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启蒙——异端思想家李贽



无论如何粉饰，我们都无法否认王艮的泰州学派跟王阳明的心学没有任何关系，阳明心学主张天理通过内心的省悟来获得，王艮学说主张天理就在日常生活中，无需去省悟，芸芸众生也能够体验到天理的存在，由于王艮学说宣扬天理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就具备了启蒙思想，这跟孟子的“以民为本”有着本质区别，孟子的“以民为本”只是让君王爱惜百姓，并没有认为百姓能够获得认知的权力。

我们至今无法对王艮学说取一个专有名词，由于它打碎了儒家的等级秩序，所以，他不仅跟心学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的认为它跟儒家思想也没有任何联系，在那个等级秩序仍旧森严壁垒的封建社会，这种学说只能以“隐学”来定义。

王艮的门徒向来不乏，除了颜山农、程学颜、何心隐、罗汝芳、耿定理，在万历朝还有李贽，李贽的出现使得这一门学派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是对此划上了一个句号。

无论历史学家如何赞誉，李贽都是泰州学派的传承者，他的学说跟王艮学说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李贽过于高调，加之跟官场、士大夫有着过分亲密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影响力无疑被放大了。

李贽号卓吾，福建泉州人，1527年出生，二十五岁中了举人，李贽对做官兴趣并不大，或许他认为自己并不能考中进士，他便不在坚持继续科考。二十九岁那年，李贽被任命为河南卫辉县教谕，按照李贽的说法，此时他已经家道中落，还有妻儿要养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若非如此，他断不会为五斗米折腰。

李贽的理想在于著书作学问，官场对于他是一种折磨，他只喜欢在自己自由的精神世界里翱翔。他在河南为官期间，就已经显露出与上司不协调的现象，工作之余，他便自闭门户钻研学问，但身在官场却身不由己，他的那种自由理想仍旧受到干扰，或许他还没有找到真理的钥匙。

四年后，李贽前往南京国子监担任博士，这是一个好差事，既能养家糊口，又能钻研学问。但好景不长，李贽的父亲病逝，他只能回乡丁忧，加上母亲早已故去，此时李贽已经失去了双亲。在家乡丁忧期间，正值倭寇进攻泉州，他率全族三十多口人登城和全城的父老乡亲一起日夜防守，最终，终于击退了倭寇，也算是他人生中的一次辉煌。

丁忧期过后，李贽带着全家人去了北京等待分配新的官职，在京城的这段日子是李贽最痛苦的回忆，连续十个月，他都未能分配官职，囊中羞涩，他只能靠在别人的私馆中授课来谋取生活，据李贽自己说，他有一次连续七天没有吃东西，最终李贽等来了北京国子监博士的职位。但好景不长，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他的第二个儿子死掉了，接着，他的祖父又逝世了，李贽只得又回乡守制，在南下的途中，他将朋友和同僚送的丧葬费拿出一半在他曾经任职的河南卫辉县买下一处田产，他将妻子和三个女儿安置在河南卫辉县，让她们母女在田间劳作和靠纺织过活。李贽拿另一半费用将祖先三代五口的灵柩体面安葬，在此之前，李贽祖先三代五口的灵柩由于不能体面安葬而停放了五十年。就是这样一件小事情，也能令李贽感到他替家族尽到了义务。

嘉靖四十五年，在家乡再次守孝三年期满的李贽返回了卫辉，此时，夫妻之间已经有三年没有见面，见面之后，妻子告诉他，二女儿、小女儿吃草难以下咽，已经死于饥荒，李贽悲痛连连，当天夜晚，他跟妻子“秉烛相对，真如梦寐”。此时的李贽心中，我们不知道做何感想，此时李贽已经39岁了，但属于他的人生还远没有到来。

李贽携带家眷再次来到北京，这次他被安排为礼部司务，从九品，是个比从八品国子监博士更差劲的差事，但李贽却开始安稳下来，他在北京一直呆了五年。在这五年中，他接触到了守仁心学，从此，开启了他的人生之路。

从隆庆五年（1571年）至万历四年（1576年），李贽前往南京刑部就任员外郎，这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候，在南京这个风气开放、人文荟萃的地方，李贽是如鱼得水，在这里，他结识了诸如焦竑、耿定理、王畿、罗汝芳等泰州派人物，正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的主张跟李贽所追求的众人平等的思路一拍即合，李贽终于找到了知音和终身在学术上的奋斗方向。

无论后来如何的艰苦和沮丧，这五年都是李贽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万历五年，50岁的李贽前往云南姚安任知府，临行前，他将女儿和女婿安置在湖北耿定理家，他临行前对耿定理说：“我三年任期满，便归来依靠正四品俸禄来跟你一起探讨学问。”

云南地处边疆，又处于民族杂处之地，历来难以治理，李贽主张行无为之治，在这方面，他明显不知道治民的复杂性，只是一厢情愿的为之，其结果不仅取不得应有的作用，还跟地方的官吏格格不入，云南的三年，李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时，他再也无意于官场，官场对于他只能是一座囚笼，如今他已经得到了这份正四品俸禄，经济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再是禁锢。

但朝廷并不允许李贽致仕，他跑到滇西大理鸡足山躲藏起来，万历八年（1580年）他彻底告别了官场，从此开始了向绵延二千余年的封建礼教抗争的过程。

“万物皆生于两，源于矛盾着的阴阳二气，而不生于一，并非生自三纲五常的天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欤。追求物质享受乃是秉赋之自然，各从所好，各驰所长。”这些都是李贽抨击封建礼教和理学思想的语句。

这么些年，李贽的妻子黄氏一直默默陪伴在他的身边，她的付出、她的默默承受，尤其是在河南的那三年，一个女人拖着三个孩子依靠几亩薄田度日，在灾荒来临的季节，只得依靠野草为生，中国女人的忍耐力在这一刻爆发出来。李贽的放弃仕途无疑是对这位女人的一种打击，但为了丈夫的那个缥缈梦想，她还是默默地接受了。

她跟随李贽回到了湖北黄安，回到黄安并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毕竟自己的女儿、女婿在那里，对于李贽的配偶黄氏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更好，而且耿家家境殷实，供养李贽一家也是绰绰有余，除了耿家，还有周思敬的周家，他们都愿意充当李贽的居停。

李贽在耿定理家中居住期间，开始了系统的反孔过程，虽然王艮学说已经使儒家体系摇摇欲坠，但王艮只是给人以引导，或者给以暗示，到了李贽这里，情况便明显不同了。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李贽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做学问在哪里都可以做。吴与弼、陈献章都是在自己的家乡做学问，招收门徒，但李贽为什么不这样？关于此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有着精辟的论述。

黄仁宇认为，在我们这个农耕国度，民众最大的追求就是通过辛勤劳作获得余钱，通过几代的积累获取多余的土地，然后上升为地主阶层，将后代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样，再通过几代的拼搏，从而使家族中有人能够通过科举步入士大夫阶层。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况下也为必然。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见，但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散文家归有光说过，如果他要离开家乡，就必须带着百余口的族人同行，李贽在泉州抗倭的时候，当泉州城被倭寇围起来的时候，李贽就要负责为30余口的族人寻找食物。

通过黄仁宇的讲解，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李贽不愿意回家，是因为他无法履行他所应承担的任务，他没有脸面面对族人，抑或者他一心做学问，不愿意受到族人的干扰。虽然李贽没有给他的家族尽到义务，但他无疑事实上成了这个家族最荣光的人，因为直到今天，这个家族所有的人都成了历史学家考证的对象。

李贽和耿定理相处的岁月只持续了三年，在这三年中，李贽主要是研究道学，他写下《解老》一书，来诠释自己对《道德经》的理解。万历十二年耿定理逝世，这对李贽是个打击，他似乎一下失去了交流的对象。

而李贽跟耿定理的兄长耿定向一直不和，其实受耿定理的影响，耿定向也是泰州学派的门徒，他不相信玄而又玄的天理，他也认为天理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但跟王艮和李贽不同的是，耿定理显得很低调，他内心对程朱理学提出了疑问，但在日常行事乃至官场上，他还是儒家思想的那一套。

耿定向的思维与行事跟那个时代很多官僚一样，虽然理学、心学已经没落，但这个时代还需要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平静。二个人说的话不适合在三个人场合下说，三个人说的话也不适合在五个人场合下说，这就说明公之于众的言论与私下里的活跃从来都不是一回事，推而广之，孔子不一定就信仰儒学，朱熹也不一定就信仰理学，他们所需要的就是维持一种秩序的稳定，或者以最小的成本来治理这个最庞大的国家。

正因为这样，李贽说耿定向言行不一，耿定向说李贽既矫且伪。万历十二年八月，罢官多年的耿定向复职为都察院副都御史，这明显引起了李贽的不快。李贽在《答耿中丞》一文中说道：“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予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子何以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

这番话李贽明显表现出了不以孔子作为是非评判的唯一标准，万历十三年，耿定向再次升职，李贽再也无法忍受，遂离开耿家。离开前，李贽写了《答职司寇》一文，在此文中，李贽对那些他认为的信奉儒家思想的伪道士进行了深刻批判。

“他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反不如市井小夫、力田作者，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他们阳为道学，行若猪狗。”这是李贽的一番话。他的这段话是对着耿定向来的，他痛恨耿定向这样言行不一的人。

跟王艮、何心隐一样，李贽主张众生平等，这其中也包括男女平等。葡萄牙人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一书中对此有正确的描绘，他说道：“在中国，大户人家的女眷从来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他们的闺房只能自己的丈夫或者未成年的男子能够进入，即使是父亲、兄长也不能进入，他们出门也是乘坐轿子，除了家里人，他们从不接触其他男子。但这只是针对大户人家的女子而言，平民家的女子则不在此列，他们跟其他男人一样，需要为生活而忙碌，她们也需要下地耕田，走织贩屡。”所以，大户人家的女子只是帝国的极小一部分，封建礼法对大多数女子来说并不适用。

针对李贽的挖讽刺骨，耿定向也进行了反击。他说李贽收受女弟子，随意进出女眷的内房，而且引诱自己的弟弟嫖娼，李贽对此丝毫不理会，在他眼里，既然男女平等，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授受不亲之说。

当耿定向二次升官后，耿、李二人之间的关系已再无回旋的余地，万历十三年，李贽带着妻子、女婿、女儿、外孙、外孙女前往麻城投靠周思敬、周思久兄弟二人，周家建了一座小楼供李贽一家居住，在麻城还有梅国桢一家，跟李贽也是至交。

“有家真是累，混俗亦招尤。”这是李贽在《剃发》中的诗句。万历十六年，因为家中的叔侄、兄弟不断来麻城逼迫自己回去，他便前往麻城的芝佛院居住，既然入了空门，身边的女眷便不能随行，李贽便打发她们回到福建。为了彻底表示自己跟儒学划清界限，同时避免家乡的族人纠缠，他还剃了发，但是没有受香疤，从这点来看，李贽也并没有入佛教，但既然如此，他也就跟天下的儒生彻底决裂了。

李贽在芝佛院一直住到万历二十九年，一共是住了十三年，这十三年是李贽著书立作的迸发时期，他刊印了《焚书》与《藏书》，《焚书》的意思是这部书在将来必定会被焚毁，《藏书》的意思是这部书只能偷偷的藏起来，不能示人。《焚书》是将李贽生平和士大夫们来往的书信以及他所写杂文收集起来，《藏书》记载了自先秦开始，一直到元代800个历史人物的传记，李贽在藏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再是从是否符合儒家行为规范来看待，而是从是否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来考虑。从这个是非判断标准来说，秦始皇、武则天这些行霸道的君主都被李贽推崇，陈胜、项羽这些历史的失败者也被他单独立传，但是中国历史上那些温文尔雅、谦谦君主们却不见其踪，推而广之，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在李贽眼里也是笑谈。

李贽在芝佛院的十三年正是他从61岁到74岁的十三年，他在芝佛院开讲，士农工商、凡夫俗子皆来听讲，他是男孩女孩一起收，而且他讲课不拘俗法，他不会教授人们“修身、齐家”这些东西，他讲课完全是率性而为。别人都教育孩子走路要轻、说话莫大声，李贽偏要他们蹦蹦跳跳翻跟斗，大声吆喝震天吼；别人教书在白天，李贽让孩子们白天帮大人种地，晚间来听他讲学。李贽自己也开荒种地，体会劳动的乐趣，但他出入坐轿，又保持了士大夫的优待。

李贽在某些方面的作风的确有些荒诞，或许有些故意为之，从这点看，李贽这个人又很矫情。有一回，李贽给小孩子出了一个谜语：皇帝老子去偷牛，满朝文武做小偷；公公拉着媳妇手，孩子打破老子头。孩子们冥思苦想想不出来答案，李贽便笑道：“皇帝老子去偷牛是指君不君；满朝文武做小偷是指臣不臣；公公拉着媳妇手是指父不父；孩子打破老子头是指子不子。孩子们听完这个谜底都很兴奋，他们四处传播，在当地带来很坏的影响。

这还仅仅是个个例，李贽在麻城居住期间跟御史梅国桢一家来往过密，梅家在当地是世家，梅国桢又正在西北掌权，梅国桢有一位孀居的女儿叫梅澹然，梅澹然拜李贽为师，李贽说澹然是“出世丈夫，虽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李贽还跟梅府的另外几个女眷，以及其他大户人家女眷也有来往，梅澹然在家中筑一绣佛精舍修行，李贽则经常跟这些女眷出入绣佛精舍，甚至进入女眷的卧室。李贽将她们取法号为善因、明因、自信、无明、澄然，除了颂扬梅澹然以外，李贽对这些女眷也赞誉颇多，他说：“此间澹然固奇，善因、明因等又奇，真出世丈夫也。”

李贽还专门有一首题“绣佛精舍”的诗：“闻说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却为僧。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看绣佛灯。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陡然不见舍利佛，男身复隐知谁是？我劝世人莫浪猜，绣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着，龙女成佛今又来。”

李贽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他将他与这些豪门女眷交往的言谈及书信汇集成册，编成《观音问》，李贽对他与女性的交往毫不避讳。

李贽曾在给梅澹然的信中写下一首诗：

盈盈细袜随风雪，

点点红妆带雨梅。

莫道门前车马杳，

子规今已唤春归。

李贽在《云中僧舍芍药》一诗中更是写道：

芍药庭开两朵，

经僧阁里评论。

木鱼暂且停手，

风送花香有情。

笑时倾城倾国，

愁时倚树凭阑。

尔但一开两朵，

我来万水千山。

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李贽对梅澹然的情感油然纸上，如果李贽只是跟平民家的女子或者妓女厮混倒没什么，关键问题是他在跟这种世家名门的女眷交往，而且还那么高调的把他们交往的细节墨写下来，这是对封建伦理秩序的严重挑战。面对天下汹汹而来的指责，李贽理智气壮的反驳道：“山居野处，鹿豕犹以为嬉，何况人乎？”

李贽跟梅澹然的关系究竟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位具备士大夫身份的60余岁的老者跟一位30余岁的世家女眷如此高调交往，这不仅丢的是全体儒家信徒的脸面，更丢的是帝国的脸面。

我们不晓得李贽如此刻意为之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或许像耿定向说的那样，李贽既矫且伪。每当有衣冠楚楚的士大夫来听李贽讲课的时候，他便大袖一挥道：“读甚么书，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一些吊儿郎当的后生秀才们真的带着青楼妓女去见他时，他便破颜笑道：“也强似与道学先生作伴。”

顾宪成说道：“李贽曰：与其死于假道学之手，宁死于妇人之手。卓吾平日议论，往往能杀人，此语却能活人。吾不得以其人而废之。”

但是依然有不少高官和在野的士大夫们与李贽交厚，受他们的邀请，李贽在芝佛院居住期间，分别前往山西、北京、山东、南京游历，在此期间，他又完成了一系列著作，并在南京和山东先后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见面，由于李贽偏信“禅道”，所以与利玛窦信奉的“修身学”格格不入，但是他依然保持了跟利玛窦平等交流的态度。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梅澹然书信邀请，李贽回到麻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芝佛院被湖广佥事冯应京指使人纵火焚毁，李贽逃到河南商城县的黄檗山中，李贽好友，御史马经纶听说后将李贽接到北京通州的莲花寺中。

万历三十年是这位异端分子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年，士大夫们经过这么多年的隐忍，在李贽抵达通州后，再也按奈不住，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开始上疏劾李贽了。

“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恤。近来缙绅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不知尊孔子之法，而溺于禅教沙门。

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三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李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

张问达在奏疏中所说得李贽劫人之财是指李贽在芝佛院期间曾四处写信向富裕之士讨要钱财，而且张问达还提及在李贽的蛊惑下，士大夫中也有人开始弃儒信佛，而且年轻的生员们也喜其言论，四处传播。

张问达弹劾李贽的奏疏得到士大夫们的响应，他们纷纷附和，要求皇帝处理这个异端分子。万历对此事并不感兴趣，什么男女作风问题，什么反孔言论，什么给秦始皇、武则天翻案问题，都不是这个皇帝所关心的问题，他对基督教都采取了包容的态度，更别说李贽的那点言论。他于是便让锦衣卫将李贽逮到狱中，然后再遣返回籍。

“为何要著那些妄书？”锦衣卫问道。

“我著的书对于圣教来说有益无损。”李贽回答道。

当李贽听说朝廷要遣返他回福建的时候，他绝望了，对于他来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回到家乡，因为那对他来说意味着理想的破灭。

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六日，75岁的李贽在狱中以剃发的名义借来剃刀自刎而死。

李贽是本朝难以评说的人物，笔者在撰写本章的时候既感到兴奋，又感到厌烦。李贽是泰州学派的传人，他的思想秉承了泰州学派一贯的主张，他厌恶道学士的虚伪，他主张返朴归真的童心说，他反对一切以孔孟之道作为是非评判的标准，在此基础上，他抛弃了儒家的历史观，从客观、理性的角度对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而这又跟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有殊途同归之处，李贽的这种是非评判标准对于今人来说无疑使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

但我们明显看到，李贽自有他的自私、虚伪之处，他的一切行为都有极强的目的性。如果对做官不感兴趣，大可像王艮、何心隐、耿定理那样终生不考、不官，李贽出身世家，家里的田租并非不能供养他做学问，而不是带着妻儿到处跑。

李贽的著书、做学问都带有哗众取宠的目的，他与女居士的交往大可只限制在精神、情感上的寄托，而不必刊印成书，弄的天下皆知。他更多的是对他人的批评，而不是建立自己的思想观点。

世间的阳一套、阴一套世人皆知晓。晚明时期，社会风气开放，士大夫娶妾、押妓已成平常，但大都是私底下进行，没人像李贽那样弄的满城风雨；孔孟之道究竟是否是真理，世人心中也自有一套标准，也没必要像李贽那样激烈抨击。

李贽通常将所有人划到了他的对立面，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就开始做主观臆断，他的两部著作取名《焚书》、《藏书》，但时至今日，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两部书，并没有像他本人臆想的那样这两部书无法被后人所知晓。

李贽为了自己的理想，也过于自私，几个子女在他长年的流离颠簸中死去，当家族中不断来信催他回去纳妾继承香火的时候他毅然搬到佛堂中居住，当家中来了一个侄子声称要过继给他的时候，他又毅然剃发。他不像颜山农、何心隐那样主动背负起家族的责任，并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创建大同社会。为了减轻自己良心上的不安，李贽又提出私心说，他说道：“趋利避害，人之同心。”虽然如此，但李贽说此话时心中是惶恐的。

1588年，在女婿从家乡福建泉州写给他的信中告知了妻子黄氏的噩耗，李贽连写六首诗来表达了他的悲伤，诗中说她“慈心能割有，约己善持家”。李贽在给女婿的回信中说，“夫妻四十年来未曾反目，得闻她的噩耗后，自己夜夜都梦见了她。”这个女子几十年来默默陪伴着丈夫颠覆流离，尤其是在河南的那三年，靠着吃野草过活，眼睁睁的看着二个女儿在眼前饿死，那是一种何等的悲伤。

虽然在她临死前，不断写信劝李贽回来，但李贽终是没有回来。

16世纪到17世纪的中国，虽然封建礼教已经摇摇欲坠，但是它依然禁锢，李贽虽然言论惊骇，尤其是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非从儒家意识形态来进行，就是放在今天亦显得令人不舒服，但在那个时代，他也并没有遭受很严重的迫害，如果统计起来大概只是三次。一是在送袁宏道离开武昌，游黄鹤楼的时候遭人群殴，二是其所居住的芝佛院被冯应京纵火焚烧，三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遭到张问达的弹劾。

李贽，这个坚持自由信仰的异端分子，虽然继承了王艮学说，但他无疑公开打起了反儒大旗，在那个思想行将崩溃的年代，他扯掉了儒家思想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没有人要杀掉他，也没有人要处理他，他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自己无法原谅自己，李贽像一个神经病一样一直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自言自语。他跟海瑞一样是个令人感到麻烦的人，他不懂得如何与这个世界隔离开来，而又能够让人们对他的学说引以为重。于无形之中发力，或者只强调结果，而不强调结果本身才是真正的高手。李贽虽然很高调，但许多时间以来，世俗也并没有对他逼迫过多，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给事中张问达才上疏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世俗自有世俗的理由，正像泰州学派的核心主张“百姓日用即道”那样，一切真理只存在于日常之中，只存在于世俗之中，除此之外，像海瑞、李贽那样的只能是一场闹剧，只是当事人不觉得而已。我们在这里重提李贽，要特别指出的是，李贽现象的背后所反映的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和市民阶层兴起之下，人们对于民主权利和男女平等的一种追求。

李贽自认为士大夫们虚伪，但他不知道自己虚伪否，李贽自认为自己离经叛道，但在别人看来只是看笑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