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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析——世家大族对地位的追逐

历史大观园 魏晋风度 2020-07-24 10:14:06 0


汉朝的覆灭使得数量相对较少的一些世家大族掌控了社交与政治圈子,这在帝制中国史上通常被称为贵族时代。虽然这种描述并非完全准确,但这一时期皇权的相对衰弱确实使得部分家族在朝野均获得相当大的影响。尽管没有哪一个家族能够连续数代都控制朝廷,还是有一些家族在几个世纪中保持了显著的影响力,并且被视作社会精英。然而,比他们自身命运更重要的是,这些家族改变了中国对“地位高”这一概念的界定,并且永远改变了社会精英与朝廷间的关系。

公元2世纪中叶,汉朝的上层阶级由这样的家族构成:他们拥有大量财富与土地,通常或多或少认同儒家学说及其宣扬的价值观,并且自诩为绅士。学术或文学上有成就的人在当地享有不小声望,他们靠教书或做官谋生,也有一部分人有机会被召入太学。但是,志在以此为生的人们会遇到许多阻碍。

首先,入仕有赖于察举制,实施这一制度导致的结果是,相对于能力,家族的财富与声望更被看重。在写于公元1世纪末的书中,王充就批判时人只追崇财富与官职,而非道德与才智方面的成就,另外,富裕家族通过彼此荐举世代垄断官职,而贫寒学者则被忽略。历史上留存的这一时期数以百计的传记证实,很少有穷人能在社会上飞黄腾达,而重要的家族却能在一连六七代子孙中都出现高官。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学术成就愈发看重,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争抢固定数量的岗位,所有人尤其是没有强大家庭背景的人,能获得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

通往高官之路的另一个障碍是朝廷的多变性。帝国体系是围绕着半神的统治者建立的,他是一切权力的来源。因而,汉朝的权力稳步地从官僚机构转向那些环绕着皇帝的人——他们能控制皇帝的所见所闻,并且能以皇帝的名义发话。汉武帝为了削弱当朝宰相的权力,选择不断对朝臣进行洗牌,并将朝政的具体处理转交给在后宫侍奉他的秘书们。这些秘书们官阶很低,他们却取代官方设立的内阁成为主要决策者,他们组成了中国人所谓的“内朝”。汉武帝还废除了外朝最高的军事职官,转而在内朝创设了新的最高指挥官,即大将军,作为全军统帅。公元前87年汉武帝驾崩后,大将军霍光以汉昭帝年幼为由摄政,并且在争夺大权的斗争中击败了最强大的朝廷势力。

内朝最后为宦官和外戚(皇帝的姻亲)所控制。在西汉王朝最后的几十年里,一批宦官控制了朝廷的许多方面,而王氏家族则通过与数代皇帝的联姻掌获了权力。东汉时期仍延续这一模式。最初的三位皇帝,都是成年后继位,是有力的领导人,但是在这以后,东汉朝廷被宦官与出任大将军并掌握御林军的外戚轮番掌控,每次权力更迭都带来腥风血雨。

女人与宦官对朝廷的统治,与学者和地方精英的价值观相冲突,朝廷对官僚机构的架空也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公元150年后,宦官、外戚与党人(党人运动主要代表了朝廷高官和与之相关的地方精英对权力的诉求)间一系列的三角斗争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终,这使外戚不得不与党人结盟。这一新联盟通过门生、恩主的网络来进行一些政治活动,这其中包括教师与先前的门生、荐举者与被荐举者,或者为大族服务的塾师与门客。这些人际网络被其对手抨击为“结党”,从而掀起一场更加粗暴的反宦官及其宗族的运动,这场运动被结盟一方称为“清议”。

清议运动非常著名,因为这是最早的、举国上下的精英组织抵抗朝廷权力的例子。不仅如此,在对宦官与皇帝的谴责中,人格评判成为政治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极大地动摇了汉朝的统治。这场运动同样推动许多高级文人官僚改变过去那种普世价值超越地方利益的态度,逐渐和代表地方利益的大族富户产生共鸣。汉末的所有这些变化都非常重要,它们重塑了对南北朝时期这些占主导地位的精英的定义。

然而在短期内,党人的清议运动遇到的却是灾难。166年,宦官集团在朝廷获胜。167年汉桓帝驾崩后,反宦官的党人一度复苏,暂时夺取了摄政权,但是168年宦官发动政变,处死了摄政者,并逮捕了大量反对派的党人,其中超过百人死在狱中。禁止反宦官党人出仕的“党锢”一直延续到184年黄巾起义才被打破。

这政局动荡的20年——大致与重用宦官的汉灵帝的统治时期(168—189)相对应——使得毫无权势的官僚阶级与影响力很大的地方大族间的联盟得以加强。新式的社会组织管理形式繁荣起来,自我意识日益加强的精英开始自诩为“清流”及儒家文化的守卫者,他们反对腐败的朝廷与昏庸的统治者。通过这种方式,精英们将自己置于皇帝之上,并逐渐将权威性从财富或官职这些符号中抽离出来,如此也为以后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树立自己的权威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精英这种把自己视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的新的自我认知,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其成员认为他们有权赞美或谴责社会成员,而这在理论上是统治者才有的特权。郡县级的地方官并不能代表帝国,他们却聚在一起,为当地学术有成或道德高尚的名士勒石立碑(竖直的纪念碑),以表尊崇。这些碑刻展示地方精英是如何从自身做起,将儒家绅士的观念内化的。武梁祠堂的建立表明葬礼同样重要。东汉时期,作为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孝道至关重要,举办隆重盛大的葬礼,建立精致繁复的祠堂以供后世供奉,都是在同龄人面前展示自己绅士品质的机会。其中,内容丰富的壁画描绘有古代的圣贤、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统治者、孝顺的楷模或其他道德榜样,还有逝者即将抵达的天国世界。这些汉末的祠堂是世界万物的缩影,它们给予价值观头等重要的位置,并且对死者进行理想化的描述。

私人编撰的、全国各地杰出人物的传记合辑,是地方精英自我意识觉醒的另一个标志。这些著作分列了个人的长处与短处,并从学术成就和道德品质方面对不同地区的名士进行了对比。传记作者对这种对比评价如此在意,也预示了东汉覆灭之后几个世纪的混乱时期里,为什么会存在一种对于人物才华和性格评价的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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