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无比沉重的担子



耆英在调走之前，让道光伤透脑筋的，除了入城问题外，还有一个“黄竹岐事件”。

早在鸦片战争前，从广州周边经过的英国商人和水手们就经常上岸，权当散心。只不过那时候，这帮人尚知收敛，不敢搞得动静太大，鸦片战争结束后，明显变得趾高气扬，少了很多约束。他们有的驾着小舢板，有的雇用当地人的小艇，看到丛林密集处，便提着枪登岸打麻雀。

一开始，沿途村民并没多大敌意，仅仅觉得好玩，大人小孩儿都在旁边围观，一边看，一边嘴里免不了还要叽叽喳喳说笑几句。这本来也没什么，国人爱瞧热闹一贯如此，何况你在我的地盘里，难道我看两眼也不成？

可是洋人不这么想，他们最烦别人在旁边说三道四，特别是有时枪都瞄准好了，给周围人一起哄，结果放了个空炮，鸟雀飞得无影无踪，好不扫兴。更有甚者，由于双方语言不通，村民的说笑有时还会被洋人误会，认为是在嘲弄他们，于是便要反唇相讥。

这种吵架当然是吵不出什么名堂的，因为只能看到对方的表情，却听不懂语言。洋人一着急，就举起枪对准村民做射击状，村民害怕了，一哄而散。久而久之，大家对这些洋人都非常痛恨，纷纷在村口设置栅栏，不允许他们进入。

后果是什么

黄竹岐村位于广州城西，村外有一座密林，给舰船上的洋人发现了，于是相率登岸，并强行闯入了栅栏。村里的妇女突然看到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不速之客，吓得大叫起来。遇到这种场面，照理得回避，可船上的洋人们没有一个是绅士，全是常年漂泊在外的冒险家，见此情景，一个个都咧开大嘴乐了。

觉得还不过瘾，他们又端起枪，这里指指，那里晃晃，做着种种要开枪的动作。本意是想搞个恶作剧，没想到却因此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随着一声锣响，顷刻间，不仅黄竹岐村的人全部聚集过来，连邻村村民也都呐喊着跑过来进行援助。

几个哥们儿从没有领教过这种阵势，赶紧把枪端好，以为这样可以将围上来的人群吓退，孰料反而更加激怒了村民。众人扑上来，你一拳，我一脚，一会儿工夫便将被围住的六个洋人给揍了个稀巴烂。

打死了人，而且打死的还是洋人，这就出大事了。村民们赶紧把洋人的尸首绑上石头，沉到村外的河里，给它来个毁尸灭迹，但洋人被杀的事还是没逃得过德庇时的耳目。此君一跃而起，要求耆英查明事由。

耆英不敢怠慢，即刻下令巡捕限时破案。巡捕招募有经验的渔民，从村外的河里面把几个死鬼的尸首给捞了出来。耆英本以为自己的高效破案可以让德庇时满意，不料反而给德庇时继续纠缠提供了证据，后者得理不饶人，愈加步步相逼，声言要再次从香港调兵杀入，并将黄竹岐村付之一炬。

这时包括黄竹岐村在内的各个村庄也正闹得沸沸扬扬，有哗然而起之势，可以说两边都不服气，都在顶着牛。耆英焦头烂额，这时正好新任广东巡抚徐广缙到达广州，耆英便把这个烫手活儿移交给了徐广缙。

徐广缙坐堂，以大清律法来审案。他对德庇时说，按照我国法律，杀人者偿命，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必须以一命抵一命，不可滥杀无辜，再说，你们洋人对此也负有责任。之后，徐广缙把黄竹岐村的士绅找来，强调杀人就得接受王命国法。经过讯问，逮捕十九名村民，其中四人为直接杀人者，按律判以死刑。

各村觉得这么做尚在尺寸之中，然而德庇时不肯罢休，还在那里嚷嚷着要把黄竹岐村一把火烧掉，说是不这样做的话，以后水手们上岸就没安全感了。

耆英照徐广缙的方子抓药，他让广东全省知名士绅联名出了一份公约，与各村约定自律，以后不许妄杀洋人。德庇时看了公约，觉得实在也没什么可要挟的了，这才罢休。

“黄竹岐事件”处理结束后，耆英的关系也打通了。道光一纸调令，让他脱离了苦海。1848年2月，耆英接到免职令，道光任命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

按照约定，耆英答应英人可以进入广州的具体时间应为1849年4月6日，还有一年呢，但德庇时等不及了。在耆英尚未离开广州之前，他就匆匆忙忙地发来照会，提醒中方践行这一承诺。

接到照会时，新官上任的徐广缙正在调查广东民情。他此前有过在福建和江苏任职的经验，对南方民情并不陌生，但来了之后，才发现广东一带与闽、浙、苏都很不相同，主要特征就是这里民风特别剽悍，老百姓普遍性情刚毅，不畏强御。

让徐广缙留下深刻印象的当然还是“黄竹岐事件”。一座小小村落，转眼之间干掉六个洋人，事后如果官府不进行安抚还不肯屈服，他从仕以来，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见到过，也不可想象。

假如把广州城门打开，直接面对洋人的就不只是一座座小村庄，而是一座大城市，以及城市背后数以万计的民众。徐广缙派人访问广州城乡，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人对英国人入城表示赞同。徐广缙也想过，是不是可以像处理“黄竹岐事件”那样，召集士绅进行说服，但后来很快打消了这一主意。原因很简单，士绅也来自民众，不能违背民意，当着他这个总督的面，对方或许会诺诺连声，回去后照样还得反悔。

就算他徐广缙顶着巨大的内部压力，践行耆英的“两年之约”，洋人们会就此消停吗？这些人进城不是说逛上一圈就回去，他们可能会继续提出要求，比如给地，供其修建办公楼，要不然就是租房子，这是意料之中的，到时候你给不给？不给的话，大概又得把枪掏出来，拿开战之类来吓唬人了。

还可以继续往下推演。随着英国人一再相逼，官府被迫一退再退，广州民众对官府的信任度将会降到零，伴之而起的极可能是揭竿而起，那样一来，官府所面临的后果是什么？是两面不讨好，两面受夹击，最终一崩如斯，垮台完事！

徐广缙一头冷汗，趁着这一切都没发生，他决定重新布局。

两全其美的办法

徐广缙将“两年之约”改成了“无怫百姓以顺夷理，顺民心以行之”，二选一，我宁愿讨好百姓，遵从民意民情，也绝不屈从于英夷。

徐广缙随即找到叶名琛，将他的想法说了一遍。叶名琛极表赞同，两人商定，万一发生变故，就与广州城同生共死，多少也能落下个好名声。

计议已定，徐广缙赶紧利用剩下的一年时间，紧锣密鼓地部署广州防务。

要守广州，自然先要守住炮台。洋枪洋炮既然仿造不了，便只能靠人，而在鸦片战争中，人却是最靠不住的，兵勇溃散的现象遍处皆是。

裕谦督促部卒死战的办法，是让大伙发毒誓，徐广缙则以为，一个人究竟勇敢还是怯弱，都缘自天性，临时硬逼没用。比如定海之战前，余步云还不是在关帝庙信誓旦旦，倒是裕谦自己和“定海三总兵”那三个老将说到做到，没有自食其言。

徐广缙对守城官兵说，炮台就这么几座，我用不了很多人守。你们自己合计一下，如果觉得到时肯定会软蛋，或者顾虑家里有双亲需要奉养，又或者膝下还未有一儿半女，想留着性命传宗接代，那么我现在就给你们开假。

见官兵有疑虑，徐广缙又加以补充：“不要怕我会打击报复，放心，事后如果你们还想来当兵吃粮，我仍然欢迎，决不会怪罪。”

有的人走了，有的人留了下来。对于留下来的勇者，徐广缙还要再挑选一下，凡身体素质好枪炮技术精的，才会获准进入炮台。徐广缙给他们写下保证书，说明立功受奖，战死者由官府负责赡养家属，以安其心，以壮其志。

按照炮台的规定，是一个班负责一门炮，一般情况下这班人被打散了，炮也就废了。徐广缙把人力集中起来，多添了两班人，实行三班轮守，并声明在先：“你们不能像以往那样一触即溃，但是假使三班人都受了伤，溃就溃吧，也不怪你们了。”

与林则徐、裕谦等人相比，同样可以划在“主剿派”之列的徐广缙显然已经吸取经验，变得更为理智和谨慎。在准备的过程中，他既不犹豫，也不张扬，全都是一声不响，秘密推进。

防务部署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除了兵勇调配外，还涉及枪炮添置。在鸦片战争中，虎门等炮台已遭破坏，之后重建，又被德庇时派英军给弄得乱七八糟。如今要恢复炮台的作战能力，就需要重新装备枪炮，但这么多枪炮，仅靠广州一城来不及制造，很多需要从外省运入。从始至终，就连广州省城的百姓都不知道枪炮是什么时候运进来，又是什么时候装在炮台上的，对此毫无察觉。

在组织官军加强防御的同时，徐广缙以缉捕盗匪为名，召集附近宿儒士绅，告知自己的迎敌决心，同时传令他们聚集乡勇以备。大家商定，假使战火一起，乡勇随时听候调遣，官府只需提供口粮，倘若太平无事，则该耕田还是耕田。

自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出于地方治安需要，团练及其乡勇其实并不被官府认可，徐广缙是承认团练的第一位封疆大吏。对于徐广缙来说，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者，可通过“官民合心”，稳定内部，二者，他已经汰劣存精，战争瞬息万变，万一正规军不够用，到时亦可用乡勇进行补充。

值得一提的是，徐广缙召集地方士绅，都是分别接见，被接见者一前一后，彼此互不相识。临走时，徐广缙还千叮咛万嘱咐，要求他们不要互相联系和商量。这些，当然都是为了保密的需要。

直到内外都操持得差不多了，徐广缙才在公开场合露出备战迹象，开始亲临虎门炮台进行检阅。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此时德庇时已奉召回国，文翰继任。这个老外的中文名字听上去文质彬彬，但并不比德庇时好对付。他一听到消息就觉得不对劲，好端端地检阅什么炮台，是又不想让我们入城了吧？

把英军调过来，当然是最厉害的撒手锏，不过这招无法常用，因为涉及请示汇报等一系列手续，比较麻烦。发照会吧，又显得太软，缺乏足够威慑力。文翰决定使一个既经济又厉害的招数。

这些科举考试出来的中国文官皆为文弱之辈，没怎么见过世面，要是登上我的军舰，一边领略海上“险浪惊心”的风景，一边从旁再吓上两句，仓促间他的脑子里肯定是一片空白，到那时，还不是我说什么，他应什么。

说干就干，文翰向徐广缙发出了登舰做客的邀请。

来者不善

接到邀请，官员们大多反对徐广缙赴约：“海洋上风涛不定，路上非常危险，再说在这敏感时刻，您这一去，犹如置身虎群之中，如果对方予以扣留或加害怎么办？”

徐广缙笑了笑：“你们想错了，他们是不敢把我怎么样的。退一步说，即使真有不测，水师提督不是在吗？怕什么。”

随即，他把水师提督叫过来：“假使我被扣留，你可以组织水师发动进攻，不必投鼠忌器，顾及我的安危。”

说完，徐广缙便带着官员们坐上扁舟，向海上划去。

海洋不比内河，风大浪高，纵然船夫技艺精熟，也足以让这些从未出过海的随行官员们胆战心惊。等到达目的地，众人更傻眼了。

军舰与扁舟，犹如巨人与侏儒，他们必须沿着舱梯才能接近舶楼的会议室，而舱梯足有二十多级，这也太高了吧！

就在众人愣神的时候，徐广缙已经登了上去，并且一会儿就站在了舶楼之上，上去之后，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从容顾盼，旁若无人。

总督大人如此，官员们再没理由原地不动，只好都跟着缘梯而上。这是一个让人一想起来就胆战的经历，梯子固然是晃晃悠悠，再联想到下面就是波涛如怒的大海，进退不得，左右不能，真是连自杀的心都有了。

好不容易“爬”上舶楼，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发现彼此都一个熊样，不是两腿发抖就是面无人色。

文翰已在舶楼迎候，官员们的狼狈相早在他的意料之中，实际上，只要没经过训练，一般人初次登船，都难免要出这样那样的洋相。可他又有些失望，因为他最希望出洋相的那个人偏偏若无其事，这让他心里咯噔一下：来者不善啊！

在将徐广缙请入舱内后，文翰的侍从官即将舱门关闭，跟上来的大清国官员们全被关在了门外面。这可把他们给急坏了，想把门推开，可舱门是有机关的，里面一旦关上，外面根本就打不开来。

徐广缙倒是一点儿不慌，仍然谈笑自若。这时，文翰拿出了一堆文件让他签，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要求，如鸦片开禁、照例纳税，以及租地建房等。按照文翰原来的设计，徐广缙最好是像他的那些随从官员那样，表现得晕晕乎乎，七荤八素，闭着眼睛就一条条一件件地签下来。

可是徐广缙非常清醒，甚至由于前面文翰安排的种种“铺垫”，变得更加敏感。他一边看一边问翻译，这句是什么意思，那句是什么含意，听到有不合理的地方，就会指着相关文字质问文翰，然后拿过笔将其一一删去。

文翰急了，删的地方正是他想要的，那哪成啊，但徐广缙毫不相让，据理力争，驳斥文翰的声音在舱外都能听到。

精心安排今天这个局，文翰的前奏只是作为一个擦边球，既然对手并不糊涂，他也就不得不直奔主题了：“两年前，你们承诺，从今年四月六日起，允许我们自由出入广州。今天请你来，就是要把这个日子正式定下来。”

徐广缙对此早有准备：“所谓两年之约，是耆英大人在任时许诺的，当时我尚未来广东。到任之后，我至今也未接到相关谕旨，不可能马上告诉你具体日期。”

文翰认为徐广缙可以代替耆英敲定，徐广缙则说不然：“中外民情不一，在你们国家，可能没有这种忌讳，但在我们国家不一样。千百年来，广州从不允许外国人入内，这是至今老百姓还在反对的原因所在，想必阁下也是知道的。我作为父母官，必须考虑这一点。”

文翰一听话里的味道不对，脸色开始变了。

徐广缙看了看他，又换了个口气：“不过你放心，耆大人既有诺在先，就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会马上向皇帝请旨，只要旨意一到，有旨必然无条件遵行。”

徐广缙告诉文翰，在耆英已经离职的情况下，你我私下说哪天哪天没有用，得皇帝下旨才可以，“有旨即有期”。

文翰问请旨奏折何时才能到京城，徐广缙用内行教导外行的口气，给他讲了一封信从广东到北京，再从北京返回广东的复杂过程。

文翰听得目瞪口呆：“这也太慢了吧。”他搔搔脑袋，说要不这样，我们有轮船，可以免费跑一趟，代你把奏折送到天津，很快的，用不了那么多天。

徐广缙要的就是慢，谁要快啊，他沉下脸来：“奏折拜发，在我国可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连沿途经过哪些驿站，何时到达，皆有专人专管，岂是好随随便便的。你说这样一份重要的文件，让我交给外国人，那不是存心让我受罚吗？况且，你敢保证代送的路上就不会出现差错？”

文翰哑口无言，也觉得自己这个急出来的主意的确有些欠妥。

没什么好费话的了，乖乖地送人家走吧。

辩论赛

过了几天，文翰耐不住性子，主动来虎门拜访。徐广缙很客气，亲自接待，还安排宴席。

吃饭的时候，文翰嗫嚅半天，看样子还是要问请旨的事。徐广缙很干脆：“不要问了，我也在等呢，说实话比你还急。咱们别说这个，吃菜吃菜……”

文翰也是个体面人，话讲到这个份儿上，就不好意思再喋喋不休了。

不过是多等两天的事嘛，那就再等等吧。可这种等法着实有些折磨人，文翰就像中国人过年一样，朝也盼来暮也想。算算时间，中国皇帝的谕旨该到了，他咬牙又忍了几天，才跑出来“要债”。

文翰学乖了，他没有直接去问徐广缙，而是派人到广州的英国商馆去探听消息。商馆的英国商人比政府还上心，信息渠道也很广，但文翰从中得到的却是凉水一盆：皇帝谕旨是有，三天两头有，不过好像从没提到允许英国人入城这件事！

文翰大失所望，他向徐广缙发去照会，据此进行质问，徐广缙的回复颇有四两拨千斤般的水准：“此事非往来文件所能宣意达情”。嗨，纸上得来终觉浅，文件上一时跟你说不清楚。

见过赖皮的，没见过这么赖皮的。文翰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被忽悠了，只好气咻咻地再次来到虎门见徐广缙。两人见面之后，几乎就是文翰的独家控诉会，一会儿说中国号称信义之邦，做事怎么可以如此反反复复，不讲信义，一会儿又含沙射影，露出不惜用武力相逼的意味。

有控诉的，就有反控诉的，毕竟双方迟早得有坦白的时候。徐广缙针对文翰所说的“信义”，开始侃侃而谈：“《南京条约》签订后，凡是贵国船只经过我们通商口岸的，都听其自由出入，不再像过去那样盘查阻挠，这都是依据条约规定。你说我国不讲信义，不知从何说起。”

说到这里，徐广缙特意加重了语气，“可是……”

“可是贵国是怎么做的呢，乘我们遵守和议，擦枪入库的机会，突然杀入虎门炮台，毁坏了全部炮台设施，使得民众惊骇，瞬间便造出祸端。当时耆英大人着眼和局，不想因此触发两国战争，这才不顾现实条件，许以两年之约，以便使你们的军队可以如愿退出。”

两下对比，徐广缙把皮球踢还给了文翰：“你说说看，究竟是谁先失去信义，该被责备的又是谁？”

这一绕把文翰给绕住了。他忘了从《南京条约》讲起，因为“英人入城说”是从这个条约开始的，倘若立足于此，他还是占理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英鸦片战争，原本就是拿拳头讲道理，谁的拳头厉害听谁的，真的谈不上谁比谁更不讲信义，一定要较真，毫无疑问又是一个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的无厘头问题。

趁文翰张牙舞爪的气势不得不有所收敛，徐广缙展开了他最擅长的推理：“耆大人的两年之约，实在是被逼无奈之下的缓兵之计，并非他心甘情愿。不过你的前任德庇时好像也有问题，试想两年前耆大人既已当面许可，他一抬腿就能进城，那时为什么不进呢，非要把这个难题留到两年之后？”

不涉及这个话题还好，一讲起来，文翰也是一肚子苦水。是啊，这个德庇时也真是，你都动刀动枪了，就直接从虎门杀进广州嘛，拖什么拖，还一拖就是两年，弄得事情越来越复杂。

徐广缙一边观察着文翰的表情变化，一边揭晓答案：“其实啊，我们的这两个前任都太精明了。他们各有算盘，知道这是一个难题，都不肯在自己任内解决，非得拖到两年后让我们这些后继者来给他们擦屁股。”

辩论赛变成了官场生涯一席谈，文翰不能说徐广缙分析得没有道理，做官的诀窍真是在哪儿都一样啊。正在长吁短叹，中国官员紧接着的一句话却让他清醒过来，徐广缙说：“依我看，我们两人都不值得替人受过，管那些烂事干吗，多余的。”

机关枪似的叨叨这么多，原来放着一个陷阱在这里呢。对英国人入城，你当然可以不管，而且还巴不得呢，因为这就是你的政绩。我能不管吗，不管的话，我在远东的工作业绩将乏善可陈。

文翰坚决不上当。徐广缙见这一招难以打动对方，又扯起另一个推理，即英人进城后会怎样：“我了解过，广州百姓对放你们进城的疑虑很大，有切齿之忧。一旦你们进了城，双方会相安无事吗？会不发生暴力冲突吗？这个对你们并无好处。”

徐广缙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是我不肯让你们进城，纯粹是替你们英国人的安全着想。

还有，真想不通你们费劲巴拉地非要进城干吗：“试问贵国远涉重洋，到底是为贸易而来的呢，还是为进城而来的呢？进一个城，对贸易究竟有什么好处，不进城，对贸易又有什么坏处？”

入城万不可行

进入广州，跟搞贸易做生意确实没什么直接联系，但英国人认为这是他们的权利，就跟领事裁判权一样。文翰打定主意不再被对方拖到东拖到西，不管对方怎么巧言善辩，老爷我一句话，非进城不可。

“你不要推脱责任。我听说广东团练和乡勇均听从官府调遣，你既然说怕老百姓对我们形成威胁，那为什么不解散团练？我不管这么多，你不让我进城，我就让军队来跟你和你的百姓对话。”

文翰的强硬态度，让徐广缙也压不住火了：“团练是怎么出来的，你知道吗？还不都是给你们逼的。没有你们的水手和军队到处惹是生非，老百姓怎么会想到举戈相向？我是封疆大吏，保民安民本是职分所在，现在不但保不了民，还要进一步弹压，办不到！”

文翰不惜兵戎相见，徐广缙的回答则是：“那就不必费话了，你派兵过来，我在广州大开四门等你。”

眼见得火药味噌噌噌上来，旁边的翻译和随从官员看得惊心动魄，但这就是谈判，该吵时要吵，该闹时要闹，只是别弄到把桌子掀翻就行。

两人从中午谈到下午五点多钟，唇枪舌剑，“辨诘不已”，最后的结果却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看样子，就算是吵到天黑，仍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徐广缙吁了口气，忽然出人意料地又软了下来：“好了好了，你说得也有道理。上次我确实请旨了，可是皇帝没下决心，我也没办法。这次我再请一旨，问一下他的意见，如何？”

长达六七个小时的辩论，早已让文翰精疲力竭。徐广缙的缓和，给了他一个台阶，遂也顺势收场。

徐广缙跟京城的联系当然从没中断过，可先前从没有在奏折上请求皇帝允许英人入城，恰恰相反，他一直在汇报自己在广州的守备部署。

徐广缙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所拟奏折均在官署内部缮写，然后立即交专用邮差发送，里面讲些什么，他从不对身边任何一个人提起，所以外界无从知晓。

文翰固然是被蒙在鼓里，不清楚奏折和谕旨的细节，就连那些“包打听”的英商，他们所了解到的，也只是官方发布的消息。

徐广缙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通过这种虚虚实实的手法，让对方摸不清他和道光的真实意图，反映在文翰身上，就是举棋不定，嘴上嚷嚷着要像德庇时那样进兵广州，却始终下不了决心。

不过这次辩论让徐广缙意识到，文翰不可能被说服。在谈判结束前，他之所以突然软了一下，是因为文翰亮出了底牌：英军将像鸦片战争时那样北上天津或开入长江“阻运截漕”。

“两年之约”越来越近，到时候文翰真的有可能做出狗急跳墙的事来。徐广缙犹豫了，他给道光皇帝发去奏折，第一次在“英人入城”上让了步：“我已经智尽能索，该做能做的都做了，我现在就怕直接拒绝英国人的要求，会激出事端。”

这份奏折让道光几乎又看到了和鸦片战争相同的结局。为了要不要入城，再来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实在不是这个国家所能承受，或他愿意看到的，为此他给徐广缙发来密诏：“既然英国重提进城一说，你就不要再阻止了，再阻止的话，反而伤了你这个封疆大吏的气度。”

让他们入城一次算了，下不为例。

尽管话说得很漂亮，但道光却已难以掩饰他自己的无可奈何，所谓“下不为例”，亦不过是为了顾及脸面，谁都知道，有了第一次，就必然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在等待皇帝回复的那段时间里，徐广缙也在一边算日子，一边紧张地思考着该怎么办，接到道光的密诏的当天，他已经想好了：“入城万不可行！”

阻止英国人入城，后果是惹怒英国人，但内部尚可众志成城，如老虎一样，有爪牙可恃；允许英国人入城，后果是惹怒民众，人心瓦解，那样一来，内外交讧，面对灾祸，自己也就是一只被去掉爪牙的猫。徐广缙得出的结论是，英国人入城，有害无利，千万尝试不得。

徐广缙发出回折的时候，“两年之约”已到，再请示道光显然已不可能，他能做的就是孤注一掷，硬挺到底。

徐广缙不是鲁莽之人，他的所有决定，往往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固然加强了炮台，联络了团练，但是鸦片战争的场景历历在目，跟对方比，你手中那根大棒还是细了一点。

问题是，文翰依恃的那根大棒，真的有他说的那么粗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十万长城

鸦片战争前，林则徐曾搜集过外国资料，但当时的中国士大夫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海外夷人”还缺少足够认识，因此重视有限，所得也极为浅显，可以说，从头到尾，基本没起到太大的作用。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徐广缙的认真谨慎不下于林则徐，又有前车之鉴，这导致他在情报战方面格外投入和用心。自从来到广州就任后，他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对英国国内动向以及英军在华兵力进行不间断的侦察。

英方情况与鸦片战争时已有显著不同。从1848年起，英国爆发了流行瘟疫，国内经济也不景气，这使得英吉利连续几年在海外投资上都很乏力。经济是军事的后盾，经济虚弱，军事方面也难以逞强。那一年，就连法国发生大革命，君主制的英国都没能力去干涉，只能承认了事，更别说远东了。

徐广缙所掌握到的情报是，在1848年，驻港英军仅仅只有一千两百五十人，经历一个夏天，又因病疫死了两百余人，眼下兵力不足一千，要像鸦片战争时一样发动一场大战役，甚至北上天津或杀入长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文翰能做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在广州这个范围内逞逞威风，这是徐广缙敢于跟英方撕破脸的重要原因之一。

离“两年之约”到限的时间越来越近，广州局势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徐广缙除增兵虎门等诸炮台要隘，实行严阵以待外，还把文翰要他解散的民众完全发动起来。

他下令向乡勇每人发放一顶竹笠、一支矛、两把剑，另外还配发一些鸟枪，政府定期提供水酒和熟食进行奖励慰劳。在他的激励下，团练迅速壮大，广州附近，大一些的团练有数千人，小一些的也有数百人，几天之内，登记在册的乡勇人数就超过了十万。

这十万长城，徐广缙要借来威慑文翰那不足千人的武装。按照他的部署和安排，乡勇们白天是农民，照样耕田务农，到了晚上，则集体训练出操。训练时，枪炮声十里之外都听得见。

经过这么一鼓噪，广州已是“雷动云合”，不仅乡勇，就连妇女儿童也都参与进来，城内城外到处张贴着反对英人入城的红白字帖。徐广缙由此照会文翰：广东民情剽悍，迥异于他省，你要进城可以，但可能会出不去。

一封照会还不行，徐广缙让广州的知名士绅也写信给文翰，对他说你不要以为入城则荣，不入城则辱，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招致众怒，是实实足足的求荣反辱，聪明一点儿的人都不会这么干。

徐广缙这么做的意思，就是告诉文翰，反对你的不光是民间的中下层人士，上层的知识分子也不买你的账。

要说文翰这洋人也挺会来事。到了他认定的入城时间，对徐广缙的坐镇炮台置之不理，“十万长城”和士绅的劝告也被他丢到一边，说动武还是动武了。

1849年2月，文翰亲率三艘军舰闯入广州内河。自耆英在任起，出动军队就是英方迫使中方妥协的法宝，这次尽管广州方面已有心理准备，但所面临的压力仍大到了极致。

没有人会不为徐广缙的命运担心。既然上面都松口了，倒不如乖乖地打开城门，还来得及……这位两广总督完全可以遵照道光网开一面的指令行事，而不用负任何责任。

夜深沉，等待黎明的人们忐忑不安。伴随着心跳频率的不断加快，徐广缙必须做出了一个他认为最正确的选择，这个选择便是绝不放弃！

徐广缙计算好了，倘若炮台顶不住，他还有十万乡勇，有牢不可破的民心士气，文翰除了那三艘军舰，还有什么？

果然，三艘军舰之后就没了后续动作，而军舰每深入内河一步，就能看到岸上更多的乡勇和反英字帖，这使文翰开始陷于骑虎难下的境地，他索性把军舰摆在那，自己回香港去了。

徐广缙关心的重点在于，事情会不会恶化。他的情报网络从未停止运作，最新情报表明，英国政府正在裁减香港驻军的军饷。按道理，军舰都进内河了，香港驻军应该全面动员，所以应该是添军饷而不是减军饷。徐广缙立即意识到，文翰的出兵，极可能是虚张声势，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其政府的充分支持。

只有一个情况，让徐广缙有些坐不住了。据负责在香港观察的人报告，虽然在港英军被裁减了军饷，但近期忽然有一艘军舰到港，上面载满了准备上前线打仗的英国军队。

难道他们是赶来参加广州之战的？徐广缙要求再探再报，很快，他便获知了一个更大的秘密。

来自京城的圣旨

原来当时英法两国正在黑海同俄国争夺出海口，为此三家闹得不亦乐乎。到港的这艘英军军舰跟中国完全没关系，它要去的地方是中东，路过香港，仅仅是为了给中国人一个下马威而已。

英国政府这个欲盖弥彰之计，反而使徐广缙的决心更加坚定，他继续利用民间力量对文翰施加压力，其中最厉害的当然还是“十万长城”。

为了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在徐广缙的暗中支持下，乡勇们晚上倾巢出动，由士绅首领带头，排成一字长龙，拎着灯笼进行示威游行。游行时，广州城头点满火烛，火烛与灯笼相互交映，宛如白日。

如此热闹，广州城外的英国商馆想装不知道都不可能。英国佬架上望远镜，看到镜头里游行人群的灯笼就跟天上的繁星一样，数都数不过来，这让他们瞠目结舌。

老百姓可不是官府，他们不会跟你讲道理，觉得不爽，没准儿立刻就会乘着天黑跑过来把商馆给拆掉。商人们因此惊恐万状，每天黄昏还没到，就急急地催促雇员关门，暂停交易。随着交易量的减少，货物出现积压，都运不出去。英商十分着急，他们联名给文翰写去公函，扬言要英国政府承担损失。

在文翰与徐广缙的较量过程中，双方都在不停地向各自政府进行汇报。与徐广缙的奏折相比，文翰的报告更细，连几个月来购买了多少文具，都没忘记向内阁报个账，这个细节自然也不会漏掉。

他的上司、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开始打退堂鼓了。此前徐广缙在交涉中一再强调，不是中国官方不愿守约，而是广州居民有强烈的反英倾向。“十万乡勇游行示威”，毫无疑问给巴麦尊留下来深刻印象，让他认为徐广缙的警告并非空言恫吓。

另一方面，正如徐广缙所得到的情报所言，在国内矛盾、中东争端等诸多问题的困扰下，英国政府不仅不可能像鸦片战争后期那样从印度大规模抽调兵力，就连对在港军队进行动员都颇费踌躇。

在巴麦尊发给文翰的指令中，终于同意搁置进城问题。

没有上司相逼，文翰算是松了口气，然而冒险的欲望也几乎在他体内同时发酵：我为什么不尝试再逼一下中国人呢，假如成功，那就有得牛皮可吹了。

因为巴麦尊的搁置有一个前提，即中方不再发生明显违约或出现重大外交破绽。假如有后面的情况发生，巴麦尊仍有把握说服内阁向广州出兵。于是，文翰也硬着头皮死撑。

这是一个相互顶牛的过程，文翰等着徐广缙露出破绽，徐广缙则挖空心思，想着怎样才能再将一军，以将对手完全逼退。

1849年4月1日，徐广缙通知文翰，朝廷谕旨已经到达。一直以来，文翰都在苦等这道来自京城的圣旨。文翰清楚，如果中国皇帝决定打开城门，徐广缙作为地方官员是不敢抗命的。

徐广缙大打情报战，文翰也在四处钻营。商馆的情报过于滞后，他又把手伸进总督衙门，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情报网。

徐广缙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当时起草发出的奏报及皇帝的谕旨，的确无人能够从中刺探，但是按照大清国公务制度，所有这些文件过后都要抄录副本存档，时间一长，文翰就从中找到了漏洞。他派人收买衙门内负责保存档案的低级文员，规定只要抄出副本，即给予重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道光先前同意英人入城的圣旨副本到了文翰手中，并已翻译出来。只不过文翰看了半天，仍不敢相信是真的，因为徐广缙曾多次言之凿凿地告诉他，并没有收到最新旨意，若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文翰很难排除“线人”为领赏而弄出假圣旨的嫌疑。

现在，徐广缙说圣旨到了，让他确证了自己的怀疑：如今的“线人”真不厚道啊，为了点钱，连圣旨都敢伪造。

可是这道真圣旨带给文翰的，却是一道晴天霹雳。圣旨上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设城所以卫民，卫民方能保国，民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归。”

建广州城干什么？是用来保卫老百姓。为什么要保卫老百姓？是为了保卫国家，所以老百姓的意愿最重要，绝不能违背民意而顺从外国。结论是，既然广东老百姓都不愿外国人进城，那你（指徐广缙）就不能违背民意，硬性逼迫。

徐广缙拿着圣旨，变得理直气壮：“你看看，我早就说了吧，这种事得请旨才能奉行，要是我同意你入城，就是犯了欺君之罪，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等了这么长时间，等到的竟是如此一个答复，可把文翰给郁闷坏了，但他还不知道，他其实被人骗了，而骗他的人，正是徐广缙。

最后一根稻草

从文翰此前追问圣旨的口吻中，徐广缙已隐隐约约地察觉到，对方可能已探听到了什么，假如他再这样一味拖延，一旦文翰发现真相，必然会为其大举出兵留下口实。

眼看时限已到，徐广缙决定咬牙做最后一搏。他给文翰的那份圣旨，才是真正的假圣旨，起草人即为徐广缙自己。

这是徐广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做出的最大胆也最冒险的一个决定。冒险之处在于，如果英国人不理睬假圣旨而执意要攻打广州，最后不管广州会不会被攻破，只要消息散布出去，他都要落下一个伪造圣旨兼抗旨不遵的罪名。

幸运的是，他冒险成功了。

文翰信以为真，他可怜巴巴地向徐广缙发出质问：“你们这么巨大的一个帝国，难道还怕区区一座城市的老百姓吗？难道这些老百姓不知道我们是在履行两国之间的条约义务吗？”

对文翰这些软弱无力的质问，徐广缙一律建议他再看一下假圣旨，以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

末了，文翰眼珠一转，突然冒出一句：“大清皇帝的拒绝是否意味着正式拒绝履行条约？”

徐广缙何等精明，马上意识到对方想把话题绕到《南京条约》的履行上，那样的话，就可以师出有名了。他马上哼哼啊啊，极其巧妙地避开了这道陷阱。

假圣旨成了压垮文翰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在1849年4月6日，英国人本应高调入城的日子，他发表了一个被认为“温和得可笑”的抗议：“我只能重申对进城要求未获准许的遗憾。对这种无视条约的行为，我将向我的政府报告……”

报告的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没了下文。

当天，道光才刚刚收到徐广缙“进城一事万不可行”的奏折，并表示同意，但北京的回复需要半个月后才能到达广州。4月29日，当徐广缙展阅新谕旨的时候，发生在广州的这场危机已经消弭于无形。

这是19世纪中国取得的首次外交成功，道光心情之愉快亦可想而知。屈指算来，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开始，已有十年光景。这十年来，沿海被英国这个不速之客搅得不得安宁，他糜饷劳师，可是只落得一个战败的结局，把耆英换上去后，倒是消停了一段时间，老百姓却又不高兴了，道光甚至已经感受了内部不稳的迹象。

他道光不想跟英国人好好干一仗吗？想啊，问题是打不过，最后免不了还是要重蹈鸦片战争的覆辙，所以万般无奈，只能隐忍。

忍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徐广缙无疑让道光眼前一亮。在英国人入城这场危机中，徐广缙“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令老百姓满意，让洋人无话可说，这样的能吏才是真正的能吏！

在这一刻，道光或许还会想到十年前的林则徐，如果那时候坐镇广州的是徐广缙，结局会有不同吗？道光对徐广缙说：“这么棘手的事，卿等办起来不动声色，不战而屈人之兵，较之战争中取得军功，更加值得赞赏。”

徐广缙被加封一等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广州人给予他极高评价，将其奉为民族英雄，认为正是在他的激励下，广州才得以“众志成城，固若金汤”。

自鸦片战争以来，道光终于难得地高兴了一下，可是他之前所受到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即使是广州反入城的胜利，也不能扭转其精神和身体上的迅速衰弱。

能骑能射的皇帝变得体弱多病，连上朝都不能坚持。以前对奉诏出任地方的官吏，他一般都要亲自召见，现在也不可能了，只能见几个军机大臣，即使如此，见面场所还得放在圆明园，以便到实在支撑不住时，可以随时躺下休息。

眼见得土埋半截，时日无多，在内忧外患如此严重的情况下，道光很早就想到必须为自己提早选定一个合适的继承人，而不能像父亲嘉庆那样，人都死了，传位密匣还不知道放在哪里。

可是尽管有了堪称伟大发明的密匣制度，但挑选继承者仍是一个让人倍感头疼的难题，因为这东西就像在赌博。

年轻的时候，道光曾经最喜欢大阿哥，一有空就亲自找儿子谈心，讲一些自己的人生感悟。也许是太爱了，他对大阿哥的期望也就非常之高，然而事与愿违，一场意外最终结束了他的所有期待。

选谁不选谁

那还是大阿哥在上书房攻读的时候。师傅为了督促他背书，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通诸如好好读书，将来做个好皇帝之类的话，大阿哥越听越心烦。

这些屁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耳朵都要听出老茧来了，我偏不听。一时兴起，大阿哥来了一句：“将来我要做皇帝，首先杀了你！”

事情让道光知道了。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他一天到晚给臣子们讲以德治国，不料自己最钟爱的儿子却第一个不留口德，把他给气得七窍生烟。

在召见大阿哥时，道光不由分说，上去便是一脚。道光那时才五十岁，身子骨还好得很，脚上劲够大，又在气头上，这一脚踢过去，伤及大阿哥的重要部位，不久便不治身亡。

这是一个让道光无比懊悔也无比伤痛的经历。孩子毕竟年幼，也只是说话一时不知轻重而已，召见时也认了错，而他这个父亲，竟然就此亲手断送了自己儿子花一样待放的生命。

在此之前，二阿哥、三阿哥死得更早，一个只活了一百天，一个才五十多天。

人到五十而知天命，三个儿子的先后夭亡，让道光苦涩难言：天命天命，何待我如此之薄？

直到皇四子奕的降生，才使道光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

奕的出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吉兆。此后道光喜事连连，隔两年就添一个儿子，到他准备挑选皇储时，一下子有了六个后备人选。当然不是每个儿子都具备遴选资格，其中有三个是因年纪太小而被自动剔除，只有三个年纪大些的才得以进入道光的考察范围。

在这三个阿哥里面，五阿哥奕誴首先被剔出局外。阅了一辈子的人，道光的眼睛是很毒的，他很早就看出奕誴是个不着调的货色，性格乖张，不学无术，就知道整天胡言乱语，别说当皇帝了，做他儿子都觉得不太够格，于是后来索性把奕誴过继给了自己弟弟，身份也降袭为惇郡王。

还剩两个：四阿哥奕和六阿哥奕訢。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奕明显不及弟弟。奕身体瘦弱，武艺方面只有骑术算不错，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在皇家猎场狩猎时，他不慎坠马，摔伤了大腿，后经医治，仍落下了终身行走不便的毛病。也就是说，奕其实是个跛子！

反观奕訢，真的就是道光年轻时的翻版，不仅人长得帅，还能文能武。早在上书房读书的时代，他就鼓捣出了两套自创武术，名之曰：枪法二十八势和刀法十八势。

道光一度属意奕訢，但是当他向奕訢的生母静贵妃提起，想立奕訢为皇储时，却遭到了对方的婉拒。

宫廷之中，皆以子为贵，谁不愿意自己儿子继承皇位呢，静贵妃的顾虑，恐怕还是她搞不清楚道光的真实态度——你要立奕訢，那就直接立好了，为什么还要来问我，难道是在对我进行试探？

问题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奕的生母在他十岁时就去世了，道光将其交由静贵妃抚养，也就是说，奕、奕訢皆为静贵妃一手带大。

道光一向很计较妃子们的贤德。五阿哥奕誴的生母就是因为过于张狂，把儿子当成未来皇帝的不二人选，才由祥妃降为贵人，从此不得宠幸。

伴君如伴虎，静贵妃不能不时时揣摸道光的心思。皇帝会不会这么想呢，我把奕托付给你，就是要你把他当亲生骨肉一样对待，不能偏心。两个孩子，奕为长，奕訢为幼，你要是一听到自己亲生的小儿子得了皇位，便欣喜若狂，不是和祥妃一样了吗？

静贵妃正在得宠的时候，她可不想落到如祥妃一般的命运。再说了，只要老皇帝活着一天，就可以随时改变决定，包括对皇储的选择，当年康熙的二儿子胤礽被立太子数十年，说废还不是就废了。

静贵妃的谦让，是不想冒险。她要以退为进，尽量在道光面前表现得大度一些，让道光知道她识大体，顾大局，而且她也一定会想到一点：反正最终裁决权都掌握在丈夫一人手中，只要他对我们母子的印象好，儿子奕訢的帝位还会没有着落吗？

事实上，道光也的确正处在犹豫之中。在他看来，奕和奕訢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奕老成持重，然而不够机敏，奕訢才气纵横，又显得不甚稳重，因此尽管奕訢所得分数可能更高一些，但道光的心中总是觉得不踏实。

静贵妃的上佳表现，使道光心中的秤砣又向奕訢那边移了一点点。据野史记载，道光甚至曾经拿起笔，在诏书上写下了奕訢的名字。内侍在阶下侍候，偷眼看去，觉得笔迹很像奕訢，这些内侍也挺八卦的，下来后你传我，我传你，就传成了奕訢将是继位者。

选谁不选谁，是只有皇帝一个人才能掌握的秘密，道光听到外面风吹草动，一生气，又随手搁置起来。

立储

大家都认为，奕訢继位不过是迟早的事，他那个一瘸一拐的哥哥奕注定没戏，这已成为一个难以打破的定局。

看起来奕真是不幸，童年失去母爱，少年造成残疾，等到长大成人，还遭到各种嫌弃和不认同。也许他只有一个幸运，就是拥有一个好的师傅。

要做皇子们的师傅，都得是读书种子才行。奕的师傅杜受田的成绩为殿试二甲第一，一甲是状元、榜眼、探花，能二甲第一，也就相当于全国第四了，杜师傅学问之深，可想而知。

奕从六岁起受知于杜受田，杜受田也把他的全部精力都花费在了这个学生身上，师徒二人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中一起度过。杜受田书读得多，也会讲，他把孔孟哲理与几千年前的三代故事结合起来，深入浅出，既不让奕感到厌倦，又能使其得到启迪，受益良多。

对于丧母的奕来说，杜受田是博学多才的老师，也是贴心的亲人，对方不会用“你要怎样，才能怎样”的句式来逼他，但是一步步都在把他往那个方向上引，而十多年的相处，也使杜受田对学生身上的优缺点了解得十分透彻——

“有人说，你不聪明，讲起时政来，不如六爷（指奕訢），这个我们不要跟人家比。你有你的优势，你谦逊沉稳，宽容平和，这同样是做一个未来君主所必备的素质。只要扬长避短，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就大器！”

在老师孜孜不倦的教诲下，奕越来越具有雍容大度的气质，也越来越引起道光的重视。

鸦片战争后，道光精力衰竭。当着皇子们的面，他叹息着说我老了，身体又经常生病，恐怕不久于位。几个皇子听了这话，都愣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奕流着眼泪跪在地上，父子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道光很高兴，说皇四子“仁孝”，懂得孝顺，同时作为几个皇子的兄长，也知道怎样给弟弟们带好头。

又有一次，道光下令诸皇子们到皇家苑场去打猎。在围猎过程中，奕只是坐看他人骑射，未发一枪一箭，同时他还约束随从，让这些随从也不要去捕捉鸟兽。

最后检点猎物，奕訢最多，其他皇子有的多，有的少，唯有奕一无所获。道光感到很奇怪，奕的骑射固然不如奕訢，但也不是最差的，起码要超过几个年幼的小弟弟。于是，他把奕找来，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奕答道：“现在是春天，正值鸟兽生育的季节，这个时候不应该伤害生命，否则就不利于鸟兽生长，有违天道，而且我也真不想跟几个弟弟竞争。”

奕的回答让道光既吃惊又欣喜，因为奕所阐述的，正是孔孟之道的精髓之处，这说明奕已具备了一个君主应该具备的气量和远见。

在道光的反复比较和考查中，奕逐渐占据上风。

有人说，奕的这些言行，都是他的师傅杜受田所授，是钻了道光的空子，言下之意，道光颇有上当受骗之嫌，但是实际上，自己的孩子只有自己最了解，道光从小看到大，有没有表演，是不是真诚，他心里不会一点儿数都没有。更何况，随机应变本非奕所长，临时传授，往往还可能弄巧成拙。

或许换个角度更好理解，杜受田的言传身教确实起到了作用，他成功地使自己的学生达到了中国传统帝王所应具备的理想标准。

1846年8月，道光终于下定决心，写下了立储诏书。与众不同的是，这份诏书上面有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奕，立为皇太子，一个是奕訢，封为亲王。

把非皇储的皇子写进立储诏书，以前从来未有过，乃清代皇室家法中绝无仅有的特例。道光这么做，是要提高奕訢的地位：我不立你为皇子，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而是你的兄长也许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

鸦片战争让道光感受到了时代的诡异。他很清楚，皇帝这个宝座意味着的将不再是享受和荣耀，而更可能是痛苦和忧虑，接班人需要足够宽广的胸襟才能有勇气去面对和承受这一切。

我相信奕可以胜任君主之位，但是奕訢，你要尽可能地去帮助你哥哥渡过难关！

这正是道光想在立储诏书中表达的全部意味。

交班

1850年1月，孝和皇太后去世，这使广州反入城胜利后心情稍感愉悦的道光再受打击。

道光的孝顺是非常有名的。虽然孝和皇太后只是他的继母，但在母子相处的半个多世纪里，道光始终将她当自己的生母来侍奉，他每天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向孝和皇太后请安。

道光由此病情加重，但他仍坚持着批阅公文。此后为了给孝和皇太后操办丧事，道光又亲力亲为，还在旁人的搀扶下逐一行礼，如此一折腾一吃力，病情开始恶化，他本人也终于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

2月24日，道光完全躺倒在床。登基近三十年来，他没有一天停止阅办奏章，但这一次他连看一眼奏章的力气都没有了。次日，他穿戴整齐，在寝宫内紧急召见顾命大臣和奕。

当着道光的面，大臣们打开了神秘的传位密匣，确认奕为皇太子。道光又颤抖着手另外写下一道朱谕，意思是要所有顾命大臣全力辅佐新的君主。

做完这些，道光从御座旁拿出一件褂子，交给奕：“这是我的御衣，你穿上它，可以尽快进入角色，办理公务。”

奕捧着褂子哭了起来。道光在百感交加之余，仍不忘宽慰儿子：“你不要哭，这是喜事啊！”

忘不了的还有那些待阅奏章。道光对奕说：“我病重的这两天，也看不了奏章，你去替我把它们给办掉。”在交班的这一刻，他仍以为自己能通过静养再撑两天，但当天中午就不行了。

道光给儿子留下的，除了皇位，还有一副无比沉重的担子。

1850年3月9日，奕正式登基，第二年改年号为“咸丰”。

师傅杜受田成为新皇帝除父亲之外最值得感谢的人——是他，让我鼓足了生活的勇气，是他，让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是他，让我拥有了得以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

咸丰亲政时，还未满十九岁，也特别需要杜受田这样的忠心老臣从旁辅弼，所以他坐上玉床后，即加杜受田为太子太傅，兼署吏部尚书，以后又调任刑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

从职务上看，杜受田并没有进入象征权力中枢的军机处，但是这没关系，军机处听谁的，还不是要听皇帝的。凡是国家大政方针及大臣的任免，咸丰一定要咨询师傅的意见才会施行，杜受田也实际成了咸丰的首席顾问。

有了这么好的师傅时常耳提面命，咸丰非常注意约束自己，在各方面都力求做到最好，以不辜负师长们的期望。

道光节俭，他更节俭。上书房的门枢坏了，内务府提出要换一个，咸丰说你们净整面子活，完全不值当，换不如修。内务府交给工部修理，修完了，报账“费银五千两”。咸丰勃然大怒：“你们也太狠了，什么门要值五千两？马上查，查了有问题治罪。”

从内务府到工部，自然都是收了回扣，见皇帝认了真，慌忙说数字报错了，不是五千两，是五十两，咸丰这才罢休。

咸丰有一条新的杭纱套裤，有一次不小心烧了个蚕豆瓣大小的窟窿，内侍们说丢了吧，没法穿了。他再三惋惜：“物力艰难，弃之可惜，尽量给补补，要是可以穿，就不要扔掉。”

过后，咸丰已经忘了这件事。不料到了第二年，有人又把这件补好的裤子送了上来。咸丰看了看，虽然已经完好如初，但补缀的痕迹还是找得出来。一问，就补这么一个洞，竟然足足耗去了数百两银子。

真是不着一点铺垫的消费啊！可还怪不得下面的人。因为是高档衣裤，必须用专门的工艺和匠人才能修补，所以它是由内务府发给苏州织造府承办的，先不说工钱，光来回运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咸丰慨然长叹，说：“你看看，做皇帝就是节俭着过日子都这么费钱，何况骄奢淫逸呢。”之后他再也不敢以此暗示内侍近臣，就唯恐这些人拿着鸡毛当令箭，平白给宫里增加许多费用。

都是艰苦朴素，与父亲道光有所不同的是，道光自己抠，对身边人包括朝中大臣也很刻薄。相对而言，咸丰则较有人情味，不会拿自己的一套去框范和限制别人。

工作狂

清末时的南书房为饱读诗书、学问很高的翰林所入值，他们不参与政务，只是皇帝的学术顾问。陪皇上读书是件非常辛苦的事，伴读的时候你得垂手站立，时间一长会把十个手指头都站到肿，这叫“立得手痛”。此外还要替皇上抄书，抄的时候两腿弯着，结束的时候都酸痛到站不起来，这叫“写得脚痛”。

这么辛苦，收入却很少，所以咸丰很体恤这些人。据说他有一次经过南书房，看到一位入值翰林穿着很寒酸，第二天便送给他一件貂褂。

后来此君奉旨外放云南做学政，也就是主持或参与云南的科举考试。能出京做主考或学政，对于苦哈哈的翰林们来说，不啻一项肥差，主要是能收到一笔可观的“贽敬银”。

“贽敬银”是考生按贫富，多多少少凑份子送给考官的辛苦费，这不算灰色收入，在当时是光明正大的。只是每个省的经济情况不同，“贽敬银”有时相差会很悬殊。比如，在江南那些富裕的大省，期满后可得三四万两银子，再次一些的，可得万两，最苦的是云南、广西、贵州这些地方，只有区区几百两。

显然，这趟差使对改善穷翰林的经济状况助益不大，咸丰觉得很过意不去。你说在北京穷一点也罢了，难得下一次基层，又是那么一个没多大油水的省份，怎么着也应该意思一下，于是在翰林从云南期满回京后，咸丰便特意让他兼代顺天府丞。

顺天府是京城最高行政机关，掌握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刑名钱谷，府丞为顺天府的二把手。咸丰召见这位翰林时就明着告诉对方：“你以后的收入会高一些，聊以补偿你在云南的清苦吧。”

咸丰的自我要求是一定要全面超越道光，从个人修身到待人接物，再到治国理政，他都希望能比自己的父亲做得更好。每天堆成山的几万字奏折，他都要一一阅读、研究和批办。这期间，连军机大臣都插不上手，他就一个字“干”，表现出的完全是一个工作狂才有的特质，如果评他是帝国第一劳模，也一点都不过分。

道光有一段时间曾广开言路，后来就慢慢地销声匿迹，连大臣们上的一般奏折都因工作量太大而弄出了“曲线删减”的法子。到他去世前的五六年里，道光更是惧怕听到洋务或者灾荒、盗贼之类的烦心事，一句话，耳边只要清净，就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强。

因为这个缘故，军机处以穆彰阿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也就投其所好，常常报喜不报忧，拿道光当“大观园里的贾母”侍候着，一天到晚光讲一些好听的给他听，导致言路闭塞，朝廷对很多外面的情况都不了解，积累了不少问题。

咸丰要从这里开刀动手术。1850年3月，他发布上谕，下诏虚心求言，声明“凡用人行政一切事务”，均可据实上书。

皇帝有诚意，臣下们也就有了动力，进言奏折如雪片一样飞到“工作狂”的案头。咸丰从中了解到了此前父皇了解不到，或不愿了解的情况，比如各地官府的陋规弊政，盗贼草寇的蜂起云涌，财政开支的捉襟见肘。除汇报实情外，进言者也往往会相应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

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纳谏者的水平和眼光，你如果自己脑袋里就是一团糨糊，没有主见和分析判断能力，看不出问题症结所在和办法的对错，到最后仍然只会是一屁股糊涂账，等于做无用功。比如鸦片战争时的扬威将军奕经，说要人家献计献策，结果收到超过四百条“策”，却没一条“策”派上用场，完全成了一个大笑话。

经过杜受田长达十几年的悉心教诲，咸丰已具备较强的理政能力。他可以从片言只句中看出进言人的思路，从中吸收好的办法，同时也能够针对问题，拿出自己的解决之道，甚至还可以引经据典地对他认为不妥的建议进行驳斥，而被他据理驳斥的人中赫然就有造诣极深的理学大师。

最后，咸丰从所有进言中挑出十多篇上乘之作，其中最为他看重的是礼部侍郎曾国藩的奏折，咸丰大加称赞，特传旨褒奖——从曾国藩日后的作为上，也可以想见咸丰当年的学识水平和功力了。

求言之外还要求贤。咸丰下令从各部到各省，都要积极保举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对于报来的推荐名单，咸丰一一推敲，从中筛选出他认为符合条件的人选，并传旨接见和起用。

咸丰一手发起的求言求贤运动，一改道光末年政坛死气沉沉的局面，他所推出的种种举措虽说还难以从短时间内厘清弊政，但已经让人看到了希望。

接下来，年轻皇帝马不停蹄，又把矛头指向了大清国的另一最大弊病——“模棱”。

道光时代有两个最大的“模棱宰相”，前期是曹振镛，后期便是穆彰阿。穆彰阿出任首辅十多年，基本以曹振镛为榜样，他每天被皇上召见，但是很少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就是你问上几句，他也一定要察言观色，迎合着你的意思说，有问有答，还不伤人。

穆彰阿因为模棱得有水平，所以得以继曹振镛之后成为政坛不倒翁，道光就把他像曹振镛那样供在朝堂之上，然而到了咸丰一朝，吃不开了。

滑头没变，会看脸色没变，多磕头少说话的原则也没变，主要是听他说话的人变了。咸丰从师傅杜受田那里听到的是真知灼见，从穆彰阿这里却什么也得不到，偶尔交谈那么几句，对方也前言不搭后语，跟在念《三字经》一样。

广西出事了

在求贤运动中，咸丰曾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林则徐。

这个曾令他的父亲恨恨不已的人，早已是名满天下。此前他曾出任云贵总督，不过已因病辞官返乡，这次很多人都推荐和保举他重新出山，其中也包括杜受田。咸丰决定顺应民意，对林则徐予以重新起用，但穆彰阿却说林则徐身体很差，不堪一用。

此时朝廷急需用人，尽管穆彰阿屡次反对，咸丰仍授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择日起行。旨意都发了，穆彰阿犹在一边絮絮叨叨，闪烁其词，说也不知道林则徐究竟能不能动身。

正是这句话惹火了咸丰：我还不知道林则徐健康状况不佳吗？可你倒是给我推荐一个好的呀！身为首席宰相，我需要人手时，你像个闷嘴葫芦，什么都不说，一心只想保你的荣华富贵，等我好不容易起用了一个，你又说三道四，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济。

“模棱宰相”混不下去了，咸丰痛斥他“遇事模棱，缄口不言”，当即予以革职，永不叙用。就这，还是看在对方是三朝老臣的分儿上，才没有痛下杀手。

穆彰阿此前就有了相当于奸臣的恶劣声誉，当咸丰的朱谕颁下，朝野为之轰动，一时“天下称快”。

咸丰如此急于起用林则徐，是因为广西出事了。

鸦片战争前，广州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江南一带茶丝由陆路运至广州，再由十三行转售外商，赖其生活乃至致富者甚多。鸦片战争后，按照《南京条约》中的“五口通商”规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同被辟为通商之地，十三行的垄断特权也被废除，货物运输和出口不再仅限于一地，外商可以直接到江浙闽诸省采购丝茶。这直接导致两广地区的生活链发生巨大变化，过去在这个链条上求生存的人们大量失业，就连山区通道上的苦力因无处觅活，也纷纷加入秘密社团，以另谋出路。

广东因有徐广缙坐镇，管制较严，同时那里又是中外矛盾的焦点，官民要协同对付洋人，所以有心造反或欲乱中谋利的人暂时没有混头，都一批批涌入广西，并与当地的秘密社团联成一气，使得广西秩序混乱到了极严重的地步。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从1848年开始，广西连续三年干旱，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其间起义和暴动不断，规模较大的便有十余起之多，也就是说，在道光去世前的那两年，广西内乱已有预兆，可是这一切道光都不知道，他被蒙在了鼓里。

蒙他的便是穆彰阿。在穆彰阿的授意下，广西地方一直隐瞒真相，使得道光到死都还以为广西很太平。为此就苦坏了他那儿子，被捂得紧紧的盖子揭开后，情况之恶劣让咸丰看得触目惊心，直觉告诉他，广西内乱将成为他当政后的第一个重大考验。

广西局面的不可收拾，与当地官员的敷衍塞责和得过且过有很大关联。这些人即使看到危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在我任内不出事就好，等下一任上来，好赖自然由他们担着——其实就是一群猪一样短视的庸吏而已，后来追究责任，除了已老死的以外，无一不受到严惩，想后悔都晚了。

广西巡抚郑祖琛就是这样的迂腐之辈。他信佛，眼看火就要从地面上烧起来了，还念叨什么“以不杀一人为功德”，以致养痈遗患，四周围全是要杀他的人。

咸丰将原广西巡抚、提督全部予以革职充军，他要置换高手强将，重新来过。一开始，他想把徐广缙调去广西，但受广西影响，广东也正动荡不安，徐广缙自顾不暇，难以脱身。这之后，咸丰便想到了林则徐。

如穆彰阿所言，林则徐确已虚弱不堪。

在鸦片战争之前，林则徐就已是官场数一数二的人物，历任七省，政绩方面，别人最多是不错，他却是两个字“卓越”。即使被撤职贬斥，林则徐仍对战争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海战打不过，陆战也打不过，缘于“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这是武器上的巨大差距。原来“夷人”确实是有长技的，不承认不行，不学习更不行。

林则徐把他总结出来的这一理念，连同历来翻译研究西方的资料，都一并交给了自己的好友魏源。魏源据此编出了《海国图志》一书，并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即“师夷长技以制夷”。

可是道光再也不会给林则徐“制夷”的机会了。那次黄河合龙，让林则徐最感伤痛的还不是得不到赦免，而是道光选择宣召的时机，皇帝摆明就是要在黄河合龙的这一天给他以沉重一击。

历来的爱恨情仇都是如此，你给我制造了伤口，我不仅要予以回击，而且还要让你的伤口流血，不仅流血，还要再在上面撒上把盐。

当着王鼎的面，林则徐表情淡定。两人分别时，为宽慰友人，还说了一些诸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类的话，可他的心其实已被完全搅碎，道光报复他的目的达到了。

光荣的囚徒

刚到伊犁的那段日子里，林则徐明显变得消沉起来。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谈到“制夷”，他的回答竟然是“得了且了”，能结束就快点结束吧。

这不应该是林则徐的风格，可是他能够怎么办呢？伊犁将军布彦泰久闻大名，很器重他，然而关照方式也无非是给安排一个相对轻省些的活，把他派在粮饷处当差，此外就是“终日萧闲，无所事事”。

林则徐有过获赦的机会。民间士绅曾自发筹资，准备采取用钱赎罪的方式，把林则徐从新疆接回内地，但被林家父子婉言谢绝。

如果他愿意，还可以变卖不多的家财，罄其所有，亦足以自赎，更不要说去花别人的钱了，后者是林则徐的道德品质所不能允许的。

他不想这样屈辱地回到内地，既然辜负了皇帝和国家的期望，也许就应该活活受罪，他不再寄望于“生入玉关”了。

一天天过去了，边塞“雪窖冰堂”的生活严重摧残了林则徐的健康，以至于他几乎没有哪一天不生病，心情也时时处于抑郁之中。

即使在自己最困顿的日子里，林则徐也没有忘记要造福当地。1844年夏季，他捐资承修了清代伊犁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阿齐乌苏渠。这条水渠修成后，极大地改善了伊犁的农田灌溉状况，当地称之为“林公渠”。

在伊犁，从伊犁将军到普通百姓，没有人不尊敬这个光荣的囚徒，并皆以能够得到林则徐的书法题咏为荣。有一段时间，人们在伊犁街头争相购买用于写字的绢纸，以便找林则徐求字，最后导致绢纸都断了货，而林则徐的手迹墨宝则传遍“冰天雪海”。

好人有好报，“林公渠”诞生半年后，林则徐的人生转机开始出现了。1845年初，布彦泰鼓足勇气，向道光保举林则徐，没想到道光破天荒地点了头，允许让林则徐负责查勘南疆的垦荒情况。

这是一个可虚可实的活儿，实际上可看作道光宽赦林则徐的一个过渡，布彦泰特地征求林则徐的意见：“你是想远一些，还是近一些？”

林则徐回答是远一些。

远一些，无疑会艰苦一些，但可以更好地了解边远地区百姓的生活情况，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一路上，林则徐一边实地勘查地亩，一边到农家访贫问苦。他发现当地回民生活艰难，就提议把三万七千余顷垦田全部交给回民耕种。同时，他还发挥自己精于民生治理的长处，改进和修建了许多新型的坎儿井，又帮助棉花产区的老百姓制造纺车，后来二者被分别冠名为“林公井”和“林公车”。

林则徐行经两万余里，几乎踏遍了南疆的山山水水，使沿途百姓大获其利，并对林则徐感激涕零，称之为神人。

林则徐当然不是什么神人，他只是凡人，但他是一个具有非凡的意志品质和人格的凡人。当他得以再次为这个国家服务时，所有的坎坷、无奈、委屈都成了过往。他只知道，他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无怨无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重新出山后，林则徐历任陕甘总督（代理）、陕西巡抚、云贵总督，其政绩仍像过往一样显著，被朝廷加以太子太保，赐花翎。

但是林则徐更多的心结，还在“制夷”上面。当时人们都以英吉利为虑，有后辈向林则徐请教方略，没有想到林则徐出语惊人：“英吉利不难对付，以后将成为中国祸患的国家，恐怕是俄罗斯吧？”

大清国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还要追溯到康熙年间的雅克萨之战。那是有清一代，中国对外战争的一次重大胜利，之后俄罗斯就乖乖地缩了回去。这数十年来，从未听说中俄边境有过什么冲突，所以听者很是疑惑。

注意到对方惊讶的表情，林则徐叹了口气：“我老了，可能看不到这一天了，但你们会见到的。”

林则徐的预言不是空穴来风，忧虑也不是无缘无故。

英吉利固然厉害，属于最强之“夷”，但林则徐也看出来了，这个最强之“夷”距离遥远，只能通过水路入侵，而且他们主要是想通商做生意，尚无领土上的直接诉求。俄罗斯却不一样，这个陆上邻国随时可以呼哨一声，从边境线上杀奔过来。特别是在充军伊犁期间，林则徐得以对俄国进行就近观察和研究，这让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俄罗斯军队的实力绝非从前的张格尔叛军或浩罕军队可比，也远超康熙时代，最主要的是这个国家攫取领土的野心很大，而反观己方，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守备力量逐渐向沿海倾斜，已导致新疆守备趋于松弛。

这个时候，林则徐已注意到内乱的不断爆发。他担心，如果朝廷的主力再用于平定内乱，将不会有多余力量防守西北边陲，到时俄罗斯将会乘虚而入，打中国一个冷不防。

林则徐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他多么期望年轻后辈中能产生挽狂澜于既倒的英才啊：“谁能继老夫之志乎？”

星斗南

有人向林则徐推荐，说有一个叫左宗棠的湖南人非常有潜力。林则徐经过湖南时，便让当地知县帮着寻找。

那天天色已经很晚了，县吏寻寻觅觅，最后在江上的一条小舟中把左宗棠给拖了出来。彼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无名小辈，听到说誉满天下、如雷贯耳的林则徐要见他，脑袋都差点给震蒙了。在与县吏一同登上林则徐的坐船时，他一时紧张，竟失足落水，把衣服鞋子全给打湿了。

人家林大人要找的是贤士，你这么鲁莽狼狈，哪有一点贤士的风度？左宗棠又尴尬又着急，灵机一动，他想到了一个“三熏三沐之礼”为自己掩盖窘态。

所谓“三熏三沐之礼”，是说古代为表示对贤士的尊重，会给予多次沐浴并用香料涂身的礼遇。左宗棠就说，我今天已受过沐浴，就差用香料了。

林则徐笑得差点没喷出来：“年轻人，你别给我酸文假醋地死撑啦。快换衣服，免得着凉。”

林则徐的随和，让左宗棠再无拘束之感。换好衣服后，两人在船上谈了一晚上。林则徐越听，越觉得这个年轻人有见地。他发现左宗棠对地理和兵法非常熟悉，不管说到哪里都能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实在后生可畏。尤其在谈到新疆边防时，左宗棠的思路和对策更是让林则徐眼前一亮。

这一趟不虚此行，我找到了。激动之中，林则徐一拍左宗棠的肩头：“以后能够继承我志向的，非君不可！”

临别时，林则徐在船上手书一联相赠，联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上款书“季高（左宗棠字季高）仁兄先生大人法正。”下款署“愚弟林则徐”。

林则徐不管是年龄还是身份，都要超出左宗棠甚远，他这么写，无非是表达出自己得才心喜的心情以及对左宗棠的无限期望。

左宗棠感动得不知如何才好，一直到他步入晚年，仍将林则徐送给他的这则对联悬挂于书斋正壁之上，并经常对幕僚说，能够得到林则徐的如此青睐和欣赏，是他一生的荣幸。

找到接班人，让林则徐宽慰不少，但现实的困境，又逼得他不得不继续挣扎着去为国家赴汤蹈火。

在咸丰发出谕旨，请林则徐出山时，他已经卧床不起，因此前两次谕旨都被辞掉了。1850年11月1日，咸丰再发谕旨，这使林则徐对年轻皇帝心急如焚的心情和南方形势之紧张有了更深的体会，遂不顾家人劝阻，躺在特制的卧轿里，接旨起行。

可他实在太虚弱了，未等到达广西，在路上就坚持不住了。弥留之际，林则徐用尽全身力气，三次大呼：“星斗南……”

后世学者对林则徐的这句遗言有多种解读，其中一种说法认为这与星象有关。旧时代很多士大夫对玄之又玄的星象学都有兴趣乃至研究，并试图以此来占卜国运。鸦片战争结束后，林则徐在致友人的信件中，就透露他曾多次在野外观察天象，观察的结果使他忧心忡忡，因为他看到闽粤方向的星空中，“先有白气，继有赤星”。

在东方星象学中，白气是所谓兵气，也是杀气。赤星即火星，中古时代的人们称它为凶星，乃流血、死亡甚至是战败的标志，而且此星出现，战事通常会持续很多年。

林则徐就此推断，尽管鸦片战争已经告一段落，但沿海仍危机重重，另一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在前往广西的路途中，林则徐早早晚晚都躺在卧轿里，会有更多时间用于仰观。据记载，他是在黎明之前去世的，这个时候他可能正好看到了天空中星象发生的异常变化。

林则徐所说的“星斗南”应该是指星宿中的南斗星。在古代典籍中，与南斗星对应的是“百越”，广西正在“百越”之内。南斗星异常，说明包括广西在内的百越之地可能出现一场罕见的大乱，林则徐由此惊骇不已，但对这一切，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还有人研究认为，林则徐真正忧虑的不是南方，而是北方，具体来说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俄罗斯。联系林则徐生前的一些言论，他对国家之患有轻重缓急的区分，即内乱患在一时，洋务患在后世，洋务之中，北方俄罗斯的潜在威胁又要超过西方列国。

林则徐曾预言海疆会再度发生战争，现在广西又现大乱迹象，国家力量有限，必然难以再顾及西北边防，也就相应给俄罗斯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临终这一刻，林则徐的焦虑和忧闷可想而知。

林则徐的死讯一时震动朝野，正期盼他能平乱成功，给自己送来捷报的咸丰也痛心不已，在他为林则徐亲手御制的挽联中，有“六千里出师未捷，空教泪洒英雄”的句子，悲叹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外传林则徐中毒而亡，甚至有人说“星斗南”乃福建话“新豆栏”的谐音，而“新豆栏”是通往广州英国商馆的一个必经区域，以此引证林则徐其实是被洋人毒死的。

大概正是听到了这个传闻，咸丰曾专命御医审看林则徐的临终药方，最后确认医生用药正确无误。林则徐出发时体质本来就很虚弱，路上又着凉感冒，导致吐泻不止，他的死亡并非出于什么仇家报复或洋人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