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巡狩——战国时期巡狩的“开化”

西周的“中央集权封建主义”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公元前468年）已开始瓦解。东周（公元前770—公元前256年）只是之前西周的影子而已，最终注定要变成西周崩溃秩序的又一残骸。巡狩的开化伴随着的，是此前秩序的崩溃以及士阶层的衰落。后起的修养高深、自我界定为“士”的礼仪专家的地位上升，最终改变了巡狩这一名称的所指，从一军事名称变为一个更为文雅的名称。将具有高度军事化概念的“巡狩”转变成了更仪式化和行政定位的“巡守”，这是全面开化趋势的一部分，是士阶层社会转变的结果。

作为替代的“巡守”中的“守”字，相较于“巡狩”的“狩”字，“犭”（犬）偏旁被拿掉了，这反映了在统治的文与武两种模式——即在“行政”的巡视和打猎或军事演练——之间细微但明显的差异。当然，东周的统治者坚持着过去的军事传统，继续定期进行作为军事行动的打猎活动，所有的打猎在《春秋》的开头部分都称为“狩”。这一词被精准地称为“冬狩”，因为它只是每年依季节打猎的一部分而已，最早出现在《左传》鲁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

然而，新的“巡守”书写形式，也是作为更为有序和更有伦理基础的仁政模式的一种解决方案（“乔装”成一种对于历史的描述）而出现的。这种用法最早出现在《左传》。鲁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73年）“王巡虢守”。唐初著名的五经注释家孔颖达疏曰：“言诸侯为天子守土，天子时巡行之。”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左传》鲁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67年）对于巡守活动有着明确伦理上的规定：“天子非展义不巡守。”事实上，这是对在这之前的描述性记述，即“二十七年春，公会杞伯姫于洮，非事也”的说教性评论。在这些出自《左传》的例子中，巡守的军事含义被去掉了，注入了仁政精神。

对于君主去军事化形式的巡守的最详尽描述之一，是《舜典》中圣君舜的典型巡守。在此经典叙述中，这一典型巡守乃一位圣君所为，他身负礼仪大师和最高领导人的民政角色。另一经典的记述，来自孟子——他自己就是新兴的士阶层的成员，将一种更多的行政监管和对于民众的仁慈精神注入巡守：

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涓涓胥谗，民乃作匿，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

文本材料也许使我们认为，有着行政取向的巡守在西周时期已成为“中央集权封建主义”的制度基石。事实上，上面出自《左传》的第一处引文（“王巡虢守”），是西周时期所仅见的巡守史料。职是之故，现代学者高度怀疑这些早期巡守的描述，尤其是《孟子》（约公元前320年）中的那些记述。尽管有零星的关于西周统治者“巡狩各地”的史料，但这些活动的绝大多数都是打猎或军事行动。因此，早期经典中的描述，似乎是高度理想化的对于巡守的礼仪制度应该如何进行的规定，而不是历史真实情况的描写。

这一情况不值得惊异。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春秋政治秩序的诸孑遗间的战争，加速并引导许多学术精英从遥远的过去寻求统一的文治模式。巡狩就这样时代错置地被认为是封建社会一种可资效仿的重要制度，不仅可以上溯到西周，而且也可以上溯至商朝和夏朝。这种转变的一个绝好例证是孟子有关齐景公及其正直的大臣晏婴（即晏子，卒于公元前500年）间的故事。景公渴望一次长期的外出，他问晏婴：“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婴讲述了黄金时代的夏朝巡狩的宽仁目的，作为回答。事实上，晏婴的回答是间接的反对，他的修辞策略将高度理想化的古代巡狩模式与战国时代的“漫无节制”做了对照，据《孟子》记载，晏婴说服齐景公放弃了长期外出的计划。他这么做，具体体现了歌词中要求大臣劝谏君主的原则：“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对于正在形成、希望缓和他们时代暴力的有学识的阶层来说，巡狩的活动不完全值得称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间接反对的做法产生了将上古的巡狩作为仁政象征的经典描述。

十足理想化巡狩的经典记述，见于《尚书》和《孟子》。然而，这些对于巡狩的规定不一定都是历史的真实情况。相反，它们代表的是有抱负的士人精英间接说服掌权者不要巡狩的努力。然而，它们也反映出了经典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发展：巡狩从有着军事取向的事业转变成了礼仪和文治领域内的理想化活动。《孟子》的作者，并不是绝对反对统治者的外出，只是希冀统治者的权力欲能屈从于仁政的伦理目标。士人的仁政理想，是与政治权力的军事要求相对立的，战国时代对于巡狩意识的争论，昭示着帝制时代君主和官僚间长期存在的紧张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