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巡狩——帝制官僚与对巡幸的贬斥

八至十二世纪唐宋的崩溃，彻底否定了巡幸的做法。晚唐的标志是文官统治逐渐被侵蚀以及武将（基本上是非汉人）作为政务的最终裁决者在中国北方平原的兴起。 755年，唐朝的将领安禄山（卒于757年）——他有着沙陀和突厥血统——发动政变，迫使玄宗以“巡狩”四川为名西逃。这一委婉说法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即八世纪中期以降，唐朝统治者只是内亚（具体地说是回纥）军事势力所操纵的傀儡。最终，安禄山的反叛标志着唐朝衰亡的开始。

到了十一世纪的头数十年，宋朝的孙奭（962—1033）等官员将移动的朝廷与拼死逃窜的朝廷划上了等号，将“巡”字与中唐时期皇帝的怠政和政治动荡联系在了一起。1011年，孙奭反对北宋真宗（998年—1022年在位）到汾阴（位于今天的山西省）祭献。他强烈反对真宗一味进行此等祭祀，“不过效汉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颂功以崇虚名夸示后世”，孙奭问道：“陛下天资圣明，当慕二帝三王，何为下袭汉唐之虚名？”在孙奭看来，圣君们应是德治的楷模，而近来皇帝的外出，只是说明了其虚骄。1013年真宗皇帝固持四处出巡，这令人想到了唐朝崩溃的预兆。孙奭对此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

陛下封泰山，祀汾阴，躬谒陵寝，今又将祠于太清宫，外议籍籍，以为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岂以明皇为令德之主耶？其不然也。明皇之迹有足以深戒者，非独臣能知之。

官员的批评不再局限在皇帝出巡时的打猎上。十一世纪时，孙奭等官员认为频繁出巡，即便是严格遵从了礼仪规定，也应当反对，包括这些礼仪理由本身。

这至少部分是源自宋代发生的更广阔范围的历史变化，当时南方的政治文化极大受官僚机构成熟以及在权力上文胜于武的影响。宋朝的缔造者太祖皇帝（960—976年在位），通过政变即位，因此小心翼翼地分化军权。结果他实施的去军事化政策，“范围之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无出其右者”，这一政策最终由他的继承者宋太宗（976—997年在位）完成。此外，为使武屈从于文，宋初的统治者通过完善科举制度以选拔官员。

文官体系的全面制度化，加上真正独立贵族的减少，加速强化了士大夫阶层及其理想。 1170年代，宰相史浩所表达的与武将尖锐对立看法是这一文治精神的代表：“二帝三王之道，固不寄于长枪大剑之人，必讲于圆冠方屦之士。”

官员对巡幸的反对得以经典化，这是宋朝更具普遍性的发展的一部分。十二世纪时，朱熹（1130—1200）将《孟子》列为“四书”之一，齐景公的故事由此进入了文官的阅读书目。“四书”最终在十四世纪初成为科举士子必读书。此外，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也已在六世纪由萧统（501—531）编入《文选》——“中国最重要、传布最广的文选”——从而被奉为了经典。《文选》在宋朝时是科举考试流行的读本。正如康达维指出的：“宋代时，在应考的士子中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文选》烂，秀才半。’”

如果说，对于安史之乱（755—763）以及随后玄宗出逃的记忆，破坏了南方政治文化中巡幸的合法性，那么女真在1127年征服中国的北部，最后确定了巡幸的命运。女真军队占领北宋都城汴京（今天的开封），抓住具有艺术天分的徽宗（1101—1126年在位），忠于宋朝的人士匆忙撤到长江以南。他们在杭州建立朝廷，将杭州改称临安（字面意思是“接近和平”或“暂时的和平”），指定为“行在”——此词也指出巡的皇帝及扈从。戴仁柱认为，宋朝廷整个被逐出北方，加速了宋代政治文化“逐步的南方化，这甚至是在宋朝廷再次定都临安以前就已发生了”。

南宋时期（1125—1279），势力已多遭削弱的君主面临着北方一些非汉政权的严重威胁，他们控制着淮河以南的“小帝国”。南宋统治者也与深深立足于新形成的“士绅社会”的文官体系相对抗。“十二世纪末和十三世纪初崇文抑武表现得至为明显”，这不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这些社会和政治环境加速了巡幸在南方士大夫中间，作为一种公认的帝国治理模式的没落。

到了南宋，巡幸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政治失范的同义词。一位名叫叶适（活跃期在1174—1189年）的高官，确曾委婉地将1127年宋朝撤至杭州称为“建炎巡幸”。 1250年左右，一位名叫刘黻（1217—1276）的太学生反对南宋皇帝的“游幸”，他扼要总结了这一普遍性认识——五百年之后，乾隆皇帝将重提这一问题（见第六章）。在刘黻看来，安全和秩序有赖于统治者的勤勉，更为重要的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夷人”所带来的威胁：

天下有道，人主以忧勤而忘逸乐；天下无道，人主以逸乐而忘忧勤。自昔国家乂安，四夷宾服，享国日久，侈心渐生。

正如刘黼所见，隋唐时期是转折点，尤其是，他指出隋炀帝（生于569年，604—617年在位）和唐玄宗的出巡，既是皇帝放纵和倦勤的原因，也是其表征：

唐明皇之北边无事，而有骊山温泉之幸。至于隋之炀帝、陈之后主，危亡日迫。

刘黻批评四处巡游的统治者，从而将巡幸变成了一个范例，这是在自我毁灭。推翻唐宋的“蛮夷入侵”，似乎直接源于巡幸，刘黻在这里径直将巡幸描述成游玩和观光。他看到了“比年以来，以幸为利，以玩为常”，担心“未免有轻视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北边未尝无事，而有明皇晏安之鸩毒”。

这一严酷无情的看法，反映出了七至十三世纪间对于巡幸态度的巨大变化。通过比较刘黻和被认为是隋炀帝自己的言论，我们可以判断这一变化的重要性。炀帝本人就是出自西北善骑的勇士—贵族，他问一廷臣：“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廷臣回答：“此其所以不能长世。”刘黼十三世纪的评价与上述七世纪交谈中所表达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比。巡幸不再被称颂为皇帝活力和勤勉的象征，它已被南宋的许多官僚斥为皇帝挥霍和怠政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