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华丽转身



按照林凤祥和李开芳的原计划，是想撤往保定，这样还可以再换个方向后，再度对北京发起攻击，但由于僧格林沁追得急，只得改道继续南奔。1854年2月7日，太平军经过河间府，发现这里的束城镇周围树木茂密，村庄密集，比较适于防守，便赶紧就地据为营垒，以凭险对抗始终无法摆脱的蒙古骑兵。

刚刚扎好营，僧格林沁便尾随而至，但他只远远包围，不敢贸然进行攻坚。

胜保开始还稀里糊涂，搞不清楚突围的太平军究竟到哪儿去了，等接到通知后，才气喘吁吁地率领骑兵赶到束城。来了之后，也唯有干看着，原因跟僧格林沁一样，没有带上大炮。

时间变得对固守一方有利了。太平军加紧修筑营垒，虽然在蒙古骑兵的追袭下，他们已死亡了两千余人，逃亡掉队的也不计其数，但撤到束城的部队仍有两万人，加上稳住了阵脚，其防守能力又得以回升。

2月23日，各路官军全部到达，天津的大炮也运来了，他们这才发起大规模进攻，然而接下来互有胜负，这些进攻并未能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

高帽子白送了

京城的危机暂时解除了，可是僧格林沁、胜保及其统率的北方官军，全都被牵制在束城，无法回援南方战场，这让咸丰陷入了新的焦虑。他能做的，只有下旨催曾国藩尽快出省作战。

下这样的旨意早已不是第一次。吴文镕在武昌告急时，咸丰就曾接连三次下旨，命令曾国藩派湘军赴鄂。咸丰当时并不像吴文镕、江忠源一样看重湘军，纯粹是拉一个算一个，拨到碗里便是菜，有总比没有好，而湘军也并非担当主力，只是给同样被征调的湖南绿营打个下手而已。

那一次，因太平军撤围，让曾国藩得到了自动豁免的机会，曾国藩事后对自己逡巡不进的解释也得到了咸丰的谅解。曾国藩说，我的水师还没练成，暂时没办法跟太平军较量，等我把这个难题给攻克了，一定亲自率部出击。

清代自有水师以来，分为内河水师和外海水师，此外还有二者特征兼备的广东、江浙水师。长江水师是个新事物，以前从来没有人提过，这让咸丰眼前一亮，他也已经意识到沿江战场正因为缺乏水师，才导致局面如此被动，所以建立水师是第一要务，的确比配合绿营都来得紧急。

可是接下来咸丰就没办法保持冷静了。

两个月后，太平军水营频频出击，“千里长江，任其横行”，沿岸官军就是看见太平军的战船也不敢主动交战，只能祈求对方不是奔自己来的。

唯一有希望遏制这一趋势的就是湘军水师。于是咸丰再次把目光投向曾国藩，这次不是打下手，而是作为救命稻草一样的主力。他催促曾国藩尽快率水师与江忠源会合，以对来势汹汹的太平军进行水陆夹击。

人的身价不一样，跟他说话的口气都得变。咸丰很少夸人，此番却破例给曾国藩送来了高帽子：“朕知道你向来为人忠诚，且有胆有识，相信你一定能够顾全大局，不辜负朕的重托。”

让咸丰没想到的是，高帽子白送了，曾国藩从始至终也不肯露一面。问他为什么不肯出兵，回答翻来覆去还是那句话：“我这支水师太重要了，与太平军作战，非水师莫能致其死命，不练好是绝不能轻易出征的。”

咸丰差点给气乐了：“你以为你是谁啊，这么人五人六的，好像南方诸省离了你都不行似的，你觉得以你的才力配吗？”

“忘记你做礼部侍郎时写的谏议书了吧？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妥，什么都不放在你眼里，可轮到自己，还不就是一副畏葸的熊样！”咸丰有理由怀疑曾国藩背后的实际能力，认为他之所以推三阻四，很可能是为临场怯懦所找出的借口。

关键还是要用人，而不是骂人，因此在结结实实给了两棒之后，咸丰又用上了幼儿园阿姨哄小朋友的口吻：“朕想，你既然能自担重任，创建水师，肯定非胆小之辈可比，赶紧设法赴援吧，能早一步，就可以得到早一步的好处。”

然而曾国藩似乎铁了心，他软硬不吃，无论是大棒还是胡萝卜。一句话，反正我的水师没有练成，出去也是白给，你说我畏葸就畏葸，胆小就胆小。

他还找到了一条理由，汇报说衡阳一带尚有一股起义会党未扑灭，而这股会党乃“湖南巨患”——你硬要调我走也是可以的，只要你能另外找到“征剿”会党的替代部队。

这条理由狠狠地将了咸丰一军，让他顿时傻了眼。本来指着湘军出省打仗，结果拔出萝卜空出坑，还得再找支部队去擦屁股，那倒还不如让他们一手一脚料理完算了。

咸丰闭起嘴，不再瞎叨叨了。

自吴文镕在黄州战败自杀后，武昌告急，咸丰第三次给曾国藩下达“刻日开行”的圣旨。由于前面连续遭到回绝，让咸丰都有了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他不知道这回曾国藩给他的会是什么，难道又是一大堆无法拒绝也无法反驳的理由？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朕想你的水师该早就建成了吧，战船、水勇、洋炮也谅已齐备。”在时间这个潜台词里面，当然还得包括“湖南巨患”应该已经解决了，咸丰想象曾国藩会给他什么借口，预先就给堵住。

皇帝多虑了。就在他发出谕旨的同一天，对方已经倾巢开拔，在战船刚刚赶造下水的情况下。

这仍然是一支仓促成军的部队，但江忠源、吴文镕的接连战死，前线形势的日趋恶化，以及朝廷急如星火的催促，都不会再给曾国藩留下继续打磨的时间，他必须出发了。

有教无类

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率湘军离开衡阳，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地向北进发。此前，他亲自撰写和发布了一篇著名的檄文，即《讨粤匪檄》。

“粤匪”指的是太平军和太平天国，所以这篇檄文也可以看作是湘军出师前，双方在思想上的一次提前交锋。

纵观整个太平天国运动，其政权从起事起，对满人采取的就是一种极端政策。在武昌、南京等重要城市，只要具备上述身份，皆一个不留，杀光完事，无论官兵还是妇幼老弱。为此，他们还遭遇了激烈反抗，一如鸦片战争后期的乍浦和镇江。

太平天国的反满情绪，在半个世纪后引起了力志排满反清的革命党人的共鸣。后者对太平天国做出了极高评价，孙中山本人更是对洪秀全大力推崇，认为他“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

英雄的对立面就是坏蛋。经过早期革命党人的演绎，曾国藩的形象很是不堪，被视为“汉奸刽子手”，只知道替满人杀自己的汉人同胞。

在曾国藩的时代，虽然这种以满为敌的思潮在主流社会还缺少市场，但作为一支纯汉人武装的领袖，曾国藩也自知有驳斥的必要，否则湘军就会师出无名，还没开打，腰杆子就硬不起来。

古书早就为他找到了依据，这是孔夫子的经典语录“有教无类”，套用现代语言，就是大家不管出自哪个民族，哪个种群，必须有同一价值观。价值观相同，咱们就可以走到一起，成为同志，相反就只能刀兵相见，成为死敌。

林则徐出任云贵总督，在解决汉民和回民械斗纠纷时，所奉行的正是这一思维，即“只分良莠，不分汉回”，只看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看你是汉民还是回民。

在中国历史上，蒙古人灭了宋，满洲人灭了明，但是满洲人与蒙古人不同的是，自他们入主中原后，就实际成了本土文化的归附者，原有的传统文化也相应得到了延续。曾国藩在檄文中要表达的意思是，作为汉民族士大夫，他不光要保大清国，更主要的是要保传统文化的血脉。

当论题转移，曾国藩成功地抓住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软肋。因为太平天国要摧毁的不仅仅只是清廷，而实际就是传统社会制度本身。自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是走到哪里扫到哪里，文昌、岳飞、关帝等国人的精神偶像被一一推倒，文庙、寺庙、道观无一存留，可以说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儒释道文化全被扫地以净，他们只准人们信奉他们所谓的“上帝”。

另一方面，半个世纪后的革命党人过于功利地进行了想象，以为太平军秋毫无犯，但在不少地方，老百姓对“长毛”的印象其实很不好。

曾国藩在檄文中指责太平天国要消灭“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以及“荼毒生灵”“残忍残酷”，并非没有根据，同时他将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定位为保卫传统文化之战的提法，也在民众特别是两湖学界得到了极大认同。

写文章是曾国藩的长项，那是笔走龙蛇，潇洒得不行，领兵打仗就未必了。

曾国藩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他对江忠源期望很大，本来是打算在练兵结束后，将湘军全部交由江忠源指挥的，他自己只负责后勤，办理练兵和筹饷等幕后事宜。可惜他没能等到这一天，江忠源一死，犹如砍去了他的左膀右臂，现在只有硬着头皮亲自上战场了。

咸丰最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要进入湖北援救武昌，但是形势变化是如此之快，转眼之间，太平天国的西征军已经攻入湖南，并占领了湘北重镇岳州（今湖南岳阳）。

湘军陆师久经训练，此前也曾四处“剿匪”，不过彼“匪”非此“匪”，那些中小股的会党或盗匪，无论规模和战斗力都没法与太平军相提并论，而曾国藩和他的书生营官们又不像江忠源一样经历过大阵仗，所以每个人心里都多少有些忐忑，不知道考下来究竟能拿几分。

结果是：满分！

还没怎么接仗，太平军就早早逃跑了，岳州等于是空城一座，拿下它未费吹灰之力。

给这些人兴奋的，就差举杯庆祝了。

都说太平军如何如何厉害，原来不是我们的菜啊。曾国藩扎营岳州，而且当即点出一千人马，作为前锋继续向武昌进发。

连走两日，沿途还是不见太平军的踪迹。在湘军军营，原先的紧张情绪由此一扫而空，到了晚上都懒得派人巡逻，大家伙睡得那叫一个香。

当天半夜时分，营帐外忽然传来一阵阵类似于松涛般的声音，有人睡眼惺忪地把头探出去一看，差点被吓傻。只见四周到处都是灯笼火把，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太平军成千上万，舞刀弄枪，直奔他们而来。

兵家之大忌

与久经战阵的太平军相比，刚刚出道的湘军还是太嫩了。

组织这次伏击战的太平军将领叫石祥祯。其人作战以勇猛著称，喜欢一对一跟人较量，基本上没有输的纪录，因此得到绰号“铁公鸡”。

应该说石祥祯不算一个智将，但这要分跟谁比，与初出茅庐且两眼一抹黑的湘军比，人家就可称得上是第一智将了。经过侦察，石祥祯发现湘军军容整齐，与其他绿营八旗迥然不同，显见得是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若是硬碰硬的话，并没有必胜把握。于是他故意制造出怯战的假象，以便诱敌深入，将湘军引入伏击圈。

当设伏的太平军冲杀过来时，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湘军惊慌失措，被打得稀里哗啦，好端端一支部队愣是变成了薄皮馅儿十八个褶。石祥祯乘势掩杀，一直穷追到岳州城下，把曾国藩及湘军包围在了岳州城里。

曾国藩的心情一下子从云端跌入谷底，他这才知道太平军有多能打，自己从古代兵书中偷学来的几招实在太小儿科了。

现在想什么都太晚了，眼瞅着太平军“扑城甚急”，是要瓮中捉鳖。幸好还有水师，曾国藩赶紧将一营水师调到岳州城外，朝岸上的太平军进行连续轰击，这才打开缺口，脱困而去。

虽然依靠水师化险为夷，但湘军这回丢脸丢得够大，共战死和逃散五百多人，光小头目就死了十几个。此外，岳州不仅得而复失，连同长沙周围的靖港、湘潭也被太平军给捎带拿下，从而对长沙形成了钳形攻势。

退到长沙城下，曾国藩都没好意思进去，只得驻扎城外。

连打听都不需要，就能猜到城里那些人的嘴脸，无非是冷嘲热讽和跺脚大骂两种，这些曾国藩都无所谓，反正过去难听话听多了，再来一遭也不见得会有多伤心。让人感到格外憋屈的是，千辛万苦训练出来的这支部队，应该是能够狂揍别人的呀，怎么会落到眼睁睁地被人痛扁的下场呢？

总结一下，恐怕还是输在“虚骄轻敌，冒进贪功”八个字上，这是兵家之大忌啊。

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在衡阳都忍了那么长时间，决不能骤遇挫折就自暴自弃，甚至是破罐子破摔——要以事实告诉世人，湘军可不是一只破罐子。

当务之急，是要收复靖港和湘潭，但是湘军在新败之后实力有限，不可能既攻靖港，又攻湘潭，二者只能任选其一。同样，石祥祯需要分兵驻守，也不可能人数一般多。从探马得到的线索来看，他是将靖港作为后方，湘潭作为前线，其主力均在湘潭。

曾国藩召集军事会议，他选的是先攻靖港，依据是这样可以出其不意，一举端掉石祥祯的大本营，太平军后路一断，自然就垮了。

可是其他营官选的却全是湘潭，而且理由更加充足：只要在湘潭歼灭太平军主力，石祥祯将失去留驻靖港的意义，相反，纵然你占领靖港，却并不能让对方伤筋动骨，太平军仍有战斗到底的资本和能力。

会议最后决定水陆并进，全力进攻湘潭。这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结论，曾国藩对此并无多大把握，首战失利把他给打怕了，一想到湘潭集中的是太平军主力，就觉得成功的概率不会太大。

可是也只能试试看了。在送走首批出发的水师后，曾国藩准备第二天再派余下的后续部队接力，这时他收到了一份情报。情报是靖港当地团练送来的，说驻扎靖港的太平军实在太少，才不过几百人，而且戒备不严，只要湘军前去发动袭击，必然马到成功。

靖港位于湘江西岸，与长江之间有江相隔。不过靖港团练表示，他们已经做好了浮桥，如果湘军同意出击，到时可以通过浮桥过江。

收到情报，曾国藩纠结起来。浮桥不浮桥倒在其次，问题是大部队已经去了湘潭，不可能再召回来了，而且团练的情报也不知到底是真是假。

犹豫良久，他还是觉得机会不可错过，同时他也考虑到，大部队虽走了，但最有价值的水师还留下一半，共五营，一营五百人，也就是有两千五百人，再加上部分陆师兵勇，去打几百太平军，肯定是十个指头捏田螺，十拿九稳。退一步说，纵然一时取不了靖港，也可以打草惊蛇，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到那时，太平军在湘潭的主力必然得回援，从而增加湘潭之战胜利的可能性，这不比直接增援湘潭更有效吗？

主意已定，曾国藩决定亲率部队袭击靖港。幕僚们都觉得过于冒险，劝他还是老实一点为好，在家里守着，坐等湘潭方面传来好消息。

好消息你不去争取，它能从天下掉下来？别人越劝，曾国藩反而越觉得有豁出去大干一把的必要了。1854年4月28日，他屯兵于靖港上游，派一部分水师顺风而下，在靖港对岸列阵。

西洋镜

靖港团练没有诳骗曾国藩，这里的太平军不多，换个角度想想，如果多的话，也不可能任由团练通风报信，甚至是搭浮桥了。眼看着敌众我寡，但坐镇靖港的石祥祯尽显其一等悍将之本色，浑不把面前的险境当一回事，部署应对，尽在谈笑从容之间。

湘军看着有些蒙，都怀疑团练是不是情报有误，或者石祥祯又设了什么诱敌深入之计，然而左看看，右瞧瞧，也不像是要伏兵四起的样子。

那边团练已经搭好了浮桥，快上吧！

在太平军眼皮子底下搭浮桥，当然不可能做到多么聚精会神，况且团练也不是什么专业的工兵部队，浮桥的质量很差劲，加上过桥的人又紧张，前面一推，后面一挤，桥很快塌了，湘军兵勇纷纷落水。太平军连手指头都没动一下，湘军便淹死了两百多人，士气大受影响。

什么团练，什么浮桥，真是败事有余，成事不足，湘军只得重新使用战船，沿江面直接向太平军发起进攻。

这回石祥祯可不客气了，一声令下，岸上火炮齐发。看到太平军开炮，湘军当然要躲闪或者后退，但战船进时顺风，退则逆风，进易退难，结果很多船只成了送上门的靶子，在凌厉的炮火中或沉或毁，狼狈不堪。

石祥祯紧接着遣出小船对湘军进行围攻，这些小船上都带有火种，只要一靠近，便点火焚烧。与湘军水师的战船相比，太平军小船毫不起眼，但妙就妙在湘军的炮位太高，而太平军的船位低，炮火再猛也打不中，加上湘军只有几十艘船，太平军却有两百余艘，手忙脚乱中，哪里顾得过来，因此又损失了十余艘战船。

至此，战局完全改观，原来攻的变成了逃，原来守的变成了攻。

曾国藩正在上游坐等捷报，传来的消息却是大败。

是不是情报出错，靖港驻扎着太平军主力？一问，情报没有出错，太平军就只有几百人。

曾国藩郁闷到不行，赶紧带着剩下的水陆部队火速赴援，可是湘军并没有因为主帅亲征而提起劲头。

还记得“戚氏练兵法”的精髓吗？士兵没技术不要紧，重要的是要敢于闭着眼睛往上冲，阵形不花哨不要紧，重要的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些都是曾国藩在湘军草创特别是衡阳练兵期间一再灌输的，当时看看没问题，走过来走过去的，都很像那么回事，可是一上真正的战场，西洋镜便被无情地戳穿了。

当初挑选士兵时，当然都是捡胆子大的挑，但战场之下的胆量跟战场上的胆量有时不是一码事。真正的刀口舔血，很容易让人“尿裤子”，而一旦有人做了坏榜样，又往往会影响周围的人，导致有胆也变成了没胆。

说到阵形，更是乱七八糟。陆师毕竟还久经训练，水师因前线需求急迫，合练的时间连一个月都不到，基本上是一营乱，全军乱。

仅仅半顿饭的工夫，两千多兵勇就大部溃散，最惨的便是水师，重金购买的船炮很多被扔在江上，有的船上空空荡荡，连一个人都没有。曾国藩自己的座船还算好，有人——除了他和幕僚之外，还有三个水手。

曾国藩急了，他赶到岸上，插一杆令旗于地，然后抽出随身宝剑大呼：“有过此旗者，立斩无赦！”

官兵们继续狂逃，没人在乎曾国藩的命令。

你不是说从旗下过就要杀头吗？好，我们绕着走，这总行了吧。

曾国藩气得差点吐血，他最看不起的军队是绿营，可是自己耗尽心血打造出来的这支部队，与豆腐一样的绿营又有什么区别？

想到一年来的艰苦忍耐，长沙城里的流言蜚语，再想到江忠源、吴文镕，当然还会想到咸丰，曾国藩真有一种万念俱灰、无脸见人的感觉。

再登上座船，曾国藩自己也只能跟着逃跑了。

这时太平军的小船已经猛追过来，别看人家的身板小，气势可不弱，浑不把曾国藩的大船放在眼里。曾国藩再也忍受不住，趁亲兵不注意，他推开舱门，跳进了江里。

随从们赶紧上前，七手八脚，要将头部即将被淹没的曾国藩拉上来。曾国藩还来了脾气，对随从们破口大骂，并且激动得“须髯翕张”，吹胡子瞪眼的，那意思谁敢拉我上去，我一定把他拖下来，大家一起做个淹死鬼。

就在众人均不知所措之际，有一个叫章寿麟的幕僚忽然从船尾后舱跃出，硬将他拖了上来。曾国藩上船后，湿漉漉地仍不肯罢休，甚至迁怒于救命恩人，他朝章寿麟大叫一声：“你来干什么？”回身又作势要跳到江里去。

章寿麟躲在后舱的时候，就想好了搭救曾国藩的办法，于是马上回答：“我是来给您汇报湘潭方面战况的。”

听到这话，一心求死的曾国藩不动了，周围其他人也都紧盯着章寿麟，只听章寿麟兴高采烈地说：“湘潭大捷，我们把湘潭给收复了！”

如果天上会掉馅饼，这句话就是。此时此刻，最大的心理安慰莫过于打赢一仗，曾国藩这样，众人也都如此。

不跳江了，早点回家洗洗睡吧。

回到家，曾国藩才发现他上了当——章寿麟压根就不知道湘潭方面的事，只是为救曾国藩而情急之下扯了一个谎。

大福星兼大贵人

原来，曾国藩在出兵前的情绪很是亢奋，跟平时的那种镇定从容的气质很不相符。几个幕僚一合计，瞧他这副模样，是非胜不可，要是打了败仗恐怕就要寻死觅活了，得安排个人暗中提防照应着。章寿麟自告奋勇，他偷偷地随军行动，并且藏在座船里，曾国藩对此毫不知情，这才使得他一救得手。

曾国藩哭笑不得，但他并不能因此责怪章寿麟，毕竟人家说的是善意的谎言，道声感激还差不多。

再回长沙城下，日子比先前更加难熬。曾国藩的一败再败，与外界的期望值形成极大反差，素不相识的湖南官场对其群起而攻之，从布政使到按察使，一个接一个地向巡抚进言，要求参劾曾国藩，让他的湘军哪里来的还滚哪儿去。

眼见得从一个苦海陷入了另一个苦海，曾国藩又起自杀之念，为此不仅预先写好了给皇帝的遗折和给家人的遗嘱，还让弟弟曾国葆买来一副棺材，准备随时到棺材里躺着。

在长沙城里，湖南巡抚的脑子还算清醒，没有理睬周围官员们的乱起哄，也幸好他没有理睬，因为半天不到，事情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湘潭大捷，这回不是编的，是真的！

在曾国藩写的遗折中，他向咸丰推荐了可接替自己的人，其中水师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希望由朝廷派人坐镇，陆师则指明由塔齐布统带。因为在曾国藩眼里，这个塔齐布“忠勇绝伦，深得士卒之心”，舍此再无合适人选。

塔齐布为满洲八旗，出自北京城外神秘的火器营。

当年清军入关，除在全国各地建立驻防区外，其主力都集中于北京内外，以拱卫京都安全。除北京城内的“驻京八旗”（京旗）外，城外还有三支京旗，即俗称的“外三营”，这三支部队类似于驻防八旗，部队和家眷均集中居住，由于与城市相隔绝，在他们身上，同样较好地保留了满人矫健尚武的传统。

在外三营中有一支火器营，这支部队拥有专门的军火库，平时也经常演习骑射及枪炮技术。塔齐布即为火器营军官，他先任鸟枪护军，后擢升为三等侍卫。

清代的各省督抚，可以奏请朝廷从京城分配人员到本省听用，叫作“拣发”。曾国藩在结识塔齐布之前，塔齐布已经被拣发到湖南，不过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绿营军官。曾国藩举办湘军之初，从士兵到营官乃至于他本人，在军事技能和经验方面都是一片空白，为此他专门从长沙绿营中聘请了三名教官，其中一人就是塔齐布。

曾国藩对一般的绿营军官都异常反感和不屑，认为既无能又贪腐，但与塔齐布谈过话之后，他几有惊为天人之感。塔齐布不仅没有上述毛病，而且有胆有识，颇具将才之资。绿营与湘军会操，别的绿营兵大多松松垮垮，不成体统，唯有塔齐布所辖兵勇站有站相，坐有坐姿，一看就知道平时训练十分认真。

两人非常投契，曾国藩发出的会操令也都由塔齐布代为传达，但这样一来，却引起了绿营方面的嫉恨，大到嫉贤妒能的鲍起豹、清德，小到只想偷懒放刁的兵痞，无不欲逐之而后快。

曾国藩知道后给咸丰写奏折，推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还为其拍胸脯，打包票，称将来如果塔齐布作战不力，打了败仗，他愿意一同领罪受罚。

曾国藩同时参劾副将清德。咸丰看过之后，便将清德予以撤职，塔齐布升任副将。

没有清德，还有鲍起豹，经过煽风点火，塔齐布被说得和曾国藩一样坏，几乎就成了湘军安设于绿营中的“头号内奸”。在长沙绿营士兵闹事时，他们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塔齐布。塔齐布见势不妙，事先躲到了屋后的草丛中，这才逃得一死，饶是如此，房间仍被砸了个稀巴烂。

曾国藩离开长沙，赴衡阳练兵之前，专门跟湖南方面打招呼，把塔齐布给要到身边，从此塔齐布就成了湘军陆师中的第一猛将。

塔齐布既是曾国藩的得力战将，同时也是他的大福星兼大贵人。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挽救曾国藩性命的，不是把曾国藩打捞上船的章寿麟，而是塔齐布，后者正是湘潭大捷的头号功臣。

漂亮的伏击

塔齐布喜欢在战前进行轻骑侦察，湘潭之战也不例外，但他差点因此丧命。当他在湘潭城外转悠的时候，太平军埋伏在一座狭长的小巷里，待他一出现，便用长矛突刺，幸亏随身亲兵手疾眼快，赶紧趴在塔齐布身上，以一命换一命，才保得塔齐布策马逃出。

冒着差点送命的危险，塔齐布得以掌握了太平军的虚实。

太平军西征作战，以稳扎稳打为基本特点，占领一座城池，并不像以往一样急于流动转移，而是采取以守为战、深筑营垒的战术。这样等到营垒巩固，便能起到反客为主的功效，官军要再想占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有鉴于此，塔齐布采取了速战策略，第一时间便对湘潭发动猛攻，不给太平军喘息之机。

湘潭战役打响于1854年4月25日，当时曾国藩尚未确定主攻目标，正在湘潭和靖港两个选项前徘徊，但湘潭城外已经是喊杀声一片。塔齐布之勇可谓名不虚传，每次出战均一马当先，绝不让任何一个士兵跑在自己前面。有他作为榜样，士兵们的胆子便都壮了起来。同时，塔齐布也富有作战经验，他给兵勇的命令很简单：“你们听到炮声就趴下来，炮声一停马上前进。”

借助于太平军发炮的间歇，湘军如浪翻卷，层层给对手制造压力。太平军自西征以来，从未看到绿营军队敢于和他们短兵相接，因此相顾惊愕，被一直逼到了湘潭城下。

塔齐布的勇猛善战，在进入湖南的太平军将领中，大约只有“铁公鸡”石祥祯堪于匹敌，但此时石祥祯在靖港，防守湘潭的是时任春官副丞相的林绍璋。

在太平天国领导层中，林绍璋以聪明好学著称，你要问他什么，他样样都懂，是个“百晓通”，但是另一方面，他什么都懂一点，却又什么都不精，可谓内无治政经纬之才，外无统兵御敌之能。不过这些都架不住林绍璋在朝中的超强人缘，往好里说叫喜交朋友，往坏里讲就是结党营私，所以他虽非大将之才，仕途倒一直不错，连东王杨秀清都对之委以重任，其职权也远在石祥祯等诸人之上。

初战失利，林绍璋想想不甘心，第二天他决定集中城中主力出城作战。

诱敌设伏本是太平军的拿手好戏，但这回却被塔齐布活学活用，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

其时的太平军新老参半，从广西过来的老兵被清军称为“长发兵”，新加入的新兵头发还没长出来，只有三四寸的样子，称为“短发兵”。长发兵主要起到督阵作用，出阵时，一般是短发兵居先，其后是童子军，再然后才是长发兵。如果短发兵临阵畏缩，长发兵会立斩其首。

短发兵心理素质不高，突然遭到伏击，尤其是在火炮群发的阵势下，立刻阵脚大乱，往后急退。所谓法不责众，一个两个逃，你可以斩首以慑众，大家全都在逃，连长发老兵也没办法，只能跟着一起逃，结果扔下城外的营垒栅栏，全都缩到了城里。

遇上塔齐布，林绍璋这么一个平庸无能之辈可算是倒了大霉，城外栅栏被塔齐布付之一炬，由此也种下了太平军失败的种子。

此时，曾国藩的军事会议已经结束，首批援助湘潭的湘军水师赶到。林绍璋察觉后，便在半夜时分派人点燃几只大船，又用装满油灯的小船随后，使其顺流而下，准备以此来击退敌军。

在民间的评书演义中，火攻和水淹策名头响亮，似乎一用就有奇效，但其实这两招都是双刃剑，若运用不当，非但伤不了别人，还会伤及自己。湘军水师远远就看到了纵火船，他们马上派出舢板，靠近之后用撑杆将火船撑聚一处——太平军水营的所谓战船，大多改造自民船，体量很小，也很容易使其移动。

大船停住了，后面跟上来的小船一只接一只撞在大船上，火攻瞬间变成了自燃。天亮之后，湘军水师毫发无伤，太平军水营却被烧掉三百余只战船，五百多水营老兵死于江面，“浮尸蔽江”，损失十分惨重。

江上待不住了，太平军水营残部只能弃舟登岸，从陆上返回湘潭。由于塔齐布烧掉城外栅栏，城上的守军不敢大开城门，要进城必须缘梯而入。跟踪追击的湘军兵勇乘势夺梯而上，并打开了城门，塔齐布随即挥师冲入。

湘潭城里的林绍璋毫无反击之力。就在他派出水营进行火攻的时候，太平军陆师竟然还在爆发内讧——盘点白天遭遇伏击的损失，老兵指责新兵是溃退之源，新兵反过来埋怨老兵逃得更快，完全不顾及新兵的安危。双方一言不合，便动起刀枪，光死于自相残杀的就有数百人之多。

林绍璋作为统兵主帅，是可以也能够从中协调的，但他不调解还好，越调解众人越不卖账，结果是最后谁也不听他招呼，导致部队在关键时候出现了指挥失灵。

1854年4月30日，太平军全线溃败，林绍璋从湘潭败走时，身边只带了七个骑兵，数万水陆精锐全部被消灭。

天晴了

湘潭一战被湘军称为“初兴第一奇捷”。之前由于曾国藩败于靖港，整个湖南都大为震动，长沙城更是岌岌可危，没有几个人认为还有守住城池的把握。这一战之后，人心始定，原先争相弹劾曾国藩的湖南官吏们也一个个换了腔调，当着曾国藩的面又致贺又道歉。

湖南巡抚感到庆幸：亏我有先见之明，若要是听了你们这帮家伙的胡乱撺掇，现在见到曾国藩该有多尴尬。

曾国藩也觉得庆幸。在他伤心失望，整天想着如何死法的时候，有人转来了父亲的一封家信。显然，老父也知道了湘军战事不利且儿子屡思轻生的情况，所以在信中专门告诫他：你此次率师出征，是为国家，而不单单是为家乡。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今后如果能打出湖南，死了，那是死得其所，但假使没出湖南便死了，对不起，我不会为你流一滴眼泪！

这封信让曾国藩很受震动，遂一心一意等待湘潭的消息，没想到还真让他给等到了。

湘军际遇全面改观，由被各种嫌弃和唾骂包围的窝囊废一跃上升为众皆期待的金字招牌，其中，湘潭大捷的首功之臣塔齐布还因功升为湖南提督。

塔齐布坐的是鲍起豹的位置。鲍起豹被咸丰劈头盖脸一顿大骂，说你身为一方军事大员，就知道蹲在长沙城里写报告，可我光要你的报告干什么用呢？我要你去跟太平军打仗，打胜仗，然后收复失地，“既然你不行，那就早早滚蛋，把职位让给能打的人吧！”

在收到关于湘潭大捷的奏报时，咸丰起初还怀疑曾国藩是因为在靖港吃了败仗，所以才临时胡编获胜的假消息来糊弄他，但随后，他便在一个湘潭籍的翰林院编修口中得到证实，确证了曾国藩没有撒谎。

雨停了，天晴了，一直被失败所折磨的咸丰太激动，太高兴了。所谓悲观起来就颓废，兴奋起来就失控，这时候他都恨不得给这些帮他打了胜仗的人提上一辈，一个提督又算得了什么？

对于塔齐布而言，这次提升则意义非凡，因为仅仅两年前，他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军官，转眼之间竟成了一省军事长官。大家都很惊叹，而从前那些与塔齐布结怨的绿营士兵则除了惊，还有怕——怕塔齐布上任后予以报复。

他们都想错了，塔齐布履任新职后，不仅没给人穿小鞋，还将朝廷赏赐给他个人的财物分赏官兵。即便是鲍起豹过去的亲兵随从也对此心悦诚服，绿营一改鲍起豹在任时的萎靡颓唐，开始像个样子了。

此时的塔齐布甚至在地位上超过了曾国藩。按照规矩，给皇帝联名上折，提督要排在巡抚前，曾国藩的名字尚在巡抚之后，也就是说往塔齐布后面看两格，才能看到曾国藩，但塔齐布并不以此自傲。这个老实厚道的人仍把自己当成曾国藩的部将，平时如果曾国藩不上折，他绝不会单独写奏报。

曾国藩在自请处分后，咸丰按惯例革去了其前礼部侍郎的底缺，但是却额外授予单独奏事之权。这让曾国藩欣慰不已，接下来他要做的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让湘军的强大变得更加货真价实，从而像老父所期望的那样，有到湖南省外去施展身手的资本。

第一个问题，兵究竟是多好，还是少好？

如果是以前，曾国藩也许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多多益善，但在亲身经历几次实战之后，他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兵贵精而不贵多，只有在精的基础上谈多才有意义。

绿营八旗作战，都要从全国各地征调，通常能汇集到一处的都只有几千人，万人以上已经非常可观，而湘军从衡阳出发时，水陆加起来共有一万七千人之多。可是这么多人里面，该败的还是败，该溃的还是溃，真正顶用的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靖港之战中，水师五营土崩瓦解，擀面杖都被当成了牙签使，但岳州被围，仅靠水师一营便赖以解围，又如湘潭之战这样的重大胜利，参战的也不过是水陆师各两营而已。

过去曾国藩虽一直严明军纪，但下手总多少还留有余地，这使得一些滥竽充数者混杂其中，反而带坏了周围风气。弄明白“兵贵精而不在多”的道理之后，曾国藩下令裁军，凡是在作战中溃逃的，一律裁撤，无论兵勇还是营官。岳州之战中，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也在溃退之列，这次曾国藩就毫不客气地让他回家待着去了。

经过上上下下的裁撤，原有湘军去了三分之二，水陆两师仅剩五千人，但这五千人全是精悍之卒，战斗力不降反升。

飞将军

减法做了，再做加法。曾国藩对水陆兵勇进行扩招增募，但是定下规矩，今后打仗如果是溃散了，就再不录用，换句话说，余下的一半饷银就别指望了。

绿营作战，从来都是溃了再集，集了再溃，也永远都是一副没出息的样儿，曾国藩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在湘军中发生。

此外，曾国藩又分别在衡阳、长沙、湘潭设置造船厂，再造或重修战船，并继续从广东进口洋炮。三个月后，湘军水陆两师达到一万三千余人，重新具备了与太平军抗衡的能力。

1854年7月上旬，曾国藩率部从长沙出发，准备由湖南开赴湖北，但是在此之前，他必须过一道大关，守关之人为太平天国第一悍将曾天养。

十年之后，太平天国的后期名将李秀成在自述中，将湘潭之败归结为重大军事失误，感叹如果当时防守湘潭的是曾天养而不是林绍璋，结局将会完全不同。

他说得没错。曾天养几乎就是太平军中的塔齐布，此人身材高大，眼眶极深，长着一脸络腮胡子，一看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猛将。

曾天养五十多岁才加入拜上帝教，在一众前锋将领中年纪最大，但是打仗时从不倚老卖老，而是会像塔齐布一样冲在最前面，且所向披靡，气势如虹，军中送了一个类似于西汉李广的绰号：飞将军。

石祥祯也很猛，但是“铁公鸡”的猛，很多时候是一种喜欢逞匹夫之勇的猛，“飞将军”不然，人家智勇兼备，完全是另一种境界。

曾国藩的师友可以说都是死于曾天养之手，先是庐州的江忠源，后是黄州的吴文镕，其中黄州一战，堪称曾天养的点睛之作。当时他发现吴文镕在军队士气不振的情况下，又犯了兵家大忌，也就是在三面环水的情况下，扎下十一座连营，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三国时的夷陵之战：刘备连营扎寨，被陆逊以火攻之计杀得大败。

曾天养一般无二地套用了陆逊的打法，乘夜发动袭击，纵火焚营，从而大破黄州守军，吴文镕也被迫投水自尽。

李秀成打破脑袋也想不通，为什么西征湖南，不继续重用曾天养，却让一个没什么大出息的林绍璋领兵。只能说，杨秀清在用人方面的确存在问题。

湘潭惨败，对太平军震动很大，各路军队纷纷退却，只有曾天养仍坚守岳州，且岿然不动。然而这时候形势已有不同，在湖南战场，湘军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声势上都要超过太平军，同时其他增援部队也在源源进入，曾天养势单力孤，在坚持一段时间后，只得放弃岳州城，退守城陵矶。

此前为了增强湘军水师的实力，曾国藩请旨从两广派来援兵，其中以广东水师的援兵最为亮眼，虽然兵勇只有四百，但他们装备精良，除了旌旗鲜明，刀矛如霜雪外，还有所携的一百尊最新式洋炮，让其他部队看了直吐舌头。

随军的广东总兵陈辉龙来到长沙后，专门造了两艘拖罟船，一艘自用，一艘送给曾国藩作为座船。这种拖罟船属于沿海的水师大舰，能装千斤重炮，尽管跟洋鬼子的军舰没法比，但在湘军水师的战船中已属鹤立鸡群。

众人啧啧称羡，陈辉龙脸上有光，人也开始骄傲起来，特别是在得知湘军水师取胜后，他觉得太平军水战不济，要是自己上马，肯定能打得比湘军还要漂亮。

在商议进攻城陵矶时，以陈辉龙为首的官军水师，与原湘军水师的营官们起了争执。

自从在靖港之战中吃了大亏后，原先对水战一窍不通的湘军将领们总算买来一个教训，知道了在水战中，逆风逆水其实是最好的，可进可退嘛，再差一点，是逆风顺水，最糟糕不过的就是顺风顺水，有进无退，万一不利就会被人家往死里揍。

其时南风劲吹，湘军处于上游，绝对的顺风顺水，因此营官们均犹豫不决，主张缓一缓再打。陈辉龙不乐意了，说我陈某演习水战三十年，太平军水师才出道几年？瞧着吧，我一冲过去，准保把他们给冲得稀里哗啦。

陈辉龙一起头，广西水师立即响应，这帮人都以为自己在水战中属于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所以非得在湘军面前耍耍帅不可。

会议就这样定下来，两广水师为主力，湘军水师随后跟进。

以猛对猛

1854年8月9日，两广水师从上游乘风直下，向太平军营寨杀去，一路上他们见到的都是太平军小船，以大打小，极其顺利。

其实这些小船都是曾天养故意放出来的，为的就是把对手诱到下游的港湾里去。一进港湾，官军大船的优点便变成了弱点，它们体大笨重，转个弯，挪个身都很费力，相反，太平军的小战船虽然个头不起眼，但是数量既多又灵活，很快就把大船包围起来。

陈辉龙坐在罟船上，开始还装得满不在乎，直至发现曾天养潜藏在暗处的中型战船也一齐出击时，才大惊失色，这时候因为风向缘故，想退却退不了，只能坐以待毙。

在当天的水战中，广东水师一营被全歼，继后的湘军水师两营被击溃，包括陈辉龙在内的四员大将战死，毁沉战船三十余艘，连陈辉龙所乘的大罟船也被曾天养给缴获了。

损失如此之惨，让曾国藩禁不住“伤心陨涕”，心疼得都流下了眼泪，他对曾天养的能征惯战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难怪连江忠源和吴文镕都对付不了，此人果真是“剽悍异常，机警有谋”。

有勇无智的人，你可以智取，有智无勇的人，你可以狠斗，只有智勇兼备的人，会使人产生无懈可击的烦恼。

被曾天养这么一击破，湘军水师“皆丧胆”，不敢再放手与太平军一搏，曾国藩又得看陆师的成效了。

说到智勇兼备，曾国藩手下也有一员大将具备这一特质，此人自然就是陆师中的塔齐布，他和曾天养属于同一档次上的高手，现在轮到他们来分输赢，决胜负了。

由于西征军在湘潭损耗过多，曾天养不得不将所余不多的军队集中作用，1854年8月11日，他乘胜率部登岸，准备从水战转入陆战，刚刚上岸，塔齐布已奉命从陆路杀来。

凭借湘潭之战的经验，塔齐布知道兵贵神速，不能给对手以从容部署的时间，另一方面他也明白曾天养的厉害，所以不敢贸然攻击，只是争分夺秒地抢在太平军前面扎营布阵。

一旦塔齐布扎营成功，将可与太平军形成对峙，到那时，塔齐布固然不一定能突破城陵矶之险，但曾天养也未必可以轻易击败塔齐布，而这对曾天养来说是很不利的，因为他还得腾出手来对付随时可能再次出现的水战局面。

曾天养在寻找塔齐布的破绽，以便能够一击即中。这时他发现塔齐布有一点和他很相像，就是都喜欢列于阵前指挥，身边并无大军作为掩护，正是擒贼擒王的好机会。

曾天养突然单人独骑，纵马杀出，闪电般地出现在塔齐布面前。塔齐布猝不及防，他的作战配备，是身背一杆长枪，手拿一把强弓，但电光石火之间，这些都派不上用场。

曾天养一矛刺去，塔齐布的坐骑受伤倒地，把塔齐布摔在了地上。曾天养挺矛再刺，塔齐布已无处闪躲，冒险眼看就要成功了。

可是曾天养忽略了塔齐布身边的两个亲兵。这两个亲兵不是一般的小兵，都是军中精选出来的高手，其中一人持长矛，一人持套马竿，作战时与塔齐布形成一个三人团队组合：中远距离塔齐布用强弓或鸟枪射，到了近距离，如果对方是步兵，由持长矛者迎击，是骑兵，由持套马竿者招呼。

曾天养来得太快，两个亲兵同样有些手忙脚乱，但当他们回过神来时，便立即发动了反击。

曾天养也不是没有看到这两个亲兵，只是凭借他的武艺和勇力，通常情况下别说两个亲兵，就是五六个也不在话下，然而这次他错了。塔齐布的一名亲兵甩出套马竿，套中曾天养的坐骑后只一拉，马身子一歪，曾天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还没等他爬起来，另外一名亲兵已经用长矛刺中了他的胸膛。

有的错误可以纠正，有的错误不仅无法纠正，还能在最短时间内置你于死地。塔齐布身后的士兵闻声上前，“乱矛攒刺”，可怜一世勇将竟死于乱军之中。

曾天养的死，让西征军大为震撼，据说曾为其斋戒六天，以示悼念。自他死后，三军群龙无首，反攻岳州也再次失利，不得不退入湖北，湘事遂不可为。

第一苦命人

就像湘潭之战一样，依靠着塔齐布，湘军反败为胜，士气再次高涨起来，曾国藩挥师直抵武昌。

这是湘军首次跨省出击。作为新式勇军的原型，湘军与团练不同，团练是一种最低级的军事组织形式，一般不脱离本乡本土，勇军却可以离家并且作为固定的机动部队使用。

与此同时，它又避免了官军兵制的缺陷。在近代设立警察之前，官军就是警察，不打仗，需负责维持地方秩序，打仗了才由各地临时抽调，由此所造成的问题，是匆匆赶来的兵跟临时指挥他们的将不熟悉，而这里来的兵跟那里来的兵互相之间也不认识，大家都是陌生人，不仅谈不上配合，还会争抢战功，甚至是败不相救。从鸦片战争到镇压太平天国，如此的恶性循环上演了不知多少轮。相比之下，湘军兵勇全都来自一个地方，彼此之间是乡谊故交，知根知底，越是在异乡作战，反而越能起到一种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般的作用。

此时的武昌久已为太平军所占据，防守上也相当严密，自抵达武昌城郊后，湘军即难以再前进一步。1854年10月10日，曾国藩召集水陆诸将商讨破城之策，罗泽南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让他首肯的方案。

在湘军将领中，同为湘乡人且比曾国藩大三岁的罗泽南，一直有“第一苦命人”之称。他的命运不是一般的苦，而是太苦，不是一般的惨，而是太惨。

罗泽南幼年丧父，靠爷爷和母亲抚养长大。因生活所迫，十九岁便被迫出外设馆授徒，做私塾老师养家糊口，可是日子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坏，罗泽南要么不回家，回家后能听到的几乎全是各种各样的噩耗。

先是辛苦养育他的母亲和爷爷辞世，接着在三个月内，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又先后病亡。

有一年，湖南发生了罕见的旱灾，饿殍遍野，疾病流行。罗泽南在长沙参加完科举考试后，因为没有钱，只能徒步走回家。回到家里时已是夜半时分，而他所听到的消息则令人相当绝望：侄儿病重在床（第二天身亡）；第三个儿子已于两天前去世；由于连着失去三个骨肉，夫人整天恸哭，眼睛哭瞎了，耳朵还重听。

从长沙走到家，近两百里路，未有粒米下肚的罗泽南又饥又累，他顾不得伤悲，赶紧找米做饭，可是打开米缸才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无一米之存”。

十年之内，罗泽南家中迭遭变故，失去了十一位亲人。在贫困生活的折磨下，他自己的身体也很不好，经常生病。

罗泽南的学问并不在曾国藩之下，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科举之途，但他为人过于实在，不肯媚俗，写的文章重内容轻形式，很不对八股的路子，因此屡试不中，曾七次应童子试而未果，直到三十三岁时才考中秀才。

这个身体瘦弱且貌不惊人的书生承受了常人不能承受之重，他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来仇视社会，发泄不满，然而人与人的不同也正在此处。对于所遭遇的各种人生困境，罗泽南始终处之坦然，因为他有自己的人生乐趣和精神追求，这就是学问，具体一点说是经过发展的理学。

几百年前，周敦颐和张载都是理学的开山鼻祖，一个写出了《爱莲说》，一个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古代，他们是学子们的精神导师，无数读书人拜于其门下，并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只是几百年后，导师们留给后世的真正精髓已被遗忘，理学也成了单纯的科举考试敲门砖，变得越来越功利，也越来越机械，其活力逐渐丧失殆尽。

罗泽南等人重新找到了这门伟大学问的价值。罗泽南“宗周敦颐而著《太极衍义》”“宗张载而著《西铭讲义》”，把无用之学重新推向有用之学。于是，一朵思想奇葩在枯萎很多年后又开花了，并温暖和照亮了包括罗泽南在内的一代学人的心灵，使他们的内心变得异常强大。

罗泽南的半辈子都陷在“苦命”的泥沼里。走出书屋，寒风依旧冷冽，悲情和伤痛依然是一幕接着一幕，但只要心中有理想和追求，哪怕对着世界上最惨淡的人生，他也会报以微笑和宽容。

家庭发生了这么多的变故，罗泽南“不忧门庭多故”，担心的只是“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自己的学问还不够好，尚不能达到周敦颐、张载等先哲的层次，他天天记挂于心的，是“无术以济天下”。

有人说他迂腐，但迂腐再往上走几步，就是境界，正是这种境界，支撑着罗泽南在坎坷而潦倒的生活中得以不断前行。

当时钻研理学且能够融会贯通的学问家很多，前辈中有倭仁、唐鉴，后辈中有曾国藩、罗泽南，罗泽南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还是一个传道授业的老师。

作为教书匠，罗泽南跟其他人不同，别人要么只教人识字开蒙，要么仅传授应试科举之法，罗泽南除了这些，还讲授他在理学上的见解，教学生们如何静心养性，培养气质和修养。

罗泽南的学生众多，就连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华和曾国荃也出自其门下。他虽治学严谨，但对学生爱护有加，师生之间处得有如朋友一般，即使下课后，也经常在寓所内组织辩论和探讨，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并无老师学生的分别。

罗泽南有一个学生叫王錱，王錱身材瘦小，口气却不小，在辩论时滔滔宏论，让罗泽南和其他学生一句嘴也插不上。好不容易等到他停顿的时候，罗泽南才笑着说：“璞山（王錱的字）你稍微休息一下，让我们也开一次口，过过瘾吧。”王錱发觉失态，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罗泽南本人文武兼备，他的课分上下午，上午是文化课，下午是一般塾师绝对不会有的课程：师生一起练习拳棒。

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课程设置，也正是这种全面发展的教学模式，在日后帮助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迅速走上了成功之路。

经过罗泽南的传播和积极倡导，理学盛行于湘中，他本人的人品学识和能力也广为人知，在湖南学界，没有不知道“罗山先生”大名的（罗山为罗泽南的号）。

以理学治兵

曾国藩虽被称为湘军的创始人，但他所指挥的湘军其实最早来自罗泽南。

罗泽南很早就已应湘乡知县所邀，投笔从戎，开始编组团练。他募勇的标准和曾国藩相似，主要也是从左邻右舍的农民中进行挑选。这些农民一开始哪里知道什么军纪不军纪，即使行军，喉咙还是哇哇哇的，跟高音喇叭一样，罗泽南便让他的门下弟子们起带头作用，每天给这些农民士兵示范，什么叫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以及如何进退行止。

湘军初建时有三派，一是江忠源的楚军，二是罗泽南的湘军，三是王錱的楚军。楚军创立最早，曾在湘军中开风气之先，可惜衰弱的也最快。王錱是罗泽南的弟子，但他在建军营制方面不用曾国藩的办法，且不服从曾国藩的调遣，所以只有罗泽南的湘军才是曾国藩建军的基干队伍。很多人认为，湘军实由罗泽南所缔造，这支军队身上也确实有着鲜明的罗泽南印记，所谓“无泽南，无湘军”，说他是湘军之父也不为过。

在把自己编练的湘军交给曾国藩全面掌握后，罗泽南又成为曾国藩的重要助手，他把军队变成了课堂，白天打仗训练，晚上还组织大家读书。

湘军的新兵很多是一字不识的文盲，罗泽南客串老师的角色，从开蒙起步，教他们断文识字。当然不可能让农民们读很深奥的哲学文章，罗泽南只讲最浅显的，比如他会从《四书》《孝经》里择出片断，用来阐述做人处事的道理，以及宣讲精忠报国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和理解的东西。

罗泽南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讲课深入浅出，声情并茂，到动情处时，甚至有听者被打动得潸然泪下。

这就叫以理学治兵。与此同时，罗泽南还主张“以兵卫民”，坚持打仗以不扰民为本。在湘军三派中，曾国藩、罗泽南系的湘军不仅战斗力最强，而且军纪也保持得最好。

罗泽南虽然会拳棒，但毕竟是个读书人，没有实战经验。可以说在湘军创建之初，他和曾国藩对湘军未来究竟能取得多大成就，其实都心中无数。

直到江忠源保卫南昌那一年，曾国藩派罗泽南带着湘军前去援救，实际上也是要试一下水。现实是很惨痛的，由于当地官军没有按约定进行接应，湘军遭到了太平军的伏击，从而受到重创，战死八十人，其中包括四名营管，皆罗泽南一手培养的学生。

这毫无疑问是个败仗，可是却展现了湘军的潜力。他们不像官军一样贪生怕死，即使在遭到伏击且无友军相援的情况下，仍誓死不退。在援救南昌的过程中，虽然湘军战死了八十人，但也同时杀死太平军达两百余人，经过此役，湘军“勇敢之名已大震”，可谓虽败犹荣。曾国藩据此认为湘军“果可用”，更坚定了在衡阳练兵的决心。

曾国藩对罗泽南抱有信心，但有一个人却对罗泽南没信心，这个人就是塔齐布。

作为职业军人，塔齐布从来不认可什么儒将不儒将的说法，他认为罗泽南之辈不过是些在学堂里夸夸其谈的书生而已，不懂得什么打仗，最多也就只能去对付对付会党之类，若要打大阵仗，还得靠他们这些人。

改变塔齐布这一印象的，是岳州之战。

曾天养退守城陵矶后，湘军进入了岳州。在讨论如何防守时，塔齐布说当然是驻军城内，以城设防，罗泽南则提出异议：“岳州四面环水，只有一座大桥可以相通，因此守城不如守桥。”他还愿意亲率湘军两营抢占要隘，扼守大桥。

塔齐布虽不以为然，但罗泽南年纪比曾国藩都大，又肯亲自担纲，他自然也不便加以阻挠。

不久太平军再次对岳州发动反攻，果然首先将大桥作为了攻击焦点。他们在距大桥十里处扎下九座大营，投入进攻的兵力达上万人，而罗泽南用以抵御的湘军不过两营，才一千人，十对一的比率，数量上相差十分悬殊。

这时候连塔齐布都慌了，但在大桥上负责指挥的“儒将”则异常从容镇定。

以静制动

经过南昌之战等大小战斗的尝试，罗泽南终于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战争。战争，初看全是动的画面，但动来自静，并最终将被静所制约，这是罗泽南从理学“主静”中得到的启发。

普通文人大多认为兵事是武人的事，自己作为读书人，是不用过问也没有能力过问的。罗泽南这些湘籍文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的认识中，兵事乃儒学至精，兵学与儒学有着天然联系，二者是可以融为一体的。比如儒学经典《左传》中就有一个著名的战例，叫作“曹刿论战”。曹刿是一个非常有见识的民间军事家，他找出的制胜窍门，是在敌人最疲惫的时候出战，“彼竭我盈”，那样必定能取得胜利。

怎么知道对方什么时候最衰弱呢？曹刿说你听他敲鼓，敲第一通鼓的时候，士气最为旺盛，这时候千万不要招惹他，让他继续敲，第二通鼓就没那么有力了，但还是不要搭理他，到第三通鼓，明显有气无力，揍他没商量！

这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典故。罗泽南把它和理学的“主静”结合起来，从而琢磨出了一种独特战法，叫作以静制动。

罗泽南把由他指挥的一千人马分成两档，一档五百人负责守营，一档五百人负责出击。在太平军向大桥攻来时，任凭对方再怎么鼓噪，五百人也不动声色，只用枪炮进行还击，使太平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逐渐从“一鼓作气”沦落到“三而竭”。

作为进攻一方，太平军当然不会轻易退却，仍然在不断推进，在他们推进到与防守阵地仅一丈距离时，湘军的另外五百人才突然跃出，发起猛烈反击。同时这出击的五百人又分成三路，每路不过一百多人，但有明确分工，谁主攻，谁旁击，谁抄尾，都部署得井井有条。

决定“以静制动”最后成效的，还是勇气。古文中有一句成语叫“胆力沉鸷”，用来形容深沉勇猛的性格。这种性格通常只有塔齐布这样的武将才具备，读书人可能刚听到枪炮声腿就软了。可是史书却明确地把这四个字给了罗泽南，据说他在战场上丝毫不顾生死，“披衣拍胸，以当炮子”，我的胸口就是枪靶，你们有种就朝这里来吧。

按照罗泽南等人的观点，儒家人格的修养也同样与兵事密不可分，当读书人的境界到达一定高度时，在战争中自然能够做到镇静自若、一往无前。江忠源生前曾经说过，在他所认识的湖南士人中，真正有胆量跟太平军单挑的，除了他自己，只有罗泽南和其手下的几个弟子够格，论者皆以为这是罗氏数十年理学修养之功。

有罗泽南这样的带兵之将，湘军官兵当然个个争先，防守的豁出死命“扎硬寨”，出击的也敢于以寡敌众“打硬仗”。岳州一战，罗泽南以千人击退万人，太平军的九座大营被其全部击破。不用说，塔齐布对此十分惊讶，也异常佩服，从此不敢再看低读书人。湘军中遂以塔罗并称，“塔罗齐名”，两人成了湘军陆师的一对双子星座，“儒将”终于在战场上站稳了脚跟。

在岳州之战前，罗泽南之所以一眼就能看到大桥的重要性，从而抓住防守关键，源于他在作战地理当时叫作“舆地”上的造诣。罗泽南曾写过一本地理学专著，名为《皇舆要览会》。他不仅能像江忠源一样观察地理形势，而且还会自己画图。

到攻克武昌时，他的这一功夫又派上了用场。早在曾国藩召集会议前，罗泽南已在山上对武昌周围地形进行了仔细勘察，并绘出了地图。

依据地图，罗泽南指出了攻武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出洪山大路”，一条是“沿江出花园”。

太平军主力集中于花园，如果湘军从洪山一路进攻武昌，需要仰攻，难度很大，而且一旦久攻不下，花园的太平军会袭击湘军后路。罗泽南说选择这条线路“非长策”，不是个好办法，他倾向于全力进攻花园，并且愿意独当其任。

方案通过后，罗泽南即率部进击花园。太平军在花园建有三座工事，“深沟重栅”，而且还有火炮。罗泽南指挥部卒匍匐前进，“三伏三起”，一天之内，便将太平军在花园的大营给攻破了。

自湖南战场重用林绍璋以来，杨秀清在用人方面就一直在不断地犯错，被他赋以据守武昌使命的是石凤魁和黄再兴。石凤魁为石达开的族兄，但他并不像石祥祯那样勇敢善战，胆子既小，为人还刚愎自用，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黄再兴则是个纯文官，以前不过是在洪秀全旁边掌掌文书，作作记录而已。

石、黄都不太会打仗，遇到特别会打仗的塔罗组合，那狼狈就别提了。花园一破，两人便傻了眼，只得匆匆弃城逃离。

花园成了湘军攻克武昌的关键，1854年10月14日，湘军完全攻克武昌。罗泽南对此出力最多，其精于谋略、敢于攻坚的特点也在这一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湘军便实现了华丽转身，从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团练一跃成为政府都必须倚重的主力军，而罗泽南等一干儒生的鼎力加盟和表现，更改变了人们对读书人的一些固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