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启蒙——开读之变

当一场政治斗争结束后，获胜者必定要以某种书面形式对前阶段的斗争进行总结，以获取舆论上的高度。嘉靖七年修《明伦大典》正是基于此。

经过天启五年的政治清洗，东林党的嚣张劲头暂时被打压下去了，一直让天启如鲠在喉的三案问题此刻到了必须定性的时候。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便指派内阁首辅顾秉谦、内阁阁臣冯铨担任《三朝要典》的编纂总裁。这部《三朝要典》历史五个月完成，全书共分二十四卷，其中主要是介绍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所谓的晚明三案即由此而来。在这部书中罗列了政治事件，群臣的奏书和皇帝的批示，还有评语，《三朝要典》完全从君主的角度对三案进行重新定义，得出了跟文官完全截然相反的观点。

《三朝要典》从万历十四年的国本之争开始，本着正本清源之目的，对东林党人狠扒，着重指出以东林党人为首的文官势力集团几十年来喋喋不休的借助一些琐事损毁君主的名声以达到他们的险恶政治目的。

《三朝要典》认为，皇祖正值壮年之际，册立东宫稍迟，即遭到群臣的诽谤，这样陷皇祖于尴尬境地，反而使局势难以回旋。等到外廷争论平静下来后，皇祖自然册立先帝为太子，皇祖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想让事情出自己断。如果皇祖真想谋害先帝，在宫禁严密的情况下，自然可以采取其他办法，有必要让一个疯子持木棍去东宫打人吗？那张差经过审讯早就认定是疯癫之人，可是刑部主事王之寀居心险恶，故意指使张差往别处攀扯，幸亏皇祖在慈宁宫召见群臣才揭露事实真相。

关于红丸案，皇上早就说明先帝身体向来虚弱，皇祖死后，先帝哀伤过度，加上日理万机，导致旧疾发作。而当时竟有人说先帝之疾是由于御女太多导致，这岂是臣子应该说的话吗？事情过去几年了，邪党成员孙慎行突然发难，诬蔑先帝是被红丸鸩杀，而首辅方从哲就是主谋，还试图让皇上处死首辅，幸亏皇上声明“皇考进药亦升天，不进药亦升天”，才杜绝了邪党罗织罪名。

至于移宫一案，先帝在临终之前反复交待两件事，一是让阁臣辅助皇上，二是在皇上登基之前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由于李选侍侍奉先帝，自然得居乾清宫，先帝驾崩后，李选侍自当移居别宫，但也应等皇上封妃后才是。当时从首辅到其他文臣皆以万岁称呼皇上，为何刘一燝、杨涟、左光斗等人不以万岁称呼皇上，反而要以拥戴之功自居，皇上继位乃天经地义，何须别人拥戴。杨涟、左光斗又勾结内侍王安散播流言，说李选侍欲封皇后，行垂帘听政之举。加上王安从中阻挠，使得选侍封妃一事遇阻，幸亏皇上遵先帝遗命封李选侍为康妃，并治王安之罪。

以上就是《三朝要典》对“三案”的定性，《三朝要典》对“三案”已经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皇帝跟东林党们关于“三案”扯皮的事情我们没必要去纠结，“三案”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也没必要去澄清。但有一点我们需明白，那就是斗争的双方围绕着“三案”喋喋不休，实际上就是为了获取舆论权，最终还是权力之争，无论是万历、泰昌，还是天启，他们都要维护皇家的声誉，但正像《三朝要典》说的那样，东林党围绕着“三案”的确显得有些无事生非、上纲上线，而在《三朝要典》的结尾处编纂者也流露出对东林党将来反扑的担忧。

《三朝要典》的编纂人冯铨称赞《三朝要典》是：“《春秋》之绝笔，《孝经》之微言，读此使乱臣贼子惧，忠臣孝子感。”天启年间的这场政治斗争似乎跟嘉靖年间的那场政治斗争有相似之处，嘉靖的皇位是依照中国宗法制伦序而继，这点在帝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正德的母亲在数年以前就开始运作此事，硬说嘉靖是杨廷和扶上皇位则有些牵强。至于天启更是在万历时期就确立了他的皇储身份，若说杨涟有拥戴之功，则更是天方夜谭。除此之外，杨廷和和杨涟在新皇帝继位后，又不断提醒皇帝自己的拥戴之功，这自然招致帝王的反感。

天启六年元月份开始修《三朝要典》，阉党的文官们绘声绘色的向天启描述三案的前前后后，天启越听越明白，越想越明白，很多以前皇帝不知道的事情现在都知道了，很多以前皇帝想说但说不出口的事情现在全都被文官表述出来了，天启越想越恨，遂于二月份派东厂去南方抓捕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七人。上回派锦衣卫去抓杨涟、左光斗的时候就遭到家乡民众的抗议，只是人们认为杨涟等人会被放回来，才没有酿成民变，如今厂卫又来捕人，一场大的市民运动已经不可避免。

三月十五日，北京来的厂卫抵达苏州，吴县县令前往周顺昌家中传达此事。周顺昌被关押吴县县衙期间，当地百姓自发的围聚在县衙门前不愿散去。十八日，周顺昌被从县衙押到西察院，一路上百姓夹道执香、哭声震天，巡抚、巡按、知府、县令的轿子被挤得不能通行，好不容易到了西察院，百姓立刻将院子团团围了起来，很多人都站在墙头上、屋脊上，墙上墙外遥相呼应、呐喊。

看此情形，应天巡抚毛一鹭让人将大门打开，放百姓们进来。几位本地秀才领着众人当头走来，秀才质问毛一鹭：“今日人情如此，明公难道不为自己的千秋声誉着想吗？何不据实奏闻，请皇上开恩，周顺昌不必解往北京，由抚、按勘治。”

毛一鹭时阴时阳的，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只是随声附和。此时围观的百姓群情激昂的喊道：“周爷若死，民亦不愿生。”

厂卫们看到毛一鹭被几个秀才缠住说个没完没了，不耐烦道：“今日之事，干秀才何干？囚犯何在？”

群众的怒火正在火山口上，苏州市民颜佩韦站了出来，劈手夺过一名厂卫手里的棍子，接着，市民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也跳了出来，众人开始围殴从京里来的厂卫，两名厂卫被打死，剩下的翻墙逃走。

到了夜晚，苏州城内有人开始大呼小叫，原来前往浙江抓捕黄尊素的官船正停靠在苏州胥关，不知被何人侦知，便有人跑到城内喊人。众人听说有逮人官船停靠在胥关，便纷纷出动，市民们拥到城外将厂卫痛打，并扔进水中，众人接着放火焚烧了官船，连带朝廷的驾帖、信牌也被烧毁。

为了缓和局势，毛一鹭将带头闹事的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抓捕，颜佩韦是商人，马杰是卖苦力的，沈扬是市场上的经纪人，杨念如是卖服装的，周文元是轿夫，五人都是典型的市民身份。

毛一鹭将五人判死，行刑那天，五人意气扬扬、谈笑生死，引颈就戮，真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是华夏文明史上的荣耀，这是华夏文明史上的骄傲。事后有人出五十金买下五人头颅，将五人全尸合葬在苏州城外虎丘山上。崇祯元年（1628年），复社领袖张溥写了纪念五人的碑文，名叫《五人墓碑记》。

张溥写道：“时值阉党惑乱天下，天下缙绅能够保持独立操守的能有几人，而这五个人身份低微，没受过圣人教诲，却能如此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他们的英勇行为令那些身份高贵之人何其羞愧。他们五人死的其所，正是他们的死使得阉党有所顾忌，最终保护了苏州百姓。”天启六年的第二场苏州市民运动由于厂卫开读圣旨后开始动手，所以也被称作“开读之变”。

天启命令抓捕的那七人除了高攀龙在家自缢外，其他六人分别由厂卫或者地方官押送进京，在狱中折磨致死。天启五年死的那六个人被称为“六子”，天启六年死的东林党这七人被后世人称为“七子”。

从天启四年到天启六年，经过天启的血腥清洗，并毁禁天下书院，帝国正式结束了波澜壮阔的东林时代，历史进入小东林时代，也就是复社时代，并且在下一个朝代继续影响着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