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范缜　陶弘景

历史大观园魏晋风度 2020-07-23 00:19:05 0

范　缜（450—515）　字子真，南阳舞阴人。晋安北将军范汪的六世孙，梁开国功臣范云的从兄。

范缜少年丧父，家境败落，生活贫困。十七八岁的时候，他离开家乡，到沛郡相县（今江苏宿迁）跟随著名的学者刘简明正史——范缜　陶弘景学习。不久，即以其“卓越不群而勤学”，得到了刘的重视。二十岁时，刘亲自为他举行了加冠礼。当时，跟随刘学习的，多是些有钱有势的子弟，穿着华丽的衣服，乘着漂亮的车子；而范缜来去归家都是穿着布衣草鞋，徒行于路，但他并不因此自卑自愧，而是刻苦学习。几年之后，范缜终成一位博通经术、尤精“三礼”的饱学士人。

家庭、社会环境及其深厚的学术根基，对范缜的性格有着一定影响。据说，他性格耿直，好发危言高论，藐视权贵，讽刺时政。对他这种敢于说话的行为，亲友既不高兴，也感到不安。

范缜青年时代很不得志，二十九岁的时候就白了头发，因而曾作《伤暮诗》、《白发咏》以自叹。直到三十五六岁以后才进入仕途，做过南齐宁蛮主簿，后来升迁到尚书殿中郎。永明中，与从弟范云等出使北魏，以才学卓著闻名于北地。回都后，出任宜都太守。梁时，他到福建做晋安太守，在郡清约，为官清正。之后，调回朝廷为尚书左丞。天监四年（505），梁武帝于光华殿召集群臣，表示闻政得失，让大家畅所欲言。耿直的范缜对武帝重用谢朏、废王亮为庶人提出批评。他说：“司徒谢朏徒有虚名，陛下却重加提拔，前尚书令王亮颇有治绩，陛下却弃之如蔽屦，我不知陛下是怎么想的！”这一番话触怒了武帝，武帝命令他收回说的话，但范缜固执己见。武帝大为不悦。由于这件事，范缜被赶出朝廷，流徙广州，直到天监六年，才被追为中书郎、国子学博士，回到建康，后卒于此任。

齐梁之际，朝廷大力提倡佛教。齐竟陵王萧子良在府邸设斋，大会众僧，亲自献茶上果。大小信佛朝臣闻风而动，纷纷焚香诵经。独有范缜反对因果，“盛称无佛”。一次，萧子良在西邸召集宾客，范缜也在座。萧子良又重弹老调，为范缜当面驳斥。萧子良对范缜说：“你不信鬼神，不信因果报应，请问，世界上为什么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有的人享福，有的人受苦？”范缜指着庭前盛开的花树，说：“人生就好比这棵树上的花，有些花瓣随风吹到厅堂，落在席上、坐垫上；有些吹进厕所，落在茅坑里。这完全是偶然的，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呢？像您，生在皇家，就如飘落在席上、坐垫上的花；像我，就如落到厕所里的花。”这个生动的比喻，说得萧子良哑口无言。之后，范缜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昼夜伏案，振笔疾书，开始了《神灭论》的写作。在书中，范缜指斥了佛教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他说：佛教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吓唬人，用荒诞的言词引诱人，用天堂的快乐招引人。所以使得人们抛弃了儒家的服装，披上僧人的袈裟；废掉传统的礼器，接受佛教的衣钵，家家骨肉分离，人人子孙绝灭，以至于士兵在战斗中挫败，官吏在机关中缺额，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畜被奢侈的寺院耗尽！这些都是佛教所造成的。不加遏止，它的祸害就没有边际。

《神灭论》初稿草成后，人们争相传抄。萧子良连忙召集众僧名士围攻范缜。王琰撰文冷嘲热讽说：“呜呼！不孝的范缜，你怎么竟连自己祖先的神灵在哪里都不知道？”范缜反唇相讥，说：“呜呼！孝顺的先生，既然你知道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快快死了去追随他们呢？”闹得王琰十分难堪。萧子良见王琰败下阵来，又唆使王融以爵禄去引诱。王融对范缜说：“凭你这样的才华，如果放弃此论，何愁不官至中书郎？你为什么要执意坚持异端邪说，自讨身败名裂呢？”范缜大笑道：“如果我范缜肯‘卖论取官’，恐怕早就当上尚书令、中书令之类的高官，何止小小的中书郎？”这一席话，把王融说得羞愧而退。

梁武帝建梁后不久，即倡导佛教。他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宣布以佛教为国教。为了护佛，梁武帝认为必须消除《神灭论》的影响。天监六年，范缜从广州回到京城，武帝下诏由总管全国僧侣的大僧正法云动员王公权贵六十四人，先后发表文章七十五篇，来反驳《神灭论》。面对对手是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皇帝和一大群朝贵名流，范缜毫无惧色，积极应战，他“辩摧众口，日服千人”，把对手驳得无言以对。当时，有一位深通佛理，而且最为雄辩、最肯为皇帝卖力气的曹思文写过一篇《难神灭论》，得到梁武帝的好评。范缜的表弟、挚友萧琛也写了同样题目的文章。范缜被迫写了《答曹舍人》，针锋相对地驳斥他们的观点。最后，曹思文不得不承认自己无能，发出“思文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的哀叹。出于无奈，梁武帝亲撰《敕答臣下神灭论》一文，给范缜扣上“违经背亲、无法无天”的大帽子，禁止范缜发表意见，以专制手段结束了这场古代思想史上的大论战。

《神灭论》文字不多，思想却丰富。佛教认为灵魂不死，灵魂附于人体内。人死，身体可以消灭，灵魂却转移到其他生物的体内。范缜认为，形体和精神，名称虽然不同，但它们是统一于一体的；精神不能离开形体，形体也不能没有精神；人活着，精神就存在；人死了，精神自然也就消灭了。从形与神的关系来说，形是产生精神的实体，精神是形体的作用。为了通俗地说明自己的观点，范缜用刀刃与锋利的关系作比喻。他指出，神对于实体来说，就像锋利来源于刀刃；形体对于它所表现出来的作用（精神）来说，就像刀刃所表现出来的锋利。锋利不能叫做刀刃，刀刃也不能叫做锋利。但是，没有刀刃便没有锋利，没有锋利也谈不上刀刃。既然不存在没有刀刃的锋利，怎么能说形体死了精神还存在呢？

在辩论中，佛教徒用混淆不同事物本质的办法进行诡辩，他们说，树木的实体没有知觉，人的实体有知觉，人既有树木一样的实体，又有树木所没有的知觉，这不就证明树木有实体而无精神，而人既有实体又有精神吗？从而试图论证形神两个东西“相合”，形体可以没有精神，精神也可以离开形体。范缜在书中指出：精神作用乃是人这种“质”所特有的功能，“人之质”和“木之质”是不容混淆的两种“质”，只有“人之质”才会产生精神活动。同时，范缜进一步论证人死后，“质”已经起了变化，同树木一样没有知觉，只有活的形体才有精神的作用，从而堵住了佛教徒的生死轮回说的后路。

时代的局限性是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所难以逃脱的，范缜也不例外，他的理论中也有种种牵强附会之处。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思想史尤其是无神论发展史上的杰出地位。而且，他的不卖论求官的志节是超越历史和时代的。

陶弘景（456—536）　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生于江东名门。祖父陶隆，于刘宋时侍从孝武帝征战有功，封晋安侯。父陶贞宝，深解药术，博涉子史，官至江夏孝昌相。陶弘景自幼养成了好学习惯，熟读儒家经典。年稍长，更是笃志好学。陶弘景读书有三个好习惯：一是勤勉，珍惜光景，昼读夜诵，孜孜不倦；二是广博，举凡天文、历算、医方、阴阳、山经、地志、百家，他无所不读；三是尚实，长于稽古，注重于深解文义，辨伪存真。由于潜心读书，勤勉不怠，加之思路敏捷，博闻强记，使他在十七岁时便以才学闻名，与江敩、褚炫、刘俣合称“昇明四友”。

陶弘景入仕是在齐朝。齐高帝、武帝时，他先后出任巴陵王、安成王、宜都王等诸王侍读，兼管诸王室牒疏章奏等文书事务。因仕途不顺，屡遭压制，三十六岁时，仍为六品文官“奉朝请”，遂于永明十年（492）上表辞官，挂朝服于神武门，退隐江苏句容句曲山（茅山），自号华阳隐居。

仕途多舛是陶弘景归隐的主要原因，所以自脱离宦途后，他并未忘情于政治。当萧衍急欲篡齐自立而又举棋不定时，陶弘景夜观天象，秘陈图谶，劝其早登大位。梁武帝即位后，希望他出仕梁朝。尽管梁武帝诚心礼聘，陶弘景坚持不返宦途。他曾作画给武帝，画面有两头牛，一牛散放于水草之间，逍遥闲适；一牛头着金笼，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武帝看后，知其心意已决，也就不再勉强。但朝廷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派人向他咨询，有时一月之中，竟有数函往来。当时人干脆称呼他“山中宰相”。

由于不受官职羁累，又有朝廷礼待，陶弘景的隐居生活是自由恬淡的。他生性爱好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留连忘返。但陶弘景并非啸咏终日，不习事务。他的隐居与学术活动相伴随，他的游历也多带有考察色彩。四十年的隐居生涯，使他对天文、历算、医学、药物学等领域进行了精深的研究，并发展了南方道教。

在天文、历算方面，陶弘景撰有《帝王年历》、《天文星经》、《天文说要》、《七曜新旧术》、《象历》等著作，他还制作了浑天象，极为精密，无论二十八宿度数，七曜（即日、月、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行道昏明，中星见伏早晚，用机转动，都与天体相合。在地理学方面，他通晓山川地理、方物土产，所著《古今州郡记》三卷及编制的《西域图》，对梁以前的行政区域沿革进行了探究，并反映了西域自然地理的面貌。

陶弘景精通医药学。他曾参考大量的图籍、医方和标本，对我国古老的药物学经典《神农本草》作了整理和注释，舛误者纠之，脱缺者补之，撰成《本草集汇》一书。除厘订《神农本草》三百六十五种本草药物外，又增补名医副品三百六十五种，叫做《名医别录》，所录药品方剂，集梁以前名医诊疗经验之大成。他对本经和别录所列的七百三十种药品的名称、产地、性状、主治疾病、配制保存方法等一一注明，并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为目进行分类。这部著作成为隋唐以后本草学专家研究药物学的蓝本。除《本草集汇》外，他又撰写了《药总诀》、《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等实用医药学著作。

陶弘景是南朝时期南方道教的重要人物。永明初，他曾师事孙游岳，受上清经法、符图，后又广搜道经，遂成为上清派的重要传人。自归隐茅山后，着手整理并弘扬上清经法，撰写了不少重要的道教著作。

东晋末年以来，杨羲、许谧、许翙等人制作的上清经诀在江东广泛流传，但在传播过程中多有散失和伪谬舛人。宋齐时道士顾欢，曾对杨、许旧籍进行过搜集和整理，但仍有不少漏失和错误。陶弘景以顾欢《真迹经》为基础，参考自己搜集所得的上清经诀及有关见闻，加以增删改写，注解诠次，遂成《真诰》一书。该书详细记载了东晋以来上清经出世之源及传布过程，杨羲、二许的家世生平。引用众多道经，提及大量道教历史人物、神话故事、仙宫鬼神名称、具体修行方术等等，是早期道教上清派教义和历史的重要著作。另外，陶弘景还著有《登真隐诀》和《真灵位业图》。前者是一部抄撮诸上清经中有关方术秘诀，专论上清派养生登仙之术，该书继承和总结了东晋以来上清派思神内视及导引、按摩等内修养生方法，并保存了部分天师道的请神上章、符咒驱鬼的方术。后者是陶弘景将道教信奉的天神、地祇、人鬼及诸仙真排定座次，构成了一个等级有序、统属分明的神仙谱系。

服饵炼丹是道教的重要修炼方术，陶弘景对此非常重视，并从事炼丹活动。天监四年（505），梁武帝送给他黄金、朱砂、雄黄等矿物，要他烧炼成丹。他为此反复实验，历时二十年，终于炼成色如霜雪的丹药。据说武帝服后，身体感觉异常轻松。在获得丰富炼丹经验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多种炼丹服饵著作。除从事炼丹外，陶弘景还从事炼刀铸剑的工艺制作。他擅长于生铁和熟铁混杂的炼制方法，梁大通初年，曾铸成“善胜”、“威胜”两柄宝刀，并献给了梁武帝。

陶弘景虽是道教徒，但他并不排斥佛教和儒教。他不仅将佛教轮回转世等说引入道教，与僧人多有交往，并舍身受戒，还经常召集徒众，讲授《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对儒学有较深入的研究。

大同三年（535），陶弘景卒于茅山，时年八十一岁。梁武帝诏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