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巡狩——作为君主—官僚间紧张关系突出表现的巡狩

地处西北的秦国征服了六国，嬴政（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自称是“始皇帝”，标志着中国帝制时代的开始。公元前220年，也就是他军事统一六国的第二年，在他的法家谋臣李斯（卒于公元前208年）的请求下，这位秦朝的缔造者开始了巡狩。这次巡狩是有意仿效《尚书》和《孟子》所记载的古代圣君的典型巡狩之举。

秦始皇是第一个（当然不是最后一个）将经典所认可的巡狩，拿来作为一种扩大皇权和进行监督的手段的皇帝。“皇帝巡狩”贯穿整个帝制时代。然而，秦始皇最终在京城以外的地方死去，这突出表明了出巡的君主会招致危险。后来的士大夫没有忘记这样的危险，这些人日益反对他们君主巡游的动机。

恪尽职守地反对皇帝巡狩的抗议精神源于《孟子》（“畜君者，好君也”），到汉朝已成了士人的一种传统。公元前135或134年，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在位）的要求下，朝臣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写作了一篇《上林赋》。在这一名篇中，司马相如歌颂了纵情猎杀的统治者，但也间接地抨击帝王的漫无节制：

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馀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叶靡丽，遂往而还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

这里间接揭示出了巡狩是节俭、勤政乃至王朝最终稳定的对立物。这位刻板的天子是否如上面所述补救其放荡生活，还是个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意义。鉴于司马相如此文的讽谏性质，上述引文更具规劝性质而不是写实，事实上，许多司马相如的用语都直接指向《孟子》。司马相如乘诗歌的创作自由，通过一位虚构的君主之口说出，为的是提醒自己的赞助人——汉武帝，善政是有界限的。司马相如此赋的目的，是谴责巡狩的皇帝“徒事争游戏之乐”以及“大奢侈”与“荒淫”：

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也。

这里，以节俭和仁慈原则为基础的文治，成了善政文化上的试金石。来自巡狩的任何可能的好处，比如训练军队，都没有触及，因此是被否定了。司马相如将出巡的活力和打猎仅表现为不恪尽职守的皇帝寻求一己之乐而已，这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并非只有司马相如将皇帝的活动与打猎的铺张、浪费等联系在一起。西汉（公元前206—公元前8年）时期，一位名叫薛广德的正直大臣进谏元帝（公元前48—公元前33年在位），反对冬季祭祀之后在长安郊外打猎。薛广德重复了《孟子》和司马相如《上林赋》的看法，认为打猎耗竭人力、物力，罔恤百姓生计。打猎及其军事含义，现在被视作违背了仁政的合法礼仪和原则。

东汉（25—220）继续着这一官僚的抗议模式。163年，光禄勋陈蕃（卒于168年）反对桓帝（147—167年在位）巡狩，因为不符合礼仪规定：

臣闻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顺时讲武杀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违此，则为肆纵。故皋陶戒舜无效逸游，周公戒成王无盘于游田。虞舜、成王犹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乎！夫安平之时尚有节，况当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前秋多雨，民始种麦，今失其劝种之时，而令给驱禽除路之役，非圣贤恤民之意也。齐景公欲观于海，放于琅邪。晏子为陈百姓恶闻旌旗舆马之音……景公为之不行。

桓帝对于陈蕃这种孟子式的对古代圣君的影射，犹如耳旁之风，最终拒绝了他的反对意见。文官仍旧继续反对巡狩，至少在他们的眼中，认为有违仁政和得体祭祀的要求，并渐渐造成皇帝的自我膨胀和自我放纵。

到了唐初，官僚将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巡狩作为皇帝行为举止的反面事例。633年，唐太宗（627—649年在位）正准备巡幸隋朝（581—617）的旧夏宫，谋臣姚思廉（生于557年）上疏：

陛下高居紫极，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然则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

八年后的641年，唐太宗再次准备出巡，丞相魏徵（580—643）像姚思廉那样予以反对，他引用汉朝的武帝和桓帝作为反面事例，指出自己的君主“纵欲自轻（即自己的人身安危）”。魏徵提到了作为巡狩反对者的汉朝的司马相如和薛广德，这进一步地表明了一种正在演进的士人抗议巡狩的传统。

这种观点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后，就成了一种共识。1725年，唐玄宗（也就是唐明皇，712—756年在位）在泰山封禅回程沿途打猎，太子左庶子吴兢（670—749）反对说：“方登岱告成，不当逐狡兽，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

当然，并非所有的巡幸都遭到文臣的反对，上述最后一个例子，吴兢反对的是唐玄宗打猎，而不是出巡本身。《尚书》《孟子》，甚至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都承认皇帝巡狩的合法性，条件是当且仅当它们作为真正的仁政活动并且（或是）符合神圣统治的礼仪要求。我们已经知道，163年陈蕃甚至体谅皇帝在苑囿中打猎，只要打猎所获是为了中秋郊祭。因此，巡狩是有着仪式上的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秦、汉、隋、唐时期（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十世纪）皇帝们常常巡狩，尽力展现他们的宽仁和仪礼上的得体，常常祭祀五岳以及祖先陵寝，进行大赦，蠲免赋税，恩赏老人并赈济贫穷。

纵是如此，在日益演进的官僚反对巡狩的修辞传统中，移动中的统治者越来越被看作，不仅是与节俭和仁治，而且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与新生官僚利益集团背道而驰。巡狩或巡幸总是遭到官员的批评，即使它们严格说来很符合礼节规定和为政之道。例如，丞相魏徵毫不迟疑地批评了唐太宗637年的东巡洛阳，理由是，地方官员为讨好圣驾，迎接准备铺张奢华，增加了当地百姓负担。唐高宗（650—683年在位）欲往甘肃和山西，遭到了众多官僚的反对，他们“关注这种非同寻常之事所带来的繁重后勤保障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备办人员肩负的经济压力”。唐朝时，自然是在宋朝之前，士大夫将抗议巡幸既视为一种道义责任，也视作官僚的一种特权。在文官地位得以巩固，成为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之后，许多士大夫认为，民政的具体细节最好放手由他们自己裁决，皇帝不要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