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启蒙——充满理想的太监



明代的划分如果按照时间段来说可以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正统年标志着明王朝已经进入了中期，万历三大征的结束基本标志着明王朝驶入了它的晚期，这是从时间段来划分；如果从君臣关系来划分，明王朝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洪武到永乐是文臣被压制的时期，仁宣两朝是君臣融洽的时期，从正统年间开始一直到明王朝灭亡这大段时间都是君臣斗争的时期。

正统初年的一切虽然都按照仁宣两朝的惯性往前走，但我们的王朝已经偏离了它的轨道，也许多年后人们仍在思索造成这种偏差的原由究竟是什么？是皇帝的教育问题，还是三杨的无能，或者是小皇帝的天性，或许这些都不是主因，宣德朝以后文官行为方式的变化才是主因。

正统年是帝国的转折点，皇帝与文官的矛盾在此后全面爆发，三杨在世的时候尚能维持一种平衡，三杨一死局面再无挽回的可能。

我们的宣德朝在它的表面平静下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吏治腐败、军队退化的战斗力、周边民族的虎视眈眈、土地兼并、流民四起，这些问题在宣德末年已经出现，我们的宣德皇帝虽然也曾整治过此类问题，但他更试图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诸如此类问题，而且我们的这位宣德皇帝似乎对宫廷生活关注更多。通过这些读者可以感受到仁宣两朝的平静是暂时的，洪武、永乐两任皇帝过份压制的问题在后世宽松的环境下必然又将出现，而这也清楚地表明宣德朝以后的政治走向似乎又将重回洪武与永乐的政治脉络。

面对吏治腐败、军事危机、土地兼并、流民问题三杨自然无能为力，无论是杨士奇，还是杨荣、杨溥，他们只能在太平盛世的时候辅以润滑的作用，到了政治出现拐弯的时候他们却手足无措。有才干的一代文臣皆在靖难之役中死去，永乐时代留下的皆是一帮平庸之辈，而三杨以后的文官又皆是矫揉造作、文过饰非之人，可以说当朱棣带着他的队伍进入南京城的时候就标志着一个精英已死的时代。

三杨既然无能为力，后辈又是自以为是之人，这个重任落在了两个愤青身上，他们是大愤青王振和小愤青朱祁镇。

王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佼佼者。王振是山西人，在当地大约是一个县治下的教谕，朱棣在位的时候为了给宫女授课说服了一批儒生尽身入宫，王振便是其一。王振的身上集中了一些特殊的基因，这种基因甚至影响到了小皇帝朱祁镇，最终使得我们帝国的脉搏居然也随同跳动。

王振来源于底层，体会了底层民众的艰苦，他对这个世道有了更多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愤世嫉俗。他不喜欢文人政治，他更推崇洪武、永乐的那种武人政治，他对洪熙、宣德两朝的政策也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吏治要严、刑法要苛，对于明朝势力从安南撤退更是他所不能认同的。虽然王振怀揣着伟大的理想抱负，但只作为一个教谕的他却不具备实现这些理想的条件，为了实现这些抱负，他最终走上了这条路。入宫后，他抓住了一个能实现此等理想抱负的救命稻草，那就是皇太子朱祁镇，王振负担起了小皇子的教育问题，他便在潜移默化中灌输着他的思想与理论。

明代有“经筵”一说，“经筵”就是让有名望的大儒担当皇子的教育，这既是帝国的一件大事，更是儒生的一件大事。天朝的儒生们挖空心思也要把这一工作控制在手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皇位的继承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从而使得他们在成年后跟他们保持一致。很不幸，朱祁镇的教育问题文人没有控制住，反而被宦官王振抓住了，从这一刻起明王朝的政治轨道开始偏离文人政治的方向，无论后世之人如何辱骂三杨，我们的帝国都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偏差。

小小的朱祁镇对三杨的讲课丝毫不感兴趣，他更喜欢王振给他讲外面的世界，讲民间的生活，他更喜欢王振带着他骑马射箭，而我们的王振同志也若隐若无的告诉皇帝，你要掌握住兵马，文官并不可信。而掌握兵马最好的方式就是经常狩猎、经常出巡、经常巡阅军队，乃至亲征。

朱祁镇登基后，王振看到实现他的理想与抱负这一天到来了，他要凭一己之力扭转仁宣两朝的政治走向，他要用他的辣手重新还给大明王朝一个朗朗乾坤，无论这种朗朗乾坤是属于他自己的，还是属于这个王朝的，我们这位宦官的确这样做了。

太皇太后和英国公张辅对于政事撒手不管，三杨对于政事又是消极应付，所有的一切都压在了王振的头上，从正统元年起这位宦官似乎就开始在帝国扮演重要角色。

王振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停派宫内宦官前往各地采购。我们知道宣德皇帝是个好玩的皇帝，他曾让宫中太监前往各地搜集珍奇的玩意儿，也为此杖毙了一些为非作歹的太监，而英宗登基后，王振开始禁止宫内太监从事这些采购，成功的将宣德朝的这一弊病消于无形之中。

面对权力出现了真空，王振开始主导官吏的任用。针对三杨即将退去的情况，王振也有考虑，王振曾征询过三杨谁能接替他们的位置，三杨举荐了陈循、高谷、苗衷三人，王振对此也欣然接受，但这三人也皆是平庸之辈，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显赫政绩。王振对于干练的官吏也多赏识、提用，对于出现问题的官吏处罚起来也毫不留情面，可以说正统初年在王振的主政下政局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但我们的王朝毕竟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这跟我们的礼法不容。

王振既是宦官，又有文化，这是他的双重优势，在英宗很小的时候，宣德皇帝就派王振入东宫担当起小皇子的教育问题，王振对英宗要求很苛刻，他不允许其他太监跟英宗过份玩耍，也一再告诫英宗应以学业为主，而英宗对王振却颇为忌惮，他不敢在王振面前公开玩耍，当他玩耍被王振发现时他会低下头表示认错。

我们的英宗皇帝非常单纯、非常善良，他没有洪武、永乐的那种手腕，也没有建文、洪熙、宣德的那种心思，他废除了殉葬制度，也正因为他是那么单纯，所以显得信心不足，他能依靠的只有王振，如果没有王振，我们的这位小皇帝真不知道会怎么过。

不仅如此，王振还让小皇帝告诉太皇太后不要经常去佛堂，最好将佛像供奉在宫里面。王振对于阁臣也是极为尊敬，每次去内阁都是让别人叫了几遍才进去，进去后也是恭恭敬敬的站在那里，三杨的建议王振也大多能接受。无论是太皇太后还是三杨似乎对王振都能接受，他们也需要王振充当一个稳定器的作用。

除此之外，王振还是一个好战分子。

明代是一个伟大的朝代，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将辽东、云南、贵州纳入中华版图，且设省，虽然这三省在元代已经进入中华版图，但那只是一种松散的控制，有明一代才算是真正控制起来。这其中最后进入版图的是云南，而云南最后平定的是麓川这个地方，麓川位于云南的西南部，与缅甸接壤。麓川平定后，朱元璋在这个地方设置宣慰使司，实行土司自治的制度。

明廷对西南土司实行的策略一直是分而治之，也就是将大土司辖地分给几个小土司治理，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但被夺去领土的大土司当然不愿意，所以土司之间互相攻伐也是常有之事件，而地方官员和将军急于建立军功，所以很多情况下由于一些偶然小事件引发大的冲突事件在整个明王朝是时常发生的，为此中央政府耗费巨大财力、人力、物力，同时也给西南的少数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虽然朱元璋在麓川设立宣慰使司，但到了建文年间，麓川土司任氏家族大部分封地皆被剥夺转而分给其他土司，从宣德三年开始任氏家族就开始试图通过战争收复失地，到了正统年间麓川宣慰使任思发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了明政府的忍受力，一场大战似乎不可避免。

正统六年（1441年），英宗命定西伯蒋贵挂平南将军印，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征调京营、湖广、四川、两广共计十五万兵马。大军强渡怒江、破象阵，会师腾冲，接着一举攻下麓川王城，思任发父子进入缅甸，官军得胜而归。

逃入缅甸的思任发、思机法父子很快死灰复燃，正统八年英宗第二次派蒋贵、王骥征麓川，此次将麓川宣慰使又一分为三。

正统十三年战事又起，这次是思任发的儿子和孙子在边境上惹事，英宗第三次派蒋贵、王骥统率十三万大军入滇，而此时距土木堡之变仅一年。

可以说明廷三次用兵除第一次有效果外，其他两次皆毫无意义，我们也可以看出朝廷的方略一直是以战为主，那么在帝国面临天灾和起义情况下为何还要如此，这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英宗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发挥主导作用，发挥主导作用的是王振，王振企图恢复以武立国的传统，当然对征伐这种事情感兴趣。另外一个深层次原因是朝廷担忧云南出现跟安南一样的局面，此种担忧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毕竟我们的着眼点要从今代拉回那个时代。

从云南地方部队陷入战斗起，这场发端于滇西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十年，给明王朝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也使云南地方人民带来沉重灾难，明王朝好不容易在宣德朝从过去那种负担中摆脱出来，正统年间一切似乎回到起点，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正当人们对正统年所有的一切手忙脚乱的时候，一场更大的政治危机悄悄爆发。

当永乐皇帝在北征蒙古途中死去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这个帝国放弃了它的干涉主义，但仅仅过了十年，漠北形势就是风起云涌。

国初蒙古部落一分为三，从东到西是兀良哈、鞑靼、瓦剌。挨着喜峰口的兀良哈三卫内附大明朝，另外就是东面的鞑靼部和西面的瓦剌部，鞑靼部继承了铁木真的黄金家族血脉，仍旧以游牧为主，保持着蒙古人的传统习俗，西面的瓦剌属于山地森林蒙古族，以渔猎为主。大明建国后仍是把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作为打击的对象，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黄金家族重新统一蒙古，所以黄金家族一直是明王朝打击的目标，到了宣德年间，奄奄一息的黄金家族再也承担不起振兴蒙古的责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明王朝对黄金部落持续不断打击下，瓦剌部却在积蓄力量。从宣德年间起瓦剌部的杰出领袖脱欢就逐渐蚕食瓦剌各部，接着又将手伸向了鞑靼部，而宣德年已放弃了永乐时代的那种对外扩张政策，明廷对于脱欢的这种行为并没有表现出过强的干涉性，脱欢是最终想统一蒙古各部重建铁木真的辉煌。但蒙古人只承认黄金家族，在他们眼里铁木真只有一个，黄金家族只有一个，在此种形势下脱欢必须找一个人，一个能号召全局的人，他找到了脱脱不花。

脱脱不花是大草原上黄金家族的继承人，脱欢依靠他重新号令整个漠北高原，不仅控制了鞑靼与瓦剌，更控制了兀良哈三卫和东北女真各部，以松散的方式建立了一个东达朝鲜，西抵青海的大帝国，其控制的领土面积竟也不亚于明王朝，并在甘肃设置行省。大元王朝似乎依然存在，的确，它依然存在，在新一代的领袖人物脱欢的领导下它竟然一步步强大起来。

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纵使脱欢重新控制了蒙古各部，但这依然是一种松散的联盟，跟铁木真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脱欢更多的情况下是依靠一种强大的经过整合后的力量向明王朝施压，以换取贸易上的平等化。

蒙古部落作为典型的游牧部落是以肉食为主，过多的食用肉食积累的脂肪在体内无法消化，这就需要用茶叶加以分解，而茶叶只产于关内，另外，食盐和铁器也是蒙古人需要的东西，这些本土也没有。除此之外，蒙古贵族也需要丝绸和瓷器，这些都导致蒙古部落需要依靠关内的物资来生存。而明王朝为了抑制蒙古人势力过大，故而对此类物资控制严格，蒙古人的需求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往往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所以我们纵观整个明朝时代，可以清晰的看见关内关外贸易正常化或活跃情况下，鲜有战事，而一旦双方贸易陷入梗塞，则多会引起战火。

而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事件就是发端于双方的贸易问题。

明廷跟蒙古的贸易以三种形式进行。第一种形式是通贡，蒙古方面派使团来朝，带来马、牛羊、兽皮等物，换取丝绸、布匹、药材、瓷器、茶叶或金银，明廷回馈物品的价值一般高于贡使朝贡物品的价值，历史教科书中对此称作“朝贡贸易”，教科书的解释是“朝贡贸易”，此种厚彼薄此的朝贡贸易既满足异邦对中原王朝物资需求，又能满足天朝的心态。但天朝又对朝贡贸易的次数和规模进行严格的限制，如果不进行严格的限制，通常是此批使者未回，下批使者又来。而我们将要论述的土木堡事件就是由朝贡贸易引发的。

此种通贡贸易更多的是满足蒙古统治者的需求，更多蒙古牧民的需求还是要通过互市和私市满足。明王朝对互市也是严格限定的，每年只能开那么几次，互市是以官方贸易为主，明廷通常委派宦官监督。易货的物资是茶马，因为高大的骏马通常都产于高寒之地，关内是养不出好的战马。在通常情况下，一匹马只能换100斤茶叶，蒙古人辛辛苦苦养大的马匹只能换那么一百来斤茶叶，而且是又黑又苦又涩的茶砖，这显然不是一种公平的贸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对于边市也是时关时开，坚固的长城和沿长城一线部署的百万大军似乎还不如给蒙古人点茶叶和粮食。

正统四年，西历1439年，北元丞相脱欢死去，其子也先继位，也先雄心则有，但才具不足，缺乏其父统驭全局的能力，也先称太师，自封淮王，其在主政期间跟明廷在通贡问题上摩擦越来越大。

从正统元年起，也先麾下的蒙古部落来明朝朝贡的人数和规模、频率越来越高，从最终的几人发展到上千人，从最初的一年一二次发展到最后的一月一次，这边使团还没有走，那边使团又来了，这些人来到关内从礼部到地方都要热情接待，因为涉及到外交问题，无人敢怠慢他们。但这些人来到关内时常滋事，而且夹带私货跟边境的军队做生意，通过马匹、兽皮换取硬弓和刀剑，这些都被王振侦知，王振心理自然有数。

到了如今，蒙古人的朝贡问题已经成了帝国一大令人头痛的难题，蒙古人的胃口越来越大，每次朝贡规模越来越大，逗留时间越来越长，甚至秋天来，第二年春天才离去。朝贡已明显给明王朝带来了负担，朝贡也成了帝国继天灾、起义、滇乱之后的第四大问题，但也先在关外始终是大兵压境保持着咄咄逼人的态势，而明英宗和王振都是忍了，他们宁愿多花些钱省去兵灾，毕竟这个时候帝国还没有从南面的问题中腾出手来。但正统十三年的到来使得这一切都明朗化。

明朝与蒙古之间通贡还隐藏着一个问题，就是蒙古人虚报朝贡人数，以骗取更多的赐品，对于这些问题户部官员并没有认真核实，王振得知后于正统六年对户部官员刘中敷、吴玺、陈瑺进行了责罚。到了正统十三年的时候，北方的灾情有些减缓、南方的义军虽然没有彻底剿灭但已无大碍，云南麓川战役已近尾声，此时的明英宗和王振已开始酝酿解决蒙古朝贡问题。

在蒙古朝贡这个问题上英宗与王振隐忍了十几年，终于到了要爆发的时刻。正统十三年十二月，最大一次朝贡到来，此次也先报了3598人，王振突然让负责接待的会同馆核查人数，结果查出实际人数为2524名，虚报人数1074人，王振立即以此为借口削减马价。也先被搞得措手不及，他不明白王振为什么突然要如此，本来我也先来朝贡虚报点人数，你天朝多给点东西，大家都相安无事，为何你王振突然要如此？也先的心中也明白这对于蒙古来说是个可怕的开始，一旦王振的这一行为没有被抵制住，那么明朝方面将会产生连锁反应，比如限制使团规模，乃至取消朝贡，关闭边境集市，这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而这些一旦发生那么对于蒙古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战争即将开始，我们的王振难道不害怕吗？他当然不害怕，他巴不得的呢。

也先的叩关似乎是所有人都预料到的，但它还是迟来了半年时间，因为也先需要积蓄力量。

从正统十四年元月开始一直到七月，史书上再也没有也先使团来朝贡的纪录，停留在内地的使团也陆续被打发回去，我们的太师也先的心已经凉到了底，他望着那道高耸的城墙，大约那堵墙再也不会为他打开，昔日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自己的族人浩浩荡荡开进大明吃喝玩乐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这些都怨那个该死的太监王振，我要打他，打到他疼为止。

从七月份开始，也先四路大军开始叩关。一路由也先率领进逼大同，蒙古汗王脱脱不花率军进逼辽东，知院阿剌率兵进逼宣府，还有一路大军进逼甘肃张掖，四路大军形成威逼之势，也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王振就范，但此时的王振兴奋异常，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开始朝他设计的轨道上运转，王振感到属于他的巅峰时代终于来临。

王振作为一个底层人物放弃儒生身份净身入宫就是为了实现他的以武治国的梦想，他希望年轻的英宗皇帝也能像他的祖辈们亲自带兵巡视关外，甚至是亲自带兵出征，至此正统之治终于拉开了全貌，那就是王振企图带着英宗像洪武皇帝那样跟整个历史惯性作对抗。王振企图将帝国拉回洪武、永乐时代，但他不知道历史滑行到今天已经不是洪武与永乐时代的土壤，一个细小的偏差都会毁了全盘计划。

面对也先在关外叫骂，七月十一日，大同右参将吴浩率兵出关与也先激战猫儿庄，出塞明军全部战死。消息传来，英宗命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大同总兵朱冕、左参将石亨各领万人在长城边沿的阳和口抵御瓦剌骑兵，阳和口是瓦剌人进入关内的必经之路，皇帝与王振试图以此四万人的兵力暂时挡住瓦剌人的进入。

实际上也先的军队主要是在关外形成威逼之势，其目的还是逼迫明廷同意朝贡而已，只要明军严守边塞，也先的军队是进不来的，何况京城还有十几万的京营。只要严令各要塞城堡严守不许出击，事情就解决了，但王振显然不希望这样，他想做的就是带着皇帝出塞巡视，重新恢复以武治国的传统。

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么十几年来王振一直在皇帝面前进言让皇帝找个恰当的时机亲征，其主要目的还是对文官而来。正统年间文官已经渐渐掌握了权力，这种现象在高层还不是太明显，在民间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看到朱元璋所建立的那种自耕农社会已经渐渐滑入士绅手中，对于我们的帝国在未来会由文官与士绅掌控这一趋势王振已经表现出了担忧，而1449年的也先犯边给王振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想让皇帝带着大军出塞巡视，吓退也先，这一行动会增加皇帝跟军队接触的机会，会重塑君主的权威，会进一步增强武将和贵族在帝国的地位，其政治意义明显大于军事意义。

但皇帝亲自带兵出征跟儒家礼法不符，因为皇帝亲自带兵是那么的明显将文官撇开，这会让帝国的文官们情何以堪，对于他们来说帝国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其手，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中枢，无论是皇帝统兵，还是重用宦官此类跟文官无关的事情他们都是激烈反对，甚至皇室内部的家务事他们也要干涉其中。

我们的英宗皇帝在朝堂上抛出了他要带兵亲征的想法理所当然的遭到了群臣的反对，永乐皇帝、宣德皇帝经常带兵出塞是他们所不赞同的，他们认为皇帝就应该呆在宫里，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不要到处跑，既不能亲近百姓，更不能亲近武将。永乐皇帝和宣德皇帝是他们所控制不了的，但到了英宗这一代是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走老路。对于王振的跋扈文官们忍住了，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再也不能后退了。

吏部尚书王直领衔群臣上奏曰：“自古边境有事皆是靠忠兵猛将守卫，陛下应当选派良将，增派劲兵，赏赐将士，并严令将士以防守为主，待到敌军人困马乏之际出兵可获全胜。如今正是七月天，天气炎热，水草还不丰盛，水源也不足，一旦天子在外，四方有紧急情况而不得知，况且天子乃宗庙、社稷之主，万邦之主不可孤身犯险，只须坐镇指挥即可。”

按说文官们说的在情在理，尤其是“天气炎热，水草不丰，水源不足”这几条说到了点子上，但英宗和王振显然不会理会这些。英宗说道：“朕明白众卿之言皆是忠君爱国的意思，但虏寇逆天悖恩，犯边杀掠军民，朕不得以才要亲率大军剿之。”

朱祁镇这番话说得其实并不令人信服，如果强调“朕冲年即位毫无建树，趁此机会重塑先祖的雄风”等诸如此类说辞似乎更堂而皇之一些。皇帝与群臣之间空对空，没有任何意义。

此次皇帝的出征实际上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皇帝只不过是出塞巡游一下而已，没有人意识到会出问题，这跟正德年间皇帝要出塞文官的那种疯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王振调动了神机营、五军营、三千营共十七万军队，加上河北守军三万人一共是二十万人。这二十万人每人赐银一两，胖袄裤一件，鞋两双，一个月的炒米，三人配一头驴，二十万人共分了八十万件兵器。这些皆是仓促配备，一个月的干粮更像是出去巡游而不是打仗，兵士对于新配发的兵器更是无法熟练使用。

出征的队伍是豪华的，从英国公张辅开始共十二位有爵位的贵族，加上其他军事和文职官员共计三十二名有名有姓高级官员，帝国精英全体出动，当然这其中更是少不了王振。大军出征之前将回来庆功的赏赐都准备好了，这不像出征，更像是一次例行的出塞巡视，在所有人眼里它的确是巡视。因为太宗皇帝最后三次的巡视，蒙古人都是避其锋芒，宣德皇帝的出塞巡视蒙古人也是避其锋芒，这次正统皇帝的出塞巡视，蒙古人实际上还是避其锋芒，但一些偶然因素的发生使得这次的巡视行动发生了质的改变。

它不仅终结了这位宦官的理想，更是几乎终结了大明帝国皇帝统兵的传统。

成化年间天象屡屡示警，时常有流星长时间划破天空，而且拖着长长的尾巴，或有小流星相伴，帝国的南北皆见，天空中的各星位皆被冲撞。这似乎不是好兆头，古人通常将此种天象跟皇帝失德联系起来，我们的见深同志也面临着压力。

每次星相之变都能在帝国掀起政治风波，皇帝下罪己诏，文官们相互弹劾，有人上位，有人下位，为非作歹之人收敛，淫糜之人素寡度日，整个帝国一片哀悼，一切娱乐活动停止。

成化十二年（1476年）正月，朱见深率领文武群臣前往京城郊外祭祀，天地间突刮大风，沙尘遮蔽了天空，烛火被吹灭，气温骤降，当场有人冻死。据说这是后来的江南才子祝枝山祖父亲眼所见，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按古时说法有妖人做怪。实际上据《实录》记载昨日夜间就起了大风，这应该是天气不好的原因，或者是北方固有的沙尘天气原因，而当场冻死人则有可能是祝枝山的祖父夸大其词，但在祭祀的时候突发此等事件无疑给众人心头上笼罩上一层阴霾。

此事刚过了几个月，京城中又传言有黑色的动物夜间出来伤人，弄得整个京城人心惶惶，人们皆白天睡觉，夜里劳作。后来此物竟然跑到宫中，虽经几番捉捕，终是无获。此时的成化王朝已步入多事之秋，外有边患、内有流民、君臣离心、宦官佞人横行，每次出现异相都能令朱见深惴惴不安。如今京城出现怪兽，朱见深一面派人去土地公公那里祷告，一方面又下罪己诏，这样过了几月事情竟也渐渐平息下来。那么这个黑色怪兽究竟是什么动物，笔者认为是外籍人士带到京城的某犬类动物可能性为大。

这件事情没过去多久，京城又盛传有狐狸精出入。京城人赵灵安在出城经商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美女，据说模样美不胜收，所以不得不戴了个面纱。后来这个女人被赵灵安带进了府里，第二天府里的人全部死个精光，就连府里的狗、鱼都没有一条活着。所有死去的人和动物都没有伤痕，而那个美女却没了踪影，所以京城里就开始流传是狐狸精做怪。接着，人们到了夜晚不断看见一个美女在外间游荡，后来又死了人。“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就这样流传开来，据说当时还有一份关于这个案子的档案，现在被保存在故宫，但是没有展出。

怪兽事件刚刚过去，现在又冒出了狐狸精，皇帝急了，便命人彻查，妖狐没查出来，倒真查出来一件事。山西有个妖人名叫侯得权，化名李子龙，自称有不世出秘法，侯得权与宫中宦官取得联系，由宦官引入宫中。侯得权本身没有入宫中传奉官名册，只是被宦官私匿，此事被侦知后，皇帝怀疑是侯得权在搞鬼，便将侯得权和庇护他的宦官杀了。

京城和宫中连发怪事，已经闹的是人心惶惶，可更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不久皇宫中每到夜间都传出金甲撞击、兵器相搏的声音，还伴有呐喊声，就好像有人在搏斗，这种声音朱见深亲耳所听，想来既令人心烦，更令人毛骨悚然。宫里的江湖术士捉不出来鬼，也许就是他们自己在搞鬼，以骗取自己对灵异事件的信任，朱见深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所有人都不可靠了。宦官不可靠，锦衣卫不可靠，东厂也不可靠，就连自己信任的江湖术士也不可靠，他们的法术实灵实不灵。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想到了一个人，他叫汪直。

汪直本是瑶族人，是韩雍在成化三年大藤峡之战中被俘的小孩，后被阉割进宫当了太监，侍奉万贵妃。汪直聪明伶俐，很讨宪宗喜欢。成化年不仅文官与皇帝之间不信任，就是皇帝与宦官之间也不是那么亲密无间。成化年间的知名宦官怀恩、尚铭不一定都买皇帝的账，有些旨意没到内阁在司礼监就被驳了回来，皇帝想到了汪直，他曾经命汪直外出刺探隐私，汪直跟皇帝都是单线联系，在整个帝国皇帝已经无法找到这样的人了。但汪直职务卑微，皇帝无法让他统领东厂，所以只能采取权宜之计。

皇帝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由于该机构在皇宫以西，并以宫中的旧灰厂为治所，便名曰西厂，由汪直挑选了一百多人的锦衣卫校尉负责，西厂建立后汪直的能力很快体现出来了。

三杨中杨荣的孙子和曾孙在福建家乡闹出人命案，被人告到刑部，刑部打算严惩此事，谁知杨家人进京活动，就在此案要被压下去的时候，汪直知道了，汪直深挖此事，将杨氏父子处死，跟此案有关联的官员也受到了牵连。杨氏一案使得汪直和他的西厂名声大噪，这件案件办的令任何人无话可说，它保护了民众的权益。后来的事实表明这只是一个开始，汪直不仅监视文官，他也监视宦官。

历史走到成化年，社会风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官场贪腐已是公开的秘密，从宦官到文官无不靠倒腾食盐、物资赚些外快，人们对于这些事情都是习以为常，偏偏汪直较起真来。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是个位高权重的人，他在回京途中搞了近百船食盐沿着京杭运河招摇过市。船队行驶到了山东武城县的时候，武城县的典史要拦截船队检查，覃力朋一耳光打过去，打掉典史的两颗牙齿，又将典史身边的一随从射死。此事很快被西厂侦知，汪直汇报给了朱见深，见深本就对司礼监不满，正要将此事当作对付司礼监的典型。一番恶斗后，覃力朋终究是被司礼监保了下来，但覃力朋从此也退出了宦官的舞台。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如今汪直和他的西厂已经不是跟东厂的矛盾了，而是跟整个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的矛盾，小小的汪直已经得罪了整个帝国，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帝国的威力。

接下来有更多的人因为走私、受贿、通奸、妖书此类事情而被抓，或被西厂讯问，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官员都胆战心惊，人们不知道自己的身边是否有西厂的特务，终于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也就是西厂刚成立四个月的时间里由内阁首辅商辂联合内阁万安、刘珝、刘吉上书要求废除西厂。对于文官的这种举动，朱见深早在意料之中，帝国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没有阻力是不可能的，但此次上书司礼监和内阁产生了联动机制，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和内阁首辅商辂不惜一切也要扳倒汪直，商辂更是暗示群臣会废黜见深的帝位来威胁，面对这种形势，宪宗只好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废黜了西厂，贬黜了汪直。

从内阁给皇帝的上书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汪直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内阁在弹劾汪直的奏书中说道：“由于皇帝重用汪直导致‘人心汹汹，各怀疑畏’，文武重臣不安于位，百司庶府不安于职，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虽然这些词语未免有夸大之嫌，但汪直和西厂的作用可以时见一斑。

朱见深正是希望汪直和他的西厂如此行事，如今岂能就此罢手。仅仅过了一个月，一名南京的御史上书替汪直鸣冤，要求重开西厂。这是一件举朝皆惊的事件，人们纷纷猜测是不是这个御史受到了皇帝的暗示，不管上书的御史有没有受到皇帝的暗示，聪明的人都知道汪直倒台的日子远远没有到来。

西厂很快复设，汪直官复原职，汪直开始向攻击他的官员反攻倒算，内阁首辅商辂被迫致仕，受牵连的还有兵部、户部、刑部尚书，各部侍郎、都察院御史共计几十人。从此，汪直面前再无障碍。

俗话说“趁热打铁”，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个火候，一旦过了那个火候再做就不会那么顺利。虽然西厂复设，但已经不是一个月前的光景了，官僚集团对西厂的打击是巨大的，复设后的西厂失去了往日的冲劲，汪直也对侦缉、办案失去了兴趣，他将目光转移到了帝国的边疆，那里有更雄壮的舞台等待着他。

成化初年，建州女真在杰出领袖董山领导下开始强大起来，加上辽东地区长期对建州女真的欺压、不公平贸易、索贿等因素，终于导致明廷跟建州女真的第一次大的冲突。对于建州女真问题，一是为了防止潜在威胁，二是边将为了邀功，所以明廷制定了严厉打击的策略。

成化二年明廷将董山以及一百多名女真部落首领诳骗到京城处死，接着开始命大军征讨女真各部。成化三年九月朱见深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赵辅率大军纠集朝鲜军队从抚顺出边征讨建州女真。十月份邸报传来，女真人被杀1700余人，少壮皆被处死，老幼被俘，房屋被焚毁，家畜等财产被洗劫一空，余者逃至深山中才得以存活。经过这一役，建州女真遭到了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为了防止女真人报复，明廷又修筑了边墙，将女真各部与汉人居住区隔离起来，从此民族的隔阂更加拉大。

明朝与建州之间的摩擦并没有因为成化三年的屠杀而结束，反而在以后的十年中摩擦不断，而边将为了邀功不仅杀良冒功，更是对边事夸大其词，以怂恿朝廷派军进剿，而辽东巡抚陈铖就是这样的人。

成化十五年，受陈铖的怂恿，汪直和陈铖率领大军向建州女真部进发，这是成化年间明廷对建州的第二次征讨，此时的女真各部还没有从上次战争的厄运中恢复过来，灾难又一次降临。女真各部的年轻人只好向深山中逃窜，留下老弱妇孺被明军斩杀，此役杀人七百，俘虏五百。虽然此战纯粹是没事找事，欺负弱小，但皇帝还是给了汪直封赏，其他人也跟着汪直沾光。

欺负弱小的女真汪直觉得没意思，他觉得应该找蒙古人打打。成化年朝廷跟蒙古的战争也持续不断，尤其是在河套这个地方大小仗打了几十次，而恰巧此时镇守西北挂兵部尚书衔的王越上奏诈称蒙古人入侵了甘肃靖远县，并劝汪直来西北转转，此事正合皇帝和汪直的心意。成化十六年（1480年）正月，朝廷命保国公朱永为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汪直任监军，调动京城、宣府、大同的驻军赴西北进攻蒙古。

王越从情报上得知潜入河套的蒙古人驻扎在威宁海子后，便和汪直率轻骑直向威宁子海扑去，蒙古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明军斩杀四百多人。塘报传来，宪宗大喜，王越被封为威宁伯，其他人俱各封赏。

此时汪直荣耀到了极点，一个小小的太监竟然成了大明王朝的宠儿，整个天下都在为他喝彩。而此时的汪直也不回京了，便在边关镇守下来。

汪直驻守边关，那内地的肃贪问题怎么办？各位读者不用担心，因为内地有个假汪直。有个江西人叫杨福，在崇王府里当过内使，他在南京遇见一个熟人，熟人说他长的像汪直，接着又吹嘘汪直如何神勇，两人越谈越投机，最后干脆让杨福假扮汪直试验一番。两人打着“钦差总督西厂官校办事太监”的招牌开始南下，两人从安徽到南直隶，接着从南直隶到浙江、福建，就这样沿途巡视下来，一路上的府、州、县皆是风声鹤唳，众官员如迎天神。跟各级官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沿途百姓皆欢呼雀跃，诉状纷沓涌来，而这位假汪直竟然就地处理诉状，当场宣判，一些倒霉的地方官吏和士绅们被处理。到了福建，这位假汪直竟然检阅士兵、盘查当地的粮库起来，看来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汪直。两人好景不长，很快被福州的镇守太监识破，就地抓了起来。

虽然帝国闹了一场假汪直的丑闻，但他使人们都看明白汪直的威力究竟如何，一个假的汪直都能搅动整个东南，那么真的汪直岂不更厉害。朝中大臣开始酝酿除掉汪直，这件事情仍是由内阁和司礼监联手进行，一个内阁，一个司礼监，这两个平日里势同水火的中枢机构竟然因为要对付共同的目标携起手来。有了上次失败的教训，此次便不能采取直截了当的方式，而应采取更隐晦的方式。

皇帝经常在宫内听戏，不仅有一般的戏曲，还有小品，有个叫阿丑的民间艺人善于演小品。一天，朱见深照例兴致勃勃地在底下看戏，阿丑扮成一个醉鬼躺在地上耍酒风不起来，旁边配戏的一个人喊道：“皇上来了”，阿丑不起来，那人又喊道：“汪直来了”，阿丑连忙站了起来。那人又问道：“为什么喊皇上你不起来，喊汪直你却起来了？”阿丑答：“世人只知汪直不知皇上矣。”

台下人皆笑，皇上也是尴尬的笑了笑，这个节目虽然很敏感，但是对于君主来说并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因为皇帝知道这些人想栽赃汪直。但接下来的表演却触中要害了。

接下来的节目中阿丑打扮成汪直模样，一手拿了一只钺上得舞台来舞动，钺是古代一种斧状兵器。旁边配戏的又问道：“你拿两只钺干什么？”

“我带兵就靠这两钺。”阿丑答。

“哪两钺？”配戏的人又问。

“陈钺、王越。”阿丑答。

底下观戏的人又是哄堂大笑，但皇帝的脸色此刻却慢慢阴沉起来。

阿丑的回答终是触动了朱见深敏感的神经。陈钺和王越皆是文官，由于纯粹的武将统兵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欺压军户、克扣军饷、军纪涣散，但将文官参杂进去则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些问题，所以此时的大明朝已经渐渐的让各地的巡抚提调监督军务。汪直作为一名宦官他跟朝廷到地方的一些文官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些文官都支持汪直，其中陈钺与王越更是跟汪直保持了亲密的合作关系，陈钺的升职和王越的封伯都是拜汪直所赐。但宦官结交文官对皇帝来说是很忌讳的事情，皇帝本来寄托宦官制衡文官，如今宦官却结交起文臣来，而且还是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曹吉祥的教训仍是历历在目，如今的汪直跟曹吉祥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有什么想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便皇帝认为演戏的受人指使栽赃汪直，他也认为他们说的有理。

成化十八年，敏锐的士大夫们已经捕捉到皇帝对汪直失去了信任，内阁首辅万安上了一道奏书请罢西厂，万安的奏书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西厂被废。成化十九年汪直被贬到南京任御马监太监，汪直和他的西厂荣耀了六年，此后就像流星一样从帝国消失。

在明代的宦官群体中，汪直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宦官，他主政西厂的时候大概只有二十岁，属于刚成人的年纪，但他却敢清查官员、整顿吏治、带兵出征，的确令人刮目相看。汪直不仅敢对利益群体开刀，而且还敢去触碰一般人不敢得罪的宦官群体，他靠的大约便是年轻人的那种冲劲，那种不懂一切，却敢干一切的精神。但汪直毕竟昧于人情世故，在政治斗争中他还显得很稚嫩，他只知道一股脑往前冲，却没有捉摸帝王心术，西厂复设后他却一直在边疆，跟朝廷、跟皇帝之间渐行渐远，当有人设计陷害他的时候，他却失去申辩的机会。汪直在成化年间的确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小小年纪竟然能令整个官僚集团抬不起头来，如果能给他一个更稳健的平台，如果他不是一名宦官，他也许能做出更多的事情出来。

无论如何，汪直和他的西厂，以及此种行事风格都不会长久，它只能短期性的为帝王提供一种服务，令皇帝更加安稳而已。

正德皇帝在与文官的第一次交锋中败下阵来，他意识到要采取措施压制这股势力，他需要能够制衡文官的力量，在这种局面下，刘瑾走上了历史舞台。

刘瑾是朱厚照在东宫时的旧人，他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带着朱厚照玩乐，更为重要的是在朱厚照登基后刘瑾在理财方面颇有心得，他会出一些主意让皇帝创收，他更是偷偷告诉皇帝国库收入减少是因为文官们管理不善或贪污所致，要求对文官进行彻查。皇帝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刘瑾，刘瑾还有七个帮手，他们是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这七个人也是围绕在朱厚照身边的人。皇帝的确是孤立的，不仅在外廷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内廷也是如此，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岳跟前朝的怀恩一样跟他的主子对着干。皇帝逐渐依靠身边的这八名宦官建立自己的班底，盐引之事已经让皇帝决定跟官僚集团彻底决裂，但内廷和外廷已然联成一体，朱厚照只能暂时拿清查国库帐目一事打击官员，并让刘瑾掌握京师军队，以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局。

刘瑾和他的七名助手对文官的清查使他们感到不安，一旦在皇帝那里落下什么口实，皇帝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对他们进行打击。正德元年的十月份，盐引事件刚刚过去一个月，紫禁城的气氛便剑拔弩张，文官们坐不住了，开始提前出手，而文官们的提前出手也使得正德年间的政治冲突全面爆发。

1506年10月27日内阁和司礼监上书要求武宗处死八虎，此时朝臣已经给刘瑾等八人取了个外号，名曰“八虎”，皇帝接到朝臣和司礼监的上书彻底绝望，他让人去央求内阁与司礼监，要求将这八人发配南京了事，内阁态度极其强硬，声明只将这八人处死，不做其他议题，而且要在二十八日的早朝上逼迫皇帝做此决议，大明朝到了这个时候已是倒了个个，不是皇帝对官员发议题，而是官员对文官发议题。到了晌午，朱厚照将此事压了下来，愣是不批。

下午，内阁和司礼监共同商量了一个议题，那就是到了夜晚在宫中密杀这八名宦官。物极必反，文官们的跋扈终于在文官内部招致不满。吏部尚书焦芳本就跟内阁三人有嫌隙，他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八虎，这场战斗刚刚打响，文官内部就已现分裂，焦芳的叛变导致文官们的计划功亏一篑，正德年的政治形势发生惊天逆转。焦芳不是一个个案，嘉靖年还有张骢，从焦芳和张骢我们会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文官在跟皇帝的斗争中还略显稚嫩，二是此时的文官还未上轨道，后世跟皇帝合作的严嵩和张居正的惨烈结局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帝国是士大夫的帝国，如果有谁敢跟天下的文官作对，严嵩、张居正就是榜样。

八虎得知了朝臣要对自己动手的消息，集体跪在了朱厚照面前痛哭，朱厚照此刻终于意识到形势是何等严峻，自己已经是退无可退，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自己不合作，自己作为皇帝的合法性是否也会被动摇。虽然朱厚照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他仍是一筹莫展，这时候狡猾的刘瑾有了主意。

如果文官们不是要把这八虎赶尽杀绝，刘瑾等人也许就会乖乖去了南京，此后朱厚照就会失去最后的依靠，但皇帝在局势缓和后将这些人重新召回来也不是没可能，总之，一切还都是变数，但如今刘瑾等人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了。刘瑾告诉正德其实局势很好化解，先抓捕司礼监掌印王岳，将内廷控制在手里，然后将外朝的文官分化，如此这个僵局自然会破解。

朱厚照发觉如果顺着刘瑾这个思路做下去，的确有胜算的可能，文官都是纸老虎，真动起手来他们能坚持多久还是个未知数，自己必须要反攻了，为了祖宗成法，为了自己不成为一个傀儡皇帝，也为了后世子孙，必须要这么做了，我朱厚照不在乎后世对我的评价。

当天夜里，朱厚照指挥宫内禁军抓捕司礼监掌印王岳，随即让刘瑾执掌司礼监，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协助分管京营。这一切都在10月27日的夜里秘密进行，天还没亮，这位年轻的皇帝就已经牢牢掌控住了大内和京师禁军，他开始稳稳当当的坐在乾清宫内等待大臣们的早朝。

当鱼贯而入的文官们进入朝堂的时候，他们发现站立在皇帝身旁的不是王岳，而是刘瑾的时候，就觉得事情已经起了变化。刘瑾宣读了皇帝的告示，王岳被发配南京，皇帝驳回了处决八虎的奏书。

内阁三巨头当堂表示辞职，皇帝干净利落的批准了刘健和谢迁的辞职，但却将李东阳的辞职驳了回来。皇帝在这个时候又一次展现出了他的超强政治手腕，这件事情李东阳不是主谋，另外，如果将三人全部赶走，内阁没有挑大梁的，所以他留下了李东阳，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皇帝还不想让内廷力量太强大，还也需要让内阁来牵制刘瑾等人，他还要对双方的力量进行对比，以便日后再微调，帝王的心术在这里又一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与此同时，朱厚照将那个告密者焦芳调入内阁，用于制衡李东阳，又让张永、谷大用、丘聚制衡刘瑾，朱厚照在短时间内就建立了一种精妙稳准的政治结构，正德年间的这场风波就如此悄无声息的被平息了，但它带来的政治地震远没有结束。

正德二年三月，刘瑾命群臣跪于金水桥上宣读奸党名单，宦官王岳在去南京的路上被刘瑾派来的杀手诛杀，回到原籍的刘健、谢迁随即被削职为民，户部尚书韩文因管理国库渎职而被罚俸1500石，本就经济不宽裕的户部尚书竟然一发窘迫起来。从正德元年开始一批反对刘瑾的官员被免职或被廷杖，刘瑾已经开始发威了，而朱厚照明显还想让他继续发威一段时间，一旦他触到朱厚照的底线，朱厚照就会收拾他。

正德元年的这场政治风波表面上看并无大的波动，也不见流血之事件，但其意义却非同小可，称其为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也不为过，这场政变的直接受益人是皇帝和围绕在他身边的内侍。弘治十八年正德登基后，官僚们便发现这位新主子不好对付，为了控制住皇上，避免皇上被他人干扰，官员们才想出处死八虎的主意，文官们的这一行为是对皇权的严重蔑视，虽然皇帝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却改写不了皇权已经衰落的现实，而这场政治冲突的背后是厂卫政治重新崛起的事实，从文官们的表现我们更可以看出一个深层问题，那就是士大夫们的陈旧思想已经跟这个时代不合拍了，我们的帝国已经无法在一种激烈的对抗中求取政治上的平衡。

经历了正德元年的政治风波后，我们的皇帝开始躲藏在幕后，让宦官刘瑾在前冲了。

刘瑾是陕西人，本姓谈，后来给一刘姓宦官做干儿子，改姓刘，刘瑾熬到了55岁才出头。跟王振、汪直、魏忠贤一样，这位刘宦官在肃贪、打击权贵、清查账目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而后世文人大多将这种行为解释成清除异己、树立权威，即便是利国利民也不在考虑之列，究其原因乃是宦官与我们这个国家的礼法不符。

从1506年11月份开始一直到1510年8月份结束，这三年零十个月的时间是刘瑾主政的时期，被冠以刘瑾时代，从“时代”这两个字我们可以知晓刘瑾在这个时期总揽帝国的一切军政大权，而且还有一些新思维、新的变法措施，这些变法主要集中在吏部、户部、兵部，刘瑾的变法手段主要是清查账目，清查的范围极广，遍布帝国的方方面面，从更宏观角度来讲刘瑾的改革是想将宦官提高到与文官平等的位置上，让宦官也成为帝国官僚中的一员。刘瑾此举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创，属于前人没有尝试的领域，如果能够成功，的确是对中国二千年来政治体制的一种冲击，其结论是震撼的，它会使中国这种正在上轨道的文官政治嘎然而止，而这种双头政治将会使中国的政治结构更加稳定，或许它能够破解明代的政治迷局，但刘瑾开创的这种行政结构会给中国的伦理道德带来多大的冲击我们还不得而知。

刘瑾掌权后首先将各地的镇守太监提到跟巡抚同级别位置，各地镇守太监可以监管地方的军、政、司法一切要务，等于说是在各省实现双头管理，各地送往内阁、部院的文书必须要从司礼监过一道；刘瑾恢复了洪武时代那种严厉治贪的刑法，不过与洪武时代不同的是对于贪腐的官员不再是以体刑的方式来处罚，而是代之以经济手段来处罚，毕竟时代已经进步了；刘瑾还有许多变法体现了公平性和人性化，针对科举考试中南方人多的情况，刘瑾限制南方人的录取比例，增加中西部举子的录取比例，刘瑾还命令寡妇再嫁，家有死人不葬者政府将强行火化。南方富庶省份的官吏不仅不能由本省人担任，就是邻省人也不行，帝国的官员开始南北大对调，任职漕运总督的官员也不能跟运河沿岸的省份发生任何联系；刘瑾派人清理天下田亩，将隐瞒的田亩分给自耕农耕种，限制士绅和军官占田，他还从内廷和户部、兵部派出大量的官吏去清查各地的军屯、军库、皇庄、粮仓、漕粮、两淮的盐政，还有国库下拨的资金。

一方面打击贪污、瞒报，另一方面刘瑾千方百计增加国库收入，除了罚款以外，刘瑾增加各地银矿的摊派，并增加各地军屯上交的税收，此举是最要命的，一方面对军屯进行清查，另一方面又对其掠夺，这些直接导致了后面的兵变，也成为刘瑾覆灭的一个诱因。

刘瑾的策略可以总结为一紧一收，开支缩紧加上税收增加，如此一来既可以增加国库收入，还能为皇帝和自己增加收入，对宣德年以来的弊政也有很大的纠正作用。刘瑾的治贪不仅对准天下官吏，对于自己的亲信和内廷宦官也在所不惜，宦官杨镇因为在南京受贿被刘瑾亲自交给南京三法司会审，亲信刘宇因为所辖地耗损颇多也受到责罚。此时的刘瑾早已走上汪直的道路，跟汪直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跟汪直一样跟全天下的人作对，这里面不仅有官僚，而且还有皇室、宦官，更有军人，就连八虎中的其他七虎也对刘瑾心生不满。在他的统治下，整个帝国的人战战兢兢，官员稍微出现一点差错就会被处罚，出现纰漏的官员不等刘瑾来查便已自杀而死，还有的官员因为畏惧刘瑾竟然将家人、亲戚、朋友也检举出来，而刘瑾也鼓励互相诘奸，我们的帝国似乎又重回洪武时代。

敏锐的人知道刘瑾这座大厦已经开始遥遥欲坠，从中枢到地方，从内廷到外廷，从政府到军队都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息，一种骚动的气息，帝国仿佛又重现景泰、天顺年间的情景。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的一天，内廷宦官将一份匿名弹劾刘廷的奏折故意扔到早朝的御道上，奏折被一御史拾到，这份奏章被送到了朱厚照面前，奏折上罗列了刘瑾的几大罪状。此时的刘瑾正处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而且这份罪状又没有署名，朱厚照自然将这视作阴私之事，朱厚照命所有大臣跪在殿外，让群臣自招。

慌里慌张赶来的刘瑾看自己还没动手，皇上已经叫众人跪在那里了，他在那里破口大骂，刘瑾在那里折腾了一整天也没查出来什么，到了夜里便把三百名官员带到了镇抚司盘问，也是毫无结果。第二天才清楚乃是一宦官所为，这事就这样告一段落。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一个对刘瑾不满的宦官所为，但何尝不是所有人的共同想法，虽然刘瑾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但这次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刘瑾对天下臣僚们的跋扈已经得罪了所有人，当所有人都认为你该完蛋的时候大约便是你会完蛋的时候，此时已经有部分人开始酝酿倒刘。

安化王朱寘鐇是封在陕西庆阳县的一个王，通常人们知道正德朝有宁王叛乱，却不知道还有个安化王先于宁王起事。人们不解的是正德年间的宗室叛乱为何如此多，也同时不解一个封在西北的小王为何也敢叛乱，其实这既跟刘瑾有关，也跟朱厚照有关。

刘瑾清理屯田，让军户纳粮，西北就是重点，陕西当地的驻军早就怨声载道，而安化王朱寘鐇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才利用军士的不满乘机发难。无论是安化王朱寘鐇，还是后来的宁王朱宸濠，我们都觉得非常奇怪，这些毫无胜算的藩王为何要如此？或许唯一的解释还是《皇明祖训》在起作用，大概这些藩王真的以为自己干的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抑或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好也不得而知。

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的一天，安化王朱寘鐇将当地镇守太监、总兵等人请到王府饮宴，席间安化王将一干地方官员杀死，接着又带着他的兵将朝廷派在庆阳的巡抚都御史杀掉，然后写檄文传至四方的军队指挥官。檄文中打的旗号是清除刘瑾，所遵循的依然是《皇明祖训》，朱元璋苦心创造的祖训不仅没能保证明王朝的安定，反而成了后世子孙的桎梏。

朱寘鐇打的算盘非常好，他发现各地的军官都对刘瑾牢骚满腹，以为如此一来众人会纷纷响应，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没有一处响应。朱厚照接到朱寘鐇造反的奏报后，便命杨一清率兵平叛，八虎之一的张永监军。杨一清是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重臣，曾三次任三边总制，最高官至内阁首辅，成化年间，蒙古人移居河套，陕西北部的防务突兀起来，为了协调应对，弘治年间委派重臣总督甘肃、延绥、宁夏三镇防务，是为三边总制。杨一清和张永的平叛兵马走在半路上就传来消息，前方叛乱已经被一名游击将军平了，朱寘鐇本人也被擒获。

眼见叛乱已平，杨一清和张永便调转马头往回走，在路上两人进行了一番交谈，这番谈话直接决定了刘瑾的命运。杨一清向张永分析了当今的时局，明确指出此次叛乱是由刘瑾专权引起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叛乱或许是帝国今后面临的经常选项。杨一清想让张永出面搞掉刘瑾，但张永对于这个议题并不感兴趣，张永说道刘瑾对于他本人的威胁甚小，刘瑾擅权于否对于他来说似乎并不关痛痒。杨一清随后又说道如果刘瑾被废黜，张永或许能取代刘瑾的位置，获取更多的好处，并指出皇帝也对刘瑾不满了。

实际上张永最担心的还是皇帝的态度，一旦打刘不成，反受其咬，正德三年的例子已经摆在那里，令张永最终下定倒刘决心的是张永相信了杨一清对陛下态度的判断，他也感到刘瑾倒台的时候到了。

1510年8月张永带着安化王回到北京，举行了献俘仪式，仪式结束后，张永乘刘瑾不在，向朱厚照说道刘瑾要谋反，请求朱厚照诛灭刘瑾。听完张永的话，朱厚照不语，仍在犹豫，张永又向朱厚照递上安化王谋反的檄文，并指出安化王谋反的原因就是因为刘瑾，这时候，八虎中的其他人也纷纷附和，朱厚照终于下令拘捕刘瑾。一个权势熏天，被称为“立皇帝”的人物就因为内廷宦官的几句话就覆灭了，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刘瑾多么强大，他只是皇帝的一颗棋子，一旦不需要这颗棋子的时候，轻轻一推即可。

虽然刘瑾被逮捕了，但必须给他安一个罪名，最好的罪名就是谋反，一旦定了此罪，怎么处置都不为过，当年对胡惟庸、蓝玉的处理就是如此。想到此处，文官和宦官们便在刘瑾府上放置甲胄、兵器，据传还有玉玺，然后让朱厚照前来观看，当朱厚照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大概心理也明白这是倒刘的官员们做的手脚，但他也没说什么，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正德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刘瑾被凌迟处死，连割三天，一代权阉就这样莫名其妙而又迅速的从历史舞台消失。

关于刘瑾的一切似乎都是迷雾，史书上已经难以找到答案，我们或许只有依靠推测才能得出合理的历史真相。

刘瑾的改革是庞大的，涉及官僚系统的一切，刘瑾将自己的变法条款编在一本书上，名唤《见行事例》，涉及吏部的有24款，户部的有30款，兵部的有18款，工部的有13款，内容都是针对天下的弊端，但刘瑾死后，关于《见行事例》的一切都被文官们烧毁，人们已经无法知道《见行事例》里面究竟记载着什么内容，只能从其他史书中抠得一些细微枝叶。

刘瑾初掌大权后，跟内阁与部院的关系非常好，他对内阁首辅李东阳非常尊重，李东阳的建议他从来不违背，李东阳也尊重刘瑾。刘瑾自己学识有限，便找了一个文人张文冕，所以刘瑾主政的时候天下的奏章实际上就是由这个张文冕批红。不仅如此，刘瑾注重选拔清廉的干吏，所以从内阁到部院大多数人皆出自其门下，此时内廷与外廷已经联成一体。

跟文官的融洽关系形成对比的是刘瑾跟内廷宦官关系非常紧张，八虎中的另外七虎都极其厌恶刘瑾，张永曾经当着朱厚照的面与刘瑾互殴，虽然刘瑾令人们畏惧，但内廷宦官从来没有把他当回事，他最终还是载到了这批本应该重视而没有重视的人手里。正德三年的匿名奏书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刘瑾与内廷的矛盾，在奏书风波后，他甚至成立内厂来对付东西二厂。

除了与宦官产生矛盾，因为变法，刘瑾跟地方官吏、军队、宗室的关系也异常紧张，在安化王叛乱之前，辽东已经发生一起小规模的军队骚乱。现在我们要搞清楚地是朱厚照处死刘瑾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正德元年文官的疯狂使继位不久的朱厚照地位岌岌可危，后来依靠刘瑾，形势顿时急转而下，朱厚照从一个毫无地位的皇帝变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仅仅过了几年的功夫他就对刘瑾不满意了，这其中的原因说白了还是刘瑾过于专制，使得朱厚照也感到此人很棘手。但朱厚照为何要将他凌迟处死，说来仍是令人不解。

刘瑾这个人物说来还是由于明王朝政治运行中出现了偏差而上了位，他和王振一样力图仿造洪武皇帝重塑这个帝国，他们都是理想化的人，就是洪武皇帝那种具备超强能力的人仍然受制于生命的长度，更可况王振、刘瑾乎？刘瑾的一系列措施过急、过猛、打击面太大，虽然求治心切，但终是功亏一篑，在历史的惯性面前人的力量何其渺小，虽然如此，但刘瑾时代对于后世史学家来说是应该关注的。由于刘瑾是一名宦官，无论他做过什么，他都不容于封建礼法，他死后，他的所有变法措施立即被废除，史书上也鲜有提及，他的变法效果我们也无从得知，关于他的一切对于帝国的士大夫们来说都是不愿意触及的话题，但在此之后，进入嘉靖年帝国的弊端却日益严重起来，终是积重难返。

1510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这一年帝国的改革家刘瑾死去；1566年也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这一年嘉靖皇帝逝世，随后拉起了持续16年的隆万大改革，无论史书对于“隆万改革”如何粉饰，它终是沿着刘瑾的道路前进；1582年也同样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这一年帝国的改革家张居正逝世，在他死后他同刘瑾一样遭到清算，从此，我们的帝国终是进入不可挽回的命运。

无论如何，刘瑾时代对于某些士大夫来说或者对于朱厚照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