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原来是这样的——包公徇私的一面

好，我们把作家塑造的艺术包公放到一边，接着探讨真实的包公。

真实的包公在审案时，并不总是铁面无私，他也有徇私的时候。就拿“章惇通奸案”来说，章惇跟长辈的小妾通奸，还踩伤别人，包公只是判处罚金，算不算徇私枉法呢？

按北宋法典《宋刑统》：“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杖一百。”男女通奸，各判一年半徒刑，各打一百大板。

《宋刑统》又规定：“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谓之内乱。”与堂祖父、祖父、堂叔父、堂伯父、父亲、外祖父、舅父等长辈的小妾通奸，谓之“内乱”。内乱、欺君罔上、反叛国家、不孝父母、恶性杀人，都属于“十恶不赦”之罪，应该从重判处，不许减刑，不许赦免，更不许用罚金来代替刑罚。

章惇与人通奸，本应判处徒刑一年半，打一百大板。而他通奸的对象又是“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属于“十恶不赦”，更应从重判处，如徒刑两年，打一百二十大板。可是包公不但不重判，反而轻判，一不判徒刑，二不打板子，仅仅罚金了事，是不是徇私枉法？坦白讲，真的是徇私枉法。

章惇字子厚，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长得很帅（怪不得堂叔小妾愿意跟他好），性情高傲，后来管过民政，管过财政，带兵平定过湖北叛乱，是一个特别有才干的人。王安石变法，章惇做副手，帮忙出谋划策，很受王安石的器重。王安石下野后，他做宰相，虽然在政治上排除异己，到处树敌，但是在军事上很有办法，吞并了吐蕃后裔唃厮啰，收复了被西夏占领的一些疆域。

包公担任开封府尹的时候，章惇还是个毛头小伙，尚未崭露头角。但是包公跟他父亲章俞的关系很好，大家同朝为官，不便让同僚的儿子受刑，更不想将此丑事张扬得满城风雨。所以，包公包庇了章惇，稀里糊涂结了案。为什么要判处罚金呢？估计是为了赔偿那位被章惇踩伤的老太太吧！

包公包庇章惇一案，出自司马光的记载。司马光言简意赅：“时包公知开封府，不复深究，赎铜而已。”所谓“不复深究”，正是徇私枉法的委婉说法。那么包公判案的时候会不会被章惇或者章惇的父亲收买了呢？应该不会。按照包公的秉性，他这次徇私，为的不是财，而是同僚的脸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维护封建礼教的脸面。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宋朝官员判案，有时会觉得他们的想法很奇怪。

比如说南宋有一个非常无耻的老人，竟然对自己的儿媳耍流氓，他儿子到衙门控告，地方官竟然将儿子打了一百板子，理由是“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纵使果有新台之事，“只当为父隐恶，遣逐其妻足矣”。当爹的可以不慈，当儿子的不能不孝，即使父亲对媳妇耍了流氓，也应该隐瞒父亲的恶行，将妻子赶走，让父亲没机会继续耍流氓就是了。请问诸位朋友，您听说过如此浑蛋的逻辑吗？但是这个逻辑堂堂正正地记载于南宋判案精选集《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宣扬这个逻辑的法官是南宋名臣胡颖。胡颖跟包公一样是个清官，学问很大，威望很高，政绩很多，观念很封建。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还有一个案例：某举人与邻居家的童养媳通奸，致其怀孕，邻家告上衙门，却遭到举人同胞兄弟的殴打。您猜法官是怎么判的？那个与人通奸的举人本应被判处徒刑，但因为他是举人，所以被免予刑罚，派衙役将其扭送到府学，让校长打他二十荆条，警告他不要再犯。举人的弟弟殴打原告，本应被判处杖刑，但是因为他在替哥哥出头，“以爱兄之道”，无罪释放。举人犯罪就能免除刑罚，为兄长出头就能随便打人，北宋法典《宋刑统》没有这样写啊！南宋法典《庆元条法事类》也没有这样写啊！堂堂地方官怎么能不尊重法律条文呢？怎么能按照自己的逻辑胡乱判决呢？

事实上，宋朝官员并不认为这样的判决是徇私枉法，因为他们多数是儒家门徒。在儒家门徒特别是理学门徒的心目中，上下尊卑比社会公正更重要，封建礼教比法律条文更重要，用南宋理学名臣真德秀的话说：“至于听讼之际，尤当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父子之间的名分可以超越法律，家丑不可外扬的礼俗可以掩盖事实，法官判案不需要遵循法典，遵循《论语》和程朱著作就可以了。

由此推想，包公包庇章惇时，肯定不认为自己在徇私枉法，他依然正气凛然，依然铁面无私，因为他维护了另一套正义——儒家的正义。很多学者都说包公是法家，但是从章惇一案来看，包公身上散发出了浓浓的儒家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