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原来是这样——难为张謇：状元反水为哪般

1911年10月4日，为庆祝大生集团扩展到了长江中游地区，张謇前往武昌出席湖北大维纱厂的开工典礼。在抵达江城后的一周里，张謇遍访鄂中大员，又与立宪派的同道中人畅谈国事，心情很是愉悦。10月9日中午，张謇应湖北咨议局的邀请赴宴，晚上又受到湖广总督瑞澂的宴请，当晚九点才回寓休息。

就在这一天，张謇还忙里偷闲买了一对孔雀，又问友人要了一对锦鸡，打算拿回去充实南通博物苑。但到第二天，武昌突然全城戒备并一度关闭了所有城门。直到上午十点，张謇才得以出城前往汉口（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于当天凌晨被杀，枭首辕门）。

到汉口租界后，张謇再次看到了歌舞升平的景象，而这一天他又受到了汉口士绅商人们的热情款待，一直应酬到晚上八点，张謇才被送上“襄阳号”轮船，准备返程。阴错阳差的是，“襄阳号”这晚耽搁到晚上十点才开船。很多年后，张謇仍清楚的记得：“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张謇所看到的，不是其他，正是武昌起义的熊熊大火。

张謇生于1853年（咸丰三年），江苏通州人（今南通），在其兄弟中，张謇明显聪慧过人，他4岁启蒙，5岁即能背诵《千字文》而一字不差。15岁时，张謇首次参加科考，因其祖上三代无人获得功名（即所谓“冷籍”），为免受学官歧视，张父与如皋县某张姓人家交易，“酬以钱两百千”（即两百吊）而冒张家子弟名应试（张家三代内有功名，这种做法有些类似于当下的高考移民）。殊不知，这给张謇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张謇初上考场，县试、州试均顺利通过（秀才考试须经县试、州试、院试三场），但州试成绩取在百名开外。回去后，其师大骂，“若千人应试，定额九百九十九，那不中的人就是你”。张謇羞惭至极，到家即在窗户和帐顶上“并书九百九十九为志”，读书累困之时，每见所书则泪流不止。经数月的发愤苦读，张謇最终以第二十九名顺利通过院试，考中秀才。

按说这是件开心的事，但如皋那户张姓人家性本狡黠，他们见张謇中了秀才，于是借“冒名”一事大做文章，并向张父反复要挟勒索，如不遂愿即要告上公堂。之后5年中，张家饱受其苦，竟为之负债上千两银子，几乎倾家荡产。闹到最后，还是通州知州孙云锦出面调解，并将此事上报江苏学政，继而由礼部将此案了结，张謇这才得以重填履历，恢复原籍。

孙云锦对张謇的才华颇为赏识，之后将他推荐给了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张謇由此入幕军营。1880年，吴长庆移防山东登州，次年袁世凯来投（袁之嗣父袁保庆与吴长庆系至交），吴觉得小袁学识粗浅，遂命其拜在张謇门下学习。袁世凯在营中时，处理军务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但其“文字芜秽，不能成篇”，令张謇无从删改，深以为苦。

从个人禀赋来看，袁世凯是个做实事的人，他之前曾参加过两次科考，深知自己不是科场中人，于是果断地弃文就武，另谋出路。与袁世凯相比，张謇在科场中的运气也好不到哪去，他曾于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结果五售不中。直到33岁那年（1885年），张謇转赴顺天府乡试，这才取中第二名举人。

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张謇再遭磨难，他于34岁、37岁、38岁、40岁四次应考，均告落榜。最为好笑的是，当时翁同龢、潘祖荫等号称“清流”的考官们都有意把张謇录到自己门下，但每次都是误认他人，张謇反而一再落第。直到1894年，年届四十的张謇第五次进京应试，这才被取中为第六十名贡士。殿试时，翁同龢已是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等张謇交卷，并力劝其他阅卷大臣将其考卷荐为第一。利用帝师的特殊身份，翁同龢还特地向光绪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由此，张謇终于在41岁时得中状元。

不过，张謇的仕运也不咋地。他好不容易中了状元，偏偏又遇上甲午战败的沮丧之年。这还不算，其父又在当年去世。按清制，他必须回乡守制3年，这似乎也预示了他与仕途了无缘分。1898年守制期满后，张謇到北京销假，当时维新运动如火如荼，正当他想有一番作为时，其恩师翁同龢又被慈禧太后罢官。此事对张謇刺激极大，他在目睹了官场之险恶后决意远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张謇曾说：“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事实上，他也不是个适合做官的人。放弃仕途后，张謇投身实业，准备在“经济救国”中实现自己的报复。

以状元身份投身商海，史上并不多见，不过状元身份还是给张謇带来了一些方便。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张謇、陆润庠和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和镇江兴办企业，张謇一生的事业由此起步。颇值一提的是，陆润庠也是状元出身，而且比张謇早20年，当时他因母亲患病而回乡，但两年后他仍重归官场并累升至侍郎、尚书、大学士，这与张謇有着截然的不同。

江苏是中国的主要棉产区，张謇给筹办中的纱厂起名“大生纱厂”（取自《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语），但从筹办到投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问题主要在资金上，张謇最初将纱厂定位为“商办”，但民间集资招股说来容易做来难。无奈之下，张謇只能向官方求助。

之后，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张之洞（已调湖广总督）用官款购买的4万多锭官机折价50万两入股，大生纱厂由此改为“官商合办”。由于商股股金迟迟不能到位，盛宣怀借机从大生纱厂分走一半机器，官股下降为25万两，但与之对应的25万两商股最终还是未能募足（只有15万两）。张謇四下奔走，到处告贷，但许诺者少，碰壁者多，最无奈时，张謇甚至在报纸上刊登卖字广告，以赚取来回旅费。

状元经商，狼狈如斯。不过，张謇的努力最后还是得到了回报，大生纱厂最终于1899年投产。走运的是，之后棉纱行情看好，大生纱厂次年即获利。到1908年，纱厂纯利累计近200万两。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张謇一度活跃了起来。1907年春，张謇北上入京，慈禧太后希望从这位“在野状元”那里得到一些真实有效的反馈信息和有益建言。据其回忆，慈禧太后“语及时局之非，不觉泪下”，而张謇直言当前官制混乱、行政效率低下；特别推行新政后，税收加重，官吏盘剥，民间怨声载道等世情。之后，张謇又提及年轻学生对国内官员腐败和宪政进程不满，民心涣散，革命潮起，慈禧太后听后不禁失声痛哭。

据说，张謇曾直面慈禧太后：“改革是真还是假？”

慈禧太后愕然：“因国家形势不好才着手改良，改革还有真假不成？”

在张謇面前，年事已高的慈禧太后也难掩心力交瘁：“我久不闻汝言，政事败坏如此。你可以问问皇上，现在召对臣工，不论大小，甚至连县官也时常召见，哪一次我不是用言语以求激发天良，要求他们认真办事？万不料全无感动！”

次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崩逝，摄政王载沣执掌国权。但是，年轻的载沣既无才干，也无政治经验，由此亲贵擅权，国事日非。1909年，江苏谘议局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由于清廷将预备立宪期定为9年（从1909年开始），这引起了国内立宪派的极大不满。作为立宪派的中坚，张謇随后发起了三次规模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

在民众的压力下，摄政王载沣将预备期提前3年作为妥协，但拒绝了立宪派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之后，清廷对请愿运动进行打压，并严厉警告请愿代表“毋得再行渎请”。1911年后，载沣更是迭出昏招，其中就包括了当年5月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政策。

面对大厦将倾的局势，张謇决定赴京直谏摄政王。进京路上，张謇于6月7日特在彰德下车，去拜访一位28年未曾谋面的“学生”。原来，袁世凯在吴长庆死后又投靠了李鸿章，当吴之老部属写信给张謇诉说袁窃取庆军大权并专横跋扈时，作为庆军老人的张謇遂致信袁世凯怒斥其背信弃义，实为机巧小人，两人由此断交。但历史的吊诡就在于，之后的袁世凯一路鸿运，步步高升，在张謇为功名、为实业而奔波时，袁世凯“轻舟已过万重山”，并在庚子年后做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与之相比，身为状元的张謇就未免有些寒酸了。

袁世凯也有好运到头时。1909年初，摄政王载沣借口“足疾”将之一脚踢回了老家，而作为立宪派领袖的张謇此时正风生水起，他这一次拜访袁世凯，虽说有些“烧冷灶”的味道（提前搞好关系），但其心里也确实佩服袁世凯的才干，两人恢复关系，也是为袁世凯将来复出并调和彼此立场的考虑。

据当事人回忆，张、袁会面从下午五时持续到深夜十二时，谈话主题是立宪问题。张謇说：“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袁世凯的回答也很巧妙：“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夙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午夜时，张謇笑容满面地回到车上，说：“慰廷（袁世凯的字）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张謇入京后，受到载泽、端方等立宪派的热烈欢迎，宴请数日不绝。之后，摄政王载沣召见张謇，但对这次的会见，张謇却是大失所望。据其记载，张謇在会见中对内政外交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摄政王载沣或许是听不太懂，只是说了些“在外办事辛苦，名誉甚好，深为嘉慰”的客套话。张謇一片赤诚，结果全喷到了墙上。

机缘巧合，让张謇亲眼目睹了武昌起义的爆发，但此时的他仍想挽救清廷。10月13日，张謇赶到南京并拜会两江总督张人骏及江宁将军铁良，力劝他们发兵援鄂，但他不知道的是，江苏新军同样不可靠，铁、张自顾不暇，无以为应。之后，张謇又赶到苏州，并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连夜起草《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其中力劝载沣立即解散“皇族内阁”并严惩“酿乱首祸之人”（指盛宣怀），“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

但是，在革命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张謇动摇了。11月10日，张謇在日记中算了一笔帐：“计自八月十九日至今三十二日，独立之省已十有四，何其速耶！”在此情况下，张謇认为清廷气数已尽，只能另寻出路。7日后，清廷请其为“东南宣慰使”，但张謇在日记中却毫不客气的记了这样一笔：“何宣何慰耶？”12月14日，张謇剪去发辫，并称“此亦一生之大纪念日也。”

各省纷纷独立之时，张謇与程德全等江浙立宪派也都在暗地里较劲。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上海成立一个“全国会议团”，以图将筹建“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中。但是，独立各省特别是沪军都督陈其美对此并不买账，一番交锋后，各方终于达成妥协，并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共同对付清廷。

此时袁世凯也已出山并督率北洋军攻打首义地武汉，但之后清廷与革命阵营均为财政问题所困，最终在列强斡旋下展开南北和谈。会谈最大的成果，是确定以“国民会议”的形式解决“国体”问题。在张謇等人的策划下，这实际上是利用此等会议逼迫清廷退位，由袁世凯收拾局面。

但是，孙中山的归来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作为立宪派，张謇对革命派不甚赞同，他与孙中山首次会面后，即在日记中记了“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一语，其意颇存讥评。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否定和谈结果并于1912年1月1日抢先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南北和谈陷入困境，张謇对此颇有微词并拒绝出任实业总长。相反，他在暗地里不断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并最终促成了清帝退位与孙中山同时退职，而由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其退位诏即出于张謇之手笔。据说，张謇最初不愿写，后赵凤昌（人称“民国产婆”，其住所“惜阴堂”系当时各方谋划及南北和谈的主要秘密场所）劝说，“朝廷养士三百年，君以文士，策名状头，固不当善为之词，以酬特达之知耶”。耐人寻味的是，张謇日记中并未记载这件名垂千古之事，而在事后自订的年谱中也不承认是自己所写的退位诏（或自认为不忠为污点）。直到后赵凤昌之子赵尊岳拿出原稿影印（曾刊于某年《申报》所出的国庆特刊），及其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929年）和刘厚生《张謇传记》中的记载，此事才得以披露。

遗老们对张謇的反水痛加诋斥，在他们眼里，张謇身为人臣，不但弃君国于不顾，反而参与和领导反叛运动，他们深感不齿。如郑孝胥即认为张謇、汤寿潜二人在武昌事件后转向革命，实“不知廉耻为何物！”朱祖谋、刘廷琛也直指张、汤乱天下之罪不可恕。陈三立在辛亥后追论国变之源，称国家的兴废存亡非一朝夕之故，“节钺重臣号为负时望预国闻者”昧于天下之势，放弃了他们的责任，致使人纪防堕、人心狂逞。

作为前朝状元，遗老们对张謇的批评或许有几分道理，但对张謇来说，清朝实无可留恋，事实上他也几乎未在清朝为官。在他看来，当一个旧体制愿意更新并处于更新阶段时，他会与其保持最大诚意与最大程度的合作，如立宪时期甚至武昌起义爆发初期，但清朝已无可挽救之时，国家的利益比国君就显得更为的重要，愚忠已是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