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苏绰　李远　于谨

苏　绰（498—546）　字令绰，武功人。其九世祖苏则在三国时期魏政权中出任侍中，以刚直著称；此后的苏氏先辈亦多为高官，屡有食邑二千石者；父亲苏协，是为武功郡守。

苏绰自幼好学不倦，博览群书，才高八斗，见识超群，尤其擅长算术。其堂兄苏让被委任为汾州刺史，离别京师前赴任所之时，宇文泰为他饯行于东门之外。分手前，宇文泰请教他道：“苏氏门下，与你同辈的年轻人中，哪一个足以担当治国大任？”苏让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苏绰。于是，宇文泰将苏绰任为行台郎中。

一年多来，苏绰虽然尚未引起宇文泰的特别注意，但是其才能已经初露端倪：各个部门凡有疑难之事，都找他商量，往往要他裁定之后，大家才会建立信心。而事实表明，其见解确实高人一等，所出的主意，十之八九行之有效，因此获得同僚们的一致好评。有一天，宇文泰与仆射周惠达议论政事，提出了一个问题，周惠达居然无法解答。他便请求宇文泰，允许他出外召人相商。周惠达找到苏绰，请教答案，苏绰立即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当场得出明确结论。周惠达旋即入内转禀其语，宇文泰不禁拍案叫绝，连忙追问是谁发此妙论？周惠达据实而告之，宇文泰连声赞道：“真是王佐之才，真是王佐之才！”旋即提拔苏绰为著作佐郎。

后来，宇文泰与众公卿前往昆明观鱼，来到城西的汉代仓池故地，询问周围的大臣，可知这一名胜的前因后果、沿革变化，却无人能够回答。有人建议道：“苏绰博学多才，此事唯有问他。”宇文泰召来苏绰，他果然头头是道地解释了一番，宇文泰听得频频点头，大为叹服。因此更问及天文地理、历代兴亡，苏绰亦能对答如流，口若悬河。宇文泰高兴之至，便与苏绰并马而行，边谈边走，竟然忘记了前来仓池观鱼的“正事”，径直取道回府，与苏绰作长夜之谈。当天夜里，宇文泰卧于榻上，津津有味地听苏绰讲论治政之道和帝王霸业。讲到精彩之处，宇文泰不由自主地披衣而起，端坐在苏绰面前，直至黎明尚未感到困倦。翌日，他感慨地对周惠达说道：“苏绰真是个奇才，我将立即委以重任。”于是，拜他为大行台左丞，令与自己共同参与最高国事。苏绰从此获得越来越多的宠信。

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业已主宰东魏政权的高欢调发三路大军向西进犯。众将都认为应该分兵拒敌，只有苏绰主张集中优势兵力，打击窦泰一支军队。宇文泰支持此议，果然生擒窦泰，大获全胜。翌年，苏绰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封美阳县子，食邑三百户。后又加通直散骑常侍，晋爵为伯，增邑二百户。至大统十年（544），则授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

当时的宇文泰，实际上已是西魏的无冕君主，他有意于让自己的后代日后正式接收这份“产业”，因此也确实励精图治，一心寻找强国富民之路。而苏绰则正好获得了施展才能的用武之地，他相继提出裁减官吏、设置屯田等措施，又撰《六条诏书》，奏请施行。

这六条建议是：第一，治心和治身。即，治天下之根本在于治民，而治民之关键在于统治者先“治”自己之“心”，心正、心平，才能治民。所谓治身，是指君主本人应以身作则，才能令人民敬爱之，模仿之，天下才会大治。第二，敦教化。在消除战乱、减轻刑罚的基础上，教导民众团结友爱，和睦相处，谦和礼让，这样才能国泰民安。第三，尽地利。民以衣食为命，唯有衣食足，始可言教化。而足衣食的根本在乎勤于农耕，作为各级官吏就有责任教导和督促民众勤俭务农。第四，擢贤良。国有贤臣则治，国失贤臣则乱，故而必须认真挑选贤者，主动察访贤者，以使之成为治国的栋梁之才。第五，恤狱讼。赏罚适度，才能制止邪恶、劝人为善，所以治狱必须轻重恰当，公正无偏，否则便会导致人心乖离、社会动乱。第六，均赋役。国家财用，取之于民，假若厚此薄彼，欺压贫贱，庇护富贵，便是不存恤民之心，必将毁坏王政。只有公正、平均、适度地征收赋税，才会使民心归附，帝业永存。

宇文泰对于这六条建议非常重视，特意将其工整抄写，置于座右；并且下令百官都要熟读背诵，认真贯彻执行，凡地方长官，若不通晓六条，便不得为官。尽管各地在实际治理时，与六条的要求总有或多或少的差距，但是经此提倡，吏治毕竟较诸以前大有改善。苏绰的声望和地位因此又有极大提高。

苏绰虽然博得当朝最有实权者宇文泰的特别青睐和信任，但是从不倚仗权势，谋取私利。他于私则粗茶淡饭，不置田产，家无余财；于公则一心忧国，广征贤才，共同治政。他的著名格言是：“爱民如慈父，训民如严师。”经常因忙于公务以致通宵达旦，朝廷要务事无巨细，均了若指掌。宇文泰对他的能力和道德信任万分，以至每逢自己出行，便将预先签署的空白文件交给苏绰，任凭他便宜行事，回来之后，也只要大致了解一下情况即可。

苏绰与宇文泰的配合可谓默契之至，宇文泰将他视作大展宏图的最得力臂助之一。然而，苏绰却因过度忙于公务，积劳成疾，竟在大统十二年（546）便弃世而去，享年仅四十九岁。宇文泰闻得苏绰的死讯，不禁失声痛哭，其悲哀之状令左右都凄然泪下。至苏绰归葬家乡武功之日，宇文泰率领百官，步行送出城外。他亲自在丧车后酹酒，动情地说道：“尚书啊，你平生的有些事情，连你妻、子、兄弟都不知晓，而我却全都了解。天下唯有你知吾心，也只有我知你意。如今正打算与你共定天下，创建伟业，岂料你竟遽然舍我而去。上天哪，你为何如此冷酷无情啊？！”宇文泰边说边哭，激动得连手中的酒卮都掉到了地上。确实，苏绰的过早去世，于国于民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李　远（507—557）　字万岁，陇西（郡名，辖境约相当于今甘肃陇西县一带）成纪人。其曾祖李富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执政时期因讨伐屠各胡而殁于战场，死后赠宁西将军、陇西郡守；祖父李斌承袭领兵之权，镇守高平；父亲早卒，追赠泾原东秦三州刺史、司空。

李远自幼胸怀大志，气度不凡，曾与同辈少年一起玩交战的游戏，他布置兵阵，指挥有方，极有将帅风度。恰被郡守得知此事，大感惊异，于是命人将孩子们召来，当着他的面再加操演。其他儿童见官差前来，吓得不知所措，纷纷逃开。但是李远则大声喝叱，要他们继续排成阵式，气势更盛于前。郡守见后赞叹道：“这个小孩非同寻常，日后必为大将军！”果然，李远长大以后，博通群书，精于文韬武略，成为卓然超群的人物。

北魏孝明帝正光（520—524）之末，天下动乱不已，铁勒人胡琛聚众造反，兵势甚盛，进逼李远的居地原州（辖境约相当于今宁夏固原至甘肃平凉一带）。未满二十岁的李远主张乡民组织起来，共同抗御来犯之寇，但有不少人心怀疑虑，畏缩不前。李远于是仗剑陈辞，慷慨激昂，鼓励大家于此时此刻必须同仇敌忾，否则非但不能成为尽忠报国的义士，同时也难保自己的身家性命。众人遂在他的指挥之下，婴城固守。后来由于寡不敌众而告失守，李远则建议其兄李贤暂时委曲求全，他自己则前赴京师，讨取救兵。

北魏朝廷嘉奖李远的忠心，授之为武卫将军，并赐弓、刀、衣、马等物。嗣后，他便随尔朱天光西伐，出任长城郡守、原州大中正，并封伏波将军；稍后又因战功升迁高平郡守。当时业已掌握相当权力的宇文泰十分赞赏李远的才干，于是用为亲信，并在北魏孝武帝西迁长安（534）以后，授假节、银青光禄大夫、主衣都统，封安定县伯，食邑五百户。

宇文泰旋即拥戴元宝炬为帝，建立史称的西魏政权。李远在新政权中凭借着他的才能，更是仕途亨通。先是迁使持节、征东大将军，晋爵为公，增邑千户；后则授都督、原州刺史。但是宇文泰却不舍得放他离京，说道：“我与你的关系，乃是身体之有手臂，不可稍有分离，因此你还是留在这里，让你哥哥李贤代任刺史吧。”足见宇文泰对李远的器重程度。李远遂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晋爵阳平县公，食邑三千户；后又为大丞相府司马，参与司理军政要务。

在河东地区民情不宁、社会动乱之际，李远又因为宇文泰认为这一要地非他不治而出任河东郡守。果然，在李远奖励淳风、劝民勤耕、清肃吏治、加强国防的政策实施之后不久，当地情况便大为好转，李远也就被征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在西魏文帝确定皇太子后，李远又出任太子少傅，寻而转少师。

李远的军事才干与其政治才能同样杰出。当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有意举州归附，而西魏朝廷患得患失之时，是李远贡献“出奇兵”之计，令高仲密顺利地来归；当大统四年（538）宇文泰与东魏战于邙山，大军溃乱之际，只有李远的部队仍然纪律严明，维护了全军的安定；李远真诚对待域外异族，常能令他们心甘情愿地提供域外诸族的军事情报，从而使中原军队能够“知己知彼”，增加了取胜的可能性。李远曾都督义州、弘农等二十一防诸军事，掌握重兵，成为宇文泰属下最卓越的军事将领之一。

宇文泰对于李远的亲宠程度，着实使得其他文武百官羡慕不已：他将自己的第十一子，代王宇文达过继给李远作儿子，因此，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李远具有与宇文泰同样崇高的地位。当然，李远也并未辜负宇文泰的这片盛意，他能够经常替宇文泰着想，在某些场合也不怕担点风险。

在宇文泰去世的当年（556），他正式夺取西魏政权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尚有疑虑的一个问题只是如何选择自己的继承人：作为长子的宁都公宇文毓，堪称“德才兼备”，但是为姚夫人所生，并非嫡出；而由正妻元氏（即北魏孝武帝之妹）所生的嫡子略阳公宇文觉，则年岁尚幼。看来，无论以何人作继承人，似乎都有利有弊。于是，宇文泰召集众多亲信，说道：“我本欲立嫡子宇文觉，但是怕大司马心有不满。”他所说的“大司马”，即是长子宇文毓的岳父独孤信，此时他乃是朝廷的实权人物之一，所以众人闻听此言后都默不作声，怕因此得罪独孤信。

这时，唯有李远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说道：“按照古训，从来就是立嫡不立长，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情。既然略阳公是嫡子，那何必再犹豫不决呢？如果您认为大司马日后会为了把持朝政而废嫡立长，那么请现在先斩了独孤信，以绝后患！”说毕，拔刀而起，作势向独孤信走去。宇文泰见李远话说得如此激烈，连连摇手制止：“不至于如此，不至于如此！”独孤信见状，也急忙自我辩白，表示全心全意拥戴嫡子宇文觉。于是，众人纷纷表态支持此议，宇文泰如愿以偿地立嫡子为嗣。

李远出来之后，向独孤信告罪道：“刚才之举，多有冒犯，万望原谅。由于立嗣乃是大事，不能一直悬而不决，我只能用这个办法，帮助宇文太师下定决心。”独孤信则表示完全理解，并称赞李远处理得十分妥当。经过李远的一番陈辞与做作，有关政权继承人的一件大事，瞬息之间得以解决，确实体现了他非凡的才能。而在年底宇文觉正式称帝（即“孝闵帝”），建立北周政权之后，李远也就因“佐命大臣”的头功进位柱国大将军，镇守弘农。

然而，另一个“佐命大臣”，晋公宇文护（是为宇文泰的侄儿）却专擅朝政。李远之子李植等人遂与孝闵帝密谋，意欲诛杀宇文护。不料事情败露，孝闵帝被废，李植被杀，李远亦遭株连，被迫自杀，时年五十一岁。

于　谨（493—568）　字思敬，河南洛阳人，其族源出鲜卑。先祖于烈，乃是北魏时期的三朝元老；其曾祖于婆，任北魏怀荒镇将；祖父于安定，任平凉郡守、高平郡将；父亲于提，则曾任陇西郡守，后追赠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太保、建平郡公。

于谨气度不凡，卓有见识，颇通经史，尤其喜爱《孙子兵法》。早年，他始终闭门读书，不像他人那样到处钻营，以图仕进。有的朋友劝他道：“按你这样的学识，不怕没有一官半职，为何至今仍然避居民间呢？”于谨答道：“如果只是州郡的官职，古人不惜为之，我也无意于此；至若中央朝廷的丞相之类，则不是刻意追求所能获得，而是须待时来运转。因此，我现在暂且过一段悠哉悠哉的生活，岂不为妙？”太宰元穆闻得此言后赞叹道：“只有能够帮助成就帝王之业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啊。”

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北魏所置北方边防重镇沃野镇的胡人破六韩拔陵聚众造反，杀死镇将，改元“真王”。当时主要由敕勒（亦即“铁勒”）等非汉族人居住的六镇民众不满于北魏官吏的残暴统治，故而纷纷响应，其中也包括许多汉人。他们兵多势盛，一举夺取了不少城池。大行台仆射元纂率军征讨，素闻于谨的大名，遂辟为铠曹参军事，一起北伐。于谨初露锋芒，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以寡敌众，将乘乱入寇魏境的柔然击败。嗣后，他又出任讨伐军主帅，广阳王元深的长流参军，受到特别的礼遇和信任。广阳王不但与他讨论一切重要的军机大事，并令自己的儿子元佛陀拜他为师，虚心请教。

于谨虽然帮助元深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但是他并不一味地着眼于武力镇压，而是倾向于“王道”的统治方式。他向广阳王建议道：“自从正光以来，本朝的治理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导致社会动荡，人心惶惶，许多地方农田废置、商业萧条。尤其是北方六镇边区，一旦民不聊生，便会铤而走险。所以依我之见，武力镇压并非上策，乱民众多，不可能全部杀尽。不若善言慰抚，使他们看到日后的希望，再晓以大义，则可以不通过流血交战而致边区宁静。”

广阳王欣然地采纳了于谨的意见，并委派他去完成这项重大使命。于谨遂孤身一人，单骑前赴造反的各路军中，以表示朝廷抚慰的诚意。他擅长言辞，又兼精通各种非汉族的语言，因此未几即取得西部铁勒酋长乜列河等人的信任，带领三万余户，南下归附。于谨由于功劳卓著而被拜为“积射将军”。后来，他在孝昌年间又因抵御江南梁朝的战功进拜都督、宣威将军、冗从仆射；孝庄帝即位后，除镇远将军，转直寝；讨葛荣之乱后，拜征虏将军；破万俟丑奴后，封石城县伯；节闵帝时，除征北大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讨平宿勤明达、贺遂有伐等人之后，授大都督；其后，经贺拔岳推荐，除卫将军、咸阳郡守。

宇文泰出任夏州（辖境约相当于今陕西大理河以北的红柳河流域，以及内蒙古杭锦旗、乌审旗等地区）刺史时，便以于谨为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长史。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害，三军无主，便一致拥戴宇文泰，宇文泰遂赴凉州接管军权。

于谨审时度势，向宇文泰建议道：“元氏的魏政权已趋没落，奸臣专擅朝政，四方盗贼蜂起，百姓怨声载道。您则手握重兵，众望所归，因此应该乘此良机，早举义旗，早建帝业。”宇文泰闻言，正中下怀，便进一步向他请教建立帝王大业的方略。于谨答道：“关右乃是秦汉的旧都，自古称为天府，土地膏肥，将士骁勇，西有富饶的巴蜀之地，北有大量的羊马供应。因此，您若据守要害，招募英雄，驯养士卒，精心农务，便足以待时而动，一举称王。目前，魏帝身处洛阳，颇遭权臣的逼迫。因此，您若陈述利害，表明诚意，邀请他西迁关右，以长安为都，完全可能取得成功。这样，您挟天子而令诸侯，奉皇命以讨暴乱，岂不是能够迅速奠定霸业的基础了么？”

一番话说得宇文泰怦然心动，高兴万分，决定依计而行。未几，于谨被拜为阁内大都督，常有机会接近孝武帝，他便积极鼓吹迁都关中之策，遂被采纳。他终于为宇文氏日后的帝王大业立下了头功。

继高欢在洛阳拥戴元善见为帝，建立东魏政权之后，宇文泰也在长安拥戴元宝炬为帝，建立西魏政权，实际上成为这一政权的主宰者。于谨也就更受重用，在南征北战之中居功甚伟，地位越来越高，历任仪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大丞相府长史、大行台尚书、恒州刺史、尚书左仆射，领司农卿、华州刺史、司空、柱国大将军、后军大都督、雍州刺史、大司徒等职，并封蓝田县公、常山郡公、新野郡公等爵位。于谨的权势和声望与日俱增，使之成为朝廷中举足轻重的重臣之一。

西魏恭帝三年（556），宇文泰去世。宇文泰临终前委托侄儿宇文护，要他辅佐年幼的世子宇文觉，以图夺取元魏的政权。宇文护原先的名位不很高，因此未能得到其他王公大臣的支持。宇文护遂向于谨请教，于谨立即召集众大臣，说道：“当初魏皇室危急之际，是宇文大丞相挺身而出，使国祚中兴。他如今虽然弃世而去，但是我们决不能违背他的遗愿，亏待他的子嗣。中山公宇文护是大丞相的亲侄儿，受命顾托，因此丞相留下的军国大权必须移交给他，我们也应绝对服从于他！”于谨说这番话时声色俱厉，他并带头表示效忠于宇文护和宇文觉，众人慑于他的权威，便纷纷表态，接受宇文护的节制。

就这样，在于谨与宇文护等人的积极筹划下，宇文觉取代东魏恭帝，成为北周政权的第一位君主。于谨因功进封燕国公，食邑万户，迁太傅、大宗伯，与李弼、侯莫陈崇等人一起参议朝政。

于谨虽然名位崇高，但是十分谦让，屡次要求告老还乡，故而不遭忌惮，反而受到更高的礼遇，北周初期的三朝君主都对他相当信任。天和三年（568），于谨以七十六岁的高龄逝世。武帝亲临吊丧，赠本官，加使持节、太师、雍恒等二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赐物无数，并命王公以下送葬，享受了难得的殊荣。

评：苏绰虽然时处魏世，但是他的主要业绩却与北周政权的奠基者宇文泰密切相关，亦即与嗣后的北周政治渊源甚深，故《周书》为之专门列传，宜也。苏绰建议的治国六大要务，确是得政治之精义，堪供所有统治者认真揣摩，切实履行；即使时至当代，也不失为大小官吏的重要参考。反观后世的许多统治者，自己既不修身立德，对百姓也不体恤宽容，故而其政权始终岌岌可危，也就势在必然了！苏绰不但具备治理国事的卓越才干，更兼私德亦臻上乘，这样的为官者，足以名垂青史，为万世楷模。

李远能文能武，才干出众，是个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宇文泰早就重用李远，表明他确实“慧眼识英雄”；而李远始终追随宇文泰，忠心耿耿地为之效力，乃至为维护其继承者的权益献出生命，则表明其人的德操颇可称道。“君”、“臣”之间，若多为这样的关系，则可望事业大成。宇文泰能在短期内奠定帝业，亦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他与李远的这种关系。

于谨素怀济世的雄心大志，但并不急于求成，而是徐徐图取，水到渠成。一旦机会到来，他即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确是栋梁之材。然而，他又不居功自傲，尽量做到“功成身退”。唯其如此谦逊，才能深得帝君的青睐，为官多年，仍然礼遇隆重，子孙也极显达，最后寿终正寝，荣耀终生。于谨可谓深谙为官之道，那些胸无点墨而又拼命钻营的投机政客岂能望其项背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