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南朝梁帝社会生活

历史大观园魏晋风度 2020-07-23 00:19:16 0

南朝是个等级社会，礼教敝败了，等级及等级特权仍发挥着强大的活力，服饰、饮食、婚姻、丧葬、车轿、礼仪等等，无不为等级所制约，只不过此期的等级关系有所调整和平衡而已。

服饰是等级社会外在形制的标志，每一朝的服饰变化常常是新观念的象征。自东晋以来，南方服饰注重美的表现，崇尚素雅飘逸。在衣着的色彩上，不再尊奉秦代的黑色、西汉的黄色和东汉的红色，而是选中了白色。从视觉上说，白色也确实能体现这一时期宽衫大袖、褒衣博带的丰富内涵。梁朝服饰延续着这一风尚，衣服色彩仍以白色为多，白纱帽是皇帝元服，白纱、白绢衫以及白裤是贵族们的常服。

在衣服的纹饰上，梁朝礼服有重要变化。自周代以来，天子的礼服纹样用十二章纹，依次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三公以上用山、龙以下九章纹，九卿用华虫以下七章纹。从天监七年（508）的诏书看，梁朝礼服不止这十二章纹，从十二章纹中演变出其他图纹，如由“宗彝”衍变出青兽，由“华虫”衍变出鸾凤、禽鸟，由“藻”衍变出圆花等等，还把龙凤并列为服章纹式。这一变化固然是纺织品纹样的进步所带来的，但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服饰等级的进一步细致化。

服装要呈现等级的高贵，衣料的质量高低自然是倜傥风仪和华而不缛的保证。上层统治集团和下层庶民百姓之间，使用衣料质地的区别素来有很大的讲究，并常常由朝廷发出使用范围的禁令。一般说，锦绣绮罗一类质地精良的丝织品被视为上服，只有上层人物可以穿用；而麻布粗纱一类质地粗疏的织品被目为下服，禁例规定只许平民百姓穿着，两者的界限是不能随便混淆的。但梁代有一些小变化：一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的衣着逐渐突破了禁令，衣锦穿绣已是常事；二是由于梁武帝佞佛，不忍杀生，皇帝本人的服装以麻布为质料，进而影响百官的常服和礼服也多以布制成。这是梁代的一种特殊情况。

同样由于信佛的原因，在饮食上，梁武帝主张素食。他不仅写过《断酒肉文》，还下过“宗庙不血食”之诏，并根据《涅槃经》要求僧侣们全面禁止食肉。梁武帝的这一生活态度，推动了素食的发展，使梁代的素食加工达到了新水平。梁武帝曾对贺琛指责风俗奢侈大为恼火，说自己俭衣素食，无贪残侈靡可言，但也承认自己的素食非常精致，一个瓜能变出几十种式样，一种菜能做出几十种味道。素食的发展对食品工艺的推动是不言自明的。

尽管梁武帝希望全天下人都像他一样信奉佛教，不杀生灵，谨遵戒律，可事实上不可能做到，餐桌上不出现肉食更是不可能的。但从文献记载来看，牛肉在梁代是不可食的，否则就是犯法。《梁书·傅昭传》说，傅昭的儿媳曾以牛肉进食，傅昭召来自己的儿子，告诫道：“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这种情况可能与牛在当时南方生计中的重要性大有关系。

梁朝，贵族府第及地主庄园的房舍建筑较前代更为奢华，堂屋、楼阁、亭台、门阙等一应俱全。不少贵族官僚的住宅采用大型厅堂和庭院回廊等组成栋宇府舍，原只能用于宫殿营造上的庑殿式屋顶和鸱尾，这时往往被逾越使用。在上述的建筑样式之外，府第中还有各种各样的树木以及由怪石堆砌而成的假山假水。

在车舆制度上，梁承汉制，天子用五辂五牛及五色幡旗，尚青色而后改赤。天监七年改乘玉辂，由品官驾驭；其余四辂则使人执辔，以朱丝为绳，并将宋、齐以来的轺车改装成犊车，配以龙凤象鸾。此外，画轮车、衣书车等皆用牛驾。诸王及高官有勋德者，皆特加驾牛皂轮车，形如犊车，但黄金雕装。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都用驾牛轺车，青油幢，朱丝络，并规定：使用鹿幡轺的为三公、开府、尚书令，使用凤辖轺的为仆射、大夫、侍中等，使用聊泥轺的为国子祭酒、列卿、尚书等，使用龙雀轺的为车骑、骠骑、刺史等，使用方盖轺的为御史中丞。不分等级贵贱通乘的是“羊车”，又名辇。羊车并非用羊拉车，而是车上绣有瑞羊门帘的牛车。至于肩舆，当时以八人扛抬的“平肩舆”最为普遍。

在婚姻形态上，门第婚虽不断地被打破，但仍是世族婚姻的主要形式。由于婚姻圈越来越小，世族的子孙的体质和智力越来越差，“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以及“笔则才记姓名”，正是这种婚姻的恶果。此时，无论哪一阶层，早婚早育依然盛行。据学者研究，当时的早婚年龄在男十三四岁和女十一二岁上下波动。由于贵族中嫁娶的铺张浪费，竞尚奢华之风影响到民间，成为一种陋俗，以致贫者不能及时嫁娶而晚婚的也大有人在。婚姻中纳财的风气尤为盛行，或是女家向男方索要嫁钱，或是男方赚女方陪嫁。《颜氏家训·归心》中就有公婆因嫌嫁妆少而毒骂媳妇及亲家的生动描述。

梁朝在妇女改嫁方面并没有什么限制。妇女改嫁的原因甚多，有因无子嗣而被迫改嫁的，也有丈夫早死而自愿改嫁的。如徐孝嗣之母，年少时丈夫被害，但已怀上了徐孝嗣，为了改嫁时没有麻烦，不仅用衣杵舂腰，还服用堕胎药。这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

在丧葬制度上，梁朝大抵延续了节葬的传统。梁朝诸帝，包括武帝萧衍在内，都不得好死好葬。梁武帝死，“秘丧逾年，乃发凶问”。可以说梁朝诸帝无一人真正享用天子葬仪。此种情况，如同梁武帝“自我得之，自我失之”，都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例子。元帝萧绎《金楼子》有《终制》一篇，举出了很多生前要求节葬的例子，用意很显然，他也是要求俭葬的。他一生喜好书籍，只要求在小墓中放些《曲礼》、《孝经》之类就可以了。后来元帝被杀，连薄葬也谈不上了。除了萧宏之外，文献中关于梁朝皇后、皇子、诸王的丧葬记载甚少，可能是史家认为此期葬制并无特别之处，也就省略不记了。在梁代百官中，丧葬糜费的人多，主张节葬的人也不少，如徐勉就是其中一人。徐勉主张节葬，并不表示他对丧葬不重视，相反，他是十分注意丧礼的。梁代有一不好的风气，即处理丧事过速。有的人家早晨人死了，下午就出殡。徐勉对此违礼之俗，数次上表，要求朝廷出面予以纠绳，恢复“三日大敛”的古制。另外，昭明太子非常迷信相墓术。这些例子都说明主张丧事从俭的人，往往是重丧的。

在中国节俗中，七月十五是“鬼节”，道教称此日为中元节。依道书记载，这天要举行献祭讲经活动，使那些地狱中的囚徒饿鬼皆得温饱，免于痛苦，善者重返人间，恶者仍回地狱受苦。这个节日原叫“盂兰盆节”（或称盂兰盆会），意谓救倒悬以报父母。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七说，首次在汉地设盂兰盆节的是梁武帝。他在此日举行盂兰盆斋，以供养僧众。由于他的提倡，士民百姓无不效法遵行，相因成俗而变为一个重大节日。虽然缺乏其他史料证明，但联系梁武帝的所行所好，《佛祖统纪》的这一说法大致可信。