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原来是这样——买官者的革命：吴禄贞的非常之死

1911年11月7日凌晨一时许，石家庄车站内突然枪声四起，一位身着高级将官服的年轻将领被杀，首级也被割了下来，不知去向。在这个寒意袭人的北方秋夜，受害者并非他人，正是第六镇统制、刚被任命为山西巡抚的吴禄贞。当晚同时遇害的，还有其副官周维桢与参谋官张世膺。让人捉摸不透的是，凶手竟是跟随吴禄贞多年的亲信、骑兵营管带马步周。

据时人追忆，吴禄贞三人当晚借住在站长办公室。夜深人静之时，吴禄贞仍在批阅文件，突然骑兵营管带马步周叩门而入，并高呼：“报告大人，听说统制升任山西巡抚，特来向大帅贺喜！”话音未落，凶手屈膝下拜，顺势从靴子里拔出手枪，向吴禄贞连连射击。骤不及防之下，吴禄贞已是连连中弹，但他仍强忍剧痛夺门而出，孰料门外已埋伏多名杀手，吴禄贞再遭重击，命赴黄泉。

凄厉的枪声划破夜空，与吴禄贞仅一墙之隔的车站司令谢良翰被惊醒后，发现“该凶手等即在车站前面向空鸣枪”，住在不远的晋阳旅社的孔庚等人也回忆说，“外边枪声很紧张”，“炮声如联珠”，而住在距车站不远的英美烟草公司楼上的张厚琬则称，“一夜枪声不息，天明始停”。很显然，这场离奇的刺杀事件已演变成了一场兵变。

吴禄贞，字绥卿，生于1880年，湖北省云梦县人。吴父为私塾先生，家有薄田十余亩，家境一般。吴禄贞少时读书勤奋，后考入湖北武备学堂。1898年，与陈其采、张绍曾等40人被清廷选送到日本留学。这批军事留学生先入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两年，之后按各自科目进入日本陆军各联队实习。经半年的入伍锻炼后，吴禄贞等人进入日本士官学校。1902年，吴禄贞等人毕业回国，之后受到了清廷的极大重用。

在日期间，很多留日士官生接触了革命思想，一些人甚至加入了革命组织。以吴禄贞为例，他曾在留日学生中发起组织“励志会”，据说还加入“兴中会”。1902年回国后，吴禄贞先后担任武昌武普通学堂教习、会办，其间与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多有接触。1906年，吴禄贞受命前往新缰伊犁考察新军，途中因“失仪”而险遭不测。原来，吴禄贞在路过兰州时，竟以便服谒见陕甘总督升允，升允认为他有意轻慢而将其扣押，并致电军机处称吴禄贞“冒充钦差，沿途欺诈勒索，无所不为”，之后又密谋将其“就地正法”。后在陆军部的协调下，吴禄贞才得以释放，但监督之职被撤。

1907年，吴禄贞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赴奉天任军事参议，不久又任延吉边务帮办。两年后，吴禄贞升任延吉边务督办并任陆军协都统。这一年，吴禄贞30岁，他曾在寿宴上赋诗一首：“乘搓直达沧溟东，家在潇湘云梦中，锦瑟年华同逝水，筹边事业等雕虫。剑横玉塞昆仑月，马渡阴山瀚海风；三十功名尘土耳，一江冰雪笑渔翁。”从性格上说，吴禄贞为人专断，不为人下，生活上则不拘小节，曾纳娼为妾并热捧戏子（传有断袖之癖且与马步周关系暧昧），平时花钱如水，破费良多。

民国后，冯国璋曾指责吴禄贞的第六镇统制之位系“花钱买来”，并暗讽军谘府大臣载涛少不更事，为其蒙骗。此事说来诡异，吴禄贞既是革命志士，何以会去买官（1907年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亦有买官行为）。倒是有这么个说法，吴禄贞在京期间，其左右李书诚、黄恺元等为之出谋献策，并由黄恺元为之筹措白银二万两，贿于庆亲王奕劻，这才于1910年12月底得任为陆军第六镇统制——可买官的人为什么会革命呢？

武昌起义后，各省局势风云变幻，不到三周的时间内，湖南、陕西、山西相继宣布独立。就在山西爆发革命的当天（10月29日），清廷后院起火，原本打算调往武汉前线镇压起义的滦州新军爆发“兵谏”，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及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倾向革命的青年将领电奏清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等12条要求——滦州新军朝发夕至，祸起肘腋，清廷焉得不慌？

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时，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曾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兵谏”当晚，清廷即委派吴禄贞亲赴滦州，“劝导”张、蓝二人不得轻举妄动；而朝廷这边，摄政王载沣在以溥仪名义下“罪己诏”的同时，又以人类立宪史上最快的速度颁布了《十九信条》（宪法草案）并赦免了戊戌以来的一切国事犯，以此作为对“滦州兵谏”的回应。

清廷派吴禄贞去安抚滦州新军，颇有些吊诡。据说，吴禄贞在武昌起义之前即打算利用“永平秋操”的机会，与“诸革命同志秘密决议，乘此秋操，新军实弹射击，先将禁卫军扫清，再整军入京”，但事与愿违的是，清廷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叫停了这次军事演习，此议无疾而终。

据清廷密探的报告，吴禄贞到滦州后曾在军中演说革命大义，士兵一片欢腾，但在随后的电报中，吴禄贞又向清廷报告称“诸军悉安堵，以驰其备”。在其背后，吴禄贞与张绍曾等人制定了一个联合北方新军直捣北京的计划，其中以滦州张绍曾部为第一军，奉天蓝天蔚部为第二军，新民屯卢永祥部为第三军，三军会师丰台，逼迫清廷逊位。

山西学者景占魁在《阎锡山传》中称，在吴禄贞离开滦州前往石家庄时，军谘府第三厅厅长陈其采将吴、张等人的计划密告清廷（一说是二十镇协统潘矩楹告的密），清廷闻讯后急调滦东各路大军集中京外，随后又将滦州的火车车皮全部调回，以阻联军北上。

由于清廷的《十九信条》满足了“滦州兵谏”的大部分要求，滦州新军陷入“出师无名”的境地，而“兵谏”的主使人张绍曾游移不定，最终在压力下弃职而走。最不可解的是，在吴禄贞已被怀疑为革命党的情况下，他随后仍被清廷任命为山西巡抚（原巡抚陆钟琦在革命中被杀），并奉命前往绥靖民军。

吴禄贞从滦州出发之前，清廷已派出第六镇第十二协（旅）和京旗一标（由旗兵组成的一个团）前往石家庄，以防民军进攻北京。在吴抵达石家庄后，山西民军已进驻娘子关，此地离石家庄70里，中间有正太铁路相连。

11月4日，吴禄贞下令拦下一趟途径石家庄的军列，车上的粮饷弹药均被扣留，此举令清廷大为震惊，坐镇武昌前线督师的袁世凯也为此感到坐立难安。原来，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被授予前线军队的一切指挥大权，而在“滦州兵谏”后，袁世凯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两天前（11月2日），北洋军攻下汉口，袁世凯本想就此入京赴任，但军列被截的事件发生后，袁世凯立刻顿足不前，在他看来，吴禄贞既然敢截取南下军列，那他北上路过石家庄时，未必不会成为吴禄贞的瓮中之鳖。

袁世凯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两天后（11月6日），吴禄贞率参谋官张世膺及革命党人何遂、孔庚等人与阎锡山等人会晤于娘子关。据阎的回忆，吴禄贞对山西革命大为称颂，并称“大局所关，尤在娘子关外，革命之主要障碍为袁世凯，欲完成革命，必须阻止袁入京。若袁入京，无论忠清与自谋，均不利于革命，望公以麾下晋军开石家庄，共组燕晋联军，合力阻袁北上”。会后，吴禄贞被推为“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然后两军“宣布反正，南断黄河桥，以杜清军第一军后路，东与第二十镇联合，两军直捣北京”。

吴禄贞的计划仍是“永平秋操”时密谋的翻版，只不过又加入了山西民军的有生力量。于此非常之时，在此非常要地，如果“燕晋联军”计划得以实现的话，清廷的垮台势必在指日之间，由此也不会有后的南北议和及袁世凯逼革篡清之事，但在此局势微妙之时，吴禄贞却被离奇的刺杀于石家庄车站。

那么，刺杀吴禄贞的主使人是谁呢？是清廷，是袁世凯，还是另有其人？历史学者李惠民曾总结了“吴禄贞被刺”的五种说法：

1、负有监视之责的第一镇旗兵发现吴禄贞联合山西民军准备进攻京城后起兵杀吴；

2、清廷得知吴禄贞的的起义计划后，派人前往刺杀。

3、吴禄贞的行动构成了对袁世凯的重大威胁，后者指使心腹前往杀之。

4、袁世凯与清廷共同策划并派人到石家庄将吴杀死。

5、吴禄贞被人报私恨所杀。

“袁世凯主使说”通常把路径指向原第六镇协统周符麟，系周指使骑兵营管带马步周实施了具体的刺杀行动。周符麟原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吴禄贞在上任第六镇统制后将其撤职，两人结下怨仇。从动机上看，袁世凯指使周符麟去刺杀吴禄贞似在情理之中，而吴禄贞死后，周符麟立刻官复原职（重任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更令人怀疑其中必有幕后交易。不过，从事变的时间地点来看，周符麟似乎并不符合。

目前能够证明的是，周符麟并不像某些回忆录中说的那样亲自指挥了刺杀行动，因为当时他根本就不在石家庄。据时任陆军部秘书科科长并随清军南下的恽宝惠说，吴禄贞被杀时周符麟在汉口第一军司令部，而陆军部档案中收录的周符麟所发电报也可以证明他本人当时并不在石家庄。事变后，阎锡山也认为，“与一般所传刺吴将军者为周旅长符麟微有出入”。

如周符麟并不在现场，那“袁世凯指使周符麟刺杀吴禄贞”或“清廷指使周符麟刺杀吴禄贞”的两种说法就有些站不住脚，当时的通讯条件（电报均有据可查）和事变的瞬息万变，远在汉口的袁世凯或周符麟都无法预知吴禄贞与阎锡山“燕晋联军”的密谋，更无从指挥这一重大行刺事件。毕竟，动机和事实并不能完全划等号。

陆军部档案收录了周符麟于11月9日所发的另一封电报，电文是：“麟于本日下午到石家庄”，这份电报可以证明，周符麟是在吴禄贞被刺后的第三天才达到石家庄。作为一个合理的推测，如果周符麟当时真在石家庄，那在吴禄贞被刺死后，他势必会出来控制局势而绝不会任由第十二协退往栾城，而正是在这两天里，山西民军三度出入石家庄，并将吴禄贞所截军火轻松运走。

民国后，原军谘府大臣、贝勒载涛提出“报私仇说”，其中是否有隐讳不得而知，而事后革命党于右任所办的《民立报》直指吴禄贞被刺系良弼之阴谋。据说，良弼在武昌起义后即对吴禄贞有所怀疑，并派人侦察其左右，而在吴禄贞被刺后的当天清晨，良弼即至军谘府询问石家庄有电来否；电报来后，良弼入室亲自翻译，不假以示人，此举颇为诡异。可惜的是，良弼在1912年清帝退位前即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其中吊诡，多因此而起。

至于杀手马步周，说来也颇为出人意料。马毕业于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后隶于吴的部下，吴禄贞对他信任有加，屡加提擢，当时以骑兵营管带兼领卫队。吴禄贞怎么也不会想到，杀害自己的人竟然是他。马为人风流倜傥，但极好赌，经常负债累累，正因如此，他才可能被人收买。据说，马步周事后立刻为其相好的某妓赎身，其赎金何来，可想而知。

马步周干这一票到底拿到了多少钱，目前也是众说纷纭，有说二万，也有说三万，还有说五万的。段祺瑞的谋士曾毓隽在《忆语随笔》中记载，段祺瑞率兵到达石家庄后，有人挖出吴的首级向官复原职的周符麟请赏，周向段祺瑞汇报，段称“此案中央作如何处理，尚不可知，汝与之五千元，告其速去”。段祺瑞说这话时，曾毓隽就在旁边，系亲耳所闻。民国后，北洋政府并未追查此事，但马步周自此无人敢用，最终瘫痪潦倒而死。

据事变亲历者何遂后的回忆，事发时他正在酣睡，忽然被一阵枪声惊醒，窗外有人高喊：“兵变，兵变！”惊诧之余，他冲出门外，这才发现时值午夜，但站台上却一个卫兵都没有。等到他冲进站长室，吴禄贞早已身首异处，而当他跑到附近的守军处求援时，竟然遭到对方的枪击。大事不妙下，他急忙奔向效外的晋军宿地，但等到那里一看，完了！晋军的营帐虽在，但早已空无一人。

在吴禄贞与阎锡山等人达成联合之后，晋军（即山西民军）一小部（约二百余人）即随吴前往石家庄，以便吴禄贞作为“招抚”的成绩上报清廷。但京旗一标及第六镇军官对山西民军十分对立，因而晋军在车站西面七里处扎营。在当晚的事变中，由于事起仓促，形势不明，晋军闻变即连夜退回娘子关，京旗一标也在当晚退走正定，以防对方攻击。至于第六镇官兵，当时也是逃亡过半，秩序大乱。次日，晋军出人意料的再次出关，并将吴禄贞截下的军火、粮食及吴的尸身运回娘子关，而原先预备犒赏三军的数千斤馒头及上千斤猪肉均被乱兵乡民抢掠一空。

表面上看，吴禄贞的被杀是马步周率小队突袭的结果，但其背后却有更深层的原因。北洋第六镇系袁世凯一手练成，前三任统制（王士珍、段祺瑞、赵国贤）均为袁之心腹，镇内的中上级军官也大多是“小站练兵”的出身，标准的北洋系。吴禄贞上任第六镇统制后，镇内军官大多不服，原因有二：一是吴禄贞年纪轻轻即身居高位，其来路不正，据说该职位系花2万两银子买来；二是在载涛任军谘府大臣后，为排挤北洋系军官而重用留日士官生，吴禄贞实际上是亲贵派向北洋军“掺沙子”的产物。由此，吴禄贞遭到第六镇军官的反感也就毫不奇怪了。

第六镇是老部队，多年积累形成的关系盘根错节，不易控制。吴禄贞上任后，发现第六镇如铁桶一般，于是想用人事调整的办法来打破原有体系，以便自己逐步控制第六镇。镇中的两位协统，李纯与周符麟都是袁世凯时期的小站旧人。李纯科班出身，年富力强，在镇中威望很高，吴禄贞不敢动，于是他就拿暮气已深的旧式军人周符麟（当时已56岁）开刀，说他“烟瘾甚重，行同盗贼”，要求将之撤换。请求被否后，吴禄贞写信给陆军部大臣荫昌，指责其“只知作官，不尽职守，有负国家委任”，后又到陆军部大吵大闹，这才将周免职。之后，周符麟被调往第一军，据说曾磨刀石上：“他日必宰了这小子！”

周符麟虽然被免，但陆军部并未批准吴禄贞所提名的人选，而是暂由二十四标统带吴鸿昌升署周符麟的协统位置，吴禄贞为此大失所望，力争而未果。吴禄贞的做法实则又得罪了一个人，这就是升任协统的吴鸿昌，这也为后来的石家庄事变埋下了伏笔。当晚的事变，如果没有吴鸿昌的默许，似难想象。

“协统撤换”事件后，第六镇的各级军官不免人人自危，各怀去志，由此与吴禄贞积怨匪浅。吴禄贞这边则因计划不能实现而惘然若失，他在镇内虽然“贵为统制”，但实际上是个“空杆司令”，对部队毫无控制力。由此，吴禄贞心灰意冷，他更多是呆在北京“与朋侪饮酒赋诗，借以清除胸中的积闷”，而很少到保定去过问第六镇的事，与属下官兵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在被刺杀的前夜，吴禄贞还对人说过，“第六镇是靠不住的”。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吴禄贞与下属的对立关系无疑是当晚事变的重要原因。但从各种因素来看，吴禄贞的被刺决不仅仅是“个人怨仇”或“凶手被收买”这样简单。据说，吴禄贞在11月6日回到石家庄后，即召开第六镇中级以上军官开会，其中微露“革命之意”。按吴的计划，他打算在次日犒赏三军时召开大会，届时向士兵演讲“革命大义”，以逼迫各级军官服从革命。但吴的意图很快被第六镇中上层军官所识破，这大概是吴禄贞当晚即被刺死的原因。

吴禄贞被刺死后，“燕晋联军”的计划在无形中宣告瓦解，清廷解除了一个近在咫尺的威胁，而袁世凯也得以扫除障碍，顺利进京掌控大局。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1924年在与人谈起马步周时说，“马蕙田（马步周，字蕙田）是英雄，够朋友，他的行动省了不少的事。”此话大意，似应做以上解。

许多年后，孔庚在悼忆吴禄贞时说：“（吴）是个雄才大略、辩才无碍的人，尤其是识见过人，热心爱国。假使他这次（燕晋联军）的事能成功，袁世凯当时决不能存在；北洋派也不至祸国十余年；民国成立，必另有一番气象。”

吴禄贞的尸身被晋军抢回后，由于其头颅不知去向，阎锡山后请一位高明的木工做了一个木人头，安放在其尸身的颈腔上。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吴禄贞与革命宣传家、瘐死租界监狱中的文弱书生邹容一起被追认为为“大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