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原来是这样——梅屋庄吉：千金一诺为革命

东京某僻静的街巷里，有一别具特色的家族历史陈列室曰“梅屋庄吉资料室”，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一件被支架撑起来的黑色布织短袖衫，据主人小阪主和子（梅屋庄吉的外孙女）的介绍，这是梅屋庄吉平时所穿的日本式短外衣，也是梅屋家传的至宝，这件衣服的白色衬里上写着两个遒劲的黑色大字“贤母”，落款为“孙文”。

梅屋庄吉生于1868年，因其远亲梅屋吉五郎没有子嗣而被抱养。梅屋吉五郎是个成功的商人，他在长崎专门从事贸易与碾米厂，据梅屋庄吉的女儿千世子回忆，“祖父（即梅屋吉五郎）是长崎与上海之间贸易往来的创始者”。或因于此，梅屋庄吉从小即对中国感兴趣。

1882年，年仅14岁的梅屋庄吉悄悄藏在自家货轮鹤江号（1500吨）上，待轮船出港后，船员们发现主人家的“公子”也在船上，由于无法返航，船长只好把梅屋庄吉当做月薪3日元的临时水手，将他带到了上海。

鹤江号即将返航时，梅屋庄吉却没有回去的打算，他不顾船员们的一再劝阻留在了上海，并打算在此闯出一番名堂。不幸的是，他携带的钱款后被小偷窃走。走投无路下，梅屋庄吉只好为那些在上海操皮肉生意的日本娼妓做一些体力活糊口，这一年他才15岁。

也许是因父辈经商的缘故，梅屋庄吉身上也充满了冒险精神。1886年，19岁的梅屋庄吉又有一个惊人之举，即前往美国留学。这一次，他乘坐的是美国帆船比尼号（1200吨），航线是沿着中国大陆南下，经香港、菲律宾后穿过太平洋抵达旧金山。当时的比尼号上有很多亚洲人，其中包括很多前往美国新大陆淘金的中国劳工，令梅屋庄吉感到愤怒的是，美国船长及船员对黄种人极其蛮横无礼。途经吕宋岛时，因怀疑其中三名中国劳工患有霍乱，船长竟然命令将他们扔进大海。后来，比尼号突然后舱失火，船上人大多命丧大海，仅有的两个幸存者，其中之一即为梅屋庄吉。

经此劫难后，梅屋庄吉放弃了去美国的念头而回国从事家族的大米生意，但由于梅屋庄吉过于的投机冒险，某次生意惨败并被人告上法庭，父亲梅屋吉五郎不得不倾其家产为儿子还债。在此打击下，梅屋庄吉再次逃离日本，并在厦门、香港、新加坡等地谋生。新加坡时，梅屋庄吉遇上了一位名叫中村留子的女子并与之相恋，两人开了一家照相馆，后又移到香港。

照相是新兴事物，为拓展业务，梅屋庄吉推出了一项堪称首创的服务，即提供“上门摄影”。在当时的婚庆或宴会活动中，梅屋照相馆的这项服务特别受到欢迎，梅屋庄吉也就此在香港站稳了阵脚。在此期间，梅屋庄吉奉父亲之命回日本与德子成婚，但他在婚后很快又返回了香港。

1895年3月，照相馆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英国人康德黎博士，另一个则是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康德黎博士酷爱摄影，他常来梅屋照相馆，梅屋庄吉与他很熟悉，在他的介绍下，梅屋庄吉与孙中山首次相见。

孙中山是康德黎的学生，在这次见面后，他于数日后再次拜访并就此结交。据梅屋庄吉后的回忆：“于香港敝屋始迎先生，兴酣，谈天下事，中日之亲善，东洋之兴隆，以及人类之平等，所见全同……先生雄图与热诚，甚激我之壮心，一午之谊，遂固将来之契。”

孙中山当时29岁，比梅屋庄吉仅大两岁，但他的一番谈吐让梅屋庄吉大为折服。在听说孙中山打算在广州举行起义后，梅屋庄吉当即表示：“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之后，梅屋照相馆成了革命的秘密基地，用梅屋庄吉的话来说就是，“照相馆只是表面的招牌，总之这里成了革命志士云集、安营扎寨的梁山”。

在梅屋庄吉的支持下，广州起义开始秘密筹备，梅屋庄吉为之筹集了600支手枪，可惜的是，这些枪在运往广州时被查获。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后赴日本、美国避难，梅屋庄吉曾在途中汇给他1300美元（相当于2011年的77万人民币）。此后，梅屋庄吉先后参与1899年的“菲律宾独立军”起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都参与其中）及1900年的惠州起义，特别在起义人士的联络、武器供给及钱款的输入方面，梅屋庄吉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期，梅屋庄吉开始涉足方兴未艾的电影业（早期的默片与照相有很大关联），他大胆购进了法国当时最先进的放映设备，并获得了法国霸亭公司影片的代理权。这一次，梅屋庄吉的冒险投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除军火产业，据说电影业是最赚钱的），1903年他回到日本时，“口袋里揣着50万日元的巨款”，而当时“50万日元”大概相当于2011年的14亿日元。回国后，梅屋庄吉每天背着钱袋子到之前因米市投机失败而受连累的债权人家中还钱谢罪，这次他总算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之后，梅屋庄吉创办了一个名为“M.霸亭商会”的电影公司，经过近十年的精心经营与奋力打拼，梅屋庄吉成为日本电影业界的风云人物，其创办的“M.霸亭商会”（日本“日活”电影公司的前身）与东映、松竹等著名日本电影公司不相上下。

在商业上获得丰厚的收益后，梅屋庄吉除继续支持各国的革命事业外，他还私人赞助了白濑矗的南极科考，其电影公司也派出摄影师进行纪录片拍摄，这也是亚洲人的首次南极科考。在资助白濑对南极进行第二次考察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梅屋庄吉随后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武装起义成功，请求资金援助。请求派遣萱野先生”。落款人是成功发动上海革命的陈其美。收报后，梅屋庄吉立刻为萱野长知支付了7万日元，而在他本人所写的《永代日记》中记载，截至1912年，梅屋庄吉总共为革命军方面支付了45.6万日元（相当于2011年的11亿日元，约合8500万人民币）。

不仅如此，梅屋庄吉还为陈其美印刷了250万元“军票”以充当革命军的临时货币，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前往上海时，其费用也全是梅屋庄吉一力承担。另外，当北一辉、末永节等人组织日本“敢死队”准备奔赴武汉参战时，梅屋庄吉还在出发前亲手发给他们每人一枚金戒指，因在战乱中，金戒指可以换钱活命。

最值得一提的是，梅屋庄吉还派出摄影师荻屋坚藏前往中国拍摄关于革命的纪录片，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荻屋坚藏在场拍摄了相关影像。100年后，这些反映辛亥革命的影像资料不但极为稀缺，而且极其珍贵（这盘胶片现存于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

辛亥革命昙花一现，政权很快被袁世凯夺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由于日本政府支持袁世凯政权，孙中山秘密入境后只能隐藏身份，而其住所正是梅屋庄吉所提供的位于大久保百人町的私宅，这个地方非常秘密，除梅屋庄吉外，只有犬养毅、头山满、宫崎滔天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孙中山在这里一住就是3年。

由于革命遭受重挫，加上很多革命同志对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不予理解，此时的孙中山过得非常苦闷。梅屋庄吉在此期间成就了一段佳话，这就是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1914年9月，原任孙中山秘书的宋霭龄回国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代替了姐姐的工作，孙、宋两人由此发生感情。但是，这段婚姻因年龄差异等方面因素而遭到了宋氏家族及革命同志的一致反对，在此情况下，梅屋庄吉及夫人德子的帮助起到了关键作用。

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律师和田瑞德的见证下，孙中山和宋庆龄在写有“将来永远保持夫妻关系”的结婚誓约书上签名，这份誓约书系日语书写。那一年，孙中山49岁，宋庆龄22岁。当年11月10日，梅屋庄吉夫妇为孙、宋二人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据千世子回忆，新人坐着她家的两辆新汽车来到“M.霸亭商会”摄影棚边的豪华宅邸，婚礼由头山满主持、犬养毅致祝辞，在喝过交杯酒后，孙中山还与梅屋庄吉结为义兄弟，宋庆龄则与梅屋夫人德子结为义姐妹。

1916年“护国战争”开始后，梅屋庄吉在滋贺县八日市建立革命军飞行学校，为反袁军培养飞行员。由于预约的华侨飞行员因故未来，梅屋专门聘请了著名的日本飞行家坂本寿一作为教练，当他得知学员们需要自行车协助平衡训练时，他又拿出一笔不菲的资金为每个学员购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1915年7月，飞行队在坂本寿一的亲自带领下参加了反袁军在山东潍坊的作战，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空战”。

与此同时，反袁军还请梅屋庄吉为他们采办武器，“梅屋庄吉资料室”即保存了这样一份委任状，上面写着：“委任梅屋庄吉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武器进口委员。此状。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官居正。中华民国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与委任状同时到达的还有一份武器订单，其中包括三十年式步枪7000支、机关枪7挺及山炮5门。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孙中山在南方建立“护法军政权”与北洋政府相抗衡，但在西南军阀的排挤下，孙中山屡起屡伏，最终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得此消息后，梅屋庄吉致电宋庆龄及孙科，称孙“乃中国革命之大恩人、世界之伟人”；孙的去世“不仅是贵国的不幸，也是整个亚洲的不幸”。据千世子回忆，梅屋庄吉曾叹息说：“孙中山之后，没有人能够替代他。我不会再遇见那样伟大的人了。”

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度访日并在殷汝耕的陪同下亲自拜访梅屋庄吉一家，五人曾在一起合影留念。1929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山陵为孙中山举行国葬，当时日方除犬养毅为政府特派代表外，孙中山生前的日本友人头山满、萱野长知、平山周、山田纯三郎、古岛一雄、秋山定辅、菊池良一等80余人也都在受邀之列，其中即包括了梅屋庄吉一家及宫崎滔天的遗孀。

来中国之前，梅屋庄吉集资铸造了4尊孙中山铜像，作为一种特殊的纪念。由于铸像的开支巨大（铸造和运输费约合2011年的1.5亿日元）而梅屋庄吉的电影事业已走下坡路，梅屋庄吉甚至挪用了女儿千世子准备结婚的款项。后来，这四尊铜像分别赠予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广州黄埔军校、广州中山大学、中山县孙中山故居，如今中山陵藏经楼前的孙中山铜像，即为其中之一。

1929年2月20日，梅屋庄吉与夫人德子、女儿千世子及随员乘船护送第一尊孙中山铜像从神户启程赴上海。之后，梅屋庄吉前往北平参加移陵仪式。作为特别的殊荣，梅屋庄吉是与宋庆龄、孙科等人一道扶着孙中山灵柩从北京返回南京的唯一日本人。

在之后的两年里，梅屋庄吉一家在蒋介石等人的关照下定居上海（住地为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一四四号，今瑞金宾馆），直到1931年，一家人才返回日本。回国后，梅屋庄吉一度计划拍摄一部《大孙文》的影片，但很快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而流产。

此后，中日关系急剧恶化，而作为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梅屋庄吉遭到日本军方的监视，东京宪兵队甚至两次传讯并辱骂其为“卖国贼”。但梅屋庄吉并未屈服，他在一次新闻访谈中公开表示：“一部分人想凭借武力征服中国，但这是不可取的。因动用武力的话，迟早必定会遭到武力的还击。我面对中国人时，就如同面对日本人一样，是同样的心情。了解我的中国人也把我当做同胞来对待，没有任何戒备隔阂。也因此无论任何问题都会顺利地迎刃而解，不会发生不愉快。我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丢掉过往的感情问题，从内心能够真诚相待。日本应该主动设法这样去做。”

对于日本军方的咄咄逼人与不自量力，梅屋庄吉百思不得其解，他曾写信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实现中日亲善，是我多年的夙愿，也是故友孙中山的遗嘱，终日苦思其实现。”广田弘毅收信后，同意梅屋庄吉前往中国作友好访问，以斡旋当时的中日关系。但不幸的是，正当梅屋庄吉积极准备行程时却突然病倒，并很快于1934年11月23日去世，终年65岁。在其葬礼上，蒋介石赠送了花圈，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送去“青天白日旗”，并与日章旗共同覆盖在他的灵柩上。

梅屋庄吉一生的箴言是“富贵在心”，“无论富贵贫贱，相互扶助为做人之道”。其曾外孙女小坂文乃认为，梅屋庄吉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在《永代日记》中曾说，“我坚信，当人世间达到了世界皆兄弟的文化境地之日，也就是没有偏见的日子到来之时”。事实上，除孙中山外，梅屋庄吉与其他革命党人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譬如戴季陶与日本护士重松金子所生的孩子（即被蒋介石收为养子的蒋纬国），最初也是由梅屋庄吉代为抚养的。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梅屋庄吉曾留下遗言，嘱咐子孙保守援助中国革命的秘密：“我基于与孙中山的盟约，决意参与中国革命。于此相关的日记、信件等概不对外泄露。”由此，梅屋庄吉究竟援助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多少钱，目前尚是不解之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是个大数字。若以事实论，梅屋庄吉确实兑现了自己许下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