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原来是这样——年少英豪：尹昌衡铁血立威

辛亥革命的先声起于四川保路运动，但蹊跷的是，在各省纷纷独立后，四川迟至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是南方各省中最晚的；而在南北停战议和、各地渐已安靖后，四川仍旧扰乱纷纷，12月8日再次发生兵变，成都商民被抢掠一空，损失惨重。乱世自有枭雄出，在此过程中，一位果决剽悍的年少英豪横空出世，这就是年仅27岁的四川都督尹昌衡。

尹昌衡1884年生于四川彭县，原名“尹昌仪”，后因为溥仪登基避讳而改此名（“仪”字）。1902年，17岁的尹昌衡考入四川武备学堂，因在校中表现优异，1904年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到日本后，尹昌衡先入振武学校（日本士官学校为留日士官生特设的预备学校，之前的成城学校不再接受中国学生）学习3年，后入读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当时的同学少年中，不乏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孔庚、孙传芳、罗佩金、刘存厚等民国闻人。

1909年，尹昌衡毕业回国，因各省都有编练新军的重大任务，学成归来的士官生在当时相当抢手。这时，被视为开明的广西巡抚张鸣歧为推行新政而积极招揽人才，尹昌衡随后到广西并担任了督练公所编译科长，之后又兼任了广西陆军小学的教习。但尹昌衡对此安排并不满意，因职位不是带兵官，不能发挥他的专长。郁郁不得志下，尹昌衡常借酒醉骂人闹事，令领导颇为头疼。比较著名的闹事有两次，一次喝醉了酒，尹昌衡借酒劲骑马冲入巡抚衙门并与卫兵打斗，张鸣歧得知后勃然大怒，险些以“面辱大吏”的罪名参奏他；另一次则是在某次宴会后，差点与广西提督龙济光相斗殴。

时在广西陆小读书的李宗仁回忆，“张鸣岐抚桂初期，革命党人的活动可说是肆无忌惮，有时简直可以说是嚣张……某次张氏宴客，尹昌衡酒醉之后，竟宣称清廷不能存在。同时王勇公闹酒，竟以张氏所佩手枪，自室内向外射击，致击碎窗上玻璃。由此可见当时青年革命志士气焰的一般。后张氏深恐同盟会势大不可收拾，乃设法压抑。”不久后，张鸣歧即将这些难以管束的士官生陆续礼送出境，尹昌衡也是其中之一。在“欢送”宴会上，张鸣歧曾告诫尹昌衡：“不傲不狂不嗜饮，则为长城！”尹则不以为然的回说：“亦文亦武亦仁明，终必大用！”

广西期间，尹昌衡结识了同乡翰林、广西法政学堂任督办颜楷，两人相交甚欢，后者以其妹相许。颜楷出身官宦世家，时为张鸣歧所重用，尹昌衡“醉闯巡抚衙门”之事即得益于这位“大舅子”的调解。回成都后，尹昌衡又在岳父的推荐下被四川总督赵尔巽任命为督练公所军事编译科长，但这次的职位和广西大同小异，自认为“大材小用”的尹昌衡心生不平，之后又闹出了不少的事端。

1910年，四川编练的新军第十七镇成立，统制朱庆澜安插了不少自己人，如参谋官程潜、协统施承德、陈德邻，标统周骏、叶荃、王铸仁等，十几个管带中只有宋学皋、彭光烈、龙光、彭鹄举4人为川籍（清末新军的统制、协统、标统、管带，即相当于现代军制的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由于当时的高级军官多为外省人，中下级的川籍军官大为不满，尹昌衡就是其中最激烈的一个。

在十七镇的成立庆祝会上，四川总督赵尔巽亲临现场并做了简短讲话，大意是：“十七镇成立了，我为川人庆、为川人贺，从此国防省防更有保障了。”话音刚落，尹昌衡跳出来大声说：“大帅刚才所言，昌衡以为大谬不然”。此话一出，全场皆惊。赵尔巽听了这刺耳话，心里老大不舒服，但还是和颜悦色的说：“那你以为如何？”尹昌衡抓住机会当众指斥军中“武器陈旧、用人不当，械不可用、将不知兵”，等等。赵尔巽听后沉着脸一言不发，好在有同事出来打圆场，称尹昌衡喝多了乱讲话，随后将之强行拖出会场了事。

事后，赵尔巽对这个“刺头”倒注意上了，在随后的十七镇军事演习中，尹昌衡被任命为东军裁判官（演习分东、西军对抗），以观成效。演习结束讲评时，尹昌衡对那些外省军官们大加批驳，以显示自己的军事才能，由此获取了“胆气粗豪，敢于说话”的名声。

日本留学期间，尹昌衡曾与同盟会有过接触，但回四川后，革命党的“排满主义”在他这里却变成了私利性的“排外省主义”。每次宴会，尹昌衡总是有意喝醉并乘着酒意大骂非川籍军官，在川籍与外省军官的对立情绪下，尹昌衡的肆意辱骂反而赢得了本省军人的好感。

1911年3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行前特向继任总督赵尔丰（即赵尔巽之弟，时任川滇边务大臣）推荐，尹昌衡由此改任教练处会办。时隔不久，四川掀起了保路风潮，尹昌衡曾向赵尔丰提议，由自己组织一支军队去镇压“保路同志军”，并称“成则公功，败则衡罪”，但赵的幕僚称尹昌衡与革命党相勾结，决不可用，此事不了了之。

“保路运动”期间，四川陆军小学也闹起了风潮，总办姜登选（外省人，朱庆澜派）听说学生要罢课，于是召集训话，孰料话未说完，竟有学生自行退出。姜登选大怒，命令宪兵维护军纪，闹事的学生们竟然蜂拥而上，当场撕破姜登选的军衣，后者在宪兵保护下才得以狼狈脱身。

姜登选之所以会被学员们打跑，很大程度上是因当时盛行的“排外省主义”，在此形势下，本来就被“保路运动”搞得焦头烂额的赵尔丰只得改派尹昌衡接任。尹昌衡倒颇有手段，他到校后的第一件事是改善校内伙食（因学员已走掉一半，省下来的钱可以吃好一点），并亲自向学员们敬酒，以笼络人心，将学员们收为己用。

1911年9月，在诱捕了“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罗伦等人后，赵尔丰又下令对请愿民众开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事后，十数万“保路同志军”将成都重重包围，赵尔丰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一个多月后，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各省纷纷独立，四川周围的省份，陕西、湖北、云南、贵州都已爆发革命，脱离清廷。11月上旬，成都城内突然谣传北洋军已哗变、摄政王载沣带着小皇帝逃出了关外，一时间人心惶惶，原本打算苦撑待变的赵尔丰也是方寸尽乱。11月14日，赵尔丰释放了被扣押的蒲殿俊等人并同意将政权和平移交。经过一番策划与协商后，赵尔丰于11月26日将四川总督印移交给原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后者于次日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布独立。

赵尔丰虽然从总督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他仍旧担任了原来的“川滇边务大臣”，并掌握着三千边防军。事实上，四川军政府的成立也是赵尔丰幕后一手策划，他原本并不想让蒲殿俊担任都督，但他选定的邵从恩（清末进士，四川法政学堂监督）不肯就任，这才退而求其次。蒲殿俊文人出身，本身并没有什么实力，关键人物是副都督朱庆澜。朱庆澜是赵氏兄弟一手提拔的亲信，他还是当时的第十七镇统制，手握兵权，赵尔丰也可借以自保。

四川军政府成立后，由于实权仍握在朱庆澜派的外省人手中，川籍军官大为不满，他们到陆军小学找尹昌衡商议后，向军政府提出了3个要求：一是由尹昌衡出任军政部长，二是参谋部要安置一个川人，三是要扩编一镇新军。蒲殿俊、朱庆澜商议后，满足了前两个要求，但扩军经费一时无法筹集，因而第三个要求被婉拒。如此一来，很多川籍军官趁机升官的愿望落空，这也构成了后兵变的重要原因。

四川宣布独立后，“保路同志军”、民团乃至鱼龙混杂的哥老会武装都进入了成都，城内秩序大乱。为显示军政府的权威，蒲殿俊、朱庆澜决定于12月8日在成都东校场举行阅兵，以整肃军纪，维护治安。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阅兵”竟然引发了一场“浩劫”式的兵变。

当天上午，都督蒲殿俊身穿将军服，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上阅兵台发表讲话，但还没等他说完，下面就有士兵大声喧哗吵闹，说答应发三个月的饷，为什么只发了一个月？接着就有人鼓噪起来并朝天放枪，队伍前的放饷委员被当场打死。枪声一响，校场内立刻乱作一团，蒲殿俊是个书生，他哪里见过这等架势，当场就被吓得两腿战栗，连路都走不动了，后来还是靠两个马弁背着才出了校场，之后赶紧脱下将军服、换上蓝布大褂逃之夭夭。而身为统制的朱庆澜也无力控制军队，最后只能趁乱逃走。

兵变实际上就是一场大抢掠、大破坏，当时的成都到处是烛天的火光和狂暴的喊叫声，藩库、银号、票号几乎无一幸免，成都东大街、劝业街等十数条繁华街道的商号也被乱兵们洗劫一空。更有甚者，乱兵们抢完后，警察差役、哥老会众、地痞流氓又进行“二次抢劫”乃至“三次、四次抢劫”。兵变后的惨状，据说自张献忠屠川以来未曾有过，昔日的“温柔富贵之乡”被蹂躏以尽，据粗略统计，整个城内的损失高达两千万银元。

事实上，在阅兵之前即有兵变传闻，但蒲殿俊仍旧坚持己见，结果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蒲殿俊读书人出身，他本人并没有受过什么磨练，也没有多少从政的经验，尽管他在保路风潮中表现抢眼，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只是个好出风头的“学生干部”，与当局打打口水仗或许还行，但碰到兵变这种杀人放火的大场面，他立马傻眼了。

据说，这位新都督在上任之后，还以为自己和前清的总督大人一样威风，他所忙的是带着太太终日宴请庆贺，而对于暗流涌动的危险局势浑然不觉。实际上，那些动刀动枪的江湖草莽及野心勃勃的军人们根本不把他这个都督放在眼里。最为荒唐的是，蒲殿俊在上任后居然下令军队放假十天，并答应加发三个月的薪水，而这十天正是军纪迅速溃败之时。放假后，蒲殿俊又坚持要举行阅兵，这实际上是给兵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兵变后，无力控制局势的蒲殿俊辞去了都督职位，这离他上任仅12天而已。

关于这场兵变有两种说法，一是说赵尔丰部将王棪等指使巡防军作乱，以促使赵尔丰复位；二是说尹昌衡唆使新军士兵有意扰乱局势以便夺权。究竟是谁指使，目前很难判断，但尹昌衡在兵变后的表现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在正副都督狼狈逃窜后，担任军政部长的尹昌衡飞马而出，急赴陆军小学召集学员平叛。

最初，同盟会中川籍军官彭光烈、龙光等二十余人推协统周道刚出来平乱，但周不敢承担责任而改推尹昌衡。尹昌衡本就有英雄气概，他不假推辞，随后在陆军小学召集学员百余人，又赶到凤凰山军营征募到数百名军人，之后率领这些全副武装的军人进城平乱。乱兵及土匪们因没有组织，很快被杀得落花流水、人头滚滚。一时间，成都城内血雨腥风，这场可怖的变乱才算平息了下去。

成都危乱之际，士绅们又想起了“退位总督”赵尔丰，“商民纷纷诣尔丰环跪，吁请维持治安”，赵尔丰最初以“不便干预”推脱，后在绅民的“固请”之下发布了一张布告，令所有乱兵立即回营，而布告的落款则是“卸任四川总督、现在川滇边务大臣”，但没有盖印而只用朱笔画了一个“印”字。

赵尔丰在危机时刻所发的布告，为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以至于后研究者多认为是他在幕后策动了这次兵变，目的是复辟回任。对此，赵尔丰曾写《辩诬问》为自己辩解：“鄙人当大权在手之时，何事不可为？与其破坏于后，曷若不让与先？”事与愿违的是，事态的发展已逐渐脱离了他的控制。

控制局势后，尹昌衡在川籍军官的拥护下当上了新的四川都督，副都督则由原四川咨议局副议长、哥老会龙头老大罗伦出任，同盟会革命党人董修武出任总政处总理兼财政部长。此时的成都，实际上是四股势力，最强的是以尹昌衡为代表的川籍军人，其次为以罗伦为代表的哥老会“同志军”势力，再次为同盟会革命党人势力，最后为赵尔丰的边防军。

对于赵尔丰和三千边防军的存在，尹昌衡颇为忌惮，但他开始并不想杀赵尔丰，而是劝他赴川边，但赵在收到袁世凯要求他“暂留程度，静以观变”的电报后不肯离开，尹昌衡迫于形势，这才动了杀赵的念头。同时，另外一些人也逼迫尹昌衡对赵尔丰下手，譬如对赵恨之入骨的哥老会成员，这不仅仅是因为赵尔丰曾制造“成都血案”、屠杀过请愿民众，而且还因如果不杀赵尔丰的话，他们的“造反”就没有成就，正所谓“覆清我首也，伐赵我初志也，首功不赏，初志为酬，奈何即罢？”

曾被赵尔丰诱捕的保路人士也认为必须去除赵尔丰，才能安定人心。其中张澜就说，赵尔丰对交出权力并不甘心，此次兵变中他仍以满清封疆大臣自居，若不除去，军政府万难稳定，一旦去之，民众必心安悦服。而据秘密消息，赵尔丰在兵变后已下令手下亲信、川边汉军统领傅华封带兵赶往成都平乱，一旦这支部队与城内的边防军会合，局势将对新的军政府更加不利。

尹昌衡年纪不大，手段却极其老辣。12月21日，尹昌衡单独面见赵尔丰，说：“我现在虽然做了都督，但未来之事尚属未定之天，究竟满清是不是倒得下去，民国是不是建得起来，都还是很大的问题。我想同大帅秘密约定：将来如果满清彻底倒下了，我负责保全大帅；如果民国没有成功，就由大帅负责保全我。这样于大帅和我，无论谁成谁败，彼此都可保全。我可向天起誓，海枯石烂，此志不渝。”

赵尔丰听后未置可否，尹昌衡又说：“现在大帅身边有三千边防军，引起川民和士绅的疑虑不安。昌衡为大帅计，请将这三千人名义上交由军政府接管，实际上由昌衡下令这三千人马仍驻督署南苑保护大帅，我与大帅既结同心，应付一切事情，‘面子’是‘面子’，‘里子’是‘里子’，这样就可以对付四川的绅民了。”

赵尔丰见尹昌衡说得诚恳，道理上也说得过去，而且边防军是他一手训练的部队，尹昌衡所说无非是走个形式，于是写下手令，将边防军交由军政府接管。尹昌衡拿到手令后，立即来到边防军驻地宣布接管这支部队，并命令继续驻扎南苑“保护大帅安全”，同时还加发恩饷一个月，当晚又设宴款待官兵们，让他们饮酒狂欢。

而在暗中，尹昌衡秘密调集新军将边防军包围，用火炮形成压制，如有异动，即行解决。深夜时分，尹昌衡委派死党陶泽锟为敢死队队长，后者带兵冲进赵尔丰家中将其抓获，在此过程中，赵尔丰的一名贴身丫头持枪抵抗，被陶泽锟亲手击毙。得手后，尹昌衡从正门入，并宣布为“老帅”的安全，决定将之转移到军政府。

被抓后，赵尔丰曾谓尹昌衡曰：“余何罪于公？”尹答道：“公得罪于四万万人之一乎！”赵问：“能相活乎？”尹说：“既此非我意，当语众绅。”毫无疑问，此时众人的意见一致认为：“尔丰屠川人，川人死于兵者数十万，死于乱者百万，是夫之肉其足食乎？”

次日（11月22日），尹昌衡在成都明远楼广场召开群众大会，问台下众人：“衡代诸君擒贼，所以不先告者，恐泄机，事不济耳！今以生杀付诸君决之。”台下大呼“该杀”，声震屋瓦，尹昌衡即令陶泽焜当众将赵尔丰斩首，并将其头颅挂在树上，示众三天。

无可否认，乱世中能镇慑局面的，往往是能掌控中下级军官而又心狠手辣的人物，尹昌衡就是一例。平定兵变并杀掉赵尔丰后，尹昌衡声名大噪，群情慑服。事实上，赵尔丰的被杀，与其说是对“反动旧官僚”的清算，倒不如说是革命的“投名状”，赵尔丰的人头，实则是新政权树威的道具，意在警示一切可能觊觎权力的竞争者。

尹昌衡平素放荡不羁，在广西期间即诡称“酒不丧行，色不害德”。当上都督之后，年不过27岁的尹昌衡更是骄纵十足，犯了好酒贪色的老毛病。当然，尹昌衡自幼个子硕长，按现在的标准，可算是个英气逼人的大帅哥，加上年纪轻轻即身居高位，难免把持不住。他在任都督期间，曾将某年轻美貌的老板娘收为妾室而毫不顾忌舆论的指摘。更滑稽的是，尹为好色还编出一条三段论，曰：“自古英雄皆好色，昌衡是英雄，故昌衡好色也”，以此证明他的好色是合理的。

1912年6月，袁世凯命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率川军入藏平叛；不久，又将之调入京城。入京后的尹昌衡如无根之萍，险些遭杀身之祸。原来，赵尔丰之女嫁给了袁世凯之子，难免要为父报仇；而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是老袁的好友，一直在为其弟申冤。在这些人的活动下，袁世凯于1914年3月下令议恤前四川总督赵尔丰；同年8月，又下令褫夺尹昌衡的军职荣典。

所幸的是，当时的陆军总长段祺瑞与尹昌衡有师生之谊，在其保护下，北洋政府才以“亏空公款”的罪名轻判尹昌衡有期徒刑9年结案。1916年袁世凯死后，尹昌衡被特赦出狱，从此退出政坛，当年的叱咤往事也就渐成烟云，后于1953年病死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