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妙计究竟妙在哪里



自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国女王便开始向香港派出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第一任是指挥鸦片战争的璞鼎查，之后依次是德庇时、文翰，包令爵士是第四任。

在这四任公使中，包令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这个人天赋过人，据说能听懂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也正因为能力强，包令一向颇为自得狂妄，虽然身份不过是一个下院议员，但在谁面前都是一副人五人六的样子，有一次还不顾外交礼节，跑到法国总理梯也尔跟前，抓住梯也尔的衣领扯了一把。

包令是要让别人觉得他跟法国总理关系匪浅，不然的话，怎么会亲热到这分儿上，可是此举在上司和同僚们眼里，却只能用一个“丑”字来形容。

犯了错误如果只检讨自己，便不是狂人本色。包令把自己的不受待见，完全归咎于同僚的嫉贤妒能：说一千道一万，还不是怕我超过你们，哼，就得出去拿面锦旗让你们瞧瞧，什么叫能力！

正好包令支持的辉格党（即后来的英国自由党）上台执政，他便近水楼台，得到了一个英国驻广州领事的职位。

非得用棍棒不可

当时到中国担任领事，并不是美差，差不多是属于最无利可图的职位，别人想躲还躲不掉呢。包令这么做，纯粹是不蒸馒头争口气，要在远东干出一番名堂。

看到突然出了这么一个领事，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不惊反喜。他一直觉得现任公使兼港督文翰不太称职，认为这人虽不算老实，却天生胆小，做不了什么大事。

按照巴麦尊的想法，最好能换个犀利一点的角色，正在惦记物色着，没想到最佳人选已经自己来了，于是便私下把包令找去闲谈。

外相给予小小领事如此礼遇，这在英国官场上甚少先例，更不用说包令以前还只是个普通议员。在闲谈的过程中，包令受宠若惊，巴麦尊则是滔滔不绝。在这位野心勃勃的外相看来，中国和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美国，都可以归到一个类型。

巴麦尊的话乍一听，不知道的人没准还会以为是好话，什么时候中国可以跟欧美国家站一排去了，但其实不是。巴麦尊的意思是，以上国家的政府，皆属“半开化的政府”，你得时常教训一下才行。

“半开化”，是巴麦尊的说法，说白了，就是指不按英国人的规则或意图出牌的国家，至于说到能不能被教训，这就复杂了。

美国不消说，刚刚通过独立战争脱离英国的统治，巴麦尊的所谓“教训”不过是帮他自己解解心宽而已，因为他压根儿拿对方没什么办法。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素来为英国人看不起，但也并不好惹。

一众国家里面，就数中国最弱，也最好欺负，它才是巴麦尊真正的矛头所指。讲到这里的时候，老家伙很是来劲。他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就需要每隔八年到十年教训一顿，如此才能服服帖帖。

可是八年到十年的间隔太长，中国人又“心智低下”，这段时间怎么办？包令试探着说：“要不我们警告一下……”

巴麦尊立即打断他的话：“不，警告没什么用，非得用棍棒不可，不但要让中国人看到棍棒，还得使他们体会到棍棒打在肩上的那种感觉。”

包令喜不自胜，中国是个软柿子，好吃又好捏，如今外相又有此意，看来想不建功海外都不可能了。可是他很快又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真是太大了。在广州反入城斗争中，机关算尽的文翰铩羽而归，“两年之约”成了镜花水月，英国人最终连广州城门都没能迈得进去，弄得在旁观阵的包令也泄了气。

包令只能期待巴麦尊赶快挥舞“大棒”，未料这位外相却已被迫下野，他什么都指望不上，在广州又无事可做，只好动用他的天赋，拿中国话学着玩。

有一段时间，文翰离港，包令得以代理文翰的港督一职。这时候他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提出要“严厉敦促”中国，以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但此时辉格党被换了下去，加上英国政府的视线仍集中在中东，包令的建议不仅没被批准，反而被告知：你不要多事，再多事就把你召回国内。

这么大老远跑来，没立着功，升着职不说，还挨了训，包令有苦难言，真有悔不当初的感觉。

英国政坛正如伦敦的气候，局外人只能雾里看花，很快政府更替，包令的靠山做了外交大臣，他也跟着时来运转，得以正式接替文翰之职。

等了这么久，终于露出了事业线。包令热血沸腾，一上任就要求会见叶名琛，以便修订到期的《南京条约》，叶名琛没有拒绝，但要求把见面地点放在城外。

从外交礼仪和程序上来看，叶名琛的回应没有不得体之处。他明确承诺，只要不在广州城内，不管是在华商货栈，还是在虎门炮台，甚至到英国军舰上去谈，都没有问题，英方可任择一处。

问题在于包令对谈判地点不满意。其实《南京条约》本身并没有规定可以修订的条款，协商修订云云不过是个借口而已，说到底，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在乎入城。

包令立即宣布一切全是叶名琛的错，因为对方“拒绝谈判”。

既然你叶名琛不谈，我就直接去找中国皇帝谈，包令两次北上，试图直接谒见咸丰，或让咸丰另派钦差大臣同他谈判。咸丰莫名其妙：大清国的所有谈判事宜都由叶名琛负责，他没说不愿意跟你谈，你们俩靠这么近，跑京城来干什么？

包令两次北上，均徒劳无功，这让他更加恼火不已，并把所有过错都归结到叶名琛身上，认为这位东方官吏“顽冥不化，傲慢无知”。

一厢情愿

洪兵大起义爆发特别是广州被围之后，有一段时间，包令曾经窃喜，甚至把洪兵都视为“争取自由人权利的反抗者”。他的这种心态类似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想到“傲慢”的中国政府要倒霉，可恶的叶名琛将被洪兵揍到鼻青脸肿，他就止不住要乐。

可是很快他就乐不起来了。叶名琛用外国武装船只向城内运送粮草和军火的事，被洪兵发现了。当然，对于这件事，包令也是有苦难言。英国是民主国家，一切要按法律办事，商船高兴帮谁运货就帮谁运货，并不是他一个港督就可以禁止的。

洪兵不知道这些，难以理解港督大人的苦衷，他们只知道都是洋人，没什么区别，既然你英国人帮着官府对付我们，按照“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这一定律，当然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看。

洪兵向包令下达通牒，要求所有“夷人”必须立即离开广州。包令措手不及，一个劲地说：“我认为这是一件真正无礼的事。”

洪兵可不是官府，没那么多清规戒律或者温良恭俭让，你不走是吧？那我就抢！

广州附近早已被抢掠一空，洪兵本来就无处可抢，供给很成问题，这下正好找到新目标。尤其是洪兵水师大批进入珠江后，他们虽然对武装船只无可奈何，但普通商船却是一个都不放过。半月之内，几乎每天都有英国或美国船遭到抢劫，包令为此大感头疼。

此时到了广州围城的后期，叶名琛给包令写来一封求援信，在信中请包令派英舰协助官军，以共同击退珠江上的洪兵水师。

看了这封信，包令立刻神气起来，他毫不客气地回绝叶名琛，说这是你们中国的内战，英国政府对此的政策是绝对中立，谁也不干涉。

在包令想来，这时候的叶名琛一定是惊恐万状、窘迫异常，不然怎么会“乞援”呢，那就不如先晾晾你，等你实在受不了了，自然会用八抬大轿来请我，到时入城问题也迎刃而解，面子里子都有了，岂不快哉。

他实在是太一厢情愿了。事实是，广州的危急状况已经过去了大半，由于有炮台相阻，洪兵水师对广州构不成太大威胁。叶名琛起初也并不愿意借助英军的力量，他写这封信，其实是为了给广州商人们一个交代。

洪兵水师虽进不了广州，但一直占据珠江，水上贸易大受影响，商人们见省河上有英舰，便联名请叶名琛向英国人求援。广州围城期间，军费全靠商人们的捐款给撑持着，叶名琛不便拂他们的面子，而且更重要的是，以前英国海军也曾向广州政府发出请求，要求协助剿灭海盗，当时叶名琛照办了。他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是两国之间的礼尚往来——我帮过你，现在不过给你一个机会还人情罢了，再说，赶跑了洪兵，你们英国商人也得利不是？

很合情合理，可是包令这洋鬼子的逻辑，你防是防不住的。在接到包令的回复后，叶名琛很是气愤，倒不完全因为包令的拒绝，实际上叶名琛对此并没抱太大希望，英舰固然威武，可也不是缺了它就不行。

叶名琛生气，是气在英国人的外交用词和那种不可一世的殖民者嘴脸：什么叫内战，我这是在“清剿盗匪”，你既然承认我是合法政府，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要是你们英国国内也有人造反，你会如此说吗？

至此，叶名琛不再搭理包令。包令本想看对方的笑话，未料叶名琛真的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洪兵水师，这下他又后悔起来，慌忙地给叶名琛发来照会，说是可以协商共同出兵的事，把他先前口口声声的“绝对中立”抛到了爪哇国。

洪兵都跑了，还商谈个什么劲？但叶名琛仍以礼相待，回函表示了谢意，为的就是不让对方完全下不来台。

包令的本国同胞可就没这么客气了。在洪兵军势最盛的时候，英国商人们巴巴结结地等包令派兵保护，可是包令只派出了一艘军舰来做做样子，这让他们蒙受了很多无谓损失，想不冒火都不可能。

商人与政府官员之间，没有爱情，只有交情，现在你连交情都不讲，那还能给你留面子吗？广州的英商对包令群起而攻之，说他判断能力很差，又不会谈判，总之是个无能之辈。

不一样的味道

包令到中国，并不图利，一味求名。名气坏了，对他来说比什么都可怕，这家伙因此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从哪里能捞根救命稻草出来。

说稻草，稻草就来了。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根据举报，在珠江水面上查获了一艘名为“亚罗”号的英国船只。

所谓英国船，其实是一艘彻头彻尾的中国船。船主是中国人，船员也都是中国人，只不过在香港登记注册，披了一条洋外衣作为保护而已。

“亚罗”号一直暗中从事抢劫走私等非法活动。向广东水师进行举报的，正是以前遭“亚罗”号抢劫的中国商人。广东水师所抓捕的十二名水手中，有两人皆为“圈内”知名的海盗。

得知“亚罗”号被查，署理广州领事巴夏礼一面向包令报告，一面要求叶名琛道歉放人。

巴夏礼参与过南京条约的谈判，但当时他的地位非常低，只能给璞鼎查的秘书马儒翰做随从。当马儒翰等人与张喜唇枪舌剑的时候，他连露脸的资格和机会都没有。

巴夏礼年纪轻，学东西快，中国话说得特别溜。在包令担任广州领事期间，所用的翻译即为巴夏礼，而这小子也和包令一样，天生是惹是生非的料，总是想着如何敲中国人的竹杠，以便加官晋爵。

在“亚罗”号事件发生时，广州领事正好休假，便由巴夏礼署理，正好给他提供了兴风作浪的机会。“亚罗”号是海盗船，巴夏礼心知肚明，他甚至知道另外一个不可向中国人透露的秘密，那就是“亚罗”号在被查获时，执照已经过期十几天了，换句话说，它已不属于英国船，自然也不受香港政府保护。

可如果照直说，那就没他什么事了。巴夏礼不光隐瞒执照过期，还紧紧抓住“亚罗”号船主的一句话，称广东水师扯落了英国国旗。

中国人是不是真的扯落了英国国旗，巴夏礼对此并不关心，他要的是把柄，哪怕无中生有，生造一个出来，他也乐于接受。

包令的兴奋劲丝毫不亚于巴夏礼，如今他的全部理想和使命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在有限的人生中挑起无限的事端。

在写给儿子的私信中，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希望能在浑水中摸到一些鱼。”

与徐广缙一样，叶名琛既是一个内心强大、性格倔强的人，又有着清醒而务实的头脑。一般情况下，即便对待纯粹的洋人走私商，他也毫不客气，但是这次他嗅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察觉到包令和巴夏礼是在有意找碴儿。

在国力孱弱且内忧不止的情况下，即便证据确凿，也不能因小失大，基于这一考虑，叶名琛愿意做出让步。1856年10月10日，也就是事件发生两天后，他应巴夏礼的要求，释放了其中罪行较轻的九名水手。

可是巴夏礼拒收。这还不算，10月16日，包令又给叶名琛发来照会，上面赤裸裸地提出了入城要求，并且说如果不行，他就要派兵动武了。

如果说要求放人还算有些道理，入城与“亚罗”号事件则是风马牛不相及，几乎等同于讹诈。对于这样的原则问题，叶名琛当然不能说答应就答应。

此时在英国有“政坛不倒翁”之称的巴麦尊已经出面组阁，“大棒先生”成了首相。包令特别想在他老人家面前露一手，起码要取得比前任更好的表现，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叶名琛乖乖地答应入城。

偏偏叶名琛这边没有反应，想要浑水摸鱼的包令先把脸给急得紫涨起来，一个劲地痛骂叶名琛是老顽固，“不可雕琢的愚顽之辈”，怎么我如此横压竖压，都不为所动呢。

任何新闻都有一个保鲜期，时间一长，“亚罗”号事件就可能再也派不上用场，倒是广州洋商们的牢骚可能传入国内，那岂不是丢脸丢大了。包令决定铤而走险，1856年10月21日，巴夏礼按照他的吩咐，给叶名琛发去最后通牒，限其在二十四小时内满足英方的要求。

叶名琛权衡利弊，做了最大让步，同意将十二名水手全部释放，但有两件事没法做到，一是经过调查，广东水师连碰都没碰一下船上的英国国旗，包令和巴夏礼完全是凭船上人一句话就瞎指控，而且整个事件纯属中国内政，涉及国家颜面，无法道歉，也不知道怎么道歉。二是入城与整个事件毫无关联……

兵临城下

包令已听不进任何解释，满脑子回响的都是巴麦尊式的强盗理论：对待这些“半开化的政府”和“半开化的官员”，再多的警告和通牒都没用，只能用大棒。

既有“大棒先生”在朝中掌舵，我可不能在他面前露出一点畏怯的表情。二十四小时一到，包令就按下了战争按钮。由于它在历史上被看作是鸦片战争的延续，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称之为“亚罗”战争。林则徐生前曾预言过的海疆危机，终于在他去世后的第六年爆发了。

1856年10月23日，在西摩（清代译作西马糜各厘）少将的率领下，由三艘军舰组成的英国海军舰队向广州杀来。

广州东郊炮台发现敌情后，立刻进行自卫，但被英国海军强大的火力所压制。当天下午，西摩便占据东郊炮台，打通了通往广州的道路。

自洪兵围城后，广州再陷困境。此时广东巡抚正在北京，整个广州城内能负责敢负责的只有叶名琛一人，这位两江总督正坐在科举考试的现场，观看武秀才们骑马射箭。

下属听到汇报后，脸都吓白了，不知如何是好。叶名琛却非常镇定，他微笑着说：“不会有事的，大家看着吧，英军傍晚就会退走。”

中国有中国特殊的国情，好比舞台上的诸葛亮虽是神话，但很少遭到质疑，相反，几乎每个人都希望在危难之时，身边能有那么一个神机妙算的军师，或者从他手里得到一只如同天授的锦囊。

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和多次化险为夷，让叶名琛在朝野积累了巨大的声望，特别是在外界视为不可能的情况下，解围广州并击溃洪兵后，叶名琛在广州军民的心中，差不多就是一个诸葛亮。

这样的人，他那么肯定地说英军傍晚就会退走，哪怕你心中还有一丝疑惑，起码心情平稳了不少，相信他一定有了克敌制胜的把握。

可是叶名琛并无胜算。相较于两年前的洪兵围城，现在能供叶名琛调遣的军队，加上募勇，仍是一万五千人，再多要就没了。当然全省军队不止这么一点，而且可以说精锐部队也不在这一万五千人里面，但他们都分散在两广的各个府县“清剿”洪兵残部，叶名琛根本没有办法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这些部队重新调回。

更让他痛心的是，继福兴之后，他又失去了一位大将——沈棣辉被擢升贵州布政使，但还没赴任，就病死在了广州。

对帅来说，将非常重要。诸葛亮再厉害，也不能扔下鹅毛扇，自己到战场上去跃马舞刀吧，得靠赵云、张飞等人去冲锋陷阵。叶名琛要的将，是真正的能战之将，不是庸人或废才，比如，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就是个垃圾货色。

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叶名琛只好事事亲为。早在接到巴夏礼的通牒时，他已经做了最坏打算，加强了广州周边的炮台。

炮台顶不住英军的进攻，叶名琛对此早有所料，但是接下来他所说的一句话却让众人陷入困惑之中。叶名琛说，在省河范围内，广东水师的所有巡逻船只，甚至包括“红单船”，都要收起旗帜后撤，沿途即便看到英舰，也不得开炮射击。

当天傍晚，英舰果然没有进城，但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0月24日，他们又向广州南郊炮台发起了进攻。

这次该好好地打一下了吧。不料，叶名琛给南郊炮台下达的指令竟是向水师学习，一弹不发，撤离炮台。与此同时，他仍继续在广州校场气定神闲地观看骑射。

从下属到幕僚，没有一个人看得懂叶名琛的妙计究竟妙在哪里，困惑自然而然也就变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莫非总督大人要给洋鬼子玩一招空城计？可空城计不是这么个玩法啊，英军总不会像司马懿那样，真的停留在广州城门口不敢进来吧？

城外的炮声已经清晰入耳，有人实在忍不住了，便假装抬头望天，说怎么回事，天刚刚还好好的，忽然起了大风，眼看着马也骑不了，箭也射不准，不如赶快回去吧。

叶名琛一眼看穿了周围人的心思。他点了点头：“好，我们立刻回督署，一起商量一下如何退敌。”

说是这么说，但前线军队从叶名琛处得到的指示，仍与他给南郊炮台的指令如出一辙。

10月25日，英军占领海珠炮台。海珠炮台就在广州城边上，意味着已经兵临城下。

三天，整整三天，只看到英国人在讨敌骂阵，不见叶名琛使出一招，他那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假痴不癫

叶名琛的葫芦，装的不是空城计，而是三十六计中鲜为人知的另外一计。这一计叫作“假痴不癫”。

一个人脸上糊涂，心里清楚，这叫假痴；反之，假如脑子里面真的是一团糨糊，就是假癫。古书中对此的注解是：假痴者胜，假癫者败。

叶名琛心里很清楚，而他的清楚，来自于谍战中的收获。

早在广州反入城斗争中，徐广缙便大量搜集情报并因此获得先机，叶名琛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继承。他重点建立了两个情报网络，一个是依靠广州士绅，这些士绅会时不时地派仆人雇船去港澳，另外一个是依靠驻香港的外贸商人，他们天天跟洋人打交道，信息面也非常之广。两者之中，港商是叶名琛获得情报的主要来源。

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后，预见到中英冲突可能无法避免，叶名琛又依据过去的作战经验，将情报战上升为更大规模和范围的谍报战。

通过平定凌十八及洪兵，叶名琛自己也网罗和培养了一批专业的军事谍报人员，他从中精心挑选，组成了一个谍报组，每天侦察珠江上英舰的动态，有时谍报人员还化装成老百姓，潜入香港和澳门，以便搜集相关军事情报。叶名琛每五天跟这个谍报组联系一次，如有最新情况谍报组还可随时汇报。

两大情报网络加一个军事谍报组，他们获得的情报很多时候都是重复的，但叶名琛坚持越多越好，不愿意砍掉其中任何一个环节。

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也曾搜集情报，当时的缺陷就在于情报来源过于单一，导致很多情报都云笼雾罩，搞不清楚它到底是真是假。现在好了，同样一个英方动态，可以根据数十个渠道进行相互验证，以确定真伪。

通过谍战，叶名琛能够准确获知英方动向，虽然足不出广州，但英国海军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他的视线范围。他说英军傍晚就会退走，并不完全是安定人心或故作镇静，而是来自于对大量情报的掌握和分析。

至于连着三天都不抵抗，则是真正的装糊涂。

东郊炮台一失守，叶名琛就知道守军不可恃，那么他所能恃的，就只有广州的老百姓了。从当初的反入城开始，他和徐广缙千方百计地阻止英国人进城，为的就是争取民众，所谓“无怫百姓以顺夷理，顺民心以行之”。当年徐广缙用“十万长城”来威慑文翰，他今天也只能借用这座民众的长城来击退包令。

广州人既有打架的胆，又有打架的力，要说缺就缺一股气，而如何调动和保护这股气，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

从东郊炮台到南郊炮台，再到海珠炮台，要是逐一抵抗的话，除了蒙受人员损失外，没有一座炮台足以守住。广东水师也是如此，硬碰硬的话，他们都挡不住英军。这一点，从东郊炮台的失守，叶名琛已经瞧得明明白白。

不仅如此，连续失败还会给民众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乃至不敢动手——其实不用说老百姓，就是正规军队，让你一直输，也只会垂头丧气。

叶名琛反过来，我不抵抗了，给民众造成一种印象，就是炮台的失守，不是打不过所致，纯粹是我没打，要是我真的出手打了，效果也许完全不同。

在炮火连天的氛围中，同仇敌忾的战斗激情也在不断升温。1856年10月25日，就在英军攻占海珠炮台的当天，广州的联街团练便组织起来，排成纵队，在街道上进行巡逻。这些练勇其实都是广州店铺里的伙计，在洪兵围城时曾受过军事训练，围城警报解除后，便各回各家，照当他们的伙计，但一旦需要，又能马上编队作战。

这些练勇的老板，也就是广州士绅，则发誓要率领团练奋勇作战，从而让入侵英军“只影不留，根株尽灭”。

10月26日，开战的第四天，叶名琛便宣布关闭海关，中止通商，以迫使英方回到谈判桌上来。这一贸易战的打法，无疑让包令很是难受，他决定加大压力。

从10月27日起，英军连续炮击广州城，并且每隔五分钟到七分钟，就要炮轰叶名琛的总督署一次。火炮的威慑力非普通人所能承受，一转眼的工夫，叶名琛身边的仆佣和卫兵都跑光了，唯独他仍在堂上正襟危坐，且脸上毫无惧色。

当天叶名琛发布檄文，鼓励广州百姓主要是团练，协助正规军杀敌——凡送来一颗英军脑袋，便赏银圆三十元。

恶心死人不偿命

在叶名琛所发布的檄文中，还出现了一段神秘的文字，上面写道：“现在天气晴朗，有大风而无云，我去查了一下老皇历，这预示着有兵杀来，正好跟英军入侵符合。不过请大家放心，皇历上说了，我利彼不利，我们一定胜，入侵的英军必定败。”

清代的顶级名吏，诸如林则徐、曾国藩，学识上都是既专又博，对于东方古老的相术、风水学等“旁门左道”皆有一定的研究和涉猎。不过作为长期接受正统理念的儒学之臣，他们又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子不语怪力乱神”，公开场合很少谈论，更不会因此影响公务。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那就是在军情紧急，需要以此来鼓动或安定人心的时候。

叶名琛也是如此，大概是受笃信道教的老父影响，他会一些风水学和占卜的方法，但很少显露在外，这次当着众人的面，搞起了查皇历这样的迷信活动，也无非是为了坚定广州军民的信心。

英军见没能吓倒叶名琛，就开始加量加价，在1856年10月28日这一天，开始集中炮火轰击广州城南的城墙。到了晚上，一部分城墙被轰毁，为英军进城打开了缺口。

第二天，包令拒绝了叶名琛通过中英商人转交的停战建议，他要活捉这个让他切齿痛恨的“老顽固”。当天下午，一百余名英军攻入广州城内，紧随其后的是西摩和巴夏礼。

官军和联街团练节节抵抗，从墙角和屋顶上不停向英军射击。英军以死伤三十人的代价，占领了总督署，但并没有找到叶名琛。

广州分新城、老城，英军攻入的是新城，叶名琛去了老城，他们扑了个空。

西摩所率英军只是香港驻军。香港驻军一共才一千多人，又要沿途驻守所占领的炮台，到了广州人就更少了。继续深入或长久驻扎广州不是他们能想象的，因此在抢掠搜罗一番后，就退到了城外。

兵力少，在打法上就只有一种选择，即像特别突击队那样，速战速决，速进速出，可是再要想进广州，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中国守军吸取经验教训，知道洋炮火力强劲，一旦被轰了城墙，第一时间就进行修补，使英军再难以找到空隙。

西摩轰了新城轰老城，轰了总督署，又轰巡抚衙门和广州将军衙门，轰来轰去，总是不得要领。

从包令到西摩，都很想知道叶名琛的准确位置，这样才能保证“斩首行动”一击而中。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利用情报，但叶名琛早在与凌十八作战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反谍报经验，篱笆扎得非常之紧。英军派出的密探，来一个捉一个，来一双捉一双。

除此之外，叶名琛还动用他的谍报网，在民间进行侦察，把战争期间受雇于英军的中国人也查出来，然后一个不少地关进牢里。

加上密探，他前后共抓捕了近七十人。这下子西摩不仅无法从广州城获得情报，连在当地找个帮他收购粮食，或在军舰上做杂役的中国人都很难了。

英军束手无策之际，正是叶名琛奋起反击之时。

既然包令拒绝了停战建议，说明这些洋鬼子“非吃一大亏，不肯悔悟”，叶名琛开始逐一推出和实施他的反击计划。

这么多天以来，别说平时就敢打架敢闹事的，就算窝窝囊囊的老实人也被英军给逼急了，大家都巴不得马上去跟对方拼命。叶名琛一声招呼，立刻蜂拥而出。

某天晚上，一艘满载炸药的沙船突然在江边爆炸，而距爆炸现场不远，就是英军居所，里面住着三百名英军。虽然这次行动没有成功，但已把英军给吓得够呛，自此再也不敢在岸上睡觉，都钻进了英舰——哪怕挤一挤，总比半夜三更担惊受怕强。

又一个晚上，四只熊熊燃烧的火筏如幽灵一般，顺水漂到了英舰旁边。这些火筏尽管也不能将英舰齐头儿烧掉，可起到的效果却是一样，就是不让英国兵睡好觉。

西摩对叶名琛的这种打法恨恨不已：有种你派战船来单挑哇，就知道用这种恶心死人不偿命的方式来捣乱。

连对骂都找不到人，西摩只好一边嘴里叨叨咕咕，一边用普通海船在舰队周围筑起一道防卫圈，然而他这一招不仅没有让中国人反抗侵略的火苗熄灭，反而烧得更旺了。

你怕恶心是吗？我偏要恶心你，加量不加价地恶心你，往死里恶心你！火筏冲不进去，就扔火药瓶或者埋水雷。1856年11月12日，一艘防卫船被火药瓶连续击中，引起爆炸而烧毁。第二天，两颗水雷又在英舰旁炸响，只是时间早了一点，未能对英舰造成实质性损伤。

防卫圈一旦出现漏洞，叶名琛便一直避而不战，以保存实力的正规战船适时出来亮亮相。11月15日，半夜，又是大雾，广东水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防卫圈内，嘭嘭嘭地朝两艘英军炮艇开火。两艘炮艇仓促之下搞不清状况，只能支棱着身子白挨揍，这一揍就是二十多分钟，等英军发现并确定目标时，中国的战船已经提前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为了省点心，西摩只好跟赤壁大战里的曹操学，用粗铁链将外围的防卫船全部加固起来。

珠江之战

在叶名琛发起反击后，英军兵力不足的弱点逐渐暴露无遗。前进的话，抓不住叶名琛，一切等于白搭，而且就算是进入广州也待不住，后退又不甘心，而如果不进不退，等待的就是被恶心。

从西摩，到巴夏礼，再到包令，如今比的不是别的，就是抗恶心系数，看谁顶不住先崩溃。

巴夏礼一直跟在西摩身边当翻译，这小子是个文官，虽然整天把打仗喊得山响，其实并没经历过真正的战斗，晚上这些心惊肉跳的经历才让他对打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明白了少许。

一着急，巴夏礼想出了个馊主意，说咱们不是兵力不足吗，为什么不去组织一支“伪军”？

包令耸了耸肩：“算了吧，我们现在连中国杂役都雇不着，到哪里去组织军队？”

巴夏礼眨巴眨巴小眼睛：“找香港的中国人啊。”

巴夏礼自恃是个中国通，连两广地区的土来之争都知道。他的方案是，从香港招募两百个客家人，组成“伪军”，配合英军作战。

按照巴夏礼的如意算盘，香港已属英国殖民地，当然香港的中国人也算英国臣民，而且客家人与广州本地土著又不对付，如果让他们上阵，没有不心甘情愿的。

包令听后啼笑皆非，作为港督，他比巴夏礼更了解居港的中国人。鸦片战争之前还好，鸦片战争之后，因香港被割，港人对英国人可以用“切齿痛恨”这四个字来形容。

在香港，如果一个英国佬走进中国古董店，平时巴不得招揽生意的店老板一定不想做你这单生意，同时还忘不了冷嘲热讽，会说你想要的那套古董在广州可以买到啊，你为什么不到广州去买？

包令深知这一点，土来之争是人家内部矛盾，恨英国人的心情却都是一样的，别我把这两百客家人武装起来，他们反倒掉过枪头来打我，那岂不是弄巧成拙了。

成立“伪军”不现实，包令想了一下，说要不这样吧，香港有大量的中国苦力，很多人找不到活干，现在既然在广州本地招不到杂役，不如到香港招劳工，这样起码可以减轻一点英军负担，把辎重兵空出来用于作战。

可是他又错了。明知中英正处于战争状态，在港苦力拒绝前往广州，哪怕你开再多的薪水，也没人动一动眉毛。

日子一天天过去，就这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尴不尬地僵持着，包令几乎每时每刻都要承受不小的心理压力，而战事还在朝着不利于英方的方向继续发展。

1856年11月22日，叶名琛正式下达反攻令。在把英国人恶心得晕头转向以后，他要出真招了。

听到这一消息，包令的五脏六腑都烧了起来。11月29日，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忍不住发出了近乎绝望的悲叹：“我真不知道要用多大的力量才能压倒这位钦差大臣，也许就是把广州城摧毁了也不行。”

都什么时候了，这洋鬼子还想着要压倒人家，浑然忘了以他现有的力量，别说摧毁广州，保住自己都不容易。12月1日，叶名琛发起珠江之战。当天，广东水师奉命攻击英军占据的炮台，西摩闻讯急忙率舰队前来增援，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海上对攻。

根据叶名琛前期的部署，广东水师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不与英国海军交锋，西摩并不了解其真正实力，只知道他们先前连洪兵水师都打不过。

实际上，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广东水师这支国内首屈一指的水上部队，起码在战术上已有了长足进步，打不过洪兵，只是因为在数量上远远不及对方，而当对手换成英国海军，它又重新具备了数量上的优势。

在珠江之战中，广东水师采用的是一种类似于湘军水师的打法，即大小船相结合。作战时，大船因缺乏速度，只能依靠一首一尾的火炮，掉过来掉过去地进行轮流射击，但它最主要的功用，其实不是炮击，而是起到指挥调度以及为小船遮挡风浪的作用。

在大船的指挥下，作为小船的舢板实施群狼战术，往往以十抵一，甚至是以百抵一，环绕在英舰四周，进行火烧枪击。

西摩看到，他的军舰被数以百计的中国舢板所包围和纠缠，几乎脱不开身，以往摧枯拉朽的场面再也看不到了。

硬碰硬地对攻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中国军队水上作战的勇猛主动和相对灵活的战术，让国际社会大为吃惊。当时有一家外国报纸采访参战的英国海军，曾听到他们亲口承认，说中国人打仗，从来没有如此大胆，其战术战法也胜过了以往。

珠江之战迫使英国海军退出战场，并给其造成了较大伤亡。叶名琛安插在香港的情报网就侦察到英方专门派出轮船，以运载死伤人员回香港。

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在外战中取胜，其原因若认真追溯起来，与内乱频仍、战争不断倒有一定关系，仗打多了，水平自然就都上去了。

经此一战，叶名琛取得珠江水面的控制权，并收复了大部分炮台。西摩在广州的据点只剩下两处地方，即一馆一台，馆是英国商馆区，台是广州东南的大黄滘炮台。

虽然叶名琛已下令中止通商，但商馆对英国人来说有着象征意义。为了守住这里，西摩无所不用其极，连商馆周围的中国民房也被他全给烧掉了，以开辟出阔地，这样中国军队如果进攻的话，可以充分发挥英军的火力优势予以阻击。

叶名琛并没傻到用人肉去拼子弹，他用的是火攻。1856年12月14日晚，广州军民在开阔地上放起大火，照样把商馆区给烧着了。

第二天，西摩爬起来一看，差点以为自己进入了异次元空间——偌大的商馆区就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一幢房子！

可是一幢也得守啊，起码造型要做足。由于害怕中国人再放火，西摩就在这座“孤岛”四周挖起了壕沟。

说是要坚定不移地一直守下去，但这种守法，令西摩自己也吃不消，一个月后，他就宣布放弃了“孤岛”。

陆上水上都败了，海军少将还丢不开面子，放不下身段，硬要说这是在调整部署，他的一个部下听了不乐意了。这个部下，是负责守卫大黄滘炮台的贝特上尉。西摩退到了虎门之外，却让贝特带着三百人继续守着大黄滘，并让他见机行事。

贝特认为西摩的“调整部署”不过是败退的另外一种好听的说法而已：“败就败了，你把我留在这里算怎么回事？见机行事？哪有机可以见！”

贝特的牢骚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广东水师已将大黄滘团团围困起来。西摩又迟迟不现身，只派出一艘运送给养的轮船，中途还被中方截获了。

大黄滘被围的英军难以得到补给，缺吃的少喝的，天天是上牙磕下牙，日子苦不堪言。贝特从没受过这种苦，沮丧之余，几成怨妇，竟然嚷嚷说他宁愿回国受到军法审判，进监狱坐牢，也不愿意再待在这个鬼地方。

叶名琛决定集中兵力，收复最后一座“孤岛”。鉴于水师战船不足，他又临时招募了六十余艘红单船，将广东水师的大船数扩充到百余艘，随后便向大黄滘炮台发起了总攻。

为援救贝特，西摩也不得不率英国海军再来厮杀。双方连战三天，广东水师被击毁大船近三十艘，但是英军受到的损失也不小，仅人员伤亡率就在百分之十左右，据说这即使在欧洲战场上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西摩的嘴张得老大。可是且慢张嘴，因为接下来还有更激烈的战斗，这就是佛山海战。

在佛山海战中，双方海军硬碰硬地对攻。广东水师的战船，特别是大船接二连三地被击中，前后损失达七八十艘，但英国人受到的打击也不小，在损毁的舰艇中，他们有一艘分舰队司令的座舰沉没，还有一艘有引导舰队的旗舰搁浅。

除舰艇或沉或伤外，英军官兵死伤了近六十人。一名英军士兵乘坐的敞篷汽艇被炮弹打穿，眼看就要沉没了，正在他随着众人，慌慌张张地准备搭上另一艘军舰时，却恰好看到那艘军舰上的军官被炮弹炸成两截，血淋淋的肉块呼地一下就从头顶飞了过去。

这个士兵服役不久，本以为远东的战事轻轻松松，没想到这么恐怖残酷，吓得他战战兢兢，原先神气活现的劲头荡然无存。

如果说珠江初战的印象还不深刻，此后的两战则让西方国家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有了完全不同以往的评价。

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老兵看得最清楚，他们曾亲眼看见广东水师的不堪一击，但是在这几次战争中，他们都发现广东水师的军事训练水平已有了明显提高，反映在实战中，就是初步具备了在近海与世界第一流海军相抗衡的能力。

除人员素质和战术外，中国军队武器上的改进也引起了观察家很大的兴趣。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相比，进口的洋炮不提，即便土炮也造得更加有模有样，原先的鸟枪已大多被改换成了欧洲通用的燧发枪。

超限战

应该说，西方人在广东看到的，只是中国军备最好的一个部分，或者说一小部分。在其他地方，仍基本保持着鸟枪加土炮加刀矛的配置，即便湘军水师的洋炮，也还是从广州进口过去的，广东水师不过是借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光。

不过这已经足够让人惊艳了。西摩自己也感慨于对手在战场上的灵活和勇气，他在给英国政府发去的报告上说，佛山海战揭开了中国战史上的新纪元。

通过这几次水上的角斗，英军伤得不轻，舰艇损失不算，关键是兵员还得不到补充。包令四处要援兵，向印度政府要，向英国本地要，但就是望穿秋水，迟迟不来。

别看英军每次死伤都超不过百，但它的基数不多，总共才一千来人，哪里经得起如此消耗。究竟是撤还是不撤呢，西摩尚在犹豫，这时他却听说自家院子里已经着了火。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以来，叶名琛下了很多妙棋，他在珠江之战中的最后这一着棋绝对可列为上乘之作，这就是采用非常规的超限战，从香港对英国人发起暗袭。

要做非常之事，必寻非常之人，叶名琛找到的非常之人，就是广东省新安县士绅陈桂藉。

陈桂藉乃道光年间的进士，曾经在户部做过主事。清代主事跟现在的干事差不多，属于寻常小京官，但是等陈桂藉回到老家新安后，就俨然成了大人物，有着一呼百应的效果。

新安（现属深圳宝安区）当时划在广东，离香港最近，也是香港的主要物资供给地之一。在陈桂藉的号召下，新安全县动员，对香港实施禁运，并在新安和通往香港的交通线上设置哨卡，严格盘查过往物资。

这还只是叶名琛没做安排以前的事，在接过总督的重托后，陈桂藉站到前沿，成为超限战的现场总指挥。

陈桂藉在新安也举办团练，叫作新安勇，在珠江一带甚有名气，陈桂藉从中挑选了一批精干之士组成了小分队。小分队经过乔装改扮，潜入香港，到香港后他们伏击了一支英军巡逻队，打得对方屁滚尿流，并在杀死一名英军后，提着脑袋安全撤离。

这一事件轰动港岛，此后小分队又多次进入香港，对英军发起袭击。在他们的示范和带动下，在港华人也争相效仿。一时间，英国人遭到绑架、暗杀的事例层出不穷，甚至还有劫掠英国轮船的。经历过那一时代的英国人说：“就连街上的中国顽童都会想办法戏耍我们，而他们的父母则盘算着这个英国人的脑袋到底能值多少赏银。”

对于英国人而言，香港成了一个既不安全又不舒适的所在，到香港出趟差可绝对不是什么美事，没准儿一落地就会有很多人盯着你的脑袋拨算盘。作为港督的包令对此头疼不已，但由于驻港英军大部分都在广州作战，仅依靠警察和少部分军队，在治安上难免顾此失彼。

就在包令考虑要不要把英军主力调回来的时候，法国人帮了他大忙，法国海军司令主动承诺可以施以援手，并且表示哪里最不安全，法军就在哪里站岗。

有法军撑腰，包令得以腾出力量，在香港及其边境加强巡查，过江龙们一时进不来了。

陈桂藉于是再次变换手法，动员在港华人直接实施暗杀行动。他通过内线，给两名有机会接近香港政府高层的香港人寄去密函，向这两人购买英国官员的人头，并许以重金。

无奈这些大官身边警卫森严，无论是月黑风高的晚上，还是阳光明媚的白天，暗杀者都难以下手。

机会不多，但只要你不放弃，就一定能有所作为。香港有家颇有名气的面包店，叫怡升行，制作的面包专供英国人食用。有一天早上，在吃了怡升行的面包之后，英国人突然变了脸色，全都上吐下泻，显然是中了毒。

食物中毒的英国人多达四百人，经过紧急抢救，总算都救活过来了。包令将毒面包拿去化验，发现其砒霜含量竟已接近百分之一，也幸亏下毒者没有经验，放砒霜跟放糖差不多，才救了这四百个英国人一命——面包一下肚就导致呕吐，所以才能及时抢救。

让包令格外恼火的是，中毒的英国人里面还有他太太，而且不知道是不是他太太特能吃的缘故，别人都吐了，他太太还巴唧巴唧吃得挺香，结果中毒最深。虽然捡了条命，但着实吃足了苦头，再加上受到惊吓，从此体质越来越弱，只能整天卧病在床。

包令远在英国的姑母从信上得知情况后，急得老泪横流，在回信中说如果你们两口子能活着回英国，我就得感谢上帝的恩典了。

看不见的战斗

毒面包案发生后，包令又惊又怒，下令将店里的五十多个工人全部予以拘捕，但是查来查去，什么都没能查得出来，而且在英国人中毒当天，这些工人全部照常上班，照理下了毒，“凶手”肯定要在第一时间逃走才对。

离开现场的也有，就是怡升行的老板，那天早上他们一家人全去澳门扫墓去了。警察将老板带回审问，老板比窦娥还冤：“我带了一块面包，给儿子当早点的，儿子现在也中毒了……”言外之意，你们指控人的时候，拜托走走心好不好，我要想下毒，会把自己儿子也赔进去吗？

要依包令的脾气，非得把这个怡升行的人，从老板到伙计全都枪毙了不可。可英国是讲民主法制的社会，你拿不出证据，别说枪毙，让人蹲班房都不可以。

最后香港政府查封怡升行，并将店老板驱逐出境，但是真正的“凶手”是谁，最终还是没弄清楚。

这就是陈桂藉的杰作，他虽不是直接“凶手”，却是最大的幕后策划者。

毒面包案令在港的英国佬人人自危，连港督夫人都难逃劫数，还有谁的家属能保证安全？为此，他们纷纷把家人疏散到澳门，以避免在这场混战中成为牺牲品。

怡升行被封掉了，可是面包还得吃，这次英国人转到了一个新的面包行，新的面包行令陈桂藉无法下手。

既然我做不了手脚，还要这种店铺干什么，新面包行的结局是被人纵火烧掉了，仓库里的一千包面粉全部化为灰烬。

以后要想再吃面包，麻烦各位洋大人自己在家里做吧！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战斗，包令被迫使出浑身解数来应付。他每天派二十条船在港外巡逻，所有洋商企业的门口都放卫兵，一到下午六点，夜幕还未降临，包令就把全部警察和士兵都赶到街上去执勤。

港岛不过是弹丸之地，为了度过这次风险，香港政府几乎把钱库都掏空了。包令的言语间也已经有了狂躁症的表现，他一直不停地说，我要找船，要搬兵，要成倍地增加警察。

包令还算有种，即便到这种程度，他都没拉下脸来让西摩撤兵回救，但问题是海军少将自己也撑不住了，西摩最终舍弃大黄滘炮台，在摆脱叶名琛的追击后，带着贝特等人灰溜溜地回到了香港。

叶名琛尽管暂时保住了广州，可是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关闭海关，中止贸易，是两国交兵时的通行规律，总不至于双方一边咬牙切齿地大打出手，一边还美滋滋乐呵呵地做着买卖吧。可是贸易战又是一把双刃剑，伤着别人的同时，也必然会割着你自个儿的手指头。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以来，广州就失去了关税收入，商人们做不了生意，赚不了钱，“派捐”自然也无从谈起。特别是西摩火烧中国民房那一次，可以说从根本上伤了广州商界的元气——相当多的中国商栈和货物，都在大火中被付之一炬。

财神爷转眼变成了穷汉，这一点连远在京城的咸丰都感觉到了，因此非常着急，一再催问叶名琛何时可以结束战争。

叶名琛无言以对，这场战争并非他所挑起，而且一旦打起来，岂是他说停就能停的，以广东如此境况，实在是无力再对邻省及南方战场提供任何支援了。

全国后勤总管这一角色不可或缺，当广东的叶名琛自顾不暇时，代之而起的是湖北的胡林翼。

顾全大局

自1856年12月中旬以来，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武昌城内的太平军逐渐陷入绝境，再也难以支撑。

作为镇守武昌的主将，韦俊的坚守决心显得相当重要，但天京事变的发生，尤其是亲哥哥韦昌辉的伏诛，令他方寸大乱，非常担心受到牵连或仇家报复，也早就不想继续死守下去了。

胡林翼的长围久困终于看到了最后的曙光。

由于常年在外征战，胡氏夫妇很少能够相聚在一起，乘着前方战事好转，夫人特地赶了远路来看他，船已经停在江中。这时有个幕僚给胡林翼递了张纸条，上面说，打仗是男人的事，军营中充斥阳刚之气，而女人是“阴”的，恐怕胡夫人来了，会影响军队士气。

话说得很隐晦，其实是部下幕僚们都太紧张了，生怕在这节骨眼儿上出什么差错，以至于疑神疑鬼。胡林翼笑了笑，就让人带着这张纸条去见胡夫人。

胡夫人深明大义，看过之后马上扬帆还乡。千里迢迢，两人竟然连见都没见一下对方，不过对于胡林翼来说，这是值得的。在武昌城下苦战了一年多，眼看胜利就在眼前，确实不能再出任何岔子了。

1856年12月19日，在胡林翼的指挥下，湘军从水陆对武昌发起总攻。太平军兵败如山倒，韦俊率残部突围而去，一夜之间，坚守一年多的城防轰然坍塌。

武昌扼南北上下咽喉，为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对于湘军而言，再次收复武昌，意味着为将来攻占南京扫清了一道重要障碍。战后胡林翼由署理转正，实授湖北巡抚，并得到了头品顶戴。巡抚是从二品，戴正一品的官帽，是一种莫大的精神奖励。

同一天，湖广总督官文亦因攻克汉阳而被赏赐花翎。官文出身于满八旗，原先是宫廷的头等侍卫，后外放湖北任荆州将军。官文的军政才能一般，只是当时除湘军将帅之外，咸丰在湖北范围内实在找不到什么更合适的人选，才把他提拔为湖广总督，之后又接替兵败的西凌阿成为钦差大臣。

有西凌阿的失败在前，咸丰对湖北形势之严峻有了更深的认识，不敢再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某个人。他沿江划界，把湖北战场分成南北两块，具体来说，长江南岸由胡林翼负责攻武昌，长江北岸由官文督师攻汉阳。

对胡林翼来说，这种分工颇有些不公平。官文所领荆襄之地没有受到过多少战争影响，粮饷充沛，胡林翼分管的是武汉以下地区，那里不是被太平军控制，就是已被反复“打先锋”，弄得一粒粮食都找不到。与此相应，胡林翼的任务却又是最重的——太平军主力集中于南岸的武昌，哪个地方更难打，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

一个是吃得好草，走得近路，另一个是吃不到或吃不饱，还得跑远路，胡林翼的幕僚和将吏们对此大多牢骚满腹，“北岸因人成事”的说法也因此不绝于耳。

胡林翼的想法则多少有些复杂。大敌当前，他还是希望大家和衷共济，能够你帮我，我帮你，而不是互相嫌弃。

胡林翼本来只要负责南岸，但一看到北岸空虚，或是汉阳无人围攻，或是奓山粮道缺乏守护，就马上率主力北上，为此不惜失去金口大营，甚至一度落败。可是反过来，官文的做法却很不上路。比如，在武昌围点打援的战役中，无论是阻击古隆贤还是大战石达开，艰难时刻，都是胡林翼自己在那里苦苦支撑，官文从来没想起派一兵一卒来帮忙。倒是战役打赢了，太平军溃退，他老兄才急匆匆地派了一支两三百人的马队来到南岸，无非是想在胜果里面分上一杯羹。

类似的事情很让人不齿，但胡林翼顾全大局，在战报中有意让功，奏称“马队之功允推第一”。若是不明就里的，还以为能击退太平军，就全仗着姗姗来迟的这两三百骑兵哩。

十二罪状

军功全都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胡林翼如此高姿态，无非是想影响和打动官文，使其感动之余，能够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而不是收尾了再来抢功劳。

问题是人和人不一样。官文本来就没什么本事，他要捡点功劳的机会也不多，眼瞅着太平军越来越不济，防守重点又落在武昌，正着急着赶快把防守相对空虚的汉阳拿下来，好向咸丰邀功显能耐，哪里还顾得了胡林翼那一头。

以前官文还派个马队过来，至此连个小兵都不拨了。不仅如此，他平时偷懒，琐碎一些的军政事务大多交由家丁代办。这些人拿着鸡毛当令箭，办起事来往往更加不顾大局，对南岸不予支援不说，还总是一个劲儿地扯皮或与之争抢军饷兵源。

胡林翼的胸襟再宽广，也有性格脾气，久而久之，对这位愚陋小气的顶头上司越来越有看法，情愿敬而远之。

随着时间的延续，胡林翼在朝野间的声望之高，已远远超越了官文，这可不是在文书里面吹几句牛就能代替的。官文逐渐意识到，按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胡林翼迟早会成为两湖地区数一数二的人物，到那时对方完全可以甩开他单干。要知道同居一城，厉害的下属把上司挤对得连立足之处都没有，这种事例层出不穷。更不用说，巡抚其实并不受总督的制约，就好像以前的吴文镕和崇纶，吴文镕是总督，崇纶是巡抚，可崇纶就有办法把吴文镕逼得走投无路。

官文虽然才能平庸，却还有自知之明，他不像陶恩培，明明是晃晃荡荡的半瓶水，却硬要充好汉。他知道自己离不开胡林翼，所以忙不迭地想上来讨好。

照例，官文是胡林翼的顶头上司，胡林翼该先到北岸来拜见他，可是胡林翼迟迟不现身，官文就猜到由于自己此前的不仗义，对方心里可能已经有了疙瘩。

官文的另一个好处，是能放得下架子，不怕被别人说成是幼稚浅薄没身份——既然胡林翼不来看我，那我就去看他！

官文没有想到，他三次亲自拜访胡林翼，三次都不得进门而入，胡林翼根本就不想见他。不仅如此，胡林翼甚至还要参劾他。

作战期间，官文和他府上的家丁没少干贪功诿过的烂事，现在都被一一揭发出来。大家对此议论纷纷，都说官文做事忒不地道，与他的家丁是啥锅配啥盖，没一个好东西。

胡林翼一想，今后两湖地区要由这么一个庸人主政，政事还能好得了吗？他给身边的幕僚和部下一鼓动，性子一来，就写了一封奏疏，上面共参官文十二项罪状。

写完了，他没有急着上奏，而是让人拿着上门去找官文，意思很明白：你改悔吧，若是不改，我一定参你到底。

人要脸树要皮，先是三顾不纳，接着又来这么一个在别人看来明显带有羞辱性质的举动，官文再也憋不住了。他气恨恨地把门一关：“说我一塌糊涂，难道你就是天生仙女？这个世界谁怕谁，上奏告状我也会啊，现在就给你整十二条罪状出来。”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双方都已经下不来台，非得有人相劝不可。

湖南宝庆知府魁联正在武汉随军效力。魁联出自湘军系统，他征募的宝勇，也就是宝庆勇丁，在湘军亦属能战之师。另外，此君还是个能说会道的场面人，经常在南北岸穿梭来去，跟官文混得很熟，私下交情也不错。

见势头不对，魁联赶紧凑上来做和事佬。他先找到官文，晓之以利害：“现在天下大事若是离开湘人，只能一事无成。”

官文当然听得懂里面的弦外之音，所谓湘人，是专指胡林翼。他官文能把湖广总督这把交椅坐稳当，的确全仗着胡林翼，换句话说，都是捡的现成便宜，一旦离开胡林翼，真的只会一事无成。

现实比人强，以牙还牙的想法还是暂时搁一边吧。接着魁联的话更是说到了官文的心坎上：“公为大帅，湘人之功皆公之功，何不交欢？”

你是湖广总督，一把手，胡林翼的功劳，还不就是你的功劳，当然反过来也一样，胡林翼倒霉，你也脱不了干系。那么为什么不跟胡林翼搞好交情呢？

这个道理，官文早就想明白了，都不用别人提醒。他所郁闷的是，姓胡的不给他这个面子啊。

官文叹了口气：“可不是这样说呢，我也想交这个朋友，但也许胡公误听了什么谣言吧，不仅不领情，还故意要给我难堪。”

魁联听到这里，一拍胸脯：“没关系，这个交道我去打。我就不信了，胡公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岂能被人蒙蔽。”

魁联回到南岸，对着胡林翼，他说的又是另外一番道理。第一句话是：“您可能对官文的为人了解得还不够全面。”

胡林翼撇了撇嘴，有什么不了解的，一个没脑子的昏官而已。打仗，打仗不行，只败不胜；办事，白天睡觉，晚上梦醒，我对他已经够了解了。

魁联笑着摇了摇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撇开公事不谈。私底下的官公，其实非常忠厚。”

另一种搭配

魁联的话把胡林翼说得愣住了。官文私底下还忠厚？这一点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此前两人分隔南北两岸，从未谋面，分歧和矛盾也都是因公而起。

魁联的全部论点，都集中在了“忠厚”这两个字上。他说：“我们看人要往好的方面看。官公对人没有弯肠子，而且极重友谊，如果胡公能跟他做好朋友，他绝不会中途给您使绊子，而且正因为他在办事方面不如胡公，所以什么事都会听您的，这样胡公办起事来，就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胡林翼听后未做任何表示，但脸上已经没有了那种不屑的神情。魁联察言观色，见机又跟上一句：“如果胡公咬死了一定要弹劾官文，朝廷可能会换个更能干的来。可是您想想，那位能干的官员还会像官文这么好说话吗？”

就在胡林翼尚对魁联的建议思量权衡之际，官文却已经可怜巴巴地等不及了，但在连吃了三次闭门羹后，你要让他再死乞白赖地上门示好，别说是堂堂的湖广总督，就算是普通人，这个脸也拉不下来。

官文自己找了个人到南岸做说客，希望胡林翼能够主动一些。这位说客对胡林翼说：“我知道胡公您是一个具有长远眼光的人，绝不会犯低级错误。眼下我们虽然收复了武汉，可是并没有能够完全‘削平巨寇’，太平天国还在那里呢。”

接着来人的一句话令胡林翼大受震动：“天下未有督抚不和而能办大事者！”

胡林翼不能不动容，因为这确实有前车之鉴。仅在湖北官场，因督抚不和而导致打败仗的例子就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在胡林翼之前，便有吴文镕与崇纶之争，就是陶恩培，也是与前任湖广总督产生矛盾，才导致最后独守孤城，兵败身死。

说客的意思就是官文的意思，官文已经把话说到软得不能再软，他甚至说只要两人结交，胡林翼就等于是兼任了总督：“督抚二职兼于一人，湖北军政大权由您一手独揽，天底下也没有这样的好事，那太平军还能挡得住我们吗，何愁大事不成？”

说客刚走，魁联又来了，还是劝胡林翼主动与官文结交。其实胡林翼已经不需要再劝，他想通了。

由于南北两岸素有积怨，这时湘军中仍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有人主张将官文一劾到底，绝不妥协。胡林翼叹了口气：“官文纵有种种不是，但军队要想打胜仗，关键还在于一个和字，再说这是什么时候，岂能意气用事。”

没多久，胡林翼收复武昌，官文也收复了汉阳，南北两岸变得畅通无阻。汉阳是武昌的拱卫之城，汉阳控制不住，武昌纵使收复亦难以稳固。胡林翼于是决定渡江去拜见官文，走之前下令给僚属：“我们督抚即将会面，以前的事一笔勾销，谁也不准再提起。如果还有人议论北岸将吏的是非短长，我就治他一个造谣惑众之罪。”

前面的铺垫做得有多充分，后面的过程进展得就有多圆满。官胡虽是初次见面，但相谈甚欢，所谓“开诚布公，互相钦佩”。

此后，官文果不食言，湖北吏治、财政、军事全由胡林翼一人主持，官文只是跟着签名画诺而已。

但是，湖北的官胡配毕竟不同于广东的徐叶配。徐广缙和叶名琛，在学问、能力、志向上都比较接近，称得上是志同道合。官文却是要学问没学问，要能力没能力，讲志向也没什么远大志向，不过追求功名利禄的一个俗人，与胡林翼完全搭不上腔调。

你要说“开诚布公”或许有那么一点影子，“互相钦佩”？从何谈起。说得难听一点，官胡配更多的是一种利益联盟。官文平常看似老实庸碌，其实城府极深，他才能不济，又不肯在军政实务上多花力气，却知道如何借助别人的力量来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

陶恩培死后，是官文第一个向咸丰建议由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那时的官文自己还只是荆州将军。咸丰看着，认为官文谦虚谨慎，不争官帽，其实他是怕担责任，巴不得把重担交给别人来挑，由胡林翼在前线做他的挡箭牌。

在官胡相处过程中，一般事务全部交由胡林翼处理，面子上官文也一力推让，然而有一点是最大的忌讳，即你绝不能跟他抢功劳。胡林翼深知官文的心思，所以每次上奏，只要是讲到成绩，他都会很自觉地把官文推到前面，自居其后。

曾国藩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一语道破了官胡配的实质：“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

世故这东西

既然不是诚心结交，官胡配的脆弱性就不言自明，一个是虚与委蛇，“容身保位”，另一个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大家都戴着假面在表演，一天两天犹可，一月两月也能勉强忍忍，一年两年就有些憋不住了。

率先憋不住的是胡林翼。没错，官文在一般事务上都能听他安排，从不插手干涉，但是这个人私下很不检点，一方面是驭下不严，对部属乃至家丁过于放纵，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浪吃浪用，花钱如流水——如果银子是从官文自家腰包里掏出来的，无论开销多少，胡林翼都不会有意见，关键官文花的都是公家的钱！

官文极深的城府，胡林翼都能看得出来，而且知道对方心里拨的都是什么算盘。他曾经对身边人说过，一个人沉稳老练是好事，但不应该有太多世故，因为世故太深是容易耽误国事的。

明清之际，有两部小说在民间最为流行，一部是《水浒传》，另一部是《红楼梦》，胡林翼都看过，而且他认为这两部书均为“世故之书”。

《水浒传》中的宋江、晁盖并非穷得活不下去，才被“逼上梁山”的。事实上，宋江是押司，晁盖是地主，说得难听点，都是黑道白道全吃得开的底层“强人”。一部《水浒传》，就是强人之书，看了这部书，大家都有了做强盗的理由和底气。

《红楼梦》里面凡涉及上层官府，全是清一色的官官相护，权钱交易，最经典的就是贾雨村的“葫芦僧判葫芦案”。

胡林翼此时正在整顿湖北吏治，想到官文可能会误自己的大事，暗地里又有了要不顾一切予以弹劾的想法。他深知关系重大，因此特地找来一个叫阎敬铭的官员征求意见。

阎敬铭出语惊人：“确实可能会误事，不过不是官文，而是大人你！”

胡林翼听后大吃一惊，赶紧问为什么。阎敬铭抛出了两个反问句。第一句是：“你要弹劾官文，难道官文就肯吃眼前亏，不反过来也弹劾你？”第二句是：“督抚互相揭短，互相攻击，别说您不一定会赢，就算赢了，咸丰撤掉官文，能保证继任者就胜过官文？”

这都是早在与官文见面之前，魁联就说过的。胡林翼听了没有吱声，在他看来，仅以第二句而言，这种一茬不如一茬的理论，只能说有一半道理，官文已经够贪腐的了，实在想不出还有谁比他更差劲。

胡林翼倒情愿换一个能干些的来，或许他不一定像官文一样事事顺着你的心，但我胡林翼做官，也不是为私，而是为公。只要能给下面做个好榜样，大家商量着办，又有什么不可以？

阎敬铭见胡林翼保持沉默，索性直入主题：“官文是旗人，你如有大事，可以借他的话来达到你的目的啊。”

这句话说得多少还有些隐讳，它真正的含义其实是说官文通着天呢，你胡林翼办不到的事，他官文却可以办到。

阎敬铭跟广东的陈桂藉一样，原先都是户部主事，了解很多京城内幕。他知道咸丰虽然委任胡林翼为湖北巡抚，但对胡林翼并不完全放心。

如果说早先道光、咸丰都充分信任胡林翼，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的胡林翼跟江忠源相仿，或者管的地方不大，或者只是单纯战将，但当胡林翼上任到与曾国藩差不多的地位，成了文武兼备、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员时，就值得皇帝多考量考量了。

尤其咸丰是向来极为看重湖北的战略地位，视其为“天下要冲”，他绝不可能让胡林翼在湖北说一不二，官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起一个监控或牵制的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一件事是出自胡林翼之口，咸丰或许要推敲半天，患得患失，若是由官文主动提出，则会一无疑虑，那样办起事来无疑要顺畅多。

再退一步讲，纵使官文帮不上什么忙，只要他愿意，还能扯你后腿不是。要知道官文身为督抚，有密奏之权，他尽可以地在咸丰面前编排你，给他那么一恶心一倒腾，你要想做成任何一件事，都得大费周章。

阎敬铭的提醒，有如醍醐灌顶，让胡林翼有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

夫人外交

胡林翼本来是和曾国藩一样性格的人，计谋和变通也仅用于军事，做官方面向来刚正不阿，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但是从此之后，在他身上却发生了惊人的蜕变。

世故、城府乃至于权术，固然会耽误国事，可也正因为不能耽误国事，有时候也必须学会并使用它们，关键还在于你的居心如何，以之营私，即为官场小人，以之谋公，同样不失为君子。

胡林翼不仅彻底打消了弹劾官文的念头，而且主动投其所好，额外设立一个账户，指名由官文的督署专款专用。官文爱财，不过碍着胡林翼，以往弄点钱都得藏着掖着，没有想到胡林翼如此知情识趣，不由大喜过望。

对于官文那些不成器的手下和家人，只要做得不算太过分，胡林翼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在看不过去，便到官文府上告状。官文纵容下属，说到底无非是自己不能出面，让手下人帮着捞点外快，现在既然胡林翼把钱都送到家门口来了，而且还是合法收入和支出，有什么理由不树立一下自己的形象呢？

“胡兄不用生气，我让这帮小子立刻、马上、迅速从你眼前消失！”

距离已经拉近，但还需要继续加深感情，而感情这种东西，又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某日，官文告知省城的文武百官，他太太要过生日。

若是官文自己过生日，自然有马屁精惦记着，太太又不一样，你不招呼，人家是不会主动上门的。现在他既然放话出来了，这面子得给，于是到了日子，众人就陆陆续续赶去祝寿。

有个官员来到官文家门口，名片已递上去了，无意中却听门房的人透露，原来过生日的并非官文的正房太太，而是他的一个小妾。

这个世上，每个人身上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弱点。官文固然城府极深，出入官场几乎水火不侵，但他惧内，所谓“内”指的就是这个小妾。

官文对小妾宠爱备至，且十分忌惮。为了给小妾一个惊喜，他不仅为之大办生日宴，还突发奇想，要让百官来贺。

古代妻妾地位相当悬殊，一如《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和赵姨娘。要照直说，就没人肯来了，所以官文编个谎，但没想到被下人给捅破了。

那官员不听犹可，一听整个脸都紫涨起来：见过欺负人的，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你夫人的生日贺一下也就算了，竟然把一个妾也弄了出来，成何体统！

他朝门房一伸手：“我名片呢，还我！”拿过名片，嘴里还骂骂咧咧：“本官好歹也是朝廷大吏，怎么能屈膝于贱妾裙带之下？”说完，拍拍屁股扬长而去。

其他人听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也跟着嚷嚷起来，并且一个接一个地要回名片。因为胡林翼还未到，他们才没立即拔脚走路，不过看情形也只是时间问题，巡抚一到，铁定共同撤退。

不走比走还令人难堪。官文又羞又愧，尴尬万分，几乎想刨个坑埋了自己。他小妾见状，更是颜面大失，恨不得一脑袋把她男人撞翻在地。

过了一会儿，胡林翼来了，这位老兄似乎根本就没听到众人的议论，昂着脖子就走了进去，并向官文的小妾行礼祝寿。

大家都震惊了，什么情况？

有人以为胡林翼可能还不明真相，就上前去提醒他的随从，随从若无其事：“我们巡抚大人早就知道这码子事了。”

众人起先愕然，继之释然：堂堂巡抚都不觉得丢脸，我们装什么大头葱，一道跟着进去吧。

胡林翼为官文夫妇保全了体面，他们自然感激不尽，而通过这件事，胡林翼也找到了一条加深双方关系的捷径。

此时，胡林翼的家眷已搬到了武昌。在他的特地关照下，胡夫人经常邀请官文的小妾来家里做客，胡母亦对之另眼相看。正好官文的小妾也是个会来事的，平时就很擅长言辞。她知道胡林翼是湖北官场上首屈一指的实力派，连丈夫都不得不加以倚重，因此一来便竭力讨好胡母。老太太被她哄得很是开心，于是索性认作义女。

夫人外交旗开得胜，胡林翼成了“胡大哥”，他和官文夫妇如今是一家人，情同骨肉的关系了。

以前官文只把一般事务交由胡林翼主持，但大事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总要上前卡一卡。之后，不消胡林翼去多费口舌，自有他的“义妹”大吹枕边风：“我胡大哥的才识要胜你千倍万倍，你就交给他处理吧，不会有任何闪失，你自己还落个清闲，有什么不好？”

官文再怎么在外面装腔作势，也敌不了屋檐下妇人的只言片语。这大概就是东西方通行的生物链：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

右眼跳，贵人来

官文的表现，让咸丰既纳闷又不解。湖北上一份奏折，无论是署胡林翼的名，还是官文的名，抑或是联合上奏，他根本就分不清究竟是胡林翼的意思，还是官文的主意。

在南方各省之中，咸丰最重湖北，怕的就是这种督抚“团结如一人”的情况，当初不让曾国藩任湖北巡抚，也就是担心以曾国藩的威望，在湖北会成尾大不掉之势。

要不，像对待曾国藩那样，把胡林翼调出湖北？可是过去的这种做法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没有曾国藩的仓促离开，就不会有武昌的失守和湖北战局的一败涂地。花了一年多工夫，好不容易转危为安，咸丰再无脑，也不至于两次掉进同一个坑里去。

调离不行，不调又有隐患，咸丰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旁边有人告诉他：别瞎琢磨了，胡林翼不仅要用，还得重用！

右眼跳，贵人来。胡林翼比曾国藩更走运的地方就在于，关键时候，朝中还有人帮他说话。

祸福相倚是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其实在人们生活过程中，也会经常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在某些时候几乎就是你的“灾星”，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却又能成为你的“贵人”。

胡林翼这辈子在官场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挫折，是做考官的时候受人牵连，连累他的主考官名叫文庆。

文庆和鸦片战争时的裕谦一样，都是满人子弟中难得的读书郎，虽出身官宦世家，条件优越，但在和汉人同挤一座独木桥时并不落于下风。

与裕谦的一贯本分相比，文庆的特点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安分，不客气地说，此君简直就是个闯祸大王。因为江南科场案出事，道光将他发配新疆，后又重新起用，但时间一长，他那惹祸的毛病又上来了，于是再次罢官。

这两次处罚都还算是大一点的，小一点的处分更是多如牛毛，究竟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

道光对文庆打归打，骂归骂，然而打骂过后照样起用，在道光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中，文庆赫然在列。

咸丰即位，文庆并没能改掉老毛病，依旧是糗事一箩筐，这使得他始终在革职、起用、再革职、再起用的循环里面不断打转，直至顶替下课的恭亲王奕訢，成为新的军机首辅。

清代在用人方面，早期一直是文多用汉臣，武多倚满臣，一方面确有军权旁落的担心，另一方面倒也符合当时满汉大臣各自的特点，但到道光、咸丰时期，这一“定律”突然就不灵了：前有奕山、奕经，后有赛尚阿、讷尔经额，谁都没能在打仗方面显示出过人天赋，以至于把他们全加起来，还不如一个僧格林沁好使。

在满臣打不了仗的同时，一批本来文质彬彬的汉臣，倒越来越多地显露出了“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潜质和气象。

文庆对咸丰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画地为牢，在满臣这个小圈子里面犯嘀咕呢？既然汉臣行，就重用汉臣好了。”

在军机大臣里面，祁寯藻、彭蕴章之流之所以排斥自己的同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汉臣。奕訢、文庆没有这一顾虑，加之屁股下面坐的又不是龙椅，也不用像咸丰那样瞻前顾后，怕这怕那，因此敢言人之所不敢言。

文庆还能够由浅入深，讲出一番道理。他说：“像我们这样的满人，打小就出生在锦衣玉食的上层社会，耳濡目染的全是高高在上的东西，对国家大计无知得很。曾国藩等人来自乡间，最为了解百姓疾苦，也知道社会上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大概就是当身处乱世时，他们看上去要比我们要更技高一筹的原因吧！”

文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尤其要破除满汉樊篱，不拘资格以用人。”

曾国藩和胡林翼无疑都是汉臣中的佼佼者，文庆也都不忘为二人美言。曾国藩初建湘军时，屡战屡败，朝中嫉恨他的人便乘机说他坏话，只有文庆独言：“国藩在社会上声望高，能杀贼（太平军），终当建非常之功。”时论认为，如无文庆从中维护，曾国藩一定会遭到朝廷排斥。

相对于曾国藩，文庆对胡林翼更是熟悉不过。说起来这还得亏当年一起在江南做考官的经历，他知道胡林翼有能力有本事，在入值军机前就利用各种机会鼎力推荐，胡林翼在湖北能够连升四级，除恭亲王奕訢一度主持军机外，也有文庆的密奏之功。

等到文庆成为军机首辅，俨然就是胡林翼在朝中的“护花使者”，天天在咸丰耳边说着胡林翼的种种好处。对咸丰说必须重用胡林翼的，正是文庆。

一个人在拿不定主意时，身边人的只言片语都会变得举足轻重。想当初，彭蕴章不过是小小的军机章京，在对待曾国藩问题上还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更不用说文庆这样的军机首辅了，不过以前起到的效果是负面，现在则是正面。

有了文庆的力保，咸丰不再对胡林翼横挑鼻子竖挑眼，凡湖北上来的奏折，均大笔一挥予以通过。

对胡林翼来说，前路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阻碍，然而亦非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