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萧统　沈约　刘勰

萧　统（501—531）　字德施，小字维摩，梁武帝长子，于齐和帝中兴元年九月生于襄阳。武帝废齐建梁后，立为太子。因其死后谥号昭明，故后世人多称他为昭明太子。

萧统秉性聪慧，据说他三岁即读《孝经》、《论语》，五岁时读完了“五经”，全都能流畅地诵读。天监十四年（515），萧统十五岁了，武帝亲自为其举行了加冠典礼。此时的萧统文质彬彬，举止合度，读书能一目数行，过目能诵，吟诗为赋，出口成章。每当出游和饯送亲友故旧，他多以诗赋来表达情感，一赋数韵，甚至长达几十韵。

成年之后，萧统奉武帝之命参与处理朝政，各部门的官员前来奏事，都汇集到萧统那里。每当早朝，未到五更，他便等着城门开启；即使是住在内殿，也不敢安心熟睡。等着召见的时候，常常危坐达旦。萧统长于辨析真伪，对百官所奏不实或巧言妄语之处，洞察入微，但他只是命人改正，并不追究罪责。在审理案件时，判断公正，对犯人往往多加保全宽宥；待人宽和，能容人，喜怒不形于色。所以，萧统在朝廷中的名声非常好。

受武帝影响，萧统自幼也崇信佛教，遍览众经，在宫内另立慧义殿，聚集高德大僧研究经典。

天监末，战事减少，天下升平，达官贵人渐生奢靡，萧统欲移风易俗，便衣不着锦，食不兼肉，以为表率，而对百姓则富有同情心，遇到霖雨积雪的天气，他派人到大街小巷中巡回探察，看到有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人，便供给他们粮食衣物；还专门从皇宫府库中拿出供皇家使用的绵帛，让人做了大量的短袄棉裤，在寒冬腊月施舍给贫苦受冻的人家。他还为那些死去后无法入殓的人提供棺材。普通年间，吴兴郡常常因为水灾歉收，有人上书要发动吴郡、吴兴、信义（今江苏昆山）三郡民工大兴水利，开挖河道，武帝允准。萧统认为，吴兴累年歉收，民多流离，吴郡差不多也是这样，信义郡收成虽好一些，但谷价太高，不少人因无饭吃，偷盗成风；许多青壮劳力戍边未归，如果强迫百姓应役，必然会影响生产；百姓若是外出劳作，难保家中财产不受偷窃。因而，他上了《止三郡民丁就役疏》，建议暂时不宜动用民力兴修这项水利工程，以便让百姓休养生息。

萧统性爱山水，在玄圃穿筑，别立亭馆，与朝士名流游玩其间。曾于后池泛舟，番禺侯萧轨大为称道，说在这里该奏女乐。萧统不说话，口咏左思《招隐》诗句：“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萧轨听了很惭愧。萧统在东宫二十多年，从未蓄养歌妓。

中大通三年（531）三月，萧统在后宫荡舟采莲，不慎落水折股，由是患病并渐渐加剧，于次月病逝，年仅三十一岁。

在萧统短暂的一生中，他对文学的爱好和贡献，使得这位皇太子没有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湮没无闻，尤其是《文选》的编纂，更使他的名字流芳百世。

《文选》的编纂，耗费了相当的人力和物力。萧统筑文造楼，引刘孝威、庾肩吾等，讨论文章典籍。他希望对周秦以来的大量篇章典籍进行整理，将那些富有文学意味而又辞采鲜华的作品选入书中。经过艰苦的努力，《文选》最终成书三十卷。所选作家作品，除无名氏之外，共一百二十九家，约七百余篇，都是可以称为“先士茂制，讽高历赏”的作品，大多数有过定论，为当时文学之士所公认。

萧统选录作品时把握的标准很严格。梁初，关于为文的标准和样式，文士中曾展开一场讨论。裴子野认为文章为教化之器，应尊儒法古，讲究敦厚拙朴，至于“藻饰”，那纯是“雕虫之艺”。后来成为简文帝的萧纲则认为“立身须谨慎，文章须放荡”，“不尚丽靡之词”，便“无篇什之美”。这是当时两种极端的观点，萧统折衷而取之，即既反对排斥形式美的“典”，又反对一味浮艳的“丽”，认为为文把握的尺度是“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选》便是按这个标准编选而成的。另外，萧统认为“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是文学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在萧统心目中，那些精心构思并富有文采的作品才能算得上是文学。因此，这部《文选》除史籍中一小部分“综辑辞采”的“赞论”和“错比文华”的“序述”入选外，其他的经、史、子一概不选。

《文选》以类（文体）分卷，共有赋、诗、表、白、启、赞、论、碑文、墓志、行状、祭文等三十九类，每类之下又有各子目。每个作家的作品按照体裁分别编入各类目中。略古详近，对晋宋以来的作品收得比较多，选择也比较精。

《文选》成书后，风行一时，后被人誉为“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唐以后的文人，都把它当作学习文学的教科书。唐宋以及后代著名的诗文家，几乎无一不受到这部文学总集的影响。自唐代李善引经据典，为《文选》作注后，研究《文选》的学者代有高人，世称“选学”。

萧统除编纂《文选》外，另有自著文集二十卷和《英华集》二十卷，今已不存。

沈　约（441—513）　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武康）人。其先世为东吴的世家大族，族人甚众。晋室南播后，高祖沈警先后做过谢安、王恭的参军。祖父沈林子，刘宋时为征虏将军。父亲沈璞仕淮南太守。元嘉末，沈璞因附从刘劭而被宋孝武帝刘骏诛杀，当时沈约年仅十三岁。在家道破落、忧患孤贫的逆境中，沈约勤勉好学，读了很多书。母亲怕他积劳成疾，常以减油灭灯的办法迫使他早早歇息，但沈约聪慧过人，昼读而夜诵。数年的苦读使他学问渊博，通晓坟典，且文章也写得很好。

沈约在宋、齐、梁三朝都做过官。二十五岁的时候，尚书右仆射蔡兴宗很赏识他的才华，起家奉朝请。蔡出任安西将军、郢州刺史时，引沈约为安西将军外兵参军兼记室。及蔡升任征西将军、荆州刺史时，沈约也随之到荆州。蔡兴宗不止一次对自己的儿子说，沈约是人伦师表，要他们好好效法。由于蔡兴宗的器重，沈约官运亨通，宋末升任尚书度支郎。

当萧道成灭宋建齐时，沈约三十九岁，由于蔡兴宗生前曾有功于萧氏，所以沈约在仕途中不仅没有因朝代更迭遭受贬黜，反而受到南齐诸王的重视，尤其是得到了文惠太子萧长懋的宠信。沈约经常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交谈，每有王侯谒见东宫，往往请托沈约代为通言，方可得进。太子说：“能与卿谈论，能改我睡懒觉的毛病，望每日早早入宫。”沈约自然从命，太子益加钟爱。这时沈约以步兵校尉的职位，管理东宫的文书档案，并在永寿宫校订四部图书，后升任太子家令、中书郎、黄门侍郎等职。永明之际，竟陵王萧子良倡导文学，开西邸，集名士。沈约与范云、萧衍、萧琛等八人都是竟陵王的座上客，号称“八友”。八友之中，沈约年龄最大，才学也好，自然成了文坛的领袖人物。之后，沈约的官职又升到五兵尚书、国子祭酒、南清河太守。

永兴三年（501），镇守襄阳的雍州刺史萧衍起兵攻入建康，立了齐和帝。萧衍以沈约为西邸之旧，任他为骠骑司马。这时，萧衍王业已就，但没有立即称帝。沈约三次劝进，萧衍始成帝业。第一次劝进，萧衍“默而不应”。第二次，沈约以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为由，劝萧衍不要学曹操，应顺天应情，早定大业。第三次，萧衍命沈约、范云同来。沈约先到，将拟好的诏书及诸官设置交给萧衍，萧衍不加修改，即成定稿。为此，萧衍对沈约极为赞赏，夸他在关键时刻，才智纵横，并说自己成就帝业，主要靠的是沈、范二人的谋划。正因为这样，萧衍称帝之后，即任沈约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又拜沈约母为建昌国太夫人，荣显一时。后来沈母亡，梁武帝亲往吊唁。

沈约经常随侍梁武帝左右。一次陪宴，有一个妓师是齐文惠太子宫人，武帝问她：“认识座上客吗？”她说：“只认识沈家令。”于是沈约感念前齐而流下伤感的眼泪，武帝并不为怪，反而也跟着悲伤起来，以致酒宴为此中断。后来，沈约官至尚书令，领中书令，赐“特进”。

然而，沈约自负才学，昧于荣利，多次得罪梁武帝，终于失意。一次，豫州献栗，沈约侍宴，武帝与他比赛关于栗的故事，看谁知道得多。当时文人重视记事，若记事不如人，文章学问便不如人。沈约为了讨好武帝，故意少说三事。可他一出宫却对人说：“这老翁爱面子，不让着他一点就会羞死。”武帝知道后恼怒异常，沈约十分恐惧。不久，太丞张稷卒，武帝对他早有不满，同沈约说了自己的看法。沈约劝说人、事俱已过去，就不必再计较了。武帝认为沈约与张稷是姻亲，故意维护，拂袖归入内殿。沈约惶恐之极，夜里恍惚入梦，梦见齐和帝持剑割断他的舌头。沈约请来道士给他禳灾，在向上天所献的“赤章”中说禅代的主张并非由自己提出。这件事情又让武帝知道了，自然对沈约这种不够忠诚的态度十分不满，派宦官上门斥骂。沈约愈加惧怕，不久就死了，卒年七十三岁。他死后，武帝还怪他“怀情不尽”，说他心里有鬼，便谥号为“隐”。

沈约历仕三代，仕途顺畅，官场上没有遭受大的挫折。与他同时代的江淹、谢朓等著名文人，机运均不如沈约。该悉旧章、博物洽闻是沈约的主要本领，至于政绩得失，唯随波逐流而已。他久历官场，每进一官，必再三谦辞，但到最后总是居官不去，当时清流对此颇有讥讽，论者把他比作魏晋之际缺乏操守的山涛。沈约笃信佛法，曾作《均圣论》，主张调和佛儒。

齐梁之际，文学大盛。作为文坛领袖，沈约的诗名较显。他写的一些诗作，如乐府诗《夜夜曲》、恋歌《六忆》、抒情诗《八咏》、赠别诗《别范安成》、怀旧诗《伤谢朓》、写景诗《石塘濑听猿》、《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同好》等，皆有真挚感情，语言朴素动人，风格清新可喜。但他的大多数诗作过于注意声律对仗，追求形式精美，格调偏于华靡鲜艳。在诗歌创作的同时，沈约在诗歌声律上提出了“四声八病说”。“四声”即古汉语中的平上去入声调。沈约认为五言诗的创作要遵循四声平仄的谐和规律。他所说的“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就是对其声律论的具体说明。其声律说完成了自然音律向人为音律的转化，促进了古诗向律诗的演进。

除诗歌创作外，沈约兼能文章。他的《郊居赋》在当时很有名，被梁元帝称之为“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

沈约虽素有高名，却喜奖掖后进，吴均、何逊等都受过沈约的夸赞和提携。刘勰《文心雕龙》书成，未为名流所称，沈约看了这本书，认为深得文理，十分赞赏。

沈约的历史著作以《宋书》最为重要。刘宋朝地居江左，先后只延续六十年，而沈约的《宋书》竟有洋洋百卷，凡时人重要的奏议、书札、文章，尽量收录，资料繁富详核。在写法上，《宋书》常采用“带叙法”，即在某列传中，夹带写出另外不设专传的人物。这在历代史书写法中是个新例。除《宋书》外，沈约尚有《晋书》一百十卷、《齐纪》二十卷、《梁武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还撰有《四声谱》。但流传至今，只剩下《宋书》一百卷和文集九卷了。

刘　勰（465？—521）　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侨居京口。祖父刘灵真，可能没有出仕或地位较低。父刘尚，曾任越骑校尉，死得很早。

由于家贫早孤，刘勰终身未娶。约二十岁丧母，居丧三年后，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在这里一住便是十四五年。当时寺庙藏书是很丰富的，除佛教经籍外，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也不少。定林寺在建康城外不远，要阅读定林寺内没有的书籍，也容易办到。所以，自幼笃志好学的刘勰在这十余年内，除阅读佛书、协助僧祐整理佛经外，更饱览经史百家和历代文学作品，因而能在居定林寺的后期完成《文心雕龙》的写作。

刘勰为文长于佛理，在定林寺期间，曾写过不少诸如寺塔及名僧碑志等方面的文章。到他三十岁的时候，他曾夜梦孔子而开始了《文心雕龙》的写作。后来，在《文心雕龙·序志》中，他具体记载了这个他引以为荣的美梦。他说：三十岁那年，夜卧入梦，执丹漆礼器，随孔子南行，梦醒而怡然自喜。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人了。圣人难见，却垂梦于自己。于是搦笔和墨，作《文心雕龙》。身在佛门的刘勰，在定林寺住了七八年，居然做起这样的梦，对孔子作了如此崇高的评价，只能说明这是刘勰长期沉浸于儒家著作而心向往之的反映。至于为何选择对古今之文进行总结和论述这一途径来实现其人生理想，刘勰认为：文章的作用是巨大的，各种典礼法制，无不依靠它来完成；从君到臣，以至一切军国大事，也都赖以发扬光大。但后世作者爱奇好诡，过分追逐浮华，离开了文章为政教服务的根本。因此，他要根据儒家圣人的意见提笔论文，以图改变当时的文风，使文学创作发挥其重大作用。

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到他三十七岁时，《文心雕龙》写成。可“人贱物亦鄙”，这部著作脱稿之后，却未为时流所称。对自己的这部著作，刘勰是充满自信的。他深知，一部优秀的著作，是“音实难知，知实难逢”的；但“良书盈箧，妙鉴乃订”，必须经高明的鉴赏家的评论，才能做出定论。因此，他选定了当时文坛上声望甚高的沈约。由于贵贱悬殊，刘勰无法和沈约相见。相传刘勰曾假装卖货的，带着自己的书稿，等候沈约出门的时候，到他车子旁边来引起他的注意，并趁机递上文稿。沈约看过之后，十分惊奇，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常置于几案，以便自己随时翻阅。

由于沈约的称誉，刘勰及其《文心雕龙》才渐为世人所知。也可能由于沈约的关系，年近四十的刘勰，才于天监二年（503）踏上仕途，起家奉朝请。接着做中军将军萧宏的记室，管理文书工作；又做“车骑仓曹参军”，管理仓账出入的事务。天监六年开始，做了四五年的太末（今浙江龙游）令，颇有治绩。到天监十年，改任仁威将军萧绩的记室。五十岁以后，做昭明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管理奏章，后又兼步兵校尉。由于僧祐死于天监十七年，他生前搜集的经卷急待整理，刘勰奉命再度回到定林寺整理这些佛经。整理毕，就在定林寺出家，改名慧地。不满一年，刘勰就死了，终年五十七岁。

《文心雕龙》全书十卷，五十篇，约三万七千多字，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下编则为创作论、批评论和统摄全书的“序志”。在《时序》篇中，刘勰以历史的观点阐明了特定社会环境对于一个时代文学风气的影响，提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代可知”的著名论点，强调从文学以外的历史现实变化中来理解文学的变化。在《通变》篇中，他系统讨论了历代文风的先后继承和变革的关系，指出文学历史发展规律是“参伍因革”，每一个朝代的文学对于前一代的文学都有所继承和创新，有创新，文学才能发展。他主张作家既要“望古制奇”，又要“参定古法”，才能使文学“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刘勰比较全面地表述了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强调思想内容决定形式，同时也看到二者是不可分割的，阐明了“文附质”、“质待文”的辩证关系，主张文质相称，华实相副。关于文学的本源和准则，刘勰在《原道》篇中提出“文源于道”的理论，所谓“道”，即“自然之道”。他举出许多例子，说明天之文、地之文、人之文都是“道”的体现。他认为艺术美就是自然美的反映，直接提出“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可看出他较多地意识到客观生活是文学的源泉。

文学批评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除了在论辩文体及讨论创作问题时涉及作家、作品外，刘勰又以许多专篇从各个方面着重进行评论。在提出文学批评的“贵古贱今”、“亲己抑人”、“信伪迷真”等不良倾向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六项内容，即“六观”：一观位体（作品采用的形式体裁），二观置辞（作品的遣词造句），三观通变（作品的继承和创新），四观奇正（作品的表现手法），五观事义（作品的事理和用典），六观宫商（作品的声律音韵）。

《文心雕龙》对创作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总结，从构思过程、写作技巧、篇章剪裁、声律安排、字句锤炼，乃至比兴夸张等修辞手法，都作了精辟的阐述，所以，它是一部体大思精、前所未有的文学批评巨著，代表着南朝文学理论的最高成就。鲁迅将《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以为它们“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

评：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说，文学家不宜写史，因为他们容易重文采而忽略史实，写出来的著作尽管辞翰优美，但缺少历史价值。但他认为有两人是个例外，一是班固，另一个便是沈约。他说：“班固有《两都赋》，沈约有《八咏》，这些都是好的文章和好的诗作。这两个人才情风流，却兼具史识，或编成《汉书》，或勒成《宋书》。像这样的人，历史上又有几个人呢？”确实，兼具才情和史识的人是不多的，但沈约的《宋书》是否像刘知幾说得那么好，今人有不同的看法。在“二十四史”中，无论哪一方面，《宋书》都不是很突出的，与《汉书》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