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用时间来熬



自在金口建立大营，并升任巡抚，因为与太平军交战从未落于下风，兼之有“平乱专家”的余威，胡林翼一直保持着不错的自我感觉，即便调和彭杨时流泪，实际上也没真正把韦俊这些人放在眼里，总以为只要再发动一次进攻，就可以把对手彻底摧垮。

奓山溃败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它给胡林翼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太平军绝非从前的生苗或者“榔会”可比，如果你想继续一个人单挑下去，在部队已疲困不堪的情况下，只有崩溃一途。

现实迫使胡林翼抛弃了最后一点侥幸和自傲，他决定伸手向远在江西的湘军主力求援。

胡林翼在湖北固然艰难，其实曾国藩在江西的日子也不好过，而且他的很多难处跟胡林翼还差不多。

各人都有各人看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咸丰比较重视湖北，而曾国藩更关注江西，认为此处不仅可作为威慑南京的桥头堡，还能防卫两湖。这也是他在石达开猛攻湖北时，没有全师回援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使曾国藩不能脱离江西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内湖水师仍被困在鄱阳湖内，若无强有力的陆师进行配合，孤掌难鸣尚在其次，被太平军一举歼灭才最为可怕。又如，胡林翼只带了一部分湘军去湖北，却已出现了粮饷不继的危机，若是大部队再开过去，供应无疑会更成问题。

没错，曾国藩肯留在江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当地政府能给他提供给养。可是他没想到的是，江西官场对他的态度，竟然与当初的湖南官场如出一辙。

谁给谁添堵

江西巡抚陈启迈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而且两人还是“同年”，也就是同科录取的进士。在清代的科举制度中，“同年”关系也意味着一种无形的情感纽带，之后两人又同在翰林院供职，私交虽谈不上很好，但亦无个人积怨。

在江西，这对同乡兼同年的矛盾却激化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陈启迈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庸碌之辈，他看到曾国藩既无地方大员的身份，又不是钦差大臣，便有心相欺，用得着的时候就不顾死活地让湘军去拼命，当曾国藩开口要粮饷时却百般刁难。

遇到这样的铁公鸡，曾国藩就算是磕头作揖都没用，而没有粮饷，就什么都干不了，尤其是当时内湖水师新败，如不出钱修理和重新打造战船，很难走出萎靡的状态。

湘军原有的粮饷，主要是依靠士绅捐资。士绅的钱也是钱，不是光靠一个口号，人家就愿意把真金白银给捧出来，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拿了钱，必须按捐资多少奉送一个相应的虚衔。

饶是如此，劝捐仍收效有限。毕竟在兵荒马乱、穷字当头的岁月里，谁兜里的钱都不见多，这是再怎么劝也没用的。早在衡阳练兵时，曾国藩就叫苦连天，慨叹“劝捐之难，难于登天”，为此他甚至不得不改“劝捐”为“勒捐”，也就是向湘中大户进行强制摊派，你不捐也得捐。

在江西，劝捐是完全不好使的，因为湘军开出的虚衔白条，当地官府不承认。官府不认账，多大的官帽都变得一钱不值，久而久之，再也无人肯对湘军进行捐纳。至于勒捐，湘军属于客军，当然也做不出来。

曾国藩只能从湖南得到一点粮饷，但与胡林翼的情况类似，这点接济少得可怜，根本就不够用。

辞职不行，要钱没有，曾国藩就像被吊在半空之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直到好友郭嵩焘献厘金之策，才给曾国藩开辟了一条新路。

郭嵩焘随湘军赴援江西，路上遇到贩盐的，便跟他们攀谈起来。在盐贩子那里，郭嵩焘看到一份太平军发给的税单，原来太平军也对商人设卡征税，这使得郭嵩焘受到了很大启发。

战争对农业而言，完全是破坏性的，但它也同时给敢于铤而走险的商人带来了发财机会。特别是盐这种东西，谁都少不了，而由于战争期间交通堵塞，战乱地区的盐可能比黄金还贵。

郭嵩焘因而设计了厘金，厘金相当于一种商业税，税额一般在百分之一，故以此名。对于冒险牟取暴利的商人来说，这点税不过是九牛一毛，肯交也愿意交。

按照郭嵩焘的建议，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设立厘局，对过往商人设卡抽税，由此大大缓解了窘境，但如此一来，又得罪了陈启迈。陈启迈认为江西是他的地盘，要设卡也得由他来设，你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把这么肥的活儿给抢去，不是给人心里添堵吗？

陈启迈一面上奏朝廷告御状，一面把替曾国藩维持厘局的江西举人彭寿颐给抓了起来。等曾国藩闻讯施救时，可怜彭寿颐已死在庸官的重刑之下。

彭寿颐曾举办团练，并代替弃城而逃的知县抗击太平军，被曾国藩视为难得的人才，本来是要放在湘军大营中予以重用的，他的死于非命，令曾国藩“深为愤痛”。

曾国藩客居异乡，又有当年避走衡阳的前例，纵使江西官府拒发粮饷，且多次找他别扭，也“雅度无怒容”，拼命克制自己的情绪，但这次再也控制不住了。

什么同乡同年，现在甭说翻脸，我连杀你的心都有！正好曾国藩得知了陈启迈暗中从走私鸦片中获利的事实，便一并上奏咸丰，弹劾陈启迈。

两份状纸先后送到。陈启迈那份等于白告，咸丰自己发不出粮饷，要靠前线将帅自筹，当然不会怪罪于湘军所设的厘金。倒是曾国藩的弹劾有根有据，一下子就摘掉了陈启迈头上的乌纱帽。

血途程征

开掉陈启迈，手上也有了点钱，曾国藩的处境终于有所改善。他在江西建立了火药厂和造船厂，内湖水师也逐渐恢复战斗力。在此后的鄱阳湖战役中，湘军水师一举击败太平军水营，并烧毁太平军船只一百多艘。

曾国藩开心了一下，但很快他就又笑不出来了，因为塔齐布死了。

塔齐布负责进攻九江，然而他在九江鏖战七月之久，始终被阻于城外，心情变得越来越郁闷，有一天返回军营便突然昏倒，不省人事，而后不治身亡，时年四十岁不到。

曾国藩在陆师中依恃的一直是塔罗组合，这是他的左膀右臂，塔齐布一去，便只剩下了罗泽南。

胡林翼向曾国藩请援的时候，正是曾国藩痛失大将，伤心不已的时候，而让胡林翼更想不到的是，在他发出请援奉折之前，罗泽南其实已经走在前往武昌的路上了。

主动回援武昌是罗泽南的主意，他知道胡林翼已经卡在那里了，他要是不去帮忙，就还得继续卡。

曾国藩起初并不愿意放罗泽南走。塔齐布去世后，所辖部队的战斗力也打上了问号，罗泽南及其湘勇成了唯一能让人放心的劲旅，从曾国藩的角度考虑，当然希望将罗泽南留在身边。

但是罗泽南说的，曾国藩又反驳不了。罗泽南说，湘军现在困守江西，就好像坐在瓮罐中一样，天天打仗，还是看不到外面的太阳，抓不到主动权。武昌则不一样，一旦得手，即可坐控江西、安徽两省，并进而切断南京的补给线。

罗泽南的方略是，陆师方面放弃进攻九江，转而集中力量回援武昌，水师方面则合力攻下湖口，以拦截太平军上下的船只。

曾国藩和罗泽南都是有大局观的人。认识到罗泽南言之有理，曾国藩不仅不再强留，还从塔齐布军中抽调精兵强将，与罗泽南原有的湘勇合并，组成了一支拥有五千多精锐的远征兵团。

幕僚劝谏曾国藩，说您赖以转战的主将，一共就塔、罗两个人，现在塔齐布不在了，罗泽南又要远征湖北，江西兵力异常单薄，万一出现差错，将出现无人可用的窘境。

曾国藩点点头：“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为东南大局着想，也只能如此。罗泽南说的是对的，假使我们都困守江西的话，长久下去不可能有出路，而只要把武昌攻下来，则天下大势犹可为，那样我虽困犹荣。”

也有人跟罗泽南讲，曾国藩势单力孤，你忍心抛下他这么走掉吗？

罗泽南的回答是：“如果老天不亡本朝，曾公必不会死！”

说虽是这么说，但罗泽南其实也担着很多心思。走之前，他对曾国藩千叮咛万嘱咐，让曾国藩不要贸然进攻，一定要等他攻克武昌，率军东下时再发动反击。

自湖口之战后，太平军到处渗透，湘军在湖北和江西已无法联成一线。罗泽南回援武昌，就必须通过太平军的控制区。在控制区内，集结的太平军有几万人，但都属于地方部队，战斗力一般，而且带兵将领的指挥能力也不强，与能征惯战的罗泽南站一起，马上就嗖嗖地被比了下去。

闻知罗泽南西进，石达开赶紧率三万人马追了过来。这三万人都是常年征战的野战部队，非普通地方军可比，石达开本人的军事才能也与罗泽南不相上下，两人早在湖口时就打得难分难解，当新的较量到来时，自然也是一场血雨腥风。

石达开利用数量优势，不停顿地使用包抄合击等战术，将罗泽南的侧翼部队几百几百地包围起来进行歼灭。湘军虽勇，但面对太平军的精锐，最后也就只能以一当十，没法以一当百，随罗泽南出征的塔齐布部属由于过于突前，首当其冲遭到围困，从战将到士兵几乎全部损失掉了。

继石达开追来后，韦俊也正率大批援军赶来，假使两军会合，将达五万之众，而湘军只有五千，且落败之后，士气大挫。如此一看，西征军不要说到达武昌的机会十分渺茫，就算是想安然撤回江西都变成了没有把握的事。

眼前是血途征程，罗泽南的处境变得异常险恶。关键时候，石达开却突然脱离湖北战场，掉头往江西去了。

重新找回了自信

此前广东爆发了洪兵起义，天地会出身的洪兵正取道江西北上。洪兵跟太平军是一拨的，毫无疑问会成为太平军的重要兵源，石达开去江西就是为了接应洪兵。同时，翼王还有一个计谋，那就是他发现罗泽南的西征军是湘军的主力精锐，短时间内要想予以击败并不容易，但是反过来说，既然主力出来了，留在江西的湘军大本营必然空虚，那我何不乘虚而入，将其一举摧毁？

听上去是不错，可是与对手相比，石达开的计谋只能算是一个中等水平的计谋。他没有看到更高更远的地方，没有好好想一想，思维那么周密的曾国藩为什么肯将主力尽数派出，以至于暴露出这么一个明显的破绽。

因为与江西相比，湖北更重要，与九江相比，武昌更重要！

石达开一走，千载难逢的战机也就此丧失。归根结底，翼王或许是一个完美的战术家，但却不是一个完美的战略家，尽管他的战术无懈可击，可能还略高于罗泽南，但战事犹如博弈，一兵一卒的损伤往往无关紧要，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如何布局。

好像交接班一样，石达开刚走，韦俊就来了。韦俊所率兵马只比石达开少一点，统共两万多人，但是就指挥水平而言，他又比石达开低一个档次，相应地，罗泽南也要比他老到得多。

罗泽南登高观察，发现太平军兵分两路：一路吹号放枪，摇旗呐喊，把声势整得很大；另一路却很淡定，什么动静都没有，只是悄没声息地在山林中穿行。他马上做出判断，大张旗鼓的是“正兵”，闷嘴葫芦一样的是“奇兵”，也就是伏兵。

吸取与石达开遭遇时硬碰硬的教训，罗泽南转而收缩防守，并祭起他的看家绝活：以静制动。

“以静制动”说说简单，真正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常见的情况是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就动得乱七八糟——看到敌军乌泱乌泱地扑过来，能不怕吗？

湘勇随罗泽南征战多年，对这一战术早就谙熟于心，能够做到令行禁止，不动如山。在太平军“正兵”逼近时，罗泽南始终不动声色，直到“正兵”与“奇兵”拉开长长的距离，你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你时，他才下令猛击。

韦俊用的是诱敌深入、中途设仗之计，给“正兵”设定好的桥段是要见机撤退，但没想到罗泽南出手如此突然，结果反而弄假成真，真的败了下来。

奇正二兵互相隔膜，那边“正兵”已败，这边隐蔽于山林中的“奇兵”还不知道，仍然在兴致勃勃地等对方进入他们的埋伏圈，可是等着等着，自己也被绕道进山的湘军给包围起来。

这一仗，湘军追杀十余里，歼灭太平军近千人。得此一胜，湘军士气大振，罗泽南在韦俊身上重新找回了自信。

紧接着，韦俊卷土重来。双方二度交手，不过就采取的战术而言，几乎就是第一轮的复制：韦俊主动进攻，罗泽南“以静制动”，毙俘太平军两千余人，一名太平军战将重伤而死。

据抓到的太平军俘虏供称，石达开与韦俊曾有约定，不管他们谁出手堵截罗泽南，都要找机会攻入湖南。可事实是，在两人均遭挫败后，这个对湘军来说非常致命的作战计划已被迫流产。

第三方紧接着加入战团：胡林翼。

得到了罗泽南来援的消息，胡林翼当即决定亲自率兵接应。幕僚纷纷劝阻，说我们的兵力太少了，看家都很吃力，眼下不宜提前出击，还是坐等援军为好。

胡林翼当然知道自己兵力单薄，但他更清楚罗泽南一路上可能遇到的困境，无论是石达开还是韦俊，都是硬骨头，怎么放心交给罗泽南一个人去啃呢？“援军是来援助我们的，而我们却装作没事人一样，还有廉耻吗？我一定要去接应，不管是胜是败。”

幕僚们倒没说假话，胡林翼的第一次接应就碰到太平军阻拦，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果然败了，只得撤回来。

几天之后，胡林翼再次集合部众出战。这一次，终于得以从蒲圻旁边穿过，实现了两军会师。

虽然湘军已兵合一处，但北上武汉的道路并未能完全畅通，其中最大一颗钉子正是蒲圻。

蒲圻即今天的湖北省赤壁市。三国赤壁有文赤壁、武赤壁的说法，文赤壁是指湖北黄冈，本来跟三国时的赤壁之战没什么关系，因为东坡先生上去怀了一下古，才声名鹊起。蒲圻才是真正的赤壁古战场，又称武赤壁。

兵家选择战场不是小孩子过家家，随便指定，所择之处基本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一点无论哪朝哪代，没人敢予以忽略。比如，田家镇和半壁山，清末时湘军和太平军争得你死我活，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两军同样是谁都不肯轻易相让。

蒲圻也是如此，它被称为湖北的南大门。韦俊退到这里后，又会集了三万人马，同时在蒲圻外围设置营垒木城，从而断绝了湘军再次从边上溜过去的可能。

要想顺顺当当北进，非得把这道门砸开不可。于是，在“樯橹灰飞烟灭”一千多年后，武赤壁又重燃战火。

转危为安

会师后的湘军已达八千余人，但数量仍远不及太平军，加上太平军防守的地形十分险要，因此正面突破的难度很大。

如果有侧面捷径就好了。

这条捷径是蒲圻当地的一个举人提供的。胡林翼按照他的指引，率兵抄小路进军，出其不意地占据了蒲圻城西北的铁山，使太平军的正面营垒尽失其险。

尽管如此，麻烦并未能完全消除，毕竟蒲圻城仍在韦俊掌握之中。你不打下这座城，仍然无法前行。

罗泽南的看家本领为“以静制动”，其前提条件是对方要来攻，可是韦俊两度战败后，也变乖了，他偏偏就不主动进攻。罗泽南又施诱敌之法，韦俊仍不上当，看到湘军退却，追还是要追的，但没追多远，就会及时收兵回营。

这是胡林翼在武汉就遇到的老大难问题，当哥俩儿碰到一块儿，两个聪明绝顶的脑袋加在一起，仍然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招，最后只能是一个字：攻。

湘军一攻，太平军就掌握了主动。韦俊在蒲圻城下扎有五座营垒、四道木栅。守垒的大多选用“长发兵”，作战经验相当丰富。两军在营垒前反复搏杀，湘军付出很大伤亡，连军官都阵亡多名，还是一座营垒都拿不下来。

罗泽南十分焦虑。他担心如果一直冲不破营垒，太平军固城死守的意志将会更加坚决，而蒲圻也可能变成另一个九江。他决定采用火攻，并召集诸将，动员全军：“蒲圻不下，武汉必不能攻，今天大家一定要死磕下去，不然‘九江故事’便会继续上演。”

“九江故事”对湘军来说是一个惨痛的记忆，因为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像中了霉运一样，不是损兵折将，就是败绩连连。罗泽南统带的部队，皆为荣誉感极强的精锐之师。伤疤一旦揭开，众人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嗷嗷叫着便抱着稻草向太平军营垒扑去。

太平军不断放炮阻击，但湘军不顾伤亡，前仆后继。木栅前的稻草越堆越高，烈焰突起，四道木栅被焚毁一尽，五道营垒也跟着着了火。

罗泽南一举克复蒲圻，太平军被毙俘者达五千余人，几乎是和罗泽南西征军的总数一样多，这一仗也成为官军自失守武昌以来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蒲圻一战结束后，韦俊退守武昌，而且再也无法阻挡罗泽南的前进。1855年12月25日，罗泽南到达武汉，此前胡林翼已水陆并进，收复了包括金口在内的南岸前沿阵地。

第二年年初，罗泽南和胡林翼分路进兵武昌，并在城下与太平军进行野战。韦俊一败再败，老兵伤亡很大，他的现存部队实际上是个大杂烩，即由少数老兵带领多数未经训练的新兵，所以数量虽众，但其实野战能力极差，只要湘军朝后一包抄，便争相溃退。

经过短兵相接，太平军战死三千余人，湘军却只死伤了十几个，战场之势几乎可以用秋风扫落叶来形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武昌外围的太平军据点就被全部扫清。

罗泽南的到来，终于使胡林翼转危为安，从而告别了他生平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

外围战失利后，韦俊再施故技，开始归拢部众，坚守待援。太平军野战不行，守城还行，一个老兵看住几个新兵，守住城垛绰绰有余。韦俊本身也是防守战高手，城池布防很有一套，经过他的部署，武昌城下插满竹签木桩，城上除密布炮眼外，还堆积有滚木巨石。

罗泽南和胡林翼对此都很头大。胡林翼调来大炮，在山上架炮轰城，但由于相距太远，只够击毁有限的几处地方，远不足以对守军形成威慑。

炮击无效，若是单纯的仰攻，架着长梯登城，伤亡又实在太大，可以说得不偿失。罗胡经过商议，决定改变强攻战术，转而分兵于武汉下游，以截断太平军增援武汉的水陆通道，从而促使城内不战自乱。自此，攻坚便变成了围困。

攻坚的好处是可以速战速决，坏处是伤亡吃不消，围困的好处则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坏处却是时间可能会拖得很长，而时间的延长，对罗泽南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因为他将无法在短期内挥师东下，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兑现当初对曾国藩所做出的承诺。

再坚持一下

自罗泽南走后，曾国藩遵照他的嘱咐，指挥水师发起湖口战役。在石达开缺席的情况下，湘军一举占领湖口，并夺回了曾被太平军缴获的特大型拖罟船。

但湖口战役也有得有失，统领内湖水师的萧捷三被炮弹击中，当即阵亡。一支水师不能没有统兵将领，曾国藩急召在湖南衡阳的彭玉麟。

经过胡林翼的调和，彭玉麟与杨岳斌的关系虽已缓和，但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短期内总是觉得尴尬，于是彭玉麟就以养病为由，选择了请假回家。

接到曾国藩的信函时，湖南到南昌的水陆通道都已被太平军阻断，如果安全起见，就得从广东福建绕路，但这样至少得走一百天才能到达南昌。

一百天，就是三个多月，哪里来得及，彭玉麟便化装易服，“芒鞋徒步”，大着胆子从太平军的封锁线穿越。他整整走了七百里路，竟然得以蒙混过关，安然到达南昌大营。

彭玉麟的仗义相助，让曾国藩的一颗心暂时落了地，但这只是就水上而言，陆上则越来越糟。

塔罗不在，曾国藩靠塔齐布的接班人周凤山打仗。要说曾国藩一向看人都很准，可这回选择周凤山显然是看走了眼。

周凤山出身绿营行伍，对治军条令背得很熟，然而他并非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将才，同时还有着绿营军官通常都有的一个致命缺陷，即平时不像塔齐布那样平易近人，能与士卒打成一片，尤其用人方面喜欢论资排辈，导致真正勇敢善战的人上不去，这样一来，部队的战斗力便大打折扣。

周凤山完全没了塔齐布在时的风采，他很少能打胜仗。仓促之下，曾国藩又没有其他大将可恃，只好伸长脖子，眼巴巴地等罗泽南攻下武昌后赶快回援。

问题是武昌一时半会又攻不下来，曾国藩怕这时候召罗泽南回来会贻误大局，正好湖南方面计划再派六千湘勇到江西，他也就强自忍性，不提这茬了。

可是仅仅一个月过后，曾国藩就再也憋不住了，原因是江西战局已恶化到极其严重的程度，石达开大破周凤山所部，并一度迫近南昌省城。

曾国藩再也顾不得许多，他上奏咸丰请调罗泽南，说我先前让罗泽南回援武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九江迟迟难以攻下，而现在遥遥无期的却变成了武昌。既然武昌也打不下来，那就不如先让罗泽南来挽救垂危中的江西。

曾国藩考虑得倒也周全：“武汉两岸有三万余官军，想想缺一个罗泽南也能凑合。江西不行，他再不来，这边就挺不住了。”

其实就算曾国藩不上奏，鉴于江西局势的岌岌可危，朝廷上下也已议论纷纷，很多朝臣都主张尽快将罗泽南部回调，但咸丰俯瞰全局，认为武昌攻守正进入关键阶段，这个时候不能抽走主力。

在上奏的同时，曾国藩又先后五次派人或去函，敦促罗泽南回师。湘军的这些将帅，是真正有着共同理想和追求的一群人，所谓“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上了战场，也是胜则举酒让功，败则拼死相救。尤其罗泽南和曾国藩之间，更有很深的私人情谊，绝不可能置对方安危于不顾，因此在接到曾国藩的信函后，罗泽南很是为难，但他又实在不甘心功败垂成。

了解到湖南方面又派了四千湘勇去江西，罗泽南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围攻武昌。他告诉曾国藩，今年攻武昌，跟去年攻九江完全不同。去年攻九江时，九江的周边全是太平军，就算是攻下九江，也不过是守着一座空城。今年攻武昌，不仅周边太平军的据点都给扫荡一空，而且武昌城也已被围得跟个铁桶差不多了。

罗泽南预计武昌不久就可攻下，到时他再与曾国藩会师九江，在此之前，他只能勉励对方再坚持一下：“事在人为，你决不可以因为一时的挫折而灰心丧气。”

话说得有多洒脱，人心里就有多难受。罗泽南念及“曾公艰危，义同生死”，几乎每一天都想着要赶紧把武昌打下来，好抽身增援江西。明明围困需要的是时间，他的优势和特长也是“以静制动”，但他又不得不打破这一规律，不断想办法怎样尽快攻城。

遗书

1856年4月5日，罗泽南设计将部分太平军诱出武昌城，然后一路追杀，想乘势冲进城去。他太想抓住这个机会，忘记了自己已经进入太平军枪炮的射程之内。

太平军紧急关住城门后，城头枪炮如雨一样倾泻。一马当先的罗泽南头部中弹，顿时血染衣襟，但他仍坚持力战，直到实在看不到入城的希望才收兵回营。

胡林翼听到罗泽南受重伤的消息后大惊失色，急忙赶来探视。罗泽南当时的官衔是宁绍台道，只比知府高一点，位列正四品，而胡林翼已经是从二品的巡抚，但胡林翼对罗泽南十分尊敬，见了面执弟子礼，言行举止恭恭敬敬，俨然把他当成自己的先生。

胡林翼这么做，不是表面功夫，他确实对罗泽南的学识人品和能力都非常钦佩，即使私下与幕僚谈到罗泽南时，都要称罗山先生（罗山是罗泽南的号）。平时事无巨细，胡林翼均要向罗泽南进行咨询，彼此意见统一后才会施行，因此虽然相处时间并不长，但两人已经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当胡林翼到达时，罗泽南还能坐在营外，跟他商讨作战方略。尽管如此，胡林翼仍清楚地知道对方的伤势有多重，除了延请名医诊治外，还亲自驻其营中，以便日夜看视。

可这次罗泽南中的是致命创伤，伤口深达两寸，子弹无法取出，再好的医生都回天无力了。几天后，罗泽南伤情加重，已不能坐，只能躺，他睁大眼睛，作势索要纸笔，并仰卧床头写下了遗书。

这是非常少见的遗书，一共就两条：一条是“愿天再生几个好人，补偏救弊”。另一条是“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

有人说，罗泽南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即便在军营里也不肯放下书本，一睡醒便谈学问，但他留下的遗书却分明昭示出，这个人有着怎样的赤子之心，又有着怎样融会贯通的真学问。说他迂腐的人，恰恰自己太过精明，而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从古至今都充斥着这样的“精明人”，唯独缺少“迂腐的书呆子”。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罗泽南“神散气喘，汗出如洗”，已经到了弥留一刻。胡林翼见状，痛哭失声。罗泽南握着他的手，挣扎着留下遗言，但仍无一字及私。

罗泽南说，武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军肯定要死守，我们如果不拼命死战的话，不仅武汉保不住，恐怕今后两湖的其他地区也将“均无净土”。

在这最后的时刻，罗泽南还想到了在江西苦苦支撑的曾国藩，他再不能够去会师九江，救朋友危急了。他对胡林翼说：“现在武汉攻不下来，江西又危在旦夕，而我们力薄兵单，没法兼顾。我这个人是不怕死的，感到遗憾的是不能为此做什么了，以后只能靠你和李续宾继续撑持……”

话没说完，一代儒将便停止了呼吸。

从出生直到死亡，罗泽南可以说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命运累加在他身上的伤痛难以计数，但是在他心中，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需要反反复复地不断追问，一个人活着，应该如何求学，如何救世，如何活出真正的人生价值。

罗泽南战死的消息传出，整个南方战场都为之震惊。曾国藩更是痛悔不已，他认为如果不是自己三番五次的催促，罗泽南也不至于铤而走险，而胡林翼除了悲痛之外，还从中得到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对攻城战术的再认识。

改攻坚为围困，本来是胡林翼和罗泽南共同商定的策略，但因为各种原因，两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急于求成的思想，都想乘守军一个不注意，发动登城仰攻，以便一劳永逸。

登城仰攻固然爽快，但太伤元气，对于讲究身先士卒的湘军而言，战死在城下的往往都是军中最勇敢、最精锐的将士。罗泽南的死，让胡林翼猛然醒悟过来：“今后谁也不准提仰攻，谁提我跟谁急！”

胡林翼在“围困”旁边又加两个字“长久”，合起来就是长围久困。他要像僧格林沁对付北伐的太平军那样，慢慢地熬下去，直到用时间来熬出战果。

长围久困，要想围得实，围得紧，关键还是要把所有进出口一个不漏地全部堵住。对于武昌来说，则是要控制江面，以截断太平军的增援水道。

围绕这一条生命线，湘军水师和太平军水营展开了殊死角斗。

太平军水营曾经被打到灰飞烟灭，它的复振，是从翼王石达开执掌前线指挥大权开始的。所有太平军将帅中，石达开是发现水营弊端，并主动矫正其缺陷的第一人。

水营弊端在哪里，首先是船只。太平军多用民船，掳获民船固然省事，一下子就可能弄到成百上千，可是面对湘军的正规战船和洋炮，改造版的民船往往就跟纸糊的一样，一打就破，一破就沉，损失之后又无法补充，即便上万船只也很快就消耗一空。随着船只越来越少，水营的战斗力也就相应越来越弱。

其次是训练。由于原先忽视训练，水营将士的军事素养普遍很差，以至于“水战诸法，茫然不解”。打仗的时候，都是呼啦啦一道上，有一个地方受挫失利，便轰隆隆地全队赶过去，结果常常顾此失彼，被各个击破。

石达开从这两处入手，仿照湘军的模式，在安庆和九江分别督造战船，同时加强水战训练，从而打造出了一支以“湘式”大战船为基干，以改造民船和小划相配合，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新水营。

好钢用在刀刃上

湖口一战，便是新水营的初试啼声。此后，在湘军水师被分割且遭击溃的情况下，水营在长江之上重新取得优势。从九江到武昌，几乎处处都有太平军的战船。胡林翼的号令出不了三十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水上交通断绝的缘故。

石达开重建水营，曾国藩和胡林翼也要再铸水师，双方在造船和训练方面展开了全面竞赛，但是新水营的一招一式其实都是根据湘军模仿而来，有时架子看着是够了，内功却还是不足，所以很快就被湘军水师反超上来。

在前期的江上作战中，太平军水营已多次遭到败绩。为保存实力，韦俊便采取了一种游击战打法，即先将船只收缩到岸边，依托于城上的炮火掩护，使得湘军战船难以靠近，然后再乘隙突出，跟对方绕上个两三圈。

这种捉迷藏的游戏，太平军玩得起，胡林翼玩不起，他把杨岳斌找来，定下了火攻之策。

杨岳斌军人出身，有心眼偏狭的一面，特别在不肯援救彭玉麟这件事上，曾广受诟病，但胡林翼并没有因此对杨岳斌产生看法，而是继续大加重用，并保举他署理湖北提督。

杨岳斌的短处是争胜，长处也是争胜，好钢用在刀刃上，胡林翼就激励他到战场上去获胜。

被胡林翼重用的杨岳斌果然积极性高涨。他采办了五十艘大船用于火攻，船上装满硝黄和芦苇，堆起来高达两丈。

接下来还有两个要素。一是需要江水大涨。太平军为防止湘军战船靠近，在江上打有木桩，如果水面不涨，火船便无法越过。二是需要顺风。跟作战时最好逆风不同，火攻要的是顺风，这样可以缩短时间，因为反正是同归于尽，又不打算原路返回。

1856年5月31日，两个要素都等到了，杨岳斌率敢死队架火船向太平军水营大寨扑去。临行前，他特地告诫众人：“必须靠近大寨才能点火。”

杨岳斌这么做，是要把火攻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以免太平军提前防范，远远避让，但也无形中增加了危险——每只大船只附一只舢板，在火药点起的瞬间，船员必须全部跳上舢板自救。

敢死队在砍断太平军施放的木牌、铁链后，火船也离大寨越来越近，杨岳斌下令点火。此时还是深夜，太平军发现时，火船已经迫近。匆促之下，他们急忙开炮，不料火船上已没有人，而且被炮击后船上的火还烧得更旺了。

当天太平军水营遭受了再建以来从未有过的沉重打击，两百多艘能战之船被焚，其中包括很多长龙快蟹。从这以后，太平军水营便一蹶不振，再难有所作为。

杨岳斌仍不肯善罢甘休，又沿着长江一路捣过去。十天之内，转战千里，九江以上江面被其扫荡一空，从而彻底切断了太平军增援武汉的水上通道。

要说胡林翼已经做得挺不错了，可是咸丰并不满意。这种情绪就跟当初僧格林沁包围连镇时一样，你有耐心他没耐心。

胡林翼报告说打了胜仗，咸丰都不愿意看：“也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真是假，朕所知道的，是你至今对攻克武昌都毫无把握！”

他怀疑胡林翼是在“空言搪塞”，实质是“无计可施”，因此要胡林翼限期攻下武昌，否则就要予以治罪。

胡林翼被皇帝给弄急了。自他回援武昌起，为了早点将这座城池攻下，湘军已伤亡了三千余人，光军官就阵亡了百余人，“兵易募而将难求”，如果继续血拼下去，就算拿下武昌，湘军也完蛋了。

最让胡林翼感到痛心的是罗泽南的阵亡。在他看来，那是一位集学识、勇敢与廉正于一身的杰出将才，是今后常胜不败的保证，就这样白白战死，简直太冤枉了。

胡林翼从史书中请出了两个大腕来给自己做说客。这两个大腕，一个是韩信，另一个是韩信的谋士李左车。李左车似乎名气不大，但他的语录几乎人人皆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韩信是智者，不过他也曾经产生过要不计损失、一心攻城的“失”，李左车自谦为愚者，他给韩信贡献的“得”，就是千万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样只会越打越没信心。

胡林翼以秦末汉初的这段例子为引喻，直言：野战容易，攻城困难，两千年前就是如此，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皇帝你应该跟韩信学习学习，欣然纳谏才是。

咸丰无语了。胡林翼不是僧格林沁，这是一个满腹经纶、能言善辩的人，再扯下去，不知道还要搬出多少个韩信和李左车来教训你。

算了，那你就继续磨吧。

狼来了

知道胡林翼要长围久困，但韦俊既不敢走，也不敢逃。须知太平军的刑法十分严酷，从前丢了城池的石凤魁、黄再兴归京后，都被杨秀清处以车裂之刑，其状惨不忍睹。

在水路被封死的情况下，要打破胡林翼的长围久困，必须依靠援兵，更准确地说，是陆路援兵。太平天国战将古隆贤奉命从江西出援，他先前与韦俊曾有约在先，某月某日，举火为号，到时武汉的太平军出来接应，以便里应外合，突破湘军的封锁。

孰料由于杨岳斌扫清江面，太平军不敢沿岸行军，只能绕道而行，这样时间便耽搁了。到了约定的日子，韦俊派兵出城，却没见到援军相应，结果又被胡林翼给赶回了城。

胡林翼觉得奇怪，平时诱你们都不露头，这时候出来瞎逛个什么劲？审问俘虏，才知道还有这么一出。他灵机一动，找到了新的诱敌之策。

几天之后，韦俊在城头上观察时，发现湘军大营后忽然人喊马嘶，乱成一团。他意识到，可能是耽误行期的古隆贤到了，并且已经主动向湘军发起攻击。

太好了，这种情况下湘军肯定难以兼顾，正是前后夹击，有枣没枣都先打上一竿子的时候。韦俊派出大队人马，出城后向湘军营垒直扑。

起先营垒附近静悄悄的，给人印象似乎湘军都在后面应付援兵，但当太平军接近时，忽然枪炮声大作，湘军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

没有什么古隆贤，在营垒里等着韦俊的是胡林翼。韦俊所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胡林翼为了诱敌设伏而编造出来的假象。

此次出城，太平军被歼一千多人。韦俊用于守城的兵力本就已不多，枣没打着，倒磕了自个儿门牙，把他给心疼得够呛。

胡林翼捉弄了一次韦俊后，似乎上了瘾，屡屡冒充援军，要骗韦俊上当。韦俊又不是小孩子，他能上一次当，还会老上当吗？于是以后不管胡林翼装得多像，他都不再出城，即便是古隆贤真的来了。

这是一个类似于“狼来了”的故事，只不过在老故事里面，倒霉的是说谎者，而在新的故事里面，吃亏的却是被谎话紧紧套牢的人。

古隆贤是金田起义时出来的广西老兄弟，仗打得多了，经验很丰富，既然约定日期已经错过，他就不再蒙着头朝武昌急赶，而是在离武昌东南约四十多里的地方选择了一个险要地形，之后掘壕筑垒，构筑野战阵地。

如果韦俊能及时出来接应，湘军可能腹背受敌，但此时此刻，韦俊正被吓得不敢出来，胡林翼就轻松多了，因为这意味着他只需针对一面。

古隆贤所筑营垒被湘军一举击破，太平军溃败二十里，古隆贤本人也中炮负伤，增援以失败告终。

击退援兵后，胡林翼即在武昌城外开挖长壕。这是僧格林沁在北方实施包围战时就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战法，同时也表明了胡林翼将长围久困的策略进行到底的决心。

围困武昌期间，胡林翼见到了从湖南赶来的曾国华。曾国华是曾国藩的二弟，他来武昌，乃奉父命吊唁罗泽南，同时致辞勉励湘军子弟。

一通程序走完了，曾国华才提到此行最重要的一件事。原来曾家已经几个月都收不到曾国藩的信，曾父极其担心儿子的境况，希望胡林翼能够赶快分兵营救。

围城靠的就是人多，分兵必然单薄，但胡林翼能够理解为人父的心情，何况罗泽南临死都忘不了援救江西，他更不能只顾自己建功，而不顾曾国藩和江西的安危。

胡林翼当即从湘军挑选了四千能征善战的精锐，并委任曾国华为援军总指挥，率部向江西攻击前进。

翼王石达开此时已经离开江西，由北王韦昌辉接掌指挥权。尽管从军事才能到威望，韦昌辉都远不及石达开，但因曾国藩已无强有力的陆师部队护佑，所以仍被韦昌辉打得节节后退。

曾国华的率兵回援，不啻救了曾国藩一命。韦昌辉转回头与湖北援军较量，吃了个大败仗，连他的王轿绣伞都成了湘军的战利品，江西形势这才趋于缓和。

御将之术

石达开离开江西，是奉杨秀清之召，以解除江南江北大营对天京的威胁。

咸丰共在江南设立过两座军营，以长江划界，南京城外的叫作江南大营，扬州城外的称为江北大营。两座军营各司其职，分别用于围困城内的太平军。

奉命创建江北大营的钦差大臣是琦善。琦善时年已经六十多岁，小爵爷变成了老爵爷，早年鸦片战争中“主抚”的经历，无疑也给他的人生履历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他恰恰又是那种能在蹉跎中练就一身生存技能的人，年纪一大，则更显老辣。

鉴于琦善没有直接指挥过军事，咸丰特意加派一位叫雷以诚的刑部官员，以帮办军务大臣的名义做琦善的助手。

雷以诚自谓熟读兵书，各种兵法如数家珍，都在肚子里装着。他在扬州城下扎营，军营里彻夜不停地敲梆子，燃火堆，防卫看上去非常严密。

反观琦善的军营，到了晚上静悄悄的，既无声音也无亮光，整个一幅死气沉沉的景象。雷先生乐了，都说这琦大人是连前朝道光皇帝都赏识的重臣，也不过如此嘛，若论军事，简直是个睁眼瞎，一窍不通。

最好跟琦善提个醒，可是限于地位和资历，雷以诚又觉得一时不便开口，也罢，我这里也算树个榜样了，你天天看见总会明白过来的。

琦善大概真的明白过来了。某天，他把雷以诚叫了过去，不过看雷以诚的眼神却跟刀子似的，随后冷不防地就来了一句：“雷将军的军营里挺热闹啊。”

雷以诚以为琦善会夸赞他，可瞧这意思又不像，话里话外，隐约还有点嘲讽和责备他的味道。他嘴上不说，心里自然不会高兴：敢情你这不是在嫉贤妒能吧？

琦善见对方半天不开口，这才把话挑明：“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晚上防守，一味乱敲梆子，就听不见敌人的动静，燃起火堆，对方可以把你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得清清楚楚。若是太平军发起偷袭，岂不是很危险。”

雷以诚听得怔住了。他没想到琦善如此有见的，这都是正经八百的兵书上不会说的，但绝对是用兵打仗的要诀。

自此，他对琦善心服口服，再不敢班门弄斧。

江北大营兵力单薄，但任务并不轻，一边要阻截渡江北上的太平军，一边还要攻取重兵屯集的扬州，而这两方面的太平军又多为其精锐部队，个顶个全是“老长毛”，仗很不好打。

咸丰对前朝曾经“主抚”的大臣素有看法，见扬州迟迟不下，就常常语带讥刺地说琦善“老而无志”，一大把年纪了，已经不知道奋斗这两个字怎么写了。有一次他甚至还扬言，如果琦善再不把扬州城给攻下来，就要用曾赐给赛尚阿的遏必隆刀砍他脑袋。

有人提议，既然扬州城固难攻，不如引湖水以灌，但咸丰又顾虑扬州素为江南名城，水攻的话，可能会毁掉整座城市，所以始终不予批准。

这正是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琦善的压力非常之大。为此，他不惜亲自带兵，多次诱敌设伏，同时着力培养和提携将才，发挥部下的积极性。

琦善的御将之术也与众不同。野史中记载，他手下有个姓赛的将校，职位不高，但很有才气。琦善把他和另一位曾姓将领召到一块儿，各给五百兵丁，分攻两地。布置完了，又问他们带的兵够不够用。

赛某气盛，别说五百，你就给他五个人，他也不肯从嘴巴里冒出一个“不”字来。曾某则觉得不要白不要，要求多给点。琦善点点头，多给了他一倍兵丁。

赛、曾同时出击，赛胜曾败。两人回来复命，自然是大胜的赛某走在前面，灰溜溜的曾某落在后头。

在未入大帐之前，赛某就一路走一路笑，得意之色，溢于眉梢：也不知道琦大帅究竟会如何奖赏自己，反正那画面想起来就特别美。

不料真实的画面十分残酷，琦善见到他后，不由分说，就喝令亲兵拿下，要摁倒打屁股。赛某以为琦善认错了人，把自己当成了曾某，赶紧分辩，说我是谁谁谁。

琦善大喝一声：“我知道你是谁，但恐怕你不知道我是谁，再啰唆，就把你屁股打烂。”

赛某不敢再多言。由于心里气不过，被打时纵使再痛，也忍住不出一声。打完之后，已不能走路，只好让人抬着出去。

曾某还在帐外候着，眼见赛某落此下场，差点被吓死过去：人家赛某都打了胜仗，还要受到如此重罚，我这个败军之将，不是更惨了吗，说不定今天就要人头落地了。

等到召见曾某时，这位差不多是连跪带爬地进去的，进去后就磕头如捣蒜，而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与刚才的满面怒容不同，琦善还笑了，不过是不屑一顾地笑：“你这老兄还有脸来见我，我倒没脸见你了。”

说完便离座而去，也并未对他做出什么明确处罚。

哪里是轻轻巧巧就能做到的

曾某暗自庆幸逃过一劫。赛某当然是倒了大霉，由于打得很重，好些天都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他满腹怨尤，自认是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情节：人家说赏优罚劣，到我这，怎么就掉了个个？

看来根子还是出在上面对我有了看法，所以不管我怎么起劲儿，横竖都得给我小鞋穿，再高的战功换来的也不过是一顿暴打。

赛某打定主意，等伤一好就马上告退，回家种田，不干了。

这一天，忽然有琦善的亲兵拿着他的名片来到赛某帐外，隔着帐幕便问：“请问赛大人在吗？”

赛某职位低卑，起初听到称“赛大人”，还不敢开口答应。亲兵便干脆指名道姓，告诉他琦善有请。

召变成了请，自己的称谓也变成了“赛大人”，小赛马上意识到其中有戏，赶紧穿好衣服前往。见面后，琦善出示了一叠奏折，赛某一一看过去，上面列举的全是他的战功。原来琦善已多次对其进行保举，并且保奏官衔，朝廷已经批下来了。

这下子，怨气都化成了感激，感激到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琦善还特地留赛某共同进餐。吃饭的时候，琦善忽然笑着问他：“前些天我责罚你的事，老弟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赛某老实承认不知道。

琦善解释说：一个人年少气盛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可以一往无前，建功立业，坏处是容易因功生骄，骄而误事。那天我看你已有骄气，如果我再纵容你，对你并无益处，因此才要“折弟之气”，让老弟你尝一些挫折。

琦善最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只要你今后注意胜不骄，败不馁，以后前程将不可限量。”

赛某这才明白琦善作为一个老前辈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之后他的个人发展果然越来越顺，逐渐成为江北大营中的得力战将。

曾某的遭遇则正好相反。尽管琦善没有当场责罚他，但终其任上，不仅再未予以任用，而且连对方的面都不愿意见——既然已经料定曾某是个废才，这样的人，你就是责罚又有什么用呢？

琦善的努力终于收到成效。在江北大营建立不到一年后，他即迫使扬州的太平军陷入绝境，在北上援军的救助下，这批太平军才得以突围而出。

至此，太平天国在江北的据点仅剩下一个小小瓜洲。

江北大营的捷报，无异于在把江南大营往狭道里逼。江南大营的统帅是向荣。江忠源曾经评价这位名重一时的两朝大将：“心机太过，若不是在广西时卖弄小聪明，网开一面放跑了太平军，怎么会出现后来那种不可收拾的局面？”

因为这个错，向荣背了一辈子的包袱，甚至咸丰都忘不了经常拿这个把柄来敲打他。

咸丰对向荣说：“你要是赶快把金陵打下来，我就给你记天下第一大功，以前犯的错误全部豁免，但要还是拿不下来，对不起，老账新账一起算，我一定会提刀杀了你。”

与已普遍趋向于庸碌的官军将领相比，向荣至少还有一个长处，那就是他比较自觉，不会回避责任，该他做的事，不会躺在地上耍赖，但打下太平天国的都城，哪里是轻轻巧巧就能做到的？

江南大营的兵力比江北大营略多，但也不过万余人，自太平天国发起北伐西征后，先后调出三千余人尾追，加上当时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又得分兵攻剿，剩下来的几千人根本就围不住一座偌大的南京城。

向荣曾一度想把南方战场上的江忠源和北方战场上的胜保调过来，可是江忠源半途被江西巡抚留住，对付西征军去了，而胜保也正跟北伐军来来回回兜着圈子，亦无可能南下。

无奈之下，向荣只好打琦善的主意，提出先从江北大营抽一千人的马队赴援。江北大营还嫌人不够呢，如何能调兵给你？接到向荣的请折，咸丰回了一句话：“你要江北兵是吧？可以，先把你的脑袋寄给朕！”

红单船

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向荣很难从陆上对南京造成威胁，这时候他就想到了从水面发起攻势。

从当初沿江东下，追击太平军起，向荣便饱受缺乏水师之苦，一直计划打造战船，但他出身行伍，除了打仗，所知有限，根本不可能像曾国藩在衡阳时那样办船厂，造战船。

好不容易，朝廷从广东给他调派了五十只“红单船”。

红单船据传是广东顺德人发明的。顺德商人经常到南洋贩货，沿路不仅要经受惊涛骇浪的考验，还得跟穷凶极恶的海盗打交道，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就下功夫独立研发和制造船只。因私人造船需报海关批准，给予红单后才可开工，所以这种船只被外界称为“红单船”。

广东的红单船每艘可装2~30门炮，而在鸦片战争中，即便水师提督关天培坐的旗舰，也不过才装了十多门炮。此外，从船只的牢度、速度，到船员发炮的娴熟程度，一应指标都超过了当时的广东水师。更值得一提的是，红单船上的舵工和水手都是父子兄弟，一家人，作战时他们能够做到攻则合力向前，退则你帮我扶，没有通常水师官兵互相推诿溃散的情况。

得到红单船相助，向荣喜出望外，他赶快将红单船部署于南京附近江面，以切断南京与长江上游的联系。

红单船现身后果然不同凡响，尽管杨秀清使用了沿江设置铁链、派水营出击等各种办法，但无一能够奏效——上铁链，铁链被斩断，出水营，水营被击退。

向荣的这一招等于掐住了太平天国的脖子，时间一长，南京就出现了供给不足的情况，城内粮食也开始匮乏起来。趁此机会，向荣将江南大营不断扩展，占领了太平军在雨花台的各座壁垒，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太平军都不敢出城了。

杨秀清再也无法忽视江南大营的存在，他决心从西征战场上抽调重兵，将江南大营予以彻底摧毁。

首批回援的是原在安徽战场的燕王秦日纲，杨秀清交给他的任务是打通南京与镇江之间的通道。镇江位于长江南岸，是南京的东南屏障，一如鸦片战争时，英军欲占南京，必先攻镇江，但此时向荣已将南京与镇江分隔开来。

为应对太平军的反击，向荣与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分工，向荣负责率江南大营阻击秦日纲东下，吉尔杭阿负责阻击镇江太平军西进。

秦日纲虽然曾在田家镇败于湘军手下，但他的部队长期在安徽一线鏖战，其战斗力十分强劲。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拼杀，秦日纲终于突破防线，到达镇江，之后他马不停蹄，乘夜渡过长江，猛攻江北大营。

曾经统领江北大营的琦善早已病死在扬州。戎马倥偬的生活、高度紧张的环境，显然对他的健康造成了很大伤害，若是他能在京城或哪个安静一些的地方颐养天年，以爵爷的乐天，当不致如此短寿。

如果琦善还在，江北大营是能抵挡一下的，换成别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继任的托明阿有过很多次打仗的经历，但仅仅一个照面，他的江北大营便陷于崩溃，扬州也再度被太平军所占领。

江北大营如此软蛋，是向荣此前想不到的，他被迫抽调主力渡江北援，才稍稍稳住了北岸局面。刚把兵派出去，他就又得到了一个令他胆战心惊的消息，第二批西征军来了，从江西战场回援的翼王石达开即将赶到。

石达开的能力和战绩还远在秦日纲之上，向荣急忙再将北岸的主力撤回，以阻击石达开。左支右绌下，他已经完全失了方寸。

秦日纲得以再次南渡镇江，并趁向荣无暇顾及之际，与镇江守军合兵一处，猛攻城外的清军堡垒。

这些堡垒乃吉尔杭阿所设。吉尔杭阿是满洲八旗出身的官员，在任期间曾攻占上海，并击溃了小刀会，此后就一直卖力气围攻镇江。可是对付小刀会是一码事，和太平军作战又是另外一码事，论战斗力，太平军比小刀会那样还具有会党雏形的武装不知高了几个层次。

吉尔杭阿拿镇江不下，便也准备像胡林翼围武昌那样，来个长围久困，这些堡垒就是专门用来遮蔽镇江守军的粮道。

幕僚们劝吉尔杭阿说：“现在太平军攻势如此旺盛，不如暂避其锋，放弃堡垒。”

吉尔杭阿不同意：“太平军紧盯堡垒不放，就是知道堡垒对他们很致命，再坚持一下，说不定守军的粮食就会断绝，镇江就容易攻了。我们围攻了这么多天，不可轻易放弃。”

说罢，吉尔杭阿便率部进入了堡垒。

吉尔杭阿说得当然有道理，可问题是对镇江长围久困的条件早就不具备了。不光秦日纲已经屡进屡出，镇江还能从北岸的扬州获得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岂是你能困得住的？

秦日纲随即反过来将堡垒紧紧包围。吉尔杭阿激战五昼夜，亲自挥旗指挥，最后中炮而亡。堡垒守将要带着他的尸体冲出去，然而根本冲不出去，随之也血战而亡。

吉尔杭阿的一位八旗副都统侥幸突围，出来后痛哭着说：“我很早起就跟随吉公（指吉尔杭阿）从军作战，现在他死了，连尸体也找不到，我怎么能一个人继续苟活下去呢。”随即投江自杀。

以父之名

吉尔杭阿死后，南京与镇江完全连成一气。向荣独木难支，陷入苦战之中。

1856年6月20日，在杨秀清的亲自指挥下，云集天京郊外的各路太平军发起总攻，一举摧毁了江南大营。

向荣败退丹阳，因疲惫和郁闷而生了重病。惊恐不安的幕僚们劝他继续移营，撤往常州和苏州一带。向荣叹息着说：“我的身体状况不好，再不能亲自去围困金陵，还有什么脸面再向南撤呢？就死在这里吧。”

8月9日，这位道咸时代的名将，杨遇春手下的前锋，病死于丹阳。获知向荣的死讯，天京方面无不举杯相庆。尽管向荣从未有可能攻下天京，但他曾经一直是太平天国都城的肘腋之患，他活着一天，天京城里的天王和东王就睡不好觉。

终于可以做一个好梦了，对太平天国的领导层来说。恍惚之中，大家都变得飘飘然，没有人再去理会腋肘之患的深层含义——它可能在外，更可能在内。

太平天国领导层里有很多让外人摸不透的现象。比如说洪秀全是天王，又是教主，照例是老大，但军政大事却全由老二杨秀清说了算，而且有时老大在老二面前还得服服帖帖。

不是洪秀全喜欢这样，是不得不如此。若追根溯源，可称之为原罪。

作为从广东迁移到广西的客家人，杨秀清是一个孤儿，他读书不多，也识不得几个字，然而雄心和魄力却还在洪秀全等诸人之上。

杨秀清早年以烧炭为生，喜欢接触江湖人士，每次卖完炭，就用得来的钱买酒，回去和江湖朋友们一醉方休。时间一长，对江湖上的各种窍门都知之甚详。

仗着头脑灵活，反应敏捷，杨秀清自己也常常加以试验。某日，他突然告诉别人，说昨天梦见一个地方有金子，并且言之凿凿地说，只要他梦见有金子，就一定会有，如果没有的话就如何如何。

旁人抱着玩笑般的心态去杨秀清所说的地方找了一下，不找还好，一找差点把他给惊倒：那里竟然真的有金子！

当然跟做梦没任何相干，金子根本就是杨秀清事先藏好的。以后他即便偶尔窥见人家的隐私，也一定要公之于众。问他是怎么知道的，答曰：“梦中看到的……”

在拜上帝会的高层中，杨秀清能力出众，吃亏就吃亏在他是后来入会的，而洪秀全已经是教主了，他只能屈居其后。

机会专门提供给有准备的人。在杨秀清加入拜上帝会后，有一段时间，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惹上了麻烦，足足有一年半无法待在教内，当然也无法主持会务。

这时候杨秀清便“生病”了，在两个月内，他变得不言不语，口哑耳聋，等到身体恢复正常，便被下凡的天父（即上帝）附了体。

通过杨秀清之口，天父说他之所以要从天宫下凡，是因为世人都不听洪秀全的话，本来他是要降瘟疫惩罚大家的，幸好杨秀清不错，“以一己之身，赎众人之病”。

最后天父还说，杨秀清病了两个月，众人都因此得救，这完全是杨秀清的功劳。

杨秀清借天父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这一套被萧朝贵学到了，于是萧朝贵又成了天兄耶稣的代言人。萧朝贵也是个厉害角色，他是杨秀清的邻居，两人交情不错，他要来分一杯羹，杨秀清也没办法拒绝，只能与之“共享天父天兄”。

光一个萧朝贵也就罢了，问题是后面还有好多。此后，天父天兄便跟活闪婆一样，一会儿蹿你这里，一会儿跑他那里，到处发表宣言，有些言论甚至跟杨秀清和萧朝贵形成对立，摆明就是要另立山头。

洪秀全回来后，众人都找教主评判谁真谁假。洪秀全晕头转向，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会冒出这么多天父天兄，但你要说这些全都是假的，天父天兄是不是真的存在也就成了问题。

关系到拜上帝会的信仰根基，无论如何动摇不得，所以不管怎样，天父天兄附体的说法一定得认，但认谁不认谁，凭的不是真假，而是实力。杨秀清有头脑，所谓“谲诈有才”，萧朝贵有蛮力，所谓“性情猛悍”，二人身后还有不少追随者，对金田起义之前的洪秀全而言，利用价值颇高，轻易得罪不起。思量再三，洪秀全给出结论：杨萧为真，其他人为假。

定时炸弹

当洪秀全赋予杨萧“天父天兄代言人”的地位时，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埋下了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

当然，一开始洪秀全尝到的都是甜头。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初，一遇到险境和过不去的坎，杨秀清就以天父的名义出来激励士气，而一听到天父发话，教徒及太平军将士无不豁出性命去打，杨秀清在军中的声望和权威也由此与日俱增。

洪秀全长于宗教（当然特指他所创的宗教），短于军政，很多方面都是因人成事。早期发展会众，靠的是冯云山，后期指挥作战，依赖的是杨秀清。依赖惯了，洪秀全也就索性一懒到底，将所有军政要务均交由杨秀清一手办理。

随着时间的延续，翅膀长硬了的东王逐渐凌驾于众人之上。

古时官员出行要坐所谓八抬大轿，也就是八个人抬的轿子，最多的是十六抬大轿，雇十六人抬。杨秀清坐的是三十二抬大轿，要么不出行，一出行便是前呼后拥，鼓乐齐鸣，光随从便有千人，俨然是一支行军部队。

与派头一道上去的是架子。当初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曾结为异姓兄弟，因凭空弄了一个耶稣做上帝的大儿子，洪秀全便称为老二，依次老三、老四这么排下来，到石达开排老七。六人歃血为盟，今后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有难同当”是实践了，老三冯云山和老五萧朝贵还死在了创业途中，只是“有福同享”出了问题，到享福的时候，杨秀清率先变脸，韦昌辉和石达开在他眼里，不是什么王侯或一同出道的兄弟，而压根儿就是他帐下的两员部将。

石达开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毕竟常在前线，可以名正言顺地避开杨秀清，而且他的能力和战绩在那里摆着，打仗少不了他。与之相比，韦昌辉则要难过得多。

在以大老粗为主的太平军将领中，韦昌辉还算是个读书人，与洪秀全、冯云山、石达开基本处于一个档次，因此在冯云山、萧朝贵死后，就很少外出率兵打仗，而是“常居中枢”，犹如宰相一样在天京处理日常事务。韦昌辉一度权力很大，太平天国官员的证书，正面盖东王杨秀清的大印，骑缝处必盖他北王韦昌辉的一半印章。遇到有政事汇报，起初也先要禀报韦昌辉，他觉得可以实行，再报杨秀清，然后转奏洪秀全核准通过。

时间一长，韦昌辉便受到了杨秀清的猜忌，不仅权力被越分越少，立功受奖基本没他的份儿，而且动辄得咎，有一次还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摁倒在地，打了几百下屁股，最后站不起来，只好让人抬着回家。

韦昌辉不是普通将领，众目睽睽之下挨如此重责，痛尚在其处，羞辱更折磨人。可是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兄弟早成过去式，要斗的话，又不是对手，余下便只有曲意逢迎一途了。

知道杨秀清大字不识几个，也不喜欢读书人，韦昌辉每次见到杨秀清，都要说自个“肚肠嫩”，见识浅，总之是变着法作践自己，以讨好对方。

可就这么低姿态，杨秀清也没打算饶过他。韦昌辉的一个族兄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得罪了杨秀清，先是遭到鞭打，接着竟然被处以五马分尸的酷刑。

韦昌辉既恨又怕，连在北王府议事时，也要时常左顾右盼，唯恐一句不慎，被杨秀清抓住把柄，落得个吃不了兜着走的下场。

韦昌辉位居北王，排行老六，尚且如此，其他人像燕王秦日纲之类的，就更不用说了。

人生好比在作秀

对位次排在他下面的兄弟，杨秀清又打又压，对位次在他之上的洪秀全，他也经常不给好脸色，使用的都是同一工具：天父附体。

附体这套把戏，原来属于双簧，杨秀清扮天父，萧朝贵扮天兄。既然是表演，总是需要点天分的，有时分寸很难拿捏到位，比如，萧朝贵有一次就差点演砸。

那还是在永安被围的时候，为了鼓舞军心士气，萧朝贵便来了个“天兄下凡”。当时萧某站在桌上，拿把刀跳来跳去，口里念念有词，说大家不要怕，本天兄已诛杀清妖，斩得赛尚阿人头云云。

就在他舞得正起劲的时候，一个不留神，脚下失了准头，从桌上滑到地上，把脖子给摔伤了。

战无不胜的天兄下凡除妖，却把脖子给摔了，这情节把围观的一众将士都惊得不知所措，本来要用来提精神，结果精神反而萎靡了。

萧朝贵只好自我解嘲，他引用了一句文绉绉的语言，称“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出来混总要经历点风雨，大家一定要相信天兄，天兄这个人就是“越受苦越威风”，管他什么妖魔鬼怪，任凭你再怎么飞怎么变，迟早都逃不脱天兄的手掌心。

与萧朝贵相比，杨秀清对于“天父附体”的演绎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同样是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他可以二话不说，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即便被抬到床上也动都不动，而一旦“病愈”，立刻霍然跃起，指挥调度井井有条，跃马战场攻无不破。

渐渐地，萧朝贵明显落于下风，“附体”的次数也就随之越来越少，直到长沙城下他被一炮打死后，“附体”就成了杨秀清一个人独享的专利。

在天京，杨秀清“天父下凡”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为了点琐屑小事，也要让天父不辞劳苦地跑下来指手画脚一番。看着杨秀清在上面张牙舞爪做癫狂状，大家跪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就怕从他的嘴里冒出天父发怒，要对尔予以惩戒之类的话——韦昌辉被打屁股，他的族兄被五马分尸，无一不是拜天父所赐。

众人之苦，却是一人之乐。人生好比在作秀，杨秀清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种表演，因为在诚惶诚恐的人群中，不仅有诸王大臣，还有“虚君”洪秀全。

洪秀全号称天王，又是拜上帝会的教主，无论真实的人间还是虚拟的天上，都是唯我独尊，可在下凡的天父面前，他也只有俯首帖耳，老老实实听着的份儿。

据说有一次在行军扎营期间，洪秀全正跟一群妻妾卿卿我我，有人忍不住透过营帐偷窥了两眼，被他发现了。洪秀全对自己执行自由主义，对别人则是上纲上线，在太平军内，连夫妻都不能在一起，更不用说偷窥了，当即勃然大怒，要下令处决此人。

杨秀清不高兴了。倒不是说他对偷窥无所谓，这件事情若是发生在他本人身上，也是一百个脑袋都保不住，他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洪秀全在“擅自下令”前没先跟他打招呼。

只见他咣的一声倒地，等众人将他扶起时，听到的已是天父下凡的声音。天父以老子训儿子的口气教训洪秀全：“尔与兄弟打江山，杀人大事，何不与四弟（即杨秀清）商议，此须重罚！”

重罚，就是要像韦昌辉那样，掀倒在地打屁股。洪秀全目瞪口呆，但是又不敢反驳这个虚拟的天父老子，只好跪下乖乖认罚。

其他人见状不好，赶紧苦苦求情。堂堂天王，总是要给他留面子的，杨秀清并不是一定要打洪秀全的屁股，纯粹是为了要像整治韦昌辉一样，树立自己的权威。现在目的既已达到，也便见好就收，放了洪秀全一马。

表演结束，恢复正常的杨秀清居然还故作惊诧，问别人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洪秀全哭笑不得，纵使他知道“杨四弟”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可事已至此，“天父代言人”的交椅已经是撤不回来了。

在击破江南江北大营，向荣也一命呜呼后，杨秀清认为皆其一人之功，为人处世更加为所欲为，成天想着要挟制和架空洪秀全。洪秀全身为太平天国的领袖和元首，却老有一种兜里的钱不是自己的，是跟人借的感觉，自然苦不堪言。

自建都天京，洪秀全平时都待在天王府内寻欢作乐，足不出宫，除了东王，一般王侯要见到他都很难。1856年8月22日，杨秀清又假装生病，要洪秀全前去探望。此时洪秀全已听到风声，杨秀清正预谋以“禅位”的方式迫其下台，这使探病变成了一场犹如鸿门宴的局。

去，也许就出不来了，但如果不去，可能马上就会性命攸关，纠结半天，洪秀全还是决定去。

天无二日

进入东王府，果然防卫森严，隐隐然透出一股杀气。可这时候洪秀全想撤步回头已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里走。到了杨秀清的卧室，他正仰卧在床上，由左右四个美女伺候着，对洪秀全不理不睬。

洪秀全低头一看，床边仅有一只小榻，是专门给他坐的。

坐下之后，洪秀全便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无非是听到你东王病了，我多么地担心想念之类的套话。未料杨秀清这个“戏痴”还在装昏迷，而从他口里跑出来的“梦话”则让洪秀全大惊失色，心跳不已：“别人都说天无二日，秦朝时有两日相斗的典故，这是为什么啊？”

传说中的谋权篡位原来是真的！

这是杨秀清早就设计好的套路，主要是在清醒的状态下，“禅位”两个字很难说得出口，倒不如用梦话来试探：我说天无二日，接下来就是人无二主，识相的赶紧把位置让给我，否则今天你就不要想走出东王府。

洪秀全的反应是沉默。你不是在做梦吗，我就当你胡言乱语好了。

杨秀清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以天父的口吻问洪秀全：“四弟如此大的功劳，怎么才九千岁啊？”

这次再不可能装聋作哑，发现已没有退路，洪秀全赶紧回答：“对，九千岁不合适，应该是万岁。”

“那东王的儿子呢？”

洪秀全不敢怠慢：“也是万岁，东王万岁，东王儿子万岁，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万岁。”

怕杨秀清仍不满意，洪秀全又下令随从官行九叩首的大礼，并且三呼东王万岁。

见此情景，杨秀清反而愣住了，只好顺势来了一句“东王万岁，天王万万岁”，以敷衍场面，随后便开始打呼噜装睡。

洪秀全再也待不住了，趁杨秀清还在装睡，他向赴鸿门宴的刘邦学习，以上厕所为由，找机会溜之大吉。

洪秀全走后，杨秀清突然睁开眼睛，又恢复了正常人的样子，并像煞有介事地问洪秀全去哪儿了。左右据实以告，他得了便宜还卖乖，当着大伙叹息一会儿，意思无非是要表明，他跟“逼封万岁”这件事毫不搭界，一切皆为天父他老人家一手料理安排。

只要是原罪，有一天总会发酵，只要是定时炸弹，在某个时间也一定会引爆。杨秀清的“逼封”其实早有先例可循。

早在金田起义前，杨秀清和萧朝贵联袂搭档，动不动就以天父天兄的名义发号施令，那时两人就表现出了不安分的迹象，不过他们还不敢对洪秀全这个教主叫板，在地位上他们一心想要超越的是冯云山。

在拜上帝会里，冯云山堪称元老，很多骨干教徒包括韦昌辉都是由其一手发展出来的，要压过他就得一步步来。萧朝贵曾借“天兄下凡”，把自己、杨秀清、冯云山都列为洪秀全的军师，其中杨、冯为三星军师，他为二星军师，但在所谓的三星军师中，杨的位置已经排在了冯的前面。

尝到甜头后，在又一次“天兄下凡”中，萧朝贵就用天兄的口吻故意问洪秀全对杨、萧二人的看法。洪秀全干别的不行，在这方面倒是极其机敏，他马上猜出了萧朝贵的用意，遂投其所好：“要打天下，我有杨、萧辅佐，哪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因为这句话，萧朝贵也腾地一下排到了冯云山前头。那是洪秀全第一次受人摆布，但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如果不是在这次遭遇战中吃了哑巴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或许他当天赴“鸿门宴”时就可能中杨秀清的圈套，纵使能够走出东王府，也得灰溜溜地下台让位。

当然，更多的还只能说是侥幸，要是杨秀清完全翻脸不认人，天王也许连上厕所的机会都不会有了。

洪秀全在东王府时还能强作镇定，回到家已是大汗淋漓，同时杨秀清“天无二日”和“逼封万岁”也深深地刺激到了他，让他意识到自己已命悬一刻，必须找人护驾。

在过去的六兄弟中，除已战死的冯云山外，只有韦昌辉和石达开是洪秀全能依靠的对象，这实际上也是他在吃了萧朝贵的暗亏后，提前为自己设好的两步棋。尤其是北王韦昌辉，既与杨秀清积怨很深，在杨秀清要以天父的名义杖击洪秀全时，又曾经声泪俱下，请求代其受罚，让洪秀全很是感动。可以说，在情感上，洪秀全和韦昌辉早已达成了一种默契。

洪秀全一边下令四门紧闭，加强天王府的防卫，一边连夜写下密诏，召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入京勤王。此前，石达开已奉杨秀清之命，再赴湖北救急，所以离得很远。最近的就是韦昌辉和秦日纲。

韦昌辉在天京遭到杨秀清的排挤和打压，不得已来到江西战场指挥作战。他虽是书生，但在早期的太平军中也曾以善战闻名，本指望靠军功东山再起。可惜他的运气不好，刚好赶上曾国华率湘军精锐回援江西，劈面就吃了败仗，连随身的王轿绣伞都丢掉了。

联想到从前在杨秀清那里所受到的羞辱，韦昌辉感到不寒而栗，不知道该如何回京复命，而天王的密诏则好似柳暗花明，给他提供了另一种解决困扰的可能。

老账新账一齐算，不是你杨秀清对我，是我对你杨秀清。

全城大搜杀

1856年9月1日，韦昌辉从江西赶回。他的到来，显然出乎杨秀清意料之外：你打了败仗，我正要打你屁股呢，你还敢自己冒出来？

杨秀清不让开门，要韦昌辉打了胜仗再来见他。韦昌辉只好拉下脸来再三恳求，好说歹说杨秀清才松口放行。

这时候的杨秀清无论如何不会想到韦昌辉要来杀他。在一本清末笔记中，虽然也记载守军最初不让韦昌辉进城，但上面说韦昌辉是以“奉东王密书”为借口混进城的。

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之处在于，天京曾被江南大营围困多年，城防应该极其严密，加上太平军本身军纪严明，如果负责守城的杨秀清不答应或不知晓，很难相信韦昌辉可以靠编谎话过关，况且要是“东王密书”被当场拆穿，韦昌辉就无异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个儿的脚了。

同样是根据这本清末笔记的记述，韦昌辉进城后立刻对东王府发起攻击，最后把躲在水阁下面的杨秀清给生生地拖了出来。

且不论杨秀清身经百战，临场表现是否真的会这么?，只说韦昌辉攻击东王府，天京守军特别是遍布全城的所谓“东党”（杨秀清的亲信）不可能等闲视之，一定会群起援救。此类僵持战若打下去，未必对韦昌辉和秦日纲有利。

事实是，虽然进了天京城，但韦昌辉也并不能马上拿杨秀清怎样，尽管他要这么干的心情十分迫切。

在韦昌辉之前，近在江苏战场的秦日纲已经入了城。此君能被洪秀全列入勤王名单，除了也曾受过杨秀清的打骂外，肯听话，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是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他没什么政治头脑，所以洪秀全又不太放心，不敢完全赋以重任。

洪秀全看中的还是韦昌辉，只有这个长期接触官场厚黑面的小文人型将领，才足以完成使命。

韦昌辉先去天王府拜见洪秀全。这是按照规矩来，前线将领回天京莫不如此，杨秀清并不起疑。

当着众人的面，洪秀全将韦昌辉假模假式地大骂了一通，让他赶紧到东王府去向杨秀清请罪，私下里却交给韦昌辉一条他早就想好的计策。

韦昌辉按计而行。在见到杨秀清时，先不说战败的事，而是道喜，祝贺东王成为“万岁”。

洪秀全可说是摸准了杨秀清的脉络。东王本来憋着劲要给韦昌辉一顿板子，但“万岁”正是他的痒处，巴不得别人提起和拥护，何况是韦昌辉这样重量级的王侯。

杨秀清立刻转怒为喜，还留韦昌辉吃饭。席间一个得意忘形，毫无芥蒂，一个正中下怀，居心叵测，喝酒的效果自然大为不同，到酒饭上到一半时，杨秀清已然完全解除了戒备。

见时机已到，韦昌辉出其不意地拔出佩刀，使足力气一刀刺穿了杨秀清的心脏。

杀死杨秀清后，韦昌辉又威吓住惊慌失措并正要上前围攻的王府侍卫：“东王谋反，我受天王之命将其诛杀。”

随即出示洪秀全的密诏。众人一看，果然是天王的旨意，便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了。

接着，韦昌辉又和秦日纲一起，关闭城门，对“东党”进行全城大搜杀。在“东党”眼里，韦昌辉和秦日纲带来的人马就是“北党”，双方一场混战，“东党”因失去了杨秀清这个主心骨，又缺乏防备，所以在交战中不是“北党”的对手，非亡即逃。

当时的天京城里，还住着一些外国人。第二天拂晓，当他们出门时，发现街上到处都是尸体，其中大部分为杨秀清的部下亲信，甚至是仆役和随从。

“东党”虽然被杀得四散，但其中很多人还是得以逃脱并藏匿起来。不久，他们得到消息，洪秀全只想除去杨秀清一人，因此责怪韦昌辉等人过度滥杀，已下令每人杖责五百，且在天王府公开受刑。与此同时，天王还邀请“东党”前来参观，以示不再殃及他人。

洪秀全的这番话其实正是“东党”们想听到的。杨秀清谋反不管真假，总是他个人的事，而且就这么成天躲躲藏藏也不是个办法，既然天王亲自相召并豁免，岂有不去之理。

去了一看，果然一干人等都被按在天王府的大厅外面，马上板子就要敲下去了。大家放了心，按照规定，把武器放在门外，一批批地在大厅里面落座，准备观看行刑。

他们不知道，即将被行刑的正是他们自己。

送走神，来了魔

在上当的“东党”到齐后，门窗忽然一齐关闭，不管他们如何拼命叫嚷和敲打，都无济于事。第二天凌晨，门窗打开，不是要释放他们，而是为了朝里面扔火药。在人们被炸得东倒西歪之后，全副武装的士兵才冲进来，犹如杀鸡斩鸭一般将“东党”予以全部处决。

一切都是早就策划好的。虽然成功刺杀杨秀清和打垮了“东党”，但逃跑者仍让洪秀全、韦昌辉等人放心不下，就怕除恶不尽，留下后患，而到了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洪秀全的头脑也总是特别好使，他很快就想出了这样一个请君入瓮的“妙计”。

在所谓的天京事变中，包括曾附属于杨秀清的亲信部众，太平天国的大批骨干和精锐损失殆尽，前后死者近三万人，据说秦淮河水都被鲜血给染红了。

1856年9月中旬，从湖北战场匆匆赶回的石达开也到达了天京，眼前的景象令他大为惊骇，显然翼王没有想到杀戮会如此之惨。他对韦昌辉说：“天王的密诏里只是说杨秀清谋逆当诛，杀他一个人也就够了，如果株连过多，恐怕人人自危，动乱将不会停止，这正是我们的敌人所高兴看到的。”

石达开说得当然没错，可问题是韦昌辉已经停不下来了。杀人就是这样，杀一个是杀，杀一万个也是杀，再往后面去，真的跟杀鸡斩鸭没什么区别。尽管韦昌辉已用“请君入瓮”的办法，几乎尽歼“东党”，可保不准还有人会躲在城内的边边角角，所以为了防止对方日后报复，就还得继续杀下去。这就叫作“已蹈虎背，势不能下”。

疯狂的杀戮已令韦昌辉近乎失去理智，他杀红了眼。任何人挡路，或口出怨言，他能回应的就只有一个字：杀！

给予石达开的待遇，也是一样。

因为没有大开杀戒的准备，石达开从湖北返回时，并没有像韦昌辉一样带来大批兵马。韦昌辉要杀他，容易得很。石达开发现韦昌辉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而且对自己也动了杀机，他连夜用绳子滑下城墙，逃回他的老根据地安庆去了。

见石达开只身逃脱，韦昌辉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冲入翼王府，灭了石家满门。

曾经的同盟者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石达开召集部众，打着“靖难，清君侧”的旗帜准备进军天京。在诸王之中，石达开素以冷静沉着著称，连他都能被惹毛，到这一步，洪秀全也认为韦昌辉做得太过火，忍不住埋怨起来。

韦昌辉根本不予理睬：当初一个劲儿地求我的是你，现在一个劲儿地怪我的也是你，合着我总是做坏人，你总是扮好人，天底下有这样的事吗？

今天的韦昌辉早已不是昨天的韦昌辉，对不入耳的话一句都听不进去，哪怕说话的人是洪秀全。他成了升级残暴版的杨秀清，不仅继续杀人如麻，而且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天京城里的主宰，连进出天王府也是横冲直撞。

要问口令，要通报，要等候吗？我没这闲工夫，一个字，还是杀！洪秀全的几个侍卫都因此死在了韦昌辉的刀下。剩下的侍卫人人自危，都跑到洪秀全面前哭诉，说北王如此残暴，我们自己的小命都快保不住了，如何还能保护天王您？

洪秀全既恨又悔，出现这种送走神却来了魔的局面，是他始料未及的。

不过在关键时候，韦昌辉也犯了和杨秀清一样的错误——你连侍卫都杀了，还留着洪秀全本人，难道是在坐等对方先下手吗？

洪秀全召集数十个侍卫，在夜半时分潜入韦昌辉的住所。此时韦昌辉的卫士们都睡着了，防备不严，这些功夫高手一拥而入，将韦昌辉逮个正着。

接着，洪秀全又逮捕秦日纲，与韦昌辉一同处死，两人的首级都被送到石达开军中，供其验看。

仇家已死，石达开出了一口怨气，太平天国内部的大动乱这才得以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