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启蒙——无奈的官僚严嵩



严嵩是江西分宜人，跟夏言属于同乡，看来大明朝的官场大半个时间都由江西人掌控，在江西这个人多地狭，科举之风盛行的地方，人人拚科场已经是平常事。

严嵩出身寒儒家庭，自小聪颖，弘治十一年，18岁那年中举人，25岁中进士，正德二年授翰林院编修。作为二甲进士，又进入翰林院，严嵩的前途看起来十分灿烂。但恰在此时刘瑾掌权，他所重用的吏部尚书焦芳排斥南方人，严嵩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也不能避免，他回到家乡呆了八年，这八年的时光他并没有白白浪费，他埋头读书，并练的一手好字。严嵩复职后在南京翰林院供职，嘉靖登基后，他又由南京前往北京任国子监祭酒。这段时期，严嵩一直是默默无闻，没有什么大的表现，他在南京期间也正是张璁在南京期间，他并没有参与到大礼仪之争中去，从此可见此人本性平凡，并无积极争世之精神，只是命运推着他往前走，大约也正是这种性格才使得他能够赢在最后。

嘉靖七年，严嵩任礼部右侍郎，通常人们认为这是他谄媚的开始，之前的升迁大约便是由于自身的才华与谨慎。在这一年，皇帝派严嵩去湖广安陆州更改兴献王碑文，严嵩在奏书中捏造祥瑞，皇帝大为欢喜。

嘉靖七年还只是处于整场大议礼的初级阶段，严嵩没必要必须要附和嘉靖，但他附和了，这说明严嵩的思想已经转变，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与世无争，埋头做学问的严嵩了，即使自己心中有一百个不乐意，也必须如此，因为你要生存。面对那个虚伪的皇帝，如果你想在官场上有所作为只有将自己的个性泯灭掉。

严嵩的这番奏书给自己的仕途打开了局面，皇帝将他放到南京担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后又担任北京礼部尚书，由于正处于议礼阶段，礼部无疑是位列中枢。嘉靖十五年，皇帝要求将兴献王的牌位移入太庙，遭到了群臣的抵制，严嵩首先附议，此举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严嵩的第二次谄媚。

如果按资历来讲，夏言应该是严嵩的学生，但严嵩对他的这位学生辈十分恭敬，夏严倒是很受用，他认为自己身为首辅理应受到尊敬。一次严嵩请客，夏言故意不到场，严嵩对着夏言的空位拜了许久，夏言听说后便对严嵩放松了警惕。实际上，严嵩的这种矫情的行为稍微有点阅历的人都会看出来，可是官宦人家出身的夏言，人生太过顺畅的夏言根本玩不过严嵩。但这些都被嘉靖看在眼里，他知道严嵩是什么样的人，他也看不起这样的人，但他需要这样的人。

严嵩整人的方式很高明，他不明着整，但他可以设计陷阱让你进入彀中，杀人于无形之中。嘉靖十八年（1539年）皇帝南巡至自己的故乡，他视察了父王的陵墓，并对陵墓进行了扩建，虽然他将父王的牌位移入太庙，但他并没有将父王的灵柩移入十三陵，这位皇帝需要的只是一个向父亲表达孝心的名份而已。望着熟悉的故土、南方的山川，心力交瘁的皇帝似乎觉得在这个地方终老也不错，但历史将他推上了那个舞台，他只有义无反顾的走下去。

拜谒完了兴献王的陵墓后，严嵩建议群臣上贺表，而夏言建议回京后再上，皇帝开始不悦，严嵩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他立即拜伏在地再次请群臣上贺表，嘉靖随即借坡下驴，令群臣上贺表。

这只是皇帝与夏言不愉悦事件中的一次小事件，当这种事件不断发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夏言该倒台的时候。皇帝由于体弱多病，便开始信奉道教，祈求能够长生，皇帝既然信奉道教，自然要走道场、写青词。青词是用朱笔写在青色的纸上，要求词藻华丽、对仗工整，这些青词只是用华丽的词汇堆积起来，并无实际内容，无论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都是不知所云。青词的主要目的是向上天祈祷，以求消灾免难、长寿平安。

青词最初是由道长撰写，但道士的学问毕竟有限，写不出华丽的词章，所以对于青词的撰写逐渐由道士手里转移到大学士手里。嘉靖是个婆婆妈妈的皇帝，他对细节很重视，这样的皇帝很难缠，他将官员能否写出华丽的青词作为官吏的考核指标，大大咧咧的夏言以为这是小事情，便对写青词不重视，他经常将青词拿给别人代笔，或者在宦官监视他的时候呼呼大睡，而心细如发的严嵩深谙“皇帝之事无小事”的道理，他恭恭敬敬的写青词，经常熬夜写青词，这些都被嘉靖看在眼里。

嘉靖每次走道场的时候都命群臣戴上香冠，而夏言说这不是人臣的服饰，拒绝佩戴，而严嵩不仅佩戴，而且还披上道袍。宫中的道观落成了，嘉靖命群臣上贺表，夏言对此不予理睬，嘉靖搬到西苑去后，命群臣骑马进入，而不许坐轿子，而夏言照坐不误。

自从当上首辅后，夏言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夏言，他的谨慎、他的恭顺都已经不见了。嘉靖二十一年，夏言被免职，严嵩进入内阁；嘉靖二十三年，严嵩成为内阁首辅。人都有那种通病，一旦大权在握，便飘飘然起来，将过去都忘记了。此时的严嵩也开始跋扈起来，事实表明，已经64岁的严嵩仍需要进行挫折的历练。

一年后，皇帝将夏言召回内阁，重任首辅，刚做了一年首辅的严嵩立刻跌入冰底，他发觉自己在这位30多岁的年轻人面前仍然是一名小学生。复出的夏言开始对准严嵩猛烈开炮，他认定自己的致仕是严嵩搞的鬼，但是他不知道根子还是在自己这里。无论张璁、夏言，还是严嵩都算不上是成熟的官僚，他们跟汪广洋、徐阶、申时行还相差甚远，他们无知而擅权，不似汪广洋、徐阶、申时行那么有涵养。

夏言在一切事物上排斥严嵩，并将阁部中严嵩所用的人尽数斥退，夏言并不满足于此，他是要整垮严嵩，严嵩并无过错可抓，夏言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其子严世藩身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取证，夏言掌握了严世藩的贪污纳贿的罪证，在正准备将这些罪证递交给皇帝的时候，严嵩带着他的儿子跑到夏言家里跪哭，在严氏父子的演技面前，头脑简单的夏言又开始摇摇欲坠。

不久，这一幕又出现了，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是深受皇帝信赖的人，因为一些小事情而被夏言喊去问话，陆炳也跑到夏言府上长跪。从此，严嵩和陆炳便经常倾谋，所谈论的便是如何整倒夏言。

实际上严嵩对于皇帝来说是一颗有用的棋子，即使夏言将严世藩的罪状递上去也没什么，但严嵩为何要如此，我想严嵩此举是做给皇帝看的，他是想激起皇帝对夏言的愤怒，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严嵩此人做事也太过于斤斤计较，寻常人都看的出来他的悻悻作态，更何况皇帝呢。此时的夏言已经跋扈到了极点，同僚去他家里下跪，锦衣卫的首领他也敢动，太监他也随便训斥，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怎么想，满朝文武怎么想，我相信他自己对此并无概念。

从正统年间起，在军队这个舞台上表演的不再是武将、勋贵，而是文官，这些在仕途上升迁缓慢的文人选择了从军这样一条高风险、高收益的道路，王骥、王越、马文升、杨一清、王阳明都是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代表。这些文人都是好战分子，他们残忍、狠毒，帝国绝大部分战争都是由于这些文人为了立战功而挑起来的。如今又有一个杰出代表，他是曾铣。

曾铣是进士出身，曾在福建任知县，后任辽东巡按、山东巡抚，先后平定辽阳兵变、山东民变，曾铣的能干很快使得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开始负责对蒙事务。从正统年间起，围绕着通贡问题，蒙古人不断袭扰明廷边境，成化年随着蒙古人移居河套，陕西的防务又突兀起来。嘉靖年间，边境问题仍是棘手问题，帝国的政策是加强宣大一带的防御，筑城和修建防御工事的担子落到了士卒的头上，沉重的负担加上上峰急迫的催促导致了大同的两场兵变，时任内阁首辅的张璁主张严厉镇压，而皇帝和夏言都主抚。这一看起来是帝国内部问题的兵变，但实际上还是由外部问题引起，此时草原上又出现一个新的领袖——俺答，他跟前朝的也先一样控制了西抵青海，东抵辽东的大片区域。从嘉靖年间起，俺答几十次去信恳求通贡，都遭到拒绝，明廷方面还诱杀蒙古的使臣，而此时明蒙之间断贡已经30年，蒙古人“夏无布衣、借锅煮肉”，在此种情况下，俺答不断骚扰明廷边境，杀掠甚重。解决蒙古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放下华夷之变的教条，通过通贡、边市的方式解决蒙古人所急需的物资，然后再以分封的方式让蒙古人归顺明王朝，这种很简单的方式在明朝人那里实行起来却是那么艰难。

在王朝还没有找到正确解决蒙古问题办法的时候，夏言却上了一个错误的提案，那就是议复河套。河套本是游牧民族的水草地，历史上当汉王朝强盛的时候往往将他们逐出河套，而不久他们又会回来，如此反复，导致河套控制起来很困难，所以历代王朝对于此地都是弃之不理。本朝初年，朱元璋的大军将蒙古人驱逐出了这片水草地，但到了成化年，他们又回来了，虽然经过王越、马文升的驱逐，但效果并不大。

最先提出复套的是由挂兵部侍郎衔，担任三边总制的曾铣，他在奏书中说，蒙古人占领河套向南可以进攻陕西，向东可以破宣府、大同进入京畿，故而需要将河套收复，曾铣并提出收复河套的一整套办法，那就是首先修筑一条横亘宁夏、陕西、山西的防御墙，然后再随时派骑兵出击，嘉靖随即批复拨款20万两白银修墙，皇帝的支持使得曾铣有了更大的信心。他开始命手下士兵枕戈待发、随时出击，虽然斩获颇多，但过惯安逸生活的边军们对这种折磨人的方式非常不适应，不仅如此，地方官吏对于修墙也不感兴趣，他们更想通过与关外的蒙古人贸易的方式来获取私利，这点在英宗时代表现的已经很明显。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夏言上了那道该死的奏书，内阁的另一人严嵩无动于衷，他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奏书。接到奏书的嘉靖被夏言的豪言壮语调动起了激情，他开始命有司准备大规模的军事战争计划，并亲自免掉了反对这场战争计划的官员。但嘉靖是一个容易冲动的皇帝，从他数次斥退张璁，数次召回就可以看出来，他在某些事情上就是凭一时兴趣，此次议复河套也是如此。户部一算，费钱太多，加上在主战区陕西、山西由于征发引起了骚乱，皇帝害怕再次引起兵变或民变，便动摇了。皇帝甚至斥责严嵩，内阁为何要廷议如此不切实际的军事行动，而严嵩将这全推到夏言身上，他说夏言做任何事情都不和他商量。

得到消息的夏言怒气冲冲去找皇帝询问，恰巧严嵩也在那里。皇帝还没有发话，严嵩便首先对此次议复河套的计划进行了驳斥，夏言愤怒的质问严嵩，“在内阁的时候你为什么一言不发，现在却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这番话在嘉靖看来就好像是将矛头对着他来的，因为这听起来正像是埋怨皇帝言而无信。如果夏言记性好的话，他应该记得嘉靖十三年的情形跟今天是如此的相似，在那一年大同士兵第二次叛乱，时任内阁首辅的张璁主剿，嘉靖也采纳了，但主剿一年效果不大，后来也还是给钱安抚了事，因为此事搞的皇帝很没面子，等于是自己扇自己耳光，而此后张璁也最后一次离开了庙堂。

此次议复河套又搞的皇帝很没有面子，先是兴起冲冲的准备大干一番，还免了山西、陕西反对战争官员的职务，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泄了气，如此以来这个责任必须要有人承担，正如严嵩所说的那样，责任全在夏言，皇帝当场给夏言定了句评语“强君胁众”，夏言此刻似乎一下清醒了过来。嘉靖二十七年，夏言以尚书身份致仕，严嵩对此并不放心，他想对夏言再猛烈的敲打一下。

仇鸾是正德年间平安化王叛乱的将领仇钺的孙子，仇鸾袭仇钺的咸宁侯爵位，嘉靖年仇鸾成了三边总制曾铣的部下，由于惧战、怯战，或谎报战功，或克扣军饷等情况，仇鸾被曾铣下狱了。严嵩找到了仇鸾，让他出面指证曾铣与夏言勾结在一起，以求挑起战争以获战功。

当嘉靖看见仇鸾口供的时候，不禁勃然大怒，他将曾铣处死，随即将夏言逮捕入狱，并于当年十月在西市被处死。帝国四位被处死的最高级别官僚，李善长、胡惟庸、夏言、周延儒，夏言是其中之一。

历史上皇帝杀大臣对于史学家来说一直是最难理清头绪的东西，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皇帝杀人并不是因为一件偶然性的事件，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习、发酵。嘉靖杀夏言给安的罪名是“结交边将”，这在古代也是一种大忌，无论文官还是宦官都不得与统兵在外的边将私自结交，虽说如此，但这一制度也并非非要执行不可，皇帝杀夏言的确让人难以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想还是夏言的那句话触碰了嘉靖那敏感的自尊心，嘉靖自知自己言而无信、朝令夕改，他的内心是惶恐的，夏言的质问让他无地自容，他虽然将夏言免职，但还是不能挽回他丢失的面子，这个把面子看的比什么都重要的皇帝正在使自己陷入暴虐之中。当严嵩出示了夏言与曾铣勾结的人证后，皇帝顺水推舟的将他杀掉了。夏言被捕是在元月份，被处决是在秋后，这中间还有大半年的时间，皇帝不是冲动杀人，这中间或许还有什么私密的事情也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对于严嵩我们无意于从传统儒家道德方面来进行评价，因为这种评价对于我们来说是无益的，从嘉靖二十七年他担任首辅起，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呆了十四年，这并不是他有多大的能耐，而是他懂得如何跟皇帝保持合作。前任的教训已经表明，若想生存下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者治国抱负，只有跟这位乖鸷的皇帝合作。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教这些臣僚们怎样做人，如何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严嵩第二次担任内阁首辅后他变得乖巧起来，虽然斗倒了夏言，但是他没有感到任何轻松，反而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他吸取了前面几任首辅的教训，大事情从不拿主意，都交给皇帝圣裁，他也从不做僭越之事，而且更加努力、积极的写青词。

嘉靖是个专制的皇帝，内阁的票拟必须按照他的意思来，如果不符合他的心意，他便打回去让重新拟票，他是个深藏不露的人，他喜欢让别人猜他的心思，而不是将自己的心思清晰的表达出来。严嵩猜不透嘉靖的心思，所以拟的票通常不符合嘉靖的心意，但是他的儿子严世蕃善于揣摩嘉靖的心思，这样一来严嵩经常将奏章拿回家拟票。这样一来这个障碍也解决了，严嵩与皇帝之间似乎再也无障碍。

嘉靖将一切政事都委托严嵩，自己在西苑一意玄修，群臣与皇帝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严嵩，严嵩开始独揽朝政，政以贿成，朝臣们纷纷起来攻击严嵩。皇帝知道，群臣们弹劾严嵩就是弹劾自己，正所谓打严嵩就是打自己，因为严嵩是自己的挡剑牌。过去言官们总是对着自己来的，现在自己退居幕后，让严嵩在前面冲，御史、给事中有事情去找严嵩吧，不要来烦朕了，朕可以专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使出了事，也由严嵩抗着，而不会出现令人尴尬和下不了台的局面。

现在群臣纠住严嵩不放，且声势越来越大，这明显就是对着朕来的，严嵩一旦顶不住了，朕将要独自面对这滔滔而来的洪水，朕一定要让严嵩顶住。这是嘉靖的真实想法，为此他开始命令严嵩处理这些官员，其中处死杨继盛、沈链是这场斗争中的典型事例。

杨继盛出身贫寒，凭借自身努力中了进士，在他任兵部员外郎的时候上书反对跟蒙古开马市议和，因此被贬，后来在任兵部武选司郎中的时候上奏《请诛贼臣疏》，尽数严嵩“五奸十大罪”，并将矛头直指嘉靖。谁都知道严嵩做的一切都是皇帝授意的，现如今杨继盛上这样的奏书，皇帝会怎么想？

杨继盛其人的确比较偏激，一不能提出针对时事具备可行性的建议，二没有洞悉政局的能力，只是在那里一味喊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不排除朝中有一些人专门找这样的人当枪使。严嵩一直认为诸如此类的事情一定是徐阶在背后操纵，但他找不到证据，尽管受尽酷刑，杨继盛也不愿意把事情往徐阶身上扯，后来跟张经等人一起被处死。

嘉靖主政期间，一些被处死的人在南北问题上基本上都是主战派，比如夏言、张经、王忬、杨继盛，从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围绕着对外的政策问题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天然的两派。

除了杨继盛，还有锦衣卫沈链。沈链是个嫉恶如仇的人，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人兵临北京城下要求议和的时候，沈链跳出来表示反对，后来沈链上了一道劾严嵩十大罪状的奏书而被关进诏狱，之后被发配边疆，沈链在发配地每日骂严嵩不绝，后来严嵩指使当地的官员将沈链处死。

这两件事情嘉靖都是幕后黑手，因为在整个国家他暂时找不到可以替代严嵩的官僚，他要保下严嵩，所以他要对反对严嵩的官员处以极刑。沈链、杨继盛只是帝国的官僚跟严嵩斗争的两个事例而已，像这样的例子在严嵩主政的十四年中络绎不绝。后来的官员也渐渐成熟了，他们知道倒严的关键在皇帝，皇帝不愿意让严嵩倒，严嵩无论如何也倒不了，另外，倒严就不能牵扯皇帝，劾严嵩罪状的时候不能把与皇帝有牵连的罪状写进去，做不到这一点，不仅倒不了严，还会自取其祸。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所要做的只有等待，等待皇帝对严嵩厌烦，等待严嵩失去了利用价值，而在整个官僚体系中深谙此道的就是那个真正隐藏在幕后的人——徐阶。

对于夏言来说，严嵩是水，对于严嵩来说，徐阶才是真正的水。这是一个以柔克刚的年代，冲在前面的人大都早早的废掉，徐阶吸取了这么多人血淋淋的教训，他知道对付严嵩只有一个字——“等”，等待严嵩自己把自己废掉。

即使夏言死后，徐阶也能够独立的生长，因为那个帝国最厉害的人看中了他，他顺利的当上了礼部尚书，获得进出西苑的资格，跻身帝国核心官僚序列。

功成名就的徐阶头脑清醒地很，他仍旧埋头苦干，认真撰写青词，这些嘉靖都看在眼里。徐阶并不是毫无作为，他以他的软实力掣肘严嵩，使严嵩并不是那么的随心所欲，保护了一些反对严嵩的人。严嵩能够打败夏言，因为皇帝对夏言已经厌烦了，严嵩却无法打倒徐阶，因为他是皇帝保护的人，徐阶也自然明白这一点。几乎在夏言被处死的时候，徐阶就上位了，从此严嵩就有了个如影随形的人。徐阶不断的在观察，观察皇帝对这位首辅的态度，寻找着那个临界点。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选择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任何的贸然出击或矫情掩饰都可能功亏一篑，甚至会让自己跌进万丈深渊。

虽然一波波的倒严者都倒在了严嵩面前，但这并不意味着严嵩仍然是稳如泰山，诏狱里的拷打、西市上的斩首，这些都使得官愤、民愤越来越大，而这所有的愤怒都会射向严嵩，身为皇帝的嘉靖也不能不考虑官情民意。

严嵩在他60岁入阁的时候精神焕发、神采奕奕，能连续在内阁工作几天几夜而不回家，但在严嵩进入80岁以后，他也渐渐的力不从心，在一些大的事情上他已经无法进行正确的思考和判断，皇帝说的话他也渐渐的不知所云，严嵩对皇帝来说他的作用已经失去，是时候让徐阶替代他了，此时的皇帝已经有了换人的想法。

御史邹应龙是徐阶一党，他们经常在一起合计对付严嵩的计谋，大约在很久以前邹应龙就已经开始酝酿弹劾严嵩，只是难以猜测皇帝的心思，一天邹应龙避雨来到一个太监的家中，闲谈中这名小太监透露了皇帝想弃用严嵩的心思，邹应龙得知这个消息后连忙回去告知了徐阶，在得到徐阶首肯之后，邹应龙上了一道弹劾严嵩的奏书。

这是令嘉靖朝几乎所有文官兴奋的大事件，在历经十四年他们认为的黑暗日子后，这位帝国的首辅终于倒台了，终于可以告慰夏言、曾铣、王忬、杨继盛、沈链的在天之灵了。皇帝勒令严嵩致仕，其子、其孙，以及门客罗龙文发配边疆。

嘉靖一方面对严嵩已经不满意，另一方面也是顺应官情民意顺水推舟。虽然皇帝将严嵩免职，将严世蕃发配，但皇帝却又隐隐有些失悔，我们这位皇帝做事情总是优柔寡断。身在江西分宜的严嵩敏锐捕捉到了这点，他开始上书问候嘉靖，希望能将严世蕃放回，虽然皇帝还留恋严嵩，但80多岁的人的确再也做不了什么了，皇帝拒绝了他的请求。不久严世蕃和罗龙文从戍地私自跑了回来，嘉靖让三法司对二人拟罪，三法司还是想将事情往杨继盛、沈链身上扯，深谙人事的徐阶指出倒严世蕃就不能牵扯皇上，嘉靖三十四年杨继盛、沈链被杀正是出自嘉靖的旨意，跟帝国处死胡惟庸一样，徐阶想了一个跟任何人没有瓜葛，而又顺理成章的罪名——通倭，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和罗龙文以通倭罪被斩。过不久，严嵩也病死了。

话说回来了，所有官僚都是皇帝的棋子，这些官僚有必要跟严嵩较劲吗？有严嵩在前面做挡箭牌承担责任不好吗？

严嵩不仅是嘉靖朝有名的首辅，他也是整个大明朝有名的首辅，但他只是行使皇帝代理权的一个工具。在那个官僚政治日益成熟，宦官、武将、勋贵日益没落的年代，皇帝需要找一个人来秉承自己的意志，来代替自己对文官行使管理权，张璁、夏言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他最后找到了严嵩。

在严首辅主政的十四年里，他能够使帝国的政治保持一种平稳，而没有嘉靖前期的那种波澜起伏。严嵩看起来只是皇帝的一个迎合者，但一些大的事情在他的安排下正在悄悄推进，例如江南的抑制土地兼并和一条鞭法。在一些对外的大事情上严嵩跟嘉靖有着根本分歧，嘉靖主张对蒙古和倭寇采取强硬态度，而严嵩主张以和谈的方式解决，但严嵩并不敢将他的想法流露出来，只是在遵循世宗意见的前提上再小心应对，所以，相对于其他的内阁元辅来说，严嵩的日子更艰难，究是如此，倭寇问题在严嵩的主持下也得到了解决，而且为隆庆朝南北同时和议、同时开关打下了基础。

无论严嵩如何风光、如何擅权，我们要知道的是他只是皇帝的代理人而已，他杀了多少人也好，纳了多少贿也好，其实并不关我们这个帝国的痛痒，它只是文官专制与皇帝的抵触在我们这种官僚政治中的一种反映而已。

嘉靖朝，严嵩一直在如履薄冰的踽踽独行，他是那么小心翼翼，无论跟前世的杨廷和、张璁比，还是跟后世的高拱、张居正比，论专制与跋扈程度，严嵩连他们的背影都摸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