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启蒙——成化新风

方志远认为，成化年之所以是明王朝的转折期，因为成化年商业开始繁荣、思想开始自由、生活开始奢靡、皇帝开始放权，成化年标志着一个商业和文官政治高度成熟的时代开始。

《菽园杂记》是陆容所作，陆容是成化时代的进士，《杂记》中所记的侧重于一些奇闻轶事，是研究宣德至成化朝的重要史料，《菽园杂记》中记载了这么一段史料。

马尾裙始于朝鲜国，流入京师，京师人买服之，未有能织者。初服者，惟富商、贵公子、歌妓而已，以后武臣多服之，京师始有织卖者。于是，无贵无贱，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者，下体虚奓，取观美耳。阁老万公安，冬夏不脱：宗伯周公洪谟，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驸马，至有以弓弦贯其齐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治初始有禁例。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有关马尾裙的故事。马尾裙本是朝鲜服饰，成化年传入明朝，开始只在普通富人和歌伎中流行，但渐渐的士人和王公贵族竟然也穿了起来，最后竟然发展到皇帝和武将也身着起来，并为它取了一个优雅的名字——曳撒。从《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那浓郁的朝鲜风，到了成化末年这种裙子竟然发展到人人皆穿的地步。从这里我们看不到等级秩序的差别，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是马尾裙的拥泵者，从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出到了成化年明朝人那种追求个性、展示自我的精神。

人们为了争相好看，还不断在裙子上加以点缀，最后竟然发展到有人去拔官马的鬃毛，而且武将在上马训练的时候竟然也着此裙，到了这个时候，马尾裙的风靡已经到了影响帝国军事安全的高度，所以在弘治朝便禁止穿此裙。裙子本来是女人之物，现在大明朝的男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争相穿之，由此可见大明朝的风气已经到了何等开放程度，不仅如此，成化年的风气开放在其他方面也都体现出来。

庚午，户科都给事中丘弘等言，近来京城内外风俗尚侈，不拘贵贱，概用织金宝石服饰，僭儗无度，一切酒席皆用簇盘糖缠等物，上下仿效，习以成风，民之穷困殆由于此。

——《明实录·宪宗实录》

申奸淫居及丧宴乐之禁，时京师淫风颇盛，居丧之家张筵饮晏，歌唱戏剧，殊乖礼法，给事中丘弘言，欲将奸妇枷号示众，禁约居丧者不许非礼宴乐。

——《明实录·宪宗实录》

洪武、永乐间，大臣无乘轿者，观两京诸司仪门外各有上马台可知矣。或云乘轿始于宣德间，成化间始有禁例：文职三品以上得乘轿，四品以下乘马。

——《菽园杂记》

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此盖南宋亡国之音也。其赝为妇人者，名妆旦，柔声缓步，作夹拜态，往往逼真。

——《菽园杂记》

这是史书上记载的反映成化年风气变化的四个经典案例。第一个反映了民间消费日趋奢靡；第二个例子反映了民间士风日下，通奸嫖宿已成平常，甚至在服丧期间仍是乐声阵阵；第三个例子反映出成化年后明代官员突破禁止乘轿的成例，开始追求舒适的生活；第四个例子反映出江南的士大夫子弟热衷于唱戏，扮演倡优。这四个例子皆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成化年社会风气日益向奢靡、追求排场、享乐方向转移，的确，成化年只是一个开端，从嘉靖以后，尤其到了晚明，这种涣散的风气日益得到体现。伦理纲常被打破、勤俭朴素被抛弃、仁义道德被隐藏、奉公体国被遗忘，从成化年起，我们这个帝国就注定了走向灭亡的结果，这是庞大帝国的宿命。

风气的转变在成化朝来说只是一个方面，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商业开始繁荣起来。中国古代的农耕王朝向来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我们都知道，凡事发生都有它发生理由，“重农抑商”作为一个延续千年的国策自然有它的道理。东方大陆有适宜耕作的土壤与气候，封建集权的国家政治制度又给开展农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而西方的欧洲则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欧洲分散的小国必须依靠商业才能存活，东西方经济形态的不同是由一系列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这跟主观条件并无关系。而东方的中国一旦背离了主业，开展商业，那么就会带来农业人口的减少，以及大面积经济作物的种植，其结果只能是粮食产量下降，威胁到帝国的经济安全，所以“重农抑商”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就不难理解。洪武皇帝建立大明朝后更是将“重农抑商”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此宋元以来的那种蓬勃发展的商业被打断，国人的那种由于重商主义而带来的冒险精神也被泯灭，但历史的发展总是朝着他本原的规律进行，大明开国一百年后，随着人口的增长、财富的增长，商业文明的回归已是势不可挡。

从成化年间起，各处商业开始活跃，店铺林立、市镇增多、运河上漂的到处是南来北往的船只，经商的利润是越来越高，此时的帝国已是人人经商。

朱见深自然也加入这个行列，他很早就对经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让宦官从民间低价收购各种玩意儿，然后再高价售给他人，从中获利。他也给喜欢的宦官盐引，让他们去牟利，当然皇帝也要在其中分成。这还只是皇帝，宦官经商更是普遍异常，前面提到的那个南京镇守太监谭力朋只是一个个例，像这样的情况很多，宦官做的都是无本买卖，到各处巧取豪夺，然后再高价出售，一次能获利数千两。不仅皇帝和宦官做起了生意，帝国的文官对于此事也是乐此不疲，历史走到了这一步，文官们敛财已经不是靠贪污财政公款，也不是靠向他人索要，而是利用职务之便自己做生意。

行人司右司副张瑾和给事中冯义利用出使占城的机会夹带私货前往占城销售，获利颇丰；给事中林荣和行人司黄乾亨出使满剌加国，两人在船上夹带私货，而且还顺便让其他商人也搭乘其船，因为大明朝实行海禁。由于商人带的货，加上两人自己带的货，导致行船超重，在海上遇风沉没，林、黄两人也葬身海底。除了夹带私货去境外销售之外，还有很多文官通过贩卖官盐、木材获利，普通官吏如此，涉及到经济管理部门的更是如此。朱见深对这些也没有过多的干预，自己敛财，还不允许别人敛财吗？只要你们不来干涉我的私生活就行。到了这个时候，官场已经形成一种风气，那就是不靠工资了，人人都有捞钱的路子，发展到最后很多人连班都不上了，朱见深几次朝会都发现下面没有什么人，朱见深也是“亨亨唧唧”的应付了过去。

这股经商之风不仅风靡于皇宫与官场，更是刮到了民间。“士农工商”，这是封建时代的职业排名，在那个年代，读书人唯有通过科举考取功名才是唯一出路，从此不仅是自身荣耀的问题，更是家族世代荣耀的问题。但谁都知道，此举的确风险很大，对于大多数士子来说基本上就是神话，但到了成化年，随着商业兴起，给读书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那就是走经商之路也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在这种思潮下，学子们纷纷弃学经商。

周宪是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父亲早亡，兄弟三人全靠寡母一人拉扯，周宪和兄长皆是读书人，但眼前的困境让周宪坐不住了。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使予而儒，母氏劬劬；使予而商，身劬母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我继续读书，母亲就会很劳苦，如果我弃学经商，虽然我会劳苦，但母亲会轻松许多。不久，周宪便抛弃书本，独闯汉口，赚的钱补贴了家用，并帮助兄长和弟弟完成了学业，母亲也得到了休息。

苏州府的昆山县有一人名方麟，初为读书人，后来弃学随其岳父经商，有人问他“子乃去士而从商乎？”意思是你怎么能丢掉读书人的饭碗去从事商业这样下贱的职业。方麟的回答是“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之不为士乎？”意思是你只知道读书人不屑于从事商业，但是你不知道商人也不屑成为读书人。

“使予而儒，母氏劬劬；使予而商，身劬母康”， “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之不为士乎”，这两句话是震撼的，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学而仕之的观念，读书做官不再是万民的最高梦想，它甚至在金钱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既不能贴补家庭，又不能孝敬父母，在投资小、见效快的商业面前，读书这个职业竟然开始遥遥欲坠。

不仅如此，大明朝还开始了“开捐纳监”，只要捐钱、捐米或者捐马就可以获取生员资格入国子监读书，届时直接参加乡试，而这些捐生由于经济条件较好，自小就获得良好的教育，所以往往能够在科举中胜出，令人刮目相看。商业的发展一方面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也使得各地增税的关卡不断增加，商业税占税收的比重也不断增加。

风气的转变和商品经济的活跃的确是互为表里，商品经济的活跃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社会风气的转变反过来又刺激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两者结合在一起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