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启蒙——明宫三案中被当猴耍的皇帝



万历二十九年的苏州民变已经表明这个农耕帝国已经产生了新的经济成份，君主随心所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君主权力被限制的同时，舆论也早已民间化，万历朝，朝野之间已经没有秘密可言，宫里的事情，士大夫家中的事情，甚至军事秘密都无法保证隐私，而且明朝人还好八卦，越是私密的段子，越能引起市民们的兴趣，乃至编成曲来唱。

虽然皇帝在万历二十九年立常洛为太子，但是福王并没有离京，郑贵妃依然在皇帝面前吹着耳旁风，对于斗争集团来说，万里长征只是走完了第一步，什么事情仍然有可能发生，所以这就需要未雨绸缪，在这种情况下，以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集团开始运作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来打击郑贵妃势力，以稳定体系内的利益。

吕坤在任山西按察使期间内，将历史上的烈女事迹编成一本书，名叫《闺范》，司礼监太监成炬去山西从书市上购了一本带回宫中，郑贵妃看见后，对于书中没有自己的事迹感到很遗憾，她便自己写了个序，又命人增补了十二篇，将自己的事迹也加了进去，改名为《闺范图说》，并令其兄郑国泰再版发行。

贵妃郑氏此举的确不妥，自己本来就处在风口浪尖上，现在又借修书抬高自己，只能是火上浇油，文官们对此肯定不满，但又不好公开表达，于是便通过写匿名大字报的方式来攻击，明朝将这种匿名大字报叫妖书。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受郑贵妃重刊《闺范图说》所带来压力的影响，吕坤上了一道《忧危疏》，他让皇上节约开支，罢征矿税。吕坤此举完全是给这些正愁没处下口的官员们开了一个口子，很快一份匿名书出现在京城的大街小巷，这份匿名书名叫《忧危竑议》，署名人为朱东吉，《忧危竑议》的内容是在吕坤所上的《忧危疏》基础上进行展开，因为《忧危疏》主要谈的是矿监税使问题，并没有谈到国本问题，所以《忧危竑议》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大谈国本问题，通篇充满了主观意淫。

朱东吉：“我看了《闺范图说》之后，感到此书虽然没有涉及易储问题，但吕坤明显是想让福王朱常洵接替太子位。”

另一人：“不可能吧，吕坤乃忠义之士，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朱东吉：“你知其一，不知其二。”

另一人：“吕坤既然想通过此书来给天下妇女树立楷模，为何不让朝廷进行官方刊印出版，反而要自己私刻？”

朱东吉：“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孔子见南子的时候，其目的是为了宣传思想，并不是因为南子身份尊贵而屈尊于她。既然如此，吕坤为了他的阴私目的，也不会为了整饬风化而刻意要让官方出版。”

另一人：“吕坤在这本书中对前朝的皇后大加赞赏，这让本朝的皇后情何以堪啊！”

朱东吉：“你见到自古以来有给现任宫妃写传的吗？肯定是吕坤受了某些人的恩惠。”

另一人：“从古至今贤惠的皇后多矣，为何偏偏要挑中明德皇后，将她放在第一位，明德皇后贤德的事情也多的去了，为何要单单强调明德皇后是由贵妃晋升为皇后。”

朱东吉：“吕坤自然有他的理由，他会说，明德皇后也无子，即使成为皇后，也是跟当今的郑贵妃在某些方面类似而已。所以，你是说不过吕坤的。”

另一人：“大家都说吕坤因为阴谋败露，所以上了一道《忧危疏》来替自己开脱，这岂不是欲盖弥彰。”

朱东吉：“可不是嘛，《忧危疏》表面上看起来是忠肝义胆，实际上是装模作样。”

另一人：“我见《忧危疏》中说了很多事情，单单不提国本问题。”

朱东吉：“你怎么才发现呢？人们越是想得到的东西越是忌讳提及，很多事情只能意会，不能言明，他吕坤还不知道这些吗？”

另一人：“唉！吕先生写此书可能也是有苦衷，我们应该体谅他。”

由于这个时候皇帝还没有立太子，文官们借着写匿名大字报的方式将郑贵妃编书的目的揭露出来，那就是郑贵妃自比明德皇后，想担任皇后，其目的还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继太子位，这份《忧危竑议》表面上是打吕坤，实际上是打郑贵妃。

《忧危竑议》一出，吕坤就知道惊涛骇浪即将来到，他便提前辞去了职务。

果然，一位叫戴士衡的吏科给事中上疏弹劾吕坤包藏祸心，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替郑贵妃抬轿，然后又上了一道《忧危疏》来替自己解脱。事实上，郑贵妃只是将吕坤的《闺范》进行二次加工而已，并不关吕坤任何事情，但是由于它是畅销书，而郑妃又将自己列进《闺范图说》之中，这自然有利于扩大郑贵妃的影响。

戴士衡的上书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郑贵妃反而哭诉说《忧危竑议》这份大字报出自戴士衡之手，万历便将戴士衡充军广东了事。万历的确跟郑贵妃夫妻情深，他亲自出来替贵妃解释，说《闺范图说》是朕赐给贵妃看的，大家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再挑事了。

《忧危竑议》明显是人微言轻的低级官僚之手笔，既具有八卦性质，又具备恶毒的政治攻击性质。

万历二十九年，皇帝册立了太子，但福王迟迟不去藩国就藩，群臣的心依然无法安宁。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京城又现妖书，而此次妖书案明显是高级官僚在参与，不仅涉及国本问题，更涉及到党争问题。

十一月份，京城家家门口出现一份小册子，册子上的题目为《续忧危竑议》，看其样子是万历二十六年的续集，其内容是说郑贵妃想让皇帝废掉太子，改立福王为太子，而且还将内阁首辅朱赓牵扯进来，内容仍然是采取一问一答方式，虚拟了一个叫郑福成的人，署名是吏科给事中项应祥编撰，御史乔应甲手书。

一人问郑福成：“今天下太平，太子也立了，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

郑福成答：“怎么能这样说呢？当今的形势好比将火种放在材薪之下。”

一人问：“你的话太危言耸听了吧，难道太子的位置不稳吗？”

郑福成：“是的。虽然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但是东宫至今一个官吏都没有配备，怎么能够说天下就太平了呢？因为沈一贯的请求，皇帝才立的东宫，但是现在却不配官，就是为了将来改立东宫。”

一人问：“改立谁？”

郑福成：“当然是福王了。”

一人问：“你怎么知道？”

郑福成：“满朝那么多人，为什么要用朱赓，‘赓’者‘更’也，就是要将来更立太子。”

一人问：“有道理。但用朱赓难道就能改立太子吗？不怕大家反对吗？”

郑福成：“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天下趋炎附势的人多了去了，皇长子能立为太子，难道次子就不能立吗。”

一人问：“这些趋炎附势的人都是谁？你能说出来吗？”

郑福成：“这有何不可说的。王世扬、孙玮、李汶、张养志、王之祯、陈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郑国贤、郑贵妃，此其十乱也。”

一人问：“沈一贯难道就不出来说话吗？”

郑福成：“沈一贯为人阴贼，他只会趋利避祸，让他出来说话，没门。”

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写此书的人明显是针对皇帝不配备东宫官吏而来的，这是对皇帝的警告，撰写此书的人希望能以此逼迫皇帝从速给东宫配备官吏，从而将未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因素消于无形，从这方面来讲，这份匿名大字报无疑具有极强的正面意义。

但此书又涉及浓厚的党争色彩，编写之人除了要达到警告皇帝的目的，还要打击沈一贯和朱赓。我们知道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这些阁臣都是因为在国本问题上没有逼迫皇帝太急而遭到小臣的唾骂，但阁臣和小臣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考虑的角度不同，阁臣是从全局考虑，他不可能像小臣那样激烈，那样的话只能让皇帝与大臣之间失去缓冲，将事情弄糟。这些小臣们不理解，也不需要理解，事实上，也正是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的力争才使得“国本之争”获取最后的胜利，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小臣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

我们还要提及从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开始，朝野反对阁臣的小臣逐渐形成一个团体——东林党，而在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中，这个团体的人遭受重创，所以，此次匿名大字报事件明显带有党争的色彩。

而妖书中提到的十乱分别是：兵部尚书王世扬、保定巡抚孙玮、三边总制李汶、光禄寺少卿张养志、锦衣卫左都督王之祯、京营都督佥事陈汝忠、锦衣卫千户王名世、王承恩、锦衣卫指挥佥事郑国贤，以及郑贵妃。这十人都是在国本之争中倾向于皇帝和沈一贯一边的文官和武官。

神宗接到妖书事件的奏报后，立刻命东厂陈炬查察此事，由于沈一贯跟内阁沈鲤一直有隙，加上沈鲤跟东林党人走的较近，所以沈一贯说妖书是沈鲤的学生——礼部侍郎郭正域——所作，为此沈一贯派人将与郭正域有关的人全部抓捕归案，进行严刑逼供，逼供的结果并不理想，还打死了一些人，看来沈鲤跟此事并不关联。

由于京营捕快陈汝忠被牵扯到妖书一案，所以他在抓人过程中非常卖力。他将郭正域的师爷毛尚文、郭正域的医生沈令誉抓捕归案，又由于考虑到小孩子不撒谎，陈汝忠又将郭正域奶妈龚氏的十岁女儿带来作人证。到了三法司和厂卫会审那天，东厂的陈炬问那十岁小女孩：“你看到的妖书有几张？”

由于那小女孩根本不知妖书是什么东西，便胡乱答道：“有满满一屋子。”

案子还没有破，办案人员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京城也是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厂卫会跑到自己家里来抓人，在这种情况下，三法司找了一个被顺天府革籍的秀才皦生光顶罪了事。

从两次妖书案我们可以明显看见正是由于皇帝在国本问题上一再采取拖延和暧昧的行为导致群臣的忿恨，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同时迁怒于那些态度阴晴不定的阁臣。一个国本问题使得万历王朝一直笼罩在阴霾之中，这位身材微胖的皇帝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它一定还会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出来。

万历三十三年，太子朱常洛的侍妾王氏产下一子，也就是后来的明熹宗朱由校。按说皇长子产子这是好事，但神宗只给王氏封了个才人，并且不允许朱常洛和他的母亲相见。到了朱常洛母亲死了之后，葬礼又极其简单，不久，太子妃死后，葬礼又极其草率，加上东宫内不仅连官吏没有配备，侍卫和宦官也少的可怜，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这个太子只是临时的，他随时有可能被废掉。这个时候太子的母亲已经死掉，一旦皇后逝世，那么郑贵妃名正言顺的将成为皇后，到时候，一切还都是变数，所有人心中都在暗暗发急，这个时候，在文官们的运作下，一个新的阴谋诞生了。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四日黄昏，一个陌生男子手持木棍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由于此时的慈庆宫没有多少人把守，那名男子举着木棍一直闯了进来，途中遇见一太监，那名男子举棍就打，然后又往里闯，在太子居住的大殿前被侍卫和几名太监抓住。

经过审讯，此人交待名叫张差，蓟镇人氏，但此人明显智商有问题，说话显得有些语无伦次。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大明朝已经发生过两次了，嘉靖十八年，文官们为了反对皇帝南巡，让一个叫孙堂的军人跑到宫中大喊大叫；万历元年，张居正和冯保为了诬陷高拱，从戚继光军营中弄了一个叫王大臣的智障军人携带匕首进入宫中，说要刺杀皇上。这次文官们为了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变故，不知道从哪里又找了个智障人士来演戏。

张差举杖闯入东宫的消息很快在京城传开，人们自然将矛头对准了郑氏。负责此事的刑部主事王之寀进入牢房提审，他看见张差傻乎乎的样子说：“说不说，不说不给饭，饿死你。”

王之寀又摈退狱中的差役，张差这才说道：“小人小名张五儿，蓟州井儿峪人，父张义，病故。舅舅和岳父让我跟不知名的老公公走，说事成后给你几亩地用，够你受用。老公公骑马，小的在后面跟，初三歇燕角不知名店铺，初四到京。”

“你到京后住在什么地方？”王之寀接着问。

“到不知街道的大宅子，一老公公与我饭，说你先撞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然后便给我木棍，领我进了宫门，守卫拦我，我拿木棍击他，后来老公公多，我才被抓住了。”张差说。

张差说的都是实情，是宫里的老太监去京郊花钱让人找了一个智障人，张差的舅舅和岳父肯定收了钱，那么关键的问题是谁在幕后策划了此事。很明显，一个智障人士拿根木棍是打不死太子的，所以，幕后策划者只是想把水搅浑，那么此次的梃击事件是文官集团的一次策划，旨在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对太子不利情况，可以说，文官们真的是用心良苦。

面对大明王朝又一次诡异事件，皇帝想将它淡化，但官僚们不依不扰，他们上疏指责皇帝对太子冷淡，以及郑贵妃和他哥哥国泰是幕后主使。

五月十一日王之寀在狱中的突击提审取得的应该是事实真相，因为张差说的是不知名老公公，让他打人，没说打谁。但到了五月二十一日，三法司会审的时候，张差又说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刘成指使，而且让他打小爷，明显在二十一号这天，张差出现了翻供。那么在这十天的事件内，是有人去狱中，让他将矛头往郑贵妃身上扯。

无论皇帝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他都不想追究下去，以免他心爱的女人受到伤害。二十八日清晨，皇帝又像万历十八年在申时行面前做秀一样破天荒召集在京的所有官员，这是自万历十九年起皇帝首次公开在群臣面前露面。

群臣来到慈宁宫外，发现仪式庄重，皇帝一身白衣，皇太子、皇孙朱由检、朱由校，还有两个皇孙女也站立在一旁。群臣跟随皇帝向已亡的李太后牌位行叩礼，然后皇帝开始发话了，皇帝说：“有人离间我们父子，自己的儿子自己养到三十多岁，又生了这么多皇孙，焉有不爱之理，而且福王已去洛阳就藩，非宣诏不得入宫。”

接着，他举起朱常洛的手说：“此儿极孝，我极爱惜。”

这时候，御史刘光复跑出来说话，神宗由于身体虚弱、头晕目眩使他听不清刘光复的话，神宗便斥责刘光复不要再说话，哪知刘光复仍然喋喋不休，非要把话说完，皇帝大怒，连声厉声喝道：“锦衣卫何在？锦衣卫何在？锦衣卫何在？”结果，无人应，皇帝只好让几个太监将他捆起来。

许多大臣从来没有见过皇帝如此动怒，首辅方从哲连忙出来说道：“无知小臣，请皇上不要放在心上，还是赶快给太子讲课要紧。”

“如此大事，朕岂能不知，但现在正在太后服丧期间，你每看我所穿何服？”

接着，皇帝又举起皇太子的手问道：“你每都看见否？如此儿子，我哪有不爱护的？你们有这样的儿子，难道不爱护吗？”

然后，他又让人将皇孙和皇孙女在石阶上依次排开，在群臣面前亮相，以打消群臣的疑虑。

接着，他又说道：“朕与皇太子天性至亲，祖宗祖母都知道，小臣恣意妄言，离间我父子，真是奸臣。”这句话，皇帝连说了几遍，语气加重，以示警告。

然后，皇帝又扭过头来对朱常洛说：“你有何话？对诸臣说。”

朱常洛首先肯定了万历的意见，接着说道：“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尔辈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

虽然万历皇帝疯疯癫癫的说了一大堆，但他说的并没有自己的儿子到位，尤其是“无君之臣”这个词说的语气已经很重了，朱常洛似乎对于“梃击案”的真相察觉到了什么，不然的话，他不会说的这么重。

万历听他儿子这么说，也赶紧说道：“你们听见皇太子说的么，他说尔等离间，为无君之臣，将使他为无父之子。”

神宗说完，赶紧示意首辅方从哲回话。万历四十三年的这场闹剧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张差、庞保、刘成被判死。最后皇帝再一次面对跪在地上的群臣抚摸朱常洛的头问道：“尔等俱见否？”

“都看见了，皇上。”

由于此次召见来人众多，慈宁宫外摩肩接踵，显得拥挤不堪，众人在退出的时候，队伍更显混乱，从来没有如此近在咫尺的一睹天颜、聆听教诲，群臣个个受宠若惊，莫不欢欣鼓舞，都说是四十年来未有之盛世。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驾崩，享年57岁。

在皇帝死后，朱常洛随即发布一系列诏令，从内库中发银补充军饷，召回矿税中使，补充缺位官僚。在万历临死前，他给儿子朱常洛交待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来立郑贵妃为皇太后，朱常洛本是个性宽厚之人，对于父皇的这个要求他自然答应，因为此时皇帝的王皇后和自己的母亲王贵妃已经逝世。但此举与儒家礼法不符，因为郑贵妃并非万历的正室，而且她也不是朱常洛的生母，所以，这自然又遭到文官的反对。

在梃击一案中，因为太子朱常洛的出色表现，维护了万历和郑贵妃的声誉，同时郑贵妃也明白了朱常洛的地位已经是不可动摇，她改变了策略，开始讨好朱常洛。加上此时太子妃郭氏已经故去，所以朱常洛身边是缺乏女性的，郑贵妃开始陆续送了一些女人给朱常洛，其中朱常洛后来所宠爱的妃子李选侍就是这个时候送来的。

皇宫中的皇子们由于食物过于精细，以及长期缺乏锻炼的生活，所以体质大多不好，而朱常洛又是在担惊受怕的环境下长大。万历四十三年，通过东林党人运作梃击案，才使朱常洛的地位得到改观，他终于可以轻松了，按照一般历史观点，在这五年当中，他的房事过于频繁，对于身体损耗过大。万历驾崩后，他又连续处理了二十天公务，所以从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一日登基起，到八月十日他便病倒了。

八月十四日，朱常洛服用了管御药房太监崔文升的药，当天夜里腹泻不止，第二日病情更加加重。这个时候，朱常洛已经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便于当月二十九日召见群臣商量后事。在此之前，有鸿胪寺官员李可灼献上红丸一枚，但鉴于崔文升用药不当导致病情加重，所以，首辅方从哲便禁止皇帝用此药。

皇帝听说有此事后便让李可灼进药，死马当活马医，由于此种红丸包含有金属成份，人食用后会感到兴奋。二十九号皇帝服用了一粒，感到效果较好，到了夜晚又服用两颗，第二天，也就是九月一日凌晨，皇帝去世。

那么新皇帝的死因究竟是什么？朱常洛由于长期的心理负担，大约一直便有慢性病，在父皇死后，由于操劳过度，导致疾病复发，加上崔文升用错了方子，所以，到了此刻，朱常洛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至于服用红丸，不过是加速了他的死亡而已。事后，东林一系的人借此大做文章，他们攻击郑贵妃，说是贵妃郑氏指使崔文升和李可灼用药害死了朱常洛。实际上，郑贵妃没有害朱常洛的理由，朱常洛对郑氏还算尊重，万历死后，郑氏就想争个皇太后，如果朱常洛死去，他成为皇太后的可能性就终结了。垂帘听政更不可能，在早已成熟的文官政治下，君主政治和女人政治在帝国早已结束。

除了攻击郑氏，东林党更将矛头对准具有浙党色彩的首辅方从哲，由于万历皇帝坚决不用东林党的人，所以，东林党企图利用红丸案进行全面翻盘。如此以来，红丸一案就具备了浓厚的党争色彩。

东林党对方从哲的非难是因为方从哲按照光宗遗诏对崔文升、李可灼进行了褒奖，从此也可以看出，光宗对自己的病情是知晓的，绝非药物能够改观。方从哲对崔、李二人的褒奖似乎做实了某种口实，面对东林党要求处死两人的要求，方从哲又将崔文升票拟为司礼监处理，将李可灼票拟为罚俸一年，后又改票为驱逐回乡。

东林党对方从哲的攻击就由此而来，在方从哲抵挡住的情况下，他们又把矛头对准了乾清宫的那个女人。李选侍是泰昌的宠妃，万历死后，郑氏想运作皇太后，她则想运作皇后，现在泰昌一死，郑氏则想运作太皇太后，李氏则想运作皇太后，如若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将朱由校控制在手里。此时，郑氏居住在慈庆宫，李氏则将15岁的朱由校弄到了乾清宫。

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赶紧跟众大臣商议，说李氏与郑氏密谋控制朱由校欲来垂帘听政，众大臣听说了，立即商议以进宫祭奠光宗的名义，将朱由校领出来。主意一定，首辅方从哲率吏部尚书周嘉谟、礼部尚书刘一璟、御史左光斗、兵科给事中杨涟等人连忙进宫，来到乾清宫外有内侍挡驾，杨涟一顿猛喝，没等到宦官回过神来，众人推开挡驾之人，径直走进乾清宫。

众人对着光宗的灵柩哭灵完毕，发现朱由校并没有在灵前守灵，便望向王安，众人见王安向暖阁会意，众人便一起走到暖阁前跪下要求见朱由校。李选侍哪里见过这般场景，顿时不知所措，事实表明，无论是郑贵妃还是李选侍，想跟文官斗法，完全是天方夜谭。

这时候，王安入内对李选侍说，让朱由校跟文官们见个面就领进来。说完，王安便将朱由校牵了出去，众人见朱由校出来了，不拥纷说将朱由校拥到了外面的轿子里，周嘉谟、刘一璟、杨涟、张维贤亲自抬轿，将朱由校抬到应该属于太子居住的慈庆宫。

要说朱由校还是向着郑贵妃和李选侍，众人让朱由校即日登基，由校不允，只说九月初六日登基。接下来，众人联名上疏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搬到仁寿宫去居住。理由是李选侍既不是光宗皇帝的正室，也不是朱由校的生母。李选侍当然不愿意搬，一直僵持到五号，因为第二天就是朱由校登基之日。左光斗上疏将李选侍比作武则天，李选侍听说左光斗将其比作武氏，顿时大怒，李氏派宦官去质问左光斗，面对内侍的质问，左光斗毫无惧色，反而当着内侍的面将李选侍臭骂一顿。面对群臣的滔滔凶势，以及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的恐吓，这个无知而又可怜的女人只得乖乖的抱着她的女儿皇八妹移居仁寿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王朝，除了皇后外，其他妃子的地位是如何微不足道。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六日，朱由校即位，宣布本年余下时间改元泰昌，明年改元天启。

从万历皇帝死，到天启登基，短短四十多天的时间里发生了两件大事，这实际上是国本之争的延续，是国本之争的余震，是文官们将自己内心深处所担心的事情与现实的突发事件联系起来，他们所维护的仍然是儒家伦理规范。天启的继位并不标志着事情的完结，在几年后，魏忠贤为了打击东林党，编了《三朝要典》，将梃击、红丸、移宫三个事件称为三大案，并对三大案进行重新定性，借此打击东林党。晚明三大案正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