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七巧板式的币制

如果宋仁宗早期的一位商人要在全国做生意，会由于政府设置的种种障碍，面临许多现代人无法想象的新鲜事。

比如，如果一个住在成都的盐商想去陕西卖盐，再把收入带到京师汴州去购买房产。那么他应该怎么做？按照现代人想法，他可以直接从成都批发盐，送到陕西卖掉，再把钱带到京城。但是在宋代，他却要经历无数的折腾。

为了做这个貌似简单的生意，他必须耐心地完成如下几步：

第一，宋代政府规定，食盐不得跨界销售，虽然四川也产盐，但是四川的盐严禁进入陕西地区。这位商人只能带上钱，到陕西所在的盐区去批发盐。

第二，宋代不同的区域使用不同的钱币。四川是铁钱使用区，只准使用铁钱。铁钱相对于铜钱要沉重得多，四川铁钱在其他地方也不被接受。他不能直接带上钱出发，而是必须持巨量的铁钱到成都的钱商铺子，换取钱商的汇款凭证。再拿着凭证前往长安，从当地钱商手中拿到陕西的钱。

第三，即便拿到了陕西的钱，他还是无法直接去批发盐，因为盐是由官方垄断销售的。由于宋仁宗早期还没有推行范祥的盐业改革，所以，这个商人必须拿着钱先去购买粮食等军需物资，再把粮食送到边关，让边关守将给他开一张凭证，证明他对帝国国防的贡献。

北宋政府之所以要这么折腾盐商，是因为政府运力不足，希望商人都有爱国精神，帮助政府把粮草送到边关。所幸北宋的疆域是有限的，边关地区距离长安也不远，只需走几百里。

第四，离开边关后，商人得到了这张凭证，但这只是生意的开始，他还得越过陕西，前往伟大的帝国首都（京师汴州），把凭证兑换成盐票，这些盐票相当于计划经济的配额指标，注明他能够购买多少盐。

第五，商人带着盐票，去往盐产地提盐。北方的盐产地主要在山西解州，这里生产的盐叫解盐。于是商人离开首都后，又马不停蹄赶往山西去领盐。

第六，当商人从解州领了盐之后，还只能在指定地区销售。陕西属于指定地区之一，他带着盐从山西再回到陕西。

第七，假设他这次足够幸运，顺利地卖掉了手中的盐。当他卖掉了盐，拿到了陕西的货币之后，会发现钱币里既有铜钱，也有铁钱。陕西是铁钱和铜钱混用的地区，但是，京师汴州却只使用铜钱。如果他把陕西的铁钱带到了汴州，不仅毫无用处，还可能违法。他只好再找一次汇钱商，把手里的铜钱和铁钱都交给汇钱商，领取凭证，到汴州取钱。

第八，当商人带着汇兑凭证，从陕西再次到达首都，他的旅行才告一段落。整个过程是三过长安（陕西），两到京师汴州，一进山西，一到边关，才完成了这貌似简单的生意。当他取了钱，买了房子，躺在首都舒服的宅子里时，回想起一路的艰辛，其中的感慨或许能让他“词兴大发”，填几首词出来。

上面的例子足以描绘出北宋围绕着金融、国防、盐业等垄断行业所产生的复杂的贸易体系。北宋是中国金融体系最复杂的朝代之一。

在北宋之前，一个统一的帝国只有一种金融制度，但是北宋的金融制度却是七巧板式的，每个地区都有着不同的特点。

如果不去追究更多的细节，北宋可以划分成三大区域，在四川地区是铁钱使用区，而陕西等地是混合使用区，剩下的地区是铜钱使用区。

为什么要划成三块，而不使用统一的金融制度呢？这要从历史和政治继承性说起。

唐朝灭亡之后，国家散裂成为五代十国的各个地方政权。这些地方政权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由于战争不断，它们大都财政窘迫，铜钱不足，为了应付局面，有的地区发行了铁钱。

中国发行铁钱的历史也很悠久。东汉开国时，四川地区曾经被一个叫作公孙述的军阀占领，他发行了大量的铁钱来解决金融问题。到了南朝梁武帝时期，再次大规模发行铁钱，货币堆积如山，物价腾贵，人们拉着整车的钱去买东西，有时候甚至连具体的数目都不算，只看有多少串。

由于铁不是稀缺金属，与铜的比值相差很大，所以在同样购买力的情况下，铁币的重量要大得多。对于任何一个发行铁钱的统治者，这都只是穷于应付，不得不采取的办法罢了。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位于四川的后蜀由于货币不足，也发行了铁钱。

后蜀的孟氏在四川发行铁钱后，规定民间须将铁钱和铜钱按照一定比例混合使用，也就是一吊钱中必须有铜币若干，铁币若干，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补充铜币的不足。

当北宋并吞后蜀之后，中央政府乘机对四川地区进行了金融劫掠。地方官为了上贡，将大部分的铜钱都运出了四川，四川这个原本的铜铁币混合使用区只剩下了铁币。

由于北宋初年，全国还没有统一，而铜矿大多位于境外的其他国家，铜币铸造量不足。北宋政府干脆决定，乘势将四川变成一个铁币使用区域，只在这里发行铁币，不准铜币流入，也不准四川铁币流出。这项特殊的政策制造了全世界罕见的铁币区。

陕西的情况又与四川不同。在北宋初年，陕西和北宋其他部分领土一样，都使用铜币。但随着西夏崛起，宋夏间的战争连绵不绝，而陕西则是战争的主要后方。到了宋仁宗时期，为了应付经费的不足，朝廷考虑采用四川的方法，铸造一批铁钱投向市场，将陕西从铜钱区变成铜铁钱混合使用区域。

除了铁钱的问题之外，陕西还有大小钱问题。在铸币过程中，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不仅铸造和铜币一比一兑换的铁币，还铸造了所谓的大钱。大钱也分铜和铁两种，每一枚大钱可以兑换十枚正常的钱币（称为小钱）。这时，陕西就有铜钱大钱、铜钱小钱、铁钱大钱和铁钱小钱，一共四种货币。后来，河东路（山西中南部和陕西部分地区）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通行铜铁大小钱。

陕西（和河东）地区变成了铜铁钱混合区之后，立即引起了民间金融秩序的混乱。在这四种钱币中，最不值钱的是当十大铁钱，所以民间竞相私铸这种铁钱。后来，官府意识到比值是不合理的，改为一枚大钱当三枚小钱，后来改为当两枚小钱，民间才慢慢把大钱接受下来。

可民间虽然接受了大钱，对于铁钱还是很排斥。逐渐地，两枚铁钱只能当作一枚铜钱用，甚至三枚铁钱换一枚铜钱。

币制也是朝廷大臣们交锋的主要论题之一。著名大臣欧阳修曾经去河东路考察过当地的币制，回来写了封札子（《乞罢铁钱札子》）向朝廷汇报。他的结论如下：

1.河东有两个铸造铁钱的钱监，分别位于晋州和泽州。两监共铸了大铁钱四万四千八百余贯（折合小铁钱四十四万八千余贯），小铁钱十一万七千七百余贯。

2.晋州铸造大铁钱的利润（用铜钱购买铁，再铸造成铁钱，铁钱的面值与成本之比）有十五倍之余，铸造小铁钱的利润只有一倍有余。泽州铸造大钱利润二十三倍有余，小钱利润两倍。

3.铸造小铁钱并不划算，虽然看上去有一两倍的利润，但扣除人工成本和管理成本，加上铸造的数量有限，实际盈利的总额是很少的，所以不值得铸造小铁钱。

4.铸造大铁钱的利润很高，但由于利润过高，人们铤而走险偷偷私铸，官府也屡禁不止，最终反而扰乱了市场。

基于上面的理由，欧阳修请求废除河东地区的铁钱。

欧阳修的结论是经过细致考察后得出的。但这个结论可以引起人们的称赞，却不会引来皇帝的实际行动。当财政吃紧时，政府几乎不可能放弃任何一笔收入。

除了这两个特殊区域之外，其余地方主要使用铜币。北宋的铜币发行量巨大，好年份可以达到汉唐的几倍至十倍。宋神宗元丰三年，曾经最高达到五百零六万贯，也就是五十亿枚钱币，表明北宋经济的发达。

但即便是这么大的发行量，政府都没有试图去减少铁钱，回归铜钱。发行量再大，政府都感到不够用。花费巨大的战争、贪食的冗官，让北宋的财政左支右绌，无力解决任何社会问题。

到这时，四川的民间力量开始苏醒，创造性地发明了纸币，来解决铁钱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