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原来是这样——女界先锋：吕碧城风华绝代

清末民初有一位女性拥有众多的头衔，她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中国女权运动及女子教育先驱、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她就是吕碧城。

吕碧城祖籍安徽，其家族累代经商，不过父亲吕凤岐却是正宗的科举出身，他在中进士后入翰林院，后被外放为山西学政，吕碧城遂于1883年出生于山西太原。吕凤岐生有二子四女，二子为原配蒋氏所生，后四女为续弦严氏所生，吕碧城在其中排行第三。

吕碧城3岁时，父亲辞官还乡，定居于安徽六安。10年后，吕凤岐的意外病逝令整个家庭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原来，吕家的两个男孩均先于父亲去世，而按当时的宗法制度，女子是没有继承权的，因而族人找上门来，企图霸取吕家的财产。在族人的威逼下，孤苦无依的严氏母女最后只能放弃家产，离开曾经的家园。

在此之前，吕碧城本已许配，但经此家变后，对方竟提出退婚的要求。这对女方来说，当时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接连的剧变，让13岁的吕碧城倍受打击的同时也对世途的凶险与人心的险恶有了深刻的认识，而其后倔强自立的性格或因此而起。

无奈之下，严氏只能带着女儿投奔自己的兄弟严凤笙（天津塘沽任盐课司大使，八品官）。对于一个敏感而多才的少女来说，寄人篱下的生活想必是难熬的，而且这样的日子又过了9年。1904年春，舅父官署中某方姓秘书的太太要回天津，吕碧城听说天津已开办新学，于是央求她带自己一同前往。脑筋陈旧的舅父得知后，对她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说她不守妇道，并禁止吕碧城不许离开塘沽半步。

一时的激愤下，吕碧城逃出家门，只身踏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上车后，她发现自己两手空空，身无分文，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吕碧城在车上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贵人——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这位好心的女人听说了吕碧城的遭遇后十分同情，她不仅为她补了票，而且还将无处可去的吕碧城暂时安置了下来。

吕碧城的这一跑，竟然跑出了一个奇异的人生。经打听后，吕碧城得知那位方太太住在天津《大公报》报馆中，于是写信向她求援。机缘巧合的是，这封信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看到，他对吕小姐的文才与胆识大为激赏，随后亲自前来拜访。两人相见后，言谈甚欢，英敛之得知吕碧城的困境后当即拍板，聘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而这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位女编辑。

英敛之出身正红旗下，1902年创办《大公报》后一直致力于介绍新知，倡导改革，可谓旗人中的开明人士。在其鼓励下，吕碧城随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大量诗词及政论文章，由此在京津文化圈中迅速走红。

吕碧城素有家学渊源，其诗词格律谨严，文章神采斐然。据说她5岁时，有一次父亲见风拂杨柳，于是随口吟了一句上联“春风吹杨柳”，话音刚落，吕碧城即脱口而接道：“秋雨打梧桐”，反应之速，对仗之工整，令周围人大为惊讶。还有一次，诗词名家樊增祥无意中读到吕碧城的一首词：

“绿蚁浮春，玉龙回雪，谁识隐娘微旨？夜雨谈兵，春风说剑，冲天美人虹起。把无限时恨，都消樽里。君知未？是天生粉荆脂聂，试凌波微步寒生易水。漫把木兰花，错认作等闲红紫。辽海功名，恨不到青闺儿女，剩一腔豪兴，写入丹青闲寄。”

樊增祥与吕父系同年进士，当他得知这首好词竟然出于12岁的吕碧城之手时，忍不住拍案叫绝，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为此，他写诗称赞：“侠骨柔肠只自怜，春寒写遍衍波笺。十三娘与无双女，知是诗仙与剑仙？”

清末时期，随着各项新政的次第铺开，各种思潮也由此鼓荡而来，其中就包含了女权主义。在《大公报》任职的初期，吕碧城的诗词多注重女权的抒发，如盛传一时的《满江红·晦暗神州》，开篇即唱：“晦暗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全词紧扣词眼“女权”，充分宣泄了清末新女性追求解放的强烈愿望。

《大公报》是当时“华北第一报”，在这种新兴媒体的助力下，吕碧城发表的系列作品很快引起了众多的关注，名流们也都纷纷唱和，一时间，“吕碧城”成了一个新闻人物和热点话题。

清末女界有一段“南北两碧城”的佳话。原来，吕碧城在天津成名之时，秋瑾正与丈夫王子芳寓居在京，之前她也有诗文署名“碧城”流传。在《大公报》的“碧城”佳作叠出时，秋瑾曾慕名前往《大公报》馆拜访这位“北碧城”。据吕所忆，秋瑾会面后“慨然取消其号”，两人相谈甚欢。

秋瑾赴日留学后，曾写信劝她加入革命，但被吕碧城婉拒。1907年秋瑾遇难后，诸报噤声，吕碧城用英文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的报纸上，后还作诗追怀好友，其末尾两句为：“尘劫未锁渐后死，俊游愁过墓门前”，以寄托哀思。

1908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崩逝，正当全国举行“国丧”之时，一首名为《百字令》的词却在私下悄悄流传：“排云深处，写婵娟一幅，翠衣轻羽，禁得兴亡千古恨剑样英英眉。屏蔽边疆，京垓金弊，纤手轻输去，游魂地下，羞逢汉雉唐鹅。”这首词，实际上是说慈禧太后主宰朝政近半个世纪，却把大好的中国搞得一团糟，如今到了阴曹地府，一定羞于与吕后、武则天相见。此词正出于吕碧城之手。

吕碧城虽然对清廷不满，但她并不是革命党。吕碧城主张女权，但从思想上来说，她并不激进，正如英敛之所评价的，吕碧城“能辟新理想，思破旧锢蔽，欲拯二万万女同胞出之幽闭羁绊黑暗地狱，复其完全独立自由人格，与男子相竞争于天演界中”。

《大公报》上，吕碧城对积淀千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痛加批驳，她在文章中反复提倡妇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正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一文中说的，“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在她看来，男女平权不仅解放了妇女，更重要的是“使四百兆人合为一大群，合力以争于列强，合力保全我二万里之疆土。”在其文章中，吕碧城已将“兴女学”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

1844年，英国东方教育促进会在宁波创办了一所女子小学，这也是中国女学的创办之始。但是，当时的女子学校大多与教会有关，学生主要来自贫困家庭，人数也很有限。1904年，旗人女子惠兴创办杭州贞文女校，第二年，学校因资金困难而面临关闭，杭州八旗官员却拒绝提供援助，惠兴在绝望之下，为抗议同胞的冷漠而自杀身亡。惠兴的死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女子教育问题也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

1907年，清廷颁定女学章程，承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开女智、兴女权”，最主要的途径是兴办女学，让更多的妇女走出家门接受现代教育，吕碧城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幸运的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当时正积极推行新政，尽管学部的“癸卯学制”未将女子教育列入正规学校体系，但袁世凯对女子教育仍颇为重视。

在英敛之的帮助下，吕碧城在筹办女学过程中结识了严复、严修、傅增湘等津门名流，进而获得了天津道尹唐绍仪乃至袁世凯的鼎力支持。1904年11月，北洋女子公学正式开学，吕碧城出任总教习（教务长），傅增湘为监督（校长）。两年后，北洋女子公学更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年仅23岁的吕碧城升任监督，这在当时尚属首例。

“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将来尽各自的力量”，尽管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只有十余人，但吕碧城提出的教育理念影响了民国后的诸多女杰，如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等，她们都曾亲聆过吕碧城的授课。最有意思的是，当年责骂她的舅父严凤笙后“因事被劾去职”，袁世凯指定他协助外甥女吕碧城参与筹备女学事宜，严虽无地自容，但也只好“忍气权从”。

作为清末“女界闻人”，吕碧城不仅热衷于提倡女权、兴办女学，她也同样热心于公益。1911年奉天发洪灾，吕碧城与海上诸女发起女子赈灾会，并亲撰通告。辛亥革命胜利后，令吕碧城等女权主义者感到失望的是，1912年《临时约法》对女权问题未置一词。为此，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人跑到南京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愿并强闯议事厅，在遭到警卫的阻拦后，这群愤怒而勇敢的女志士们将其门窗玻璃给砸了个稀巴烂。

数日后，六十多名女界代表再次来到临时参议院并闯入了议事厅，闹到最后，议长林森不得不向军队求救，事件才得以平息。同年8月，同盟会在京举行改组大会时，因新党章中将“男女平权”一条取消，原同盟会员沈佩贞等人一怒之下竟冲上主席台，当场奉送了主持会议的宋教仁几个大耳瓜子，会场为之骇然。

或许是出于失望，或许是出于报答知遇之恩，1912年清帝退位后，吕碧城在袁世凯的邀请下离开教育界改任总统府机要秘书。但是，失望之后还有更多的失望，在袁世凯称帝前夕，吕碧城辞职迁居上海，而在“洪宪帝制”失败后，她也不免为世人所非议。回沪期间，吕碧城行陶朱之学，获利颇丰。1920年，吕碧城飘然出国，后漫游于欧美各国并定居于瑞士的日内瓦湖畔。在这段时期，吕碧城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并先后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

令人不解的是，吕碧城虽姿容优雅却终身未婚。有人说，这是因她早年被人退婚而留下阴影所致，但这只是部分原因。事实上，后与之交往过的社会名士不乏其人，如英敛之、杨志云等均与其有过感情纠葛，但吕碧城却宁愿独身终老而不曾踏入婚姻的大门。

与吕碧城最有可能发生婚姻关系的是给予她知遇之恩的英敛之。但遗憾的是，英敛之一则已婚（其妻淑仲还是皇族，）；二则是旗人（尽管当时“满汉不婚”的禁令已打破，但民国前满汉通婚的仍极少），以吕碧城的个性，也决不能容忍自己作为“妾”出现。

作为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吕碧城个性既强，遇事也极有主见，随着其知名度的一步步提高，其与英敛之的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在一些事情上，两人难免会出现矛盾争执乃至于言语失和的情况。事实上，英敛之对吕碧城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欣赏与好感逐渐变为不耐和反感，其日记中甚至出现斥之为“不通”、“虚骄刻薄，态极可鄙”的词句。

1908年，《大公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师表有亏》的短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某校数名教习打扮妖艳，不中不外，招摇过市，有损师德。由于当时的女教习人数很少，打扮妖艳者更是屈指可数，而吕碧城则性喜奢华，打扮新潮，英敛之此前对之颇具微词。吕碧城读了这篇文章后，或因内心敏感，或是借题发挥，她随即在《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了言辞激烈的反击。

事后，英敛之在日记中记道：“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永不来馆。”由此，两人的关系彻底走向了破裂。

吕碧城早年遭遇退婚，之后在英敛之的帮助下成名，而后者对她也颇有好感，其情感难免复杂，而以其独立偏执的性格，更是难以在相处中感受自如。之后，吕碧城索性借题发挥并与英敛之乃至《大公报》一刀两断，其中奥秘，恐怕还是一种不自信与不安的表现。作为一个在婚事上受过伤害的女人，吕碧城对于之后的感情和婚姻往往抱着小心翼翼的试探态度，一有阻碍，即知难而退。

民国后，英敛之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并致力于慈善教育事业，他先后参与创办了香山慈幼院和辅仁社。尽管二人后恢复来往并互通书信，吕碧城还一度前往香山探望英敛之，但相比于当年津门相谈甚欢、笑语盈盈的情景已是隔去三秋。1926年，英敛之因病去世，而吕碧城当时已在异国天涯。

如同现代都市中的女金领，吕碧城在事业、才情、样貌、金钱四者一样不缺，她能看上的人屈指可数，而被看上的人，往往又“使君有妇”。当友人问及于此时，她自称“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诗写得不错，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

曾有人说她是袁克文（袁世凯的二公子）的红颜知己，吕碧城笑而不答，稍倾曰：“袁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对此，有着师生之谊的严复批评她“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而其最终的结果是，一生未婚。

1929年后，吕碧城开始一心向佛并致力于“戒杀护生运动”，她曾著有多本佛学作品。1939年后，吕碧城在欧战的硝烟中返回香港，后于1943年辞世，年61岁。此时的香港，同样在战火之中，吕碧城遗命不留尸骨，骨灰和面为丸，投于南中国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