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原来是这样的——包公与间谍战

包公是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十一日从开封出发去辽国的，因为交通不便，没有现代化的便捷工具，全靠骑马和步行，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回来，往返路途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包公可不能容忍半年时光白白浪费，他一路走，一路观察。观察什么呢？一是沿途人民的生活状况，二是宋辽边境的兵力对比，三是宋朝对辽国的间谍战，以及辽国对大宋的反间谍战。

包公一行离开辽国那天，迎送他们的辽国大臣提出疑问：“雄州开东南便门，多纳燕京左右奸细等人，询问北朝事宜，随事大小，各与钱物，此事甚不稳便，请说与雄州。”河北雄州（今河北省保定市雄县）与辽国接壤，宋朝方面不遵守两国和议，竟然在雄州城的北门旁边开设小门，秘密接纳辽国叛徒，并往辽国都城派驻间谍，多方打探辽国虚实，这件事做得很不厚道，希望包大人回去时能跟雄州官员说说，赶紧堵住小门，停派间谍，不然我们大辽将与你们兵戎相见。

面对质疑和威胁，包公反唇相讥：“此事的不足凭。设使雄州诱纳奸细，自有正门出入，何必创开一门？若只是郡中创开门户出入，此亦州郡常事，何关两朝之事？若或北朝燕京及涿州等处开门，本朝岂可言议？”你们的话毫无根据，纯属诬蔑。假如我们在雄州接纳辽国叛徒，一定会光明正大打开正门，何必再开一个小门？如果我们开了小门，那也是为了便利我方百姓出入，怎么能说是为了刺探辽国情报呢？据我所知，你们辽国在涿州也开了小门，难道不是为了刺探宋朝情报吗？

上述对话见于《包孝肃奏议集》，包公回去写给宋仁宗的报告《奉使契丹辩雄州便门事状》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包公的应答很得体，但他否认的正是事实——宋朝一方确实从雄州往辽国派遣了许多间谍。当然，辽国也往宋朝境内派遣了许多间谍。自从宋真宗与辽军签下澶渊之盟，宋辽之间维持了一百二十年和平，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是背地里的间谍战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按《宋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之所以能迅速平定后蜀、南唐、北汉、吴越等割据政权，成功的秘诀主要有四个：一是善于用人，选的都是良将；二是敢于放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不屠城，不乱杀百姓，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绝不遥控指挥；三是不怕花钱，将士有功，必给重赏，军饷不够，还允许部队临时征税；四是“能养死士，使为间谍，洞知敌情，及其入侵，设伏掩击，多致克捷”。培养了一批忠心耿耿的间谍，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后来宋太宗北伐辽国，败得很惨，回来让群臣献计，大臣王禹偁说：您该像太祖学习，“行间谍，离其党”，多派间谍，多用反间计，让契丹君臣不和，将帅不和，我们才有机会取胜。

宋真宗即位，又跟辽国打仗，再次惨败。真宗让群臣献计，一位名叫贾昌朝的官员说：“募敢勇之士为爪牙……募死力为觇候。”必须培养一批视死如归的勇士做我们的间谍，不然，“敌之情状与山川、道路险易之势，绝不通晓，使蹈不测之渊，入万死之地，肝脑涂地，狼狈相藉，何以破敌制胜耶？”敌人那边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一出战就抓瞎，怎么可能打胜仗？

宋仁宗登基后，“问祖宗御戎之要”，向臣子请教当年宋太祖为什么常常能打胜仗。大臣张方平说：“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那时候带兵的将官既有权又有钱，恩威并施，把士兵管理得服服帖帖，让冲锋就冲锋，让撤退就撤退，而且那时候的间谍都很有才能，精明强干，以一当十，所以宋兵的整体战斗力非常强大。

所以，想打胜仗并不难，肯对将军放权，能为士兵花钱，再加上一批好间谍就有可能。可是为什么在宋太祖以后，北宋军队无论跟西夏作战，还是跟辽国作战，总是打败仗呢？是因为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这些皇帝不懂上述道理吗？不是，只是因为时局变了，后来的皇帝不敢放权，很难再培养出合格的间谍了。

众所周知，宋太祖是武将出身，靠篡权夺得皇位，一旦外患清除，皇位坐稳，他就开始担心其他武将跟他一样篡权夺位，于是晚年搞了一个“杯酒释兵权”，削夺大将的权力，提高禁军的地位。在他之后，几乎每一任皇帝都不敢让武将的权力坐大，每一任皇帝都会不同程度地牵制前线指挥官。对皇帝来讲，打几场败仗并不可怕，宝座被别人抢走才可怕，有外患无妨，只要没有内忧就行了，所以他们不敢像刚刚立国的时候那样对将军放权。

北宋初年的间谍大部分归武将指挥，少数对皇帝直接负责，效率很高，机密性很强；宋太祖晚年改让文官指挥军队，又故意将指挥权搞得非常复杂，一支部队有很多人共同指挥，还轮流替换，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间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领导，搜集到情报以后，一层一层往上传，效率低，又容易泄密，完全失去了间谍的意义。

越到后来，宋朝的间谍越不像间谍。本书的主角包公也曾负责过间谍工作，当时他担任河北都转运使，相当于常务省长兼财政厅长，同时兼管“沿边州军探候事宜”，凡是跟辽国接壤的州县，他都派有间谍。这些间谍刺探到的情报，必须统一汇报到包公那里，再由包公转交给朝廷。包公发现，他派的间谍徒具虚名：

第一，“不得慎密之人”，间谍不具备最基本的业务素质，保密工作做得很差。

第二，“只是到得四榷场及幽、涿间，传得民间常语或虚伪之事，便为事宜”，胆量很小，怕被敌人抓住，不敢深入敌境，只敢在两国边境的交易市场上打听传言，将传言当成情报。

第三，间谍层级太多，小喽啰上面有小头目，小头目上面有大头目，大头目则“惟务邀功冒名……且从而声张之”，为了申请朝廷的奖赏，竟然将名单和情报汇编成册奏报上去，导致间谍网络被辽国掌握，“累次全家捉过汉人去，界上多添巡逻验认，于今全不能深入”，不但情报站被人端掉，连间谍的家属都被辽国抓走了。后来辽国边境到处都是巡逻队，想再派间谍过去非常困难。

最后包公极不客气地对大宋的间谍工作做了一个总评：“徒废金币，无益于事。”除了让朝廷花冤枉钱，没有一点用处。

包公说间谍没用，并不是说不应该派间谍，而是说应该对间谍队伍进行改革。怎么改革呢？他提出了两条意见：

一是朝廷要放权，让身在前线的文官武将直接指挥间谍，直接利用情报，不要再把情报层层上报，等候朝廷指示。

二是专门设置一个中央情报机关，对间谍进行专业化管理。

包公还给这个类似于美国中情局的中央情报机关取了个名字，叫作“机宜司”。其实早在宋太宗时就设置过机宜司，后来宋真宗跟契丹议和，把机宜司改成了“国信司”，负责迎送辽国使臣。好好的一个情报机关，变成了没有任何机密的国宾馆。

可惜的是，包公的建议最终没有被宋仁宗采纳。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来，武将的实际权力会大大增加，万一有人造反，朝廷难以控制。

不管怎么说，包公始终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官员：既擅长问案，又擅长理财，甚至还擅长间谍战。他有些护短，偶尔徇私，有时刚愎自用，疑神疑鬼，在性格上有些缺点，但忠于朝廷，爱护百姓，思维缜密，雷厉风行，所以皇帝喜欢他，人民拥戴他。这就是包公，一个真实生动的宋朝大臣，一个瑕不掩瑜的历史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