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北齐政治制度

北齐政权由东魏过渡而来，并且为时甚短，不足三十年，因此它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方面沿袭魏制。例如经策试而选官之法，由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又有天子亲自策试秀才、孝廉之制：天子常服乘舆，坐在朝堂的中楹，若应试者有文字脱讹，便立即被喝令站立席后；所书粗制滥造的，则罚饮墨水一升，诸如此类的制度和规则，有些并不实用，只是流于形式。

高欢的长子高澄，在年纪很轻之时便已执掌东魏的朝政大权，他摄吏部尚书之职后，有意于改革北魏的选官制度，以使之更为切合当前的客观实际。其时掌管大选的著名人士不过几个人，然而由于各个主选官自身风格不同，故而被选者也就利弊兼备。高澄年少聪慧，但是失于粗疏；袁聿修谨慎敦厚，可惜过分保守；杨愔风流干练，不过所取者失于浮华。只有辛雄学识渊博，对于新旧制度都有很深了解，因此所选拔的人具有比较全面的优点。

至北齐皇建二年（561），孝昭帝高演诏令内外执事官，从五品以上，凡三府主簿、录事、参军、诸王、文学、侍御使、廷尉、三官尚书、郎中、中书舍人，每三年之内，都要各推举一人。所推举的，有些是以前曾经为官，后来因冤屈而遭贬谪者；有些是曾经被选，却至今未授实职者；有些则是胸怀宏才，仍然被埋没在民间者。只要有一技之长的，均可推举，不一定要“全才”；举荐的文字，只要指出事实，建议被举者可任何职即可，不准高谈阔论，谬加夸奖。被举者只任一个职务，若在三周之内犯死罪以下、刑年以上之罪，则举主和准举者都要处以罚金；若被举者治事有功，则主举者也获赏赐。如果百官在限期之内不作举荐，则同样要被课以罚金。

这些措施，使得北齐吏治一度出现比较清新的局面。然而，后主高纬继位之后，政治日益腐败，至武平（570—576）年间，更是君主昏庸，奸佞当道，后主动辄将举官之权赐给亲宠，任其从中谋利。从此之后，州郡的官吏，乃至乡官的任命，往往都出自朝廷，以至频见以圣旨委任州主簿、郡功曹者。于是，辟士之权被滥用，地方上的许多贤者被屏于仕途之外。

在刑法方面，北齐的第一任君主文宣帝高洋登基之后，即下令刊定魏政权的《麟趾格》，并商议制定北齐自己的律令。然而，当时大局甫定，战事尚多，难以专心于法律，因此一年之后，新律依旧未成。决狱定罪，虽有魏制可据，但也并不认真执行，随机应变，谓之变法从事。政权建立之初，吏治尚好，没有法律的弊端还未充分显露出来；但是天保六年（555）以后，文宣帝逐步居功自傲，肆意狂暴，尤其是酗酒后，更加任情胡为，草菅人命。这样一来，上行下效，酷刑和冤案迅速增多。

常山王高演深知这种现状所造成的祸害之大，故在登基为帝（即孝昭帝）之后，欲图改革，可是在位期太短，未能如愿。武成帝即位之始（561），便下诏制订律令，其原则是赏宜从重，罚宜从轻。河清三年（564），尚书令，赵郡王高睿等人撰成《齐律》十二篇，即《名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定罪九百四十九条。后来又定《新令》四十卷，大体上均采自魏晋时代的旧制，分成五大刑名：死刑、流刑、耐刑、鞭刑、杖刑，每类刑中又分不少等级。

有些不可定为法者，则另外制成《权令》，与《齐律》和《新令》一起施行。嗣后，平秦王高归彦造反，照例应该依据正式法律条文，加以处罚，但因此前并无这类条文，故又制订《别条权格》，与律并行。从形式上看，书面的法律文本似乎不少，但是在具体定罪之时，司法人员仍然可以徇私：若对犯人怀有善意，则比附轻罪；若怀恶意，则比附重罪。因此一旦吏治腐败，这些法律仍然不能发挥真正公正的作用；到了后主时代，权幸用事，法律条文更成为奸徒打击异己的主要手段。政权一旦陷入这种境地，其败亡也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