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启蒙——那些骂皇帝的大臣们

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导致严嵩垮台，嘉靖四十五年皇帝驾崩，这其中四年的时候是徐阶担任帝国的首辅。这四年称不上是一个平静期，它反而是一个危险期，因为严嵩的离去而留下的真空徐阶能不能填补，不仅关系到这四年帝国政治的走向，更是关系到江山能否顺利交班的问题。虽然人人都知道裕王是未来的皇储，但人人都不敢去触碰这个敏感话题，徐阶也不敢跟裕王走的太近，以免再掀波澜。

在最后的几年时间里，嘉靖变得更加喜怒无常、恩威难测，这就使得徐阶等内阁大学士面临的境况比严嵩更加凶险，皇帝非常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他常常主观臆断臣僚们想让他退位，阁臣们对他很厌烦，不想辅佐他，所以他经常的试探群臣，但这些都被读懂嘉靖心思的徐阶轻易化解了。

帝国已经再无严嵩，但整个国家并没有任何改观。仍旧是没有人敢拂逆嘉靖的旨意，官场上仍旧是钻营、结党，民生依然艰难，国库还是空虚，失去了严嵩的在前面做挡箭牌，已经有人将箭往嘉靖身上射了，这个射箭的人叫海瑞。

海瑞是明代最有名望的官僚，他非常符合儒家的士大夫形象，他能够名留青史的原因是因为他上了一道詈骂嘉靖的奏书，但在西方人编著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并没有出现这位道德君子的名字，看来信奉大历史观的西方人更注重影响历史中更为粗线条的东西，并没有按照儒家规范纠结一些鸡毛蒜皮的人和事，但鉴于海瑞仍是明史中无法绕过的一位人物，我们仍会在本节以及后面的章节中以较大篇幅介绍这位模范人物。

海瑞是海南琼州人，在这个水天一色的天涯海角，他没有沾染内地刁顽的习气，反而形成纯朴、执著的性格。他出身官宦之家，按照中国的虚岁算法，他在四岁丧父，如果按照周岁计算，他大概在三岁，甚至两岁的时候便已丧父。海瑞的母亲守节将海瑞带大，海瑞在他35岁那年中了举人，之后连考两次都未中进士，就在第二次落榜的当月他向吏部讨得一官职，乃是福建省南平县教谕。

在南平这个科举盛行的地方，这位只有举人出身来自海南的教书先生并不能够很容易的打开局面，但他却很快打开局面了，不是因为他的才学，而是因为他的个性。福建巡按来到南平学校，海瑞站立在中间，学生站立在两旁，眼见巡按到来，两旁的学生都鞠躬参拜，唯独海瑞仍旧站在那里无动于衷，这样就形成一种中间高、两头低的格局，像极了一个笔架。

陪同巡按前来的南平地方官员质问海瑞为何不参拜，海瑞答，学校是读书的地方，巡按大人既不是圣人，为何要参拜。这件事情之后，海瑞的名声立刻在福建传出去了。

之后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县，恰逢严嵩一党的鄢懋卿南下巡盐，竟然慑于海瑞的威势，愣是不敢去淳安，而是绕道而过，如此一来，海瑞的名声更是响亮了。

后来海瑞又担任江西省兴国县知县，再后来又升户部主事，嘉靖四十四年海瑞上了那道指责嘉靖的《治安疏》，在疏中海瑞说他要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世。

这篇《治安疏》主要从三个方面表达了作者的想法。首先，海瑞举出了汉文帝和贾谊的例子，指出在历史上被认为实现了大治的汉文帝，实际上也多有优游退逊、怠废政务之嫌，接着，海瑞又进一步说明即便是汉文帝这样的贤君也需要像贾谊这样的臣子来劝诫，那更不用说嘉靖了。

接着，海瑞便对嘉靖治理下的弊端进行总结，指出世宗皇帝富有四海、一意玄修、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无父子之心、无君臣之义、无夫妻之情，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最后，海瑞对于如何革除弊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有泛泛之谈的见解，但有两条还是有实际性和具备可操作性。一是屯田、运盐应该恢复实物征收，二是按地亩交粮、按人口应役，海瑞的这两条都是针对农业生产的，只有稳定了农业，稳定了帝国的根本才能谈其他的。至于让皇帝节俭，惩治贪官并不具备实际可行性，也无关这个帝国的根本。

海瑞最后说道只要按照他说的几点去做，天下很快便可出现大治，而且这些也不需要皇帝太劳神，只要稍事节省和振作就行了。海瑞在这点上过于理想化，不在其位、难知其政，中国的社会几千年走过来，民生一直都是困苦的，何时见过民生富庶，内阁首辅、封疆大吏退休之后皆是如此，更不用说小民百姓，寥寥富户也是经过数代的积累。

海瑞的这道奏疏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想让皇帝接纳谏言，正像他在开篇和结尾所说的那样，他上这道奏疏的目的是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世。那么君道有何不正？臣职有何不明？按照海瑞的说法，臣僚的职务就是规劝皇帝，向皇帝纳谏，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为君之道也就实现了，天下也就大治了。

海瑞的观点是想通过君臣共治的方式来求万世治安，但他不明白农耕帝国治事的复杂性和因循性，几乎每任皇帝在继位之初或者每位官员在上任之初都想大刀阔斧的整顿，以求能够建功立业，但久而久之都偃旗息鼓。

海瑞的上书不是偶然的，虽然皇帝一直怀疑后面有徐阶一党的指使，但事实表明这就是他的个人行为，与他人并无关系，究是如此，这也不是一件孤立事件，它跟严嵩被罢黜后的那种舆情有关。严嵩在任的时候，虽然群臣对皇帝不满，但有严嵩在总能分担一些矛盾，严嵩一死，在形势没有改观的情况下，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这个帝国最高的统治者——嘉靖，海瑞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上了这道奏疏。可以说海瑞的奏疏非常的及时，打在了每个人的心坎上，他说出了所有官员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他扒掉了嘉靖身上的虚伪面皮，对嘉靖之治是一次彻底否定。

海瑞是抱着必死之心上了这道奏疏，这是个一心为国为民的人，跟后世那些上书以邀直名的伪君子有着本质区别，正因为如此，嘉靖皇帝原谅了他，但对于他的这道奏疏来说，多是干吼之词。大明朝走到了这一步，最大的问题是财政的疲弱，而导致财政疲弱的原因是财富分配不公，但是海瑞在奏疏中并没有对这些根本的问题有所阐述，也就使得这道奏疏只是起到了一种象征意义。

无论如何，海瑞这种不畏死，敢为名请利的官员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

除了海瑞骂皇帝之外，万历朝的雒于仁骂万历也很有意思。

从万历十四年到十七年皇帝的身体一直没有起色，期间关于立储的问题已经突兀出来。十七年底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道大明朝最响亮的奏疏，这道奏疏名为《酒色财气四箴疏》，雒于仁在这道奏疏里将皇帝的病因条理化的归因于酒、色、财、气。

这篇《酒色财气四箴疏》通篇都是作者在主观臆断、想象。他说皇帝白天喝酒还不满足，到了夜晚还要喝，然后趁着酒劲持刀舞剑，举止癫狂，此乃酒也；皇帝宠信十个英俊的小太监，他不断的宠幸郑贵妃，此乃色也；皇上富有四海，理应节俭，但如今到处向人索贿，经常在宫中拷问宦官，得银则喜、无银则怒，张鲸给银子则包庇他，上疏的给事中没银子则诬陷他，如果皇帝不纳贿，缘何诬陷忠良，而信任谗佞，此乃财也；至于气，皇帝在宫中动则杖责宫女、太监，即使太监、宫女有罪也应该付诸律法，怎么能随意杖责呢？另外，皇帝还对朝中的一些正直的大臣心怀仇恨，动耶将他们关押起来，此乃气也。

可以说雒于仁这篇奏疏完全是捕风捉影、造谣中伤，而此时的大明朝已经进入了以捕风捉影、造谣中伤换取美名的境地，雒于仁的上疏完全是颠三倒四、不知所云，甚至会让人以为雒于仁的智商有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雒于仁并不是真心劝谏，完全是以邀直名，显露出了此人的虚伪。

万历十八年的大年初一，群臣来到宫中行贺礼，此时一名太监神色凝重的过来，让内阁诸臣进入内宫，看那宦官严肃的表情，阁臣们似乎感到又有人捅了篓子。进入宫内，皇帝半躺在卧榻上有气无力，神宗将雒于仁的奏疏丢给申时行看。

半晌，神宗问道：“先生怎么看？”

“这只是无知小臣轻信谣言的狂率举动，圣上没必要为此动了肝火。”申时行回答道。

“他说朕饮酒，试问谁人不饮酒？他说朕好色，朕只宠郑贵妃，这难道也叫好色。说到朕贪财，这更是可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天下都是朕的，朕难道还要贪财吗？说朕贪张鲸之财才启用他，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说到气，俗话说‘少时戒色，壮时戒斗’，朕岂能不知，但是谁人不曾生气呢？先生们家里有童仆，难道平日里就不责治吗？何况宫里有的宫女、太监是自己病死的，怎么都说成是杖责而死呢？先生将这本奏疏那去拟票重处。”万历对申时行说道。

皇帝说完，申时行还是想替雒于仁求情，还没说完，神宗便打断他的话：“他还是想出位沽名。”

听皇帝这么说，申时行顿时便有了主意，他说道：“如果重处反倒成全了他，而且还有损皇上的圣名。”

说完，申时行将奏疏还给了万历，万历觉得申时行的话有道理，但这口气还是咽不下来，他又将奏疏丢给了申时行，让申时行好好看看。申时行老眼昏花，戴上了爱逮又细细看了一遍。实际上为了防止皇上将奏疏淹了，明代大臣在上疏前都留有底稿，而且通常在上奏前会在小范围内流传。所以这本奏疏的内容申时行大体都知道。

眼看万历依然不依不饶，老谋深算的申时行又说道：“这必竟是涉及到宫闱的事，我看此份奏疏不能公开，最好只止于内阁范围内。”

这摆明了不想拟票处置雒于仁。此时的大明朝已经不是张居正那个时代了，所有的内阁大臣都感受到了一种紧箍的感觉，稍有不慎就会身败名裂，一不小心就会莫名其妙的成为群臣的对立面，时事的艰难正在于此，所有的人都在苟且，而再也不敢像前几任首辅那样勇于担待。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大理寺以雒于仁有病上报，申时行票拟将雒于仁革职了事。万历朝的“酒、色、财、气”事件是万历一朝君臣关系的分水岭，它直接使文官在皇帝心目中丧失了被尊重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