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原来是这样——投名状：张宗昌的“革命变身记”

上海光复后，督军陈其美曾派人到数千里之外的海参崴招兵买马，结果招来了民国军阀史上最著名的混世魔王、人称“狗肉将军”的张宗昌。

张宗昌生于1882年，山东掖县人（今莱州），其父生而穷困，家中数亩薄田，不足以养家糊口，农闲时节他便兼职吹鼓手以补贴家用。旧时农村，音乐稀缺，碰到婚庆丧仪，唢呐手总是不可缺少的气氛制造者，张宗昌的父亲这个行当做久了，后升级为“大抬杆”（乡村乐队的召集人兼首席乐手），在张宗昌7岁时，家里总算挤出点钱来送他入私塾念书，这对于世代贫穷、大字不识的老张家来说，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张宗昌的蒙师姓祝名修德，他第一件事就是把张的乳名“灯官”改成了“宗昌”，意思是张家今后繁荣昌盛，张老爹听后十分满意。张宗昌的教育生涯只有一年多，因张老爹后大病一场，家中无力再供他读书。

由于家贫无计，失学后的张宗昌不得不加入了谋生的行列，他先是给某地主老财家放牛，但因他年纪小，玩性重，结果有一次跟其他放牛娃斗蛐蛐而忘记了照看工作对象，结果东家的牛不见了。这事可不得了，张宗昌漫山遍野的找啊找，但找到夜幕降临，也不见牛的踪影。东家是出了名的小气鬼，他听说牛给放丢了，气得是暴跳如雷，当晚就叫人把张宗昌绑在院里的一棵枣树上，自己亲自拿皮鞭狠狠的抽打了一顿。

说来也怪，张宗昌年纪不大，意志却很坚强，他任凭东家使劲抽打，楞是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张宗昌越是这样，地主老财就越生气，所幸地主婆是个心地善良的念佛之人，她听到前院的动静后急忙劝阻了丈夫，而地主老财也怕打出人命，最终只能自认倒霉，把张宗昌松绑后推出门外了事。

对于这件事，张宗昌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二十多年后，已做到山东督办的张宗昌衣锦还乡，他专程探访了当年的东家，并将那头牛的赔款全额奉还。面对这位手握数十万大军的直鲁联军总司令，老地主既惊又恐，但他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张宗昌在还钱后寒暄几句即飘然而去，再未找过他的麻烦。

发迹后的张宗昌常与人说，他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枕头，因为他长年枕着砖头睡觉，当时家中四人（还有一妹）只有一床破被，冬天全靠火炕过夜，上面冷，下面热。张宗昌的童年是不幸的，少年时代的他，吃不饱穿不暖，饱尝挨饿受冻之苦。据其回忆，每逢初一、十五或过年过节，有人去村里土地庙烧香上供后，他便趁黄昏去偷食供品，一边吃还一边发誓：有朝一日，我张宗昌要是发了财，一定给您老人家修缮庙宇，重塑金身，加倍报偿。

丢了放牛的工作后，张宗昌经人介绍进了本村的小酒馆当起了学徒，尽管没有固定工资（旧社会学徒一般只发点零花钱），但他一干就是三年。当时的村级酒馆，前头店面，后面酒作坊，因张宗昌的个头高，老板安排他去跑堂，但做了没几天，顾客们反映该跑堂传菜喊菜声如炸雷，令人大倒胃口，于是张宗昌便在前台消失，转入了后面的酒作坊。

酒作坊里做事无需抛头露面，但环境差，工作辛苦，加上掌柜待人苛刻，很多学徒吃不了这个苦，做了几个月就纷纷离开，唯有张宗昌坚持了下来。张宗昌之所以不走，主要因这儿虽苦点累点，但总算有口饱饭吃，因而他在学徒期间任劳任怨，干活从不偷奸耍滑，深得掌柜的欢心。看着张宗昌勤奋的样子，曾有人打趣说：“三个伙计也比不上一个张宗昌！”老板娘听了则不紧不慢的回道：“他饭量也抵三个人！”

尽管张宗昌是个标标准准、根红苗正的苦出身，但外表看上去却是相貌堂堂，高大英武，由于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种种磨难，成年后的张宗昌难免性格粗野，对社会多有不满，在闲居乡里之时，打架斗殴便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张老爹看着儿子成天无所事事，惹是生非，心里不免犯嘀咕，于是给他说了一门亲事，想收拢收拢他的野性。但媳妇虽然说下了，前途依旧渺茫，而胶东又连遭大旱，举目望去，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走投无路下，张家父子及一些同乡开始了他们人生的第一次壮举——闯关东。

张宗昌等人风尘仆仆、一路步行到烟台后，因搭不上船而在当地打了三个多月的零工，最后才经海运到了营口，之后便辗转到吉林给人帮工。一年半后，张宗昌的父亲因受不了关外严寒而随几位祝家村的老乡返回山东，行前张父让他一起回去，但张宗昌拒绝了：“我一向不惧怕艰难困苦，出来了，就往下干吧！”

这时，正值沙俄攫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一位同在庄园里扛活的伙伴在得知俄国人在大量招收筑路工人后，便把张宗昌一块叫上，两人就此从第一产业中脱身，摇身一变成了修路民工。关外苦寒之地，但张宗昌的潜能却在这里得到充分的挖掘，他那种吃苦耐劳、不惧脏活累活的担当精神在赢得工友们信任的同时，也获得了俄国人的青睐。不久，张宗昌便被提升为工头，手下有了一帮人马，并且与俄国人打得火热。在这个过程中，张宗昌学得一口流利的俄语。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两大强邻在东北大地上大打出手，双方都派出了几十万大军相厮杀。开战不久，日军大量收买东北胡子（马匪）用以刺探情报并袭扰俄军的后勤补给，俄国人在屡屡吃亏后了个依瓢画葫芦，他们也组织了一些别动队去破坏日军后方。正在俄军中充当翻译的张宗昌此时被委以重任，他受命收编了一支胡子队伍，由俄国人出钱出枪，负责到日军侧背去打游击。

几经折腾后，张宗昌的队伍在配合俄军作战中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俄军见张宗昌颇具潜质，后派出多名军官前来指导训练，张宗昌也由此获得了宝贵的军事经验。在俄军的支持下，张的队伍一度扩充到上千人，张宗昌也荣升为“张统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有另一位“张统领”，那就是张宗昌的本家张作霖，他当时正在为日军服务。张宗昌或许不会想到，两个人在日俄战争中各为其主，而20年后自己居然投到了张作霖的门下。

日俄战争的结果以俄军战败而告终，各临时部队也相继遣散。据说，俄国人给每位遣散者发三个月饷并路费若干，但身为“统领”的张宗昌却只发饷银而将路费暗中扣下，在这兵荒马乱中，俄国人及胡子们都被蒙在鼓里，张宗昌由此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之后，张宗昌招募了一批人前往鄂霍次克海一带开采金矿，但进展并不顺利，后来就到了海参崴。清朝末年，海参崴人口接近二十万，华人占到五分之三，而其中又有一大半是来自张宗昌的老家山东。在同乡的介绍下，张宗昌在当地华商总会中担任了一个小头目。不过别小看了这个角色，因华商经常被马匪或当地恶棍绑架勒索，商会为保护商界安全而拥有了一定的武装，张宗昌魁梧的身材、精湛的枪法及之前的军事经验，正是商会所需要的人才。

张宗昌在海参崴的角色类似于后来上海滩的黄金荣：他俄语流利，与商会上层乃至俄国军警关系极为融洽；又曾收编过胡子队伍，对马匪习性及作案手法极其熟悉，特别在侦破了几个大案后，张宗昌很快便崭露头角，不论黑道白道，他都吃得开。据说某次他去外地办事，在中东铁路上遭到胡子抢劫，当搜到他时，一名马匪见后惊叫道：“这不是张大哥吗？”原来此人曾在张宗昌手下混过，因而整个车厢的人都托了他的福，被劫财物全部返还。

海参崴混了几年后，张宗昌渐成势力，一般商人们都知道张的威名，行商途中无不托庇于他的名下，而张宗昌少不了收取保护费。有了钱做支撑，张的手下也就有了一批马仔，在这些烂仔的蜂拥下，三十出头的张宗昌暗地里走私军火鸦片，涉黄涉赌，竟成为当地黑社会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与张宗昌做过朋友的革命党人张西曼回忆说：“张宗昌当时在海参崴包捐、包赌，包庇戏园、烟馆，似乎可以使他们免除一切外来的突然威胁和迫害。但日久弊生，他竟自擅威作福起来，戏园中的好座要酌量留给他，新到的妓女要让他享受初夜权，一切走私和非法生利的小本生意，他可以抽头分红。他的俄国朋友们当然也在这些途径上朋比为奸，平分秋色。”

张西曼是张宗昌人生道路中重要的引见人，说起他与“张大哥”的交往，也颇有些意思。一次闲谈中，张宗昌听说他常去海参崴外的山林中打猎，就好意提醒他，近来常有胡匪绑票之事，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张西曼听后觉得有理，于是托张宗昌替他代买一把手枪作防身之用。

几天后，张的一个手下请张西曼到华商总会看货，他拿出一把勃郎宁式的小手枪，颇为玲珑可爱。张西曼把玩了一下，觉得枪是把好枪，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保险机，容易走火，不安全。那人见张西曼不满意，只好将枪插入裤袋泱泱下楼。不到十秒钟，门外突然“砰”地一声枪响，众人打开门一看，只见那人倒在楼梯口痛苦呻吟，原来是他自己不小心，手指触碰扳机而被打伤了脚趾。张宗昌闻声赶来，大骂手下办事不力，还不如人家一个小娃娃。因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张西曼与张宗昌反而熟悉了起来。

张宗昌说张西曼是个“小娃娃”，那可是小看他了。事实上，张西曼年纪虽然不大，但早跟着哥哥张仲钧入了同盟会，乃“革命老前辈”。武昌起义爆发后，张仲钧从东北赶到海参崴并指示弟弟说：“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同志在号召全国各地大兴义师，南方即将成立革命政府并准备北伐。但北伐一事，骑兵不能偏废，应设法由东三省秘密招募马贼南下，以便编练劲旅。现已提请南方迅速派员来此，与你一同招募……”

宋教仁在1907年曾策划过招募东北马匪之事，但因吴禄贞等人的反对而未果。张西曼得到指示后，他听说海参崴北面一二百里之外的大山里有一只千余人的胡子队伍，匪首人称“刘弹子”，一向剽悍无畏，倒是符合革命军的要求，可自己从未与之有过交道，正为难间，他想起了神通广大的张宗昌——何不通过他去联络联络？

张宗昌听了张西曼的想法后，半试探半逗趣地说：“呦！这可不是好玩的！你不会是想闹革命吧？”张西曼见他似有心动，干脆趁热打铁，左一句“张大哥如何如何”、右一句“张大哥英明英明”，高帽子把张宗昌弄得飘飘其然，于是答应“试试看”。

在张宗昌的牵线搭桥下，张西曼亲自到刘弹子的老巢去探访了一番，并回报兄长称那里的绿林好汉们人才可用，请速派人来接洽。12月初，青帮大佬李征五等人在黄兴、陈其美的委派下到了海参崴，而接头地点就设在了华商总会斜对面的金角旅馆中。对于革命党频频伸出的橄榄枝，刘弹子还有所疑惧，因他们的绑票生意难免触犯地方，而介绍人张宗昌与俄国军警关系密切，这万一是他设下的圈套，那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但接触了几次后，刘弹子被革命党的诚意所打动，他做出了一个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下山！

在革命气氛的鼓舞下，张宗昌也迅速“赤化”，摇身一变成了追求革命的急先锋。在华商总会张会长的支持下，张宗昌也在自己的旧友、部属及当地华侨子弟中招募了近400人的队伍准备随同南下，而华商总会还特意赠送了一部分枪支以壮行色。据其部下李藻麟说，张宗昌的这支“华侨子弟兵”阵容齐整，每人自备战马一匹，大枪一条，小枪一支，均为俄式武器，装备比上海光复军还要超标一点。

经简单的整训后，李征五带着刘弹子及张宗昌的队伍乘俄国邮船南下，一路上“革命准将士们”可谓是神清气爽，意气风发。刘弹子的队伍，原本就土匪做惯了，船上又闲着无事，这些人在一起酗酒猜拳耍酒风倒也罢了，有时候还匪性大发，买烟买茶不给钱，还动不动称“老子是革命军”，如何如何，而“准团长”刘弹子也不管。邮船员工对这些人大为不满，说：“靠这样的革命军去革命，中国没救了！”

张宗昌的人马比刘弹子一帮人就强多了，他们大多是良民出身，而且张本人也颇具威望。有一次，张宗昌对手下人训话：“我们初到江南，人情风俗一概生疏，又系去参加革命活动，成败并无一定，但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俄国邮船把我们送了来，绝不能再把我们送回去。我们应认清方向，始终团结在一起，更要有破釜沉舟的坚决和勇敢，方可以打出一条出路来。我们是代表着海参崴所有华侨的爱国立场的，他们天天在盼望我们早日打出名堂，我们决不能做缩头乌龟……”

张宗昌的一席话既悲壮又实在，众人听后深受感动，而旁边围观的船员也都翘起大拇指：“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军！”

张、刘两支队伍的不同表现，李征五也是看在眼里，心里有数。更重要的是，张宗昌多年行走江湖，早已是摸爬滚打出一套察言观色的伶俐功夫，加上又能说会道，李征五与他言谈甚欢，关系也就比刘弹子密切了许多。更绝的是，张宗昌深知帮会规矩，他在南下途中就拜在了李征五的门下，按了手印，入了青帮，按“大通悟学”排下来为“通”字辈（李征五是“大”字辈）。

到沪后，张、刘的人马受到革命军的热烈欢迎并大造舆论说是“东北革命军”开抵上海，一时间风光无限，为各界所注目。但奇怪的是，在队伍驻扎闸北并换装后，发下来的任命书却是张宗昌任骑兵团长，而人马更多的刘弹子屈居营长一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陈其美听了李征五的意见并见过张宗昌后，觉得张的气质、潜质各方面条件都在刘弹子之上，而且陈其美也是青帮大佬，无亲无故的原“团长”刘弹子只好靠边站了。受此侮弄后，刘弹子十分恼火，他派专人送了一封信给张西曼，其中严厉谴责革命党背信弃义，将他敷骗下山。

未了，送信人还威胁说：“咱们老总受此屈辱，万不甘心。张先生，请你想想，张宗昌那小子是何等样人！莫说老总，连众弟兄也忿忿不平，现正准备分组北上，重返老家。什么革命不革命的，都是你们这些读书人给咱老粗们下的毒饵！张先生，再见，请等着来日算总账吧！”张西曼听后大惊，赶忙复信问明情况，但事过境迁，木已成舟，他远在海参崴，能有什么办法！

此后，这位刘弹子老兄也不知道是为革命献身了还是回到了关外老巢，总之是默默无闻、未见记载（据张西曼的说法，刘兄“如失水蛟龙，困于沙滩，郁郁以终”），倒是张宗昌投机成功，由此顺风顺水，屡遇贵人，最终成就了民国的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