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南朝梁帝政治制度

梁朝中央官制，初行九品制，大体如宋、齐。天监七年（508）起，为了调节与世族的关系，并照顾世族的利益，梁武帝接受徐勉的建议，对官制进行改革，将旧日的一至六品官职分为十八班，以班高为贵。列于每班之首的，大抵属于清官。其中枢机构有尚书省、门下省、集书省、中书省、秘书省、御史台，并模仿古制，废宋、齐六卿，设春、夏、秋、冬十二卿。以太常为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太司农为司农卿，这三卿称为春卿。又加设太府卿，以少府为少府卿，加置太仆卿，这三卿称为夏卿。以卫尉为卫尉卿，廷尉为廷尉卿，将作大匠为大匠卿，这三卿称为秋卿。以光禄勋为光禄卿，大鸿胪为鸿胪卿，都水使者为太舟卿，这三卿称为冬卿。十二卿位在九至十四班之间。

与宋、齐相较，梁朝对相位的猜忌、防范有所减轻。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和宋、齐害怕宰相威望和地位的提高相反，天监七年的官制改革，将尚书令、仆射由宋、齐的三品，分别提高到十六班（相当于正二品）、十五班（相当于从二品），超过了原来同品的侍中、中书令，宰相的权力、责任和品位基本上得到了统一，改变了“秩轻于衮司（三公），而任隆于百辟”的现象。

宋、齐以来，由于重玄轻儒之风的流弊，为高官者好“以文义自逸”，不善吏事，甚至出现尚书仆射看不懂文书的怪事。世族居高官与吏事的矛盾，宋、齐时已经发现，采取的对策是让寒族出身的“佞幸”代替世族参与机密和议政。但这种做法并不经常，且不固定。梁武帝的办法一是比较经常、固定地重用低级士族或高级土族中之明习吏事者，一是仍然加重中书通事舍人的权任。梁初，武帝以世族周舍为中书通事舍人，参预机密，前后达二十余年。周舍死后，武帝改用寒人朱异接任此职，典掌机要，朱异后累官至中领军，但始终兼任中书舍人。朱异居权要三十余年，威震内外，对梁朝政治有不小的影响。

梁初，不少大臣对宋、齐以来皇帝倚重典签裁制诸王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皇帝与诸王之间的矛盾激化，以致诸王遭残杀，实由典签权重之故。有鉴于此，梁武帝对典签的权力加以限制，使诸王都督刺史掌有实权，另高选行事以助幼王。至此，典签不再为皇帝所倚重，重归为州府中一小吏。

南朝的中央监察机关，承汉制而设御史台，梁亦如此。但它不再如汉制那样，属于九卿之一的少府，而是直接受皇帝控制的独立机构。御史台长官称御史中丞，属官有治书侍御史、侍御史、殿中侍御史。治书侍御史有二人，助中丞领各曹侍御史，并掌举劾。侍御史有九到十人，分曹察事。殿中侍御史有四人，居殿中伺察非法。梁朝不设固定的地方监察官职，由中央御史台不定期地派御史巡察郡国。

御史中丞权位甚重，自皇太子以下百僚皆得纠劾。梁初张缅为御史中丞，号为劲直，梁武帝请画工画其像于台省，以励百官。张缅弟张绾，于大同年间任御史中丞，弹纠无所回避，群僚惧惮。

以前，御史中丞职无不监，但却无其他官职监察中丞，这就不能保证中丞恪遵职守。自南齐以后，朝廷规定尚书左丞与御史中丞互为监察，梁朝延续此制，使中丞的权力得到了一定的约束。

虽然高门大族在走下坡路，梁朝时他们仍势盛权大，御史中丞多不能举职，即使有一二举职者，由于得罪的人太多，也不能久居其位。如张杲在天监五年为御史中丞，“号称不畏强御”，得到了梁武帝的回护，但仍不免于次年即调迁其他职位。御史不敢举事，贪官污吏横行不法而无所顾忌，致使梁中期以后吏治大坏。

梁朝的地方官制一如宋、齐，州设刺史，郡设太守，县设令、长（大县为令，小县为长），皆有僚属。只是梁朝州的设置比前朝多了许多，如天监十年（511）为二十三州，天监十八年为四十五州，中大通五年（533）为八十六州，中大同元年（546）竟达一百零四州，三十余年增长了四倍多，这是很不正常的。

梁朝在选举制度上有一重大变化，即在天监七年至敬帝太平二年（557）这五十年中，选举无中正之官，更无中正定品之制。梁武帝用“州重”、“郡崇”、“乡豪”代替了大大小小的中正。一方面是吏部据谱牒簿状而任官，另方面是用“无复膏粱寒素之隔”代替门选，选举强调通经，规定不通一经，不得为官。在这种情况下，国学有所兴盛，并开科取士，使社会下层人物多了入仕的机会。

梁朝在军队组织体制上大体沿袭宋、齐之制，主要的一点变化表现在水军的装备和战术有所发展。当时既有载重二万斛的大舰，也有机动能力较强的快舟，此外，威力极强的拍舰已在水军作战中普遍使用。拍舰就是装备有抛石机的战舰，类似近代的炮舰。拍舰成为水战中的中坚力量，说明当时的水军实力超过了前代。

如前所说，为了调和皇室与大族、世族与庶族之间的矛盾，梁武帝采取了多设官爵广泛安排的政策。武官方面，大大增加了自魏晋以来所设将军之名号、等级与数量，竟使各类将军名号多达二百四十余种。在这些武职中，大多数名号与军事相脱离，成了一种没有实际职守的散官。

另外，梁朝仍以宗室诸王出镇掌军。他们在控制兵户的同时，又广募兵卒，在地方上拥兵自重。梁末侯景大乱前后诸多割据势力的形成，与此大有关系。

在法律建设上，武帝曾在天监元年（502）下诏修订梁律，参加修律者有蔡法度、沈约等十人。次年，蔡等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于是颁新律于天下。这是南朝最大的一次立法活动。但梁律不过是以南齐王植的旧本为依据，做了一些晋律中的游辞费句，并对其注解不同者，以众议定其可否。梁律与晋律相较，同为二十篇，且次第相同，改易最大者只是名称的变动，如将盗律改为盗劫，把贼律改为贼叛，把捕律改为讨捕，等等。最大的变化是删去了晋律中的诸侯律，增加了仓库一篇。后来，梁武帝一心奉佛，以护法主人自居，企望以佛法来行善止恶，因而不再重视国家的立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