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时间真是一把杀猪刀



天京事变之前，咸丰正陷入凄风苦雨之中而不能自拔。所谓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刚刚依靠僧格林沁消除太平军北伐的威胁，江南江北大营就被人家攻破了，加上湖北、江西也毫无进展，眼看着整个南方战场千疮百孔，进入了新一轮的混战。

旷日持久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帝国的元气。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开始，大清国就已面临空前的财政危机，国库用到了空，当年户部的存银不足三十万两，不要说向前线输送粮饷，就连京旗的俸饷都发不出来了。

咸丰遇到了和他曾念叨的那位崇祯皇帝一样的难题。据说李自成即将兵入北京时，明朝户部存银也只剩四十万两，仅比咸丰这里多十万两，根本难以应付战争需要。

崇祯被逼得没法，只好动员皇亲国戚和大臣们捐款，但明末的那些货色正如《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很多皆为不知理想正义为何物，只知疯狂捞钱玩女人的庸碌贪腐之辈，国破如此，犹目光短浅到不肯拔出一毛以救天下。

见下面不动弹，崇祯便派司礼监太监去通知国丈周奎，希望他老人家能起点带头作用。周奎拥有大量田产房宅，还有私家的歌伎班子，钱是肯定有的。不料奉旨太监苦劝半天，周奎竟然是一个子儿都不肯掏出来，而且还一个劲儿地哭诉，说什么我哪有钱捐啊，家里已经穷到只好买发霉的米了。

再劝，周奎仍是不为所动，没有就是没有。

危难时刻，太监比国丈都具又远见，此君愤怒地说：“老皇亲如此吝啬，朝廷该何去何从呢？看来大事必不可为。可是替您老想想，即便坐拥万贯家产，一旦大厦崩塌，还能保得住这一切吗？”

财政危机

周奎的女儿周皇后倒是深明大义，但她长居皇宫，一者对父亲的实际经济状况已然生疏，二者即便知道，也并不能拿老头子怎样。左右为难之中，她只好瞒着崇祯，把自己的五千两积蓄交给周奎，让他拿去捐款。

周奎下作到连女儿的私房钱都要坑，给他五千两，只认捐了三千两，其余两千两都给他一个人吞没了。

崇祯一轮劝下来，只募到二十万两，都不够打一场仗的。

北京城陷后，李自成可不像崇祯这么客气，他采取刑讯逼供的办法，从百官手里一下子搜罗到了多达几千万两的银子，着实捡了一个大漏子。

周奎可以跟女婿耍无赖，却没法跟李自成捉迷藏。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给他上夹棍，周奎哪受得了这个，被逼交出白银七十万两，后起义军又从他家里抄出五十多万两，合计共百万两，此后他便被李自成的另一位大将李岩赶出府第，变得无家可归。老铁公鸡这下算是爽了，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历史一直在不断重复。当北伐军接近北京时，咸丰同样拿不出这笔军费。王公大臣们赶快开会集议，按照家产分配捐额，以为皇帝分忧。

轮到户部尚书孙瑞珍时，大家分摊他捐银三万两，孙尚书脸色都变了，说我跟你们说老实话，我的全部家产合起来，不过七万两。三万两，差不多是家产的一半了，如果都捐出去，一家老小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清末的人比明末的人要脸。孙瑞珍说得也大抵不差，他长期在京城为官，官是做得很大，但对照曾国藩在京城当侍郎时的境况，他所能捞到的油水实在没别人想象得那么足，与崇祯的丈人更是不能相比。可孙瑞珍越是哭穷，众人越是不依，对立双方从口角甚至发展到举拳相向。孙瑞珍被迫脱口而出：“我真不骗你们，若是有半句虚言，便是乌龟王八蛋！”

孙尚书也是堂堂进士出身，儒学之臣，乌龟王八蛋这样的话都能说出来，是真被逼到无路可走了。

幸好还有个僧格林沁，没有让大臣们的募捐打了水漂。孙瑞珍老脸丧尽，见财政这项工作又如此棘手，于是很快就告老还乡，回家歇着去了。

让王公大臣们献爱心毕竟是被逼出来的主意，并非长久之计。明末的时候，崇祯除了动员官员集资外，就是不断地增加赋税，以补充军费所需。百姓不堪其苦，遂按照谐音，把崇祯叫作“重征”。崇祯的措施，咸丰什么都可以跟着学，唯独这一点他却学不得，因为不加赋税，乃是清代的祖制。

在历代皇朝中，清代皇帝是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就勤政而言，这一群体堪为第一。从开国到末代，只要还能让他处理政事的，无不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除了节假日或患病等特殊情况，几乎没有哪一天会辍朝，其敬业程度，可以把明代的“怠政皇帝”“糊涂皇帝”“白痴皇帝”“木匠皇帝”甩几条街。

就是体恤民生方面，清代也数一数二。清代开国以来，赋税本来就不高，遇到灾年必须减免，甚至每逢节庆大典，皇帝还要把拖欠的赋税一笔勾销，算是取悦于老天爷和老百姓。

到康熙和雍正时期，这一做法达到了顶峰。赋税是田赋和人丁税的合称，康熙过六十岁生日时，公布了一项前无古人的旨意，规定今后人丁税按康熙五十年，也就是1711年的总量算，当年有多少人就按多少人收税，对今后再出生的人，永不加征。比如，一户农民家有三口人，后来变成了五口人、七口人乃至更多，但也只按三口人征税。

雍正比他父亲更为激进。执政初期即推行“摊丁入亩”，也就是把人丁税总额全部摊入田赋中一并征收，实际上完全取消了人丁税。在田赋方面，同样宣布“永不加增”，现在税率多少，将来还是多少。

古代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农业国家，在厘金出现之前，几乎没有商业税，就是有也很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赋税，人丁税消失后，就单靠一个田赋。

朝廷每年收到的田赋总是那么多，所以国库收入也是固定的，大约为四千万两。如果丰年或者太平无事，做皇帝的再节俭精明一点，钱是够用的，有时还能略有盈余，所谓的“康乾盛世”便是如此，但最高时，户部存银也不过七八千万两。

这是好的情况，倘若不巧碰到水灾、旱灾、战争这些不可抗力轮着来，就得抓狂了，以至于把老本倒贴进去都不够。道光和咸丰的运气不好，什么糟心事儿都让他们给赶上了，道光之所以要那么刻薄自己，也实在是情非得已。

咸丰更倒霉，按照清代惯例，新君即位后都要免掉当年未交的赋税，刚上台的咸丰自然也不能破例。这么一免，一大笔可观收入就没了，可是紧接着却是用钱高峰的到来。

退一万步说，即便可以增加田赋，在造反者已经不绝于途的情况下，亦无异于饮鸩止渴——老百姓本来就生活艰难，你再“重征”，若是短时期内没法把各路造反的人马镇压下去，火就可能越燃越旺。明末就是这样，崇祯也实际上是被他自己的“重征”给压死了。

一摊又一摊

钱没法增，便只能减。爆发财政危机的那一年，从文官武将到一般士卒的俸禄饷银都被先后减了两成，以后又陆陆续续地扣减，但清代的俸禄饷银本来就不高，再怎么扣也得有个限度，你总不能让大家都赤条条地给朝廷打工吧？

一个钱字，困住了所有人。当曾国藩和胡林翼等人为此抓耳挠腮的时候，他们的皇帝也正四处寻觅着孔方兄的踪影。

不是没钱吗？那就造钱。咸丰年间的大钱，除了一枚可以当十枚用外，有的还能当百当千。大钱说到底还是金属，多少得消耗点成本，最划算的是户部印制的银票，上面只要印着面值多少就可以了，印一万两就值一万两，印一百万两就值一百万两，印一千万两就值一千万两。咸丰开了窍，干脆发饷银也用银票，京兵们收到的兵饷往往都是一半实银，一半银票。

这样的银票谁要？谁都不肯要！

咸丰开的不是山西票号，没有与银票相匹配的真金白银，大量印制银票的行为无异于是在抢钱，民间理所当然地视之如同废纸一般。

官员们领到银票，不过自认晦气，也就相当于俸禄又被扣减了，而前线不行，都眼巴巴地等米下锅呢，你送来一堆废纸，除了拿来烧火，还能派什么别的用处？

咸丰能想的都想了，实在没辙了，便只好令各省协饷或者自筹。

还好，所谓穷极思变，群众的智慧总是无穷的。早在曾国藩于江西开办厘局前，江北大营就已抽厘助饷，接着江南大营设厘局，湖南湖北也概莫能外，到了后来，几乎没有一家不靠着抽商业税赖以活命了。

这一摊刚刚可以甩手，咸丰又碰到了另一摊，这次的麻烦不是屋外，而是屋内。

咸丰即位后，感念养母静贵妃十年养育之恩，特尊其为康慈皇贵太妃，一切待遇均比照皇太后级别，但对于咸丰的孝顺，太妃显然不是十分领情。

当年太妃曾劝丈夫立咸丰为皇太子，但这并不完全出于她的真意，更多的还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等到咸丰真的继承大统后，她便开始懊悔起来。

要说道光的养母孝和皇太后也曾力挺自己的养子，可两人的情况不同，孝和的两个亲生儿子不成器啊，冷板烂泥扶不上壁，我的儿子奕訢哪一点不比他那个走路一跛一跛的瘸子哥哥强？

在太妃看来，不仅奕訢屈居人下，而且她也受到了牵连。你想，若是她的亲儿子当上皇帝，她现在还不早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后了？“比照皇太后”，毕竟不过是比照，哪能跟真的比。

有没有戴上凤冠，最大的差别不是生前，而是死后——如果是皇太后，可与丈夫合葬皇陵，而且灵牌还能进入太庙供祭祀，倘若不是，管你是贵妃太妃，一律靠边。

越到晚年，太妃的这种情绪和心结就越重，渐渐地就露在了脸上。咸丰天天去请安，渐渐也感觉到了。

其实太妃并不知道，如果当初不是咸丰对奕訢加以保护，她的儿子别说当皇帝，可能连命都没了。那还是咸丰的生母全贵妃在世时候的事，全贵妃发现道光喜欢奕訢，怕奕訢被立为皇太子，竟有了借机毒杀奕訢，以绝后患的念头。

咸丰很快察觉了全贵妃的阴谋，他不忍心谋害弟弟，于是赶紧暗暗地告诉奕訢加以防范，这才使奕訢逃过了一死。那时的咸丰尚年幼，也还没有被太妃收养，如果他也像全贵妃那样一心只有皇位，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根本没看见。

当然咸丰无论如何不可能把这件事告诉太妃。尽管他心里万分委屈，但脸上并没有表示出任何不满，相反，在对待太妃方面还更加殷勤，唯恐有哪一点做得不到位，会引得老太太不高兴。

知道太妃最疼奕訢，咸丰把自己能给的都给了弟弟，除册封恭亲王外，还逐步培养其入主军机处，直至成为军机首辅。按照皇家制度，皇兄皇弟在成人后就不能再住在皇宫里了，而应分开别居，咸丰又另外赐给奕訢两座精美园林，其中一座是当年和珅的宅第，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恭王府。

同样是皇家规矩，亲王们与咸丰之间既是兄弟，更是君臣，如果没有咸丰的谕旨，谁也不能擅入皇宫，但咸丰专门给予奕訢特权，准许他可在不奉谕旨的情况下，早晚入宫给太妃请安。咸丰的兄弟不止一个，除了奕訢，没人能得到如此高的待遇。

道光并没有看错咸丰这个儿子，他的宽容，他的大度，他的平和，乃至于发自内心的“仁孝”都不是装出来的，是本性如此。

人心都是肉长的

就在消灭北伐军的那年夏天，太妃得了重病。咸丰焦虑不已，尽管南方战场仍然混沌不明，一大堆的军务政务需要处理，但他仍然每天抽空去探病，并在床边以皇帝之尊亲自端汤送药。说句实话，亲儿子也不过如此。

给太妃探病的还有奕訢。兄弟俩商量好，轮班互值，上午你，下午他，反正不让太妃的身边缺了亲人。随着病情加剧，太妃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有时连人都认不清楚。有一天当咸丰陪侍在旁边时，太妃忽然握住他的手，絮絮叨叨地说了一段话。

太妃说，我这次的病可能好不了了，想想在宫中享了这么多年的福，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唯一抱恨的事，就是觉得对不起你。

咸丰一愣，接着心里又一动，他想母亲终于被自己感动了。可还没等他回过味儿来，接着泼来的却是兜头一盆冷水。

太妃说：“当年你父亲本来是要立你做皇帝的，可惜我那时候太矫情，为了表现高姿态，当着面推辞了，以致铸成大错，使你现在只能在他人面前低着头做事……”

太妃一边说，一边哭，竟至哽咽。咸丰这才明白。“你”并不是指他咸丰，而是说的奕訢，太妃昏昏沉沉中认错了人，把他当成奕訢了。

再听下去，还不知道太妃要再胡说些什么，咸丰赶紧岔开话题，才避免了更多的尴尬。

过了一会儿，太妃清醒过来，才猛然发觉面前坐着的是咸丰，知道自己刚才说错了话，脸腾地就红了。咸丰则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对待母亲和弟弟一切如常。

只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在那一刻，皇帝的心不可能不疼。

原来再多的付出都没有用，在母亲眼里，我永远是那个“他人”，而不是儿子。可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要让您这么嫌弃我？我这么看重和帮扶弟弟，难道是要他在我面前低头吗？

咸丰不可能去质问太妃，也无法找人排解，他只能一个人闷在肚子里。

太妃又羞又悔，但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收是收不回来了。有一天当亲儿子奕訢陪在身边的时候，太妃感到时日无多，便说出了自己最大的心愿：希望死前能被追封为皇太后。

奕訢除身居军机处首辅外，还是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可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身为朝中重臣，自认在皇帝哥哥面前也有了说话的地位和分量。他当然不知道太妃认错人和说错话的事，只觉得母亲既有这个心愿，做儿子的就有义务和责任帮他实现。

咸丰来探病，两人在门口交接班。咸丰问太妃的病情怎样了，有没有好转一些，奕訢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流着眼泪说：“看来是不行了，她想得到一个封号，如此才可瞑目。”

对奕訢的话，咸丰并没想到深里去，也不知道太妃想要的封号是皇太后，只是就事论事地“哦”“哦”了两声。

回头上朝，礼部却送上来一个奏折，上面请求尊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还说这是遵旨执行。原来那天咸丰“哦”“哦”之后，奕訢就跑到军机处，以皇帝的口吻拟了谕旨，并下令由礼部出面具奏。

咸丰这才发现情况的严重性。他这么多年来之所以只给太妃享受皇太后待遇，不正式加封，不是因为小气，而是不能逾越祖制。

从顺治皇帝开始，所有皇帝都是尊生母为皇太后。当然在生母过世的情况下，也可尊先帝皇后为皇太后，但太妃既非咸丰的生母，又不是前朝皇后，只是一个嫔妃。

如果咸丰知道那天奕訢说的“封号”，是指封皇太后，他是绝不会如此草率点头的。

这个奕訢实在太过分，我不过是哦哦了两声，你就敢拿着鸡毛当令箭，以我的名义决定这么大的事，究竟谁是皇帝，是我还是你？

最令咸丰恼火的地方还在于，他已经被奕訢逼到台上下不来了。若是再驳回礼部的奏折，轻者，人们会说你身为皇帝，金口玉言，却出尔反尔，明明谕旨都下了，还要耍赖。重者会说你不孝，因为不是生母，便另眼看待，相应也就坐实了太妃的话。

甚至咸丰都不能说自己那天的“哦哦”，不是同意封太妃为皇太后的意思，否则奕訢便有矫旨之罪，不杀会被认为是法纪不严，而杀的话，便要伤害兄弟手足之情。老太太正在重病垂危之中，就是奕訢少了一个手指头，也等于提前要了她的命。

咸丰憋屈半天，最后还是很无奈地批准了这封礼部奏折。奕訢母子皆大欢喜，康慈皇贵太妃正式成为了康慈皇太后，一个星期后，她如愿以偿地闭上了眼睛。

选秀女

咸丰对皇太后的葬礼不敢马虎，亲自扶柩送灵，但他总觉得不能逾越祖制，所以在皇太后的谥号中又特地减掉了一个“成”字。

道光的谥号为“成皇帝”，太妃若不是“成皇后”，待遇就要打折扣，不光不能与道光合葬，也不能进入太庙。太妃忙活半天，只不过做了一个徒有虚名的空梦，最主要的是还为此连累了亲生儿子。

对被逼着加封这件事，咸丰越想越恼火，同时奕訢如此不把他这个皇帝哥哥放在眼里，也让他意识到对方翅膀长硬后所造成的威胁，若是再不有所行动，没准儿就要给人架空了。

惩处是一定要惩处的，而且要严惩，关键是罪名，矫旨肯定不行，只能换个名目。在皇太后出殡的次日，咸丰即颁下谕旨，说奕訢在丧仪上不尽心尽力，马马虎虎，因此将其所有职务，从军机大臣到宗人府宗令，乃至满洲都统一并革去。

被一撤到底的奕訢干什么呢？到上书房读书，静心悔过！

这是一份别人猜不透奥妙，只有咸丰、奕訢心知肚明的谕旨。什么叫不尽心尽力，就是奕訢太过尽心尽力，才落此下场。

如果肯将心比心，咸丰实在有够悲哀。事业摇摇欲坠，从来就没有顺当的时候，亲情同样指望不上，太妃一直到死，都将他视同外人，而最友爱的兄弟也因逼封和处罚与之产生了隔阂。

他尽了所有努力去挽回这一切，可是仍然无济于事。没有人会站出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办，他也不能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苦衷，这个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没有朋友，没有伙伴，甚至没有可以信得过的家人。在这个世界上，他是如此孤独，以至于外界的所有压力，内心的所有苦闷，都只能独自去承受和消磨。

也许他还有一个为人称羡的优势，比如民间所言：皇帝有很多漂亮的女人，如果他有心气的话，可以每天换一个，而且不用花钱，都是朝廷给他养着。

不过这些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不得了的“福利”，咸丰一开始并不热衷。否则的话，想想看，在个人生活上那么严肃的道光又怎么会看好他呢？

清代定例，皇帝的嫔妃不从全国挑选，而必须来自于八旗家庭的子女，这叫选秀女。选出的秀女由于年龄还小，并不是马上就能成为嫔妃，而必须先放在宫内进行观察，到二十五岁以上时，如果皇帝看中，便正式留下做嫔妃，其余全部放出宫去，或给近支宗室作为妻室，或自行婚配。

未即位前咸丰就结了婚，但是夫人没有做皇后的命，早早便死了。即位后，选了一次秀女，后来的两宫皇太后包括叶赫那拉氏就是那时入选的秀女。

挑选秀女每三年进行一次，三年后又组织了一次。在这次选秀中出现了一个很戏剧性的场面。当天一群女孩儿站在宫前排队等候挑选，但是从早上等到中午，仍不见皇帝的身影。这些女孩儿都超不过十六岁年纪，最小的才十三岁，从未进过深宫，离开过父母。饥渴加上惶恐，有人便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一人哭，众人哭，整个选秀队伍一片混乱。

负责看管女孩儿的士兵着了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好恐吓说：“不许哭，再哭，小心皇帝来了发火抽你们鞭子。”

女孩儿们更害怕了。纷乱之中，忽然有一个女孩儿从队列中站了出来，对士兵们说了一番让他们目瞪口呆的话：“我们这些女孩子离开父母，远离骨肉，不入选还好，一入选的话，长在深宫，就跟坐牢差不多，这种时候谁能开心得起来！”

女孩儿说的是实话。如同《红楼梦》中的元春，大多数官宦人家并不愿意女儿嫁入皇宫，可这些话私底下讲讲没关系，在公开场合下揭出来，叫皇帝如何下台？士兵们害怕咸丰听见，赶紧对之大加恫吓，可对方却丝毫不感到畏惧，而且还越讲越离谱。

“我不怕死，难道还怕鞭子吗？现在广西太平军已入金陵，天下失了大半，他做皇帝的该选的不是秀女，而是将帅，以保住祖宗基业。如果这样贪恋女色，不顾正业，又算得上什么英明君主呢？”

听到后面这几句时，不光是士兵，就连同来的秀女们也快魂飞魄散了。这几乎是在对皇帝进行人身攻击啊，你还想不想活了？

皇帝的私生活

士兵们一拥而上，将女孩儿绑了起来。正好咸丰来了，士兵们便把被绑女孩儿推到咸丰跟前，让其下跪谢罪。女孩儿跪下后，却打死也不肯认罪。

咸丰感到奇怪，便笑着问怎么回事。女孩儿一五一十，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咸丰听后感到十分惊异，因为他从没见过如此泼辣大胆的小女孩儿。再一询问，女孩出生于八旗军官家庭，从小就很懂事很能干，除精于女红针线外，还识得文字，能靠教别人认字来补贴家用。

“难怪呢，这真是一个奇女子！”咸丰不仅没有治罪，还依照女孩儿所说，将所有待选秀女都放出了宫，自然选秀也只好作废。至于这位勇敢的女孩儿，先被咸丰带去朝见皇后，之后正好一位亲王丧偶，就由咸丰做主，将其指婚给了亲王做王妃。

那时的咸丰一门心思都放在国事天下事上，正为如何对付太平天国绞尽脑汁呢，他的心思完全不在什么选秀女上面，所以才会有这一举动。

即便是对已配好的嫔妃，咸丰也并不上心。他跟嫔妃们的住所相隔两里，最固定的住所是办公室，吃饭睡觉都在里面，除了批阅奏章，接见官员外，就是读书，读前朝皇帝留下的《祖训》和《实录》，以便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

在皇宫里，咸丰就是个大宅男。他几乎是足不出户，最常去的地方是去太妃寝宫请安，或者是在室外主持祭祀活动。

可是自从太妃死后，咸丰的形象忽然变了。请安不用去了，读书没有兴趣，办公室成了最厌恶的地方，业余时间他宁愿跟嫔妃们厮混在一起，然后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在皇帝自我放纵的影响下，原有的禁锢逐渐打开，连京师娱乐业都出现了复兴的迹象，胡林翼他们当初偷偷摸摸的行为如今都已公开化和合法化，君臣真正开始了“与民同乐”。

想到曾经那么勤勉向上的好青年，一变而为终日沉溺于醇酒妇人之中的浪荡子，不由得让人感慨，时间真是一把杀猪刀，它会悄悄改变每一个人的模样。

关于皇帝的私生活，正史中很少记载，所以后人只能翻野史。野史就是八卦的历史，古代的狗仔队也是无孔不入，尤其是对皇帝的绯闻，恨不能予以一网打尽。

在所有的皇帝绯闻中，就数咸丰的最多，当然里面真真假假，亦多有夸大其词之处，但所谓无风不起浪，起码是你有线索或把柄被人家抓住了。

野史所载，到后来，寻常的嫔妃宫女已经勾不起皇帝的兴趣，因为选来选去都是北方旗人，日久天长便没了新鲜感。咸丰如今中意于传说中的南方佳丽，想象着她们的婀娜多姿，想象着她们的燕语莺声，甚至想象着她们的“三寸金莲”，那真是回味无穷。

按照皇室规矩，非旗女不能入宫。有清一代，只有乾隆朝的容妃（即传说中的香妃）属于例外，不过乾隆其实也不是为容妃姿色所迷，说到底，他娶这位维吾尔籍的贵族女子，实际上是出于与新疆上层实行政治联姻的需要。

从前咸丰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为，可一旦放开，也就百无禁忌，什么都不顾了。更何况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朝廷之上忠臣和能吏虽不多，争相献媚的马屁精却是不少。窥探出皇帝的隐秘心思后，都不要他说话，便有人出重金到苏杭繁华之地选购妙龄女子组队来京。

北方旗女是天足大脚，南方汉女都是小脚，一入宫就会露馅儿，但这难不倒咸丰，不能进紫禁城，不是还可以进圆明园吗？

圆明园原先是康熙赐给雍正的花园，经扩建后成为皇帝办公兼避暑的重要会所之一，好处就是可以避人耳目，少去了很多祖制规矩的约束。

居住圆明园的汉女仍不能以宫女的面目出现，她们的正式身份是“打更民妇”，给咸丰夜里打更的。每天晚上，有三个汉女在咸丰的寝宫前轮值打更，只要梆子一响，皇帝犹如听到接头暗号，马上“召幸”。

咸丰的口味十分独特，他喜欢“裙下双钩”，也就是小脚，而且不计汉女的身份出处。在他喜欢的汉女里面，有以前给人做小妾的，有唱戏扮青衣的，有丫鬟，有寡妇，甚至还有还俗的尼姑。

与此同时，咸丰开始酗酒，几乎是每饮必醉。喝醉了以后，很少疾言厉色的皇帝便失去常态，对内侍非打即骂，一旦酒醒，他又懊悔万分，会用加倍的赏赐来补偿自己的过失。只是过一段时间他又会再喝酒，再大醉，再大怒。为此，咸丰不得不关照内侍们，凡是看到他喝醉就躲开些，免得受到伤害。

问题是喝醉了的皇上也还是皇上，让你上来端个茶送个水，你敢不去？内侍们不堪其苦，只得另外想辙。

据说在所有汉女里面，有四位汉女最为受宠，被称为“四春”，其中一个叫“杏花春”的汉女，似乎对咸丰有着特殊的镇静剂作用。只要她在旁边，醉酒后的咸丰就会乖得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再无任何冲动之举。于是“杏花春”就成了内侍们的救星，碰到皇帝酗酒，大家都要请这个姑奶奶出来圆场陪侍。

大礼包

和来自民间的汉女们相处久了，咸丰也学会了很多市井语言，学会了开下里巴人式的玩笑，有时跟大臣们说话时也往往脱口而出。

咸丰是个戏迷，爱看昆曲，也爱捧角。男旦朱莲芬为著名的“同光十三绝”之一，当时年纪还小，但在旦角中已经是艳压群芳，同时他不仅歌喉动人，娇脆无比，还能作小诗，精于楷体书法。咸丰很宠幸他，不时传召。

御史陆懋宗也打着朱莲芬的主意，而且这位御史还很有种，当下便私事当公事干，给咸丰写去谏议书，引经据典，洋洋千言，无非是劝咸丰不要贪恋女色，要做个勤奋节欲的好皇帝，云云。

再强的人也有破绽，陆御史认为自己的这番“讽谏”定能直接击中目标——皇帝要么会恼羞成怒，大发雷霆，要么会不声不响，收摊了事，总之非得闹腾出个结果来不可。

未料，咸丰看完一点也没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说：“陆老爷吃醋了！”随后他在奏折后面批道：“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如果一只狗想啃一根骨头，却半途被人夺去，难道它不会怀恨在心吗？理解，理解。

真是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皇帝我不在乎，你能奈我何？

咸丰无所谓了，他不在乎面子，不在乎声望，甚至不在乎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他已经堕落到和一个大臣争抢男宠。

然而当咸丰在追逐风月，酗酒看戏，甚至是开着各种不着边际的玩笑时，他的心里其实是很苦的。咸丰的御制诗里有一句“一杯冷酒千年泪”，他天天喝的不是美酒，是冷酒，端着酒杯的人有的也不是欢乐，而是滴不尽的眼泪。

咸丰不是一个平庸之人，他很有才华。在清代所有皇帝中，咸丰的文笔是最好的，即便“诗人皇帝”、皇曾祖父乾隆亦在其之下。公务之余，他还擅长画画，尤其擅画马，所画之马神采飞扬，雄壮中又含肃穆之气，据看过的人说，连唐宋名家都不能比拟。军机章京彭蕴章经常陪在咸丰身边，他就常常叹服于皇帝惊人的艺术才华。

可是艺术才华再高，对于一个皇帝来说，也只是“末技”，连师傅杜受田十多年教授的学问，都难以挽救时局，一篇文章写得再花团锦簇，一幅马画得再气宇轩昂，又能顶什么用呢？不但如此，倘若最后咸丰真落个国破家亡的下场，能文擅画还可能被作为一个昏君的罪状之一，这可是不乏先例的。

一边是“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一边是做什么似乎都不能改变，在无法排遣忧闷，又无法摆脱责任的情况下，咸丰便唯有依靠麻醉来寻求解脱，哪怕那是一条通向地狱的不归之途。

他的沉溺酒色，其实是在自杀，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

当人们把有关于咸丰的种种传闻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和谈资的时候，很少有人在意嬉笑声中看到一个男人的彻骨悲凉，以及黑暗角落中那颤抖而又无助的身影。

无论痛苦还是幸福，都只能寄托于一刻的满足，无论清醒还是麻木，到头来你终究得向现实认输！

咸丰的“堕落”主要是指他八小时之外，八小时之内还是该干吗干吗，朝是一天不能辍，公务也是一件都不能不办。

就在他情绪坏到极点的时候，天京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外界其实很早就获知南京发生了内讧，不是从太平天国官方发言人之口，而是通过所见所闻中的蛛丝马迹。从1856年9月初开始，南京城顺江而下不断漂来尸体。他们身着黄衣黄褂，很多还被绳捆索绑，而且眼见的尸体越来越多，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在天京城固若金汤的情况下，这些人显然不是被官军所杀，只可能是自己人所为。

起初咸丰还不太敢相信这是事实，但心里又愿意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所以忍不住拈香祷告。后来随着各地奏报增多，天京事变得到确证，皇帝才难得地又开心起来。

天京事变相当于意外奉送给咸丰的大礼包。此后前线果然出现反馈，趁着太平军的前线将帅或部队不战后撤，从西到东的三大战场都相应获得了转机。

湖北战场，本来石达开已赴援武昌，洪秀全一个密诏又把他唤回了天京，而且他所率的援军大部分由来自两广的洪兵组成，战斗力和凝聚力都不强，主帅一走，便群龙无首，很快被胡林翼击破。

江西战场，太平军整体出现了缺席，韦昌辉回天京时，足足带走三千精锐。如若不然，即便曾国华难得地打了一次胜仗，曾国藩的日子也会很难过。

江南战场，由于秦日纲奉命回撤天京，曾经被打得狼狈不堪的官军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江南江北大营也得以恢复重建。

咸丰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他敦促三大战场上的湘军和官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次第削平”所在地区的太平军。

最佳拍档

看来尽快解决这场内乱已为时不远，咸丰快要熬出头了。在“胜利庶几有望”的这一刻，他要由衷地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叫叶名琛。当时的外国观察家称其为除咸丰之外，“帝国的第二号人物”。

在几年前的广州反入城斗争中，徐广缙获得了巨大声誉，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他的搭档。没有叶名琛的全力襄助和支持配合，徐广缙与英国人抗衡交涉的过程将会困难得多。

无论在哪一个省，督抚都最难相处，有的甚至会闹得死去活来。广东的徐叶配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先进典范，一个总督，一个巡抚，堪称最佳拍档。

因为个人特殊的经历，叶名琛曾被西方世界予以近距离观察。在他们眼中，这位大吏不抽鸦片，生活俭朴，身上穿的是一件已经穿了十年的旧袍褂，在私生活方面，是一位“极可敬的中国人”。

性格上，叶名琛给西方人留下的印象也很深，那就是“意志坚强，性情顽梗”，认准了目标，便会咬定青山不放松。

徐叶的合作融洽，正是因为他们都具有以上特点，属于志趣相投的同路人，这才能做到坦诚相见，毫无罅隙。

广州反入城期间，两人不仅在外交策略上达成了高度一致，而且时常一道暗中设计各种应对方案，连下属官员都说“督抚协调如此，实属前所未见”。

当初咸丰发现广西爆发大乱时，考虑平乱的第一人选本来是徐广缙，但当时离广西最近的粤西北也乱了起来，徐广缙只能留下来，和叶名琛一道控制广东局势。

两人轮流值班，今天我出去，你留守，明天你看家，我打仗，仍保持了以前那种密切无间的配合。尽管经常要分居两地，但徐叶每隔两到三天就要通一次信，以交流得失，磋商大计。

作为文臣，用兵作战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全新课题。徐广缙比叶名琛年长，又是总督，所以分工时尽可能亲自指挥规模较大一些的平乱战争，把较小容易对付一些的留给叶名琛，同时也尽可能将自己的实践经验拿出来与同伴分享。

有一次轮到叶名琛外出作战。他给徐广缙写信时，谈到两名部下不得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徐广缙回信说，打仗说到底就是如何将将，你要学会给他们临阵打气，这样效果才会好。

徐广缙还特地拟了一段话，手把手地教叶名琛如何“打气”。

对徐广缙毫无保留的指点和帮助，叶名琛很是感动。徐广缙的家人生了病，他本人又正值在外督战，留守广州的叶名琛便两次亲往探视，还把医生开出的药方及家人病情好转的情况，写信告诉徐广缙，以让他宽心。

在所有粤西北的起义军中，数凌十八率领的一支最为厉害，徐广缙征讨一年都无结果，这时偏偏广西形势越加吃紧，咸丰欲以徐广缙替换赛尚阿。旨意下来，徐广缙必须走，只是谁来接替他就成了一个问题。

连徐广缙也奈何不了，可知难度有多高，何况是中途接手，一旦失败，必然会招致名利双失的严重后果。尽管有这么多顾虑和困难，叶名琛仍毅然决然地接过了这副担子，使得徐广缙可以在“莫名感激”中抽身而去。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叶名琛此举，不光是出于义气，还在于他在军事上早非新手，对打仗也有了一定的把握。

叶名琛初次用兵，是为了应对粤北山区刚刚露出雏形的动乱。起初徐叶还以为是普通山贼，但在前去剿捕的队伍损兵折将后，他们才意识到这是与广西境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起义军。

与后来规模越来越大的义军相比，粤北义军体量还不算什么。徐叶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徐广缙留在广州主政，叶名琛亲自到粤北进行指挥。

叶名琛到达粤北后，首先封锁道路，切断了义军与广西方面的联系，然后再派主力部队进山作战。

粤北义军熟悉地形，山区复杂的地形更为他们实施游击战创造了天造地设的条件。十多天过去，官军别说作战，连对方的影子都见不到了。

谍报与反谍报

打仗不同于读书，一切从死记出发是行不通的，叶名琛决定变换战术。某日，粤北义军得到情报，县城防备空虚，正是发动袭击的好时机，于是从山区倾巢而出，但等他们攻城时，才发现守军早有准备，叶名琛的主力就守在附近。

所谓情报，不过是叶名琛放出来的假情报，为的就是把粤北义军诱出来。山区游击战变成了平原阵地战，粤北义军与刚出道时的太平军一样，在阵地战方面还不是这块材料，吃败仗是难免的，而败仗对于士气的打击又最大。一来二去，义军内部便出现了不和，从广西来的一批人认为留在广东没有出路，遂自行脱离大本营，折回广西。此举正中叶名琛下怀，去广西的所有要道都已被事先堵住，他用前堵后追的方式便足以将这股部队击溃。

解决了外地的，再转过头来解决本地的。此时剩余的粤北义军又缩进了山区，叶名琛把原来负责堵路的部队全部撤回来，亲自率兵进行搜山。

在深山作战，原有的难题一个也少不了，首先是地形不利。叶名琛请当地人做向导，画出详细地图，利用这些地图来进行部署，自此官兵便很少迷路或中伏。

其次是粮草运不进来，导致给养困难。好在叶名琛有徐广缙在背后坐镇，钱还是够用的，可以就地购买，不至于使大伙饿肚子。

两个月后，这场角力终以叶名琛的全胜告终：七战七捷，歼灭六千粤北义军，首领无一漏网，叶名琛自己也被咸丰加封太子少保。

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次粤北之役，叶名琛学到了宝贵的作战经验。当然这里面也少不了徐广缙的随时点拨，包括如何用将。在战役接近末尾时，叶名琛高兴地告诉老大哥，说他对打胜仗已经有了更多信心。

在军事上，叶名琛可以入门了，但这只是第一课。在广西内乱特别是太平军的影响下，广东与广西交界的地区不断爆发起义，徐叶应接不暇，不过这倒也给叶名琛提供了一个继续深造的机会，因为需要他打的仗一场接一场，可以学到的东西自然也就越来越多。

在叶名琛需要通过的所有课程中，平定凌十八起义无疑是重头戏。当他接替徐广缙到达前线时，也才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凌十八如此凶猛难克。

凌十八本人就是拜上帝会成员，与洪秀全、冯云山为结拜兄弟。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传令凌十八前去会合，但凌十八进入广西境内后即被官军堵截。见势不好，凌十八急忙派人向洪秀全求救，于是洪秀全也从金田派了一支援兵来接应，可是彼时的太平军还不像后来那么威武，所以同样被官军挡住，没能过得来。

由于会合无望，凌十八便来了一个回马枪，杀回老家粤西的罗镜山区，并在罗镜扎下了大本营。

凌十八的部队不同于一般义军，有相当多的部属是拜上帝会教徒，作战亦如太平军一般顽强。加上罗镜山高势险，凌十八善于布阵防守，他的大本营几乎可以说是坚不可摧。

攻，攻不进；诱，凌十八又不上当，徐广缙鏖战一年，死伤了三千多人，也没能看到凌十八的大本营究竟是什么样。

如果不超越老大哥，就只能继续止步不前，徐广缙原先的指挥部距离罗镜山区较远，叶名琛便将指挥部前移，直接进入罗镜山区，实施就近观察和指挥。

经过观察，罗镜的防守半径约九公里，在这九公里的区域内，遍布堡垒和壕沟，里面都配有火炮且防备森严。唯独没有堡垒和壕沟的区域，是通往大本营的几条羊肠小道，但这些小道上又布满陷阱，陷阱里竹签铁钉一应俱备，掉下去不死也得落个残疾。

凌十八的防守战术是以逸待劳，不跟官军正面相抗，等官军进入炮火射程，或挤进小道时再予以杀伤。

叶名琛还发现，凌十八十分重视情报，他在山上山下到处派出“细作”（也即密探），大打谍报战。官军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凌十八的视线，这也是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徐广缙始终无法困死他的重要原因。

显然，同样是山区，罗镜与粤北不一样，再想依靠大规模仰攻或搜山取胜是不现实的。换句话说，这里需要的不是苦战，而是巧战。

上上下下都以为叶名琛移到前方就近指挥，是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发动更强有力的围攻，可他却一反常态地挂起了免战牌。

表面上，叶名琛只是在利用这段时间休整军队，暗地里他却部署人马，大肆捕捉。在不到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共捉住了两百名细作。

凌十八要给他打谍报战，他回击对方的是反谍报战。通过提讯细作，叶名琛不仅掌握了凌十八的布防方法以及扎寨位置，还获知义军已经严重缺粮，能坚持到现在，主要依赖于山区的秘密补给站。根据这一情报，叶名琛在义军防守半径之外再次组织大搜捕，从而一举切断了凌十八的秘密补给线。

迷惑阵

义军在失去补给后，只得割稗子为食。稗子的样子很像稻谷，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杂草，一般只能做饲料。不过在过去的很多南方地区，都会做稗子饼，方法是把稗子晒干，炒熟研成粉，煎炸后亦可食用。

稗子的好处是生命力和适应性强，在罗镜山区，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叶名琛察觉义军在割稗子，立即雇民工进行收割。

最后一点系以维生的粮草也在断绝，在义军军营中开始出现不安情绪，凌十八不得不准备突围。叶名琛不会像向荣那样傻乎乎地搞什么“网开一面”，见时机成熟，即决定抢在对方逃逸之前发起进攻。

凌十八并不为此感到特别突兀。叶名琛来罗境不是为了打酱油，休整好了自然还是要打仗。起初他还如临大敌，但双方鼓捣了一个多星期，却发现叶名琛不过是前任的翻版，雷声大雨点小，也就不太当一回事了。

他没有想到，叶名琛的这类进攻全是佯攻，为的就是在总攻发起前给他制造迷魂阵。

叶名琛已经为总攻配好了人手。鉴于在罗镜苦战一年的前线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叶名琛把用于封锁粤桂边境的六百精兵调回了罗镜。这是一个颇有些冒险的举动，因为假如凌十八能突出罗镜，就很可能再次潜入广西，并与声势日隆的太平军会合。

叶名琛的考虑是，罗镜距离省境较近，到时一旦有事，回救还来得及。同时他又调来佛山雇勇一千五百多人，全部作为总攻中的生力军。

在很大程度上，将比兵更重要。随军征战的镇总兵福兴，是一个与塔齐布相仿的满人勇将。叶名琛就用徐广缙教的办法，对福兴加以重用，除任命其为前敌总指挥外，还与他一起研究总攻中的每一个方案和步骤。

1852年7月28日，总攻如期举行。总攻发起前，福兴集中了所有火炮，将罗镜的堡垒尽可能予以摧毁，另外又以赦免死罪为条件，让原先被捉住的细作当向导，以防止从各个方向进击的部队迷失方向。

得到叶名琛器重的福兴格外卖力，冲锋时身先士卒。在战场上，他曾折断肋骨，口吐鲜血，然而二话不说，爬起来就继续冲。第二天，福兴率部攻破义军大营，凌十八战死（一说为跳井自杀）。

罗境之役意义非凡。凌十八扎营罗境时，就已拥有一万人马，而太平军最初也不过三万人，更主要的是，他们都源自拜上帝会，战斗力几乎一样强，且能相互呼应。

咸丰对此十分忧虑，认为凌十八一日不除，对太平军就是强有力的支援，阻击太平军将变得愈加棘手。因此当罗境大捷的奏报抵京时，咸丰心里的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当即升任叶名琛署理两广总督。

叶名琛在粤西得手后，并没有马上班师回广州，而是马不停蹄地去了粤北，因为粤北又有了新情况。

此前太平军已经攻入湖南，但江忠源的蓑衣渡一战对太平军士气的打击很大。尽管杨秀清力挽狂澜，坚持继续北上，洪秀全也派了萧朝贵为先锋去进攻长沙，可实际上大部分领导人及其太平军主力并没有马上跟进，他们仍在北上还是南下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结。

洪秀全是广东人，大部分太平军将士则是广西人，人在遇到困难，不知如何进退时，思乡情结总是免不了的。洪秀全曾私下向亲信表示，不如打回两广，在广东建立东都，在广西建立西都。

折回广西并不现实。太平军起自广西，广西的官军已有防范，加上广西北部尽为高山峻岭，即便攻回去也得付出很大代价。再说，回广西干什么呢，一个穷省，连补给都很困难，要不然大家伙当初就不用费尽心力地冲出来了。

洪秀全说到西都，多少有安慰将士的目的，在他心目中，回广东才是核心。

就兵略政略而言，在广东建都确实不失为一个理想之选。相对广西，广东算是富省，而且还可以从洋人手里买到洋枪洋炮，若是用于武装部队，岂不是如虎添翼。

相信太平军的诸王将领，只要有点头脑的，都能看出这一步棋的妙处，为此太平军才在粤北边境停留了一百多天。

可是太平军要想进入广东也不是件容易事。叶名琛已在边境上部署了重兵，而且这里与桂北一样地势险要，不是说攻就能攻进来的。凌十八在罗境被全歼，就说明广东官军并不那么好惹。

好在粤北已有一些义军在活动，只是力量都不大，同时也各自为战，形不成大气候。谍报战和渗透战是太平军最常使用的战术，洪秀全决定派细作潜入粤北，在穿针引线的同时，策划和发动新的起义，以便在规模上能够达到里应外合的条件。

通过罗境之役，叶名琛已经摸清了太平军的这种战术打法，一听到对方陈兵湘南，马上下令收紧关卡，不允许放一个细作混入粤北。此后，太平军的细作不管是单独行动还是成群结队，不管是扮商贾还是装旅客，都是黄鹤一去不复返。洪秀全的渗透战失败了。

洪兵大起义

叶名琛到粤北，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向粤北义军进攻，而是继续封锁省境，把通往湖南、江西、广西的道路统统堵住。接着，他在粤北连打五仗，五仗皆捷，将无法外逃的当地义军全部扫空。

其实叶名琛完全可以把粤北义军赶出广东了事，这样他的担子会轻很多，既不用辛辛苦苦打很多仗，也不用害怕受到责罚。他这么做，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邻省受到骚扰，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也说明他有很强的全局观。

江西和广西最受其益。江西巡抚张芾的防守压力大大减轻，为此专门写信给叶名琛表示了感谢和钦佩。

一直寻机进入广东的洪秀全就不那么高兴了。一方面是占领广东变得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萧朝贵在长沙城下战死，引发了太平军内部的复仇狂热，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按照杨秀清的提议，下定决心放弃南下，北上直至定都南京。

尽管如此，太平天国领导层从未忽视过广东的战略地位。在他们看来，如果在建都南京的同时，还能以广东作为另外的一个重要基地，其意义和作用无疑还要超过当初“东西都”的设想。因此，定都之后，南京方面即不断派细作潜入广东，联络当地的秘密会党“同时并起”。

叶名琛可以在罗境和粤北捉住太平军细作，但范围放到全省，难度就太大了，而在他由代理转正，正式升任两广总督的1853年，广东又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水侵袭，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本来性情就很火暴的广东民风自此犹如一点就着的火药桶，太平军细作和秘密会党只需从中起一个点火的作用就行了。

在广东，最具历史传统的秘密会党，无疑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1854年6月17日，由天地会的一个头目首先发起，规模惊人的洪兵大起义开始了。

洪兵之意，当然不是洪秀全的兵。天地会内部取朱元璋年号“洪武”中的“洪”字为社团名，自称洪门或洪帮，洪兵也就是洪门之兵，因其头裹红巾，旗帜也是红色，故又称红巾军或红兵。

天地会本身有鲜明宗旨和政治目标，但洪兵大起义爆发时，所有宗旨和目标却都变成了一个字：抢。

“抢”瞬间成了一种风潮，不抢白不抢，参加洪兵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连广西一带穷山恶水地方的人也跑来参加，很快就如滚雪球一样集结了三十多万人。这还仅是就主力而言，如果把打打擦边球，跟在后面顺手捡个包袱之类的也全部算上，则可达百万之众，其规模之巨远超当年的广西大乱。

7月26日，二十万洪兵推李文茂为首，分三路攻打广州。

这个李文茂很有意思，他出自于粤剧世家，自己也是演粤剧的。起兵造反后，他把粤剧班中的武生全部编成主力，攻城时，这些粤剧演员还经常演出舞台上翻连环跟头的绝活。

可惜叶名琛无心看戏，因为他已处于绝境之中。为了与凌十八作战，广东官军的原有主力丧失了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由福兴率领，被派到外省与太平军作战，剩下的三分之一则驻防粤北，防止太平军进入广东。也就是说，除了死伤的，全都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一支能抽得回来。

咸丰从邻省紧急调拨的部队不仅数量少，而且远水解不了近渴，根本就只能做个样子，连吓人都做不到。

至于广东其他府县，叶名琛能收到的不是援兵，而是一份份告急文书——这些地方还指着他派兵去救呢，又如何能来保护省城。

叶名琛能用于守卫广州的兵力一共是一万五千人。一比二十的悬殊比例，使这座城市完全丧失了安全感，一个亲身经历这一场面的英国人描述道：“广州的百姓已被恐怖所控制！”

负责指挥守城的叶名琛当然也很紧张。只是他不能像一般百姓那样表露出来，相反，还要显得比平常更镇定更沉着。现在，整座城市的安危都维系在他一人身上，他必须靠那微不足道的一点兵力硬撑下去。

暗战

在广州被围之前，叶名琛都是围人家，这次是被人家围，主客置换，形势大为不同，但道理仍是一样，无非一个要掐对方脖子，一个不让掐而已。

洪兵发起总攻之前，暗战首先开始，第一个出场的依旧是谍报战。

刺探情报，太平军和洪兵使用细作，叶名琛则拖住当地士绅。广东士绅跟其他地方的士绅还不一样，在别的地方，士绅一般都是太平绅士，对维护治安有益无害，广东则不然，这里的士绅不但是各自宗族的族长，还是宗族械斗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在对外特别是反入城斗争中，广东士绅可以同仇敌忾，站在官府一边，但是一涉及内争，士绅们便很容易对参加造反的族人进行纵容包庇，反正他们见惯了械斗仇杀，对官府也并不特别惧怕。

不怕，便要弄到你怕。只要发现哪家宗族藏匿洪兵或洪兵首领，叶名琛起先并不派兵去抓，而是要求各族自己交人。

什么，不交？那好，我就革去你的功名，查封你的宗祠。功名和宗祠，对于需要靠威望来领导自己宗族的士绅来说，几乎就是命根子。广东士绅由此被治得服服帖帖，成了叶名琛安插在各处的“义务细作”，随时向他报告各种风吹草动。

正是依靠这个看不见的谍报网，叶名琛发现并钓到了一条超级大鱼。

天地会元老陈松一直隐身幕后，但李文茂等人的很多联合军事行动，均出自此人策划。叶名琛通过广东士绅将其诱捕，使洪兵在关键时候失去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高参。

在谍报战上先拔头筹后，叶名琛又用组织联街团练的办法，防止洪兵细作向广州城内渗透。

广州对全城人口进行登记，然后按照所登记的人口，广州居民每家每户都领到一块小牌，上面标明该户的人数以及各人的年龄相貌。接下来便由团练在各自分管区域沿街巡逻，盘查生人。不是固定居民，没有小牌的，必须持有一种木制的“公签”才能在城内通行，否则的话，各个街道会相互警示，你就是过了这关，也过不了那关，所以称为“联街团练”。

叶名琛给广州城穿上了一层金钟罩，洪兵细作即便潜入进来，也往往被联街团练逮个正着。围城期间，曾有暗中参加天地会的官府衙役密谋接应洪兵，结果被团练逮个正着。

如果谍报战和渗透战都不奏效，要在短期内致广州于死命，洪兵还拥有一个封喉绝招。这个绝招叶名琛并不陌生，那就是他在罗境之役中曾经使用过的切断补给。

风水轮流转，以前是你给别人下药，现在同样可以拿来整你。洪兵在城外设置重重关卡，凡稻米主食、蔬菜甚至是烧饭用的柴火，都一律不准入城。其实就算是不设关卡，由于刚刚受过大灾，农村存粮也很少，根本不可能再供应城里人。

广州城里居民不啻百万，加上一万多守城军队，吃饭是个大问题。如果叶名琛不从城外弄来米，即便洪兵围着不动，不消多长时间，饿也得饿死一大半。

得不到内需，叶名琛想到了进口。

这个世界的气候规律就是冷热不均，你这边旱了，他那边就可能涝，你这边歉收，他那边却可能丰收。叶名琛通过广州商人一打听，东南亚稻米的收成很好，于是决定购买进口米。

广州商人受叶名琛委托，从东南亚收购大米，粮船进入珠江口后，即用英国或其他外国武装船队进行拖运。

洪兵也有水师船队，且比广东水师还要强。广东水师原先在全国处于数一数二的位置，但此时已经大半外调，比如，正在湖南开打的城陵矶水战中，陈辉龙所率船队即为广东水师主力。

广州所剩战船不超过五十艘，同时鉴于守城主要是陆战，叶名琛又从水师战船上把大炮拆下来，安在城墙上用以防守。没有大炮的战船犹如缺了牙齿的老虎，当然更不是洪兵水师的对手。

不过强不强，有多强，还得看跟谁比。跟洋舰一比，基本由民船改造而成的洪兵水师纵使数量再多，也难以称强，所谓执行盘查职能不过是一句空话，一船船大米就这样源源不断地运入广州。

洋人肯冒着危险火线运米，当然不是出于助人为乐的同志关系，官府须出高价雇用。据说有的洋人就此还发了大财，成了百万富翁。

米能运，为什么不顺带捎点别的？

以往广州自身能够生产的火药很有限，比如，在反入城斗争中，徐广缙就是通过外省调剂。如今外省运不进来，同时在遍地烽火的情况下，人家也没多余火药给你，叶名琛就转托广州商人，从香港购置了制造火药的最新设备。有了这只“下蛋的母鸡”，不管再打多长时间，守军都不用为缺乏弹药而发愁了。

洪兵要断广州的粮，但是事与愿违，广州城内的粮草不见其少，只见其多。相反，洪兵自己还不得不派人混进城，以便购买粮食和火药。在联街团练日夜巡查的情况下，购买且运米出城的难度实在不小，这样一来，不是洪兵掐叶名琛脖子，倒像是叶名琛在掐洪兵的脖子了。

练勇

要拿下广州，洪兵只剩下了一项数量优势，这也是他们最后的撒手锏。1854年7月30日，随着李文茂一声令下，洪兵向广州发起了总攻。

二十万人一齐行动，场面骇人之至。广州城内立刻开始出现波动，由于洪兵围城并非严丝合缝，人们争相向城外逃难，开始只是有钱人家，后来一般平民也大量出逃。

其实当时乡下也许比城里更凶险，抢掠烧杀无处不在，但正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乱世之中，老百姓的选择实在很有限。

这时叶名琛再次显示出了他在将将上的能力。骁将福兴走后，他又任命按察使沈棣辉为守城总指挥。

如果说叶名琛是将将之才，那么沈棣辉就是将兵之才。他是个文官出身的将领，最大的长处是赏罚分明，知人善任，后来名噪一时的冯子材便是由其招抚和培养出来的战将。

叶名琛交给沈棣辉的兵只有一万五千人，但人少不是问题，关键是怎么用。沈棣辉从中选出四千精锐，然后把他们放在城内要害位置，其余地方则尽可能多插旗帜，用疑兵的方式来吓唬人。

洪兵四面攻城，但城墙上好像处处都有守军，一时难以找到突破重点，官军却居高临下，火炮射过去，一打一个准儿。

经过几次碰撞，洪兵吃了亏，再不敢轻易接近广州城，大家都趋向于坐等援军。

洪兵所企盼的援军，指的是广东佛山人陈开。

在天地会元老陈松被诱捕后，洪兵内部松散不堪的弊病一览无余，与太平军形成鲜明对比——李文茂无法号令部属，真正肯接受其指挥的，仍是他那支戏班子部队。

李文茂当不成核心的原因，是他在天地会中的名位和辈分并不高，所谓居首，只是因为他的部队比较强一些罢了。

水手出身的陈开称得上是天地会中重量级的首领，他在佛山一起事就招纳到十万之众，其影响力可想而知。如果他能尽快来广州会合，不仅可有效整合各军，而且三十万人扑城，就算广州有铜墙铁壁也挡不住。

能不能阻击陈开，成了广州城可否守住的前提。

叶名琛再也拨不出多余兵力出城作战，但又深知其中厉害，在危急存亡的这一刻，他把团练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

按功用和活动区域不同，团练可分为募勇和练勇两种。募勇实际上就是雇佣兵，可以外出与正规军并肩作战，甚至直接作为正规军，比如，湘军就是募勇性质。在参加广州守城的一万五千人中，除九千绿营和八旗外，其余六千都是募勇。

与募勇相比，练勇不离乡，也不拿工资，基本就是当地族人或村民。他们定期集合，进行军事训练，故称“练勇”。

寻常练勇，一般都只能打打小股洪兵，或者在洪兵撤退时，起一个原地阻击或追击的作用。叶名琛要对付陈开，需要的不是这种普通练勇，他需要的是“九十六乡练勇”。

在广州与佛山之间，尚武之风盛行，民风极其强悍，这里有一支当时最出名也最厉害的练勇，也即“九十六乡练勇”。早在围城之初，叶名琛就发现了这支民兵的不同寻常之处，不仅亲自召见当地的士绅首领，还专门调拨大炮和弹药，从而使得“九十六乡练勇”在战斗力上又上升了好几个档次。

陈开两度被“九十六乡练勇”击退，这令他既吃惊又恼怒，但直到第三次发动十万大军倾巢而攻，仍无法越过“九十六乡”。

对广州守城之役来说，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次作战，洪兵欲会师广州城下的计划被迫流产。

陈开来不了广州，本来就不齐心的洪兵首领们更加离心离德。为了争夺物资和利益，各派势力甚至发展到刀兵相见，还有人则对攻城失去信心，索性离开了联军。

在参与围城的洪兵首领中，李文茂与另一位首领陈显良拥兵最多，对广州的威胁也最大。叶名琛和沈棣辉决定，擒贼先擒王，乘对方军心动摇之际，先击破这两股洪兵主力再说。

当下沈棣辉实施偷袭，烧毁洪兵营寨六百多座，把陈显良打得落荒而逃。接着，他又率船队迂回到李文茂军营背后，并且再次获胜。

陈显良、李文茂的先后挫败，令洪兵元气大伤。至1854年12月底，官军将各路洪兵从广州近郊逐退，被围攻达半年之久的广州初步脱离险境。城内居民在被围之初曾经惊恐万分，此时脸上已不见慌张之色。

码头炉

洪兵并不甘心如此落败，除继续指望佛山的陈开外，又以水路补陆路，将两千多艘大小战船开入珠江，试图沿水面杀入广州。

形势又复杂起来。这次感到最紧张的不是广州军民，而是居住在珠江通商口岸的洋人，因为黑压压的战船就在他们面前。英国驻广州领事赶紧写信，从本国要来了一艘军舰。

英国的军舰是为了保护在华洋人，不是与洪兵作战，所以打仗的事还得叶名琛自己操心。他选择兵分两路，一路由沈棣辉统率，在会合“九十六乡练勇”后，争取完全解决陈开，另一路由他亲自部署，在珠江上抵御洪兵水师。

叶名琛指挥作战，必画地图，这是他取胜的法宝。他所绘制的水战地图更为细致，连可能影响船只进退的风向，都要一一标明，以便对战场上的各种变化做到心中有数。

在广州水战中，叶名琛贯彻了以静制动的原则，即先避一着，由着你攻。洪兵水师虽来势汹汹，但改造的民船很是脆弱，一进入广州炮台的火力范围，基本上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等消磨了对方锐气，便是发起凌厉一击的时候。叶名琛除将原先从战船上拆下的大炮再装上去外，还额外配备了进口洋炮，使得整顿后的广东水师在火力上又超过了对手。

1855年1月，广东水师在珠江上大败洪兵。与此同时，沈棣辉也旗开得胜，顺利收复了佛山。

两个月后，叶名琛发起全面反击，水陆洪兵均被彻底击溃，广州才算完完全全地得到了拯救。

假如洪兵占领广州会怎么样呢？这里可能成为第二个南京，太平天国不仅将拥有一个有力的同盟者，并且还可以从广东得到军火和兵员补充，因此对咸丰来说，守住广州并击败洪兵的叶名琛，其功绩不亚于保卫京城的僧格林沁。

在此时咸丰的心目中，要给得力将帅排名次的话，叶名琛纵使不能与僧格林沁争夺第一，至少也可列第二，至于曾国藩则还得往后面排——这位老兄刚在湖口落败，曾得意过的湘军也正在晦气之时。

叶名琛被授以协办大学士。在此之前，能得到这一殊荣的两广总督只有耆英。

守住广州后，叶名琛才得以腾出手来打理别的地方，到1855年夏基本稳定了广东全境。

尽管大股洪兵多已被击溃，但两广各地仍遍布着各种中小股的洪兵，且蔓延达数年之久，也就是说，大家还得继续打下去。在此非常时期，处决洪兵人犯也成了一种震慑手段。一般而言，在太平年间，杀一个人是比较慎重的，必须经知县层层上报，经刑部核准才能执行。比如，后来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就反反复复折腾了很多年。

可是战争时就不一样了，人命还不如一条狗，反正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一切程序也都相应成了虚设，普通地方官即有生杀大权。在广东的一个县里，曾报告说处决了八千多洪兵人犯，当时的广东有八十多个县，杀掉的人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叶名琛自己也在广州成立谳局，专门用于审判和处决附近的洪兵。这个从血雨腥风中闯出来的大吏，早已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单纯文官，更不是当初“以诗文鸣一时”的白面书生，杀戮对他而言，亦不过是家常便饭。

清末改革家容闳那时居住在广州，寓所与刑场只隔着几里路。他所见到的刑场之上，无头尸体纵横遍地，而且已经堆成了山。他去刑场时，这些血淋淋的尸首还全部暴露于烈日之下，没有得到任何清理，原因是被处死的人实在太多，一时找不到合适地点掩埋，暂时只能任其暴尸荒野。

时值盛夏，刑场周围完全被毒雾所笼罩。容闳震惊之余，也不免担心，广东人口如此稠密，在毒菌弥漫的情况下，如不对现场进行及时处理，难保不会暴发大瘟疫？

政府当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不久就有人来处理现场了，但也不过是找一个僻远的大沟渠，尸体拖过来就往里面扔，一层叠一层，满了以后往上盖一层土了事。

容闳自小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简易到极致的埋死人方式，这跟屠牛宰羊又有什么分别呢？

在广州，容闳还听说，叶名琛因为资产被源自两广的太平军全部焚毁，所以才迁怒于广东百姓。只要被他抓住的嫌疑犯，口供都不问，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双杀一双，迄今已杀七万五千余人，其中有半数是无辜良民，与太平军并无瓜葛。

坊间流传的说法当然与事实并不完全一致，然而广州当年的那种恐怖气氛却是千真万确。其中的一个依据是，经过血腥杀戮，广州刑场上的黑色泥土已经被血水所渗透，变成赭色，从而变为了红土。有人在原址挖土烧炉子，用这种红土烧制的炉子都特别坚硬，很是耐用，因刑场靠近码头，所烧制出来的炉子便被称为“码头炉”。

很多年后，人们已经忘记了“码头炉”的来历，不知道这个老字号品牌其实蕴藏着一个年代的血泪记忆，但广东民间还是牢牢记住了这一切，叶名琛也因此被冠以“刽子手”的称号，与曾国藩的“曾屠户”算是齐名了。

生财有道

咸丰年间，无论是哪个省，只要在经历兵祸战事，没有一个不被缺钱整得够呛，广东也不例外。

与其他省不同的是，广东还要担负很大一笔协饷。在洪兵大起义爆发前，南方各省所需军饷，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陆续从广东拨解过去的，就连江南大营的向荣，睡醒后一睁眼，首先想到的也是向广东要银子。

一方面是自己在淌血，另一方面还要向外输血，日子过得不是一般的艰难。早在叶名琛打完他的第一大仗粤北之役后，广东省的金库就已经快被掏空了，到了“筹之无可筹，垫之无可垫，挪之无可挪”的地步，叶名琛向军机首辅祁寯藻连连叫苦：“东省亦有立穷之势也。”我快被你弄得一贫如洗了。

如果说这时候的广东财政由富转穷的话，到1854年洪兵大起义爆发前后，则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赤贫。

起义之前，广东遭受了特大水灾。叶名琛看到这与水利不兴有关，于是大力修补堤坝，以保证来年收成，但这是要花钱的。

起义之后，更要花钱，而且得花大钱。当年仅一年的军费就高达一百三十万两，广东两年积存下来的田赋收入不过才二十万两，减去开支，还倒欠一百多万两！

再没钱来填坑，就要破产了。

在叶名琛与徐广缙共同执政广东时，补洞的办法是捐款，两人带头从各自的积蓄中捐出一万两，以后叶名琛担任两广总督，成了一把手，更是开始了官员捐款制度化。

每隔十天，办事人员要向叶名琛送交一份清单，上面标明官员的捐款数，而且分两栏，一栏是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另一栏是五品以下的中低级官员，高的要多捐，中低的可以适当少捐一些。

官员捐款纵使把众人搞得叫苦连天，一年也不过几万两，对于越来越大的窟窿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

要填的是大坑，不是小洞，所以叶名琛也只能豁出去了，在他所使用的所有手段中，就包括不顾一切地打击走私。

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走私和偷税漏税都变得异常猖獗。中国商人这么干，外国商人也这么干，有时大家干脆连成一气。知道官府对洋人投鼠忌器，贩私盐的便在船上雇用外国船员，以冒充洋船，享受所谓治外法权，其他商船运的明明是出口商品，也堂而皇之地伪装成进口货，然后以转口为由，从而逃掉出口税。

出漏洞的地方，古今都差不多，连部位都惊人地一致，只在于你敢不敢，能不能动真格的。叶名琛的态度是绝不留情，举起棍子，乒乒乓乓就是一顿敲砸，哪怕是对待真的洋人走私商，他也毫不客气，船只该扣就扣，货物该没收就没收。

从关税中抠出的银子，单在广州一地，即达一百多万两，等于上年的三倍。

几百万还是不够，于是叶名琛又找到了最重要的生财之道，这就是增收商业税。

对于商业税，以前没人有这种意识，厘金不过是被逼急情况下的剑走偏锋而已。叶名琛进士出身，也并非天生的理财大师，他找到这条路子，其实还是托了洪兵的“福”。

广州被围期间，城内军民每人头上都悬一把剑，自觉性比任何时候都高，不消叶名琛过多动员，商号店铺便每家都捐了一笔钱。

击败洪兵之后，叶名琛需要的钱有多无少，便惦记上了向商家收税，而且他还发现，在商人云集的广东，这么做有绝对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使命和责任

在珠江三角洲的各个贸易中心，叶名琛都设立了捐输局，实行“派捐”。派捐名义上是捐款，其实就是抽税，征税对象为经营生活必需品的商人，比如，卖布匹的、卖棉花的、卖食油的。税率也不低，是商品销售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远超厘金。

叶名琛的理由也很充足，征收之前，他专门进行过调查，对商人的收入情况很了解。这就像在商业繁华地带开店，如果是最热闹市口的店面，你就是把租金定得再高，要租的人还是一样会抢破头，何况作为生活必需品，利润本来就不薄。

在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中，不包括广东汕头，但因为汕头与广州的通道曾被洪兵截断，在缺乏管束与制约的情况下，汕头曾一跃上升为走私贸易的天堂，贸易额高达几百万两，洋人走私商们也是络绎不绝，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叶名琛没有放过汕头，他的务实之处在于，知道汕头不是通商口岸，但你们如果硬要从这里上岸做生意，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你们得接受“派捐”，从几百万两贸易额里分出一些银子给我。

“派捐”极大地缓解了广东的财政危机。据统计，当时从广东一个小镇的布店行，就可以收到总计六万两白银。

钱多了之后，叶名琛也不敢挥霍，而是千方百计地节省和削减开支，以确保这些钱能用到“最合适的地方”去。

什么叫“最合适的地方”？江苏、安徽、湖南、湖北、福建……除京城之外，都是兵连祸结，仗一直打不完的地方。

叶名琛代替咸丰成了前线部队的后勤总管，他的作用在当时无可替代——如果没有广东提供的洋炮和船只式样，湘军水师不可能与太平军水营拉开差距；如果没有广东发来的“红单船”，江南大营都不知道如何去封锁南京；更进一步说，如果没有广东的协饷，南方战场就可以直接宣告停摆，甚至于连咸丰的内务府，也得靠叶名琛的钱才能渡过难关。

南方的这些省份，就原来的经济实力而言，广东并非第一。江苏和浙江都比广东富庶，江苏的南京虽被太平军占据，但向荣拥有的苏州、常州这些地方都是财源茂盛之地，不料向荣却还要广东接济，惹得咸丰大为光火，认为向荣只会打仗，在理财方面简直是个糊涂虫，钱就是扔在地上，他都不知道如何去捡。

向荣是个老军人，字也不识几个，不会弄钱情有可原。隔壁的浙江还没怎么受到太平军的侵袭，又是由布政使主抓财政，结果仍因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导致布政使悬梁自尽。

叶名琛超常的理财能力得到公认，各省都期盼着这位财神爷能伸手拉自己一把，哪怕是得到两广总督的一封亲笔信，都“令人不食自饱”。

叶名琛至此到达了个人事业的巅峰。他成了大清国的又一个拯救者，如果这时候你再让咸丰排个名单，叶名琛极可能已超过僧格林沁，理由很简单：僧格林沁打赢的只是一场战争，叶名琛支持的却是全国整个战场。

1856年，咸丰拜叶名琛为体仁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为正一品大员，能得到这一品衔的人非常少，要好几年才出一个，在咸丰执政期间，包括叶名琛在内，一共才四个人。

叶名琛虽跃身体仁阁大学士，但咸丰并没有调其到京，而仍以两广总督之职留任广东。

他需要这位继林则徐之后声名最为显赫的大吏继续掌控岭南，否则天京事变后的南方战场就可能失去后勤保障。除此之外，按照惯例，两广总督同时兼任通商大臣，叶名琛还必须负责管理包括广州在内的五口通商事务。

使命和责任如此之重，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叶名琛，换其他任何一个人，咸丰都不可能放心。

叶名琛亲身参与了当年的广州反入城斗争，在外交事务上也早已不是新手，他知道跟洋人打交道，哪些是原则，哪些是策略，哪些可以退让，哪些绝不能妥协和示弱。

就广州一地而言，讲得简单直白一些，就是断不能放英国人“入城”，其他则都可商榷。可是世上的事就是如此，你越不让干，对方却可能越感兴趣，也就越想干。南京条约之后，中英吵吵嚷嚷都是为的这个，在广东，徐广缙和文翰曾为此不知打了多少官司，几年后双方易人，但争执不下的还是这个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