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没落后的几个世纪见证了新的文学实践形式与新的流派的诞生，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突出成就和政治权威的理想标准，对乡村、田园和山野的重估，新的圣地布局，以及权威文本的新的出处。这些累积的变化使得地方和区域性的传统取代了帝国中心单一的主张，并在中国南部的江南地区找到了一种经典的表达方式，同时也重新定义了那些领头的高门望族。
甚至南部都城自身也被卷入这种发生了转变的政治地理学中。尽管在汉亡后不久建康一度成为吴国的都城，但它仍然是一个边缘城市。中国正统的历史古都是被周朝和汉朝所尊崇的长安与洛阳。为了在中华世界的边缘赋予他们的新都城一个合法地位，晋朝阐明了两个观点：第一，他们引用三国政治战略家诸葛亮之语，诸葛亮造访建康时称其地势有“龙盘虎踞”之姿，因此适宜建都；第二，他们讲述了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故事，他在一次帝国巡游中来到这里，当地一个卜官告诉他建康所在之处有帝都才会有的“五采之气”。卜官推测，500年内，这里就会出现一位帝王。
正如这些故事所表明的，建康，因为不具备北方都城自古既有的权力，从而转向占卜与望气之术，并且完全从周边地貌中获取神力。即便是在秦始皇的那个故事中，也是由当地卜者与长老预测出了未来，因此这一地点在当地传统中被神化。在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中，预见建康将会成为帝国之都的卜者，则是一位道家“至”人，他是山中的一名隐士，完成预言之后又神秘消失。
当然，对汉朝经典的尊崇与对北方的渴望，并没有在南朝消失。东晋早期闻名的新亭之会上，周顗与友人为失去的北方山河而泣，宰相王导则誓言为国收复这些神圣的州郡。此后一代，伟大的桓温将军称其壮志在于收复北方，却遭到孙绰及那些满足于南方自然之美的人的反对。对桓温、刘裕这样的军人而言，收复北方的梦想既是萦绕心头的雄心壮志，也是建功立业的必经之路。
这种收复故土的热情与切实发动的北伐，反映出军事强人与江南名士代表之间的紧张关系。复杂交错的艺术与宗教活动已经成为江南士大夫文化的一个特色，同时也与地方的权力归属和民风民俗密切相连，而这一切在中国北方的经典文化中都丝毫没有立足之地。这种紧张的关系同样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南朝各代军事力量薄弱，因为朝廷更看重诗歌与园林设计的繁荣，而非军事能力的培养。江南所创造的新式南方文化根本无法与北方的重军文化相抗衡，所以在初唐，南方的各大家族仅能扮演无足轻重的角色。
然而对文人理念的培养，诗意社会的形成，通过诗赋与地方志对地方传统的肯定，以及新建的独立于帝制系统之外——尽管也不是完全不受其影响——的宗教与文化地理布局，所有这些传统，都在南朝时从江南率先出现，并作为一种地域精英主义的文化形式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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