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原来是这样——王金发：山大王的革命春秋

浙江革命时，绍兴旧官僚们上演了一出“咸与维新”的好戏，前知府程赞清与“几个旧乡绅”（如曾在浙江巡抚衙门当过“师爷”的章介眉）临时拼凑了一个“貌似革命”却“骨子里依旧”的“绍兴军政府”。这事传开后，本土本乡的“真革命党”王金发被惹怒了，后者立刻率领三百革命军浩浩荡荡的杀回老家搞“真光复”，都督随即易人。

鲁迅作品《范爱农》中的王金发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这位在革命队伍中闻名遐迩的好汉，其原名王逸（字季高），“金发”只是他的乳名（原名被人遗忘而乳名留芳后世者，历史上还真找不出几个，王金发即为其中的一朵奇葩）。

王金发，浙江嵊县人，家道小康，早年丧父后，其母为之延师教读，虽天资颇高，但其自幼天性顽梗，长得又孔武有力，平日里喜欢舞枪弄棒，据说能“只手推倒墙壁”。在与小朋友玩游戏时，王金发一向霸占“领导”之位，于是他又有了个“大王”的绰号。

简单的说，王金发少年时实为一浮浪子弟，成年后更是投身江湖，当上了会党首领。举人徐锡麟在浙东运动革命时，发现了王金发被这个人才，后来他就跟在徐大哥的后面，并参与了大通学堂的创办工作。大通学堂的全名“大通师范学堂”，表面上以新式学校做掩护，实则一革命运动机关，譬如校中“体操专修科”，招收的第一批学员即多为会党成员，而作为射击能手的王金发，即兼有学生与教师的身份。

没多久，徐锡麟可能觉得大通学堂的教学过于乡土化，后带着王金发等人前往日本留学。《范爱农》一文中，鲁迅曾提及横滨接送同乡之事，其中重点描绘了范爱农而对王金发只字未提，实则后者亦在其中。到日本后，王金发入大森体育学校，据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只是大森体育学校并非官方认定的正规院校，其原名“大森体育会”，以体育、军事学为特色，实为同盟与参与创办的的“野鸡学校”，只需一年或一年半即可速成毕业。话虽如此，当年入读该校的中国人不在少数，王金发能以第一名毕业，当然也不能说是侥幸。

1906年夏秋之际，王金发学成回国，虽然他与很多留日生一样，也许一句日本话都不会说，但好歹也镀过金、见过世面。而在这时，徐锡麟也回到国内并花了2万两银子（一说是5万银元）买了个道台，后被委任为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一时间风光无限。按说，古代买官为发财，但徐锡麟骨子里却还是个革命党，他来回奔走于浙江、上海、安徽三地，为革命积蓄力量。

王金发回国后在大通学堂协助秋瑾培育革命人才，但仅一年之后，徐锡麟和秋瑾相继被杀，清廷缇骑四出，到处捉拿革命党人，王金发侥幸逃脱，失去生计后只好转回老本行，跑进山中做起了“山大王”。鲁迅先生说他“绿林大学出身”，却也不算污蔑。

尽管只做了半年的“强盗”，但王金发却在浙东留下了不少的传奇。据说，王金发曾在路上遇到了一位“饥饿垂毙者”，仗义的他把身上仅有的600文钱统统掏出来给了那位可怜人，而自己却与同伙整整饿了一天（这600文钱还是靠抢来的衣服所卖之钱）。再如，某乡中恶霸强逼一节妇改嫁，王金发大为愤慨，随后在途中将轿子拦下并痛打了那恶霸一顿，之后又率人将节妇送回老家。王金发这些类似于“罗宾汉”的故事在浙东广为流传，以至于绍兴人后来把他称之为“强盗都督”（当时国人尚不知有“罗宾汉”这一好词）。

1908年后，王金发与另一位著名的革命党人陈其美接上头，随后脱身去了上海。在之后的数年中，王金发扮演了一个“革命侠客”的角色，譬如在革命党人张恭的事件中，王金发就有一出极为精彩的表演。张恭也是留日学生，他在回到上海不久即被拘捕，后经革命党人的调查，出卖张恭的是一个名叫刘师培的人。

刘师培原是个读书种子，其人天赋甚高，年纪不大但经学研究已有相当的造诣。在清末的那波“留日潮”中，刘师培也凑热闹东渡扶桑，后被卷入革命风潮，做了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党，堪与章太炎齐名。也正是在章太炎的循循善诱下，刘师培一度走上了革命道路，并自改其名为“刘光汉”——“光汉”者，光复汉族是也（徐锡麟死前也自称“光汉子”）。

1907年，刘师培携妻何震、姻弟汪公权来到日本，并担任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编辑。但是，刘师培毕竟是学问深厚的读书人，即便身处革命核心，他最终没能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家。《民报》任职不久，刘师培即退出同盟会圈子，改而鼓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908年，回国不久的刘师培被两江总督端方看中，为报知遇之恩，刘师培立即投至端方门下，成为立宪改良派的坚定一员。

作为一名高层的“前革命者”，刘师培深知革命党人内幕，他由此成为端方的一名密探，并与汪公权等人四处打探，据说向端方出卖过陈其美等人的革命计划。此计未售后，刘师培又将张恭出卖，试图从中套出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下落，但未等到张恭交代，王金发已摸到了他的上海寓所，刘师培被吓得四脚朝天，连连哀求。

在保证为张恭说情并担保张恭性命无忧后，王金发这才收回短枪，放了他一马（所幸王金发没有动手，否则中国近代史上只多了一个“革命叛徒”而少了一位国学大师）。之后，王金发将汪公权刺死，以儆效尤。另外，出卖秋瑾的绍兴劣绅胡道南后被人暗杀，据说也是倒在王金发精准的枪法之下。

上海举义时，王金发在陈其美的召唤下率敢死队“一行三十余人奔杀制造局”，为上海光复出了大力气；之后，王金发又马不停蹄的奔赴杭州，并与蒋介石各率一路敢死队分攻抚署和军械局。杭州革命胜利的功劳簿上，也少不了王金发的一笔。只是，胜利的果实被汤寿潜等立宪党人夺去，而这也是王金发杀回绍兴的主要原因（如鲁迅所说，“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

王金发这次回绍兴，那真是衣锦还乡，出尽了风头。为迎接新都督的到来，绍兴民众排着队在西门外等了一天——结果没来；直到第二天傍晚，王金发一行人才乘白篷船而来。来后，王金发的手下便像扔爆竹一样朝天乱放数枪，算是给民众们答礼。接着，王金发慢腾腾下船，慢腾腾上马，在左右的前呼后拥中，进城转了一圈。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王金发剃着锃亮的光头，在绍兴的辫子世界中独具一格，就算是黑夜也无法夺去其光彩。

王金发回来后，老朋友范爱农与鲁迅当然要去都督府拜访他。据说，范爱农看着王金发的光头，忍不住上前摸了摸，赞道：“金发哥哥，侬做都督哉！”被摸之后，王金发想必有些尴尬，但大家都是熟人，也不好发作。

王金发当了绍兴都督，昔日的江湖兄弟们蜂拥而至，他的部队也很快由三百人扩充到一个旅，之后便是一个师。如此建军，兵员素质不消说了，军纪也成了大问题。但王金发也不便对昔日兄弟过分约束，其所部勒索敲诈、滋扰民间之事，也就多有发生，屡禁不止。

事情搞大了，王金发就拿出绿林规矩，亲自捉人，不经审讯的杀人，正如后人在他的《行述》中记载的：“一日王微服查缉，见有兵士在店强买，立命捉之出，举枪疾击死之。又一日，查得有屡在途调笑妇女之兵士一名，暗记其营哨号数，归召其排长及该兵至，将该兵士缚大树上，先以军棍击排长十百下，数其纵兵殃民之罪，然后起身自举枪，毙此士兵……”

在杀人方面，王金发毫不手软，被杀的也不止那些匪兵。之前反对革命、鱼肉百姓的地主恶霸们这下倒血霉了，据说先后被镇压了五十多个，其中还有不少是王金发亲自动手的。难能可贵的是，王金发当了都督后仍保留了很多“山大王”的做派，譬如开仓放赈，开监放囚，据说狱囚们还拿到了丰厚的遣散费，“少者三十元，多者一百元”，皆大欢喜。

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当然是绿林做派的一部分，在徐锡麟及秋瑾等革命先烈被隆重公祭并厚恤其家属之后，当年参与谋害秋瑾的劣绅们吓得四处鼠窜，而那位负有直接责任的章介眉未及逃脱便被王金发抓住。按说，这老小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严惩就对不起革命先烈，但结果却出人意料。王金发最后竟然用非常戏剧性地方式释放了章介眉，他派出16名卫兵用轿子抬着，将之浩浩荡荡地送回家——原来，章介眉将自己财产的一半，即田产3000余亩外加现洋5万元，痛痛快快地捐献给绍兴军政分府。

王金发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因他的队伍扩张太快，小小绍兴一府八县，不过半年多时间就招了一个师，这么多人要枪要饷要吃饭，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得不到满足就要搞出事来，而王金发又生不出金子银子，他也只有向绍兴的父老乡亲们伸手。如《让子弹飞》中编的，鹅城的赋税收到了90年后，王金发当然没有那么过分，他减免了当年的田赋，但之后却搞起了提前开征。

绍兴的盐茶两税一向是大头，王金发自然不会放过，他来了个加重征收；清末的富人们大多有抽鸦片的传统，王金发对症下药，在严禁鸦片的借口下，其指使手下对地主乡绅们大肆勒索乃至于没收田产。王金发的“倒行逆施”遭到绍兴人民的强烈反感，以至于在50年后的乡土史调查中，民间老百姓仍清楚的记得这样一首顺口溜：“吃的油，穿的绸，迟早要杀头”——这骂的不是别人，正是王金发一伙人。

权力没有监督，想不腐败都不行。正如鲁迅说的，有些人进城时还穿着布袍子，不多久就换成了皮袍子，“而天气还并不冷”。王金发闹革命时，家里倾家荡产还欠下一屁股债，最惨时，王金发的老母寄食庙堂，形同讨饭。等做了都督，那情况就完全两样了，王金发派兵挑着洋油桶，桶里盛满银元，回老家加倍还钱，这个信誉“杠杠地”。还有，金发哥一人得道，亲戚们也就鸡犬升天，不管是之前来往或不来往的，只要肯来都督府，王金发一律赏钱，弄得这些天里，王家的亲戚相望于道——都往绍兴走亲戚来了。

清末一向买官卖官，这是革命党人最痛恨的，王金发没这么干，但他禁不住别人阿谀奉承，也缠不过自己的亲戚故旧，因而肥缺大多给了这些人，譬如他舅舅当上了盐税局长，他的姨表兄弟们也捞了个酒捐局长、禁烟局长之类的干干。至于之前对他有恩的人，这回就像是买了个绩优股，回报大大的，那是要钱给钱，要官给官，反正金发哥现在有的是权，有的是钱，摆摆阔也不过分。

说到摆阔，王金发基本无师自通，绝不干那“衣锦夜行”的傻事。平日里，王金发都要骑着高头大马，排着队伍，吹着鼓乐，在绍兴的大街小巷乃至田间村坊招摇过市，大抖威风，唯恐别人看不见。另外，王金发是个孝顺孩子，之前老母因自己革命而吃了不少苦，这回得好好补偿一下，王老太太也就住上了洋房，用上了抽水马桶，王金发还专门为她布置一栋佛楼，老太太拜佛念经，都有雇来的尼姑陪着。王金发的外公也被接到都督府，但事出意外，进门时其随从鸣炮欢迎，差点没把老人家给吓晕过去，之后是说什么也不在绍兴待了，回家没不久，死了。

个人生活作风方面，王金发也让人颇有微词。正所谓“英雄好美女”，王金发是英雄不假，“寡人好色”，一个也不能少。当时有人送他一个美婢侍寝，王金发笑纳后，成天抱美妇，挎洋枪，“各乘骏马，驰骤郊外，以为笑乐”，如此放浪形骸，还以为大丈夫当如是焉。王金发平时就喜欢讲排场，都督府里一向警卫森严，外出则左右前呼后拥，就连小老婆回娘家，也要带着卫队，一路吹吹打打，热闹非凡。

潜意识里，王金发恐怕认为，今天的风光，乃是他出生入死换来的，享受一点，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如此一来，王金发的革命性质完全变了，“造福百姓”变成了“鱼肉乡亲”，“为民请命”更不要提了——简直就是要了老百姓的命。

好在王金发只做了八个月的都督，在全国统一政令、撤销各地军政分府及舆论的压力下，王金发终于在老百姓的口诛笔伐声中灰溜溜地离开了绍兴。尽管如此，他在这八个月还是大有收获，那就是手握几十万的大洋，之后在上海滩上花天酒地，豪饮豪赌，还买了座小洋楼，收了名妓花宝宝，成天醇酒妇人，安享温柔富贵。

“二次革命”后，王金发意志消沉，与革命党人日行渐远，据说还入京投靠袁世凯，后因“一匪未缉，空有自首之虚名”而被浙江督军朱瑞诱捕，最终于1915年6月2日被枪杀于杭州军人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