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启蒙——茶陵诗派与后吴中诗派

正德朝是整个明王朝思想文化的一个转折期，在这个转折期不仅体现为心学的完善，更体现在诗歌上，这个时期诗歌上出现了不拘格式、随心所欲的风格，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在民间，思想文化已经从严格限制伦理纲常的理学向强调内心、随心所欲的心学转向。

明代初期的诗歌以吴中四杰为代表，这四杰是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他们都是元代遗民，诗歌大都是给故元或张士诚唱赞歌的，后来被朱元璋以各种理由杀掉了。国初朱元璋、朱棣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高压态度，理学的盛行都使得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沉闷，在这种沉闷的气氛下所流行的诗体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创立的台阁体。

这种台阁体只是文人对当局的一种应付，内容平乏、格调沉闷、套话连篇、味如嚼蜡，多为场面上应对之词，这些毫无生气的词句实际上也体现了文人深深的无奈。

从成化年间起，思想文化领域开始出现松动，陈旧的台阁体诗风已经跟这个时代不合拍。皇帝的垂衣拱手，文人的自由奔放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就这个时代本身来说，它的诗歌风格应该是向着更自由、活泼、无拘无束的方向转进，但很遗憾我们的诗歌风格却转向了复古。

李东阳是茶陵诗派的领军人，他不仅是弘治、正德两朝的资深阁臣，更是一代诗歌的开创者。李东阳是湖南茶陵人，所以他所领导的流派被冠以茶陵诗派，李东阳位居高官的身份一方面对这种流派的发展形成了推动，另一方面却又是自身的桎梏。

台阁体的尴尬使得文人们对我们的艺术创作进行反思，汉唐那种雄浑、豪迈的诗歌去了哪里？我大明朝难道只能依靠无病呻吟的台阁体来文过饰非，来彰显帝国的文治武功。这些迷失的文人开始寻找改造的方法，但能走的路似乎也只有复古这一条，也就是从汉唐中寻找重新点燃诗歌的激情。

这种茶陵诗派就是复古派，主要是模仿唐代李白、杜甫的风格。李东阳和他的同僚们受制于官场和身份的限制，不能够赋予诗歌以新的颜色和寓意，也不能够创作出跟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的诗体。李东阳这样的官僚依然逃脱不了礼制的束缚，他一方面对旧有的台阁体不满，另一方面对士风的转换也没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只好在故纸堆里寻找残存的信心。但这早已不是盛唐的时代，对于那个已经远去的年代如何去追寻只能是就地打滚，甚至是弄巧成拙。

跟庙堂上的沉闷甚至是复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德年间民间的诗歌开始活跃起来，在江南以唐伯虎为首形成了后吴中诗派，前吴中诗派的四人已经全部被朱元璋干掉了，后吴中诗派除了唐伯虎之外，还有文征明、祝枝山、沈周。

后吴中诗派的这些人大都生活在民间，文采风雅、仕途不顺。他们没有官场的羁绊，甚至没有多少道德上的束缚，他们对生活，对自然有属于自己的心灵体验，这种情感上的自然流露也就反映在了诗歌上。

对于后吴中诗派我们无法说其所创作诗歌如何富有影响意义，实际上其口语化的风格、生活化的风格并不能在明代的思想文化上带来多大的影响，但他们却反映了明代社会的萌动性，在上层结构仍旧保守、禁锢的情况下，底层社会已经在进行着自我改造，而后吴中派的诗歌恰巧反映了这一点。

唐伯虎名寅，字伯虎，生于成化年间，苏州府吴县人，祖上为山西商人。15岁考取秀才，19岁那年双亲、妻子相继离世，家道开始中落，好友祝枝山劝唐寅潜下心来好好读书考取功名。28岁那年，唐伯虎去南京参加乡试得中第一名“解元”，故而唐伯虎又名唐解元。弘治十二年（1499年），29岁的唐伯虎赴京参加会试。

此次会试唐寅是与江阴巨富徐经一同前往的，徐家在江南是大家，徐家世代在大明朝皆是知名人士，徐经祖父徐颐、父亲徐元献、玄孙徐霞客都是载入史册的人。徐家有一“万卷楼”，里面所藏皆是宋元战乱以来遗留下来的古卷，徐经好友钱福曾游览过万卷楼，后来专门写下《万卷楼记》，钱福在《万卷楼记》中写道：“兹楼也，储川岳之精，泄鬼神之秘，究古今之奥，焕斗牛之躔，知不可以金谷，平泉视也。”

徐经自然是名声在外，就连京城也知道他。此次他与唐伯虎结伴而行进京赶考，唐伯虎是去年应天府乡试解元，如此阵势你想不关注都不行，果然，两人还没到，京城便早已闻声。两人抵达京城后便赁下一处宅子，随即在京的同乡、熟人纷纷前来拜访，一时摩肩接踵。徐经带着六名童子，每次出门都是招摇过市，把个北京城搞的是喧闹异常，这几天从大内到中枢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俩人。偏偏这个时候，徐经又领着唐伯虎拜访此次会试的主考官程敏政，人们不禁浮想联翩，程敏政也是南直隶人，对徐、唐二人极为推崇，平日里就有书信来往。

此次会试的主考官除了程敏政，还有一个是李东阳。而这次会试试题出的生冷、怪癖，众考生皆答的一塌糊涂，唯有两张卷子写的颇有文采，主考官程敏政说这两张卷子一定是徐经和唐寅的。程敏政的这句话很快传遍了京城大街小巷，也终于印证了人们先入为主的想法，那就是徐经、唐伯虎并无真才实学，此次进京想通过贿赂的手段取得功名，而且唐伯虎还邀请程敏政为自己的诗集作序，这些都加强了人们的这种看法。

很快一场科场舞弊的大案的奏书搁在了弘治皇帝的案头，弘治皇帝读完后勃然大怒，下令将程敏政、徐经、唐寅三人投入大理寺的诏狱，徐经受刑不过便招供自己拿金子贿赂程敏政，然后程敏政将试题给了自己，不仅如此，唐寅也使了黑钱。

对于这段经历，唐伯虎在给好友文征明的信中写道：“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养尊处优的文人哪里见过牢房的架势。弘治皇帝让李东阳复审，李东阳在复审中发现被程敏政赞扬的那两篇稿子并非出自徐经、唐伯虎之手，而且后来徐经在刑部和吏部会审时翻供，说自己是屈打成招，到了此时，此案已再无悬念。但迫于舆论压力，会审认定徐经和唐伯虎在考前拜访主考官也是犯法，仍然有举人身份的徐经和唐伯虎被贬到浙江的县城为吏。程敏政出狱后不愿为官，忧愤而死，唐伯虎耻于为小吏，从此远离官场，徐经还盼望新天子正德能够为其平反，故而于正德二年前往京城打探，但终是无望，徐经却于杭州的永福禅寺病死。

徐经的祖父徐颐曾任过中书舍人，当时朝中风议徐颐的官职是拿赀财贿赂王振而得，王振死后，徐颐自然也被罢官。徐经的父亲徐元献会试不中，回乡后发愤读书打算来年再考，结果用功过度而死，而他们的后代徐经也是如此。科举考试摧毁了徐家三代人，不仅如此，后世子孙虽多加努力，仍旧是无缘官场，一直到徐霞客童试不中的时候，母亲便没再要求，此后徐霞客大半生便在游历中度过。社会的发展给知识分子更多的选择途径，你可以教书育人、你可以经商、你可以出版自己的书籍、你还可以游历和当一名医生。

发端于弘治年间的科场大案表面上看是民众对两个明星人物的排斥，更深层次的原因乃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的那种冲突，历史虽然已经进入到弘治年，底层的商业已经开始踊跃，但对于中枢来讲，它依然容不得商业文化的存在。而这种反映在人事安排上的冲突只是两种文明的一种小冲突，如果它能在底层社会中引起大的爆发，那才真正意味着大时代的到来。

唐伯虎回到家乡后，第二任妻子离他而去，他开始寄居在吴趋坊巷口的一处小楼中，以卖画为生。

不炼金丹不坐禅，

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幅丹青卖，

不使人间造孽钱。

这首诗是唐伯虎在吴趋坊居住的时候所作，诗中真实的反应了诗人那个时候的心境。也就是在吴趋坊居住期间，诗人结识了苏州名妓沈九娘，两人互生爱慕，并共同生活在一起，后来生下女儿桃笙。

几年后，诗人用卖画的钱在城北废弃的桃花坞盖了几间茅房，这里就成了他的桃花园。平日里经常跟沈周、祝枝山、文征明饮酒作诗、作画。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这是唐伯虎所作的有名的《桃花庵歌》，这是一个较为正确的版本，这首诗歌正是诗人在桃花坞生活期间所作，它生动的描绘了诗人的生活情趣和内心世界。无论诗人如何洒脱，都掩盖不住诗人生活的窘迫，无论诗人如何淡化，都回避不了他内心世界的纠结。

我们的诗人依旧对弘治十二年的那场科考耿耿于怀，并成了一生中都挥之不去的心结。诗人并不是一个开朗、豁达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并不适合官场，即使那场科举能够得中，依然会是今天这个结果，世间很多事情虽是意料之外，却是情理之中。诗人的后半生始终活在虚幻之中，他不似吴与弼、徐霞客那般洒脱，一件小事情都会令其纠结一生。实际上，从弘治十二年的那场科举大案来看，以及嘉靖、万历两朝士大夫的命运、际遇以及选择来看，从明代中期以后科举取仕对于一般文人来说已经不是最好的出路。知识分子一定要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从这点来讲，我们后面将会讲到的终身不科考的王艮、何心隐无疑是知识分子的楷模，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着坚定的认定，而不受任何世俗的干扰。

唐伯虎虽然身在乡间，但不等于他默默无闻，喜欢招揽人才的宁王对唐寅伸出了橄榄枝。唐寅来到宁王府后发现宁王行为怪异，而此时到处流传着宁王要造反的新闻，有了前科教训的唐伯虎开始装疯卖傻，并离开了宁王府。虽说离开了宁王府，但毕竟是跟宁王有牵连的人，在宁王出事后，唐伯虎也遭到了调查与警告。这件事情对唐伯虎又是一次打击，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渐渐不行了，卖画的钱连生活都维持不了，加上沈九娘先他离世，唐伯虎只好依靠祝枝山、文征明、王宠接济。

嘉靖二年（1523年），唐伯虎前往亲家王宠家，王宠家挂了一幅苏轼的真迹，上面有“百年强半，来世苦无多”一句，这句话触动了唐寅的心思，他回想自己凄凉的一生，回去后便病倒了。当年死于桃花庵中，享年53岁，他的好友凑钱将唐伯虎安葬，祝枝山写了千余字的墓志铭，后世人关于唐伯虎的生平很多都是从这块墓志铭上来的。

唐伯虎一生虽然作了许多诗，但诗页大多散轶，一名常熟书商将其散于各处的诗集收集起来，做为一本诗集出版。唐寅跟许多的文人一样，生时寂寞、死后辉煌，幼年的安逸生活造成了无法承受挫折的压力，这点也跟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一样，一旦科举失利则终身愤世嫉俗、自轻自贱。

在本章节中虽然以较大篇幅介绍了唐伯虎，但归根结底还是要说明明代中期诗歌风格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反映了社会的一种变迁。从后世人在小说和戏曲中将唐伯虎描绘成一个放浪形骸、纵情声色的人我们就可以看出在明代人追求思想解放、个性独立的情况下，他们需要唐伯虎这样的一位人物充当代言人，来表达他们的内心诉求。但此种诗歌的自由风尚只限于民间。

另外，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徐祯卿本来也是后吴中派诗歌的代表，但入仕后竟也受环境的改观转变为茶陵派，这个事例表明，到了正德年间，民间风气虽然已经活跃，但中枢依然保守，伦理道德依然在禁锢这个社会，两种思想开始在帝国碰撞，并在以后的岁月越发激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