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启蒙——温室里的资本主义陷阱

从唯心的角度来说，世上没有不灭亡的东西，同样王朝也是这样，兴周八百年，旺汉四百年，盛唐、两宋三百年，无论多么强大的王朝，三百年似乎都成了它们的大限。但任何事物的消亡自然有它的规律，我们不能一股脑都推到唯心上，如果能够通过探讨王朝的兴衰得失，对于指导我们的人生，减少不必要的偏差是不是有作用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明王朝跟历史上的所有王朝一样，它亡于财政破产，财政破产的原因好理解，无非是收的太少，另外，开支过大。

实际上明朝的灭亡在朱元璋时代就已经种下了，那种僵硬的低税率刚好够洪武时代的那种开支，因为那个时期运河还没有疏通，军屯又发展的很扎实，徭役是无偿的，当全国的田赋达到2700万担的时候，洪武皇帝就将它作为定额固定下来，从此，帝国的税赋就按这个数额收取，无论是新开垦的土地，还是增加的粮食产量都不作为新的田赋起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额的税额已经无法再满足帝国的开支。

从正统年间起军屯制就开始慢慢遭到破坏，中央财政不得不每年贴补各地的军需，而且这种补贴的金额到了后期越来越大；从永乐年间起，随着帝国的首都北移，大量的人员也移到了北方，这就需要每年都要将大批的粮食沿京杭运河运到北方，而这些每年都是巨大的花费；不断增多的太监、宫女、官僚、宗室亲王同样是巨大的开支；当一条鞭法的改革实施之后，对于力役的征用也要用白银支付；到了帝国的晚期，在极端气候以及僵硬的民族政策下，帝国的维稳费用也开始令人咂舌。

朱元璋既定下2700万担的定额税赋再想增加则十分困难，因为我们的帝国奉行的是儒家体制和洪武宪法，任何的增税都会遭到文官们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文官政治下，离开了官僚们则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这是其一；其二是那种强大的惯性横亘其中，就是那种阻碍变革的惯性，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当你习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习惯一种体制的时候，任何的变革都会让你产生不适应的感觉，你就会奋起阻碍之，话说回来，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帝国选择什么样的体制都是经过正反两个方面长期的对比，一切自然有它的道理，轻易去变更或者只会使事情更糟糕。

在增税的困难性方面除了这两个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事实上，从明代中期开始，帝国的经济结构和从业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商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日益上升，商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日益上升，在稍稍晚些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这些都说明财富正从农业向商业转移，政府的征税目标也应该转向商业领域。但正像杜车别所描述的那样，士绅阶层出身的官员跟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领域成了不允许他人染指的禁脔，对农业增税还有商量的余地，对商业增税则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点在万历朝那种惊心动魄的矿税斗争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表现。

后世的历史学家提到明朝，除了那种激情澎湃的儒家文化外，还有那种成熟的文官政治，帝国的一切事物不再是依靠君主决断，而是依靠文牍，官僚们无须见面，只需要通过文字就可以解决帝国的一切。这种强大的文官政治依靠的不再是君主或者权臣，而是程序，一种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制度。当君主的权力被这种程序削弱的时候，帝国的决策不再是从全局考虑，而是从局部考虑，任何的决策都要符合儒家的最大利益，符合少数人的利益。

当一个泱泱大国镇压农民暴动还需要向勋贵借钱的时候，那么天下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自然都到少数人手里去了，国家没钱，底层民众没钱，国家既没有资源平叛，也没有资源应付外敌入侵和赈济，民众生活不下去的时候，自然也要揭竿而起。如果我们形象的比喻一下，晚明的经济格局实际上就是两头小，中间大，高层和底层干瘪，中层膨胀。实际上每个王朝初建的时候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将膨胀的中层革除掉，这个时候高层和底层是健康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积习或者一些惯性导致财富日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种日益膨胀的中层既推倒了高层也压垮了底层，人民群众又将揭竿而起，然后开始新一轮的洗牌，周而复始，如此而已。我们似乎已经没有办法破解这个难题，的确，在技术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一切都只有在循且中度过。

文官政治、儒家体制、洪武成宪这些都阻碍了晚明增税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粮食的减产也在敲打着这个儒教帝国。

虽然气候作为粮食减产的一个因素我们不得不承认，但商品经济的过度发展也是一个本质原因。

当商业所获得的利润远大于农业的时候，就会导致大量的农业人口向商业转移，而一条鞭法的实施却使得商业化进程大大加速了。当所有的税收都要通过银两交税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再种植稻米而是种植经济作物，所以到了晚明江南人的口粮需要湖广供给，大面积的田地种植的是棉、麻、桑树和茶叶，为了控制下游的生产成本，士绅也会加大对土地的兼并力度。当大面积灾荒来临的时候，人们有钱买宅、买田，却买不来粮食。

而对于普通农户来说，既然税收可以以银两来缴纳，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无需再跟土地发生关系，自己可以将土地卖掉或者租给他人耕种，然后自己进入城市靠打工获取银两。农村人口在减少，城市人口在增加，而这些都冲击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

明人林希元在《林次崖先生文集》中写道：“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

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写道：“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

另外，明代的《苏州府志》也记载：“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

除此之外，因为一条鞭法的实施，农民受到的剥削比以前更重了，过去实物税的时候，农户将打好的粮食交到指定地点就可以了，现在还要拿到市场上卖掉再交税，而卖粮的时点都一样，粮商乘机压价，这样农户受的盘剥更大，如果所缴纳的银两成色不好，官府还要让他们拿回去重新熔铸，而这又要交一笔费用。东南这些经济外向型的地方还好，而西北这些白银惠及不到的地方情况则更差，这也是民变为什么从西北爆发的原因之一。

所以当一切都商品化后，当白银成为唯一流通的货币之后，一个庞大的商业集团正在逐步吸干底层的农业资源，人们对于这种物化的产品产生一种宗教式的狂热，经营实体的人赚不到钱，经营货币的人大发其财，整个社会进入一种资本狂欢的年代。

李宪堂认为：“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腐败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的机能。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遂使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区因为得不到支持而迅速枯萎，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对于货币白银化的问题，万明也认为：“白银给各阶层创造了改变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的条件，由此，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晚明社会几乎各个阶层都投入到了市场交换之中，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都不可避免，整个社会呈现出白银时代的显著特性，即对货币财富的倾力追求。

白银成为货币基本形态，带来了新的因素和新的问题，社会由主要是农耕的比较单一的形态向多元形态发展变化，反映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是向经济关系的转变，确切地说，是由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变。这正是从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中，统治者不得不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做出制度调整，而当人们普遍进入货币为主导的社会关系时，人伦关系失去了往日的温馨，增添了新的色彩；乡村失去了旧日平静的秩序，滋生出多样的行为类型；城市由于工商业的兴盛，而喧嚣了起来。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整个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与传统农耕社会迥然不同的新的社会图景开始凸显了出来。”

从李宪堂和万明的叙述中我们发现，到了晚明，当白银成为唯一流通的货币之后，社会的财富也变得以白银来衡量，所有人开始追求白银，在这个过程中，富人能更轻松的获取这种财物，而穷人却要发挥比过去更多的心血来获取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越到产业链的上游赚钱越快，越到产业链的下游赚钱越难，整个社会经济畸形发展。到了明代晚期，由于粮食缺乏，导致粮价猛涨，作为基础商品的粮食一旦上涨，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加上私铸钱的混乱，所有这一切都是过度的商品化所带来的。

当帝国实行文官政治后，它使得一切试图加强中央集权的可能性变为乌有，当农耕帝国的农业基础依然脆弱或者技术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实行过度的商业化只能是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却由于商业经济的过度发展，最终耗尽了帝国的资源，搞垮了这个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