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农业与治水

在早前的秦汉帝国，最重要的地理划分是在黄河上游的黄土高原与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之间。汉朝的全部历史都可以被描述为这两个区域间平衡的转换。但是几个世纪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人自愿或者被强制性地向南方迁徙，黄河流域内部的划分不再那么重要，其逐渐让位于另一种划分，即在黄河河谷与南面长江河谷之间的划分。

汉朝的政策是将游牧部落重新安置于国境之内，将他们编入远征军。这使得黄河流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汉族与非汉族文化的交融，也同样推动了第一次向南方移民的潮流。数以百万计的汉人，大多数是农民，在汉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向南方迁徙。220年汉王朝覆灭之后，这种迁徙继续加速。到320年时，又有数百万汉人在长江下游地区定居。黄河流域则持续成为非汉族部落统治者所建立的诸多小国之间的战场，系列战争的顶峰就是帝国故都的陷落——洛阳失陷于311年，长安失陷于317年。在280年至464年之间，长江流域及以南的户籍人口增长了5倍，主要因为有大量外迁人口到来，江南——“长江以南”——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心。

在分裂时期，直到6世纪末中国于隋朝被统一，中国的北半部是被非汉族人统治的，他们的行动驱使更多汉人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迁徙。南方有规律的降水和肥沃的土地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在重新统一的589年，大概40%的户籍人口居住在长江流域。新统一的帝国希望通过开通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人造水路——大运河——将南方与北方连接起来。但是这两个区域仍然保持着清晰的差异。在贯穿7、8、9世纪的唐朝，以前的南方边境地区成为中国人口统计学上的、经济上的以及文化上的中心。

到8世纪中期时，仍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北方，然而到了13世纪晚期，只有15%的人口居住在北方。这并不能归因于北方人口的减少，因为这一时期北方人口仍在继续增长，只是南方人口出现了巨幅增长。在中国帝制历史的后半期，地理与文化上的划分是在北方与南方之间，即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这种划分是逐渐在汉朝与唐朝过渡期间的4个世纪里发生的。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的农耕主要是由小规模的家庭农场进行，通常不超过几英亩的范围。地主仅仅拥有少量的可耕作土地，即便到了帝国晚期，这些地方也不存在拥有庞大产业的世家豪门。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中国北方的旱作农业主要产出小麦、粟、高粱与大豆（一种重要的补充作物，同时也为土壤提供更多氮物质）。到了18和19世纪，来自美洲的棉花和烟草被引进成为经济作物。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也混种蔬菜。因为北方的降水不均，洪水、土壤的盐碱化、蝗虫与干旱是经常出现的灾害——任何一种灾害都会减少年产量。相应地，饥荒是一种经常性的威胁。

与之相反，南方的农村把水稻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并且将桑树（养蚕以生产丝绸）、茶叶和各种油脂植物当作经济作物。如同在北方，南方农场的规模也非常小，进行集约化生产。但是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大世族手中，由他们出租农田给佃户。尽管佃户个人家境贫困，但由于雨水充足，地区性的饥荒很少出现。

因为北方的降水大多发生在夏季晚期（每年降水量的70%左右集中在8月），在农作物生长的高峰期，黄河的水位较低。这种模式意味着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几乎无法将河水用于灌溉。国家主办的灌溉系统局限在主要的支流，像渭河、汾河或者四川中部的都江堰工程。从帝国的早期开始，黄河沿岸的农民主要依赖石井供水。井一般是7到10米深，它们由一些5到6人组成的团体挖掘而成，分属富有的私人家庭。中国北方平原上，灌溉的困难与降水的稀缺，使得蓄水和经济用水至关重要。

但是黄河流域最大的威胁来自洪水。这条河的颜色来自它所携带的大量的泥沙。它将这些泥沙从中部高原带到大海。流经最后一条支流后，河水流速减缓，泥沙沉淀到河底后，使得河水漫出河岸，河堤也一再筑高。但是不论河堤筑得有多高，泥沙继续沉淀，以致洪水的威胁总是存在，而且每次都会比以前更加危险。依据已有的记载，黄河冲破堤防，决口达1593次之多。在很多地方，泥沙淤积和筑堤之间争分夺秒的竞争使黄河水面高于周围的村落。今天，在黄河所穿越的狭长河南地区，河水要比邻近的地面高出10米。如此巨大的堤防只能依靠帝国来维系。大规模的、由政府主导的、基于堤防建设的治水，与小规模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基于水井建设的灌溉相结合，造就中国北方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特色：基于小农经济之上的中央集权机构。

8月的倾盆大雨也抬高了地下水水位，引发土地的严重盐碱化，以致粮食产量减少甚至颗粒无收。新中国成立后，有足够的数据显示，中国北方平原大概有10%的土地每年都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变成沼泽般的滋养蝗虫的土地——蝗灾是折磨这个地区的第三种主要自然灾害。

一些证据表明，抛开这些自然灾害不谈，汉初的农民仍能在每四年里生产五季庄稼——这意味着，多数年份是一年一季，在好的年份则是一年两季。一个世纪之后，也就是公元前1世纪末的文献描述了黄河流域所使用的最先进技术，表明农民常能获得更高的产量。他们通常是在春季种植高粱或粟，在冬季种植小麦。因为冬小麦是在7月收获，这时候再种植粟就太晚了，所以收获小麦之后通常接着种植在夏季生长的农作物，比如大豆。在最好的环境下，能够在两年里种植三季农作物（这样在四年里就能收获六季作物，而非五季）。因为每年的无霜期能达到6至7个月，一个农民必须在结霜之前的6个星期内既收获春季作物，又种植冬小麦。

洪水和内涝的双重威胁影响了北方村落的居住形式。在帝制时代早期，村民们依据旧石器时代的模式，在高地上建房群居。与此形成对照，举例而言，成都平原处于长江中游的水利系统之中。公元前2世纪时伟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得以修建，它消除了洪水的威胁，使得房屋能够广泛地分布于乡野之中。中国北方的乡村是有核心的、紧密联系的、内旋的，它比那些南方的农村有着更高程度的内部团结性，但是在市场网络和更广的区域经济方面却缺乏与相邻村庄的密切联系。

当洪水与内涝没有威胁北方农民的庄稼时，他们还要担心干旱。中国北方平原每年总降水量变动非常大：干旱年份的降水量可能只有多雨年份的12%——14%，即便在好的年份，也只有10%——15%的降水集中在春季——这是粟生长最重要的时期。从第一个王朝的建立到清前期的这1800年里，中国北方平原遭受的干旱有记载的就有1078次之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8年里，有7次主要的干旱。人口的增多，新的工业化进展，家用冲水马桶和洗衣机的普及，为满足肉类产品需求的增高而导致供应家畜的苜蓿产量的增长，这些都使得近期对水的需求急剧上升。地下水现在比地表要低100英尺以上，这使得很多水井都无法再继续使用。

与低平的中国北方平原相比，长江以南的地形主要是山脉与丘陵。中国南方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区域：南方（包括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地区（大略相当于现在的福建省），以及西南地区（包含云南省和贵州省）。东南沿海多山，但是河谷一带作物却是高产的。这个地区在汉朝覆灭之后，因为汉人向南方的迁徙而首次受到汉人影响，但是直到唐朝以后这一地区才开始慢慢入主中原文化，直到8世纪，才在朝廷中有了自己的代表。因为它有大量的自然港，所以比中国其他地方更依赖于渔业和国际贸易（10世纪后尤其重要）。最终，东南沿海的发展使之与中国台湾、日本和东南亚紧密相连，从而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中国西南边境地区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才逐渐平定下来的，所以在南北朝的历史中并没有被明确提及。这个区域是山区，低地覆盖着丛林，并且仍然被不同部落的族人占据着。

南方地区包括长江流域及其主要支流：汉江、赣江和湘江。它又可以被划作三个大区域：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和四川。中国南方享有规律的降水和繁多的湖泊、河流和溪流，但是因为它崎岖的地形，大规模农业只可能在河谷、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围绕着长江中游湖泊群的沼泽地区（只在较晚时期，来自美洲的玉米和马铃薯才得以在丘陵地区种植）发展。只是在帝制中国的晚期，山坡上的梯田才变得意义重大。

长江中游与长江下游之间的敌对竞争构成了南朝政治史的框架，正如关中与关东的竞争决定了汉代的历史。长江中游地区包含两个大湖——洞庭湖和鄱阳湖，还有一系列较小的湖泊和沼泽地吸纳春季和夏季的大量雨水。这些湖泊的水源主要来自三大支流：汉江，从西北方流来，提供了一条向南方移民的主要通道；湘江，从南方流来，在今天的湖南省汇入长江；赣江，同样是从南方流来，但是更靠东一点，从今天的江西省汇入长江。一旦经过赣江进入长江下游（第二个大区），长江就再没有主要支流。长江流速减缓并变得非常宽阔，以至于都无法看到对岸。长江所携带的沉积物在入海口积淀成为一个巨大的三角洲，以每70年生长一米的速度继续延展。

四川的岷江流域成为长江流域的第三个大的区域。由于广泛的灌溉工程，这个区域的低洼地区在帝国早期就非常高产，但是四周环绕着的高山将这个区域与中国的其他区域隔离开来。长江通过著名的三峡后离开四川，三峡是水路的危险地段。蜀道之难意味着四川很难成为一个大国的根基，但它在三国时期却是蜀国创立者的避难所，也是8世纪中叶安禄山叛乱时唐朝皇帝的避难所。在汉朝瓦解后，四川的孤立也为建立一个独立的神权王国提供了便利，从而在道教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中国南方首要的自然环境威胁并非如北方那样是洪水或者干旱，而是过多的降水。它常使低地成为泽国，既难以耕作，又容易形成瘴气。在汉唐时期（公元前200——公元900年）的文献中，南方被描述为沼泽与丛林之地，疾病与有毒的植物蔓延，还有凶蛮的野兽和更凶猛的带有文身的部落土著。这是一个流放之地，很多获罪的官员来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的原住民讲着来自黄河流域的人们听不懂的语言，这些语言或许与现代泰国语、越南语、高棉语有关系。在史前时代，那些居住在长江以南的人群在文化上与东南亚的内陆和沿海国家都有关联。

随着几个世纪里越来越多的汉人向南方迁徙，他们大大小小的排水工程，将广阔的湖泊、池塘和沼泽地变成可耕作的土地。大地主，而非国家，在建立排水和灌溉工程时负有最主要的责任，小农则要依赖他们的保护。政府时常会在控制水量方面提供建议，并对那些准备在沼泽地区定居的人免税，但这项政策经常沦为给那些在朝廷有影响力的家族的经济活动提供资金补助。因为在开垦土地与农业技术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南方的地主拥有了更广阔的不动产，并比北方的大家族更严密地控制地方社会，这种地区差异一直延续到帝制中国的晚期。

随着中国的人口转向南方，稻米成为主要的粮食农作物。尽管稻子在旱地和北方都能生长，但在南方湿润的田间生长得最好。因为对于秧苗而言，水是输送营养的主要渠道。相比于土地的肥沃程度，耕作稻子更多还是依赖对水的数量和质量的控制，以及适时的灌溉。因此，在那些多雨的地区，精心设计的灌溉系统需要经常性的维护，在地方层面也必须要有大规模的组织管理。对水的管理是南方大家族的一项基本职能。

然而，对水的利用只是水稻种植的一步。在其他活动中，农民个体的努力决定了最终的产量。对耕地仔细准备以使水深达到一致，一再地松动土壤，维系田埂以保持水量，这些都需要持续的劳作。在所有活动中最严苛的是将秧苗从育种的土地移植到主要的田地中。这个过程必须在恰当的时间进行，必须在一个星期里完成。秧苗间的正确间隔——对农作物的产量非常重要——依赖于对土地特性的深入了解。因而，单个农民的勤奋与技能水平对水稻生产至关重要，一个“好的”农民能够通过其高质量的劳动将产量提高好几倍。最早的有关水稻移植的记载始于汉帝国晚期，专项技术的传播，是中国南方成为主要粮食产区的关键所在。

中国南方多产的、水资源丰富的土地，使这个地区比起中国北方的平原来说，更能够从农业的商品化、城市化、远距离的大宗贸易以及区域的专项化中受益。因为拥有大量的湖泊和河流，还有数百万公里的运河（在20世纪中期，仅上海三角洲的运河就超过24万公里），中国南方最终发展出在前工业化世界中最好的水路交通网络。但这一点是在南北朝很久之后才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