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原来是这样——难缠的“国辫”：一剪了之

清朝之前，汉人对薙发（剃发）极忌讳，只有犯罪或出家当和尚不得已而削发，否则头发不能剪也不能剃。如古代之“髡刑”，剃发即为惩罚手段，而太史公司马迁说的“剔发受辱”，亦有此意。曹操出征南阳，因座马惊奔踏了道旁禾苗，触犯了自己所定的“践苗者斩”之禁令，“割发权代首”，这一自惩，力度已不算小。

清初之“薙发令”，一言而蔽之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大大伤害了汉人的感情。汉人们反抗的未必是留辫，因辫子无非发式，或缠或绑并不重要，但将前额头发剃去，则于传统大为相背，特别在头发剃去后，额面露一光溜溜的大瓢，这就像被刺字一样，几乎是一种失败与耻辱的标志，而满人统治者要的就是这种归顺的效果。

“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薙发令”一出，士人们义愤填膺，视之为奇耻大辱，随后各地纷纷造反，满洲铁骑则大兵压境，江南一片血雨腥风。其中，尤以江阴反抗最为激烈，史传“江阴十日”，其杀戮可谓惨矣。

有武力做后盾，剃头也就成了垄断行业。于是乎，剃头师傅们奉旨剃发，摊头旁边竖一旗杆，挂起“薙发令”的醒目布告，旁边还站一清兵，腰间跨把刀，看到谁额上有发，即抓来剃头，谁敢不从，就砍了脑袋挂在旗杆上。久而久之，汉人剃发成了习惯，摊头上也不用挂布告，站岗士兵也撤了，旗杆上也没了人头，但放旗杆的剃头架倒保留了下来，可以放放磨刀石、磨刀布之类。

鞭子史的血腥还不仅于此。太平军造反时，鞭子又成了重点打击对象。建都金陵后，太平天国颁布了同样严厉的“蓄发令”，不过这次成了“剃发不留头，留头不剃发”，想保住颈上脑袋，就得留起前额头发，否则即为“清妖”（太平军绰号“长毛”即由此而来）。只是，太平军经常打了跑，跑了打，等湘军追来，看谁额前留发，抓住也要杀头，老百姓这下可倒了血霉了。有些聪明人搞起了两面派，让额前头发长出一点点，不伦不类，两边应付。最糟的就是阿Q这样的，因脑袋上长了瘌痢生不出头发来，结果被认为是违令不遵给咔嚓了。

说来好笑，太平军中按资排辈，不看别的，就看额前头发，头发长的自然参加起义早，起义晚的自然头发短，一目了然。“长毛们”被镇压下去后，辫子收复山河，直到清末留学潮与革命党的兴起，“国辫”的地位才再次受到挑战。革命党是最早剪辨的，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其逃至日本横滨即将脑后辫子剪去，而更大的剪辨潮，则来自庚子年后众多的留日学生。

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自信心突然爆棚，报上的刻薄文人将清国人之辫讥为“豚尾”，一些日本顽童甚至当街追逐侮辱带辫之中国留学生。受辱之后，一些留日学生开始剪辫并形成革命风气，当时有个南洋学监姚文甫（对留日学生进行管理的留学监督），其为人媚上欺下，生活上有伤风化，后被邹容、张继等革命学生强行剪辫，牺牲的辫子次日还被悬挂在中国留学生会馆前，上面大书：“姚文甫之辫！”姚因此而被撤差，而继姚之后，新任南洋学监的沈兆宜也因与学生发生冲突而遭剪辫，革命学生之猖狂，可见一斑。

民国记者包天笑在回忆录中说了两个剪辨的笑话，某留学生自日本留学回国后，装了条假辫子蒙混过关，他家有个女佣不知主人已归，见后惊告同伴：“少奶奶房里来了个和尚！”众皆大笑，此兄想必已真相毕露矣；另一个笑话说两江总督端方的儿子，在日本留学时把旅费、学费挥霍殆尽，向老头子要钱时被拒，这小子就说：“你不给，我就要剪辫子了！”端方一急，便汇了一千块钱过去——满洲人怎能自剪“国辫”呢？

清末剪辨非但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技巧。《官场现形记》第53回描绘了这样一个剪辨场面：安徽某大员的儿子要出国留学，剃头师傅拿起刀来哗擦擦两声响，从辫子后头一刀下去，一大片雪白头皮露了出来，旁人骂道：“再照你这样剃法，不成了个和尚头吗？外国人虽没有辫子，何尝是和尚头呢？”剃头的吓得跪在地上：“小的自小吃的这碗饭，实在没有瞧见过剃辫子是怎么样剃的。小的总以为既然不要辫子，自然连着头发一块儿不要……”

据某化名“一勺”的南京陆军中学学生回忆，清末时革命排满之风弥漫学府，学生们对清初“薙发令”所强迫留传的“豚尾”深恶痛绝，一时剪辫之风行于全校。两江总督端方虽号称开通，仍不同意剪辫子，后任总督张人骏尤腐化顽固，多所诛求。故已剪者复制一假辫，假辫有两种：一则周围刘海，覆于顶上，后拖长辫，形颇逼真；一则以假辫缝缀于军帽后沿。前者价三元，后者稍贱，理发匠大发其财，直至辛亥，此风始革。

广西陆军小学毕业生李宗仁则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服饰是十分别致的，学生多数拖着一条长辫子，却穿着现代式的陆军制服和皮鞋。今日回想起来，虽有不调和之感，但在那时是觉得十分神气美观的。我们的留日教官，以及少数得风气之先的梧州籍同学，间或有将辫子剪去的。也有少数将后脑剃光或剪短，把前面的头发编成辫子，再把辫子盘成一个饼，贴在头顶上，然后戴上军帽的。但他们在寝室内或操场上脱掉军帽时，却倍觉难看。新军有留辫子也有不留辫子的”。

国内最早提出剪辫倡议的是康有为。早在1898年，康即向光绪提出“剪辫易服”的建议，但未及讨论，变法即告失败。据莫理循记载，中国新军剪辫始于1905年岁末，原因是士兵改穿紧身军服，而为方便起见，北京街头的警察也同样被允许将辫子剪短三分之二（但不是剪除）。莫理循同时又称，当时士兵一般不愿意剪，要由军官带头，没辫子的军人，在大街上常常到孩子们嘲笑（与日本顽童迥然相异）。

之后，辫子的“剪与不剪”问题引起了一场大讨论。1909年，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在奏折中直接提出了剪辨易服的主张，而几乎同时，回国述职的驻美公使伍廷芳也上奏请求剪除辫子。鉴于“国辨”的象征意义，清廷对于汤寿潜与伍廷芳的意见并未回应。但事实上，“剪辨”在清末的最后几年中已成风潮，譬如陆军部尚书荫昌在上任后即剪除辫子，这使得很多武备学堂及其他学校的年轻学生纷纷效仿，官长怪罪下来，他们就以荫昌事例作为辩护。至于那些从日本及欧美归来的留学生，他们中大多已是“牛山濯濯”（即已剪辨，不过很多人在回国后又在帽子后戴上一条假辫子遮人耳目）。

颜惠庆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一段他所亲历的滑稽戏：1910年清廷在保和殿举行第二次留学生归国考试，考生们身穿朝服，很多人的帽子后面则连缀着一条假辫子，监试的蒙古亲王那彦图见天气酷热而允许考生们将帽子摘下，结果在巨大的红色殿柱上，挂满了缝有假辫子的帽子，情形极为可笑……清廷对此也只是睁一眼闭一眼。

同年，从美国访问回来的皇叔载涛也公开表示认同剪辫，一时引发了京城的讨论热潮。1910年12月，资政院议员开会时，议员罗杰和周震霖明确提出“剪辫易服”议案：官员、士兵、警察、学生四类人剪辨，民众可自由选择；清廷应对国内外服饰进行考察，如果将来易服，只限于官员，且新服饰的衣料均采用国内产品；请摄政王和皇帝率先垂范，模仿赵武灵王和明治天皇，接受外国礼仪惯例。资政院议决时，认为“两案之主旨，皆以中国辫装妨碍运动，朝廷整军经武，非剪除辫发，改制冠服，不足以灿新天下之耳目”。

在此情况下，摄政王载沣不得不作出回应，但他采用的是模糊政策，声称“前经农工商部具奏，已降旨宣示中外矣，著仍遵照前旨办理，此奏即毋庸议”。载沣对资政院的请求模棱两可，他既不公开反对，又不明确允许，结果引发了一场混乱，剪与不剪，大家各行其是。1911年1月，伍廷芳在上海组织了一次大型活动，30个理发师为近千人剪除了辫子，结果引发了上海的剪辫热潮，一些擅长短发的日本理发师还趁机发了一笔小财。

剪发浪潮的蜂起使得学部不得不发布命令，要求各校停止剪辨行动，这才使得这场混乱稍稍平息，但在各大城市中，脑后无辫的年轻人自由出入于公共场合已被人视以为常，见多不怪了。1911年7月8日《时报》载有《上海之今昔观》一文，其中即称“前三年华人之剪发者尚寥若晨星，今则剧场茗寮之中触目皆是矣。”

革命期间，剪辫子既是一种时尚，同时又意味着风险。福建上杭革命时，革命党人傅柏翠等人加入同盟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剪辫子，以示与清王朝决裂，但他们回乡时，“庙会上看戏的群众见我们头上没有辫子，很感奇怪，纷纷把视线从戏台转移到我们身上来”。除诧异之外，一些人见了没辫子的革命党，感觉也有些许“惶恐”。

据当时在浙江湖州中学就读的矛盾回忆，武昌起义爆发后，原本秃头的学生反而戴起了假辫子，原因是担心被人认为是“革命党”而遭到不测。事实上，因剪辨而被杀的不仅有，而且为数不少，这就是张勋在南京所制造的惨剧。在南京第九镇起事失败后，张勋在城内大施拘捕，凡无发辫者即为革命党，就地屠杀，据说被杀者近千人，其中以年轻学生居多。司徒雷登当时正在南京任教，他也曾帮助学生缝假辫子出城。直到1911年12月7日，清廷下旨允许自由剪辫，因剪辫而被迫害的事件才告终结。

可怪的是，溥仪的洋帝师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说，辛亥革命时，一些满人完全忘记了是自己的祖先当年强迫汉人留起了辫子，他们反以为是自己的祖先模仿了汉人，因而在革命爆发时，他们剪去了自己的辫子，以示对汉人“造反者”的抗议。

剪辨是个过程也是一种个人自由，非一夜之间所能完成。事实上，强制的剪辨行为在各地引发了不少暴力事件。革命起家的山西都督阎锡山为做表率，他委托同乡好友康佩衍等人回家乡革命，其中以放脚、剪辨为主。康佩衍从自家开始革命，妻子不肯放足，他就威胁说，不放足我就枪毙了你；要给父亲剪辨，其父大骂，我叫你去东洋学本事，想不到你回来却要我的命。因行事过于操切，康佩衍等人引起了家乡父老们的公愤，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被千余人包围并叫嚣要杀老康，双方发生冲突并导致3人死亡。事后，还是靠阎锡山派兵将带头的几个豪绅抓走，事态才告平息。

类似的事件在民元还有很多，譬如山东昌邑县未经地方士绅同意而强行剪辩，结果引发暴力政变；广西独立的第二天，主要由湖南人组成的巡防营听说要剪辫，结果发生兵变，乱兵趁机抢掠；陕西安康也因剪辩而闹出血案，并再度激起风潮。1912年2月19日《申报》报道，湖南湘潭县城“剪辫者已十居其九，闻有一二未剪者不过顽固之乡愚”，有“一挑水夫尚垂发辫，该兵士迫令剪去”，结果推拉打斗下，挑水夫被殴致死。

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颁布“剪发令”，北京城一时传唱：“袁世凯，瞎胡闹，一街和尚没有庙。”所谓“和尚”，说的就是那些剃光头的新剪辨者。老舍在小说《我这一辈子》中说，某巡警给行人强行剪辫后，晚上走到背静胡同里却挨了突如其来的一砖头，被打瞎了眼睛而无处申冤，这似乎也说明一些民众对剪辨并不欢迎。就连最开化的城市上海，光复两月有余而辫子仍未除净。

徐永昌在回忆录中说，“民元春天，官厅社会，到处提倡剪发辫，即是官厅提倡，社会强迫执行。中国人向极自由，当蓄辫者走到街上，往往被人强剪发辫，侵犯自由，亦无如之何，政府事先毫无计划，事后亦不研讨，一任社会上骚闹。”

直到后来，官员们也搞出些花样，譬如在庙会、集市上搭棚设点，里面预备菜饭粥茶，见未剪发的便扭进棚内，强行剪辫。剪完后，便有官员长揖恭维道：“您剪发辫啦，大吉大利！请您棚里用饭吧！”因事起突然，有些人愤然而去，有的则一边捧着碗吃饭，一边哭辫子。有人走时还要将辫子捡回去，说是留着死后入殓时好放进棺材里，落个“整尸首”。

革故鼎新之际，有些人宁可不出门，也拒不剪辫，如成都在城门设点剪发（很多地方都是如此），一些人听说后吓得不敢进城，就像《阿Q正传》中说的，“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

金启孮在《谈北京的满族》中说，民国改元后，年轻人辫子剪得快是因打架方便，最开始剃光头，全是秃子；中年人剪得慢，老年人则很晚才剪，因怕冷。即使剪，后脑勺一般也留一围头发，以御早寒。坚决不剪辨的，倒是营房里的山东人。更黑色幽默的是，北伐时山东民谣反张宗昌的暴政，剪辫子即为其中之一，实则张宗昌主政山东时，距民元已有十余年，山东民间仍视剪辫为苛政，似有余愤焉。蒋经国1940年在赣州搞干部训练班时，也曾看到一个船夫仍旧留着辫子，当时他派了两个学员去劝他将辫子剪去，但船夫却说，今天日子不好，到明天再来剪，并答应剪了后去专员公署给蒋经国看。但此事似乎又没有了下文，至少蒋经国在其《训练日记》没有记载。

蒋梦麟在《西潮》中说，辛亥以前，大多数美国华人都留辫子，很多女人也缠足，但辛亥年后，美国的华人社会与国内情况差不多，辫子消失，缠足也逐渐消失。但有一点，清朝覆亡后，旗袍反而流行起来（应为改良版旗袍），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蒋梦麟是1917年回国的，有个长辈刘老丈跟他聊起民元见闻，说城里人一夜之间就把辫子剪去了，年轻人再穿西装，像是猴子！

留发是汉人的传统，薙发梳辫只是发型问题，从原始意义上说，剪辨未必是反抗清廷（前额蓄发才是），而是对儒家传统不适合现代社会的一种自然反应，毕竟蓄辫发不便活动，头发长了又容易污秽散乱，确实有碍卫生。而且，时代不同了，审美观也大相径庭。如今若有人在脑后梳个小辫，耳朵上再扎个眼，套个铜环，街上围观群众一定会指指点点的说，瞧！艺术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剪辨实际上是一种“符号的革命”，革命党人觉得剪掉辫子就是革命，正如六十年代后西方的年轻人认为蓄起胡子便是革命，实则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