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零丁洋泊叹无家



湖北的战略地位，没有人能予以忽视，但也正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才会被反复争夺，其间光省城武昌就三次被太平军所攻破。在胡林翼克复武昌之前，荆楚大地早就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破败得不成样子了，一个好端端的省份几乎被打烂了。

要恢复湖北的元气，等同于白手起家，胡林翼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用人。

清代有任官回避制度，比如，你是湖北省的，一般就不能在湖北做官，于是除了湖北本地人没法任用外，其他只要听到谁有两下子，就算住在天涯海角，胡林翼也会想方设法把人给挖过来。这里面，既有芝麻绿豆的小官，也有蹉跎于功名的读书人，甚至一些说过怪话、发过牢骚、犯过错误的人也有。

人才蓄水池

省城有个官员，早上正要坐轿出门，忽然发现轿子上被人挂了一副对联，其中有一句称“尊姓原来貂不足”。这名官员姓续，有一句成语叫“狗尾续貂”，显然是有人背地里跟续某不对付，故意用“貂不足”来对他进行讽刺。

续某大怒，一状就告到胡林翼那里。胡林翼一听，也说此风不可长，当即亲自立案侦破。

过了几天，续某去拜见胡林翼，还没等他开口，胡林翼便先上前拱手道歉。

你跟我道哪门子歉哪？续某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胡林翼这才道出原委。原来案子已经破了，对联为某某所撰写，可是胡林翼破案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予以处分，而是觉得能写出这副对联的人很有才气，他是直奔“挖角”而去的。

胡林翼对续某说：“让有才的人沉沦底层，只能靠写对联来引人注意，这全是我的不是，所以我要替他向你道歉。”

续某哭笑不得，一问，撰联人已经被胡林翼招去做幕僚，大家以后算是同事了。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本来要打要杀的心也只好暂且收敛起来。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自胡林翼执政湖北以后，这里就成了人才的蓄水池，因此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么多人，怎么安排呢，都得给人家个位置啊。

湖北的现状为解决这一困扰提供了可能。原有官员死的死，逃的逃，逃走的避居外乡，也再不想回来。至于新任官员，一旦得知被派去湖北，等于要了他的命，有的任职书都下了有五六年了，相关职位上仍旧是空空荡荡。这在别的省特别是尚算太平的省份，当然难以想象，但在湖北却是司空见惯，胡林翼一眼扫过去，下面一大片一大片全是空桌位。

有桌位就好，这样我就可以安排你们坐下来了。不过在此之前，还得过一过程序。

任用官员必须吏部批复，这里面有的不成问题，可是有的就比较棘手，像灵机一动写写对联的那位仁兄，就未必拿得出什么过硬的功名或资历，如何过吏部这一关，颇让胡林翼头疼。

胡林翼思量一通后，便给朝廷写去奏疏，说我这里乱得像一锅粥，下面的州县官员要么死了，要么病了，反正一句话，我就是缺人手，所以只能“不拘文法资格”，管他有没有功名，先用了再说。

有文庆在上面说好话，又有官文在下面打马虎眼，奏疏很快得以通过，胡林翼的人才蓄水池想不涨到满都难了。

眼看湖北形势在一天天好转，原来被弃之如敝屣的乌纱帽转眼又吃香起来。想走后门谋差使的不乏其人，然而大家都知道胡林翼是个清官，要走他的后门，银子是不管用的，那亲情如何呢？

出乎众人意料，胡林翼的回答是可以！

胡林翼是凡人，也跟别人一样有三亲六眷七姑八婆，冷面回绝是很伤人感情的，所以胡林翼的做法是来者不拒，而且亲自接待。

在接待来客时，胡林翼说得很诚恳：“我是需要人办事的，请你老实告诉我，你能干什么，我一定把相关的职位授予你，但是假如你不好好干，或者不称职，今天我们还是亲戚朋友，你好我好大家好，明天就是巡抚与下属的关系，我会参劾你没商量。”

胡林翼对待下属的要求非常严格，时时刻刻都要拿着一张考核表予以对照，如果你想整天一杯清茶地在堂上混日子，那绝对是打错了主意，拨错了算盘。

胡林翼的有言在先，把一众想来混事的亲戚都给吓得够呛，就算有人相邀，也忙不迭地摆手回绝。

不光亲戚，凡是有勇气向胡林翼自荐的人，都得有两下子才行，水平次一点的，连门都不敢进。

官员平时看似高高在上，其实最易被手下蒙蔽，而且越往上面去越是如此，但是没有人敢骗胡林翼，这不仅在于他有着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以及一身的凛然正气，还因为他不会装腔作势，什么话都放在明处，让你想蒙他一把都下不去手。时人谓之：“不敢欺，亦不忍欺。”

有个姓孙的知府曾在胡林翼的前任手下做事，此人是个标准的马屁精，自己也贪心很大，外快银子捞了不少，称得上是湖北官场的一害，并曾因此被革职。胡林翼却偏偏把他捞上了岸，看中的也正是他身上与撰联人相仿的优点——有才气，擅理财。

孙知府给胡林翼做了下属以后，就像换了个人，从此大家都知道他是水平极高的理财专家，全然忘记此君过去还是“一害”。

相反的例子，则是胡林翼亲自提拔的一个姓唐的知府。唐知府兴利除弊，打黑除恶，甚至还掏出自己的俸禄贴补地方，曾经是有名的能吏和清官。孰料胡林翼死后，官文主政湖北，他竟然又由清官变成了贪官，俨然就是孙知府过去的形象。

人还是那个人，只是上司换了，官场的生态系统掉了个个儿。唐知府此举也不过是适应环境需要而已，换句话说，只要胡林翼在，他就是个好人，胡林翼不在，好人不得势，你要想继续在官场混下去，当然就只能改行头做坏人了。

省政是由州政、县政组成的，随着好人版的孙知府、唐知府越来越多，一省之内要想不出成绩都难，湖北有了胡林翼，此地从此“弊绝风清”，且“治行为各省之冠”。这个经历惨痛战乱，原本已被甩到末尾的省份，在短时间内就一跃而起，成为全国治理排行榜上的状元。

接力棒

有人气，财气就有了基础。

自出仕贵州以来，胡林翼打了无数的仗，但最让他刻骨铭心的还是奓山溃败。奓山溃败就败在缺乏粮饷上，当时能供应湘军的是川饷，但因为遭遇风雨，耽搁了行程，结果迟了很多天，等到达时，饥寒交迫的军队已经溃败了。

评论战争，看热闹的人仅仅关注如何打仗，懂门道的却知道粮饷有多么重要，在很多时候，它们甚至直接决定了双方的胜负成败。

在这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所有聪明人的脑细胞都得到了充分开发，胡林翼也打起了商业税亦即厘金的主意，而湖北的相对太平和治理得法，又使得商人们有生意可做且有钱可赚，政府收到的厘金自然就多，远非战火频仍的江西等省所能比拟。

厘金只是治标，更重要的是治本。由胡林翼一手发起的漕政改革，清理掉大量陋规，不仅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而且筹集到了更多的粮饷。

胡林翼的最终目标，是要把湖北建设成为南方战场的后方基地，所以有了钱粮之后，他不仅用于自足，还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湖北省外的其他部队。对于曾国藩等孤悬在外的客军而言，无疑是解了燃眉之急。

时机总是凑得那么巧，广东的叶名琛刚刚自顾不暇，这边胡林翼就拿过了接力棒，只不过叶名琛还只是充当外省的后勤总管，胡林翼则既是各省的后勤总管，又是统领各省的军事主帅。

胡林翼之所以一肩挑两任，也是情非得已，因为曾国藩缺席了。

陈启迈被参倒之后，新任江西巡抚依旧视湘军为客军，用得着时用，用不着时就扔在一边。更让人难堪的是，这些地方官吏还会看人下菜单。湘军将领以战功累计，很多人都已官至省级，比如，杨岳斌早就是从三品官员了，然而在州县官吏看来，这个从三品的乌纱帽却不值一钱，照样可对之呼来喝去。

曾国藩为解决粮饷，找人募捐。开始还有人踊跃，后来都躲着跑，原因是江西官员说湘军的官印是伪造的，捐了款的人家不仅得不到表彰，还会被抓去审讯，弄得灰头土脸。

曾国藩守着一所名不正言不顺的厘局以及几千残兵度日，攻又攻不了，守也只是勉勉强强，多少次差点就被石达开或韦昌辉给打趴下，那心真是冷到要结冰。

人都有脆弱的一面，哪怕是把理学功夫修炼到一定境界的曾国藩也是如此，尽管“好汉打掉牙和血吞”是他的口头禅，但在一篇诗词中，他仍然忍不住愤然写道：“大冶最憎金踊跃，哪容世界有奇材。”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块金子，所以你们才容我不下！

这个时候他正好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曾国藩的父亲虽然自身天资不高，终其一生也只考到过秀才，但却知书明理，在世时称得上是曾国藩精神上的靠山与支柱。每当曾国藩陷入迷茫和极度困难时，他或是去信激励，或是设法解困。回想一下，若不是曾父以吊唁罗泽南之名，促请胡林翼分兵援救江西，曾国藩也许就只有闭眼等死的份儿了。

曾国藩得到消息之后，二话不说就离开江西，回乡奔丧去了。走之前，他给咸丰上了一折，权当请假，问题是这假请了等于没请——在咸丰批准之前，他就开溜了。

在长久的郁闷之中，曾国藩需要一个心理宣泄口，父亲的死恰恰为他提供了这一机会。

曾国藩这一走，征战江西、安徽的活自然就落到了胡林翼身上。

新一代

此时湖北内部也并不是完全风平浪静，一方面是太平军仍虎视眈眈，时时想重入鄂境，另一方面是很多地方的小会党或义军又蠢蠢欲动。胡林翼把超过一半的精力投于外省，是要冒点风险的，但是他说：“邻省不安，湖北也安全不了，我确保邻省，正是为了确保湖北。”

在胡林翼的军事计划中，收复九江是重中之重。湘军在江西落入困境，其转折点即为九江之役，在这座城下，不仅战死了一代名将塔齐布、童添云，还使湘军士气大挫，以至于曾国藩一度被石达开打乱了方寸和阵脚。

胡林翼和曾国藩这些人，对招纳太平军将领素来都持着谨慎态度，怕的就是他们“抚而复叛”，最后反而养虎成患，难以收拾，比如，明代的熊文灿招抚张献忠就是一个特别失败的例子。

咸丰让曾国藩设法招纳石达开，曾国藩大摇其头，但通过九江攻守战，他却对驻守九江的林启荣有了惜才之情，曾多次给林启荣写去亲笔信进行招抚，信中还尊称林启荣为林先生：“林先生，你打仗太厉害了，为什么不跟着我们一道干呢？”

林启荣的回复是：“壮士看重的是‘忠义’二字，你就不要勉强我了。”

曾国藩无可奈何，一再感慨地说，林启荣的坚忍，在我们湘军里面很难有人比得上，可惜就可惜在他是太平军的人。

曾国藩的感慨还有很多话外音，比如，叱咤风云的塔罗不在了，湘军第一代将星已凋零得不成样子。这位湘军大帅做着梦，都希望眼前能够出现新一代的超一流战将。

水师中杨岳斌、彭玉麟都具备了条件，就看陆师的了，这名战将不说一定超过林启荣，但至少得与他处于同一水准。

胡林翼派来攻打九江的李续宾便是这样的理想角色。李续宾是罗泽南临死前曾提到过的人，罗泽南的得意弟子。在随罗泽南征战的一众学生中，他以武见长，不仅膂力过人，而且骑射精湛。

李续宾打仗的特点，史书称为“沈毅多大略”，也就是有勇有谋。眼看着敌人冲过来，且枪弹如雨，他却能席地而坐，镇静得就像没事人一样，但这只是他认为出击的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他即翻身跃起，跨上马闪电一般冲入敌阵，刀光剑影间“横厉无前”，没人能挡得住他。

在治军方面，李续宾类似于塔齐布，对下级宽和大度，没有架子。他每年节省下来的薪俸都不寄回家，而是留在军中，以备非常之需。

李续宾最可贵的地方，还在于他不仅是湘军“败则相救”的典范，甚至还升华到了一种无私的境界：用兵时，他往往把弱敌留给别人，强敌留给自己；分兵时，又把强兵留给别人，而自率弱兵，等到弱兵变成强兵，再重新带一批新的弱兵。

战场上性命攸关，很少有人肯带弱兵新兵，都想带强兵老兵，这不光是觉悟，还涉及能力，所谓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曾评价说，湘军将领里面肯率领弱兵和临阵救人的，前面只有塔齐布，后面只有李续宾。

李续宾在收复武昌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极受胡林翼的倚重，后者甚至把他与汉代名将周勃相提并论。出征九江，胡林翼点兵点将，第一个就提到了李续宾。

1857年1月4日，李续宾屯兵九江城下。此次李续宾率湘军近万余，又有胡林翼坐镇后方，可谓兵强马壮，粮弹充足，所以一上来就想来个多快好省，一口气将九江给端下来，不料连攻六天，并没能取得比塔罗更好的战绩。

速战速决不行，还是只能用长围久困的老法子。

在长围久困这一战术中，壕沟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从僧格林沁开始就是如此。李续宾发了狠，他在九江城外连挖六道壕沟，而且每道都是僧格林沁所造壕沟的加宽加深版。

长围久困除了耐心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完全铲除所攻城池的外援。林启荣能固守九江这么长时间，应该说，石达开在外围所构筑的九江、湖口和梅家洲的掎角阵形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围困九江的同时，彭玉麟率内湖水师，杨岳斌率外江水师，一里一外向湖口发起强攻，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终于攻占了湖口。

湖口之役使湘军水师在长江上实现会师，当年的鼎盛阶段又回来了，站在湖口的重要据点小孤山上，彭玉麟慷慨赋诗：“十万大军齐奏凯，彭郎取得小姑回。”

从湘军水师会师的一刻起，太平军在梅家洲就待不住了，而湖口、梅家洲的失陷，对于林启荣而言，如同被砍去了左膀右臂，此后九江完全沦为一座孤城，城内储备的粮食也渐渐吃光了。

李续宾以为林启荣这下子该傻眼了，万万没想到，林启荣诚非浪得虚名，他那种连曾国藩都为之叹服的坚韧毅力，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在外无援兵、内乏贮粮的情况下，林启荣就拆屋为田，自己在城里种麦子，这样即使与城外断了联系，也照样饿不了肚子。在防守上，则仍然是从容不迫，你不攻时城里一点动静没有，一旦攻城，马上毫不客气地揍你一顿。

水火不容

李续宾对九江长围久困达一年之久，竟然是毫不见功。换成其他人，这个时候就得放弃了。因为一度被视作攻城唯一法宝的长围久困如今都不灵了，人家手里有粮，心里就不会慌，你攻到什么时候他可以奉陪到什么时候。

可是林启荣遇上的是李续宾。若论毅力和坚忍，两人几乎不相伯仲，李续宾也不知道什么叫放弃。他说过，天下无难事，你以为难，它就难了，如果你不觉得它难，自然有的是克服困难的办法。

既然自家的办法都用尽了，就到对手那里去找。李续宾分析了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的攻城经验，发现太平军使用最多也最为有效的一招，便是使用“穴地攻城法”，即先在城下挖出地道，然后用地雷进行爆破。

太平军能用，为什么我不能用？在湘军中，李续宾第一个尝试“穴地攻城法”，这是战争中互相学习，以人之长克己之短的又一个经典范例。

林启荣当然不会坐视，何况太平军还是这种攻城法的老祖宗，最知其中厉害关节。你会炸，我就能堵，他预备了大桶火药，一旦哪里的城门城墙被炸开缺口，马上就把火药扔进去，一时间砖石飞溅，地道和缺口又被重新堵住了。

尽管多次失败，但李续宾还是从中看到了取胜的希望。此后他便锲而不舍，用“穴地攻城法”反复对九江进行攻坚。

1858年5月19日，九江东南约三百多米的城墙全部被轰塌，湘军冲进了城，林启荣及守城将士全部战死。经过双方的反复搏杀，这座江城几被鲜血所淹没。

攻克九江，使得李续宾一举成名，从此“威望冠诸军”，成为湘军自塔罗之后最负盛名的战将，这也同时标志着湘军中的新一代开始走向成熟。

九江曾是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最坚固的堡垒，此城一破，江西局势全面改观，加上有胡林翼坐镇湖北，湘军前后方连成一体，其势头甚至超过了曾国藩刚入江西时期。

太平天国方面则持续低迷。石达开被召进京，以为洪秀全要让他辅政，不料在经历天京事变后，洪秀全看谁都跟看贼似的，更不用说石达开这样的厉害人物了，他把石达开召入天京，不过是想解其兵权而已。

一个天京事变，本已令大家残存的兄弟之情扫地以尽，石达开既不甘心留在天京做傀儡，又怕遭遇毒手，于是潜回安徽，此后便带着旧部留开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另外打江山去了。

杨秀清一死，在太平天国诸王中，论影响力和号召力，石达开是独一份的，除了李秀成和陈玉成等新近崛起并受重用的年轻实力派外，很多老兵都随其出走，使得太平军的整体实力大为下降。

看到国内形势越来越好，咸丰的心情又轻松了许多，但这时另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正步步逼近。就在攻克九江的第二天，英、法两国向中国皇帝联合发出了战争的最后通牒。

这一切，还得从广州的失陷说起。

在迫使英军退回香港之前，叶名琛和包令逐一斗法，从贸易战到谍报战再到超限战，从江上到陆上再到海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叶名琛对香港发起超限战，在成功击中包令要害的同时，也令双方的恩怨无限蔓延，达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试想一下，让你天天看着中毒致病的妻子躺在床上（包妻一年后去世），心情能好受得了吗，这几乎就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了。

包令认为吃败仗是兵少的缘故，但他给英国政府发去的请援申请又始终得不到回应，这令他徒呼奈何，叫屈不已。

包令所不知道的是，伦敦为此已吵成了一锅粥，他在中国的表现不但没有博得满堂彩，还受到了很多人的埋怨。

驻港英军对广州发动进攻时，发生在黑海的多国战争才刚刚结束。早在徐广缙反入城斗争期间，这场以英、法、俄三国为主角，被称为克里米亚战争（又称东方战争）的大规模战役就露出了苗头，到“亚罗”号事件发生的前三年，一众国家已经打到不亦乐乎。

克里米亚战争虽然以英法击败俄国告终，但作为胜利者一方的英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正要坐下来喘口气，歇歇脚，偏偏包令又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收到包令的请援申请，英国政府不但一个兵都没派，对包令不满的议员还群起而攻之，讽刺他是“包令博士”“变态领事”，反正就是一个闲着发慌、到处惹是生非的人。就连原先支持包令的人见势不妙，也赶紧反戈一击，谴责包令发动的是一场“非正义战争”，给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可怕的破坏”。

包令名誉扫地，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明知道自己不过是国内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但他把所有怨恨都集中到了叶名琛一人身上。在他看来，正是这个他始终读不懂的东方人，让他失去了前程和家庭，他一定要报复！

报复

当包令陷入困境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在角落里蓄势待发，此人就是位居首相的巴麦尊，与包令相比，他才是一个真正奸猾到家的政坛老手，不然也不会有“政坛不倒翁”之称了。

包令倒霉，他绝不会上去拉上哪怕一把，因为他知道彼时的政治气候不利于出兵，他要拉的话只会引火烧身，这种事情他是绝不会做的，但是包令的报告显然让他倍感兴趣，并牢牢地抓住了其中的两个细节。

一是对叶名琛的评价，包令自然是把这个中国对手说到比世上任何一个坏人都更坏更糟糕，另一个是“亚罗”号事件中的“亵渎英国国旗”。

叶名琛究竟是好是坏，亵渎国旗到底是真是假，这些对巴麦尊来说都无关紧要，它们与包令一样，不过是老家伙手中可以利用的武器而已。

巴麦尊一直在窥测风向，看什么时候出手才会对自己最有利。1857年2月，有议员提出议案，继续对包令等在华官员滥用武力提出指责，该议案随即在议院得以通过。

似乎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但巴麦尊却嗅到了另一股空气，那就是在休整一段时间后，英国人又有了打仗的本钱，殖民主义情绪也重新在国内呈上升趋势。

3月，巴麦尊抓住机会，请求解散议院，重新大选。在这次大选中，他把中国问题作为打击对手，提升己方人气的一个有效手段，包令提供的两个细节更被加量加价，在选民中进行大力抛售。

通过铺天盖地的演讲和宣传，叶名琛成了“集固执、背信弃义和残忍于一身”的“傲慢的野蛮人”，总之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超级恶棍，而“亵渎英国国旗”则变成“亚罗”号事件的代名词，以至于英国老百姓完全忘记了“亚罗”号其实是一艘海盗走私船，纵使在他们国家，也是要予以查禁的对象。

巴麦尊的这种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做法固然很不地道，但在政治运作中却十分有效，选民对此很是买账。大选结果揭晓，巴麦尊的政敌遭到全军覆没，巴麦尊通过扭转英国舆论走向，取得了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空前胜利，此次事件也被称为英国议会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例”。

巴麦尊的大获全胜，并不能挽回包令的声誉，此君在英国已经臭不可闻，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不过是巴麦尊的一个走卒而已，得势的首相根本就没有把他打捞上岸的意思，走卒多的是，这个不行，就再换一个好了。

4月，巴麦尊任命额尔金伯爵为特命全权公使，全面负责对华用兵。

额尔金的父亲曾参与毁坏雅典的帕提侬神庙，并劫走庙里的大理石雕塑，连英国诗人拜伦都称其是“苏格兰强盗”。老强盗抢得多，挥霍得也快，小额尔金出世时，能分到的财产十分可怜，他只好靠自己拼命往上爬，而他爬得也的确够快，才三十五岁就担任了加拿大总督，且表现很是抢眼。

在额尔金父子的身上，都有着打砸抢的强盗基因，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巴麦尊才选他接替了包令。

额尔金对被派去中国并不高兴，觉得自己是帮包令去收拾烂摊子的，一如当年的璞鼎查之于义律。当然更不高兴的是包令，巴麦尊成功上位，他不仅没从中捞到一点好处，还无形中遭到贬黜，驻华公使被额尔金取代后，只给他留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相对次要的港督职务。

回英国无前途，留香港又郁闷，这些自然又得记在叶名琛账上。仇恨让包令已经提前进入了更年期，你现在就是让他演好人都浪费，额尔金还没来，他就急不可待地要施以报复行动了。

在下手之前，包令非常想弄明白的一点，就是叶名琛的虚实到底如何，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它还牵涉另外一个问题——假使对方真有很强的实力，即便英军大部队到达，要攻克广州也可能会变得困难重重。

最好能获取到相关情报，但在英军撤离广州后，叶名琛的反谍报措施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更加严密。他仿照当初对付洪兵围城的办法，下令给广州居民每人发放身份证，无证者一律不得进出城门，这使得包令无孔可入，得不到任何信息。

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叶名琛的反谍报战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永远没有一点漏洞。

至关重要的文件

1857年4月，也就是包令丢掉驻华公使的那段时间，英舰袭击了海上的中国战船，并从战船上抢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军事文件。

正是通过这些文件，包令突然发现，原来此时的叶名琛已经山穷水尽，在财政和兵力上都已无法维持正常作战的需要。

首先当然是财政方面的空前危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以及商栈和货物被烧毁，令广州的富商们都变成了瘪三，无论“派捐”还是收税，皆无从着手，叶名琛不但没有钱负担外省，而且连维持本省都很困难。

财气的不济，严重影响到了人气。曾经对守城起过重要作用的联街团练，也因无人捐款维持，实际已经停止。其他诸如练勇、募勇，亦形同虚设，“十万长城”竟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再看防守上的硬件设施。西摩在占领广州炮台时，对炮台进行了破坏，叶名琛收复后本应加以修复，并添置新的重炮，但从文件上看，这些都没有做，显然也只能归结到两个字：没钱。

现在的叶名琛，情况比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还要差上很多倍，不仅严重缺血，还缺乏补血能力。当时全国的聚焦点都集中在沿长江的各大战场，其他省既无能力也无可能对广东实施援助，只能听任它自生自灭。

包令看过文件后心花怒放。叶名琛原来如此脆弱，瞧这情形，只要英军增援部队一到达，广州连一天都守不住。

不过在吃够叶名琛抄袭香港后路的亏后，包令已不敢轻易动用驻港兵力去打广州，但在援兵到达之前，不做点什么，他又不甘心。

叶名琛会打超限战，我也会啊。包令没法煽动中国人去暗杀中国人，他就花钱印了两千多本宣传小册子，极力抹黑对手，并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叶名琛。

由于叶名琛也针锋相对，组织了反宣传战，包令的宣传战在当时收效并不大，但在广州陷落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却对叶名琛的个人声誉造成了很大打击。

1857年7月，额尔金抵达香港，屁股后面还跟着一千五百名英军以及各式舰艇。

额尔金是个自大狂，看不起他所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他不但不信任包令，连海军少将西摩在他眼里也是一个“十足的流口水的呆子”。

倒是对叶名琛这个未来的对手，额尔金不敢忽视。在从伦敦出发前，他就翻看了中英前期的交战记录，对广州的防守能力暗暗吃惊，不得不承认“自争端开始以来，由于低估了敌人的抵抗能力，我们犯了许多严重错误”。

因为这些“严重错误”，包令从天堂掉进了地狱，西摩也成了“呆子”，他额尔金可不想一上来就惹这个晦气，既然广州比较麻烦，不如直接率兵去北京。

见额尔金要绕着走，包令急了，赶紧拿出抢到的军事文件，极力劝说额尔金先拿下广州，再去北京。额尔金看过文件后，也立刻意识到广州城防已今非昔比，看来这个便宜不占白不占，那就先打广州吧。

正值摩拳擦掌之际，忽然传来消息，印度爆发了士兵起义。如此一来，不仅本应前来增援的印度土著士兵无法及时到达，额尔金还得亲自率兵过去镇压。

这一偶发事件，却让叶名琛出现了敌情判断上的失误。

叶名琛组建的谍报网并没有先进的传媒或通信工具，对西方世界的知识亦了解有限。同时随着双方的谍战与超限战愈演愈烈，包令也变得越来越老练，对机密情报的防备尤其严密，而香港报纸是给港人看的，一般只刊登驻港英军的消息，关于英国及印度政府的，大多语焉不详。

探子们只能通过民间转述的方式，去采集来自国外的各种信息。问题是民间转述这东西往往最容易失真。叶名琛虽有很多种情报渠道和来源，但最后归拢在一起，有时竟然就是以伪证伪，全部都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比如，克里米亚战争，明明是俄国人输了，英法赢了，叶名琛得到的情报却是俄国人赢了，英法为此还付出了高达七百多万的巨额赔款。更有人说，英国人那么固执地要进广州城，就是为了在广州收税，以便支付赔款。

额尔金到印度去镇压起义，这个重要情报叶名琛得到了，而且准确无误，因为香港布满他的探子，连额尔金何时到港，何时赴印度，都能侦察得到。可是额尔金到印度后怎么样，没有人能够跟去印度，所以对那里的情况并不清楚。

叶名琛得到的，其实都是各种道听途说，而且相当一致，说英军在印度损兵折将，人力财力消耗一空，根本无力再发动新的战争。

退一步讲，就算情报是准确的，叶名琛不出现判断失误，他又能怎样呢？

被英军所截获的军事文件中所透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两广总督如今的处境比这还要不堪。

最后一次占卜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以来，仅为了与英军作战，就花去了五十多万两军费，到1857年1月底，广州财政已不足两万两白银。更要命的是，还有出无进，眼睁睁地看着钱袋子一点点瘪下去。

2月15日，在广州政府的档案中，明确记录叶名琛进行了一次占卜。档案上记载的叶名琛占卜，并不是很多，大概一年也就一两次，而且全都是公事，没有私事，他所要占卜的对象也非常具体，比如，何时进兵有利，何时能平定“贼匪”。自然，这些战争最后都打赢了，也就是说，它们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当时颇有鼓舞军心的作用。

唯有这一次，占卜的内容有些不一样，是“占天下大势何时清靖”。这是叶名琛最后一次占卜。如同当年林则徐赴广西路上的夜观天象，在自身虚弱不堪的同时，他们都只能仰首向天，在虚无缥缈的星空中寻找一点对于未来的寄托。

档案上没有记录此次占卜的结果，但显然，叶名琛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7月，在额尔金到任之前，叶名琛曾特地委派两名官员赴港，以便找包令洽谈和局，那时他还不知道包令已被免去驻华公使一职，没资格代表英国谈判了。

这次赴港自然只能碰一鼻子灰。其实就算包令不被免职，以他那种气急败坏的架势，加上又窥测到了中方的虚实，也不会再同你进行什么和谈了。

接着，额尔金到任。叶名琛闻讯，又试图和解，可是仍然吃了闭门羹。

这个时候，英军打不了战争的“情报”对叶名琛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心理安慰。在财力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他虽不是诸葛亮，但也能演一出空城计。

空城计的成功，缘于司马懿不知道城里无一兵一卒，如果知道了，十个诸葛亮也挡不住魏兵的进攻。额尔金离港赴印度后，被他称作呆子的西摩随即率领新近赴港的舰艇闯入珠江。经过前期大规模的海战，广东水师厉害一些的战船大多已经损失掉了，后期因财政拮据，不仅无法继续添船造炮，连红单船都撤掉了，所以根本无法再与英国海军抗衡。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开始时，叶名琛曾实施过水上游击战，即将广东水师的战船先行暂避到浅水区，英舰都是大块头，开不过去，之后他再乘其不备，杀英军一个措手不及，但英国人吸取了教训，此次赴港的舰艇中特别增加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研制出来的新式武器。

这是一种配备两门重炮的轻型炮艇，名为“小丑”，这种小艇吃水只有一米深，能进入浅水区，这样一来，广东水师在附近就再也待不住了。

珠江被英国海军完全控制和封锁，广州无法再进口大米，继缺钱之后，叶名琛又开始缺粮。

叶名琛要面对的敌人，并不是只有英军。即便在中英大打出手之际，两广的其他地区仍时有洪兵出没，尽管他们已不可能再对广州形成威胁，但洪兵出没的地方，往往都是粮食产区，只要他们占据哪里，哪里就别想收到粮食。

为了保证广州的粮食供应，叶名琛只有再出下策，从驻守广州的绿营和八旗中抽调部分兵力，出城用以控制粮食产区。

叶名琛越来越弱，对手却越来越强。1857年9月底，额尔金返回香港，此时他的部队仍在印度作战，但英法已经达成了联合作战的协议。

法国出兵的理由，是早先潜入广西传教的一个法国传教士马神父被当地官府给处决了，史称马神父事件。按照中法黄埔条约，法国人传教只能限于通商口岸，所以马神父的传教行为并不合法，但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传个教而已，政府收掉摊子，予以取缔也就可以了，应该罪不至死。

也就是说，在马神父事件上，中法双方其实都有责任，法国是越了界，中国是过了火，而且马神父事件其实还在“亚罗”号事件之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法双方都只是停留在口舌之争上。

法国这个时候跳出来操刀弄枪，是因为当时正处于第二帝国时期，执政的拿破仑三世好远略，急欲在海外“建功”，以博得法国人的拥护，于是他便借口马神父事件，断然与英国结成了对华作战的同盟。

10月15日，法国全权公使葛罗男爵抵达香港，与额尔金一起制订了攻占广州的军事计划。不过在联军全部得以集结之前，英法对这一计划高度保密，香港甚至一度盛传，额尔金有意和平解决与中国的争端。

11月，英国基本控制住了印度局势，兵力可转用于中国。先后集结于香港的英法联军，仅英军一方，海陆军就超过了一万人。

一切已准备齐全，额尔金要动手了。

怎奈诸君壁上看

1857年12月12日，叶名琛突然接到额尔金发来的通牒。

这是一份没有任何预兆的最后通牒，上面要求叶名琛让出广州城及沿江的所有炮台。叶名琛当然不能同意，要不然就等于举手投降了，但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确切地说，只有三天。

12月15日，英法联军向广州炮台发起进攻。这些可怜的炮台大多徒有虚名，不过靠残存小炮苟延残喘而已，在英法联军的进攻下迅速沦陷，有的炮台官兵知道抵抗无益，索性将炮埋起来，以免落入敌手，然后大家各奔东西，四散逃命。

攻下炮台后，额尔金并没有马上进攻广州。因为他注意到，虽然短时间内，叶名琛无法将出城控制产粮区的官兵抽调回来，但广州城仍有相当数量的部队驻守。

广州城内的兵勇已有所增加，增加出来的是募勇，叶名琛此前已经把财政里剩下的最后一点钱拿出来，全部用于招收募勇，以补充防守兵力的不足。

额尔金担心硬攻会出现过多伤亡，决定先用英舰对广州进行炮击，探探路再说。

英法联军动用舰艇上的两百多门火炮，对广州进行了连续炮轰，一时间弹如雨下，然而不管怎么轰，广州城上都没有一炮用以还击，与战争初期截然不同。

联军开始实施炮击时，叶名琛正在校场，就像战争刚开始时那样，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当第一排炮弹打入城内，爆炸声撼动全场，部属人人变色，叶名琛仍神色坦然，且面带微笑。

可是他心里其实很明白，这次广州城真的危险了——不还击，不是不想还击，而是城里没有大炮和炮弹。

由于得不到补充，守军只能从军火库里把陈旧的鸟枪、大刀、长矛都倒腾出来，连沙灰、瓦片和石头都成了作战武器。

两个星期后，额尔金认为时机到了，遂下达总攻击令。1857年12月28日，英法联军实施登陆，进攻广州，这时广州城才开始组织英勇抵抗。

包令观摩了全部作战过程，他扬扬得意地说叶名琛是在以“野蛮时代的兵器”对抗英法联军，其结果如何，是毫无疑问的。

结果的确只有一个，然而过程亦称壮烈，许多中国官兵浴血奋战，英法联军伤亡达一百一十一人（也有学术资料认为应是一百二十八人）。

守军应该可以打得更好，但是关键时候，叶名琛身边缺少如沈棣辉一般的得力将佐，扯后腿的货色倒是有好几个。

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本该全力协助叶名琛，但在广州失陷之前，二人就早早地做了软骨头。他们暗中派人与西摩联络，表示愿意上折弹劾叶名琛，并将奏折草稿先行给英国人过了目。

叶名琛虽不知道这两个家伙如此下作，然而他对自己孤身迎敌的处境已非常清楚，后来曾用一首诗来追忆这段经历：“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

“范”指的是北宋的范仲淹。这位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臣，文武兼备，曾是北宋时期的边塞一柱，西夏军队对之最为惧怕，因此才有“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说法。

叶名琛的悲凉和无奈可以从诗中一览无余：即便有范仲淹那样的杰出人才穿越过来，看到这么多人都在旁边当闲客，他也只能束手无策吧。

12月29日，抵抗终于失败，广州失陷了。

当英法联军攻城时，城头上根本看不到穆克德讷的影子，联军入城后，这位将军不是组织抵抗，而是张皇鼠窜，从一个房间逃到另一个房间，最后被法国兵从柜子里给拖了出来。

包令对叶名琛恨之入骨，非擒之或杀之才能后快，他最担心的就是叶名琛会效仿两个软骨头出逃或藏匿。

事实上，叶名琛可以逃走的借口和机会太多了，因为他是一把手，广州城内没有人能制约他。比如，他可以将广州防务扔给下属，然后出巡省内各地，又或者想再跑远一点的话，还可以率兵去广西作战，反正那里有的是洪兵给他“剿”。

叶名琛不是不知道形势有多么危迫，此前他已将家眷送出广州，但他本人始终没离开过广州城半步。

在联军正式向广州城发起进攻时，密集的炮弹像雨点一样落进督署。随从吓得到处乱跑，叶名琛端坐议事厅内，镇静地处理着文件，并且还不忘安慰旁人：“不要怕，炮弹都是一阵子的，过去就好了。”

城陷后，叶名琛仍有逃离的充足时间，家丁也劝其离开，但他却不为所动。

六不

1858年1月5日，闯入广州各衙门的英国兵发现了叶名琛。巴夏礼随后气势汹汹地赶来，要将他押往联军司令部。

叶名琛冷冷地看了巴夏礼一眼：“你是什么人，竟敢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

巴夏礼见识过柏贵的窝囊，看到过穆克德讷的猥琐，绝想不到叶名琛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如此傲气，他这才意识到，对方纵然被俘，但仍是一个他毕生都无法企及的上层人物。

显然，拖或者揪都不行，只能用“请”。被“请”进联军司令部的叶名琛，身穿朝服，顶戴花翎，进门之后即端坐太师椅。被俘的中方官员们见到叶名琛后，全部侍立两旁，仿佛他们仍在堂上议事一样。

高贵的人永远高贵。在洋人面前，叶名琛始终保持着必要的威仪和风度，看上去，他不是阶下囚，倒更像是出面接见外交官的主人。一家香港报纸因此评论说，叶名琛在广东拥有巨大威望，广州人一直为有这样一个勇敢、果断的父母官而骄傲，就算他被俘，老百姓以后也一定会想念他。

有这样的人存在，对联军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接下来他们还面临着如何长期占领广州这个难题，若是广州人老想着叶名琛，那岂不是要了命。

报纸是英国人办的，自然是帮着英国人说话，所以在报纸的末尾，还给联军献上了一计：“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

实际上联军早就这么干了。

包令在前面发动的一系列宣传战，目的就是要诋毁叶名琛，此后关于叶名琛的流言就不绝于耳，流传很广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所谓“六不”，就来源于英国人的策划。

细细推敲硬安在叶名琛身上的这“六不”，真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要不是叶名琛的既战又守，驻港英军怎么可能自觉自愿地退回香港，英法联军又要大动干戈？叶名琛是一直想谈和的，即便在战争爆发后，也多次派人找包令和额尔金，试图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只是他们置之不理罢了。

从战争中的表现来看，叶名琛并非怕死懦弱之人，也从没想到要找借口脱身，他的“不走”和“不死”另有考虑。至于不降，难道反击侵略，誓死守城还成了罪过？

额尔金和包令等人挖空心思，除了大打宣传牌，极尽抹黑之能事外，还通过叶名琛身边的软蛋来断他的后路。

1858年1月7日，被俘的柏贵和穆克德讷串联了一些其他官员，联名给咸丰上奏，除报告广州失陷外，还在皇帝面前落井下石，告了叶名琛的黑状，说他刚愎自用，办事糊涂，反正是把什么责任都推给了自己的上司。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一般朝野舆论都认为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误国秦桧”的过错，在人们看来，如果林则徐当时不被撤换，鸦片战争一定不会战败。咸丰接受了这一观念，他重用徐广缙、叶名琛，就是为了改变“抚夷”的外交政策，而徐、叶在广州采取强硬态度，坚决不让英国人入城，所体现的也正是他的意图。

可惜皇帝给臣下打分，历来都不会只看重过程。咸丰早已被内乱搞得精疲力竭，一听到洋人真的动了刀兵，而且还攻下了广州，整个脑袋都炸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指望他反思自己，想想谁是既定政策的号召者和支持者吗？

咸丰当即下旨申斥叶名琛，说他“刚愎自用，办理乖谬，大负责任”，着即革职，以柏贵代之。

对这些，叶名琛并不知道，在被押上“无畏号”军舰后，他还问船员：“额尔金在哪里？我要会见他。”

英国人这才知道，原来叶名琛一直留在广州城内不走，是为了与额尔金见面，以便通过最后的外交努力来挽救危局。

额尔金以前不会，现在更不会与中方进行谈判，叶名琛的希望落空了。

这时一位随员指了指海水，向叶名琛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建议他投海自尽，以全名节。

如果随员对叶名琛的个性和品德不是充分了解，也不会做出这一举动——投海自尽要是好玩，你自己为什么不试一试？

出乎意料的是，叶名琛没有走这条路，他选择了继续活下去。

阶下囚

在广州政府之前发表的一篇檄文中，一再强调英法联军在广州待不长久，而这篇檄文正是出于叶名琛的授意。

短时间内守不住广州，并不等于无法收复，关键还在于时间。叶名琛的策略是发动民众，实施持久战，一天赶他不走，就一年，一年不行，两年三年，两年三年再不济，哪怕是五年甚至于十年二十年都在所不惜，“务使根株悉拔而后已”，不把侵略者全部赶跑决不罢休。

只要叶名琛活着在广州待上一天，对广东民众而言，就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力，这一点令英国人十分害怕。

额尔金着急忙慌地要在广州成立傀儡政府，以便恢复秩序，防止周围民众对英军士兵发动袭击，但在与巴夏礼等人进行讨论时，许多人都提到了叶名琛的潜在威胁，认为此人在广州深得人心，有非常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巴夏礼和叶名琛打过交道，对广州民情也比其他人更为了解，他声称叶名琛在广州一日，就会造成当地人心不稳，给“重新恢复秩序和信心”带来极大困难。

听了众人的话后，额尔金心有余悸，也觉得不宜把叶名琛再放在广州乃至中国大陆，而应囚押于海外。

在囚押的具体地点上，凡是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全给额尔金否定了，包括香港及其他海峡殖民地，就怕叶名琛在当地起到一呼百应的作用。

最后，额尔金选中了加尔各答。这是印度的一座港口城市，没什么华人，应该比较保险。

临时囚押叶名琛的“无畏”号一度停泊在香港，包令闻知消息，立即登舰与叶名琛见面。叶名琛对这次见面并不反感，他早就说过，他愿意与包令和额尔金进行谈判，在除广州城外的任何一个地方。

然而包令并不是来谈判的，他想请叶名琛给他题字。叶名琛拒绝了，他知道包令是什么身份，自己的题字很可能被其用来大做文章——哪怕已为阶下囚，包令终究也没能从老对手身上赚取到什么额外便宜。

在英国社会，因为巴麦尊等人的恶意丑化，叶名琛早就被抹黑得不成样子了。一些可能根本就没见过叶名琛的人，凭着想象任意勾勒着这位中国囚犯的形象，有人还在私人日记中称叶名琛是个“懦弱的无赖”，并煞有介事地说当他扶着叶名琛走上“无畏号”时，叶名琛曾害怕到全身每个关节都在发抖。

然而很多史料都证明，叶名琛其实是一个心胸豁达的人，他对自身的不幸处境毫不介怀。在“无畏”号驶离香港，前往加尔各答之前，叶名琛在这座小小的军舰里已经待了长达一个多月时间，不仅活动空间受到限制，精神上也备受折磨，但他的一举一动始终大方得体。偶尔有人登舰，包括宿敌包令在内，只要对方向叶名琛脱帽致礼，他也一定会欠身还礼，显示出一个东方绅士所特有的庄重和高贵。

军舰上的英国军官，纵使以前有人听过关于叶名琛的种种不利传闻，真正与他本人发生接触后，也无不对之敬重有加。

时光倒转。五百多年前，在珠江口外的零丁洋海面上，有一个人也正被关押在敌船内不得自由。大海迷茫一片，凄风苦雨里，此人吟出的诗句却句句震撼人心：“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这个人就是名垂史册的文天祥。

文天祥是南宋时的右丞相，叶名琛位居体仁阁大学士，一般人亦称其为“叶相”。如今，一个文相，一个叶相，两个沦为阶下囚的末代丞相正处于同样的境遇之中。

真实的历史往往比舞台的演绎更为残酷，站在与前辈差不多的地点，叶名琛感慨系之：“零丁洋泊叹无家！”对他们而言，个人命运已无所谓，只有身后故国山河的飘零破碎，才会让他们感到一阵阵惶恐心惊。

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很容易，只是眼睛一闭的事，但是在这之前，叶名琛还有自己的计划。

1858年2月23日，“无畏”号驶离香港，前往加尔各答。叶名琛时年已经五十一岁，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海。在如此漫长的航程中，剧烈晕船加上南洋酷热的天气，对于一个知天命的老人而言，无疑是一种痛苦的煎熬，那种感觉甚至于比死更难受。

从关押叶名琛的船舱里，时时传来一阵阵呻吟声，用旁观者的话来形容，就好像是被埋在活火山下的巨人在挣扎，“这位总督像是要把两广都吐出来似的”。

然而一旦走出船舱，除了脸色有异外，叶名琛不会在洋人面前叫一声苦。不仅如此，当配给他的英国翻译阿查礼病倒时，他还时时挂念其病情，经常到阿查礼的舱房去探视。

一个人对痛苦的忍耐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英国人算是领教了，他们不得不承认叶名琛“确有大丈夫的气概”，在这位死敌身上，完全体现出了“中国人的勇气和坚韧”。

海上苏武

在前往加尔各答的途中，叶名琛还有很多反常的举动。表面上，他对所过之地很是漠然，有人要送来一把椅子，以便让他坐在甲板上看看风景，都给他谢绝了。此后，只要船舱里有洋人在，他绝不会向舷窗外看上一眼。

可是当孤身独处时，却又是另一番场景。这个时候，叶名琛会特意坐到船尾的舷窗边上，对沿途进行认真观察。

这正是叶名琛计划的一部分。暂停香港期间，每天都有洋人慕名而来，向叶名琛索求字画。除了将包令拒之门外，叶名琛对其他洋人的要求都尽可能予以满足，因随员劝其不可在书画上自署姓名，他便在落款上题了“海上苏武”四字。

等到离开香港，叶名琛被告知此行将去英国——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说的英国其实是指印度，但他误以为是去英国本土。

叶名琛相信，去英国后他可以见到英国女王，到时他就可以像苏武一样，以使臣而不单单是囚徒的身份，当着面质问她，为什么两国已经订好和约（指《南京条约》），还要无端起衅，这样或许还能用言辞打动对方，以制止战争的继续蔓延。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母国实在应付不了这场战争。

作为计划的唯一执行者，叶名琛认为自己是带着使命出发的，所以他才会无畏无惧，也才能忍受一切比死亡更可怕的痛苦和屈辱。

他在船上的种种奇怪举动，其实也很好解释。他是要在保持“使臣”尊严的同时，尽量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以及风土人情，以便在交涉时能够掌握主动。

1858年3月12日，“无畏”号抵达加尔各答，第二天，叶名琛离舰登岸。

这一天叶名琛依旧官服整齐，在穿戴行止上不肯有一丝马虎。当他走上甲板时，还不忘向船上的人们鞠躬致谢，然后才坐上前来接他登岸的驳艇。

在加尔各答，叶名琛被关在了威廉炮台。他的到来，一时轰动当地，居住此处的英国人纷至沓来，争着要访问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东方大吏。

除了接待访客，叶名琛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阅读加尔各答出版的一份英文报纸。这份英文报纸与港版报纸不同，对英国国内政坛的情况介绍得较为详细，有时还会登载英国议会辩论的消息，这引起了叶名琛的极大兴趣。

叶名琛不识英文，当然无法直接阅读，需要通过阿查礼翻译才行。阿查礼是一个年轻的英国小伙子，喜欢到处乱跑，要他耐下性子来读几个小时的报，也是件不容易做到的事。叶名琛深知这一点，所以尽可能在其他方面照顾这位小老弟。比如，英方给叶名琛租用了一辆马车，叶名琛自己从来不用，都交给阿查礼去以车当步，以至于这辆马车几乎成了阿查礼的“专车”。

阿查礼有时拿着报纸一翻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不明白，在他看来味同嚼蜡的信息，为什么叶名琛会听得那么聚精会神。他问叶名琛，要不要停下来歇一会儿。

叶名琛摇摇头：“不，你接着讲下去，报纸上的这些东西，比我以前从香港了解到的，要清楚得多。”

慢慢积累下来，叶名琛对英国政治内幕有了进一步了解，知道了在英国国内，直接主导这场战争的其实是巴麦尊首相和他的内阁，而并非英国女王，他甚至对英国宪法也有了一些朦胧的认识。

原来，在那个遥远的国家，宪法是如此神圣，人们可以根据宪法来罢免首相及其内阁。知晓这个关节后，叶名琛就像一个普通的英国选民一样，恨不得马上用选票将好战的巴麦尊首相给选下去。

有一天，阿查礼读到一则新闻，上面说巴麦尊下台了，德比勋爵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将着手组建新内阁。叶名琛听后十分高兴。

这则新闻还说，德比和巴麦尊不一样，他主张迅速同中国议和。当阿查礼读到此处的时候，叶名琛已经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看来，战争中止有望，他这个“海上苏武”又有了盼头。

唐僧肉

叶名琛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德比上台后，其对华政策与前任政府毫无二致。

这就是西方政党的特性。此前德比所谓的对华议和，不过是保守党与巴麦尊争斗的一种政治策略，一旦成功执政，并且看到可以从古老中国身上获取利益，哪有收兵之理。

另外，赴英交涉也变得遥遥无期，“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叶名琛终于明白，此生再不可能去英国，他将被长期囚禁在加尔各答。

有一天，他对身边的中国随从说：“我出国之前早就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之所以一直忍辱不死，是因为我的生命对国家还有点用，能够像苏武那样出使异邦，解除故国危难，可是现在却被长期淹留此处，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加尔各答，叶名琛吃的都是他从国内带来的粮食。这些粮食再多也有限，眼看快要吃完了，厨师想从当地购买，却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

叶名琛表示他不会再吃一点东西：“正好所带的粮食用完了，我也无颜再食外国之物。”

叶名琛选定了新的人生坐标——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耻食周粟，最终饿死在山上。中国历代对这两位贤士都有着极高评价，其影响甚至远及整个东南亚各国，据说就连日本武士剖腹自杀的行为都与此有关。有些人会说伯夷、叔齐迂腐，但这些人忘记了，所谓道德的至高境界，原本就无法用世俗的价值进行衡量。

看守叶名琛的英国人着急起来，他们虽然不懂什么伯夷、叔齐，但知道叶名琛显然是在绝食，因此专门派阿查礼送来食物。

叶名琛置之不理，直奔其坐标而去，1859年4月9日，他在加尔各答去世。

没有任何病痛，叶名琛是饿死的。临死之前，这位曾经声名显赫的东方大吏对随从说：“我死不瞑目……”

在西方，第二次鸦片战争也被称为修约战争。一般而言，只有商约才涉及修改，政治条约是不能随便加以改动的，《中英南京条约》属于政治条约，也就是所谓的“万年和约”，《虎门条约》虽是商约，但条款上并没有修改年限。

英国从美国的条约上找到了借口。中美《望厦条约》上有一个条款，规定中美双方须定期派代表修订商约。英国便引用最惠国待遇，与美、法联合向中方提出了修约要求。

就《望厦条约》相关条款的原意而言，所谓修约也不过是修改过时的税则。英法美最初提出修约的理由是，原通商章程规定了值百抽五的税率，但这是按鸦片战争前的货价所定，以后货价降低，五口货物滞销，商人利润没那么多了，自然税率也应进行调整。

理由只是理由，实际上英国人的野心远不只于此。就在英法决定实施联合作战前，英国使者曾乘军舰到天津大沽口外，与天津官员见面商谈修约事宜，就在这次商谈过程中，英使提出了十八条要求，其中除广州入城外，还包括驻公使于北京、开天津为商港、鸦片弛禁等，几乎全部超出了原定修订内容和范围。对于这样的要求，清政府自然不能答应，当时就逐条予以了否决。

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不久便兵临大沽口外，在提出赔偿军费的同时，继续强迫清政府接受他们的条件。

中国成了唐僧肉，哪个妖怪看到了都想上来啃一口，大沽口外共停泊了英舰十余艘、法舰六艘、美舰三艘、俄舰一艘——仗着有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的条款，嗅觉灵敏的美国人自然不遑多让，就连刚刚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狠狠揍过的俄国也厚着脸皮凑了过来。

这已是大沽口第二次面临强敌威胁，第一次还是在鸦片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在五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史里，类似的海上威胁基本上不存在，大沽的作用，只不过类似于原先的虎门炮台，对付一下海盗而已，更何况，哪一股海盗会吃了熊心豹子胆，非跑到京师门口来打劫？

经年累月不打仗的结果，导致大沽在海防上已形同虚设。在鸦片战争之前，大沽南北岸的炮台，全部加起来一共才两座，而且从上到下全是砖砌的，时间一长，早就风吹雨淋得不像个样子了。

炮的境遇跟炮台类似，无论放在炮台上的，还是收在军火库里的，都已锈蚀，支撑火炮的炮架、炮车因为是木质结构，更是破烂不堪。

当年直隶总督琦善对道光说没有做好防守准备，可不是随口说说的，大沽炮台打打海盗这样的小蟊贼或许还凑合，若与世界第一流的海军舰队相抗，就差得太远了。

在用琦善将英军舰队骗回广州后，道光赶紧对大沽炮台进行重建，负责经办此事的是继任直隶总督讷尔经额。

不给也得给

讷尔经额将炮台由两座增加到四座（一座旧炮台废弃不用），同时督造了一批重炮。第一年造了二十门铜炮，最小的五千斤，最大的七千斤，还觉得分量不够，第二年又造八门万斤铜炮，在当时中国所能铸造的火炮中，这些重炮都属于顶尖产品。除此之外，讷尔经额还陆续从直隶京师调来其他大小铜铁炮，使大沽口的火炮总数达到了三百多门。

伴随着炮台的重建，大沽炮台的驻军也得到空前增强。在鸦片战争期间，尤其是吴淞失陷后，道光向天津的海防重地大举调兵，驻守大沽炮台的兵力从原来的两百人巨增到三千人，这还不包括后防应援部队。战后当然不可能驻扎这么多人，但也常年保持在一千六百人的驻军规模。

鸦片战争前，大沽并非海防重镇，但是经过这次大规模建设，它已上升为北方最强大的海防基地，可以与广州的虎门炮台相提并论了。

尽管大沽海防得到增强，但面对英法联军的威慑，包括皇帝在内，朝中仍然没有人敢拍着胸脯担保其固若金汤。

在没即位或刚刚登基时，咸丰多多少少也是个愤青，这从他对待穆彰阿、耆英以及林则徐的不同态度上就可见一斑，然而在经历过这么多的挫折之后，他已经变得务实和清醒了许多。

如同广州的叶名琛一样，咸丰也知道在内患已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冒跟外国开战的风险，而且他还必须考虑到，自太平军占领南京后，运河漕运已被截断，江浙两省的漕粮都只能转为海运，即从上海出发，经大沽运入京津。一旦大沽陷落，京津将连粮食都无法保障。

咸丰如今的首选只能是“柔远之方，羁縻之计”，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怎么把洋人给哄住，能不打他是决不想打的，至少不能由己方第一个出手。

获知英法联军兵发大沽口，咸丰急忙派户部侍郎崇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乌尔棍泰驰赴天津，协同直隶总督谭廷襄与各国进行谈判。

英国听说来的是部省级官员，便以谈判代表非相臣，不足当全权之任为由，概辞不见。法国看英国的脸色行事，英国不谈，也不愿谈。只有美俄本来是捡便宜来的，抱着能捡多少是多少的心态，还肯与中方往来。

实际上英法自发动战争以来，所遵循的一直是英国首相巴麦尊的指示，即“不但要让中国人看到棍棒，还得使他们体会到棍棒打在肩上的那种感觉”。攻陷广州更使英法从中尝到了甜头，这两伙人如今早就不是与你商谈的口气了，是你给得给，不给也得给！

英法随时可能攻占大沽，咸丰对此并不是没有防备，他一边派官员赴津谈判，一边也调去了援军。天津守军由此增至九千人，直接参与大沽口炮台防守的则接近两千人，与此同时，咸丰还授命谭廷襄严加防范。

谭廷襄能做到直隶总督，无疑是文臣中的佼佼者，但他的缺点也和前任讷尔经额类似，没有打过仗，缺乏必要的军事经验，对什么时候可以开炮心里都没有数，还得请示咸丰。

谭廷襄起初以为既有如此多的兵勇和重炮，大沽还怕守不住吗？咸丰为此专门发出警告，要他不得逞强先启兵端，只有英法联军先开了火，这边才可以进行还击，总之，“衅端勿自我开”。

常言说得好，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咸丰君臣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但从大沽口的独特地形来看，他们确有进行自卫反击的条件。

大沽的内河是海河（又称沽河），在其出海口有一道拦江沙，系上游泥沙淤积而成，为所有船只进入海河的必经之地。不涨潮时，拦江沙水面深度不足一米，涨潮时虽近三米，但涨潮的时间很短，一会儿就过去了。

联军的大型舰艇无法通过拦江沙，非得用小舢板才能进入大沽口，而在海河之上，用重炮打击小舢板，这肯定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而且时间上也完全来得及。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军队两个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

大沽乃平津门户，怎么可能说交就交？两个小时后，在要求未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早已准备就绪的英法联军正式向大沽发起进攻，此役共投入二十六艘舰艇，参加登陆战的英法官兵总计有一千一百七十八人。

武器制胜

英法进攻大沽乃是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

当英法美俄四国使者投递照会时，谭廷襄曾派遣武官驾小舟为他们做向导。英法自此便以汽艇和小舢板探水，对如何突破拦江沙进行研究。谭廷襄没有在军营待过，不知道其中的奥妙，既不禁止，也未加以必要的防范。

英法联军很快就在熟悉地形的基础上，找到了突破之法。谭廷襄以为联军过拦江沙必须换小舢板，没想到他们乘坐的是一种浅水炮艇，乃在广州试过身手的“小丑”炮艇的升级版。这种炮艇不用风帆，用蒸汽动力，所以多浅的内河都能应付，而且所装重炮也由两门增加到了三门至六门，火力更加强劲。

中国军队只盯着大型舰艇，没留意浅水炮艇已越过拦江沙进入海河。之后，谭廷襄仍依照咸丰的指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联军炮艇丝毫不管这一套。他们早在探水过程中，就已通过望远镜观察，弄清了大沽炮台的虚实。实战中，一排炮弹甩过来，便把大沽炮台给轰塌了小半边，炮墙无不破裂。

谭廷襄急忙下令迎击，守军非常英勇，炮台上的一个炮手倒下后，立即有新的炮手上去接替，仅仅一门火炮，就有多达二十九名炮手战死在岗位上。

但这个时候光勇敢没有用，火炮的优劣与否才是关键。

假如现在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巨无霸”火炮对来敌还是很有威胁的，只可惜十多年过去，英法在武器上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两个欧洲国家能够战胜俄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武器制胜：俄军用木制帆舰，英法联军用蒸汽铁舰，谁更吃得消炮打，一看便知。

当炮台上的炮弹打到炮艇甲板上时，不过是炸出一两个孔洞，远远达不到将其击沉的目的。炮艇就不一样了，它两面齐放，打得又准又狠，让你躲都没地方躲。

到当天中午，南北岸的四座炮台摧毁的摧毁，失守的失守，炮台指挥官也有多人阵亡，英法联军成功登陆。

英法联军登陆后，对战争胜负起决定性的因素也仍是技术优势，这同样可参照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场面：俄军用滑膛枪炮，没有膛线，命中率很低，英法联军已经装备了线膛枪炮，一打一个准儿。

论工艺质量，中国军队的枪炮尚不及俄国枪炮的一个零头，连英法联军的军医都知道，中国兵所用的鸟枪杀伤力很小，不仅打不准，往往还无法形成致命伤。这种情况下，仗能打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在令人惊魂的枪炮攻击下，守军死伤惨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溃退场面，在后督战的谭廷襄虽于阵前连斩两人，但仍无法遏制颓势，只得率残部撤往天津。

大沽口之战（又称第一次大沽口之战），英法联军死伤数为一百零九人，其中因为炮台火药库突然爆炸等原因，法军死伤的比例又较多一些，光军官就死了四人。仅就数字而言，英法联军的伤亡尚比不上第二次广州之战，而后者已经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最后一击了。

中国军队一方，伤亡统计为四百六十一人，官军实力尚存，但士气已遭到极大挫伤。

大沽口失守时，北运漕粮才运了一半，仅靠运进来的这一半粮食，京津一带难以维持。同时，大沽是天津门户，大沽一失，天津极可能不保，而天津又是北京门户，也就是说京城本身亦面临着被攻击的危险。

1858年5月21日，咸丰急忙将僧格林沁调往通州，以防卫北京，他的叔叔、惠亲王绵愉也被搬出来救急，负责主持刚刚成立的五城围防局（清代把京城分为中、东、西、南、北五城）。

五年前，咸丰为了抵御太平军北伐，曾登台拜将做了类似的部署。当时僧格林沁和绵愉不辱使命，一举化解了危机，但这次就不一样了，毕竟英法联军的实力跟太平军不是一个档次，这点常识，咸丰还拎得清。更何况，此时前方刚刚吃了大败仗，士气严重不振，这时候就算把能打仗的僧格林沁请出来，匆促之间，要想靠他来转败为胜也异常困难。

5月26日，英法联军进逼天津，距北京近在咫尺。咸丰迫于形势，只得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谈判。

桂良作为大学士，自然符合英国对于谈判代表必须为相的条件，但他和花沙纳都是初次参加对外谈判，外交方面两眼一抹黑。为此，绵愉、大学士彭蕴章等人保荐已革大学士耆英，认为耆英熟悉外交，请咸丰弃瑕录用。

形势比人强

耆英在外交方面其实吃的也是夹生饭，但由于参加过《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所以才有人以为他是行家，也因此耆英在道光晚年颇受重用。

咸丰执政初期，对琦善、伊里布、耆英等所谓的主和派颇有看法，一次召对时便有意在耆英的话中挑刺，传旨训了他一通。耆英一向自我感觉良好，又是先帝老臣，觉得下不来台，便屡屡称病，连朝也不上了。

不久，咸丰终于抓住了耆英的把柄，那就是他与英国人立下的“两年之约”。当时广东方面与朝廷都已被“两年之约”弄得难以收场，咸丰遂写下手诏，说：“耆英在广东压制民众，奉承英夷，随随便便就答应他们入城，几乎造成不测之变。”

他将耆英与穆彰阿并列，说两人都犯下了贻害国家之罪，区别仅在于穆彰阿隐藏得比较深，表面很难看出来，耆英的罪行却是显而易见。

耆英被革去文渊阁大学士，降为部属，不久又补为工部员外郎。就这，还是念及他当年立“两年之约”毕竟也是为形势所迫，所以予以从宽处理的结果。

耆英的儿子庆锡在绿营当总兵，太平军实行北伐后，庆锡便奏请父子同赴军前。咸丰正在用人之际，就答应了庆锡的请求，命耆英随惠亲王绵愉效力。

耆英父子本来以为可借此咸鱼翻生，不料庆锡自己不争气，犯了向下属借贷之罪——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会以为只是借钱而已，怎么会是犯罪呢？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行为，属于明借暗贿，为清代律法所严禁。

儿子东窗事发，遭到大臣的弹劾，耆英自然急着利用老关系为其脱罪。咸丰发现后，干脆将其一抹到底，予以革职圈禁。

咸丰对耆英如此不留情面，是因为他想改变父亲晚年的主抚政策，无奈形势比人强，到头来又不得不重走老路了。绵愉等人保荐耆英，也正是看出了咸丰的这点小心思。

咸丰马上接受了绵愉等人的建议，下诏赏耆英侍郎衔，以方便他赴津谈判，同时在密室里召见耆英，询问其想法。

耆英很清楚，他能否再次获得新君的信任和重用，就看这次机会能不能抓住了，因此在被召见时摆出了一副诚惶诚恐且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样子，说：“当此时势，唯有独任其难！”

确认耆英有此决心后，咸丰给予密旨，让耆英赴津后自行谋划，而不必附和桂良。他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耆英继续扮演鸽派，桂良、花沙纳扮演鹰派，鹰派先在谈判中拒绝英方的某些不合理要求，再由耆英从中转圜，这样就可以起到有进有退、有张有弛的效果了。

咸丰有咸丰的心机，耆英却也有耆英的套路。他从前搞外交的办法，就是对洋人提出的条件随便答应，同时给皇帝打马虎眼，能瞒则瞒，能敷衍则敷衍，等到出了问题，便扔给后任一跑了之。这次他又想故技重施，但始料不及的是，英国人首先不买账了。

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从两广总督衙门的库房中抢夺了一批档案，其中有耆英的奏章。经翻译，英国人发现耆英原来弄虚作假，对于他们先前提的一些条件，明明答应了，却并未向朝廷报告。

当时中国并没有专门的外交机关，西洋各国的一切交涉均由两广总督办理，英方认为耆英必然会将所有交涉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中央，哪里能想到他居然敢这么干。额尔金由此对耆英十分厌恶，得知他又要来天津谈判，根本就不想搭理他。

桂良得知后害怕谈判破裂，便请求召回耆英，但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咸丰仍寄望于他的进退策略能发挥作用，因此不同意召回耆英，同时严令途中的耆英必须尽快赴津。

此时耆英也已了解英方对他的态度，怕去天津后英国人找他算账，竟然不顾朝廷严令，掉转身径直逃往京城。

绵愉既是耆英复出的主要保荐人，又是耆英擅自回京的最早知情者，闻讯大惊。为了避免牵连到自己，在与其他宗室大臣商议后，他赶紧请求咸丰下达命令给僧格林沁，要求将耆英立即正法于军前。

咸丰急盼耆英到津，没想到送来的却是这个消息，不禁大失所望，同时十分恼怒。

耆英被罢官圈禁时，咸丰曾给他下了一个无才无能的评语。耆英当时不服气，回家后手书一联并悬挂于客厅正中：“先皇奖励有为有守，今上申斥无才无能。”

圈禁相当于软禁，时刻有人监视着，咸丰知道后对耆英更加厌恶，只是蓄而未发罢了。

给机会你不要，偏要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咸丰不假思索地写下一条上谕：“耆英畏葸无能，大局未定，不候特旨，撤自回京，不但辜负朕恩，又有什么脸面对天下人？”

按照咸丰的命令，僧格林沁派员将耆英锁拿进京，由绵愉等王公大臣会同宗人府、刑部严讯。不久，咸丰即传旨宗人府，赐令耆英自尽。

泣血折

其实就算耆英的把戏不被戳穿，英国人还待见他，他去天津谈判对中方也不会有什么助益——身为文臣的桂良、花沙纳哪里敢扮演什么鹰派，两人都是带着“抚”的想法去天津的，和耆英并无二致，咸丰的所谓进退策略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

连天津百姓的胆子都比来自京城的官吏大。五年前，太平军兵抵达天津，那时他们就已见识过大阵仗，敢斗也乐于斗，见四国军舰停泊于海口，一些人甚至想集结盐枭海盗抢劫军舰。桂良一到天津，路边就有许多绅民争相谒见，请求率团练帮助官兵抵抗英法联军。

桂良哪敢碰抵抗二字，急忙用哄骗的办法把这些绅民给打发掉了。

1858年6月15日，桂良、花沙纳分别与四国代表进行正式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仅英国就提出了五十六项要求，是战前所谓修约要求的三倍多，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自由传教、内地通商等一大批新的条款。

桂良当然也想斟酌轻重缓急，能驳的驳，能否的否，可是英国谈判代表、为英法联军充当翻译的李泰国态度异常骄狠，非但不肯留下商量的余地，而且一个字都不让改。

桂良等人在外交方面都是门外汉，身边也没有熟谙世界大势或长于政经商务的人才，导致对所涉条款毫无研究和认识，加上缺乏实力后盾，谈判时的那种窘迫和煎熬之状就别提了。

勉强撑持了二十多天，桂良等人毫无所得。在给朝廷写去的报告中，他们说自己即便谈到舌敝唇焦也无济于事，只好建议对各国提出的条件“姑为应允”，以便能促使英法联军尽快退兵。

报告在朝廷之上也掀起了轩然大波。恭亲王奕訢、僧格林沁等人都递上折子，要求撤回谈判代表，同时调用全国之兵，动用倾国之粮，与英法联军决一死战。这其中又以僧格林沁的态度最为坚决，语气也最为激愤。

以前耆英曾几次当着咸丰的面奏陈英军可畏，应该多与之周旋，也就是委曲求全，被咸丰评价为贪生怕死，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僧格林沁认为桂良等人亦如此，左右都是尸位素餐之辈，谋求议和无非是全身家、保妻子，却忘了要以华夏的社稷和生灵为重，真是可恨可叹可笑可怜。

作为道光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僧格林沁也没给道光、咸丰父子留面子。他说道光生前就是误听谗言，才导致英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哪里料到皇上你又听谗言，以致隐忧社稷，遗祸子孙。皇上你这么做，日后还有什么脸去见先皇呢”？

在折子的最后，僧格林沁用了四个字“泣血上奏”，这就是著名的“泣血折”。

写的人洋洋洒洒，慷慨激昂，全然忘了读的人会是什么心理感受。对咸丰来说，这些文句足以让他五味杂陈，难受到钻心。倘若此折是别人写的，有十颗脑袋也不够摘的，但它出自僧格林沁的手笔，是自家人，对于这位赤胆忠心、曾帮助他挽救国运的表弟，咸丰的感情完全两样。

事实上，咸丰自己也深感四国在天津谈判中的要求严重损害了大清帝国的尊严和利益，“万难允准”。他在桂良等人所上的折子中批道：“览此折不觉愤懑，尤堪痛恨，看来你们此行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谈判结果反而还不如原约（指《南京条约》）了！”

可是不答应又怎么办呢？僧格林沁在“泣血折”中主动要求率军出征，其实即使他不这么说，咸丰也早已倚之为对外的御敌主将，问题是前方刚刚打了败仗，炮台尚未修好，海防还未整顿，怎么跟人家打？

这次第，正如桂良所言，中方处于进既不可战、退又不可守的困境，所谓“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除两害相权取其轻外，别无他法。咸丰最终被迫同意桂良等人与四方签约，同时他对僧格林沁和其他主战派的奏折都“留中不发”，当私信自己看看算了，既不公布于众，也不以此定罪。

1858年6月下旬，中国与英法美俄四国在海光寺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就是五十六项要求的照搬，与法国所定条约的内容大同小异。美俄两约虽然有所区别，但根据利益均沾的条款，它们也可同时享有英法条约里的利益，总之一句话，全都赚得盆满钵满，就没有一个不在背后偷偷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