟。早在太平军击溃江南大营，占领苏常后，陈玉成、李秀成就决定发起西征（天京事变前已经有过一次西征，故此次西征被称为第二次西征）。按照初步计划，西征军的主力部队由陈玉成、李秀成统带，分别在长江南北平行西进。其间由于李秀成在上海、浙江耽搁了些时日，在他从江南动身出发之前，便由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部组成南路西征军，先行向皖南发动进攻。

1860年9月15日，李世贤、杨辅清对宁国展开围攻。宁国是湘军今后进军江浙的孔道，战略地位很重要，曾国藩急派刚刚归队的张运兰赴援，但张运兰中途被阻，尚未能够抵达宁国境内，宁国府城已被攻陷。

李世贤拿下宁国后，即剑指徽州。曾国藩让人去徽州了解一下情况，那人回来报告说若不派去两万精兵，徽州城断不能守。曾国藩一时间哪里凑得出这么多精锐部队，恰好其帐下的另一员统领李元度也已经归队，李元度自告奋勇且很有自信地说只需他率本部人马前去，就足以守住徽州。

按照湘军的军事制度，指挥五百人的叫营官，指挥千人的也叫营官，往上就要指挥四五千至两三万人，称作统领。这时曾国藩已建立了比较规范的营制，营官人选或从队哨提拔，或直接物色，二者均可在营制里面慢慢历练打造，可是从营官到统领，却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合适的上升渠道和制度。

一个平常最多只习惯带千人的营官，一旦要他指挥数千人乃至数万人，他怎么可能一下子适应得过来。因为这个缘故，湘军中特别出色的统领，例如塔齐布、罗泽南、杨岳斌、彭玉麟、李续宾、李续宜，本身都可称得上是军事天才，他们也都不是从营官一步步历练上来的。时间一长，曾国藩甚至产生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认识，他认为做统领的都必须是天才才行，光历练是历练不出来的。

问题是世上的天才总是极少数，哪有这么多现成的天才正好供应给你？曾国藩遂有统领乏才之叹，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从幕僚中进行考察，看到谁有成为将才的潜质，就先把他放到营务处学习军务，以后有了机会再让他带兵。李鸿章、李元度都是走的这一模式，只不过李鸿章尚处于学习军务的初级阶段，而李元度已经带了六年兵了。

曾国藩的这套办法其实并没有跳出“选天才”的范畴，它的最大缺陷是带有赌博性质，或者说有点像鉴宝。可是就算是眼光再犀利的古玩专家，时不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仍以二李举例，李鸿章日后掌兵，被证明确实是个将才，但李元度离真正的将才却还差着好大一截。

李元度从军前因长于文采而被冠以才子之名，在曾幕中打理文案时也表现不错，然而打仗毕竟不同于写文章。文人气质较重的李元度短于治军，尤其好宽纵属下，这使得他的部队纪律较为松懈，不仅战斗力不突出，而且扰民。

对李元度的军事指挥能力，曾国藩一直抱有怀疑。之所以没有加以撤换，一方面是李元度多年跟随左右，两人情谊深厚，一时间下不了这个狠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统领的位置缺人，找不到最好的，往往就只能以次一些的人选勉强填充。与此同时，曾国藩对李元度多少还抱有一些侥幸心理，认为只要给予的机会多了，经过一再磨炼，李元度或许仍有大器晚成的可能。

无济于事

李元度是湖南平江人，他的部队多为从平江招募的子弟兵，呼为“平江勇”。自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李元度就奉命回家乡重新招募了一批平江勇。要说起来，曾国藩对使用平江勇还是比较慎重的，先前浙江方面告急，请求湘军派去援兵，本来曾国藩是可以派平江勇的，就是考虑到这批兵勇是新军，新军一般来讲不能马上用于激烈对攻的野战，所以没有答应浙江方面的请求。

新兵胆子小，经验少，在旷野上打野战确实有些难为他们，然而若是派去守城，在有城池掩护的情况下，则不妨一试。再者，李元度的军事才能尽管不被看好，但过去在江西的时候，也有过固守两座城池不失的良好表现。曾国藩这么一琢磨，就同意将李元度派去守徽。

李元度带了八营计四千余人到徽州。徽州本来也有驻军，原皖南军务督办张芾属下就有绿营兵勇九千余人，是平江勇的两倍还多，但绿营向来就不怎么能打仗，张芾本人也因遭到御史弹劾而被撤职调回京城。

张芾在回城前，要先到祁门大营向曾国藩报到，可是他的绿营兵勇却不肯放他走，原因是部队还欠着二十余万军饷未发。李元度有着湘军儒将特有的那种豪气，见张芾被困且颜面扫地，便主动上前解围，表示所有拖欠的军饷由他负责补发，张芾这才得以脱身。

因为要向张芾索讨军饷，本来分驻于徽州外围要隘的绿营兵营纷纷放弃职责，来到了徽州城中。距徽州城北八九十里开外有一座丛山关，为宁国至徽州的必经要道，此处也已弃守。

还要不要派兵守丛山关？曾国藩给李元度的指示是，如果确有把握守住丛山关，可分去两营固守，若没有十足的把握，则应按照新军通常“宜合不宜分”的经验，舍弃丛山关，以集中力量确保徽州城。

曾国藩的意思很明显倾向于后者，但李元度取的是前者。派去的两营尚立足未稳，太平军便乘隙攻来，两营被迅速击溃，丛山关亦告失守。

战报传至祁门大营，曾国藩急得一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平江勇总共四千人，除两营在丛山关被击溃外，还剩下两千人在城里驻守，他担心这两千兵勇根本不足以守城，于是又向徽州加派了四营共两千余援兵。

此时鲍超尚未归队，张运兰在进攻旌德，曾国藩从大营派出的援兵无合适将领统带，属于散兵。在作战能力上，散兵和新兵实际相差无几，为此曾国藩特意对李元度强调，可将援兵派到城外，但其主要作用是保卫徽州的粮道，因而不要轻易出击，以免重蹈兵败丛山关的覆辙，同时他还关照李元度，援兵的扎营区域不要与徽州城距离太远，这样城内外可以互相照应。

孰料左叮嘱右叮嘱，李元度还是没放在心上，援兵赶到徽州后，不待休整，即被派到离城四十里外扎营，而且李元度也不抓紧掘壕筑垒，只将部队散乱地部署于沙洲之上。

曾国藩得知后很是恼火。受限于军饷难筹、带兵官难觅等客观因素，湘军从初兴到全盛，其兵力一直都远远少于太平军，后者在数量上常常数倍乃至十倍于湘军。当初湘军刚出道的时候，就因为与太平军盲目对攻而屡屡被击败，这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攻势防御的用兵原则，即尽可能让自己先处于不败之地，然后才寻找敌方漏洞加以攻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

外界称以曾胡为首的湘军将帅为“湘军派”，湘军派所有重要的战术打法，从扎营、拔营到看地势、明主客，其出发点都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这其中，扎营更被视为第一根本，“凡军行所至，筑垒如城，掘壕如川，坚深无匹”。

曾国藩感到特别郁闷的是，李元度带兵打仗已有六年光阴，就算没有他反复叮嘱，也该明白未战先扎营的道理，加上又有丛山关的教训，怎么实际用兵时还会如此急躁失当？

他赶紧给李元度去信，在斥责的同时要求李元度马上改弦更张，在城外十里范围之内部署援兵扎营。可是李元度却将曾国藩的话当成了耳边风，没有及时修正自己的错误，与此同时，他过于宽纵部下的毛病依旧没变，城内新募的平江勇不卖力，张芾留下的绿营兵更别指望，导致湘军入驻徽州城已经多日，但始终没能构筑起坚固的城防工事，城外可能被敌军利用的民房等制高点也未加以清理。

在太平军优势力量的猛攻下，城外四营援兵再次溃不成军。城内守军也随即失去斗志，不少平江勇、绿营兵都在争相逃窜。为挽回局面，李元度亲自出城督战，结果反而中了埋伏，太平军伏兵四起，对其两翼实施抄袭，逼得他赶紧收兵入城。

太平军对徽州城发起攻击，李元度趴在城头上，指挥剩余兵勇堵击了一昼夜，但到这个时候，他个人的英勇和身先士卒已无济于事。次日，太平军登上城外的民房，向城内射击，守军无法在城头立足，城池遂被攻破。

严重危机

随着徽州城破，李元度部几乎一散而尽，仅千余兵勇回到祁门，李元度本人也下落不明。四天后，李世贤率部再克休宁，进逼祁门。

湘军内部大为震恐，曾国藩六次飞信皖北，向李续宜求救，前三次尤为急切，信中一再强调“皖南局势万分危急，欲求阁下带二三营，即日渡江南下相助”，“速带三营来此”，“速来救援”。

在李续宜应命兼程南下的同时，曾国荃顾虑乃兄的安全，也想加入南援行列。曾国荃身负包围安庆的重任，如果他南下就要撤安庆之围，这意味着曾胡夺取安庆的根本战略方针将无法进行下去，而且由于陈玉成开始在长江北岸活动，那里的局势同样变得紧张起来。胡林翼嘴上不便反对曾国荃南下，但言辞中已颇有些负气：“如涤帅（曾国藩）嫌南岸兵少，可以沅浦（曾国荃字沅浦）万人调去，北岸不须沅浦也。”

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葆这时正协助曾国荃包围安庆，通过书信往来，曾家三兄弟围绕相关话题展开了紧急讨论。曾国葆坚决反对撤安庆之围，曾国藩认为他的意见很对，乃“至当之论”。

太平军自二破江南大营后，占据了苏南及浙江大部分地区，在苏北可自由活动，在皖南皖北也都拥有雄厚势力。唯有在安庆周围地区，湘军倾注全力，太平军却主力东调，这样湘军方面才占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只是局部优势，若想把局部优势变为全局优势，除了紧紧抓住安庆这一关键战略地带不放，也确实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特别强调：“安庆不宜撤围，这是人人心里都清楚的一件事。现在普天之下贼（太平军）处处占据上风，独安庆一城系贼处于下风，岂能轻易撤退？”

见大哥和曾国葆均持此议，曾国荃这才回心转意，放弃了南下的想法。

曾国荃无法脱身，李续宜在短时间内也是远水难解近渴，所幸皖南湘军中最厉害的战将鲍超已经归队，曾国藩急忙飞檄调他及张运兰至鱼亭，用以阻遏李世贤的兵锋。

鱼亭位于休宁与祁门之间，但鲍超、张运兰能否及时赶到鱼亭却是个问题。因为休宁距祁门不过百里之遥，鲍、张一个在太平，一个在旌德，距祁门的路程均远于休宁，假如三方同时向祁门运动，李世贤将占有极大优势。

祁门大营兵力空虚，仅有亲兵营等三千人马，而且其中还有一半是从未打过仗的新兵，千钧一发之际，李世贤却突然掉头而去，脱离了主战场。

说奇怪也不奇怪，李世贤并非李秀成那样具备谋略和大局观的将帅。在他看来，富庶的杭嘉湖平原是肉，瘠薄多山的皖南只是骨头，吃肉当然比啃骨头更招人喜欢。

李世贤进攻皖南，是按照西征计划对李秀成部进行策应，但李秀成又迟迟未进入皖南。既然前面已连下徽州、休宁，打的都是胜仗，也就是说，对上对下都已交代得过去了，为什么还要在皖南独自啃骨头，而不乘胜吃上两块肉补充补充？李世贤遂选择自徽州开拔，率主力到浙江攻城略地去了。

李世贤折回浙江的第二天，李续宜率四营援兵赶到祁门，紧接着，左宗棠部亦由南昌东进皖南，曾国藩就这样奇迹般地躲过了一次严重危机。

1860年10月19日，刚刚摆脱危机的曾国藩给朝廷上疏，请求在必要时从他和胡林翼中选出一人带兵北上勤王。也就在这一天，他突然接到了李元度的信件，这封信不仅证实李元度还活着，而且显示他在城陷前就已逃出。

曾国藩立刻皱起了眉头，他向来把“忠义血性”视为带兵之人的根本，李元度弃城先逃，身上哪有“忠义血性”的影子？按照大清律法，城未破而将先逃，结果导致城池失守者，守城将领得到的最高处分将是斩首或者斩监候！

让曾国藩更感诧异和恼怒的是，李元度逃出后，居然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回祁门禀告，且至今未返回大营。在信中，他也没有多少悔过的表示，说到兵败的原因，多是归咎于城防设施来不及完备、李世贤部数量多且凶悍等客观因素，对于他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只字不提。

朝廷方面的态度，本是认为李元度一向“谋勇兼优”，徽州兵败很可惜，让曾国藩赶紧查明其下落。如果曾国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情也就过去了，但他为了训诫李元度，以儆效尤，仍然决定予以严参。

嵌字联

李元度幕僚出身，继而才领兵打仗，况且他与曾国藩还是患难知交，当初曾国藩困顿于江西时，能够始终不渝地追随在曾国藩左右的，除了彭玉麟，就只有李元度。曾国藩说弹劾就弹劾，往小了说是处理有些过分，往大了说是伤了其他幕友的感情——有哪个幕友敢说自己能做到比李元度更好呢，曾国藩如此对待李元度，让其他人情何以堪？

一群幕僚都自动站出来，反对曾国藩参劾李元度，其中尤以李鸿章的情绪最为激烈。曾国藩的奏疏多由李鸿章拟稿，他便拿这个示威：“老师若一定要奏劾，门生不敢拟稿！”

在曾国藩看来，私归私，公归公，即便李元度过去有恩于他，但个人的情谊不能代替其犯下的过错，诸葛亮尚且挥泪斩马谡，他能这么轻描淡写地将李元度放过去吗？李鸿章指责他不近人情，他反过来也觉得李鸿章不可理喻，所以毫不相让：“那我自己拟稿好了。”

李鸿章毕竟年轻，给老师一激，竟脱口而出：“要是这样的话，门生也将告辞，不能留在大营了。”双方都在气头上，谁都没打算给对方留面子，曾国藩马上答道：“听君之便。”

见曾国藩不为所动，李鸿章真的收拾行装，离开了祁门。几天后，李鸿章入幕的介绍人陈鼐再次进言，劝曾国藩就是要弹劾李元度，也不宜太重。曾国藩此时怒气略消，于是删掉了奏劾中最严厉的几句话，未再强调弃城先逃等情节，只说李元度刚愎自用，不听调度，提出的处分意见是“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以示惩儆”。

在外逗留了大半个月的李元度终于回到了祁门，但是面对曾国藩的斥责，他依旧很不服气，首先做的不是积极检讨自己，而是向粮台索要欠饷。

虽然幕僚文人们多为李元度打抱不平，然而军队中是很实际的，打了败仗就是打了败仗，更何况徽州溃败不仅令湘军损失惨重，而且还危及了整个战局，在这种情况下，没人觉得主将值得同情和原谅。

有好事者写下一副对联：“士不忘丧其元，公胡为改其度。”它的表面意思是说勇士不怕掉脑袋，你为什么在关键时候不能坚持你的气节呢？对联之上还有一个横批“道旁苦李”。它出自南朝王戎的一个典故，说王戎从小就非常聪明，七岁的时候和小伙伴一道外出游玩，看到路边有几株结满李子的李树。其他小伙伴都兴高采烈地爬到树上去摘李子，唯王戎站着不动，别人问他为什么不摘，他回答说李树长在道旁，结的李子又这么多，可是却没有人摘，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李子一定是苦的。众人一尝，果然如此。

湘军的好多军官原先都是书生，文化程度不低于幕僚。他们写的其实是一副嵌字联，横批的最后一个字为“李”，两句对联联尾两个字分别是“元”和“度”，合起来就是“李元度”，讥讽意味非常明显。

李元度一看就懂，他忍受不了，就向曾国藩提出要请一天假。曾国藩回复说：你已是奉旨拿问之人，我不得做主，你要留还是走，悉听尊便。

“悉听尊便”和曾国藩对李鸿章所说的“听君之便”一样，都不是肺腑之言，实际上他是告诉李元度，你要在大营听候处理，不能擅自离开。

谁知李元度却以为曾国藩已允许他离开大营，于是在留下一封信后就回湖南去了。及至曾国藩接到上谕“李元度不能坚守待援，着即革职拿问”时，李元度已回到了老家平江。

对照上谕，革职是肯定的，实际李元度在湘军中也早已失去了指挥权，但拿问就未必了。曾国藩再怎么表现得大公无私，碍于和李元度的旧日情谊以及幕僚们的劝说，也不会真把李元度怎样，无非是借此给其一个警告和教训而已，可是李元度却反过来将了他一军，让他很是被动和难堪。

尽管如此，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擅自回乡仍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从内心来说，他是希望李元度能在换个环境之后闭门思过，好好反省一下自己，这样再出来做事才不至于重复酿成大错。只是他没想到对方“思”是“思”了，但是思考的角度和内容与他想象的完全不同，后来还因此把两人的友谊推向了决裂的边缘。

不用兵就能统一天下

1860年10月初，迟迟未在皖南现身的李秀成终于完成为嘉兴太平军解围的任务，回到了苏福省（太平天国将苏南划为一省，以苏州为省会）。不久天王传旨，命他领军“扫北”，也就是趁英法联军进攻津京之机举行北伐。

洪秀全长在深宫，平时不谋远虑，不问政事，更不了解军队实情。在当时的太平军中，最初以信仰从军的“老兄弟”事实上已经所剩无几，部队无论军纪还是战斗力都无法与全盛期相提并论，试想全盛期的北伐尚且归于失败，这个时候的北伐又能有多少成功的把握？

相比于北伐，李秀成认为西征解安庆之围更为迫切。因为安庆一旦失陷，被他视为心腹之患的湘军就将大举东下，到时苏福省亦难自保，所以无论是为履行和陈玉成的约定，还是从他自身的利害关系出发，眼下第一要务都是西征，而不是北伐。

正好江西、湖北有一批当地起义军头领联系李秀成，表示愿意加入太平军，李秀成便奏复天王，称他将先去接收这批起义军，然后再遵诏北伐。可是即便是用了这个理由，洪秀全仍不同意。

到这时为止，安庆已被湘军包围达一年之久，时不我待，李秀成也顾不得天王如何想法，决定亲自西征。在安排部将陈坤书主持苏福省军民事务后，他即率部由苏州动身，前往天京晋见天王。

依靠解天京之围以及击破江南大营，李秀成已成太平天国的擎天一柱。得知他来京，文武百官都纷纷前来府中拜会，大家也非常希望忠王能讲一讲如今的时局走向。

就整体的军事形势而言，太平军的优势和上升趋势都很明显，即便在上游战场，也基本是压着湘军打，甚至弄得曾国藩在皖南几无立足之地，但李秀成的头脑却异常清醒，他认为未来形势不容乐观。

截至二破江南大营前，天京已先后被官军围困了六次，李秀成预计天京如果第七次被围，围困者必湘军无疑。李秀成多次和湘军交手，深知湘军非和春、张国梁系的绿营可比，首脑善谋能断，兵将也和太平军初起时一样勇敢不怕死，要是他们包围天京，解天京之围就相当困难了。

这正是李秀成无论如何要从速西征的根本原因所在。在他看来，自击破江南大营和建立苏福省之后，下游再无可虑，可虑者就是上游，也就是以安庆为核心的安徽。此次假使能够通过西征保住安徽，局势尚不致太过危险，若西征不成功，太平军在安徽的势力难以稳固，则天京将再次被围乃至失陷。

李秀成为此恳切地向众人提出忠告：“众位王兄王弟，凡有金银，切勿存留，全都要拿来买米粮，买得越多越好，切记，切记。”

而后晋见天王，李秀成又将他的这番分析原原本本地做了陈述，谁知天王仍然横竖听不进去。

洪秀全等人当年为了凝聚人心的需要，依托所谓拜上帝教，编出了天父、天兄等各种名目。这本来无可厚非，从古至今，如此做过的人数不胜数，洪某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汉高祖刘邦不是还编过斩白蛇起义的段子，自封为“赤帝子”吗？

都属于迷信，但关键是你不能不把它当一回事，又不能太把它当回事。刘邦自斩白蛇起义后，并没有真把自己当成战无不胜的龙种，用来与项羽逐鹿争天下的依然是手中的三尺剑。洪秀全却迷信过深，弄假成真，竟然误认为有天父天兄保佑，就不必将政事办好了。

受到洪秀全特别信任重用的身边亲信，洪仁发、洪仁达贪鄙无能，洪仁玕在见识、学识上虽有过人之处，但执行力较差，而且说到底也不是一个敢于忠言直谏的人。他们不仅不能纠正洪秀全的一些荒谬想法和言论，反而加以附和，这样一来，洪秀全更加自以为是。李秀成不愿北伐，他便斥责李秀成贪生怕死，而且说：“尔怕死，朕乃天生真命主，不用兵就能统一天下！”

既然不用兵就能统一天下，你还要我“扫北”干什么？李秀成简直无法与之交流，只得默不作声，听任其在那里胡言乱语。直到退出朝堂，他才长叹一声，然后让部下通知留京的文武重臣，务必加强天京城的防务，同时积极购买粮食。

在晋见天王之前，李秀成就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亲自率部西征。他估计此一去不会轻而易举就达成所愿，可能将耗时四百余日也就是一年多，但只要留京大臣们依言做好粮食储备，这段时间即便上游粮道被断，天京也不会为缺粮所困，完全可以支持到他回来。

鲍膏

1860年10月下旬，李秀成出天京经安徽太平府、芜湖、繁昌一路南下，主持南路军的西征。按照他的部署，南路军被分成四路，每路号称七八万人，对皖南湘军实施隔断包抄。

四路人马中，最重要的一路是李世贤一路，李秀成安排其自徽州进逼赣东，以求断绝江西接济湘军的粮道。自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若粮道被切断，湘军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是支撑不住的，但因为李世贤已去浙江，他这一路并未能起到应有作用，反而太平军所控制的休宁还遭到了鲍超、张运兰的会攻。九天后，李世贤才派部将自浙江回援休宁，可是又被鲍、张用围点打援的战术给杀得大败。

李秀成自带的一路负责由西面抄击祁门大营。就在鲍、张与太平军鏖战于休宁之际，他自芜湖疾驰南下，对黟县北部的重要关隘羊栈岭实施了突袭。防守羊栈岭的湘军抵敌不住，溃败而去，李秀成拿下羊栈岭，继而乘胜攻克了黟县。

黟县距祁门仅六十里，可朝发夕至。这一消息给祁门大营带来的震撼超过当初徽州、休宁的失陷，曾国藩已经写下遗书，同时帐悬佩刀，做了最坏的打算。

给力的还是鲍超，发现李秀成欲抄击祁门大营，他和张运兰即刻回援，在疾驰百余里后，一举收复黟县——回头来看，当初李世贤若不去浙江，或早一点折回皖南，从而牢牢地将鲍、张二军控制在休宁，使之难以及时回援祁门，战局发展就会出现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模样。

次日，在休宁柏庄岭，鲍、张又与李秀成主力展开了激烈拼杀。这时鲍超的霆军已成为一支步骑合成的兵团，一众将官中，骑兵将领唐仁廉、步兵将领谭必达最为鲍超所喜爱。唐仁廉原本是杨岳斌的部下，后来才改换门庭投入霆军。此人身手敏捷，尤善骑马，在骏马飞驰时，他能从其背后一跃而上，还能稳稳地站立于马鞍之上，乃至“海底捞月”，伸手将地上细小的东西捡起来。谭必达不仅同样身手了得，而且能秉承鲍超的作战意图，对前线部队进行指挥调度，外界将这两员虎将放到一起，合称“唐谭”。

与李秀成主力作战，当然非派上唐、谭不可，同时还要尽可能地把二人的潜力都发挥出来。鲍超用的招数是小池驿之战时使过的那套激将法，他把包括唐、谭在内的众将都召到帐前，故意叹息着说：“贼（太平军）这么强大，该拿他们怎么办呢？我鲍营里面看来找不到能对付他们的战将了，友军里的某某某或许可以，但也不知道他是否真有这个能耐。”

唐、谭一听马上不干了，还没打，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不行！二人当即请战，他们请战不是空口说说，而是立下了军令状，这也就意味着双方还没正式开打，霆军的前锋将士就已经激情四射，热血沸腾了。

与湘军中的其他部队不同，霆军的旗帜不绣字，只涂三个黑圆圈，太平军称之为“鲍膏”。霆军即将与敌作战时，旗手会举着大旗立于阵前，敌人未到近前，旗不动，前锋也不动。等敌人冲到近前，大旗挥动，唐、谭就会率领前锋像疯子一样冲上前厮杀，别的不说，就光凭那气势就能把对方吓一哆嗦。

除了驱动两员虎将外，鲍超还善于布阵。冷兵器时代的布阵并没有演义中所谓的七星阵、八卦阵、乾坤阵，实际是一种攻防的组织形势。鲍超布的是“二”字阵，他把部队分成两个层次，波浪式往前推进。推进过程中，他自己站在阵中，手持西洋进口的望远镜左右瞭望，看到某队退下来，就毫不含糊地示意左右持刀上前，砍下该队将官的首级。有时打着打着，看到哪边战局稍显不利，他马上让人到那里传话，说“鲍老子来了”。一听鲍超亲临，官兵们立刻振作起来，敌阵亦应声而破。

这不是李秀成第一次与鲍超对阵，在两年前的二郎河一役中就已经领教了霆军的威力，但他真正被对方打痛打怕，则还是始自于柏庄岭之战。十轮血拼下来，他竟然没有一次不吃败仗，十打十输，所部被杀得面无人色，乃至于士兵一看到黑膏旗就会惊骇涣散，越岭奔逃。

李秀成将霆军的作战特点归纳为“冲锋猛战”，令他十分忌惮。兵败羊栈岭后，他就取道前往江西，实际是放弃了直接抄击祁门大营的方案。湘军方面的解读是，李秀成从此怕了鲍超，不敢再与之较量。

曾铁桶

李秀成主持的南路军攻皖南、江西，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想迫使皖北湘军南援，从而解安庆之围，但自从被曾国藩、曾国葆点醒后，曾国荃就完全明白了包围安庆的极端重要性，因此李秀成在长江南岸攻得越急，他围攻安庆的力度反而就越大。

曾国藩一共兄弟五人，曾国藩是老大，其后依次为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曾国荃虽是老四，但他在曾家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九，所以曾国藩称他九弟，后来从军，便呼为“九帅”。

曾国藩早在京师做翰林时，就曾用一句诗概括四个弟弟的性情才干，其中对他这位九弟的评价甚高：“辰君平，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曾国潢生于庚辰岁，曾国华生于壬午岁，曾国荃字沅甫，曾国藩在诗中分别以“辰君”“午君”“老沅”指代，并且说要论天资，曾国潢仅中等，所谓“平”，曾国华上等，所谓“奇”，曾国荃的天资比曾国华还高，是“真白眉”。

“真白眉”的典故出自于三国马良。马良家也是五个兄弟，五人俱有才华名气，但以马良最为出色。由于五兄弟的字中都有一个“常”（马良字季常），马良又长了白色眉毛，因而乡里编有谚语“马氏五常，白眉最良”。

曾国藩创立湘军后，除资质平平的曾国潢负责照管家务外，其余几个弟弟都先后追随他参加了湘军。不过曾国荃从军较晚，这是因为之前湘军的战事都还比较顺利，曾国藩并不是非要弟弟们都出来襄助不可，曾国荃在从军前也从未去过湘军军营。

后来曾国藩在江西陷入了一段他军事生涯中最为迷茫困顿的时期，曾国荃觉得理应助兄长一臂之力，他打算募勇去江西征战，但又苦于缺乏饷银而无法成行。正好朝廷特诏黄冕为江西吉安府知府，由于吉安府县均控制于太平军之手，所以黄冕得到的其实是个空头衔，他如果想做实任知府，就必须先打下吉安。

黄冕是文官出身，打仗并非其专长，听闻曾国荃有奇才大略，就派人把他请去商讨攻防之策。曾国荃趁机提出，如果黄冕能帮他解决军饷，他愿意自建一军，“以赴国家之急”。

黄冕满口答应，随即向湖南巡抚骆秉章做了汇报，骆秉章同意按此办法实行。这样曾国荃便回乡招募了三千兵勇，所募兵勇多为罗泽南、李续宜旧部，并非新兵，稍作适应就能用于作战。因专为进攻吉安所建，故曾国荃的部队被称为“吉字营”。

众所周知，曾国藩是一个难得的帅才，但单独领兵作战却少有胜绩，曾国荃在这方面远胜乃兄，他和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等人一样，都可称得上是天生的将才。在率吉字营开赴江西后，他连克数县，很快打出了自己的声威。那时在江西各地作战的湘军将近两万，分别集结于吉安等几座城下。吉安也是这种情况，有包括吉字营在内的好几支部队用于进攻吉安，虽然他们之间实际处于平级地位，没有互相隶属的关系，但诸将都对曾国荃心悦诚服，自愿服从其指挥调度。

第二年，因为曾父病故，曾国藩偕曾国华先行还乡丁忧，曾国荃在交代完军事后也奔丧回家，他一走，吉安诸军群龙无首，谁也不服谁。眼看吉安军情紧急，时任江西巡抚耆龄忙召曾国荃赴吉安，并正式赋予他统一指挥吉安各军的权力。

吉安各军虽有多支人马，但每支兵力都不多，仅数千人而已，即便加一块也不足以靠兵员数量围困城池，强行登城仰攻又会蒙受惨重伤亡，为此曾国荃决定采取“长围久困”的战术攻克吉安。后者最早源自于胡林翼的武昌攻坚战，曾国藩获悉后大加赞叹，连夜致信麾下，要将领们加以学习和效法，此后它便成了湘军攻坚的常规战法。

战术都是一个战术，实际效果好不好，则取决于每个主将不同的实战能力。曾国荃因地制宜，他引流经吉安的赣江之水，在吉安城四周开挖出数条长壕深堑，壕外筑有墙垣，以部队列营固守，吉安城内的太平军屡次冲击都归于失败。

太平军又企图从赣江之上寻求突破，但曾国荃在赣江上下江面锁以铁链，而且砍了再放，使得太平军的船根本无法通过。实际上，就算船勉强通过，也难以登岸，因为曾国荃还在江岸边屯扎了名为“遮营”（或叫“长营”）的防守部队。

“长围久困”的缺点是耗时太久，曾国荃围吉安用了将近一年，但它的优点是可以有效切断敌军的接济，接济一断，守军意志就会动摇，伴之而生的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吉安守将李凤雅、翟明海素不相与，压力之下更是相互猜忌，曾国荃掌握到这一情报后便设了一个反间计，李凤雅果然中计，反戈相向，杀掉了翟明海。

当天晚上，李凤雅部乘舟强行突围，被湘军水师逐退，翟明海的余部立马迎上前复仇，其内部混战成一团，湘军乘机攻克了吉安。

吉安是太平军在江西控制的最后一座府城，曾国荃拿下吉安，标志着江西太平军的势力被完全肃清，他本人也在这一攻坚战役中初定奠定了名将的地位，人送大号“曾铁桶”。

唯懵懂足以成事

按照胡林翼的用兵原则和太湖战役中的成功实践，围点打援应以打援为主，围城为次，具体来说，如果你想用一万人围住一座城池，那么就必须留两万余至三万人打援，如此才能确保“满盘棋子皆是活着”。

湘军东征皖北，原计划是以曾国荃部围安庆，多隆阿部围桐城，李续宜、鲍超及金国琛、成大吉等部打援，但是在占领太湖后，胡林翼发现他实际没有这么多兵力用来同时围攻安庆、桐城。事实也是这样，随着曾国藩挥师皖南，鲍超部先从江北前往江南，后来随着皖南形势趋于危急，不仅李续宜部一度加入南援行列，连曾国荃也曾流露出要离开皖北的意图，这使皖北原本相对雄厚的兵力遭到一定削弱。若是当初处处合围，再受到城池牵制，还能留出多少打援兵力？

经过商讨，曾胡决定只围安庆，不围桐城，曾国荃部仍围安庆，多隆阿部则抽出来专用于打援。

曾国荃虽有“曾铁桶”之称，但“铁桶”跟“铁桶”不一样，攻克安庆的难度远非吉安可比，而且组成这批吉字营的万余兵勇都是新募之兵，在皖北湘军各部中属于弱旅，有不少人因此担心曾国荃将难以续写他攻城战得手的历史。

胡林翼本来就是把吉字营当弱兵使的，在他的概念里，打援比围点更重要，强兵要拿去打援，围点当然就只能靠弱兵了。不过他对曾国荃强调的却是另外一套，比如，“围师视剿兵较难”，围点比打援的难度高，围攻安庆非君不能胜任。比如，“自古以来，唯强兵可以力及三面，公（曾国荃）乃力顾四面”，又比如，“非强将如亚夫（指西汉名将周亚夫），断不能如此坚定”。

在胡林翼写给曾国荃的信中，充斥着此类话语，其用意无非是为了给曾国荃加油打气，以增强对方的自信心，但其中有些话不免有过度吹捧之嫌，曾国荃被弄得有点不好意思，连忙说自己不过是弱兵弱将，当不得如此高的评价。胡林翼则说曾国荃太谦虚——人不能太谦虚，过分的谦虚就显得虚伪了！

曾国荃诚然不是弱将，但吉字营是弱兵这一事实却无法遮掩。以弱兵围城，怕就怕外围敌援兵过于强大，连阻援部队都挡不住，结果来个反包围，把他们给困在城下，江南大营两次被太平军击破于南京城下，便足可为前车之鉴。曾国荃在攻城时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心理阴影，胡林翼教给他的方法是要学会“懵懂”。

过去有兄弟两人，弟弟迷信，哥哥不迷信。连续几年过去，兄弟俩都没碰上什么倒霉事，弟弟就犯嘀咕，心想既然哥哥不迷信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一样，活得洒脱些呢，自此他就不再给神灵上供了。

某日，弟弟忽然在路上碰到了神仙。神仙很生气地责问他为什么对自己不敬，弟弟说：“我是跟我哥哥学的，你们神仙为什么只管我不管我哥哥？”神仙解释道：“你哥哥懵懂，我们仙界怕懵懂，不得不躲着他走。你跟他不一样，你向来头脑清楚，是怕我们的，怎么可以不循常规失了礼数？”

“懵懂”者，迷糊也。胡林翼绘声绘色地给曾国荃讲了这段故事，他的意思是说要做大事不能瞻前顾后，适当迷糊一下是必要的，否则就什么事都干不成，“天下人，唯懵懂足以成事”。

胡林翼借此启发曾国荃，要拿下安庆，必须把所有顾虑抛在脑后，包括可能被敌援兵反包围的后顾之忧，一门心思用于围攻，这样最终他才能大功告成。

胡林翼这么说，曾国荃也就这么做，他在安庆城下开挖内外两条战壕，内壕用于封锁城内守军，外壕用于阻击可能接近安庆的敌援兵，所取战术正是费时较长但又确有成效的“长围久困”。

与此同时，多隆阿率部开赴桐城地区。和鲍超一样，多隆阿是个一天不打仗就手痒痒的人，曾胡让他作为机动兵力，只需负责阻援，他却屡次发起进攻桐城之役，部队多有伤亡。

曾胡闻讯坚决反对。由于多隆阿不是曾国藩的嫡系战将，所以曾国藩只能将他的反对意见写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也警醒弟弟在围城时要保持足够耐心，不要像多隆阿一样盲目攻城。

直接敲打多隆阿的主要是胡林翼。他频频致信多隆阿，明确指示“扒城之议，决不可行”，并且说这是他多年来对战场上失败教训的总结，如果湘军作战时再不改进战术，重复以往犯下的错误，“则贼匪（指太平军、捻军等）终无平定之理”。

经过屡次训诫，多隆阿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下令撤退攻城之兵，并与桐城太平军脱离接触，转而进驻于桐城西南的挂车河一线。

最好消息

挂车河的南面为青草塥，这是当地土特山货的集散和贸易市场，有“小安庆”之誉，曾胡将曾南下救援祁门大营的李续宜部调到青草塥，为的是配合多隆阿监视来援敌军，同时切断安庆与桐城、庐州太平军的联络。

多隆阿原先与鲍超不合，为了调解二人的矛盾，曾胡费尽了心机，如今多、李配合，李续宜在湘军中的地位并不亚于鲍超，他们之间会不会也闹得不可开交？结果证明是多虑了，多、李相处极其融洽，李续宜晚上甚至还住在多隆阿帐中，并不回自己的营房，虽然两部驻地其实离得很近。

究其原因，多、鲍不合，除了争功外，也可能因为他们都是性格耿直的武人，说话做事直来直去，不会绕弯子。李续宜身为儒将，知书达理，明晓是非，该坚持的坚持，该谦让的谦让，反而更容易与多隆阿搞好关系。

不管怎样，多李团结是曾李最希望看到的。胡林翼告诉曾国藩：“希与多之和睦，如一鼻孔出气……亦奇境也。”曾国藩获悉后也十分高兴：“希帅与多公和衷，此最好消息。”

作为第二次西征的主要发起人，陈玉成其实很早就已率领北路军进军皖北，部队的出发时间尚在南路军之前，但由于沿途发生了其他战事，他们在行动上一再迟误，以致未能在南路军进攻皖南时与之形成联动。

1860年11月下旬，北路军到达桐城，和上次太湖战役一样，这支大军仍由粤捻联军组成，浩浩荡荡达十余万人。陈玉成的核心目标当然是解安庆之围，但要免于腹背受敌，就必须首先解决多隆阿，为此他一到桐城，就立即在挂车河等处筑成营垒四十余座。

第二天，多隆阿属下亲兵侦伺到了这一动向。多隆阿闻报，料定太平军大队援兵已到，便抢先在挂车河西岸扎营，陈玉成亦列阵于河东，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

犹如鲍超与李秀成，多隆阿和陈玉成也不是初次交手，在两年前的宿松之战中，陈玉成就败于了多隆阿。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且此次陈玉成一者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二者来势汹汹，对解安庆之围志在必得，完全存在将多隆阿一把掀翻的可能。

只是多隆阿并不是这么容易被掀翻的。和李元度宽纵部下不同，多隆阿治军严厉，但对部属非常体恤爱护，平时亲自慰问伤员，乃至用自己的马从战场上抢救伤员。他治军多年，所得养廉银分文不取，全部都用于犒赏有功将士和抚恤死伤者。虽然多隆阿部的主体为北方部队，在南方作战面临着生活难以适应等各种问题，但看到多隆阿待他们这么好，军人们也就没有什么怨言了。

挂车河首战，多军极其顽强，陈玉成率部打了整整四个小时，都没法占得上风。这时，多隆阿又突然派出了骑兵。

多隆阿部的老底子是黑龙江骑兵，原先属于僧格林沁所辖蒙古骑兵的一部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蒙古骑兵没能扭转战局，那是缘于英法联军火力过强以及战术运用不当，而当这两个因素得到改观后，其机动性和冲击力便重新拥有了施展的空间。

太平军被中途闯入的骑兵断为几截，顿时阵脚大乱，陈玉成赶紧下令退兵入垒。这一战太平军阵亡兵员就达千余，陈玉成挨了当头一棒。

次战，陈玉成避开多隆阿，对李续宜部发动了突袭。谁知李续宜部为湘军中攻守兼备的一流劲旅，且同样处于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主动地位，太平军在他们身上也难找到便宜。多隆阿与李续宜联系紧密，闻报亲率骑兵驰援，两军协力夹击，再次击败了陈玉成。

两战全胜，令多隆阿信心大增，经与李续宜会商，两人决定同时出兵，对太平军进行两面夹击。1860年12月10日，多、李两军倾巢而出，一时间，刀枪飞舞，血流成渠。当天，太平军的四十余座营垒被全部攻破，所部伤亡惨重，出现了大溃败的景象。陈玉成不得已率部退入桐城，捻军亦退入了庐江。

按照陈玉成和李秀成商定的西征计划，直接救援安庆本来也并不是首选，原方案是围魏救赵，进攻湘军后方基地湖北，从而减轻安庆压力乃至迫使湘军撤围。挂车河战役不仅重创了江北太平军的有生力量，也使陈玉成明白了要想直接解安庆之围有多么不易，于是决计执行原方案，进军湖北。

楚军

陈玉成如今和李秀成已有了点同病相怜的意思，两人一度都想走捷径，但都没走成。湘军中有一个说法，陈玉成最怕多隆阿，李秀成最怕鲍超，虽然并不一定是当事者的真实感受，但陈李对多鲍，战场上总是胜少败多，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兵败羊栈岭后，李秀成不再试图抄击祁门大营，而是改道进入江西，实际脱离了皖南的主战场，其原因据分析，可能是为了接应脱离石达开北上的太平军汪海洋部。

与此同时，南路军的其他几路部队并没有放松对祁门的围攻。1860年12月15日，杨辅清、黄文金攻占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曾国荃、多隆阿等部的联系。至月末，黄文金率部攻占江西彭泽，从西面夹击祁门，李世贤则从东面的休宁逼近祁门。通过这一系列组合拳，太平军对祁门形成东、西、北三面围困之势，祁门大营的外围门户仅剩下了南面的景德镇。

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后，在南昌设置总粮台，使江西成为了湘军的又一后勤基地，皖南湘军的粮饷也全部来自于江西。这些粮饷都必须通过景德镇转运祁门，因此景德镇既是祁门大营的门户，同时也是皖南湘军的生命线。

驻守景德镇的是左宗棠。当初左宗棠从宿松动身回湘，主要是为了看望生病的儿子，回湘募勇仅是一个名义，因为当时咸丰虽已为他“昭雪”，但对于如何使用，尚未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说法。没想到左宗棠抵达长沙后不过三天，新的谕令就到了，朝廷授其以四品京堂候补，命他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这让左宗棠喜出望外，随即便正式在湖南组建军队。

左宗棠建军的思路独树一帜，与曾国藩的湘军区别开来。过去有两支湘籍武装，外人都统称为湘军，但它们与曾系湘军并不是一码事，这就是江忠源和王錱的楚军。江忠源的楚军早就不存在了，王錱的楚军在王錱生前一直留在湖南，不受曾国藩节制，称为老湘营，左右老湘营的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后实际是左宗棠。王錱死后，老湘营始归曾国藩节制，比如张运兰就是老湘营出来的一员大将。

左宗棠回湘募勇时，长沙尚留有老湘营旧部一千四百人，左宗棠将他们全部予以收纳，并沿袭老湘营从前的称呼，将自己的部队命名为楚军。

除了老湘营旧部，左宗棠还在湖南全省进行招募，这也与曾系湘军完全不同。曾国藩及其湘乡籍的亲近将领主要只在湘乡募勇，但左宗棠认为湘乡不过一个县，大家都扎堆在一处招兵买马，难免会出现供小于求的现象，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合格勇丁供人挑选。集中于湘乡募勇的另一个弊端，是前方一旦吃了败仗，消息会迅速传开，对士气的影响太大，过去湘军惨败于三河之役，就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左宗棠将募勇范围从湘乡扩展至长沙、郴州、沅州、湘阴等各个府县，依靠他两入湘幕的威望，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选募了三千五百余名勇丁，使楚军总数达到近五千人。

此时石达开正在贵州活动，并有进入四川的动向，朝廷曾打算调左宗棠督办四川军务。胡林翼劝左宗棠，若没有川督之类的实衔在身，楚军入川光军饷就无法解决，难以建功。左宗棠自己也不愿入川作战，他向曾胡表示：“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

朝廷随后改派骆秉章入川，左宗棠则率楚军向江西开进。左宗棠虽然早就指挥军事，但亲自带兵打仗还是第一次，又是出省作战，激动之余也不无忐忑，他在家书中说：“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轰烈烈地干一场，但就是不知道最后能否如愿。”

楚军出省时，正值皖南如火如荼之际。左宗棠先入江西，再入皖南，先是驰援祁门大营，接着又奉曾国藩之命驻军景德镇，不仅要全力确保祁门大营后路及粮道的安全，还要兼顾江西，肩上担子不可谓不重。

楚军的训练时间不长，照理一开始的实战表现不会太好，但老湘营的那一部分兵勇本来就是有作战经验的老兵，与此同时，左宗棠又改变了湘军多用儒生、文员带兵的传统，楚军营官多用武人，选择标准是不需要有多高的文化或者功名，只要在战场上敢拼命能打硬仗就行，这使得楚军虽是新军，但具备着一定的战斗力，且完全听命于左宗棠的指挥。

左宗棠驻军景德镇后，曾主动出击，攻占德兴和婺源两地。他本来还想配合祁门湘军夹击徽州，因黄文金连陷江西数县，进逼景德镇，才不得不退回景德镇御敌，这说明楚军在当时已至少能起到张运兰部那样的作用了。

挺经

对于景德镇的战略地位，湘军和太平军都心知肚明。自1861年1月5日起，黄文金率两万余人猛扑景德镇及其北面的浮梁县城，左宗棠压力很大，某次在浮梁苦战时，甚至逼得他把假的“鲍膏”都使了出来。

在皖南湘军被太平军压着打的那段时间里，不少将领都怕与太平军作战，听到太平军逼近，能紧张到两腿发抖。鲍超的霆军不同，三天关在家里不打仗，人人心急火燎，难过到要满屋子打转。明着得不到作战机会，他们有时竟然收起自家的黑膏旗，假借友军旗帜出去打仗。与之对打的太平军只要接战时间稍长，就感到不对劲：怎么不管我们如何施压，对方不仅不撤退，反而越打越强呢？

有人大叫一声：“这还是那个鲍妖军！”于是连忙撤兵逃走了。

发现霆军竟具有如此大的威慑力，其他友军遇到危急情况时，往往都借钟馗打鬼，用假的黑膏旗来吓唬太平军。左宗棠在浮梁用的就是这个办法，而且果真吓退了敌军。

几天后，鲍超奉曾国藩之命增援景德镇。如假包换的真霆军一到景德镇就想大打出手，但由于天气恶劣，雨雪连绵，拖了一个多月，霆军才在楚军的协助下，与太平军会战于洋塘。在洋塘会战中，黄文金部被杀得大败，黄文金本人也受了伤，湘军连夺建德、彭泽，黄文金自此被迫退守芜湖，无法再参与皖南、赣北战事。

鲍超作为皖南湘军大杀四方的主力选手，其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敌方关注。得知鲍超赴援景德镇，祁门大营兵力单薄，太平军刘官芳等部乘虚而入，从北面分两路南下，一度进逼历口。

历口与祁门相距不足一日行程，祁门大营面临着和上次李秀成攻克黟县时几乎一模一样的险境。鲍超显然已经来不及回援，但太平军也低估了祁门湘军的实力，在曾国藩的部署下，他们采取伏击战等方式击退了太平军，祁门再次得以转危为安。

这一时期的形势，如曾国藩所言是“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但曾国藩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镇定。有一天他甚至忽然想到，皖中有很多经学大师，在这样颠沛动荡的岁月里，恐怕生命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于是他派人四处打听，如果大师还活着，便亲自写信，邀请对方暂入自己的幕府，以资保护，如果已经不幸去世，则对遗属进行怃恤，同时寻找和收藏大师的遗著。

曾国藩能够具备这样良好的心理素质，不是天生如此，其实也是不断自我修炼、自我要求的结果。李鸿章曾经说过，曾国藩有一部秘传心法，名为《挺经》，他的老师之所以能挨过其军事生涯中的那些惊涛骇浪，胜利抵达彼岸，靠的就是《挺经》。

有一家人，老翁要请贵客来自己家里吃午饭，一大早就吩咐儿子，让儿子到集市上去买菜蔬果品，可是都快接近中午了，他儿子还没回家。老翁着急了，就亲自跑到村口去看，只见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儿子挑着菜，正在田埂上和一个担夫对峙着，彼此都不肯相让。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见此情景，老翁忙上前替儿子给担夫说好话：“老哥，我家中有客，等着烧菜做饭。能不能请你往水田里暂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

担夫：“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

老翁解释道：“他个子矮，站到水田里就怕担子被浸湿了，食物会坏掉。你老哥个子高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

担夫还是不愿意，说：“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而已，就是浸湿，也还可以将就用。我担中都是来自京广的贵重货物，万一浸水，便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避让？”

老翁没法说服担夫，只好挺身上前：“来，来，既然这样，便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说着话，当即俯身解袜脱履。

担夫见老翁这样，反倒过意不去了，一边下田避让，一边说：“老丈既然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你们的担子过去。”

这便是李鸿章日后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的一段有关《挺经》的故事：老翁挺身上前，使得一场纠缠不清的纠纷得以化解。

据李鸿章说，《挺经》共十八条，此为开宗明义的第一条。后世坊间虽有《挺经》的多种版本，但一般都认为是伪书，只有李鸿章闲聊时提及的这一条具备明确出处。

又向祁门走一回

还在东征安徽之前，曾国藩曾在日记中自作一联云：“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说明，对于前方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当事人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然而在真正进入局中之后，“穷”的程度仍然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实际上，以祁门两次遇险为标志，曾国藩所遭遇到的，是他自江西困顿之后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期。他在给胡林翼的一封信中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盖无日无虎尾春冰之惧也”。

每一天，我都像是跟在老虎屁股后面，随时面临着被老虎反噬的危险，又像走在春天即将融化的冰河之上，不知道脚下的薄冰什么时候会裂开，使我溺水而亡。

处于这种巨大的忧患之中，曾国藩能够依仗的精神武器，或许就是《挺经》。挺者，坚忍也，如同故事中那个老翁，不管外界给予的压力有多大，也不管自己内心如何煎熬，他能做和必须做的，都是“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咬着牙坚忍地硬挺下去。

曾国藩的坚忍很快又为他换来了报偿。1861年3月19日，祁门湘军与太平军刘官芳等部会战于休宁上溪口，太平军落败，两天后湘军收复了休宁，祁门更得保障。

祁门战场如同走马灯式的局势，也让当地绅民眼花缭乱，当然他们只能是外行看热闹，通过表面现象来解说胜败。比如曾国藩刚刚在祁门扎营的时候，军容雄壮，乡民们就说祥瑞来了，还有的甚至说是“岁星临祁门”。等到徽州失陷，祥瑞马上变成了灾殃，大家都说祁门是凶险之地，根本不能住人。

接着湘军在洋塘、历口、上溪口连续打了三个胜仗（洋塘之战为霆军在景德镇大败黄文金，历口、上溪口之战为祁门湘军击败刘官芳），立刻，在众人口中，祥瑞又回来了，而且仍是“岁星临祁门”。曾国藩忍俊不禁，遂赋打油诗一首：“天上岁星也起霉，掉头一去不归来。忽闻打破上溪口，又向祁门走一回。”

在援救景德镇的洋塘之战中，霆军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不久因皖北形势紧急，鲍超率霆军北援安庆，这使曾国藩失去了手中唯一可震慑敌方的机动兵力。在霆军走后，李世贤乘势杀入皖南，他首先攻占婺源，继而击退了前来援救婺源的楚军。曾国藩闻报，急调陈大富部接防景德镇，但陈部也在李世贤的猛攻下全军覆灭，景德镇随之丢失。

景德镇落入太平军手中，使得江西通往祁门的粮道完全断绝。曾国藩忧心如焚，夜不能寐，与众将商议后，决定攻取徽州，另行开辟一条通往浙江的粮道。

如果湘军能攻占徽州，则祁门、黟县、休宁三县都可得到从浙江运来的饷米补给，如若不然，三县均不能守。曾国藩对徽州之战极其重视，不仅亲赴休宁督战，而且动员了九千湘军参战，可是他没想到的是，湘军出师不利，被徽州守军迎面扇了个大巴掌。

徽州守军这次能够打败湘军，不是如以往一样依靠数量优势或狠劲，而是在军械上做到了更胜一筹。

直到19世纪中叶，“战争依靠的是人而不是武器”的观点仍流行于中国军队，真正认可西方武器的中国军人很少。北京的火器营照例应该最注重火器等特种武器的使用，但连他们对弓箭训练的重视程度也远超枪炮，出自于火器营的湘军名将塔齐布在战场上就基本不用枪，用的都是长矛和强弓。太平军方面同样如此，西方观察家注意到，太平军的士兵常常有“一种对刀剑……的渴望，似乎对枪炮不感兴趣”。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中立政策也实际限制了清军和太平军对西方武器的接受和使用。英法等国不仅禁止武器运往交战双方，而且也阻碍双方获得外籍军事人员与技术援助，这样一来，清军和太平军即便得到武器，也存在不会使用保养或者毁坏后难以修复等难题。

不知天意如何

变化是从太平军一方首先开始的。让太平军改变的不是某个将帅的主观意志，而是战场上的严峻形势，换句话说，一旦他们意识到与敌人势均力敌，无法进行碾压，就会思考战争手段的改进。

装备洋枪洋炮最具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对于长期在东南沿海活动的太平军而言，武器也并不难获得。虽然西方国家限制武器出口，但商人重利，上海、香港等地都有许多与太平军做军火交易的军火商和走私者，有时甚至部分驻华英军因经费不足，也会偷偷将部队的军火与装备卖给太平军。

1859年底，胡林翼向朝廷奏报，太平军杨辅清等部“施放洋枪，子落如雨”。这是太平军在战场上使用洋枪的最早记载，说明太平军已经放弃原有的落后观念，开始逐步装备洋枪，而当曾国藩指挥所部进攻徽州时，驻守徽州的太平军大部分使用的都是新式洋枪。

对付拿着刀箭长矛和鸟枪、抬枪的湘军，新式洋枪优势尽显，湘军两攻徽州均以惨败告终，湘军士气受到沉重打击，太平军则气势大长。

看到短时间内攻克徽州、景德镇无望，粮路不知何时才能打通，大家全都慌了。曾国藩的幕友们多为文人，更是议论纷纷，对曾国藩进言说祁门处于万山丛中，一旦被太平军攻入，实为绝地，不如退至东流。

东流濒临长江，可兼顾南北两岸，换句话说皖南这里顶不住，还可以逃到皖北去。曾国藩却拒绝撤往东流或移营别处：“我初次进兵，倘若遇险即退，以后的事还能寄予希望吗？我可以断定，只要我离开祁门一步，就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他发誓要与祁门共存亡。众人说“涤帅（曾国藩）”你任重道远，决不应该殉身于祁门。曾国藩听了笑道：“何根云（何桂清字根云）去常州时，大约左右亦如此说。”

太平军进军苏常时，与前两江总督何桂清交好的浙江巡抚王有龄曾去信给他，让他不要离开所驻节的常州，因为何桂清身为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一举足则人心瓦解”。可是何桂清贪生怕死，仍然选择弃城而逃，事后不仅弄到身败名裂，也终究未能保住自家性命。

曾国藩话里的弦外之音是：你们非要劝我撤出祁门，莫非是要我走何桂清的老路？

此言一出，众皆默然，无言以对。

这时有人倒羡慕起了李鸿章，瞧瞧人家，走的都是时候！幕友程尚斋有气无力地对曾国藩的老友欧阳兆熊说：“死在一堆如何？”幕友们一听都心领神会，大家暗暗地将行李置于舟中，准备一旦情况危急，就赶紧坐船逃命。

曾国藩对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他依旧神色不变，每天除了处理公务外，还下下棋，写写字，坚定从容的样子简直让部下幕僚们不敢相信。

其实那个时候的曾国藩比谁都更灰心，比谁都更绝望。在听闻徽州兵败的当天晚上，他“浩然长叹，不知天意如何”，第二天白天一件事都干不了，晚上还噩梦连连。

在曾国藩的军事生涯中，有三次经历最让他丧魂落魄，除了湘军刚刚出山时的靖港之战、水师溃败的鄱阳湖之战外，就数这次的祁门之战了，而祁门之战给曾国藩造成的打击，又超过了前面两次。在给曾国潢、曾国荃的信中，他忍不住失声惊呼“万难支持”“旦夕不测”。

在一种绝望心情的支配下，曾国藩给家里寄去了两千余字的遗嘱，遗嘱中自怨自艾：“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他觉得从军之路太过艰辛凄惨，因此还嘱咐儿子们一心读书，以后不可从军，也不要做官。

另一方面，曾国藩非常清楚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他是一方统帅，在敌军进逼之际，哪怕内心再灰心再绝望，在部下和士卒面前，也必须表现出坚忍和镇定，也必须“打脱牙齿和血吞”。这就是《挺经》的真谛！

一天，曾国藩忽然传下令来：“贼（太平军）势如此，有打算暂时离开的，支给三个月薪水，事平后仍可以来营，我不会介意。”众人心思被点破，不禁既感动又惭愧，谁还好意思再议论逃离的事？祁门大营的人心反而安定下来。

就在曾国藩几乎要坐以待毙的时候，左宗棠卷图重来。左宗棠在指挥军事上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即对军事地理学造诣很深。清初顾祖禹写过一部《读史方舆纪要》，被称为军事地理学上的“千古绝作”，左宗棠十八岁时就读过这部大作，其他地理名著也读了不少，因此他打仗很注重借助地形。景德镇一战后，楚军败退至乐平，乐平城久已坍废，但左宗棠利用此地背山面河的有利地形，不仅使本部在休整中恢复了战力，而且连续多次击败李世贤所属的部队。

正向祁门进军的李世贤战略眼光欠缺，闻听所部败于乐平，他居然放弃了可直捣祁门的大好机会，掉转头向乐平发动全力猛攻。左宗棠依旧在地形上做文章，他在乐平城东南掘外壕十余里，引水塞堰，并设下伏兵。李世贤一来就中了埋伏，李部号称十万，却被六七千人的楚军杀得大败，这是左宗棠自宝庆保卫战后创造的又一经典战例，楚军也由此知名，成为湘军中的一支劲旅。

乐平之战把一度威风凛凛的李世贤给打回了原形，他被迫向东撤退。左宗棠乘势收复景德镇等地，在重新恢复祁门粮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祁门后路。曾国藩大喜过望，在家书中说：“凡祁门之后路，一律肃清，余方欣欣有喜色，以为可安枕而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