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南朝梁帝文化

较之宋齐，梁朝和平的岁月略多一些，这就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梁朝是南朝儒学的最盛时期，有不少有名的儒学家。伏曼容、严植之、崔灵恩、沈峻、孔子祛等都是当时的大儒。另外，在《梁书》的《文学》、《处士》、《止足》、《孝行》诸传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即当时的文坛骄子、隐逸之士以及佛道中人，几乎全都兼通儒学。这种现象，固然与儒学本身的性质有关，同时与梁武帝的提倡也是分不开的。梁初，武帝屡屡“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不仅下诏修国学、立五馆、置博士、开讲座，自己在政务之余也潜心钻研儒学，著有《周易讲疏》、《制旨孝经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

梁武帝本人博学多通，也鼓励士人潜心问学。即位初，曾三次手敕高士何胤，要他出山来京师培育后生，并许以高职。何胤固辞不至，他又敕月给银五万，派人去何胤居处受学。天监四年（505），武帝下诏，年纪在三十以下，不通一经者，不能受官，并开设五经馆，令严植之、明山宾等五人各主一馆，每馆收生徒数百人，对那些学有所成的人，即除为吏。这样一来，凡有志于学、于官的人，莫不怀书负笈云集京师。同时，为了带动地方上的学问，他还派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大同七年（541），他又于宫城立士林馆，延集学者。士林馆既是有文士身份的人的聚会厅，也是培养和铨选文士的讲习所。由于梁武帝的奖掖与提携，有梁一代是南朝文化教育的最好时期。

梁武帝是相信佛教的，也很虔诚，说他种种的礼佛活动是一种政治上的虚伪，恐怕不合适。梁武帝佞佛所引起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恶果，本书《梁武帝传》中已作详细交代，这里要说的是，梁武帝的信佛与其说是一种宗教迷狂，不如说是理智的冷静抉择。作为一个帝王，他在寻求他的统治理论。在他看来，儒释道三者各有妙用而不可偏废：儒学教导人们要恪守礼法伦常，道教劝说不要计较争斗，佛教引导人们向往极乐净土，三者的旨趣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要求人们安于现状，不必反抗斗争。如此，三教在理论上可以融会贯通，在实践上可以互为补充。因此，梁武帝调和三教，提出三教同源说。比较而言，佛教理论和修行方法，对民众更有吸引力，梁武帝便把它奉为国教，并钻研和宣传佛教理论。在他的努力下，梁朝的佛教理论达到了新的高度，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大大地加速了。

与此同时，道教也受到朝廷的庇护。在陆修静改革道教之后，陶弘景撰述了《真诰》、《真灵位业图》、《养性延命录》等书，成为道教的重要经典及修身养性的依据。

梁代文学延续了齐代文学的发展趋势，并出现了不少新的气象。文学家逐渐有较强的理论意识；作品表现范围有所扩大，既有以描摹女性容貌举止为中心的宫体诗，也有表现边塞风光及战争生活的边塞诗；文人们不再使用过于书面化的、典雅深奥的语言，而是追求雅俗结合，言语浅显流畅并具有音乐效果。这一时期文学不仅人才辈出，还出现了若干文学集团，其中以东宫僚属为主要成员的太子文学集团（如萧统、萧纲）最有影响。

以萧统为主的东宫文学集团形成较早，刘勰曾参与其中。就创作而言，萧统的作品是平庸的，但是由他主持编纂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为文学史上的重要典籍。所录作品始于先秦而迄于梁，而以魏晋以后占有较大比重。在编选中注意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除诗赋外，对于文章，主要选能独立成篇又富于文采的，经、子书及历史著作均摒弃不收。这种意识是非常重要的。总体来说，收录作品的标准则明显偏向文人化的典雅华美，与重视雅俗结合的时风有所不同，因此它是对传统的文人文学的一次大总结。

以萧纲为主的文学集团是以写作“宫体诗”为主要特征。他们的作品专写男女之情，女子的容貌、举止、情态乃至生活环境等，辞采艳丽，描写细巧，音乐性强。为了使作品更舒展和富于音乐性，在上述背景下，梁代的五言诗很快地向七言诗发展。

除萧氏父子外，沈约、范云、任昉、刘峻、丘迟、何逊、吴均等等，都是文学中人，他们的作品于当时、于后世皆有很大影响。如丘迟《与陈伯之书》就是一篇优秀的作品，文章的中心内容是劝陈伯之自魏归梁。这虽是一篇骈文，形式上限制很多，却能自由挥洒，写得委婉曲折，收纵自如。文中责之以义，宽之以恩，动之以情，威之以力，晓之以利害，从各方面打动对方，使陈伯之悔悟归降。尤其是文章最后一段可谓是神来之笔，极富抒情色彩的文字写出了江南的宜人风光，激发对方的故国之思、乡关之情；委婉语气中暗蕴威胁，真是煞费苦心。像这种极具说服力与感染力、在任何时候读都会使人热血沸腾的好文章，在整个文学史上也找不出几篇。

文学评论的活跃，是梁代文学发展的特色之一。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的产生，是其突出代表。刘勰在宗经的基础上总结了梁之前的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批评，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富于创新。这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理论充实、体系绵密的不朽著作。钟嵘《诗品》分三卷，专论五言诗。据《序》说，作者因见当时人们对诗歌的评价漫无准的、意见分歧，所以作此书，意在通过对诗人的品评，建立可靠的准则。全书实际包含两个部分，《序》总论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表达作者对诗歌写作以及当代诗风的一些看法，正文将自汉至齐梁的一百二十家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显优劣，叙源流，指出各家利弊。作者主张诗贵在自然和谐，反对一味追求技巧和声律，不应过分拘泥于平上去入，只要是“清浊通流，口吻调利”，便是好诗；他反对作诗用典，主张直抒胸臆，好的诗应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以此为标准，他简要准确地评点历代诗作，在论及诗人的风格时，又指出其师承，这有助于探索诗歌的风格流派。《诗品》亦有偏颇之辞，但精当之处多，故它被尊奉为中国古代诗话之祖。

梁武帝颇好史学。他曾命群臣撰《通史》，上起太初，下终齐室，数达六百卷，并亲制赞序。在他的支持下，齐宗室萧子显撰成《南齐书》，虽多有隐讳回护，但毕竟粗理了萧齐一朝的大事，一些资料也赖其而保存下来。此期出现了新的史书种类。实录就创始于梁，周兴嗣、谢吴分别撰有《梁皇帝实录》，一记武帝，一记元帝，这是见于著录的较早的实录，今虽不传，其影响不可低估。此外，人物传记也从正史中分离出来，扩展为专门的传记史学，继西晋皇甫谧撰《高士传》后，梁代慧皎撰成《高僧传》，成为我国现存佛教人物传记中最早的一种，该书所创体例，为后世所继承。与史学有关的目录学出现了阮孝绪的《七录》，其图书分类法达到了空前的成就，并影响了后世正史志书的修撰。

梁朝书法和绘画也有可说之处。书法如萧子云善草隶书，笔力劲健，见重于世。绘画成就最大者是张僧繇。他与顾恺之、陆探微以及唐代的吴道子并称为“画家四祖”。张僧繇擅长写貌，梁武帝因思念出掌外州的诸皇子，命其为诸子画像，惟妙惟肖，武帝见图如见其子。他画鹰、鹞，鸠、鸽见之而惊飞。中国古代绘画传说常将点睛的出奇之效赋予那些画技绝妙之人，如顾恺之。在张僧繇的身上也有此类传说，可见他的技法不在顾氏之下。张僧繇吸收了天竺等外来艺术之长，在中国画中首先采用凹凸晕染法，画出的人物像和佛像栩栩如生，传神逼真。梁元帝也颇长丹青，《历代名画记》说他画的人物“心敏手运，不加点理”而特尽神妙。

书画之外，以梁朝为主要特征的南方雕塑颇有特色。雕塑风格是粗简古朴与精湛秀美相结合，重于传神和气韵生动，力求形神兼备，富有南方优雅的情调。我们在现存的丹阳齐、梁陵墓神兽石雕中很容易就能领略到这些特征。

梁代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又有突破。祖冲之之子祖暅著有《天文录》、《漏刻经》、《术数书目录》等等。他在数学上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等积原理，即等高处横断面积常相等的两个立体，它们的体积也必定相等。运用这个原理，祖暅解决了过去人们长期未能解决的球体积计算问题，得到了球体积的精确公式：（D为球直径）。一千多年以后，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才发现同一定理。史载祖氏父子曾撰写过《缀术》一书，他们的数学成果都包括在其中。唐代将《缀术》列为“十部算经”之中，立于学官。

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著作，被后世奉为药物学经典。梁时，陶弘景重新进行了整理，编成《神农本草经集注》，不仅对原收的三百六十五味药物加以整理和校订，又增补三百六十五味新药，合七百三十味，使所收药物增加了一倍；同时又改变《神农本草经》以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改用按药物的自然来源和属性分类的新方法，将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米食、果、菜、有名未用七大类，并一一注明药性和用途。陶弘景的整理和研究，将我国药物学研究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他的分类成为唐代《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基础。此外，他还著有《肘后百一方》，使梁代的方剂学达到了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