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启蒙——伟大的心学

成化王朝是明王朝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在这个时期基本结束了朱元璋一百年来禁锢帝国的政策，从此帝国又重新恢复到唐宋元的那种自由、奔放的年代，商业开始复苏、城市开始繁华、思想文化开始活跃、士绅的生活开始奢靡，在这个社会整体松动下，起到稳定、凝聚作用的理学思想也开始摇摇欲坠，它必将被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思想所代替。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县人，应该是出身于一个中等士绅家庭，祖父、父皆是读书人，后来家道中落，父亲在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便已去世，23岁的母亲终身守节将其带大。陈献章自幼聪颖，19岁中举人，但由于作品“离经叛道”，故而两次会试都不中，既然仕途走不通，那就走学问这条道路。

当时南方最有名望的大儒是吴与弼，吴与弼在理学上有些成就，开创了“崇仁学派”，吴与弼的学说强调身心的体验，无论是吴与弼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历史走到了这一步，中国的学术界已经集体滑向陆九渊提倡的心学思想，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陈献章对吴与弼仰慕已久，他跋山涉水来到吴与弼居住的江西省崇仁县，在那里两人确立了师徒关系，跟陈献章在一起学习的有很多人，都是南方数省的儒生。虽然吴与弼与陈献章都是心学的流派，但献章的思想更加奔放，所以竟跟吴与弼有些格格不入，两人的师生缘分只持续了一年便草草收场。

陈献章回到家乡新会县白沙村，在小庐山脚下特地建了一间书舍，从此潜下心来读书。献章读书的环境非常好，背靠小庐山，前面就是白沙河，如此春去秋来、寒暑易节，竟然过了十个春秋。

陈献章闭关既出，俨然已成一家，他随即宣布将在白沙村开馆讲学，消息传出整个广东轰动，各处学子纷沓而至，把个小小的白沙挤得是水泄不通。一来陈献章是吴与弼的弟子，二来岭南之地大儒本就少，三来陈献章闭关十年，人人皆知，一朝出关，必是学有所成，悟有所成。

陈献章虽然被划定为思想家，但他有所成就的还是他的教育家身份以及教学方法，陈献章的教学方法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曰静、二曰疑、三曰独。“静”是指读书之前先静坐，让身心平静下来；“疑”是在读书过程中要存疑，要有怀疑权威的精神；“独”是指在读书过程中要坚持独立思考的方法，这样才能够获得真知。陈献章的这三种读书方法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不迷信经典，敢于破除前人的权威，从而获得自己的方法论，以及对世界观的认识。我们可以从这三点看出，陈献章所提倡的做学问方法明显带有以自己的内心为中心的特点，从而具备了心学理论的雏形。虽是如此，但吴与弼、陈献章的理论远没有达到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的高度，吴、陈思想充其量只是对心学的一次初探，但也是在学术界沉闷的大明朝响起一记惊雷。陈献章和他所创立的“江门学派”不仅轰动了广东，更是轰动了帝国，远在京城的朱见深和朝堂上的那些士大夫们也听说了他的名头，在这一刻，命运之神似乎在向他招手。

成化二年，陈献章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于朝堂上当场考试，献章现场作《此日不再得》一诗，献章泼墨挥毫、一蹴而就，众人皆惊，以为真儒复出。接下来，陈献章被推荐入吏部当一司吏，虽说入了吏部，但献章担任的只是一个抄写文书的低级小吏，虽然名声赫赫，但陈献章的学说跟占统治地位的理学思想格格不入，所以遭到保守儒生的排斥，四年后献章参加会试仍没能中，便辞去官职回到家乡仍旧进行他的学问研究。

数年后，陈献章受宪宗皇帝诏见再次入京，但京城依然没有他的舞台，他依然不为同僚们接纳，献章写下一份《乞修养疏》给皇帝，要求回家奉养老母，事到如今，皇帝只好给予献章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衔允其回乡侍奉老母，按月领取禄米。

无论陈献章如何知名，也无论他如何努力，再无论上至帝王下至各级官员如何支持他，他还是不容于大明官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虽然历史到了成化年，社会风气有了明显改观，学术界的思想开始松动，但我们的明王朝正处在新旧交替之际，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一切所需要的仍是时间。帝国虽然失去了一名进士，但得到了一名思想家，这对于帝国来说却是福分。

虽然陈献章一直未能真正踏入官场，但他所教的成千上百的学生中有很多日后跻身官场，并成为大明帝国的中枢人才，而这些学生无疑带来了他的思想与读书方法的传播。

后吴中诗派的诗作风格只是从一个细枝微叶的地方反映出明代中期士风的变化，除此之外，心学的风靡乃至发展到与理学相庭抗礼的地位才真正反映出思想领域解放的开始。

我们这个庞大而悠久的国家难以用技术治理，只能依靠一种行为规则来维持秩序的稳定，此种治理方法最简单、省事，就好比建房子的时候你做好一个模子，然后直接往里面灌水泥。这种规则就是儒家所规定的伦理道德，当一个人守孝道的时候，他自然不会犯上作乱，所以一个简单的“孝”字就能令我们这个国家井井有条，当一切都规则化的时候，每个人只需按步就班的生活。几千年的华夏就是在这种传承中度过的。

虽然儒家思想被奉为华夏最有效的治国思想，但是其对本源解释的缺失使得儒学1000年来难登庙堂。虽然后来的儒家思想将一切本源解释成“理”，“天理”成了人们的指导思想。“格物而知理”，只有实践才能探知天理；“存天理、灭人欲”，“天理”跟人的欲望是相对的，要想遵循天理，只有灭掉人欲，状元舒芬就在给朱厚照的上书中指出皇帝的出游是人欲的表现，为了保存天理，必须废除巡幸，老老实实呆在宫中。

天理是什么东西，没有人能说的清楚，即使是它的创始人也解释不清楚，既然说不清楚，那么儒学关于本源问题的这个任务还是没能完成，正因为解释出现了纰漏，也才给其他哲学思想的发展留下空间。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江西省铅山县这个地方热闹异常，誉满天下的两名大儒会聚在铅山县的鹅湖寺举行千年大辩论。一方是心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另一方是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朱熹认为对于真理是通过“格物”而得来的，穷尽事物之理，多读书、多思考，才能获得真理。而陆九渊认为心即是理，“宇宙既是吾心，吾心既是宇宙”，所谓的格物就是认知本心，只要搞清楚了自己的内在，真理自然就明白了，不需要读过多的书。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辩论了三天，最后是不欢而散。

虽是如此，心学在南宋并无大的影响力，它一直未能取得跟理学分庭抗礼的地步，这些都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到了明代，商业的兴起、思想的活跃、理学的桎梏，这些都使得心学开始成熟，完善起来。

跟明代的其他心学大师一样，王阳明也是一位不循规蹈矩的人，在他小的时候就流露出对读书取仕不感兴趣的态度，长大后王阳明并非像一般的读书人那样埋首屋中，而是喜欢游历，并对兵法感兴趣，他曾经游历塞外，查看边防。

王阳明曾在父亲的官署中对着竹子格物，王阳明连续格了七天，最终不但没格出“理”来，反而病倒了，从此王阳明对程朱的理学产生了怀疑，此后他的内心便宽泛起来，我们这位阳明先生开始对道学、禅学感起兴趣来，他对天地的疑惑更试图从内心寻找答案。

正德元年，王阳明被牵扯到“逆党案”中，刘瑾拟定的59人逆党名单中，兵部主事王阳明赫列其中，王阳明跟其他官员一样受了廷杖之刑，后被贬到贵州龙场任驿丞。

大西南这片远离喧嚣的土壤给王阳明的悟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他开始思索本源性的东西，力图解开自己少年时代就存在于心中的疑惑。类似于王阳明这样有思索精神的儒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们不像大多数文人那样只是被动的接受权威著作，并不断其烦的将这种理论进行复制。

在贵州，王阳明开始收弟子，从这一刻起，在帝国这个静悄悄的角落开始进行思想领域的一场变革，在那么一天夜里，阳明先生突然睁开久闭的双眼，他顿悟了，他明白了不必再纠结于理学的是是非非，真理就在于自己的心中。

学生们对于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见解不理解，他们疑惑道：“南山里的花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

阳明解释道：“你不去看花时，花便不存在，你去看花时，花便在你的心中。”

与理学一样，心学也同样陷入一种桎梏当中去了，过于注重细微末叶的东西，实际上处于一种诡辩的泥潭中，理学与心学的转换，只是中国的儒学思想从一个桎梏进入另一个桎梏而已。事间万事万物皆有规律，竹子的规律就在于它是竹子，它只是自然的生长，自然的枯萎，对于花来说，无论花凋谢与否，它都存在于世间，于人的内心无关。

关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竹子在春天的时候青色、挺拔，到了秋天就会脆弱、枯黄，这就是它的生长规律，万事万物都改变不了它的生长规律；花的开谢也是如此，这个月花儿盛开，下个月就会凋谢，即使你不去看它，它也是这样，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就是客观事实的存在。

程朱理学认为格物而知理，人们需要通过对外界的持续认识来获得真理，而这种认识最终还是要通过内心，所以对于真理的掌握不能够将内心完全抛开，理学在论道过程中将外界与内心完全割裂开这是偏颇的。

阳明子的心学论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心外无理、格物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外无理”是指道理存在于内心之中，撇开内心则对真理无处寻找；“格物致良知”中的格物是指格内心，而不是格外界，通过内心的反省能够获得优良的品质。阳明子在《传习录》中指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知道王阳明所说的格物主要是指求善去恶；通过格物的方法，然后再通过格物所应坚持的原则最终达到的目的乃是知行合一，王阳明反对将“知”和“行”割裂开来，他认为“知”和“行”是统一的，“知”是为了“行”，而“行”反馈回来更好的让人们获取“知”。但王阳明认为先知后行却是有失偏颇，实际上我们的认知都是通过实践而来，没经历实践，我们的认识也是残缺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我们的认识都是来源于实践，最终还是要返回到实践中去，这才是完整的知行观念。

二程、朱熹和陆九渊、王阳明都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在于天理，意识决定物质，不同的是程朱认为对于天理应该通过探究外部世界而获得，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而陆王认为对于天理的获得应该通过内心，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至于什么是天理，通俗的讲它指的就是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在认识规律上都是偏颇的，他们将实践与内心完全隔离开来，采取了完全对立的二分法。书本上的知识，圣人的学问都是来源于实践，我们对于规律的认识也必须通过实践，但实践又必须反省自身，通过自身的思考来加强我们对实践的理解，两者是统一的关系，反复的实践，反复的思考才能使我们对规律的认识更加强化。

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了争夺儒学正统地位而进行的一种争斗，学术派别之间的那种隔阂阻隔了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阻隔了他们理论、观点的融通，更禁锢了他们的思想，以致于中国的儒学思想一直是原地打滚，跟公羊春秋学比起来甚至是严重的倒退。

无论如何，心学在明代的壮大是思想领域界的一场大事，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心学的祖师爷正是孟子，他曾提出过“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心学顺应了明代中期以后人们思想独立、个性张扬的潮流，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理学面对君主不同的是心学更多的是面向市民阶层，更注重人的独立、自由发展，它推动了明代末年更伟大思想家的诞生，它也推动了明代后期市民运动、东林清议、党社运动的产生，在这里，天理与人欲不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有机的统一起来，万历朝的那种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与心学发展也不无关系。但当明朝灭亡的时候，当知识分子无能无力的时候，他们终于知道自己所信奉的思想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无力，他们也终于意识到了儒家的桎梏对于国家的深深危害，那种清谈的毫无意义性，也就是在这一刻，他们彻底解放了，彻底冲破了儒家的桎梏，也还是在这一刻，中国的哲学思想转向了“经世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