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当亡不当亡



在曾国藩演练湘军的这一年，外面的世界一天也没有平静过。

咸丰好不容易促成的江南江北两大营，并未能困死甚至攻破南京，反倒是太平天国组织的新一轮进攻，让他再次陷入困境。1853年5月8日，太平军从扬州出发，发动北伐，矛头直指大清国的心腹之地。

咸丰对此当然不敢掉以轻心，他赶快把北方各省所能调动的绿营八旗都拿出来，用于堵截北伐的太平军，但还没等他完全部署好，6月3日，另一股太平军又从南京出发，以保障供给为目的，举行了西征。

咸丰顾此失彼，匆快之下再拨不出多余力量来应付，只得命令南方各省尽力自保。太平军自广西出发，到定都南京，长江沿途省份差不多都已被扫过一遍，所驻官军少得可怜，哪有什么自保能力。仅仅一周之后，西征的太平军便攻克了长江北岸重镇安庆，随后又继续溯江西上。

6月24日，太平军兵临南昌城下。此前几天，驻守南昌的江西巡抚张芾正在焦急地等待一个人，他相信只有这个人才可以拯救自己，挽救这座城池。

江青天

让张巡抚如此期盼的是一个湖南人，叫江忠源。

江忠源的相貌跟三国时的刘备有得一拼，都是身材很高，且“手垂至膝”，不过早期的江忠源不像刘备，倒更像刘邦，“黄赌毒”里面，除了不吸鸦片，他占了两个。

虽然行为不检，然而此人却有一股难得的豪侠之气。中举后他赴京会试，对身体不好的同学非常照顾，常常为之寻医问药，同学病故了，他还买来棺木，当自己亲人一样帮助处理后事。

江忠源在北京三次参加会试，三次负责护送友人灵柩回原籍，不畏千里跋涉，不怕误过考期，没有钱了，就典当衣物，徒步当车。其古道热肠，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湖南学子中，江忠源遂有侠义儒生之美称。

曾国藩也爱扶困济弱，尤其乐于为人撰写挽联。他与江忠源因此被誉为当时京城中最为难得的两个湖南人。人们说，只要京城里死了人，江忠源必会帮忙买棺材，曾国藩则必送挽联。

同为湖南老乡，江忠源有心拜谒曾国藩，可是侠义虽可贵，清白价更高，江忠源既有“黄赌”的恶名，曾国藩这个道学先生就不想接见了。他对门卫交代说，来找我的人“素无赖”，这人是个很流氓的家伙，你替我编两句话给打发了吧。

门卫便把主人的原话给江忠源照说了一遍。听完后，江忠源老实地承认自己确实曾有“黄赌”的嗜好，也知道今天要拜访的是个讲究人，但是他让门卫给曾国藩捎去一句话：“天下岂有拒人改过之曾国藩邪？”

这话让曾国藩很是震惊，出言不俗啊，快让他进来。

见到已为京官的曾国藩，江忠源毫不怯场，天下大事，侃侃而谈，而且说话时声如洪钟，因为过于激动，甚至把茶杯都给弄翻了。

遇到把茶杯打翻这种尴尬事，左宗棠或许还要巧言掩饰一下，江忠源没有那么酸，他就像没看到一样，仍然谈笑风生。

自此两人结为至交。当时大清国仍在承平之际，即便闹腾过一段时间的鸦片战争，也像所有的边境冲突一样，只影响到沿海的几个省份。长期的和平生活足以使人昏昏，江忠源对此却有先见之明，在交往中，他将自己的想法如实告诉了曾国藩：“天下可能将有大乱，有勇气的读书人绝不能袖手旁观，应为平定大乱建功立业。”

旧时凡是出名的士大夫，若不会点旁门左道，似乎就会让人看不起。林则徐钻研过星象，曾国藩则是对相面术情有独钟。他后来对别人说，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像江忠源这样的人，太厉害了，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以后一定会扬名天下。不过曾国藩也预言了对方的结局：江忠源性格刚直豪爽，他如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去平定大乱，“终以节烈死”，将会死得很壮烈。

江忠源的心思完全不在老套的道德文章之中，他攻读四书五经，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对书里的教化语言丝毫不感兴趣。大概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在京城八年都没能更上一层楼，三次会试都落了榜，失去了成为进士的可能。

当不了进士，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自乾隆年间起，吏部在选用官员时采用了一种新的办法，即每六年从会试不中的举人中进行一次选拔，成绩一等的分发各地做知县，成绩二等的授予教职，俗称“大挑”。

这次江忠源总算挤上了末班车，名列二等，可以凭教职混碗饭吃了。不过这碗饭也不是想吃就马上吃得上，必须先在吏部挂号。“大挑”嘛，顾名思义，等到若干年后，有相应官位腾出来，才可以把你们这些备选的拿出来大大地挑选一下，至于哪一年挑，以及你能不能被挑中，就是未知数了。

江忠源不是靠死读书吃饭的，他靠本事吃饭。回乡后，江忠源便招纳子弟，组织乡勇“剿匪”，这样就不用等了，吏部按其战功将他破格录用为知县。在湖南学界，江忠源也首开了书生从军的先例。

不过七品芝麻官的运气不好，江忠源赴任的地方是浙江舟水，当时正在发大水，随后还爆发了抢米风潮。

按大清律法，抢米就是抢劫犯，一般官员的做法，都是把抢米的人抓起来，按律定罪，但江忠源与众不同。他把全县士绅找来，让大家捐资赈灾，并亲自写匾赠送。

捐得多的，门口挂一匾，曰“乐善好施”，另外墙上张贴一张告示作为护身符，说明这是好人家，不能抢，抢了一律处死。不肯捐或捐得太少的，也有匾相赠，曰“为富不仁”。挂上去后，江忠源派专人巡视，不许随便摘下。

如此一来，江忠源“乐善好施”的匾就成了抢手货，士绅们谁也不愿意捧一块“为富不仁”回来。

士绅乐于捐款的前提，还取于官府不能从中揩油，江忠源将灾民造册，让捐款人按册子直接进行捐助和救济，官府只是履行监督的义务。

等人心安定后，江忠源再对抢米风潮中抓获的人犯进行处理，除将作恶多端的抢劫惯犯予以处决外，其余人等一律释放，江忠源因此被秀水的老百姓称为“江青天”。

出奇制胜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赛尚阿督师广西，有“剿匪”经验的江忠源随军效力。他从跟着自己“剿匪”的乡勇中选出五百人编为一军，因所有勇丁均来自江忠源的家乡湖南新宁，故称新宁勇，这就是湘军中最早的一个支派——楚军，也称楚勇。

在官军序列里，江忠源属乌兰泰指挥，乌兰泰很赏识江忠源，把他作为自己的左右手，但乌兰泰本人与向荣不和，两人经常闹矛盾，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密切配合。江忠源为此不知劝了乌兰泰多少次：别再跟同僚怄气了，大敌当前，这样只会坏事。

乌兰泰却无论如何拗不过这个弯，他认为他的功劳比向荣大，赛尚阿应更重用自己，为什么反而要去偏袒向荣，不公平。

江忠源调解不成，顿感前景不妙：跟太平军作战，本来就没有绝对优势，你们还要窝里斗，能不打败仗吗？

于是江忠源便以母亲生病为由告退回家了。

官军包围永安时，江忠源听说向荣要“以追为剿”，意识到这是个馊得不能再馊的点子，赶紧派人送信给向荣：只要继续深沟高垒，等到太平军一旦粮尽援绝，便可以将其困死在城里。

向荣却偏要摆噱头给赛尚阿和乌兰泰看，弄什么妙计歼敌。结果正如江忠源所言，太平军一旦突围出去便势不可当，他们由守转攻，反过来包围了广西省城桂林。

听到消息，江忠源坐不住了，他又扩招了千名乡勇，率部火速赴援。这时乌兰泰已受伤死于军中，江忠源遂得以独立指挥楚军。

江忠源治军，可以看到他当学子时古道热肠的一面，作为统兵将领，他关心和体恤士兵，能够同甘共苦，当兵的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从不搞特殊待遇。另一方面，“江青天”时代的机敏务实也随处可见。每次作战前，江忠源都要深入前线，对地理形势进行一番认真观察，之后举着马鞭，告诉部下们，哪里可以诱敌，哪里便于设伏。

在后来的很多次战役中，楚军都并非主力，但由于江忠源善用地形，往往却能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桂林一战，江忠源没有到城里去协防，而是大胆地驻军城外，结果三战三捷，迫使太平军撤围而去，令人叹服不已。

不过真正让江忠源扬名天下的，还是蓑衣渡之战。蓑衣渡是湘江上的渡口，位于湘桂两省交界处，过了蓑衣渡，很快就可进入湖南。江忠源料定太平军要入湖南，则必经蓑衣渡，因此向他的上司提出要在蓑衣渡伏击太平军。

江忠源的上司早就被太平军打成了惊弓之鸟，正面挡都怕挡不住，哪里还敢搞什么伏击，江忠源的方案被一口回绝。

江忠源不甘心，他亲自到蓑衣渡查看地形，发现此时江水暴涨，水流湍急，战机实在不容错过。上司不同意，他就独自率楚军赶到蓑衣渡，砍伐湘江沿岸树木制作木桩，然后钉入河底，以阻断水路。唯一麻烦的是人不够，湘江两岸，楚军只能埋伏在西岸，无法顾及东岸。

几天后，太平军乘坐数百条船到达蓑衣渡，当即被木桩拦住去路。楚军乘机以火炮和火箭攻袭，将太平军压于江中。双方激战两个昼夜，太平军最终找到东岸的空隙，才登岸冲了出去。

蓑衣渡之战，是清军与太平军作战以来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太平军在这一战中损失了全部辎重粮草，数千精锐的广西老兵战死，最惨的当然还是此前已经受伤的南王冯云山中炮身亡。

在拜上帝会的领导人中，冯云山算是天父的三阿哥，也就是说，洪秀全以下就轮到他了。更重要的是，早期教徒大多是靠冯云山发展出来的，“教主”洪秀全不过因人成事而已。更有论者甚至认为，冯云山的死直接关乎后来太平天国的兴衰。

虽然太平军逃离了蓑衣渡，但这一战对其士气打击是如此之大，若不是东王杨秀清坚持己见，洪秀全等人当时就想散伙回家或者转返广西了。

杨秀清说：“我们都已经骑上虎背了，还能下得来吗？唯今之计，就是专攻金陵（南京），以后即使不能完全取得天下，起码据其半总还是有的。”

听他这么一说，众人觉得有道理，遂鼓起勇气，继续向湖南挺进，而且很快就杀到了长沙城下。

面对面角逐

长沙告急的时候，曾国藩还在湘乡守孝，而他当年认为前途无量的江忠源已经赶到了长沙。

此时长沙的攻守战甚是激烈，但江忠源不看这个，他观察的是长沙城外的地形。一看，糟了，作为制高点的天心阁被太平军占领了。

鸦片战争以来，据高建立火炮阵地的打法已渐为人知，当然也有无师自通的。按照江忠源素来的军事理论，地利为第一重要，须寸土必争，桂林之战为什么要驻扎城外，就是要抢一个好地形，而蓑衣渡一战也完全是借了地势的光，否则几千人哪里是几万人的对手。

江忠源立即组织敢死队，与太平军争夺天心阁。

初战虽曾夺得一面大旗，但终究没有能够攻克对方营垒。既然已认准天心阁是固守长沙的关键，江忠源哪里肯舍，他索性挨着太平军扎营。两军大营相距仅数十米，咳嗽一声都听得见，而且还同饮一口水井——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很自觉，没有敢朝井里下毒或吐口唾沫什么的。

靠着人贴人的战术，江忠源一步步进行挤压，终于把太平军的防区挤得越来越小，逐渐变成了背水临城的不利态势。

长沙之战，杨秀清、石达开都参与了指挥。作为太平军前期最出色的将领，他们都很年轻，杨秀清三十一岁，石达开才二十一岁，与赛尚阿、向荣这些六七十岁的老头形成明显反差。战场上的淘汰率是最高的，老头们已经或正在退出舞台，在长沙城外与杨秀清、石达开角逐的是四十岁的江忠源。四十岁，更是一个男人的黄金年龄，经验、能力、动力都近于完美。

面对面角逐，年轻的一代并没有能够战胜成熟的一代。经过三个月的围攻，太平军不仅没有找到入城的空隙，还蒙受了较大伤亡，位于太平天国领导层第四把交椅的西王萧朝贵被火炮炸死。

固守长沙的把握越来越大，但是城中文武百官仍然不敢松懈，只有江忠源语出惊人：“太平军锐气已挫，可能要撤退了。”

他这么说是有依据的。根据江忠源的观察，长沙四面布满官军，只有湘江西岸空虚，现在一部分太平军已经渡江到了西岸，为的就是收割岸上的稻谷，以便补充军粮。

这说明什么，说明太平军所携粮草将尽，倘若再攻不下长沙，就一定会撤退。江忠源的想法是，乘太平军撤退，在他们必经的回龙塘水道设伏，再次复制一个蓑衣渡之战，但鉴于太平军力量大大增强，楚军不可能独当其任，江忠源希望大家一齐上，他当先锋，全军设伏。

方案一拿出来，除了湖南巡抚表示赞同外，底下诸将都变成了缩头乌龟，谁也不敢到城外去与太平军一决雌雄。

巡抚是一方大员，但聚集长沙的多为外省军队，这些军队不愿意去，他也没办法。江忠源见状，决定亲自去湘潭找接替赛尚阿的钦差大臣徐广缙。

徐广缙初来乍到，对前线的情况不了解，何况他也只是个文臣，缺乏江忠源那样的名将眼光，他认为长沙驻军的主力若是出城设伏，风险太大。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战机全给浪费得一干二净，江忠源急得直跺脚，却又无可奈何。

对战场上的风云变幻，江忠源一向算得很准。太平军撤了，而且一丝不差地是沿回龙塘撤走的。长沙诸将闻之愕然，没有敢鼓掌相庆的，他们都被这个官职不大但料事如神的江忠源给比了下去，当战机失去，只有懊悔和沉默的份儿。

事后有人还怀疑这些将领是收了太平军的贿赂，所以故意纵敌，其中一名将领只好红着脸辩解道：“贼（太平军）都不怕我们，人家凭什么要出钱贿赂我们？”

照例，太平军走，官军是要跟着追的。江忠源意冷心灰，打死也不肯再与这些笨蛋同僚为伍，而宁愿留在湖南“剿匪”。

只有赫赫战功和过人的军事才华是遮掩不住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江忠源由知县升知府，由知府升巡抚，成为湖南士子中投笔从戎并崛起于官场的第一人。

江西巡抚张芾久闻其名，对于他来说，只有江忠源把守南昌，才是最让他放心的。江忠源正奉旨到江南大营报到，途经九江，就接到了张芾的告急文书，他立刻星夜兼程赶往南昌。

救火队长

1853年6月23日，江忠源率领千余楚军到达南昌，只比太平军早了一天。看到江忠源这个有名的救火队长赶到，张芾差点哭出声来。他亲手把“王命旗牌”交给江忠源，表示在守卫南昌期间，包括他本人在内，全都服从命令听从江忠源的指挥。

王命旗牌是朝廷颁给地方大员，用于便宜行事的令牌。这个东西一交出来，就等于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了出来，但是这么一交真是值得，因为江忠源名不虚传。

按照防守长沙的经验，江忠源一到南昌，便将城外的民房尽行焚毁，从而使太平军失去了前线隐蔽所。

太平军还没现身，民房就给烧了，南昌的老百姓起初怨言四起，第二天却发现还真的非烧不可。太平军从江上登陆后，找不到靠近城墙的堡垒或制高点，只好顺着较远一些的文孝庙修建堡垒，然后用火炮轰击城池，就这样也杀伤了很多守城官兵，若要靠得再近一些，无疑对守城是一个莫大的威胁。

距离限制了火炮的作用，太平军只好提前投入“土营”。“土营”是太平军继水营之外组建的第二支特种部队，以加入太平军的煤矿工人为骨干，实际上是一支工程兵部队。其任务是实施“穴地攻城法”，即先进行土工作业，挖掘通往对方要塞之下的地道，再用炸药进行爆破，从而为攻坚创造条件。太平军能够攻克武昌、南京，土营厥功至伟，可以这么说，在冷热兵器混杂的近代战争中，土营几乎就是突破高大城墙的唯一金刚钻。

如何对付土营，江忠源当然早有研究。他采用的是“瓮听法”，其法要点是预先在城内紧靠城墙的地方埋一座大瓮，派人坐在里面，专门侦听来自地下的动静。如果有掘土的声音，立刻循声向下对挖，从而破坏对方的地道。

大家都很努力，但总有防不胜防的时候。土营终于得以挖通一条地道，并引爆了炸药，城墙被炸开数十丈的缺口，太平军蜂拥而上。江忠源亲自率部上前格杀，将太平军击退后，用装满泥土的布袋填塞缺口。如是者三，才保得城池不失。

楚军军纪严明，没人敢临阵溜号，但楚军一共也才一千多号人，与之配合的绿营是薄弱环节。江忠源便用楚军来监督绿营，每隔四五个城堞，就安排一名楚军士兵，由这名士兵来监督其他绿营兵，如果有人弃城而逃，可以立即斩首。江忠源自己也以身作则，在最易被攻破的一面日夜巡防督战。

远在天京的东王杨秀清始终关注着南昌的攻守。这是自从围攻长沙后，他与江忠源在战场上的第二次激烈交锋。按照杨秀清的原订计划，在攻取南昌后，太平军就将进入湖南，但是此次战役的结果却与长沙之战没有什么不同，同样是打了三个月，同样是太平军在蒙受较大伤亡的情况下仍不得其门而入。挫败面前，杨秀清唯有下令从南昌撤军，并将西征主将赖汉英予以革职问罪。

这一次对峙，江忠源又赢了，他不仅保住了南昌，还保住了湖南，但是一如长沙之战，杨秀清很快就将转败为胜，因为他撤下了一个不太能打的，换上了一个特别能打的。1853年9月25日，翼王石达开到达安庆，接过了安徽方面的西征军务。

在早期亲临前线的太平军将领中，有很多是李逵似的黑旋风，智勇兼备的较少。石达开是一个例外，他在战场上熏陶和锻炼出了不一般的军事修养，有着极深的谋略。在围攻长沙之战中，就是他率先想到乘虚而入，控制湘江西岸的稻田，从而维持了太平军的军粮补给。

翼王上阵，局面马上不一样了。他不是专攻一城，而是全面开花，并依靠水营的灵活机动和工营的擅于攻坚，一步步把对手逼上绝路。

关键时候，江忠源所统率的楚军也出现了问题。由于军饷有困难，士兵开始闹饷，有人甚至对江忠源兵戈相向。之后，官兵不是未战先溃，就是哗散还乡，曾以作战英勇而闻名的新宁勇终至瓦解。

江忠源对此痛心不已。他自己总结教训，认为原因“不在勇而在带勇之人”，是营官没配好，不像湘军，营官大多是“不爱钱，不怕死”的读书人。

症结是找到了，但长江沿岸的形势，根本容不得他这个救火队长再坐下来从容练兵。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然后继续跑东跑西，累到吐血。

江天忽报大星沉

1853年11月中旬，太平军逼近安徽省会庐州（今安徽合肥）。庐州知府胡元炜向江忠源求救，但是此时江忠源正病倒在床，跟着他的残余楚军由于长期得不到休整补充，也越打越少且战斗力锐减。

为了能让江忠源舍命捞自己，胡元炜在信中扯了个谎，说庐州兵力和粮饷充足，光乡勇就有万人：反正是兵强马壮，您老人家来了指定开心，只要动动嘴，想想招，太平军的那几头烂蒜都不够咱爷俩捣的。

江忠源信以为真，遂强撑病体，让人用担架抬着上了路。12月10日，已被任命为安徽巡抚的江忠源进入庐州，去了之后才发现，他被胡元炜给忽悠了。

江忠源把他带去的楚军加一块，全城兵勇一共才三千人，而且庐州城墙低矮，物资也很缺乏，与胡元炜所说的相去甚远。

胡元炜是个肥嘟嘟的胖子，江忠源气恨恨地对他说：“你小子既然肚子里有这么多鬼心眼，应该是用脑过度的瘦猴形象才对，怎么会长一身肥肉出来？”

骂归骂，既然来了，守还是要守。未等江忠源部署完成，大批太平军已经赶到庐州城下。江忠源带病指挥，他明白此一时彼一时，庐州守军势单力薄，必然难以长久支持，因此急忙写信对外请援。

可是太平军早就为他准备了围点打援的战术，赴援的兵马来多少被打掉多少，剩下的噤若寒蝉，纷纷裹足不敢向前。陷于孤城中的江忠源不得不带病指挥，用守南昌的办法来守庐州，如此艰苦忍耐，又坚持了月余。

在攻城过程中，太平军嗅到了城内的紧张空气，他们立刻派人入城打探动静。令人吃惊的是，曾经厚着脸皮把江忠源拖下水的知府胡元炜，竟然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动摇，他背叛江忠源，把城内的情况跟太平军一五一十地做了交代。太平军由此了解到城中食物将尽，军火也所剩无几，于是攻势变得更为猛烈。

对付“穴地攻城”，江忠源用的是老办法，太平军土营却通过改进，创造了新技术：你不是会破坏地道吗？好，我这次给你来个双黄蛋。

土营掘的是双层地道，破坏了上层，还有下层，而且弯弯曲曲，让守军捉摸不透。1854年1月14日晚，上层地道的炸药炸塌了城墙，江忠源派兵抢堵，但是下层地道再次发生爆炸，守城兵勇非死即伤，乱作一团。太平军乘势如潮涌入。

眼见大势已去，江忠源欲抽刀自刎，被左右拦下。此时天还没亮，又起了大雾，有忠心的部下将已负重伤的江忠源背在肩上，欲借机冲出包围。江忠源不愿拖累别人，劝止不住，突然咬住部下的耳朵，趁对方一松劲，他挣扎出来，径直跳进一口水塘自杀而亡。

江忠源守城时，曾给咸丰上疏，言“誓与此城共存亡”。咸丰寻寻觅觅，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将才兼救火队长，哪里舍得丢弃，因此破天荒地在奏疏上批示：“不必与城共存亡。”

当咸丰的圣旨寄到，庐州已城破两天了。江忠源死后，他的部下冒着风险重新派人潜入庐州打探，最后从水塘的桥下找到了江忠源的尸体。尸体被运回楚军军营时，距其身亡已经有二十二天，竟仍面目如生。楚军部卒见之，无不痛哭失声。

曾国藩又要写挽联了，这回是给他预言会“节烈死”的江忠源：“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

三战，指江忠源死守过的三座重要城池，即长沙、南昌、庐州。八座，指江忠源按军功所得的官衔，从知县到巡抚依次为八级。

大星江沉，曾国藩失去了一位至交，不久之后，他还将失去一位老师。

曾国藩参加过的考试多，当然老师就多，在那些出名的座师中，除了穆彰阿，尚有吴文镕。

更为巧合的是，吴文镕还曾是“江青天”的上司。吴文镕曾出任浙江巡抚，出任之初，他就对浙江进行了巡视，一圈看下来，他发现一省之内就没几个好官，不是贪污受贿，便是无能渎职。吴文镕一口气弹劾了五个不称职的知县，但仍解决不了问题，新的换旧的，不过是一百步与五十步的差距而已。

秀水知县江忠源的出现，让吴文镕眼前一亮。他从没见过这么优秀的官员，又清廉，又能干，简直无可挑剔。

一个小小知县，吴文镕却待之如国士，浙江境内凡赈灾、治盗和水利等一干大事的处理，皆依赖于江忠源在秀水所取得的经验，吴文镕只是把它们推广开来而已。

后来江忠源的父亲去世，江忠源请辞归家。临行时，吴文镕亲自送行，见他两袖清风，便叹息着说：“像江知县这样贤明的人，怎么可以两手空空地回去给父亲办丧事呢？岂不寒了志士之心。”

吴文镕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拿出五百两送给江忠源，同时还在赈灾有功人员名单中，将江忠源列入第一。

吴文镕与江忠源一直有书信往来，清军在永安围住太平军那一仗，吴文镕就曾在信中表示，这一战若不能成功，就会放虎归山，进入湖南的太平军将不可制。

悲催搭档

吴文镕有长远眼光，江忠源有战场谋略，可惜他们都无法让时局的车轮跟着自己转。在吴文镕临时调任湖广总督时，长江沿线战场已经风雨飘摇，太平军更是进逼武昌。

这个时候就如何守城，吴文镕和湖北巡抚崇纶产生了分歧。

清代的督抚制是一个很让人纠结的制度。从名义上来看，总督的权力要大过巡抚，但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巡抚并非总督的下属，大家都只对皇帝一人负责。

这样一来，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关系就很微妙。合得来当然没问题，可以做到齐心协力、优势互补，比如广州反入城斗争时的徐广缙和叶名琛，可若是合不来，就免不了互相扯皮。

吴文镕和崇纶便是一对很悲催的搭档。崇纶以武昌缺乏军饷且兵力单薄，无法固守为由，主张移营城外进行野战，实际上是想随时找机会开溜。吴文镕则坚持死守待援，与武昌共存亡。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太平军已经逼近，想出去也不可能了。吴文镕指挥守城，武昌居然守住了，太平军撤围而去。

这对崇纶来说可真不是什么好消息。他和庐州知府胡元炜是一样的小人，都是有祸事就躲，有功劳就抢，有能人就妒，吴文镕的成功毫无疑问意味着他崇纶的失败。

“鸡蛋里挑骨头”是小人常用的招数，崇纶也精通这一招。他向咸丰告了吴文镕一状，说吴文镕闭城固守的战术属于守株待兔，不仅没功劳，还因此放跑了太平军。

给崇纶这么一诬陷，吴文镕的守城功绩大为失色，反倒是崇纶似乎有先见之明——要早点照我说的去做，野战于武昌之外，太平军怎么会说溜就溜，肯定能予以一举歼灭啊！

看了崇纶的奏折，咸丰也糊涂了，不知道谁说得对。他只知道一样，这两督抚在一起，不仅不和衷共济，还在相互拆台，那就干脆一拆两半吧：崇纶守城，吴文镕负责去野战。

收到咸丰的旨意，崇纶幸灾乐祸，天天催着吴文镕出城，但吴文镕一直不肯动身。他已经发出信件，陆上征调胡林翼的黔勇，水上邀约曾国藩的水师，请这两路人马赶来助战，到时他再率军从武昌杀出，野战才有胜利的把握。

吴文镕迟迟不动身，就是想抓紧战场上宝贵的暂停时间，继续选拔和训练官兵，同时等待其他水陆两军聚齐。可是他的举动在崇纶看来，就是怯懦：哈哈，不敢去了吧，就知道你会这样。说我无能无胆，你倒是表现一下你的英勇气概呀？

崇纶对吴文镕极尽冷嘲热讽、贬损挖苦之能事，甚至还用“抗旨不遵”来进行威胁和逼迫。吴文镕气愤不已，他说我受到国家厚恩，难道还会怕死吗？我是在等待一个夹击太平军的最佳时机啊，现在你既然这样说我，“今不及待矣”，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吴文镕随即亲率数千清军进驻武昌周边的黄州，与太平军相抗。从出城的那一刻，吴文镕就知道黄州一行意味着失败和死亡，但他只能如此。

自吴文镕出发后，崇纶便暗中掣肘，甚至不按时向黄州运发粮草。加上天气严寒，士气低落，黄州战败不可避免，吴文镕所建十一座兵营被全部烧毁。最后时刻，他选择了和老部下江忠源一样的道路，即投水自尽。消息传来，崇纶还落井下石，报称吴文镕失踪，意思就是并非战死，而更可能是逃跑或投降了。

几个月之后，曾国藩进兵黄州，访问当地老百姓，人们都说吴文镕死得很壮烈，很多人还流了眼泪。为了给老师洗清不白之冤，曾国藩据实上奏，咸丰了解实情后十分震怒，当即要下诏将崇纶逮捕治罪。崇纶闻风服毒自尽，也算给了死者一个交代。

江忠源和吴文镕的相继战败自杀，对曾国藩造成了极大的刺激。

江忠源与曾国藩不仅有十多年的交情，他还利用自己不断跃升的政治地位，进言咸丰，让咸丰支持曾国藩扩充水师。可是当太平军包围庐州，江忠源向曾国藩求救时，曾国藩仅派了一千陆师赴援，而没有派出至关重要的湘军水师前去解围。

心惊肉跳

吴文镕身为曾国藩的座师，也一直是曾国藩背后的有力支持者。早在他第一次固守武昌时，就向曾国藩发出了急速援救的信函。曾国藩不愿意，只是部下踊跃，才勉强答应，但一接到太平军撤围的通报，就马上取消了出发的命令。

第二次吴文镕奉旨与太平军决战，又接连写信给曾国藩，要其尽速派水师赴鄂，可曾国藩仍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出现于黄州。

不论是依据世俗人情，还是对照理学标准，曾国藩都该被打屁股，可他又不得不这么做，原因就是他没有准备好，尤其水师还处在雏形阶段，其中快蟹船只有十艘，连油漆都没干，从广东采购的洋炮还在路上，至于水勇，才刚刚开始招募训练。可想而知，若以这样的水平仓促出战，难免会输得落花流水。

自出走长沙后，曾国藩再次发挥了他咬牙忍耐的硬功夫。在没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他死也不肯拿水师去冒险，以他这样一个把儒家伦理道德奉之如圭臬的人，可想而知，其间需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

当然更应该让人感到佩服的还是他的老师。吴文镕被曾国藩说服了，认为曾国藩做得对，反过来一再告诫对方在水师完成训练之前，千万不能轻易出兵。

战死前两天，吴文镕给曾国藩写去一封信。在信中，他说我是被逼才来到黄州前线的，没有胜利的希望，所以必死无疑，今后只有靠你在衡阳训练的部队，才有能力跟太平军作战。

吴文镕怕曾国藩念及师生之情，不顾一切地前来援救，因此一再叮嘱曾国藩非有把握不得出战。二者存一，他要保全一个人，不是从人伦的角度，而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按照人伦，学生不救老师乃大逆不道，但按照国家利益，学生比老师更重要，因为以后的东南大局全要靠这个学生来支撑了，倘若曾国藩再有不测，他吴文镕纵使能侥幸活下来也挽不回这一损失。

吴文镕生前留下的这些话让曾国藩痛彻于心，“深忧之”，很长时间都难以自拔。

他要么不出战，出战就必须做到最好，否则他将一无是处。

当南方战事混沌一片时，咸丰正在北方面临一场更猛烈的冲击——较之于西征，北伐无疑更让他心惊肉跳。

北伐军统兵将领为林凤祥和李开芳。林、李都是广西武鸣人，有“武鸣双雄”之称，两人都有一身硬功夫，从拳术到骑马射箭无不擅长，在太平军内被尊为“军锋之冠”，乃军中一等一的悍将。

北伐军共有两万之众，论人数远不及西征军，但从广西到南京，他们一直都是先锋部队。什么样的部队才能做先锋？当然得是精锐才行，尤其这两万人里面还有三千是广西“老兄弟”，这些人大多是拜上帝教的信徒，且身经百战，称得上是精锐中的精锐。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由于他们资格太老，洪秀全和杨秀清怕控制不住，才索性全部派往了北方前线。

将为一流，兵为一流，可以想象北伐军有多猛。出征前，林、李二人得到的指示是不贪图攻城夺地，要速战速决，以便“疾趋燕都”，第一时间到北京给咸丰好看。

咸丰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他不断地下旨，从北方各省调集军队，关外关内，内蒙陕甘，能抠出来的都被他派往了前线。

在南京谈判时，张喜对英国人说，大清国的北方军队加起来可达几百万，那纯粹是拿来蒙老外的。要能养得起这么多军队，道光咸丰父子还用得着天天苦着个脸吗？事实是，即使在鸦片战争前，绿营八旗加一块也只有八十万，而且还是分散驻扎，平时的职能其实就是维持治安，每次要想集中起来打仗，都只能几万几万地凑。

好不容易凑足了人头，咸丰任命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沿黄河防线对太平军进行堵截。

讷尔经额出身于满洲八旗，此前为直隶总督兼文华殿大学士。咸丰派他出马，实际也是延续了大清建国以来的一个惯例，即遇到重大军事活动，即以八旗重臣督师，一如之前南下的赛尚阿。

应该说这并没什么错。比如乾隆时期的阿桂和福康安，都是腹有韬略、战功赫赫的名将。无奈时年不利，一方面是遇到的对手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则是八旗中涌现的军政人才越来越弱，到道光时，只有一个平定张格尔叛乱的长龄够格，其他如奕山、奕经，都快把督师重臣的脸给丢光了。

咸丰不甘心，继续举着旗子上。可是在先残了一个赛尚阿之后，轮到讷尔经额其实也好不了多少。赛尚阿是“文不知兵”，讷尔经额是“素不知兵”，碰上打仗跟玩似的太平军，都一样被耍得团团乱转。

林凤祥和李开芳先准备在黄河下游渡河，讷尔经额急急忙忙地赶到下游防堵，谁知太平军虚晃一枪，又改从黄河中游抢渡，结果在渡过黄河后，包围了怀庆府（今河南沁阳）。

所向披靡

太平军看中怀庆府，是因为他们通过情报，得知怀庆城内居民殷实，而且出产火药兵器，所以志在必夺。不料怀庆知府余炳焘也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此人虽是文官，但极具胆略。

当时驻怀庆的官军只有三百人，余炳焘另外组织了三千团练兵勇上阵助守。守军借助于城内现成的火药兵器库，在太平军三次轰塌城墙的情况下，三次将其击退。

除固守外，余炳焘还先后采用了敢死队出城冲营、水里投毒等各种能想得出的招数，对太平军进行不停顿的袭扰，反正就是死不投降。

最惊险的一次，太平军集中炮火进行轰击，因此燃起大火，就在这时，风向突变，太平军反而被烧死了好些人，使得这座古城在危急时刻又逃过一劫。

如此强悍的太平军主力，包围怀庆五十六天而竟不能克，称得上是太平军自北伐以来遇到的最大挫折。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城中粮食已尽，饿死的人非常多，但余知府因素得民心，所以仍能保证人心不致涣散。

林凤祥无奈之下，只能改流动速决为持久攻坚，他率部沿城墙挖掘深沟，同时环城筑垒，建成木城和土城，准备继续围困怀庆。对讷尔经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歼灭对手的天赐良机。就好像当初赛尚阿跟在太平军后面，总也找不到，追不上，直至太平军进占永安，才给他提供了聚而歼之的条件。

增援的各路官军，反过来包围了攻城的太平军，但是条件归条件，有没有能力又是另外一回事。讷尔经额与赛尚阿不同的是，赛尚阿还有大局观，讷尔经额则连这个也没有，他记挂的只是自己任职的直隶省，怕太平军跑去直隶，所以围也只围三面，即南、东、北。

赛尚阿是上了向荣的当，讷尔经额帐下倒没有那样自作聪明的家伙，有人就提醒讷尔经额，应在西面布控，以防太平军漏网。讷尔经额才不管呢，他的想法倒跟赛尚阿、向荣等人类似：若是四面都围得密不透风，把太平军给弄急了，还不得和我死磕啊？

讷尔经额的怯懦和自私，让太平军的突围变得无比顺利。撤退前，林凤祥下达密令，让各军营把捉来的山羊倒悬于鼓边，山羊要挣扎，自然会不停地用脚去踢皮鼓。与此同时，他们又在火灶里焚烧干草，做出鼓声阵阵、炊烟袅袅的假象。

等官军闻讯赶过来，早已是人去营空。直到此时，讷尔经额仍然是头脑昏昏，他给咸丰发了个捷报，说是“贼大溃”，完全没有赛尚阿的那种自悔意识。

有人告诉讷尔经额，太平军往西，必然是要翻越太行，进入山西，所幸太行山上尚有险隘，建议立即调兵驻守。他倒也答得干脆：“山西，那是山西巡抚的事，我是直隶总督，管的是直隶。”他给山西巡抚写信，让后者自行派人去防守。

信还没送到山西，“钦差大臣”已经到了太行山的险隘关口，嚷嚷着要进去。寨门一开，太平军一拥而入——原来是假冒的！

犹如当年永安突围，自翻过八百里太行后，北伐军开足马力，二十天破十余城，所向披靡。1853年9月29日，他们进入直隶境内，火烧到了讷尔经额的家门口。这位真正的钦差大臣惊慌失措，晕头转向，带着随从狼狈逃命，身后关防印信、令箭军书丢得满地都是。

讷尔经额的下场与赛尚阿如出一辙：革职逮捕，判处斩监候，后出狱当苦差。

咸丰撤下讷尔经额，换上了胜保。胜保跟讷尔经额一样，都是满洲八旗，也做过内阁学士。不过在太平军发起北伐之前，两人的境遇却是一上一下，讷尔经额官运亨通，胜保一路下坠。

胜保的毛病在于他管不住自己的嘴，而且胆子比曾国藩都大。曾国藩敢说的他说了，说咸丰励精图治之心不如从前。这还罢了，让人受不了的是，他还喜欢拿新老皇帝做对比，口口声声称咸丰的勤俭之德比不上道光，证据之一是内府正在采办唱戏用的服饰。

这时候的咸丰没有哪一刻神经不是绷得紧紧的，身上要承担的压力和要消耗的脑细胞，绝非一张嘴呱呱的大臣们所能想象——我是人，就不能听听小曲，放松一下吗？

咸丰恨不得把说他风凉话的人脑袋拧下来当夜壶使，但有曾国藩这么一个先例在，就得顾及舆论和欣然纳谏的形象，不能轻易治罪。

无论皇帝也好，老百姓也罢，被人指着鼻子骂的滋味总是不好受的，咸丰治不了罪，就亲自写谕旨，针对胜保的指责逐一为自己辩护。如果胜保就此继续犟下去，咸丰拿他一点辙没有，关键时候这厮却又胆小起来，他自个把奏折撤了回去。

这下好，说明你亏心，平白无故诬赖皇上，咸丰顺势把他由从二品的内阁学士降为四品京堂。受了处分的胜保倒并没有因此气馁，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高调。之后太平军第一次攻克武昌，他又给咸丰献策了，告诉皇帝该怎么做怎么做。

咸丰早已心烦意乱，哪里吃得消这么闹腾，于是干脆下旨将胜保下放，让他帮着琦善去营建江北大营。

应该说，胜保不像有些光说不练的大臣，去了江北后很是卖力，也多次取得过战功。只是他的秉性到哪儿都改不了，包括琦善在内，没人不烦他的一张嘴，到哪都不愿带着他玩儿。

你们嫌我，我偏做给你们看。在北方战场，调来与太平军作战的各路部队大多畏敌如虎，胜保所部是其中最特殊也最为抢眼的一支。作战时，他本人总是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而其统率的部队里面，也是勇敢者多，畏缩者少。

来自北京城的紧张空气

在怀庆对太平军实施包围时，极力劝谏讷尔经额阻住西面的，正是这个胜保，他防守的南面，也对太平军构成了很大压力。太平军由此对胜保的印象极深，撤退前专门在寨营前挂上一块大木牌，谓之“小妖（指胜保）免送”。

接着在山西追击太平军，其他部队也是能拖则拖，能推则推，独有胜保率四千兵勇在后面穷追不舍。

不管追的效果如何，总是肯追敢追的。咸丰觉得又有了盼头，在处罚拖延不前的将领及讷尔经额的同时，他又改授胜保为钦差大臣，可节制北方各路兵马。

怕胜保的权威不够，咸丰还特赐了一把神雀刀。与赐给赛尚阿的遏必隆刀一样，这把神雀刀也很有讲究，追根溯源，其历史比遏必隆刀还要久远。它原为安和亲王岳乐所佩，这个岳乐可不得了，顺治时击溃过张献忠，康熙时又平定了吴三桂和耿精忠发起的叛乱，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前朝名将，他的神雀刀也不知砍下过多少敌手的脑袋。

咸丰把神雀刀交到胜保手里：“凡贻误军情者，副将以下，你可以先取他们的人头。”

皇帝终于肯定自己了，胜保激动得像打了激素一样，发着狠在太平军屁股后面拼命追。可是遏必隆刀做不成的事，神雀刀终究也做不成。太平军行动之飘忽，速度之快疾，战力之强悍，都远远超出了胜保的能力范围。一天天过去，他离太平军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1853年10月10日，咸丰听到了一个让他震惊不已的消息：太平军攻占定州（今河北定州）。

北京与定州相隔仅三百多里，也就是说太平军两三天工夫就可以杀到北京。这一消息后来被证明是误传，但是依照太平军的进军速度，这只是迟早的事，再看后面那个气喘吁吁的胜保，都不知道被人家甩到什么地方去了，压根就赶不上来。

实际上，太平军也做好了攻打北京的准备。在北京附近，官军缉拿到一个十五人小组，这十五人皆为太平军探马，他们扮成官兵，戴官帽穿袍褂，前有长轿，后有大马，其任务就是探听北京城防的虚实。

当时的形势，外界都认为太平军指日可至北京城下，北京城亦将成为北方的“小天堂”。太平天国在给英国驻上海领事的信件中，就很笃定地说，“灭尽妖清”已没有什么问题。

西方国家同样作如是观，正在伦敦著书立说的马克思得到了一则来自东方的电报，上面言之凿凿，称中国皇帝预料北京即将沦陷，日前发下诏谕，要将皇室财物紧急运往热河。

几乎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来自北京城的紧张空气。在北京，城内居民特别是大户人家纷纷出逃，短时间内就有三万多户共十几万人，携家带口逃出城外。

在前门大街，也就是道光曾点名要喝片儿汤的地方，原先是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如今竟然跟荒郊一样，看不到一个人。最繁忙的所在是车马行，顾客把门槛都挤烂了，人人都想雇到出逃的车马，车资马费也随之一路上扬，是平时的好几倍。

眼前俨然已是一副城破国灭景象。这一年，咸丰二十二岁，才登基三年，正式拥有自己的年号也才两年时间，可他已经遇到了古往今来，任何皇帝都会为之发怵的危机和挑战。

年轻人的承受能力因此到达了极限，这个时候他再次想起了那个不是亲人但胜似亲人的智慧长者。自杜受田走后，咸丰经常思念自己的老师，而且随着局势越趋紧张，这种感念之情越是深刻：如果杜师傅还能常在左右，面对艰难时事，必然能多有补救，就用不着我一个人咬着牙在这里硬撑了！

殊死一搏

看不到老师，能够看到与老师有关的人也是好的。杜受田死后没几个月，他的大儿子杜翰便由湖北学政擢升为工部侍郎。湖北学政只是个地方上的五品官，工部侍郎却是正二品中央大员。不仅如此，杜翰还奉命入值军机处，成为军机大臣，其跃升速度之快，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

杜翰成了杜受田的化身，咸丰会对着他，说出自己不便向外界透露的心声。他对杜翰说：“自太平军发起北伐以来，一路纵横，五个月之内跨越五省，从江苏攻入直隶，现在又即将打到皇城根下。从这个势头看，明朝的故事就要重现了。”

咸丰所说的明朝故事，是指崇祯皇帝上吊煤山的亡国旧事。在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咸丰感慨良多。他倒不是说明朝不该亡，明如果不亡，哪会有他们清的兴？咸丰的意思是，明不应该亡于崇祯。

崇祯是从他的哥哥天启手里接过皇位的。天启是位有名的“木匠皇帝”，大明朝的根基就是给这位仁兄一口气全部挖空的，《明史》上说，天启虽然在位仅七年，但已经把国家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崇祯继位后，就如同道光、咸丰一样勤恳尽力。他鸡鸣即起，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处理政务，据说在他执政期间，皇宫里面从来不搞宴乐这类事。

可是大明朝偏偏不亡于天启，而亡于崇祯手中，也就是说天启欠下的债要让崇祯来还。这债务委实太多太沉重，崇祯还不了，结果被债主逼近家门，只得自杀殉国。

“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就好像一个懒散成性且成绩一塌糊涂的差生能侥幸升学，而另外一个勤勉自律、天天向上的好学生却要被劝退。历史的不近人情处，足以使所有的励志圣经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咸丰对此伤感不已，他说的是崇祯，其实叹的是自己。自即位以来，他岂不也一样的拼命，一样的夙兴夜寐，可是到头来，竟然就要像崇祯一样“不当亡而亡”了。更令人悲哀的是，崇祯起码还可以怨他的哥哥，怨前面几任皇帝的不着调，他咸丰该怨谁呢，从他父亲道光往上数，可没有哪一个清朝皇帝称得上是昏君。

处于从未有过的时代大变迁，咸丰能够得到的，不可能是令他满意的答案，而只会是一个接一个的痛苦和无奈。

只有在四周无人时，咸丰才会向杜翰这个老师的化身叹苦经，一旦回到朝堂之上，他又必须硬着头皮撑起大局。

马克思得到的东方电报，其实也是一个误传。咸丰从来没有下诏搬运财物，他只是紧急召集了王公大臣会议。会上，众人都被局势给吓坏了，连那些六七十岁，见多识广的大臣们也惊恐失色，在朝廷之上就哭起来，因为一连哭了好几天，哭的时间太长，一个个把眼睛都哭得像樱桃一样又红又肿。

看着眼前这些怯懦的人们，咸丰忽然觉得自己比他们更有勇气和担当，他大喝一声：“哭不足济事，要准备长策！”

随着皇帝一声断喝，小女子一样的抽泣声立刻停止了，大家伙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想办法。有人主张逃，或者回关外东北，或者迁都西安。有人主张战，或者死守北京，或者下诏让各省兴师勤王。

意见很多很杂，最后都等咸丰定调。咸丰思考了一会儿，做出了评判：“不管逃到哪里，都是耻辱的行为。让各省兴师勤王，倒是不错，可是来不及，没准儿各省军队还没到，北京已经被攻破了。”

要不还是把城门关起来，待在北京城里坐井观天，守得一日算一日？咸丰对王公大臣们说：“国君死社稷，礼也。”皇帝为国家社稷而死，乃分内之事，就像崇祯一样，他咸丰也做好了这个准备。

可是，“与其坐而待亡，不若出而剿贼”。咸丰做出了一生中最为果断也最为明智的决定：做殊死一搏！

他要升坛拜将，继续派人督战出征，打赢了最好，打不赢，再深沟高垒，等待勤王之师来援救。

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咸丰的心境跟“国君死社稷”其实也差不多。因为这个决定，崇祯也做过。

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崇祯曾拜大学士李建泰为将，出京抵御。一个月后，李建泰就回信：“贼势大，不可敌矣”，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两个月后，李自成兵临城下，一举攻破北京。

都是一样的决策，有没有效，能不能避免崇祯当年的遭遇，早就不取决于决策者的智慧和能力，而只能寄望于难以预测的天命了。

拜将

升坛拜将，都不知是哪个年头的事了。朝廷之上，没一个人知道相关礼仪，只好派人到皇家图书馆去翻寻查找。

礼仪终究是个形式，尚在其次，关键还是拜谁为将。已经到危急存亡的最后一刻，在赛尚阿、讷尔经额这些宰相级的重臣都一一让他失望之后，咸丰想到了自己血浓于水的叔伯兄弟。

第一个人选是他的亲叔叔惠亲王绵愉。到咸丰做皇帝时，几个叔叔伯伯都已辞世，绵愉是咸丰唯一的叔叔。咸丰对这个叔叔很是尊重，除在各种召对宴席活动中免叩拜之礼外，还特许其在紫禁城内乘轿。

第二个人选是他的亲弟弟恭亲王奕訢。由于系同一个母亲抚养，又年龄相仿，所以在诸兄弟中，咸丰和奕訢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两人在上书房读书的时候，就常常凑在一起假模假式地操练武艺。

奕訢研究了一套枪法和刀法，做哥哥的很是欣赏，他还给弟弟的刀枪各起了一个名字，枪叫“棣华协力”，刀叫“宝锷宣威”。起完名字，咸丰又送给奕訢一把被称为白虹刀的宝刀，那时的这对哥俩儿，简直好到能合穿一条裤子。

在未公布皇储名单之前，奕訢的呼声曾经盖过咸丰，但咸丰并没有像外界猜测的那样对奕訢生出什么罅隙。换句话来说，如果咸丰是这样的人，道光恐怕就不会选他继任皇位了。

在道光的立储诏书里，明确将奕訢封为亲王，这一缺乏先例的举措，实际表明了奕訢今后的地位以及他可以在咸丰身边起到的作用。登基之后，咸丰即正式册封奕訢为恭亲王，此后又让奕訢在内廷行走。内廷相对于外廷而言，指皇帝自己家的院子里面。行走不是一个正式官衔，恰如其名，就是这里跑跑，那里走走，传个文件，送份命令的意思。咸丰给奕訢这个职位，就是让他四处看看，多长点见识，以便以后好出来做事。

现在终于到了需要你们搭把手的时候了，咸丰让绵愉在外掌军，奕訢在内理政。

1853年10月11日，咸丰在紫禁城乾清门外举行拜将仪式，拜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第二天，任命奕訢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参与办理京城巡防事宜，一个月后，又让奕訢正式入值军机处，接触各种军务政要。

不过，当天的拜将仪式却很不热闹。原因不是仪式不够到位，而是参与度不足。即便咸丰亲自下旨让官员们尽可能地到仪式上来捧个场，人也到不齐。不来的人都请假出京了，给出的请假理由几乎千篇一律：“我父母年纪大，需要照料。”

当然也有没溜号的。这些人里面有很多是翰林之类的穷酸官员，他们没钱雇“高价马车”，只能留在京城里陪着皇帝听天由命。

皇帝还留在京城，官员们却“无不如鸟兽散”，时人遂作一喻，把溜号的人叫作“国乱出孝子”，把穷得逃不去的叫作“家贫出忠臣”。

此情此景，让咸丰看了着实心凉。

在明亡前夕，崇祯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任他再怎么敲，也没能唤来一个大臣。临死前的一刻，他在衣襟上愤然写道：“皆诸臣误朕。”

人的短视和愚蠢有时可以达到惊人的地步。北京城陷后，所有投降或躲藏的大臣太监，或被砍头，或被讹诈，下场都没有比被他们抛弃的皇帝好上多少。

时间在运转，朝代在更替，人间世情百态却永不会改变。咸丰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明朝那位亡国之君的处境和心态。几百年后，他也会去敲响丧钟，也会在树倒猢狲散的凄凉中，孤孤单单地去“死社稷”吗？

皇叔，只有你能救我了！

实际上，论能力和魄力，绵愉远不及咸丰的老爸道光，这位皇叔能被拜为奉命大将军，靠的只是资历。真正可以救咸丰一命的，是参赞大臣僧格林沁。

玉石绵羊

僧格林沁出生于科尔沁草原，从小家境贫寒，七八岁便随父牧羊。九岁时，父亲布和德力格尔为种田去找小舅子借耕畜，这个小舅子跟姐夫开玩笑，说耕畜正好没有了，你要的话，只能自己到牛群中去抓两头闲散的牤牛（成年种公牛）来套犁。

俗话说牛脾气惹不起，牤牛生性野犟，力大无比，要给它套犁可不容易。布和德力格尔花了一天工夫，累得汗水湿透了衣衫，也没能抓住牤牛。无奈之下，他只好喊来僧格林沁帮忙。

僧格林沁手拿羊鞭追赶父亲所指的那两头牤牛。说来也怪，两头牤牛竟然变得跟熟套牛一样，老老实实地听从吆喝，让布和德力格尔将它们套进了犁杖。从此，人们便将僧格林沁抓牤牛种地的坑称为“牤牛坑”，挖的井称为“牤牛井”，至今科尔沁草原仍保留着这两个遗迹。

僧格林沁的远祖为成吉思汗的同母兄弟哈萨尔。史书记载哈萨尔少年英俊，长大后身材高大，膂力过人，不仅刀枪棍棒无一不精，而且箭法也异常出众，能做到百发百中，乃一位不可多得的神射手。

这些特征都可以原封不动地被放到僧格林沁身上，成年后的他更是集超群胆魄与孔武多力于一身，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草原“巴特尔”（巴特尔是蒙古语，意即英雄）。

相传有这样一件事，僧格林沁看到一个小贩气力惊人，能将石狮耍得滴溜溜转，就用两个手指捏住几十文铜钱，让小贩将铜钱从他的手指中拔出去。小贩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等僧格林沁笑着将这几十文铜钱出示给他看时，他才赫然发现铜钱大多已成齑粉！

如同“牤牛坑”“牤牛井”一样，僧格林沁本身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在科尔沁草原上有一个传说，说中原的道光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金銮殿上的柱子直晃悠，眼看就要倒下来了，此时一只山羊把柱子撑住了。醒来后，皇帝传旨挑选属羊的满蒙子弟，最后就选到了僧格林沁。

草原的传说在内地也能找到，不过做梦的人由道光换成了他的母亲孝和皇太后。孝和有一天做梦，梦见东南方风云突变，乌云笼罩整座京城，正在惊恐不安之时，忽见东北方出现亮光一道，立刻驱散了乌云。

孝和高兴啊，便跟着亮光走，走着走着，从亮光上面掉下一个东西，定睛一看，乃是一只玉石绵羊，再细看，突然就惊醒过来。

道光天天要给孝和请安，孝和把自己的梦一说，道光就将钦天监大臣叫来，让他给解一下母亲的梦境。

钦天监在古代中国是一个很神秘的机构。它的主业应是观察天象，里面的人也经常应皇帝的要求，连蒙带猜地预测一些人世兴衰，其中最知名的就数《推背图》的作者李淳风和袁天罡了。

钦天监大臣听道光说完这个稀奇古怪的梦，便说这是大吉之梦：“东南方起乌云，是说东南方恐怕有人造反闹事，东北方现亮光，是说东北方将有贵人来保大清天下。玉石绵羊则显示这位贵人生肖应属羊。”

做梦解梦的当口，正赶上道光要为死去的科尔沁郡王选嗣。按照满蒙联姻的传统，科尔沁郡王娶的是道光的姐姐，郡王生前没有儿子，他一死，就留下了一个谁来继承郡王的问题。

从方位上看，科尔沁就在北京的东北方，道光于是留了个心眼，决定把郡王家族的一班子弟都召到北京，由他亲自来挑选外甥。

僧格林沁时年十五岁，虽然也在备选之列，但他只是科尔沁郡王的族侄，属于非常远的亲戚，一开始谁都没想到他会有入选机会，也就是凑个数而已。

道光注意到僧格林沁，是因为发现这个来自草原的少年“仪表非常”，极有气质，再问，属羊的，还念过两年书，能识汉字说汉语。

就是他了！

不知道是不是母亲的梦起了作用，自僧格林沁入宫后，道光对这位选来的外甥始终爱护提携有加。僧格林沁自十九岁起就被任命为御前大臣、蒙古八旗都统，且“出入禁闱，最被恩眷”。道光临死前，僧格林沁更被列为顾命大臣之一，托孤之意尽显。

那个玄妙无比的梦终于露出了端倪。“玉石绵羊”的使命，是帮道光的儿子，亦即他的表弟去撑起摇摇欲坠的大厦。

僧格林沁领命后，立即率师出征。研究蒙古史的专家说，蒙古军队当初之所以能纵横南北，靠的不是人多势众，而是其擅打聪明仗，战术战法非常灵活。僧格林沁从祖先那里继承了这一传统，在战场上，他兼凶猛彪悍与狡黠灵活于一身，林凤祥和李开芳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强弩之末

从京师出发后，僧格林沁没有像胜保一样急于寻找和追赶太平军，而是驻兵于北京西南的涿州，改攻为守。他不追，自然有人会追，此人就是胜保。因为追赶不及，胜保已被连降两级，咸丰还给他下了死命令：“你要是再玩忽职守，朕一定拿你的身家性命相抵！”

胜保急到恨不能上房揭瓦，有他在南面赶，僧格林沁要做的，也只需在北面堵。

不过太平军的闪转腾挪仍令僧格林沁和胜保有顾此失彼之感，1853年10月27日，太平军攻克天津西南的静海，兵锋直指天津。

在天津组织抵抗的是天津知县谢子澄。谢子澄籍贯四川，“为政有声”，是个难得的好官。他到天津后，发现了这里的一个特产：“天津混混儿”。

天津混混儿们玩打架泼皮个个都是把好手，对地方治安当然就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历任地方官都为之头疼不已。谢子澄上任当天，到牢里面转了一圈，发现关的全是混混儿，都快人满为患了。他叹了口气说：“难道这些人真的不可教化吗？”

谢子澄把混混儿们的名字登记造册，然后全部予以释放。过不了多久，放出来的混混儿们又到街上闹事，完全不把知县大人的苦心当一回事。

这次谢子澄按名捕拿，他不抓小混混儿，只拿大混混儿，而且手段狠辣——我牢里不管饭，先借你的人头使使。

处死了大混混儿，中小混混儿们都给吓坏了，地方上这才安宁下来。

太平军过黄河，别人都不以为然，认为还远着呢，独有谢子澄忧心忡忡，认为不可不防，他按照名册，把当初释放的混混儿们都叫到了公堂之上。

混混儿们摸不着头脑：“最近我们很消停，没犯什么事啊？”

谢子澄不是要砍他们的头，而是要他们加入团练。这位知县还引经据典，讲了番道理，他说你们知不知道以前有个叫周处的人，这人也跟你们一样，年轻时是个混混儿，被父老乡亲视为地方上的一大祸害，可是他后来悔改了，造福乡里，结果成了人人称颂的英雄。“现在天津随时可能被太平军攻下，诸位应该向周处学习，肩负起保卫地方的责任。”

混混儿们与普通老百姓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胆子大，喜欢也敢于惹事，给谢子澄这么一鼓动，全都热闹沸腾，“众皆为用”。

与沧州相比，天津的守备要落后得多，除了由混混儿们组成的团练，就只有几百正规官军，但是谢子澄的运气不错，那几天，天津下起暴雨，小路都被淹没了，太平军要进攻天津，只能走唯一的大道。这使得防守天津变得相对容易，只要集中力量守一个方向就可以了。天津城的另一个好处是有钱的盐商多，由他们出资，在大道上修筑战壕，从而为守军提供了较为坚固的阵地工事。

当天负责进攻天津的是太平军的前锋部队，先锋官人称“开山王”。他发现正面进攻比较困难，就转而计划从水路发动绕袭。水路需要船，正好看到远处有民船，太平军便招手让民船靠岸。

民船越驶越近，距离太平军百米远时，忽听号锣一声，船上鸟枪齐发，岸上的人纷纷倒地。

这也是民船，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民船，即白洋淀上的雁户，乃后来大名鼎鼎的雁翎队的前身。谢子澄早就招募了五百雁户，这些雁户把鸟枪放在船上，用竹席覆盖，外面根本看不出来，为的就是从侧面打太平军一个冷不防。

雁户们祖祖辈辈在白洋淀上打鸟，枪法很准，骤然发作，使得太平军死伤惨重。“开山王”见状急忙挥舞令旗，调整部署。担任正面防守的团练们看到“开山王”，想用鸟枪射他，但这位先锋官作战经验十分丰富，身手也异常矫健，你打上面他卧倒，你打下面他跳起，射了半天，仍然无可奈何。

和团练在一起防守的官军里面，有一些是老兵，老兵遇老兵，都能瞧出对方的套路。有一个老兵与团练进行配合，一上一下，同时射击，开山王躲闪不及，中弹被打死了。

这一天，谢子澄依靠混混儿团练加上雁户，守住了天津城。第二天，当太平军主力压上时，僧格林沁和胜保一前一后已经赶到，太平军攻占天津的最佳机会擦肩而过。

自怀庆撤围，太平军所过之处，“席卷无坚城”，没有哪一座城池可以挡住他们，天津受挫还是第一次，而天津素来被称为北京的门户和卫城，从这个意义上说，谢子澄的功劳又要超过防守怀庆府的余炳焘。

此时的北伐军其实已是强弩之末。

虽然沿途有天地会等加入，使得北伐军最多时达到四万之众，然而他们毕竟以南方人为主体，大部分人习惯于吃稻米，对北方的饮食不适应，麦粟、玉米、高粱米，全都难以下咽。尤其进入冬季后，气温下降，太平军缺少御寒衣物，那真是里面吃不饱，外面穿不暖，就算不打仗，光是行军都会增加很多病号，以往的灵动活跃也渐渐被凝滞沉重所替代。

如果能攻下天津，以天津城之富庶，即可借以补充，喘口气后还能再打北京，但这一战失败后，太平军便失去了继续攻坚的勇气和能力。

只能先就地扎营。林凤祥和李开芳分别占据运河的两岸，一面准备接应天京派来的后续援兵，一面用以对付包围上来的僧格林沁和胜保。

看谁先着急

和以前一样，僧格林沁始终守着不动，攻打太平军最起劲的是胜保。

尽管总也追不上太平军，但胜保真的是用上了吃奶的劲儿。为了做到轻装追击，他甚至放弃了后勤辎重，能扔的全扔了。太平军在前，打下一座城即掠夺一空，跟在后面的胜保什么都捞不着。当他的部队在静海城外驻扎时，附近村庄不是被水淹没，就是被太平军扫荡，十室九空，就算胜保想打劫都不可能，因此人马整整断了三天粮。

即使这样，胜保仍不甘心像僧格林沁一样守着不动，他要立功。已经被降了两级，得表现啊，要不然，咸丰随时可能把他一脚踢掉，将战场的指挥权完全委任于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这位皇亲国戚老是不动弹，十有八九是胆小怕死，对我而言正是机会，你不上，我上。胜保频频实施围攻，并从天津搬来巨型大炮对太平军所据木城进行轰击，但始终无法取得进展。一不留神，他还被太平军打了一次反击，随营效力的谢子澄即死于此役。

谢子澄之死，已令胜保“仰天跌足，痛愤填胸”，但最让他无法接受的，还是满洲骑兵的拙劣表现。这些满洲骑兵都是刚刚从黑龙江和吉林调来的，在历史上，满洲骑兵相当厉害，明末时更有“满万不可敌”的说法，当时明军能与之勉强较量一下的，也只有吴三桂的关宁铁骑。

可是现在的满洲骑兵却让同为满洲旗人的胜保都生出了目不忍睹之感。所谓的关外精锐们，在见到太平军时，全都抖得跟只见到猫的老鼠一样，不是一触即溃，就是望风而逃，身上全无一点战士应有的血性之气。

就在谢子澄战死的那天，谢子澄的身后本有数百满洲骑兵，但一直观望不前，也不上来配合作战，当太平军冲过来时，这帮人竟轰的一声，散了个干净。这里面，有来不及逃掉，然后乖乖下马，跪着挨太平军刀的，有跑得把战马、兵器、鞋子、衣服都丢掉，只得沿路讨饭做乞丐的。总之，穷形尽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胜保愤恨不已，他拔出咸丰赐的神雀刀，一连砍翻了好些畏缩不前的士兵，但这仍不能改变满洲骑兵的萎靡不振之状，面对敌人，他们自己就像待宰的羔羊一样。

胜保发出悲叹之声，他实在想不通曾经声名赫赫的满洲八旗军队，怎么会如此“气懦胆怯”。

仗又打输了，胜保连降四级，窝囊到了家。

要说老练，还得说是僧格林沁。他的固守不出，不是毫无作为，而是出于既定战略。

僧格林沁已经意识到，太平军的最大特长，在于其流动性和灵活性非常强，一旦动起来，你跟在后面是玩不过的，只有把它围堵在一个固定地方，才会有战而胜之的机会和希望。

来到天津附近后，僧格林沁没有像胜保那样急于求战，而是埋首建造营垒，尽可能堵死太平军向外突围的每一条通道。与此同时，他一直派出探马对太平军的动静进行侦察。探马回来报告，称不时有太平军化装成难民、乞丐甚至是官军，偷偷地潜出木城，而且这些人随身都有一只小布袋，里面装的是做干粮的面饼，看样子“急思他窜”，是想借机突围了。

僧格林沁看出了林凤祥和李开芳用兵的真实用意。他们坚守木城并无长远打算，只是为了让进攻一方露出破绽，从而找到“伺隙方出”的机会罢了。也就是说，在等不到天京援兵的情况下，木城内的太平军随时可能进行全军突围。

高手对阵，输赢不在谁的气势大，样子凶，而在于谁露出的破绽少，谁的破绽多谁必输！

太平军“诡谲异常”，让僧格林沁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你不攻，我也不攻，你不急，我也不急。

蒙古骑兵

僧格林沁不急，皇帝急。咸丰原先只想能保住京师就不错了，如今则有了消灭北伐军的念头——夜长梦多啊，说不定这帮人什么时候再杀到京城呢？

再看派出去的两员将，胜保虽说吃了败仗，但总在卖力气进攻，这僧格林沁像个木桩一样地往那里一竖，迟迟没有动静，算怎么一回事？咸丰连发上谕，催促僧格林沁尽快启动，得到的回复总是：“时候还没到，现在进攻没有效果。”

虽然僧格林沁没有发动进攻，但事实上，他每天都在忙，忙于建营，其战术可归结为八个字：“步步为营，密集靠拢。”

在营盘逼近太平军阵地后，他仍旧不肯硬攻，而是在木城对面搭起土山，修筑炮台，用大炮进行反复轰击，使得太平军轻易不敢出营。僧格林沁给胜保送去密函，原样传授了自己的打法秘诀。胜保原先对僧格林沁还不以为然，吃了亏后不得不心悦诚服，老老实实地照着做。

如此一南一北，包围圈一天天紧缩，胜保开始在距离木城仅一里远的地方建造营垒和炮台。林凤祥和李开芳对此都很紧张，白天因为有炮火威胁，他们只能一边晚上派人对胜保的工事进行破坏，一边在土城外扩建自己的防御营垒。

太平军的举动，恰如其分地显示出步步为营战术的极端重要性，胜保如获至宝，当然不肯相让。于是晚上双方常常大打出手，打完了再各回各家，争分夺秒地抢着修筑工事。

太平军要对官军进行夜袭，自然不会点火把，而胜保为了不暴露目标，也不让军队点火，大家都是摸着黑打斗，犹如京剧中的《三岔口》。有时打完了，因为搞不清方向，双方还弄错位置，闹出了我给你修营寨，你给我筑炮台这样的大笑话。

胜保的新炮台终于建成了，炮弹可以直接打进木城，太平军因此被炸死了很多人，连林凤祥也险些中炮，军中的广西老兄弟们虽然久历战阵，然而也心胆俱寒。

软磨硬泡之下，太平军一方率先露出破绽。林凤祥忍受不了这种苦苦相逼，他开始弃守为攻，试图从胜保这边打开缺口，但胜保对此早已有备，所以始终无法突围成功。

在逐步逼近木城的情况下，胜保又采用心理战，用投降不杀来进行阵前煽动。太平军沿路吸收了很多新兵，这些新兵本身没有很强的作战意志，战事顺利自然不用说，一旦出现难以克服的困难，则最易动摇，因此逃跑的人很多。

人一得意，就容易松懈，胜保想不到太平军会再出绝招。1854年2月5日，林凤祥、李开芳决开运河大堤，用水来对付胜保。胜保忙不迭地抢堵分流，一分神，太平军便从木城冲了出去。

胜保的疏漏，让僧格林沁企图在天津近郊歼灭太平军的计划完全破产，如果照从前的情景，太平军又得像鱼入大海，谁也抓不住，找不到了。可是现在不一样，因为太平军背后有一个僧格林沁，他拥有一支蒙古骑兵。

在中世纪，蒙古骑兵曾是无敌的标志，当他们扬名立万的时候，还没满洲骑兵什么事。更为重要的是，满洲骑兵衰弱了，蒙古骑兵却还保留着一股雄风。

在一定程度上，这跟生活环境的改变有很大关系。满人入关之后，除八旗驻防兵等个别特例外，各旗都逐渐脱离了过去的游牧生活，从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要知道，游牧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不间断的军事演练，当打猎的铁弓逐渐变成逛园子的鸟笼，一度强大并值得夸耀的满洲骑兵也就逐渐沦落为一群“有特权的乞丐”。相比之下，蒙古人可以说是“祸矣福所倚”，自元末被赶下台后，他们又退回草原，恢复了马上民族的本色。

僧格林沁虽极少主动进攻，但他一直虎视眈眈地紧盯着木城和太平军，太平军一出木城，他马上率蒙古骑兵追了过去。蒙古骑兵的特色之一就是骑兵们胯下的蒙古马。乍一看，蒙古马其貌不扬，跟人们印象中的千里赤兔、汗血宝马之类相去甚远，但其耐力和速度均非常惊人。

这是一种最适于长途奔袭的战马，即使在北方严寒的气候下，仍能保持高速奔跑，且毫发无伤。据说，在世界上任何一种马都生活不下去的环境里，蒙古马照样可能活蹦乱跳，当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能称雄欧亚，蒙古马是立了大功的。

蒙古骑兵的追击给太平军带来了极大困扰。那几天连降大雪，在往南突围的路上，到处泥泞一片。林凤祥、李开芳这些高级将领坐在马车里，抱着被子睡觉，尚尝不到行军之艰苦，许多来自南方的士兵还赤着脚，冰天雪地之中，“冻死相望”。此次行军中活下来的人，连脚指头都变黑了，手脚也不能自由弯曲。

连走两天后，天气渐暖，但是冰雪消融后的积水反而增加了行军的困难，脚冻伤的士兵们根本就走不快。这时偏偏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又追了上来，而且越来越近。太平军的将官们怕耽误行军速度，情急之下，只能抽刀砍杀不能行走的士兵，以至于“哭号之声，盈于道路”，其状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