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原来是这样——辛亥探源：清廷覆亡的先兆

历史从不会为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改变，但人们的主观愿望有时能够改变历史，只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很多时候，这种改变未必就是当事者原有的初衷。正如前清遗老缪荃孙曾说的，清廷“因兵败而图强，因图强而变政，因变政而召乱，因召乱而亡国”，沿着这条直白的清朝覆亡路线路，清末十年至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历史进程或许能相对清晰的厘清。

客观的说，鸦片战争的失败还不能算是中国近代屈辱的开始，因古老的帝国虽然被扎了一下，但整个社会的触动并不大，一切旧有的生活仍在先前的轨道中运行。至于太平军及英法联军，对清王朝来说也只是一场阵痛，之后的洋务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仍旧是一种“小变”式的应景之作，因它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并没有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被称为“同光中兴”的这三十年，在当时的士绅们看来仍旧是值得满足而骄傲的，只是这种浑然不觉的骄傲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被彻底地打成了粉碎。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极重要的关节点，甲午战争的战败不仅震撼了清王朝，由此带来的愤怒与屈辱更是让整个士绅阶层及普天下的读书人陷入了一种不可抑制的痛楚与激动。不错，长期被视为“蕞尔小国”的东邻日本，竟然把一向自命为“老师”的天朝上国打得落花流水、割地赔款，年轻的知识分子们怎能不群情激奋，和约签订前的“公车上书”正是这种激动情绪的集中体现。

失败之后，激进的求变情绪弥漫全国，各种救国方案纷至沓来，由此演变而成的是戊戌年的变法运动。变法的结果人所皆知，自然无庸赘言，但需要指出的是，维新派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守旧派势力的颟顸与反扑，相反，康梁等人的毛糙激进与不切实际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其间的“围园杀后”密谋更是令事态火上浇油，之后的已亥建储、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都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戊戌变法到庚子国变，由庚子国变到清末新政，历史的吊诡往往在于，培养出诸多民国大师的庚款留学生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义和团大师兄的滚滚头颅，而1900年这场极其落后的排外运动却在无意中触发了新政的开始。世事难料真荒唐，3年前，“戊戌六君子”尚且喋血街头，而3年后，慈禧太后不但接过了变法派的旗帜，其步子甚至比康梁等人迈得更大、走得更远。吊诡归吊诡，但历史就是如此。

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或许可以用一种“冲击-反应”型的理论来解释，清末新政也可说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后的第三次波浪，但这次的变革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之前的两次。侯宜杰先生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中说，清末新政后，“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有些在准备和确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迈进。”并不夸张的说，清末新政可算是中国告别传统社会的第一步，近百年来如教育、法律、政制等方面的制度变革，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起点。

从理论上说，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一向以“小政府、大社会”的低成本模式维系，但在十九世纪后“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倒逼下，这种模式乃至整个国家都受到了欧美列强的严重挑战。“小政府”模式以“不扰民、少作为”为准则，大体上说，政权只及于县，县以下依靠士绅自治，其管理成本虽低，但与之伴随的则为低效率，由于其不足以抵御外来侵略，由此也引发了国内民众的极大不满并进而导致清廷合法性的丧失。

清末新政的转型过程，实则暗含了“小政府”向“大政府”转变的轨迹。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清廷不得不痛下决心，更弦改辙，其在编练新军、废除科举、创办警政、司法改革、官制改革、实业促进、地方自治乃至宪政制度等问题上分头并进，其规模之大，其速度之快，在令人惊佩的同时也不乏隐忧。

事实上，清末十年中的各项举措已远远超过了整个社会所能承载的压力，由此引发的财政问题更是成为一个致命的死结。毋庸讳言，新政的铺开均以财赋为支撑，无钱则不能办事，办事就得花钱，由此，“永不加赋”的朝训被一破再破，各项加征摊派有增无减，羊毛出在羊身上，其落脚点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清末新政的困境就在于，要想在列强的虎视下“存国存种”乃至尽洗前辱，就必须改革变政，但多一项新政举措，就多一项庞大的经费支出，而财政的增收远远跟不上新政支出的急剧膨胀，就算没有武昌起义，“赤字财政”恐怕也难以为继。

以新政第一要务的新军编练为例，仅北洋六镇每年的维持费用就高达900万两，如按计划建成36镇常备军的话，每年维持费至少在5000万两。在1911年清廷的财政预算中，陆军部提出的总预算超过1亿两，经资政院的大力削减，其7800万两的预算额也已接近全国总预算（26000万两）的三分之一。再以司法改革为例，中国传统社会以各地行政长官（如州县官）兼理司法，如要推行司法独立、政审分开，势必要在各级官衙外另设审判机构，全国各州县也将因此新增至少3000万两的支出，经费何出，势必成为一个头痛的问题（这项工作到民国后也未能完成）。

清末新政中，1905年的废科举无疑是一件大事。古老的科举制度走到二十世纪初，其考学内容上固然陈旧腐朽，对推进社会的进步也一无用处，但需要指出的是，科举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制度，它同时也是一种选官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废科举实则是体制上的自我摧毁，不但令清廷丧失了数量庞大的支持者，而且连机制本身也一并丧失。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将朝廷与读书人联系在一起，通过科举，朝廷授予读书人功名、地位及其官职，读书人则通过这一途径实现自己的抱负、改变自己的命运，纽带一旦断裂，朝廷便失去依托，成为无本之源，正所谓“无赏罚则失名器，无名器则天下离心”，朝廷也就不再被读书人尊崇，政权基础半被掏空。

从长远来看，废除科举清除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一大障碍，但从短期来说，废科举在丧失了一个向上流动的合理机制的同时，也割断了士绅阶层与清王朝的联系，使清廷陡然失去原有的中坚支持力量，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废武功的自残之举。在社会精英分子从原有机制中疏离出来后，现存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对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毫无吸引力，其离心倾向和反叛意识也随局势的恶化而增强。更严重的是，无格可依的“后科举时代”为亲贵擅权、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提供了方便之门，而清廷却没有意识到失去“公正的授官权”的严重性，这或许是士人们在辛亥年对清廷的覆亡报之以冷漠的根本原因。

科举的废除无疑大大促进了新教育的发展，据统计，清末学堂由1904年的4千余所迅速增长到5万余所，学生总数由不足10万飞速增至156万，其用时不过5年。新政的教育成果固然可喜，但这一大批接受了新知识的年轻人在毕业之后何去何从，其出路问题也同样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古代科举为求官，中国人也一向有“读书做官”的传统，但通过科考获得官职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与昔日的读书人相比，新学堂出来的学生在数量上更加庞大，在社会机会有限的前提下，他们在寻找出路时无疑会遇到各种挫折。在传统的上升方式已无路可走的而新的选官方式又无标准可言的现实面前，亲贵擅权、裙带关系、派系权争等不公平现象更容易引发年轻人上升机会的被剥夺感，这不免令这些人对前途感到绝望的同时也对社会充满了怨愤，由此产生“求变、速变”的念头。

以新军中的下层军官为例，张之洞在1906年开办陆军小学堂，学堂分陆军、海军、测绘、经理、军医五班，后毕业的学生约1500人，但得到提升的不及100人。1911年1月，江苏第九镇第三十六标有近百名士兵开小差出逃，原因是部分士兵想升入不入流官佐而升迁途径被阻，由此产生的失望怨愤情绪引发了这次事件。可以理解的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遇到挫折后往往把问题归咎于社会不公、政治腐败等确实存在的事实，久而久之，其消极情绪往往会转化为强烈的对立意识，这种清末式的“愤青”思维，也成为引发革命的重要根源。

在1911 年的“皇族内阁”事件中，权贵阶层赤裸裸的攘夺公权引发了士绅阶层的极大不满，这自然是清廷极不明智的自取灭亡之举。从心理学上说，恶念不是来自于内心，而是来自于不得志的生活，在整个社会缺乏公正公平的情况下，一部分被体制排斥的年轻人会去追问其制度的根源，在其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的关注与表达时，其走向清廷的反面也属必然。

作为一个合理的结果，清朝所固有的种族问题正好成为年轻人愤怒的发泄口。在漫天漫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仇恨性宣扬中，就连饱学的章炳麟也高擎革命大旗，“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似乎成为一剂治国济民的仙丹灵药，但凡有不平处，即以“革命”革之。在“反满”的旗帜下，革命党更是轻易的取得了江湖会党和秘密社会的支持，而后者的危险性却是不容忽视的。

更要命的是新军，皇朝的覆灭虽然早露迹象，但朝廷却是因此而自掘坟墓。科举废除后，年轻人另谋出路，其大体情况又不外如此：家境好的出国留学（日本最多），其次投考新学堂，无钱无势的则投军入伍，而当时新军招收读书识字的人似乎已成为一种风气。在辛亥年中崛起的那些新军将领，大多是年轻的留日士官生，譬如山西都督阎锡山、江西都督李烈钧、云南都督蔡锷、贵州都督唐继尧等，这些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即受到革命党的影响或加入了革命团体，而革命党对军队下层的渗入，更是令新军变得更加的危险而不稳定。历史的讽刺就在于，清廷编练新军的本意在于抵御外侮，但这支重金打造的新兴力量却在之后的革命中倒戈相向，成为埋葬清王朝的主因。

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并推行地方自治后，士绅阶层也开始由稳健走向激进。就事论事，新政后的清廷已没有了保守派而只有激进派和缓进派，而清朝的覆灭，很大程度上不是因走得太慢，反而是因走得太快。以清末立宪为例，在外国评论家的眼中，九年的预备立宪期未免“出奇的乐观”，但这样一个短得不能再短的急进方案，还有人认为不够激进，甚至连最温和的士绅都已等不及了。多才博识者如梁启超当时就指出，预备立宪清单上所规定的任务是绝对办不到的，但言犹在耳，他在1910年第三次请愿之前又激愤的说，“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

在1910年风起云涌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尽管领导者为文质彬彬、讲求“有风度对抗”的立宪派士绅，但其中也不乏白刃割股、断指血书的激烈之举，类似的举动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民众的情绪更加激化而走向非理性的漩涡。温婉的士绅运动尚且如此操切，更不要说急躁而任性的革命党人气质，由此，清末社会偏出理性的轨道也属正常。

清末舆论也是如此，各种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报刊杂志多为激进的知识分子所掌握，而清廷各级政府对这个新兴事物显然未尽了解。在舆论缺乏多元制衡机制的现实下，激进甚至煽动性的思潮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一些保守而不乏中肯的观点则被新派的媒体编撰人认为是不合时宜而拒绝登载，由此也被当时的“主流舆论”所完全边缘化，就算是官方的观点，在当时也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新政进程中有一对明显的矛盾，那就是清廷试图通过各项新政举措来挽救国运，但下层民众却因自身利益受损而极力反对新政。原因其实很简单，只要民众意识到改革的成本主要由自己来承担，如朝廷财税收入的过快增长、滥印铜元带来的通货膨胀伤害、与民争利的“铁路国有化”政策等，都会令新政本身成为民怨的主要来源。

固然，清末新政的各项举措都很重要，但推行新政的实际负担在转移给下层民众的同时，好处却大都为上层所得，那底层的百姓们就不免要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到所谓“新政”的学堂、警署、自治公所之上了。譬如清末各地屡屡发生的“毁学”事件，其原因无非是乡民们看到新学堂并不能让自己的子弟获得教育的机会，而自己却要承受因此带来的捐税，其愤怒之火便直接引向了各所新建的学堂。同时期，为反对举办新政而引发的新增捐税，各地又屡屡发生捣毁官署及罢市之事，在情绪化的民意浪潮中，整个社会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使得本就有限的改革成果化为泡影，改革不成反激生了新的反对力量。清末十年中，大大小小的“民变”事件竟然达到两千余次，这无疑是值得警醒的。

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革命与改良通常表现为此扬彼抑、互为消长的关系，如果改良获得成效，革命就会消沉；改良道路行不通，革命就会迅速蔓延。改良与革命在同时赛跑，任何一方的不谨慎都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清末新政与立宪是一场迟到的变革，而历史经验表明，在近代化进程中，起步越晚困难越大，情况也就越复杂。由此，在这场改良与革命的赛跑中，前者最终倒在了后者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